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能持续改善企业绩效吗

奥鹏网院作业

政治关联能持续改善企业绩效吗
——企业发展阶段与行业环境的作用研究*
郭 海 王 超 房唯佳
[提 要] 政治关联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这是管理领域一个备受关注但未形成共识的研究话题。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发展现有文献观点：第一，引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动态影响；第二，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进一步考察企业发展阶段与行业环境的复合情境化影响；第三，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改进政治关联测量方法，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企业发展阶段而异。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来说，政治关联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另一方面，上述关系进一步受到所处行业环境的影响。行业竞争强度削弱了政治关联对绩效的影响，行业结构不确定性削弱了成熟期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 政治关联；企业生命周期；竞争强度；结构不确定性
一、引言
对于企业来说，政治关联行为到底是福是祸？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但从现有文献的发现看尚无定论。一类研究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Peng & Luo，2000)。例如，制度理论学者认为，政治关联的积极作用源于其对正式制度的替代和补充。资源观学者认为，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信息和资源优势。企业通过政治关联从政府那里获取税收优惠、政府补贴、行业准入许可等稀缺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孙梦男等，2017；徐业坤和李维安，2016)。然而，也有一些文献发现，政治关联会对企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Hadani & Schuler，2013)。例如，政治嵌入观认为，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企业带来“诅咒效应”。该观点认为，政治依附或政府行政干预意味着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社会义务，这会导致高昂的经营成本(袁建国等，2015)。上述矛盾观点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难题。
针对上述争论，学者开展了大量情境化研究，试图解释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复杂作用机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基于静态视角展开，忽视了企业自身发展变化规律的影响(杨艳等，2014)。因此，本文尝试引入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探索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可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行业环境的权变作用。本文利用数据挖掘方法收集数据，以求客观地反映企业的政治关联行为。基于2010—2015年全国五个重点城市A股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然而随着企业步入发展的成熟期，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转而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行业竞争强度削弱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行业结构不确定性削弱了成熟期企业的政治关联对绩效的负面影响。
本文从三个方面发展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这一学术对话。第一，从静态转向动态研究。政治关联的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不断改变(杨艳等，2014)。本文引入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突破了现有研究的静态思维，通过验证在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的动态影响规律，丰富了现有文献的观点。第二，开展深度情境化研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高度情境依赖的。它既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受制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Peng & Luo，2000)。与以往独立考察上述两类情境因素的研究不同，本文综合考察了这两类情境因素对政治关联作用效果的交互影响，深化和发展了该领域的情境化观点。第三，改进了政治关联的测量方法。如何反映企业的政治关联行为，学者在测量方法选择上见仁见智。例如虚拟变量法、比例法及主观经验赋值法等(Zhang et al.，2016)。但总的来说，目前的量表测量方法过于简单，严谨性不足，很难全面客观地反映企业的政治关联行为。本文借鉴社会网络领域关于中心性的测量思想，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开发了一个新量表，以期更好地诠释企业的政治关联行为，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二、文献回顾
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做出了解释。一些文献发现，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所需的资源、信息、影响力、合法性等，对企业经营发展有正面作用(孙梦男等，2017)。例如，制度理论学者认为，由于正式制度的缺陷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对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的嵌入关系，会为企业带来诸多信任和信息优势，帮助企业免遭不受欢迎的政治干预和各种形式的政府租金征收(Mellahi et al.，2016；Liedong & Rajwani，2018)。非市场战略学者将政治关联视为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改善绩效而采取的非市场战略之一(Dorobantu et al.，2017；Faccio，2010)。该观点认为，政府权力的垄断导致政治市场的形成，政府干预政策(补贴、许可等)是可以作为政治产品进行交易的。企业将政府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者要素载体，通过政治行为来获取相关资源，帮助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Boddewyn & Brewer，1994)。研究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当企业与监管机构打交道的时候，政治关联也可以帮助到企业(Yu & Yu，2011)。
