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兵形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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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兵形势考
王 震
摘 要：《汉书·艺文志》将兵书划分为四种，其中的兵形势，有学者认为是讲求军事行动运动性、灵活性的一个流派，有学者认为就是战术，但从先秦典籍来看，形势之“形”，主要是指编制实力的组织管理，并兼及作战部署，而“势”则是潜在的预期效能，即编制实力经“形”的有效组织管理而转化成的战斗力。从《汉书·艺文志》看，《兵书略》对“形势”的定义与列入兵形势家的《尉缭子》《蚩尤》等书都与军队组织管理有关。从学科体系结构看，兵形势是类似于近现代“军务”职能的专守之事和专精之学，是传统兵学的四大分支之一，故兵权谋作为总的战略方针与战术方法，在整个兵学体系中发挥统摄作用，而形势、阴阳、技巧分别在治军众、通鬼神、管器械三个不同向度上支撑着权谋的实施。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兵学；兵形势；军务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1)《汉书》卷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9页。本文所引《汉书》皆出自此版本。，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其中，权谋、阴阳、技巧三种的内容，大致比较清楚，唯独形势所指为何，诸说纠结，界定模糊，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在此，笔者拟从旧籍诂训书证、史志书目著录、学科体系结构等多个维度入手，对这一兵学种目的学术内涵作一探究。
一、两种视阈下的兵形势
《汉书·艺文志》将兵形势概括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2)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20世纪80年代，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研究员曾撰文指出：“‘雷动风举’言兵锋之威，‘后发先至’言军行之快，‘离合背向’言其机动能力高，‘变化无常’言其战术变化巧，‘以轻疾制敌’则就相当于如今所谓速战速决的意思了。”(3)参见黄朴民：《战国前期的军事学术》，糜振玉主编：《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此说忠实于《汉书·艺文志》字面意义，贴切而准确，也是部队一批学者的主流观点，具有一定权威性，对学界影响至深。黄朴民教授在参撰军事科学院糜振玉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军事学术史》一书时，就采用了这一观点(4)黄朴民、把梦阳：《古代兵学思想研究的挑战与超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又见黄朴民、诸葛瑞强：《从“尚武”到“崇文”——漫谈中华文化精神风貌之变迁》，《军事历史》2018年第5期。。近年来，黄教授在其《古代兵学思想研究的挑战与超越》《从“尚武”到“崇文”——漫谈中华文化精神风貌之变迁》等论作中仍持此说，即认为兵形势“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与战术运用的灵活性、变化性”。除此之外，李桂生教授的《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5)参见李桂生：《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226227页。、赵国华教授的《中国兵学史》(6)参见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等著作也都提出了与之相同或近似的说法。王钧林教授还结合《淮南子·兵略》，指出“‘兵形势家’善于运用用兵形与势的变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疾速，出其不意，后发制人，击败敌人，取得胜利”(7)王钧林：《大兵学“刍议”》，《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这基本上还是认同了吴研究员的说法。
吴说虽颇具认同度，却有一个明显缺陷，那就是仅从文本意义上解读了《汉书·艺文志》的表述，而未能给出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范畴界定。正如杨宽《战国史》所说，“兵形势家讲求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灵活性”，“其实这是当时军事家普遍重视的作战原则”(8)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这就是说，上述以吴如嵩为代表的诸位学者的认识，仅限于枚举了包括兵形势家在内的各派军事家普遍提倡的一些注重运动性和灵活性的作战原则，却未能将兵形势的属性特征说清楚。
相比之下，军科院的许保林研究员曾给出一个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兵形势就是战术。他认为：“权谋类收录讲战略的兵书，形势类收录讲战术的兵书，阴阳类收录讲天候、地理、阴阳卜筮的兵书，技巧类收录讲军事技术及其运用的兵书。”(9)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1415页。李零先生结合《孙子》之《形》《势》二篇的内容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形势’，指兵力配置。‘形’是己所固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可见之形；‘势’是因敌变化令人高深莫测的人为态势。前者指投入战场前的一切准备(包括军队的征发、组建，以及装备、训练)，后者是针对战场形势对兵力的调动和再分配。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是指战术对策，今语叫‘战术’。”(10)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57页。
