新时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与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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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与当代意义
——基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分析
李松龄
(湖南大学 经济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79)
摘 要：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认识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要通过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认识，揭示它的理论依据。对超额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化认识，能为“两个毫不动摇”提供理论依据。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是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前提和条件，有利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是揭示“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信念和信心。
关键词： “两个毫不动摇”； 超额剩余价值； 劳动力资本化； 个人所有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简称“两个毫不动摇”)，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来的一项政治主张，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坚持和发展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理念，党的十九大则把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坚持新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把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将“两个毫不动摇”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理论界的同志围绕“两个毫不动摇”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应用研究。其中，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研究文献居多。
何自力(2018)[1]认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社会主义矛盾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韩保江(2012)[2]则认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是基于历史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喻新安(2017)[4]认为“两个毫不动摇”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和发展。顾纪瑞(2013)[6]从2010年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角度，阐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程言君(2009)[5]认识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姜淑平(2006)[8]则是通过重温邓小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深化认识“两个毫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们在认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如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韩保江(2012)[2]认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一要科学定位国有经济的安全稳定功能、调控引导功能和支撑服务功能；二要大力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四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在于赋予与公有制经济相同的“国民待遇”、降低准入门槛、拓展发展领域，放宽国内民资的市场准入领域，加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力度。何自力、高尚全、喻新安等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和产权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认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产权制度，依法维护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财产的产权[1,3-4]。孙仲彝(2018)[7]则认为，为增强公有制经济实力，应摆脱“民营经济”概念，消除国有、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的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结合的新型集体经济。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深入认识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树立“两个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心，以及如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仅仅从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角度认识“两个毫不动摇”是不够的，应该通过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揭示“两个毫不动摇”内在的理论依据和辩证关系。长期以来，依据传统理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公有制资本取得的利润归公，惠及全体人民，非公有制资本取得的利润归私，惠及个人，二者的关系是对立的，不可能形成可以兼顾的对立统一关系；前者为公、后者为私，只有破私立公，才能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所以认为“两个毫不动摇”难以或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只有通过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转变传统的理论观念，才有可能揭示“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实现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这种意义上讲，仍有必要以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化认识“两个毫不动摇”和如何创新制度安排，实现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揭示以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两个毫不动摇”的当代意义。
二、以劳动价值论深化认识“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
从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角度认识“两个毫不动摇”，只是回答为什么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问题，或者说只是从社会需要论的角度认识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问题，它没有回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不只是需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而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道理，那就是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依据，揭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道理，实现“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目标[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因为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实力，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只是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没有揭示“两个毫不动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同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理论关系。如果依据上述的传统理论认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那么就不可能实现“两个毫不动摇”。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时代，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不只是要揭示“两个毫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也必须要通过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从理论源头上揭示“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之所以要否定私有制和非公有制，是因为私有和非公有资本占有的利润是由劳动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二者无偿占有利润就是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剥削。“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10]227。在这里，马克思所指出的自行增殖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把他的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并通过它无偿占有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达到剥削劳动者的目的。要摆脱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就必须否定私有制和非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对公有制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进行再分配，达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否定私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方式，达到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目的，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时代，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只是需要讲清楚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也必须以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讲清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两个毫不动摇”难以或者不能兼顾的理论难点，在于非公有制的资本占有的利润收入是对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从而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尽管公有制的资本也是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收入，但因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不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如果难以或者不能通过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揭示资本占有的利润，除了无偿占有的部分外，还有有偿占有部分的理论依据，就不可能讲清楚“两个毫不动摇”能够相互兼顾，从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在支付必要价值部分的劳动工资以外，通过延长工作日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绝对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显然是一种无偿占有，可以认为资本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转换的利润是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剥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降低必要价值，从而以少支付劳动工资的方式，相应地改变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量的比例形成的剩余价值就是相对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也是一种无偿占有，同样可以认为资本无偿占有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是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剥削[10]366。从非公有制资本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意义上讲，“两个毫不动摇”只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不可能实现二者兼顾。所以，要揭示“两个毫不动摇”能够兼顾的道理，只有可能从超额剩余价值是否为非公有制资本有偿占有中寻找理论依据。如果能够通过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认识，揭示非公有制资本占有超额剩余价值具有有偿占有的性质，那么就有可能讲清楚非公有制资本占有超额剩余价值不是对劳动或劳动者剥削的道理，“两个毫不动摇”才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兼顾的辩证关系。我们正是在超额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化认识上，寻找突破口。