与此同时，另外一类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也有负面作用(Dieleman & Widjaja，2019)。这部分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政治关联的“诅咒效应”，认为企业寻求政治资源需付出寻租成本。随着政治嵌入强度的增大，当寻租成本大于收益时，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就会产生负面影响(Sun et al.，2010)。一方面，政治关联对企业具有约束作用(钟熙等，2018)，即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交换和合作机制，使企业更倾向于满足政府的要求，甚至被政府控制和征用(Marquis & Qian，2014)。另一方面，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的大部分开支，如游说和竞选捐款，形成额外的管理费用(Hadani & Schuler，2013)。此外，经理可能会因为个人原因而维系公司的政治关系，如提升个人声誉、提升他们的职业生涯，然而这些行为对公司来说并没有价值(Sun et al.，2015)。
针对上述研究争论，学者开展了不少基于不同情境的权变研究，试图解释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情境化影响。研究发现，包括市场和制度环境、组织间和组织内的一系列权变因素都会影响企业政治关联行为及其效果。例如，Zhang et al.(2016)的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基础是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各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以及政权稳定性方面的差异，是影响企业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的重要权变因素。Sun et al.(2010)的研究发现，随着外部市场环境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增强，中国汽车跨国企业通过早期政治关联获得的政策优惠和资源优势并不能持续为企业带来市场优势，过度政治嵌入所付出的寻租成本，反而挤占了公司研发和市场资源，成为企业的负担。此外，一些学者从组织因素这一微观层面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的类型、组成、相互依赖程度等直接影响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龚军姣，2013)。
综上所述，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结论并不统一(Sun et al.，201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静态的。学者对政治关联动态影响的认识局限于对宏观环境因素的动态追踪，却忽视了企业自身发展变化规律的影响。
三、模型与假设
(一)理论模型
本文尝试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态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也符合生物学中的成长曲线，同样经历初创、成长最终到消亡的过程。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生存环境，在成长能力、盈利能力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特点，因而政治关联的效果也有所不同。为了解释政治关联在不同阶段和情境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引入资源依赖理论来构建理论框架，它抓住了企业生存环境和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Pfeffer(1972)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并指出包括企业政治行为在内的五个重要的理论应用领域。该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组织在资源上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因此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和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而政府是最难控制的环境之一。企业可能会通过各种策略寻求与政治机构或官员的合作。例如，通过政治寻租获取有效信息和福利政策，与政府联合制定标准法规等，从而降低标准或管理依赖，并以此应对市场竞争压力(Pfeffer & Salancik，2003)。
然而，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取决于交换和竞争两种行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诸多信息和利益交换关系，由此形成共生性依赖；而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竞争行为则产生了竞争性依赖(Pfeffer，1972)。随着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动机和效果也将随之发生改变。首先，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对政治环境的依赖性逐渐降低，因此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政治关联的效果也会明显降低。其次，企业寻求政治合作的效果还取决于政治与市场两种环境力量的对比。一方面，政治关联帮助企业有效降低竞争性依赖；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干预能力强大，政治关联行为同时也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关系(Pfeffer，1972)。因此，在不同市场环境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政治关联作用效果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综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和资源依赖理论，本文构建了下述理论模型，以探讨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
(二)假设提出
1.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企业发展阶段的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目标不同，所采取的战略行动也不同。在成长期，一方面，企业规模较小，尚未在市场中立足，往往没有能力控制和管理对政府的依赖。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只能通过各种策略寻求与政府合作，从而缓解与政府的关系，缓冲来自政府的约束力(Pfeffer & Salancik，2003)。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大量支持其成长和扩张的外部资源，政治关联则成为企业获取资源和建立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例如，帮助企业获得政府合同、银行贷款、政府补贴、税收优惠、降低融资成本、进入管制行业等(Faccio, 2010；Liedong & Rajwani，2018)。此外，由于市场影响力和优势不明显、盈利能力受限，政府对成长期企业的利益索取和瓜分动机较小，企业在政治关联的嵌入过程中往往不会过度嵌入，政治关联收益大于成本。