但是，这一观点也有问题。许研究员一方面以战略和战术区别权谋与形势，但同时又说：“古代战略与战术尚无明确的区分，其中相互交叉是不可避免的。”(11)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第15页。事实上，战略、战术都是现代军事学的范畴，古人没有这样的概念区分，也就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标准给兵书分类。根据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定义，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和策略”；战术是“进行战斗的方法，内容包括战斗原则，战斗部署、战斗指挥、战斗协同、战斗行动的方法，以及各种保障措施等，还包括行军、宿营、输送、变更部署和换班的方法”(12)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全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0、137页。。显然，古人没有这样的自觉认知。正如军事科学院田昭林研究员所指出：“从先秦兵家著作看，全为综合性军事理论，还没有对军事学术进行科学的分类，战略、战术不分，更没有战役法。很多兵书上所说的作战原则，既是战略原则，也是战术原则。”(1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既然如此，那么汉代的任宏在论次兵书的时候，又怎能分得出哪些著作是讲战略，哪些著作是讲战术呢？
如果根据上述现行《军语》的定义来分析，今本《孙子》除《计》《作战》《谋攻》三篇外，其余十篇大都偏重讲战术问题，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绝大多数篇章亦以探讨战术为主，今本《吴子》专论战术的内容也占有很大比重；而《汉书·艺文志》却将《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和《吴起》著录于被许研究员认为是战略的兵权谋家。同时，《艺文志》又把《尉缭子》归入被视为战术的兵形势家；而此书在涉及战术的内容上，较之上述三部兵书并无特别之处，既没有在篇幅上占绝对优势，更没有在理论上有鲜明主张。从战术角度看，《尉缭子》似乎并未比别的兵书更加特别地强调“雷动风举”“后发先至”的原则。所以，古人绝不可能以战略、战术的标准来给兵书分类，不可能用战略和战术区别权谋与形势。当然，不可否认，兵形势会触及战术。正因为古人没有战术的概念，无法将战术问题从兵学体系中剥离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兵家之权谋、形势、阴阳、技巧都会兼涉战术，但战术都不是核心。所以，把兵形势界定为战术，显然不太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李零先生认为形是“己所固有”的，而势则“因敌变化”，他曾阐释说，“‘形’，含有形象、形体等义，在《孙子》书中主要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诸因素”，“‘势’含有态势之义，在《孙子》书中主要指人为、易变、潜在的诸因素”，“‘形’‘势’两字连言，含义主要是指后者，即人为的态势”(14)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导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011页。。笔者认为，这一阐释还是有一些探讨余地的。这一点下文将另作详述。
许保林、李零等学者提出的主张及论证校正了前述观点认知兵学体系的视阈偏差，厘清了学科与学派的界限，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意义。李零先生主张把《汉书·艺文志》所涉及的学术，划分为学科和学派。他认为，“兵家和数术、方技之学，它们都不是学派而是学科”(15)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导言》，第2页。。就《汉志》所及而言，学派以特定的思想主张为标志，学科以独立的知识体系为界域。当然，有的学派为了推行思想主张而形成了专属的知识领域，但二者始终是不同的维度。兵学是学科，形势则是分支，但所谓军事行动的运动性与战术运用的灵活性、变化性，其实更像是一派主张，因为它只是军事家普遍重视的作战原则而已，既非兵形势所独有，更无法涵盖专属知识领域，形成体系。所以，笔者主张以学科的视阈来考察兵形势的内涵。兵形势虽不能是战术，但它至少应是先秦军事学术中某一特定的知识领域。
二、先秦典籍中的“形”与“势”
先秦典籍中，“形”“势”二字屡见，其义较为复杂。从字面看，“形”“势”二字的意义，恰好可以借用清人段玉裁的训诂条例来表述，正是浑言不别，析言则异。从浑言角度说，形与势同。焦循《易章句·象上传》“地势坤”注云：“势，犹形也。”(16)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卷一○八一，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6册，第306页。《周礼·考工记·弓人》“射远者用埶”，郑玄注引郑司农：“埶谓形埶(按：“埶”与“势”通，详下)。”(17)《周礼注疏》卷四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34页。形就是势，势就是形，形势等同于形，亦等同于势。从析言的角度说，则形是行为，势是效果，兹分别释之。
先说形。《孙子·势》篇云：“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这里提及“形名”一词，形势之“形”，可由此探源。所谓“形名”，曹操注谓“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王皙注：“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号也。”二说虽有异，其旨则略同。形名不仅是通信工具，更是一套号令系统。所谓“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就是说指挥大部队作战，像指挥小分队一样便捷高效，靠的是形名，以约束士卒令行禁止，确保部队听从指挥、步调一致，即如张预所注：“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听金鼓之号而行止，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18)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7110页。形名号令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础，古人行军打仗，必先申明于此。如《尚书·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都是战前发布形名号令的经典范例。故此形名之“形”也就与约束部队、管理部队联系起来。