超额剩余价值能否被认为是非公有制资本的有偿占有呢？这得从马克思关于超额剩余价值的原始定义说起。“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1先令这个社会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他的商品的售价就超出它的个别价值3便士，这样，他就实现了3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10]369。关于超额剩余价值的概念，马克思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只有增加资本投资，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才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二是资本家是通过出售商品的使用价值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三是超额剩余价值是与社会价值相等的商品价格高出个别商品价值的部分形成的。显然，超额剩余价值，不是个别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不是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个别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形成的，而是社会价值高于个别价值的部分形成的。消费者购买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付出的社会价值的一部分补偿了个别商品价值，多出个别商品价值的部分形成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能够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是因为他对消费者让渡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是一种有偿占有，完全不同于资本家无偿占有个别商品价值中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所以说，资本家占有超额剩余价值不是无偿占有消费者生产的社会价值，不是对消费者的剥削，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交换行为，从而不构成对生产个别商品价值的劳动的剥削，因为超额剩余价值本身就不是个别劳动生产的个别价值，而是社会价值高出个别价值的部分。这也回答了超额剩余价值不是源于个别价值，而是源于社会劳动生产的社会价值的道理。
超额剩余价值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能得到的，这同所有的资本家都能得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情形不一样。只有那些创新使用资本和增加使用资本、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降低个别商品的价值，才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是对创新使用资本和增加使用资本的补偿，是创新使用资本和增加使用资本的贡献，如同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是对劳动的补偿和劳动的贡献一样。不过，仍有人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劳动的贡献，理由是创新使用资本和增加使用资本能够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个别劳动的复杂程度，从而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复杂劳动生产出来的。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难以自圆其说。从现实情况来看，机械化和自动化替代手工劳动，是机械化和自动化中的物化劳动替代了人类的复杂劳动，而不是人类劳动因为机械化和自动化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3]。从马克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不只是劳动时间和劳动量没有增加，而且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大大降低了。因为机械化和自动化使得个别劳动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生产超额剩余价值的说法，理由并不充分。可能有人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是由从事科学技术的复杂劳动生产的，因为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增加了财富，降低了个别价值。其实，科学技术的复杂劳动是通过物化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设备上而应用于生产的，科技人员的复杂劳动物化在机械化自动化的设备上，在设备的交换中已经得以实现；制造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的科技人员复杂劳动只是间接参加生产过程而不是直接参加生产过程，并不生产价值(设备的物化劳动不生产价值)，从而不能说超额剩余价值是物化在设备上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复杂劳动生产的。所以，不能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个别劳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个别劳动)生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不能认为资本或资本家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是对个别劳动的剥削。
无论是公有制资本，还是非公有制资本，二者占有的利润收入如果是由超额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而不是由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那么就会因为二者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是有偿占有，不是无偿占有和对劳动的剥削而成为可以统一的能够相互兼顾的辩证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也就有了基于深化认识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论依据。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实现公有制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而不无偿占有或者较少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从而能使“两个毫不动摇”形成对立统一的能够兼顾的辩证关系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显然是一种否定非公有制，只坚持公有制的制度安排，不是能为“两个毫不动摇”形成对立统一的能够兼顾的辩证关系的制度安排。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因为改革仅仅停留在股份制即混合所有制变革的层面上，资本占有的利润收入，不只是包含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部分，而且也包含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部分(该部分的比例可能大大高于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部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对立的程度较高，“两个毫不动摇”遇到理论上的难题。现实中出现的“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论争论，就是“两个毫不动摇”理论难题的具体表现，说明要建立对立统一的能够兼顾的“两个毫不动摇”，并不是现有的制度安排能够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基础上，创新所有制形式。所以，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造条件。
三、解放思想，创新“两个毫不动摇”的制度安排
完全的公有制或者完全的非公有制是不需要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的，只有在既有公有制也有非公有制的制度安排下，才需要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坚持公有制，不需要提“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需要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主张。因为现有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制的、私有制的和混合所有制的)都不可能实现资本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而是更多地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所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意义上对立的程度很高，而且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受到来自理论舆论方面的压力，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的理论争论就是例证。只有创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使得资本只是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或者只是较少地占有且能为社会所容忍的绝对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价值，才有可能实现“两个毫不动摇”。
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够保障资本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或是较少地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呢？马克思主张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所有制形式为资本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或者较少地有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提供了可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0]874。马克思指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二是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可以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公有制属于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不只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共同所有，而且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共同占有。混合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可以是公有或集体所有，也可以是私有或个人所有，不具备公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共同(全民)占有的性质，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却属于共同占有、共同使用，具有生产资料使用权共同占有的特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可以是在生产资料使用权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出现了现代股份制，实现了生产资料使用权意义上的共同占有。当然，也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践表明，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属于全民所有，而不需要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所以个人认为，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应该是指在生产资料使用权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或者也可以说是在现代股份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不过，需要说明而且必须说明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为什么能够为资本(无论是公有的还是非公有的)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或者较少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道理。