进入成熟期以后，企业建立起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和相对成熟的顾客群，发展态势平缓下来，对资源的诉求相比成长期发生了变化，此时政府的利益目标与企业经营的目标往往是相背离的(Siegel, 2007)。一方面，成熟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应的资源优势和市场能力，政治关联所能够提供的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导致资源和信息冗余，企业会试图识别并剥离对创造价值和竞争无效的资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成熟期企业往往具有一定的声誉地位，政府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如纳税、承担当地就业任务等(周黎安，2007)。此时，政治关联的成本可能超过收益，甚至变成了政企关系中的“债务免除组织”(Uzzi，1997)。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假设2 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来说，政治关联负向影响企业绩效。
2.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政治关联的有效性取决于其缓冲和管理环境依赖的能力。在竞争强度较弱的市场中，企业通过理性的价格机制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较弱，此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较强，政治关联这一非市场关系对企业的影响较强(Peng & Luo，2000)。一方面，政治关联帮助企业有效降低竞争性依赖。它所带来的资源、信息、贸易保护优势能够帮助企业迅速攫取利益，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提高竞争力(Liedong & Rajwani，2018)。如前文所述，这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干预能力强大，政治关联行为同时也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关系(Pfeffer，1972)。这加重了对政治关联需求较小的成熟期企业的社会责任枷锁。
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价格机制趋于理性和成熟，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通过理性的市场机制获取价格信息和资源的能力提高。此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降低，政治关联的作用减弱(Uzzi，1997)。随着竞争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与所嵌入的政府关系发生区域性错位时，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信息和资源更难以转化为市场优势，也更难执行和发挥作用(Peng，2003)。因此，对成长期企业来说，竞争强度削弱政治关联对企业市场绩效的正向影响。反之，当企业进入成熟期，随着竞争强度的增大，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会降低。这是因为，第一，政府对市场干预能力的下降，促使成熟期企业摆脱无效政治关联的动机加强，避免继续担任政府的“债务免除组织”。第二，企业与政府之间是基于交换的共生性依赖关系(Pfeffer，1972)。政府官员的政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目标，而具有一定规模和行业影响力的成熟期企业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钟熙等，2018)。当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成熟企业发展遇到瓶颈时，政府官员会在政策上予以倾斜以帮助企业应对市场竞争。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竞争强度削弱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假设4 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来说，竞争强度削弱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
3.结构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政治关联是降低和管理组织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行为(Pfeffer & Salancik，2003)。结构不确定性指行业环境动荡和快速变化的程度(Sutcliffe & Zaheer，1998)。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是制约企业利用理性追求目标的关键因素。结构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企业很容易通过市场价值机制获取信息，从政治关联中获得的信息优势较小。此时，政治关联所带来的资源应对市场竞争的有效性较弱。随着结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直接通过价格机制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增大。此时，政治关联的有效性会增强，原因是在一段基于信任并承认相互义务的政治关联关系中，企业可能获取到更有价值和稀缺的信息与资源，包括顾客需求和对当地市场的了解等不为竞争者所有的资源，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不确定性(Peng & Luo，2000)。因此，对于成长期企业来说，政治关联在结构不确定性较高的行业环境中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更显著。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随着结构不确定性的增加，政治关联所带来的信息和资源的积极作用部分抵消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约束效应，因而缓解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结构不确定性强化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假设6 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来说，结构不确定性削弱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企业来自五座重点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深圳。选择上述五座城市有几个原因。首先，上述城市为四个直辖市和一个经济特区，它们在经济和政治结构是相似的，具有可比性。其次，上述五座城市位于中国的不同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样本选择的均衡性。