在战争实践中，形名号令不是孤立的存在，还要衍生出相互纠结牵涉的一系列问题，即如上引《势》篇之文所云，分数、奇正、虚实，与形名号令相融共生，都是形的呈现方式，或曰形的延伸，亦即广义上的形。下面依次分述之。
1.分数 曹操认为“部曲为分，什伍为数”(19)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第107页。。先秦兵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百人为卒，二百人为大卒(汉代曰曲)，五百人为旅(汉代四百人曰部)；用今天的军事术语说，分数就是军队的规模结构与力量编成，若简略言之，可谓编制。这是有效实施部队组织管理的重要保障。
2.奇正 奇正表面看是战术，实质是编制实力的组织调配方式。“正”是对阵交锋，“奇”是邀截袭击，奇正就是正面进攻与侧翼截击的机动变化。侧翼截击，是非常规打法，敌不可预知，猝不及防，故今人多把奇读作qí，奇诡的“奇”，有出人意料之义，这是战术层面的理解。银雀山汉简有《奇正》一篇，该篇将奇正纳入形的范畴在战术层面上有所论及：“刑(形)以应刑(形)，正也；无刑(形)而裚(制)刑(形)，奇也。”(20)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55页。意思是说：以我常态之形正面应对敌人，是正；以我不可预见之形制伏敌人，是奇。
若推究其原，则奇正更应被视为一种编制实力的组织调配方式。奇正之“奇”更当读jī，奇数、偶数的“奇”。奇就是数的零余。《唐李问对》由奇正之“奇”联系到黄帝兵法的《握奇》(亦作《握机》)之奇，解释说：“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词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余奇则是。”(21)《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此说极是。古代部队按照部曲什伍的分别，编入军阵实施作战，或有少量人员不能纳入整编，相当于“零余”或“余奇”，就由主帅亲自掌握，随时待命，在战场上应对突发情况，也就是战略预备队。《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战于邲，楚庄王“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游阙，杜预注“游车补阙者”，杨伯峻注：“盖此种车本可以在战场巡游，何处需要，即投入补充。”又《哀公十一年》记载：吴王夫差会鲁伐齐，吴以“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两军战于艾陵，“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杨伯峻注：“王卒，中军及王自率之卒，助胥门巢。”(22)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40、1661、1663页。游阙和王卒，都是军事史上最早的战略预备队。这些战略预备力量往往在正面作战进入一定阶段之后，根据需要从侧翼穿插，截击敌之某一部。李筌注谓“当敌为正，傍出为奇”(23)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第109页。，即此。所以，奇正本质上是编队职守的划分，只不过那些作为主力的正面部队(正)，往往不如“不按套路出牌”的战略预备队(奇)更能发挥关键性作用，奇正也就逐渐具备了战术上出奇制胜的效果。
视奇正为编制实力的组织调配方式，《奇正》篇阐述尤详：“奇正无穷，分也。分之以奇数，裚(制)之以五行，(斗)之以□□。分定则有刑(形)矣，刑(形)定则有名【矣，□□□】则用矣。”分就是分数，汉简整理小组引《孙子·势》篇“分数是也”梅尧臣注云：“部伍奇正之分数，各有所统。”(24)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第155、156页。正如上文所述，分数其实就是规模结构与力量编成。所谓“奇正无穷，分也”，是说奇正变化无穷，本质上是以分数的优化组配来实现的。又说“分之以奇数”，张震泽注谓：“按系统分划队伍，各给以或奇或正的职分。”(25)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9页。这正说明奇正是编制实力的组织调配，通俗地说，就是依托一定的编制体制，划分各部曲乃至各级各类人员的分工职守。“分定则有形，形定则有名”，此处的形名，正与上引王皙所注相合，即“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号也”。正因为分数既定，彼此隶辖明晰，号令乃得名实相符，贯彻施行，故谓“分定则有形，形定则有名”。
3.虚实 作为虚实的形更多体现为战术。之所以说兵形势与战术有重合，指的就是这部分内容。在《孙子·虚实》篇中，“形”字屡见，也多与战术有关，如“形人而我无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因形而错胜于众”，“应形于无穷”(26)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第146、153、155、156页。等等。形就是军事部署，“形人”是掌握敌方部署，“无形”是隐匿我方部署，“形之”是故意暴露我方伪装部署以试探敌人，“因形”“应形”就是根据战场变化调整部署，实现集中兵力，“我专而敌分”，有针对性地打击目标，故谓“兵之形，避实而击虚”(27)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第146、157页。。虚实是奇正的衍生。《唐李问对》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又谓：“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28)《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250页。可见，奇正是虚实的基础，奇正相变乃有虚实。李零先生也认为，“虚实是扩大的奇正，即通过分散集结，包抄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我众敌寡”，“奇正主要是点上的分配，虚实是面上的分配”(29)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2页。。虚实既为奇正变化所衍生，亦当与之相通，是一种作战部署，也可以理解为战斗过程中动态的组织调配行为，从而实现战术上的效果。不仅如此，又由于虚实与部队的运动有关，指挥高效、行动协调、反应迅速，都是重要因素，所以，虚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军队组织力的检验。