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得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具备重新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制度基础、如何重新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以及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为什么能够保障资本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或者较少地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对立统一和相互兼顾的道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12]33的政治主张，为马克思主张的重新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应该说，混合所有制或者说现代股份制并不等于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但是，如果劳动者持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份，并参加企业的生产劳动，那么就因为劳动者的股份是一种个人财产，从而可以认为是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于，劳动者仅有劳动工资收入，除了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外，缺乏持有股份的资本，从而难以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可见，只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一定能够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股份制的发展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并没有建立，就是因为这个道理。遵循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政治主张，就不能将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仅仅停留在混合所有制形式变革的层面上。
劳动者缺乏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但他们的劳动力可以资本化，劳动力资本化的问题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张秋菊(2002)[13]就对劳动力要素的资本化及其重要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李丽辉(2006)[14]也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资本化及其实现途径的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应该说劳动力资本化的问题不存在大多理论上的障碍。其实，劳动力资本化是有充分依据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只是生产出自身的价值——劳动力价值，而且还能够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增值——剩余价值，这比资本靠剥削劳动实现增值，理由充分得多。只要劳动者能够占有劳动力价值的增值，劳动力就能够成为劳动者的资本，而不是资本家的资本——可变资本。劳动力能够资本化，就可以将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于是劳动者就有条件持有股份，从而可以通过股份分红分享剩余价值。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的制度安排就是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所以说，劳动力资本化是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为什么能够实现资本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或者较少地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呢？这是因为，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劳动者就能够通过股份分红获得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份额也就相对减少了。只要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壮大到足以与资本占有的股份相抗衡的地步，劳动者就有可能通过股份分红得到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相当的收入，资本所能得到的就只是有偿占有的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收入，或者只可能较少地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收入了，公有制资本占有的情况是如此，非公有制资本占有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两个毫不动摇”能够对立统一和相互兼顾的理论原因和制度原因。所以，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不仅仅需要讲清楚必要性和重要性的道理，更应该弄明白“两个毫不动摇”得以对立统一和相互兼顾的理论原因和制度原因。不只是需要不折不扣地学习、贯彻和执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治主张，而且更需要通过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认识，创新“两个毫不动摇”得以对立统一和相互兼顾的理论依据和制度安排。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的可操作性问题，因为这也是“两个毫不动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关于劳动力是否能够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的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疑问。一是劳动力资本如何计量；二是劳动力资本如何实现货币化积累；三是劳动力资本如何承担风险。依据马克思关于土地资本化的计算方法，劳动力资本的计量可以依据劳动工资除以资本利率的公式进行，劳动力资本的计算不成问题。在企业中可以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物质资本或货币资本的方式积累资本，当然，也就可以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劳动力资本的方式积累劳动力资本。如果说资本不生产剩余价值而靠掠夺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再转化为资本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话，那么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再转化为劳动力资本就更有合理合法的依据了。所以，股份制企业既可以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再转化物质资本，也可以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再转化为劳动力资本。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否定劳动力是劳动者的资本，而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中设立劳动力资本账户，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存在劳动力资本账户的问题。既然可以设立固定资本账户，也就可以设立劳动力资本账户，全在于事在人为。所以，公司制应创新制度安排，那就是把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都作为发行多少股份的依据。一般劳动者不可能有物质资本，但他有劳动力资本，他虽然不能以物质资本持有股份，但可以劳动力资本持有股份。因为劳动力资本的货币化，劳动力资本从而劳动者也就像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所有者那样，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和责任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广大劳动者，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否定劳动力资本，不建劳动力资本账户，但我国需要而且更应该通过否定之否定，建立劳动力资本账户，为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重新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提供实现途径。至此，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和制度安排作了比较充分的揭示和说明。
四、以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两个毫不动摇”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2]21。为了深入认识习近平同志“两个毫不动摇”的新发展理念，人们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适应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等方面，阐述和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时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作用和当代意义。这些深入认识对于理解、贯彻和执行习近平同志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新发展理念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仍有必要以深化认识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当代意义，概括起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够坚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心。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经济不动摇，是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依据的。私有制是一切剥削和罪恶的根源，要消除劳动者的贫困，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推翻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以这种理念坚持走破私立公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前，坚持一个毫不动摇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动摇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我国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而且还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包括私有制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个毫不动摇转变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两个毫不动摇”。显然，一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不可能作为“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支撑。所以，不仅仅从需要论和必要性的角度认识“两个毫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为“两个毫不动摇”探讨理论依据。因为是从需要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角度认识“两个毫不动摇”，所以某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就业水平，我国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如果当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经济实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性质和公平正义，那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可以适当放缓甚至可以退出了，“两个毫不动摇”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可见，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深入揭示“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对于学习和贯彻习近平“两个毫不动摇”的新发展理念，对于坚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的信念和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是能够坚定继承和发展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信念和信心。解放后，我国基于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目的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剥削劳动的不合理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我国不仅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非公有制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问题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不公现象产生并日益严重。