因此，在综合考虑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及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上述五座代表性重点城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具体的样本筛选流程如下：首先，以万德数据库中，2010—2015年期间在五座重点城市首次发行A股的民营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类上市企业，删除ST/SST类上市企业，删除数据有缺失、异常的上市企业(如市场信息披露不全)。其次，运用数据挖掘方法获取企业政治关联行为数据。具体方法如下：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文件、政府网站公开信息和网络相关新闻，本文列举了一份2005—2015年全国五座重点城市的代表性政治机构和官员名单。第二，运用数据挖掘方法，从上市公司报告、政府和公司网站公开信息及其他官方新闻中抓取样本城市中上市公司词条和代表性政治人物词条。如果企业(高管)与政府机构官员在同一文章的同一段落中出现，并且正向词汇多于负向词汇，则记为一条政治关联。在去除重复信息和数据后，笔者获取了92 135条能够证明本文研究中上市公司拥有政治关联的语句数据(参见表1示例)(Jia et al., 2019; Sun et al., 2017)。最终整理获得266家上市公司和政府及官员之间的政治关联信息，共1 434条观测值。
本文其他相关数据获取和计算过程如下：从万德数据库获取符合上述筛选标准的企业证券代码、企业属性、行业、年份信息、市场份额、企业成熟度的各项衡量数据(销售额增长率、资本支出率、企业规模)、员工数等信息。企业所在行业相关变量，包括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结构不确定性等均由国泰安数据库的行业数据计算而来(计算过程在下述变量测量部分展示)。最后，经过数据下载和个别指标的计算，将上述数据和数据挖掘得到的企业政治关联数据汇总整理，利用企业证券代码和年份进行一一匹配，得到最终的数据集合。
表1 企业政治关联的测量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考虑到本文对企业成熟度、行业竞争强度、结构不确定性的理解都与企业的市场表现有密切联系，本文选择市场绩效作为绩效衡量标准。借鉴Gu et al.(2008)的研究，本文采用市场占有率指标衡量企业的市场绩效。考虑到模型中企业政治关联与绩效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以及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滞后性，本文使用企业后一期的市场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企业政治关联。本文借鉴Wasserman & Faust(1994)对中心性的度量来测量企业的关联程度。考虑到企业政治关联的效用累积性和新闻报道的时效性(Oehme & Bort，2015)，本文对企业政治关联的测量涵盖五年的数据窗口，即以2005—2009年的企业政治关联信息为统计基础，以测量当年为基准，向前累计五年计算企业与当地政府领导的关联数量，进而计算焦点企业年度政治关联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CPTi表示企业政治关联水平；j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行动者；g为政治网络群的规模；g-1为企业与所有政治行动者最大可能的连接数；用于计算焦点企业i与其他g-1个政治行动者节点(i ≠ j，排除i与自身的联系)之间的直接联系的数量。
3.调节变量。
(1)企业发展阶段。根据Kravet(2014)的研究，本文按照成熟度将企业划分为成长期(非成熟期)和成熟期两个发展阶段。具体来说，笔者在借鉴Anthony & Ramesh(1992)研究的基础上，使用企业资产规模(firm assets)、资本支出率(capital spending ratio)及销售额增长率(sales growth rate)对企业成长阶段进行划分。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一方面，企业的成长过程一般伴随着资产规模逐渐扩大的上升趋势(Penrose，1959)。另一方面，成长期企业往往需要较高的销售增长率和资本支出率来确保成本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立足。但当企业进入成熟期以后，虽然市场份额和盈利都比成长期更高，但其成长机会和速度明显下降，销售额无法维持成长期的高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从扩张市场转为巩固成果和内部管理，资本支出也会相应减少(Anthony & Ramesh，1992)。
具体计算步骤为：对每一家企业的每一年度，计算企业年末资产额的自然对数记为ASSET，计算企业年度资本支出与研发支出之和与年初资产额之比记为CAPEX，计算企业当年的销售额增长率记为SGROWTH。随后对以上三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得到相对应的Z分数。具体计算过程为将每个变量减去其算数平均再除以标准差，随后得到Z_ASSETS，Z_CAPEX和Z_SGROWTH，而企业最后的年度Z_SCORE由上述三个Z分数综合而来，即Z_SCORE=Z_CAPEX+Z_SGROWTH-Z_ASSETS。最后，将企业按照Z_SCORE对应的百分位点从小到大排序，排序在更高的50%的企业归为成长期企业，赋值为1，排序在更低的50%的企业归为成熟期企业，赋值为2。
(2)竞争强度。本文使用负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来反映某行业的竞争强度，即竞争强度=-10 000×∑市场份其中，市场份额i= 行业中i企业的市场份额(Li et al.，2008)。所以，当竞争强度数值越大时，行业竞争越激烈。
(3)结构不确定性。本文测量结构不确定性的方法为计算某一特定行业年度总产出、总销售额和总盈利额的标准差的几何平均，即结构不确定性=[Std(行业总产出)×Std(行业总销售额)×Std(行业总盈利额)]1/3(Sutcliffe & Zaheer，1998)。其中，行业的结构性特征数据均参考中国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行业的年度分类结果，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并且最后对数值进行除以1 000的数学处理，使得数据量纲同其他变量保持相当。
4.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由雇员数量来反映。本文使用雇员数量的自然对数来表达企业规模，以使变量的量级更为稳定(Li et al.，2008)。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从万德数据库中获得。考虑到区域经济水平及地方财政盈余对企业政治关联及绩效的影响，本文引入了地区生产总值指数(GDP指数)和地方财政盈余两个控制变量(王彦皓，2017；赵晶和孟维烜，2016)。各城市GDP指数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参照赵晶和孟维烜(2016)的做法，财政盈余=(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其中，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除上述变量外，本文还将时间的差异、行业的差异及城市差异纳入控制范围，控制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以消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五、研究结果
(一)数据特征描述与相关性分析