要之，形势之“形”，主要是指部队的组织管理，并兼及作战部署，而这种作战部署实际上又是组织管理在战斗过程中的延伸。所以，概言之，形的核心内容可以大致与部队的组织管理相对应。
下面，我们再说势。“势”字《说文解字》原无，后经徐铉补入新附字中，释曰“盛力权也”，“经典通用‘埶’”(30)许慎撰，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第一三下《力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4页。。埶的本义是种植。毛公鼎铭文“埶小大楚赋”，吴大澂注：“古‘埶’字从木从土，以手持木种之土也。”(31)吴大澂：《愙斋集古录》第四册，《续修四库全书》第9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2页。马叙伦认为，“埶”字“从丮从木从土，会持木植土中意”(32)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六《丮部》，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52页。。古以种植之“埶”用为权势、威势之“势”，段玉裁认为是引申(“‘埶’本种埶字，引伸为势力字”(3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八篇上《人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0页。)，朱骏声认为是转注(“转注为气势之‘势’”，“力也，埶植用力最劳”(34)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第一三《泰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80页。，按朱氏所说的转注其实也是引申)，郑珍则视为假借，其《说文新附考》云：“经典本皆借作‘埶’，古无‘势’字，今例改从俗书。《史》《汉》尚多作‘埶’，《外黄令高彪碑》《先生郭辅碑》并有‘势’，是汉世字。”(35)郑珍：《说文新附考》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223册，第336页。概略言之，则“埶”与“势”通。
埶与势皆可训“盛力权也”，必与力量有关，而且这种力量往往是潜在的、预见性的，更确切地说应谓之能量。今物理学中有势能的概念，以重力势能为例，物体所处位置越高，则落地后所受冲击越大，这个冲击的能量，就来自势能的转化，所以势能是潜在的，英文作potential energy，是随着物体高度的增加而不断积聚的，但直至物体落地的那一瞬间，它才会通过转化之后的动能显示出来。《孙子·势》篇说：“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其意与此正同。势就如张满的弩弦，待发未发之时能量最大(今有蓄势待发一词)，最令人惊心动魄，而直至发机的那一瞬间才会最终显现，所以同篇又说“其势险，其节短”(36)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第115、114页。。美国学者格里菲思(Samuel B. Griffith)认为，这句话“形象地比喻军队潜能的突然释放”(37)塞缪尔·B.格里菲思：《孙子兵法——美国人的解读》，育委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由于这种突然释放的潜能与士气有关，所以说“勇怯，势也”(38)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第120页。，又说“埶(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39)孙膑：《孙膑兵法·见威王》，《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释文 注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1页。。士卒作战勇猛，同仇敌忾，是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膑兵法·势备》篇又谓“笄(羿)作弓弩，以埶(势)象之”(40)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释文 注释》，第63页。，也是以弩机喻势，其旨近似。
势既含潜在、预见之义，故又可训趋势、走势。《吕氏春秋·不二》说“孙膑贵势”，高诱注：“权之势也。”(41)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页。权即变，权之势即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从孙武到孙膑，一脉相承，皆有贵势特征。所谓贵势，就是善于引导助推事物发展，不是施加外力，而是借其内因，使其变化走势趋近于自己的需要，如《孙子兵法》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求之于势，不责于人”(42)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卷中《势》篇，第15、124页。，又如《孙膑兵法》所谓“其巧在于埶(势)”，张震泽注：“孙膑贵势，得势则巧自生。”(43)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篡卒》，第56页。这与今天所说的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颇有相通之处。
总之，势可以看作潜在的预期效能，这与上文提到的李零先生的观点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形与势的关系，就是行为与效果的关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德宗贞元元年》“此亦一势也”，胡三省注：“以形临之谓之势。”(44)《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577页。势是借助形的作用所实现的某种效果。正如日本学者服部千春所说：“‘形’里边隐藏着‘势’。‘形’一动，全部军力就一起发生作用，表现为‘势’。”(45)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83页。所以，如果说形呈现为分数、形名、奇正、虚实，那么势就是在形基础上实现的“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必受敌而无败”“以碬投卵”的效果。所以说，以分数、形名之形，实现“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之势，也就是军事指挥的集中统一高效；以奇正、虚实之形，实现“受敌而无败”“以碬投卵”之势，也就是同等编制实力下的最优整合，实现战斗力的最大发挥。上文已经提到，“形”“势”二字，浑言不别，析言则异。若析言，形是对编制实力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而势则是编制实力形势经有效组织管理而转化成的战斗力。若统言，则形与势皆为组织管理。在《孙子》中，或谓形，或谓势，并无严格区分。若“形”“势”二字连用，大致也可以与组织管理划上等号。