因此，有人认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不公现象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结果，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显然，这种认识同“两个毫不动摇”的新发展理念是相对立的，不利于维护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所以，需要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探讨资本除了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否还有有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理论依据。江泽民同志提出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政治主张，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要为资本占有什么样的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为合理的利润提供一个理论上的依据。否则，非公有制经济因为缺乏劳动价值理论的支持而难以长足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也就没有理论上的支撑了。通过深化超额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资本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的道理。只要非公有制资本不完全是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而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或是较少地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转化的利润，就可以认为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利润占有，就不构成或是较轻微构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这种意义上说，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并不一定要通过否定非公有制经济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坚定继承和发展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信念和信心。
三是能够坚定深化所有制形式创新的信念和信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新发展理念，需要转变资本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是无偿占有的传统观念，而要保障资本只占有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超额利润或是较少地有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从现有的所有制形式来说，无论是公有制或是私有制或者混合所有制，都不能保障资本只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或是较少地有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公有资本的利润也是由绝对剩余价值或者相对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只不过是公有资本无偿占有的利润，取之于民和用之于民。私有制的或者混合所有制的资本，毫无疑问是要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收入偏低，资本收入偏高的社会现实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要从资本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或是较少地有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的角度，揭示“两个毫不动摇”对立统一、相互兼顾的理论依据，就需要有相应的所有制形式，为资本占有比较合理的利润提供可能。这种所有制形式就是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树立资本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转化的利润的观念，只是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供了理论依据，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只是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定位在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层面上，没有提出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政治主张。但是，如果不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缺乏制度安排上的保障。所以，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新发展理念，就有必要在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以劳动价值论深化认识“两个毫不动摇”，能够促使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坚定深化所有制形式创新的信念和信心。
四是能够坚定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信念和信心。以劳动价值论深化认识“两个毫不动摇”，一要对传统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二是要对马克思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深入研究，三是要对劳动力资本化的问题作出理论解释。超额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历来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占有超额剩余价值，同它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一样，具有无偿占有的性质。通过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发现资本占有超额剩余价值不是无偿占有，而是具有有偿占有的性质，为“两个毫不动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没有涉及的内容，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回答。要保障资本只是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或是较少地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需要探讨马克思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这是一个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较少涉及的领域，即使现在仍存在争论和歧义。所以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将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纳入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化解理论上的争论和分歧。要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首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需要揭示劳动力资本化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的道理。人们认为，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商品，不是劳动者的资本。如果依据他们的认识，劳动力不是劳动者的资本，劳动力的资本化就无从谈起，劳动力也就不可能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劳动者缺乏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他们就不可能持有股份，也就不可能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劳动力资本化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解释上述的理论问题，从而坚定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信念和信心。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的分析和讨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是适应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义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的需要，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是提高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二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能只以上述的各种需要作为唯一的理由，应该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以资本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有偿性作为“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依据，不然的话，“两个毫不动摇”就没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支撑；三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不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只有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才能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供可能；四是只有转变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商品的传统观念，树立劳动力不仅是劳动者的商品，而且也是劳动者的资本的新观念，才能为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提供理论依据；五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认识和解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创新公司法的有关内容，使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的股份有法可依；(3)变革企业的资本账户，在固定资产账户的基础上，增设劳动力资本账户；(4)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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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wo Unshakable” in the New Era: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LI Song-ling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Abstract：Adhering to “Two Unshakable” requires u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its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but also to reveal its theoretical basis through th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labor and labor value theory.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excess surplus value theor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wo Unshakable”. The capitalization of labor force into shares of laborers, which is the premise and condi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ividual ownership based on their own labor, is conducive to adhering to “Two Unshakable”.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vealing the “Two Unshakable”,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strengthen our belief and confidence in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Two Unshakable; excess surplus value; labor capitalization; personal ownership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20)07-0003-11
收稿日期：2019-11-15
作者简介：李松龄，男，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价值理论和经济制度研究。
责任编辑 廖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