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表。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这与笔者的预期是一致的。关键解释变量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注：*为p<0.05, **为p<0.01, ***为p<0.001。
(二)假设检验
本文利用STATA 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检验假设的有效性。在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本文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样本进行分组回归检验，比较分析政治关联对不同阶段企业绩效的影响。然后，进一步检验竞争强度和结构不确定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见表3)。
表3中，模型1和模型4分别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增加了成长期企业绩效对政治关联回归的主效应。结果表明，在成长期，企业政治关联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β=0.55,p<0.05)。这与本文假设1的观点一致，说明在成长期政治关联行为有利于提升企业业绩。模型5增加了成熟期企业绩效对政治关联回归的主效应。结果表明，在成熟期，企业政治关联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绩效(β=-0.61,p<0.01)。这与假设2的观点一致，即成熟期企业的政治关联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假设1和假设2均通过检验。
模型3和模型6检验了行业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对于成长期企业，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3进一步发现，企业政治关联与竞争强度的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绩效(β=-1.19,p<0.001)。这表明竞争强度削弱了成长期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
表3 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的影响

说明：†为 p<0.10, *为p<0.05, **为p<0.01, ***为p<0.001，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下表同。
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成熟期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模型6中，企业政治关联与竞争强度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β=0.85,p<0.01)。这表明竞争强度削弱了成熟期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
模型3和模型6还分别检验了不同发展阶段结构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在模型3中，政治关联和结构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β=0.23)，因此假设5未得到支持。在模型6中，企业政治关联和结构不确定性的交互项与绩效显著正相关(β=0.68,p<0.001)。这表明结构不确定性削弱了政治关联对成熟期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设6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控制。假设检验过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企业政治关联并非外生事件，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关系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检验结果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因此，在回归检验中，本文通过使用“后一期因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控制。为了进一步降低内生性问题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进一步检验，通过寻找企业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减弱内生性问题对检验结果的干扰。具体来说，本文首先将政治关联处理为哑变量，以政治关联均值为临界点，低于均值为企业具有低水平的政治关联，赋值为0，高于均值为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政治关联，赋值为1。在第一阶段回归中，以企业是否存在较高水平的政治关联为被解释变量，以影响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及其他相关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Probit回归检验，并获得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然后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带入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中，对主效应与调节效应重新进行检验。
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理想的工具变量应该同时满足：(1)与政治关联相关，即相关性；(2)与企业绩效无直接关系，只能通过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水平，即外生性。综合这两方面的考虑，本文参照《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选取了政治关联测量前一期企业所在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作为工具变量(王小鲁等，2017)。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越高，说明该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越健全。选择这一工具变量的基本理由是，首先，良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降低了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政治关联的动机。其次，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与企业绩效不存在直接关系。因此，选取企业所在区域层面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作为工具变量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Heckman两阶段回归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Heckman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所示，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与政治关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β=0.29,p<0.01)，与理论预测相符。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中，控制了逆米尔斯比率后，分别对主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了重新检验，回归结果与初始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变。