在《孙子》中，“形势”的范畴被提出并受到重视绝非偶然。格里菲思曾指出，孙子的时代，正是军队组织功能空前凸显的时代，“战争已经成为被指挥的结果”，“单纯的勇敢与临阵脱逃一样，都不再是得到鼓励的行为”，“能够按周密的计划协调行动的军队的新特点，应该对有系统的信号有灵敏的反应”(46)塞缪尔·B.格里菲思：《孙子兵法——美国人的解读》，第257页。。如孙武以吴王宫中美女“小试勒兵”，不惜斩杀吴王爱姬，而使“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同时期的司马穰苴“行军勒兵，申明约束”，齐景公宠臣庄贾监军迟到，“遂斩庄贾以徇三军”(47)《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卷六四《司马穰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31、2632、2625、2626页。。《史记》记载的这两件事，虽未必确实，却折射出当时兵家普遍将治军严明作为将领的基本素养。
《孙子·九地》篇曾以“率然”作为部队快速反应和协调能力的标准：“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48)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第314页。对此，格里菲思认为，“战略战术的成功运用，需要高度机动、训练良好的精锐部队才能实现”，“孙子所描述的组织使得军队在进行中有高度的灵活性”(49)塞缪尔·B.格里菲思：《孙子兵法——美国人的解读》，第218、261页。。最为典型的是秦赵阏与之战，赵将赵奢率部从邯郸出发三十里后就地坚壁，却又在二十八天后突然“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又采纳了军士许历“先据北山上者胜”的建议，“即发万人趋之”，从而占据了有利时机和有利地形，“大破秦军”(50)《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964页。。在这次战役中，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没有统一完备的指挥调度，没有成熟过硬的快速反应机制，赵奢后发制人的策略，无论“庙算”多么充分，恐怕很难顺利地付诸实施。这说明，在当时军队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集中指挥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这是《孙子兵法》专篇探讨形与势的重要原因。
三、《汉志》所著录的兵形势
我们再回到《汉书·艺文志》，所谓“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无非是强调部队的指挥高效、行动迅速、步调一致、战力充沛，显然，这是有效管理与科学部署的结果，也就是同等实力下战斗力转化效能高。
《汉书·艺文志》目录中所呈现的兵形势比《孙子》及其他先秦旧典中所表述的“形势”，更加接近组织管理的内涵。被列入兵形势家的《尉缭子》一书，首篇《天官》开宗明义，提出“黄帝者，人事而已矣”(51)尉缭：《尉缭子》卷一，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65页。。这就是说，在制约战争胜负的诸要素中，人是有情感，有思想，有主观能动性的关键环节，人的力量的发挥需要引导、经营、统筹、整合，由此而引出军队的组织管理问题：《兵谈》《制谈》《将理》《十二陵》《原官》等篇皆通篇专论军队管理。《兵谈》篇论述治军备战，讲求“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履之”；《制谈》篇论述军事制度，主张“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将理》论述将领的司法职责，指出“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原官》论述任官之责，以“明主守，等轻重”，“明赏赉，严诛责”，“审开塞，守一道”为根本要求(52)尉缭：《尉缭子》卷一、二、三，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第367368、368、388、391页。。上述内容，无不围绕组织管理这一主题展开。《重刑令》以下十二篇，皆以“令”为题，虽与古代军法军令的性质不同，但其保存了大量相关内容。可见，军队治理与军事行动的组织管理构成了《尉缭子》全书的主体。
历来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尉缭子》讲了很多军队组织管理的内容，但由于没有弄清兵形势的意义，反而认为这些内容与兵形势的特点不符。如清人姚鼐《读〈司马法〉〈六韬〉》就指出：“《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埶，反杂商鞅形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53)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一·惜抱轩文集》第五卷《跋尾题辞十六首》，《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页a。姚氏所谓“商鞅形(刑)名之说”，当指《尉缭子》一书中关于军事制度和法令的论述。直至当代，吴如嵩也认为“‘兵形势’不能囊括《尉缭子》的全部内容”，“占有很大比重的军制问题即属此类”(54)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不仅如此，又由于《汉书·艺文志》将《尉缭》之书在《兵书略》著录了三十一篇，归入形势类的同时，又在《诸子略》著录了二十九篇，归入杂家类，从而引发了兵家及杂家与今本《尉缭子》关系的争论。有学者留意到“今本《尉缭子》与班固对兵形势家的定义确不甚相符”(55)解文超：《先秦兵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或明确指出“班固把有关军令、军规的内容看成是杂家的”，或认为“从任宏所划分的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特点看，这些军令、军规也确实不好归入此四类中的哪一类”(56)李桂生：《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第215页。。