2.其他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笔者进行了稳健型检验。首先，由于企业政治关联的作用可能会受到样本城市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Peng & Luo，2000)，笔者引入市场化指数作为环境控制变量来反映当地市场环境的变化(Wang & Qian，2011)。由于市场化指数只统计到2014年，所以笔者用2010—2014年的样本重新对模型进行分析，同样得到了一致的回归结果。其次，反腐运动可能会对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行为动机及其绩效影响等产生干扰。因此，本文参照党力等(2015)、赵晶和孟维烜(2016)的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为时间节点，剔除2012年以后的样本以规避十八大以后反腐败的影响，使用缩小的样本重新检验本文假设。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假设依然成立。
六、结论与启示
(一)理论贡献
本文从三个方面发展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这一学术对话。
第一，引入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将以往学者的静态研究激活，通过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影响为现有的矛盾结论提供了一种新解释，从而丰富了现有研究结论。长期以来，学者对政治关联的有效性争论不断。许多研究集中于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缓冲作用(Mellahi et al.，2016)，即通过获取资源、信息、影响力和合法性，为组织从竞争和管理压力提供一个缓冲(Peng & Luo，2000)。也有一些研究强调政治关联的成本，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产生约束，要求企业满足政府需求、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政商网络中的“债务免除组织”等(袁建国等，2015)。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为静态分析，忽视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政治关联收益与成本的动态变化规律。本文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出发，着眼于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政治关联有效性的差异，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市场绩效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动态关系。即政治关联有助于成长期企业的发展，但对成熟期企业的绩效表现产生了抑制作用。这一研究发现打破了现有研究的静态思维瓶颈，为现有矛盾性结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表4 Heckman两阶段检验结果

第二，引入竞争强度和结构不确定性两个行业环境变量，通过考察企业生命周期与行业环境的复合情境化影响发展了以往研究。首先，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非市场环境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Sun et al.，2010)，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讨了企业如何适应现行的制度压力和规范，处理制度矛盾，提高社会政治合法性，并从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关键资源(Hadani & Schuler，2013)。这些研究普遍认为，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基础是所处的政治环境，各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以及政权稳定性方面的差异，是影响企业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的关键因素(Zhang et al.，2016)。然而，企业政治关联行为不仅是对非市场环境的被动适应，而且是提升市场能力、改善市场绩效的非市场战略行为。因此，市场环境是企业政治关联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权变因素。本文引入竞争强度和结构不确定性，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关联权变研究的内容。
其次，尽管学者已经关注到行业环境对政治关联有效性的权变作用(Peng & Luo，2000；Sun et al.，2010)，但其关注重点仍然局限于对环境本身的权变考察，没有将企业的动态成长与环境的动态变化结合起来。本文认为，政治关联的有效性受到行业环境变化与企业自身变化的双重影响，任何单一视角下的片面研究都缺乏说服力。因此，本文从企业生存的横向视角引入竞争强度和结构不确定性两个反映行业环境的权变因素，从企业成长的纵向视角引入企业生命周期这一动态要素，综合考察二者对企业政治关联有效性的双重作用。研究表明，竞争强度削弱了成熟期和成长期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市场绩效的影响，结构不确定性削弱了成熟期企业政治关联对市场绩效的负向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反映了企业政治关联有效性的高度情境化特征，为该领域的情境化研究提供了更加生动的证据。
表5 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的影响(考虑反腐的影响)

第三，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完善了对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测量，提升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尽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已经成为较为成熟的研究话题，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关联的测量量表却并不完善。本文在企业政治关联的测量内容和分析方法上有所突破。首先，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政治关联的测量指标，突破了传统研究中高管政治任职的单一指标，通过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加入了政府视察等公开化政治关联因素，丰富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内容和测量。其次，本文通过公开数据测算企业政治关联的大小，客观衡量了政治关联的强度，改进了以往研究中非有即无的二元划分，突破了传统虚拟变量的局限性。
(二)管理启示
本文的结论对企业管理者有几点启示。首先，企业及其管理者应该对政治关联进行动态管理。对于发展不成熟或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应该积极与政府建立健康良序的政治联系。此时，适度的政治关联能够使得企业得到银行贷款、进入管制行业、获得政府补贴等，并得到一系列信息和政策优势，这进一步反映在企业市场绩效上。而随着企业发展进入成熟期，政治关联嵌入较深的企业将更大程度受到政府官员的反向干预和控制，较高的市场地位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使企业政治关联成本远远超出了收益。因此，对于那些已经发展成熟的企业来说，应警惕由于过度嵌入政治关联而带来的高昂寻租成本。
其次，管理者应该时刻关注市场和行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各行业的竞争和行业结构都在发生剧烈而不可预知的变化。行业整体的波动和变化影响着企业利用政治关联获取资源的效率和效果。例如，对于成长期企业来说，如果处于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政治关联的有效性会打折扣，因此需减少对政治关联的依赖；而对于成熟企业来说，行业竞争越激烈、行业变化越剧烈，政治关联的有效性越高，可适当增大在政治关联方面的投入。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背景下，政府与企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政府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然而对于企业而言，需综合考虑自身发展阶段和所处行业的环境特点，与政府搭建健康的关系网络，合理投入和管理政治关联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绩效。
(三)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发展阶段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关联的动态作用，但并不能完全刻画政治关联的动态影响机制。未来需要通过开展更加动态的追踪研究，以深入解释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动态影响规律。第二，未来需要开展更综合、更深入的情境化研究。政治关联的有效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在中国，政策制定与调整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复杂、深远且持续，那么正式的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政治关联的有效性？另外，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与组织环境如何共同塑造政治关联行为？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引入组态思想，运用QCA等分析方法，考察不同因素对政治关联有效性的综合影响。第三，对政治关联的测量仍然需要完善。本文运用数据挖掘的方式获取政治关联数据，与以往的测量方法相比更加全面、深入和客观。然而，这一创新测量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数据获取过程中，数据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公开信息主动披露的信息量，对于企业的主观回避行为无法有效检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的全面性。另一方面，数据的可得性也高度依赖宏观网络信息环境和数据挖掘条件。对于互联网建设和信息披露条件不健全的较早时间来说，数据获取难度较大。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样本数据窗口期较短的缺陷。从单个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看，5年～6年的时间跨度存在产生偏误的可能性。笔者建议学者继续重视对政治关联的测量问题，通过开发高水平量表不断提升该领域研究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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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OLITICAL CONNECTION ALWAYS BENEFICIAL FOR FIRM PERFORMANCE——The Roles of Firm Life Cycle Stage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
GUO Hai1 WANG Chao1 FANG Wei-jia2
(1.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Trade and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Commerce)
Abstract: How does political connection impact firm performance? This is a hot issue in the management field.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firm life cycle stages; Second, it investigates the combined moderating effects of firm life cycle stage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hird, it develops and utilizes a new scal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by using the data-mining technology.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 is good for firms in the growth stage, but bad for those in the maturity stage. Further, competitive intensity weakens the impact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in both the growth and the maturity stages, while structural uncertainty weaken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maturity stage.
Key words: political connection; firm life cycle; competitive intensity; structural uncertainty
*郭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xjtuhaiguo@163.com；王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房唯佳，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2185;7187217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GL002)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