但是，如果我们将兵形势作为部队组织管理来理解，则其属性与今世所传《尉缭子》一书的内容，显然是大致吻合的。所以，明代学者胡应麟就曾判断，“《汉志》兵家自有《尉缭》三十一篇，盖即今所传者”(5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七《丙部·九流绪论上》，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359页。，清代四库馆臣也认同“兵家之《尉缭》，即今所传”(5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子部九·兵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6页。，这是十分正确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尉缭子·重刑令》以下十二篇虽与军法军令多有近似，但二者性质绝不相同。军法军令是清一色的条款文书，而《尉缭子》则有评述或阐发。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第三种“其旗，卒异其徽”“左什肩章青”(59)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云云，相似的内容亦见《尉缭子·经卒令》及《兵教上》篇。然而《经卒令》篇末“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言有经也”，《兵教上》篇末“此之谓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60)尉缭：《尉缭子》卷四、卷五，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第402、408页。，都是汉简所载军令文书中所没有的。相似情况还有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等，诸如《田律》《工律》《军爵律》一类文献也都属涉军法令，这些文书与《尉缭子·重刑令》以下十二篇的行文体例亦大不相同。除此之外，还有张家山汉简、岳麓秦简等等，其中的律令也都是条款文字。与之不同的是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虽以“法”“令”为题，然其《田法》《市法》《李法》《兵令》等显系《尉缭子》中《兵谈》《武议》《将理》《兵令》诸篇的转录之作，多阐述议论之辞。另外，《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成王引《军志》“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等语(杨伯峻注谓“《军志》，古之兵书”)(6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456页。，《孙子·军争》篇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62)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第183页。，从内容看，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应是同一情况。
由此可见，先秦与军法律令有关的文献，大体有两种：一为法令条款文书，二为学术著作。后者会对前者有所采录，但其重心在立说。在《汉书·艺文志》中，法令条款文书之目是不在收录之列的，如郑樵《校雠略》就曾批评“萧何律令、张苍章程，汉之大典也，刘氏《七略》、班固《汉志》全不收”(63)郑樵：《通志略·校雠一·亡书出于后世论》，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第4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41页。，近世章学诚也在《校雠通义》中提及“《汉志》失载律令章程，固无论矣”(64)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二《补校汉艺文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61页。，但是，一部分法令条款的内容，却借由诸子著述存留下来，兵形势下的《尉缭子》即属此例。
正因为部队的组织管理在当时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所以兵家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形成了一批以探讨“形势”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论著。《尉缭子》之外，《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其他兵形势著作今天虽不可见，但仍能从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如“《蚩尤》二篇(见《吕刑》)”。在《艺文志》中以“见某”作小注的表述方式还有一处：“《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根据刘向父子校书的实际情况，《七略》所著录的书名，其实大多是人名，因为古书大都单篇流传，多数著作原本并无全书的书名，而是将同一著者的多篇文章集中放置，以人称题名而已。所以，《汉书·艺文志》中的《蚩尤》《师旷》，我们今天虽以书名号标点，但实际上在当时也是视为人名的。那么，所谓“见《吕刑》”“见《春秋》”，当是指蚩尤、师旷二人事迹在《吕刑》《春秋》中可见，而不应理解为《蚩尤》《师旷》二书收入《吕刑》《春秋》之中。
蚩尤在典籍中多被描述为负面形象。《尚书·吕刑》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65)《尚书正义》卷一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页。。《逸周书·尝麦解》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6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82783页。《路史·后纪四》注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67)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第44册，第80页。《史记·五帝本纪》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68)《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页。蚩尤既是黄帝时人，事迹多为传说，《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蚩尤》二篇”当系假托无疑。既然假托，则此二篇真正的作者必不能视蚩尤为恶人，显然与上述文献中蚩尤“作乱者”的形象不合。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五行》载“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69)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65页。，《韩非子·十过》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70)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9页。。在这类以《管》《韩》为代表的刑名法术著作中，蚩尤变成了黄帝之辅佐的正面形象，这在先秦其他诸子的文献中并不多见，而与假托蚩尤者意图正合，故《蚩尤》二篇内容与《管》《韩》之书、刑名之学当不无关联。今考《汉志·诸子略》所著录的九流十家，假托黄帝及其佐臣者，除在阴阳家、杂家、小说家之外，更多归入道家，学界一般视为黄老著作，如《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再结合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三德》《凡物流形》等出土文献的思想内容来看，“《蚩尤》二篇”既假托黄帝佐臣，则很可能与“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有关。帛书《经法》云：“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殹(也)。”(71)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正如陈丽桂所指出：“黄老学说把管理意义上的绝对的‘法’与自然的‘道’联系起来，以自然之道作为政治管理之‘法’的源头。”(72)陈丽桂：《黄老思想要论》，《文史哲》2016年第6期。由此推断《蚩尤》亦应涉及治术。
不仅如此，汉代学者更视蚩尤为首创军法的战神。《周礼·春官·肆伯》“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郑玄注：“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蚘，或曰黄帝。”(73)《周礼注疏》卷一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0页。按照郑玄的说法，蚩蚘(尤)与黄帝并为“造军法者”。军事科学院的刘庆研究员认为，蚩尤作为恶的形象被尊奉为战神，“一是说他发明了兵器”，“二是与黄帝争斗”(74)刘庆：《论中国古代战神形象的嬗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然而与之相比，其作为创立军法的“祖师”的身份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凡言祭者祭先”(75)《周礼注疏》卷一九《春官·肆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0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假托军法创立者蚩尤之书与军法律令自当有所关联，故应与《尉缭子》一并归入兵形势类。
《蚩尤》之外，《汉志》所列兵形势目录中又有《孙轸》五篇，孙轸即春秋时晋国大夫先轸，其事《左传》《国语》多有记载。据《史记·晋世家》“城濮之事，先轸之谋”(76)《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2013页。，《国语·晋语四》“先轸有谋”(77)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7页。，《说苑·指武》引故语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78)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69页。，可知其人长于兵事。《陈忌问垒》记述了马陵之战的军事部署，而残简内容似与此无关，其言及孙轸所为何事则殊难推测，更无法从中窥知《孙轸》五篇的具体情况。判断兵形势的内容，主要依据还是《尉缭子》和《蚩尤》的有关信息。
四、兵学体系下的兵形势
最后，我们结合整个兵学体系的学术结构，来探究兵形势的确切内涵及其与权谋、阴阳、技巧之间的学术关系。
上文提及，李零先生主张把学科与学派区分开来。这是正确探究兵学四种关系的基本前提。李零认为：“刘歆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种是‘文学’(相当人文学术)，后三种是‘方术’(相当技术)，合起来就是后世所谓的‘学术’。”(79)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第9页。事实上，兵家从先秦到汉代，其学术定位并非一成不变。在先秦典籍中，兵家与诸子学说并举的现象常有之。如《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80)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九，第493494页。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81)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七，第467页。以孙、吴与管、韩并举，以孙膑与孔、墨、关尹、列子等并举，这大致代表了兵家在当时的定位。其中，《吕氏春秋》作为具有学术总结性质的集大成之作，其观念更具代表性。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次有立言”，孔颖达疏：“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杨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82)《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79页。孔颖达的表述说明，先秦视兵学为诸子的观念后世在一些领域仍有认同。然而，汉代刘向父子校书的时候，却并没有将兵家作为学术史意义上的“诸子”之一来看待，也就是刘春生教授所指出的“战国、秦汉之际一直是‘孙吴’并重，汉代兵书与经子诗赋并列立‘略’”(83)刘春生：《还原孙子 超越孙子》，《孙子研究》2016年第2期。的情况，实际上是兵家被排除在了“九流十家”之外。把兵学视为学科，而非学派，成为后来历代史志目录所继承的主流观念(子部兵书类大都列在儒、墨、道、法等“九流十家”群体之外，与天文、历算、术数相邻近)。事实上，这也更加符合兵学自身的属性。
在作为学科的兵学体系中，兵形势的定位应是学科分支，是对军事行动中某一类事务的理论总结。军队组织管理与行动部署始终是军事家无法绕过的一项系统工作，将此繁琐事务分类整合、集成处置是一贯做法，故皆有专守之事，乃致专精之学，此谓“形势”。如果一定要从近现代军事系统中找出一个与之大致匹配的范畴，部队的“军务”职能可以作为重要参照。18世纪末，法国的意大利军团总参谋长贝尔蒂埃(Louis Alexandre Berthier)在建立参谋处时，设立了四个科，其中第一科掌管编制和兵力人数，组织部队移动和检阅，执行军法，处理逃兵及战俘等。这可以看作近代军务工作的滥觞。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和海军部都设有军务司，主管建制、编制，整军计划的准备、执行，军队配置和日常管理等等。解放军现行《军语》将军务定义为“军队的组织编制管理、兵员管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事务”(84)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全本)》，第345页。，而在战时，军务工作还包括从战略、战役纵深向作战地区进行兵力、兵器投送，组织行军集结，划分作战区域，明确各部职责，执行战场纪律，调整补充兵员和调配骨干以及调配装备物资等一系列管理活动(85)参见周振铎、魏军儒、邵希文主编：《军务工作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22239页。。这就大致涵盖了上文所述形势之“形”所呈现的分数、形名、奇正的要素，甚而与虚实也有交叉，可见，近现代军队中的军务工作与中国传统兵学所讲的兵形势，虽不能完全等同，但其主要内容具有高度重合性和近似性。
兵形势是大致相当于近现代军务职能的专守之事和专精之学，作为学科分支，它与权谋、阴阳、技巧三者的关系，只能是互补，而非争鸣。这与《韩非子》所述儒墨后学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86)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九，第499页。孔子死后，儒家有子张、子思、颜氏等派别，墨子死后，墨家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各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取舍相反不同”，自以为“真”，而彼此视为异端。但是，在兵家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之间，这种排他关系很难成立，《汉书·艺文志》谓兵权谋家“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即是明证。“兼”“包”“用”之辞足以说明，它们彼此并不排斥。
兵家务实，完全是从战争需要出发来建构兵学理论。先秦的兵学著作，虽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之分，但仅是因术业专攻不同而有所侧重，绝不会像诸子一样各自“得一察焉以自好”，而彼此“倍谲不同”(《庄子·天下》)。故《孙子》既有作为兵权谋的庙算、谋攻之略，又有作为兵形势的分数、形势之论，还有作为兵阴阳的“阴阳、寒暑、时制”之说(杜牧注：“阴阳者，五行、刑德、向背之类是也”(87)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第5页。)。《司马法》既在兵权谋的视域下秉持“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军礼精神；又在兵技巧方面多有论及，如“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云云；同时，还不废兵阴阳之学，谓“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88)《司马法》卷上《仁本》、卷下《严位》、卷中《定爵》，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第63、78、79、72、73页。等。《墨子》的《城守》诸篇虽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任宏归入兵技巧之书(据《汉书·艺文志》“省《墨子》重”可知)，但也有包含兵阴阳理论的《迎敌祠》之篇，专论临战祭祷仪式及望气之术。其余兵学著作也往往具有博采众技的特点。这是因为，在先秦，优秀的军事家既要深谙权谋之道术，也要具备“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的基本素养。
这样说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是兵学学科的四个分支，彼此各有专属领域，虽难免有所交叉，但总体上各成体统。同时，这四个分支并不是平行关系。兵权谋应当处于更高一维的层级，发挥统摄作用，它所探讨的是总的战略方针与战术方法；兵形势主要是军队组织管理，并兼及作战部署，粗略地说可谓“治军众”；兵阴阳是“通过多种阴阳五行数术和鬼神巫术方法来指导战争和军事活动”(89)耿雪敏：《先秦兵阴阳家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76页。的理论总结，粗略地说可谓“通鬼神”；兵技巧是“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要领、军事训练等等”(90)黄朴民：《中国军事学术史》第十章《秦汉时期的军事学术理论》，糜振玉等：《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卷，第270页。，粗略地说可谓“管器械”。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三者分别在治军众、通鬼神、管器械三个不同向度上支撑了总战略方针与战术方法的实施。

作者简介：王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齐鲁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18AWTJ59)、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兵学视域下的经传体式研究”(IFYT17021)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4.11
[责任编辑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