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形成和金融人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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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形成和金融人才聚集*
何 宪 熊 亮
[提 要] 金融人才聚集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首先，本文提出了金融人才的二元分布规律，即金融人才的聚集和分散规律。然后，本文从金融人才的数量、占就业人员的比重、空间聚集度和人才密度等角度，对世界和我国的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人才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才的角度分析，上海、北京和深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成都、西安和武汉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杭州建设特色金融中心的条件，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金融中心；金融人才聚集；二元分布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地位，决定了我国必须建成一个或几个金融中心。早在2009年，国务院就要求在2020年前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内其他城市也有建设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的考虑和规划。金融中心是金融集聚的结果。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本质上是金融要素集聚的过程(孙国茂和范跃进，2013)。这些要素包括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人才集聚是金融集聚的重要原因，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本文从金融人才聚集的角度，探讨金融中心形成的规律，分析其在我国发展的态势。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主要从规模经济和地理经济的角度研究金融中心的形成。规模经济理论强调要素集聚对金融中心形成的巨大作用。规模经济主要体现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金融机构规模的扩大，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共享内部信息，降低管理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外部规模经济是指金融机构在同一空间内集聚，可以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配合，促进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流，降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通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规模经济理论主导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中心研究，成为研究金融中心的基础理论(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Kindleberger(1993)最先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去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他认为规模经济能够节约资金周转，提供融资需求，提高投资便利性，是金融集聚的主要向心力。Park & Essayyad (1989)认为，外部规模经济会促进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表现为机构之间的协作，共享基础设施，更加接近消费者，减少流通环节，加快信息沟通等。Davis (1990)的研究发现各种规模的金融机构都倾向于聚集在金融中心，以便于获取专业的人力资本，靠近市场，减少交易成本，分享知识和经验，开发新技术。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地理空间因素被引入经济学研究框架，形成了地理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同一时期，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金融聚集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按照地理经济学的解释，金融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某种特殊的优势，吸引各种要素进入某一特定的区域。这些优势包括时区、交通、政策等。地理经济学特别强调信息因素在形成金融中心中的作用。Thrift & Leyshon(1994)将信息划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标准化信息可以被完全传递，而非标准化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产生损耗，且这种信息损耗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大而增大。Guillain & Huriot(1999)进一步将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称为编码信息和缄默信息。缄默信息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在高度的语境中才能被完全理解。缄默信息扩大了金融风险，提高了交易成本。为了避免风险，减少交易成本，金融机构倾向于选择集聚在同一个地方，形成金融中心。
在我国，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对于金融聚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相对滞后。近些年来，金融中心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关于金融中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一方面，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产生了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代表的金融中心，为研究金融集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张志元和季伟杰(2009)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研究金融中心的形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李伟军(2011)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信息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而且这些信息受到行政层级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影响。赵雯等(2014)的研究也发现，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金融中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李静和白江(2014)的研究则发现，经济基础和政府政策是影响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张浩然(2016)的研究则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因素有助于金融中心的形成。
金融人才是金融创新的核心。相关研究也开始关注金融人才对金融中心的影响。李绪红和罗仲星(2009)的研究发现，聚集金融人才、保持合理的人才结构和建设高素质人才高地有利于优化金融业绩效。Mainelli (2007)的研究发现在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标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第一位的要素。孙健等(2014)的研究发现，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力资本对财险业经营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杨艳琳和谭梦琪(2017)的研究也发现，金融人才对整体绩效提升具有正向效应。刘军等(2015)的研究发现城市金融行业环境是城市金融人才吸引力的根本性因素。兰芳等(2017)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人才聚集会对关联地区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且东部地区省份之间的金融关联性比中西部地区更强。方星海(2010)认为，金融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必须坚持市场化、专业化的用人导向，实现金融人才资源配置和激励的市场化、金融人才能力和素质的专业化。张春(2018)认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但需要培育和储备国际化的高端金融人才，而且需要为金融活动提供相关支持的具有其他专业技能的人才，如律师、会计师、经济师、精算师、系统分析师、管理顾问等。除此之外，还应该注重营造国际化环境，如博物馆、交响音乐、歌舞剧院等，为国际化金融人才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文化和社会环境。
现有关于金融中心和金融人才的研究存在着缺陷，一是注意到了金融人才聚集的特点，但没有注意到金融人才也有分散的特点；二是从一个城市出发，提出通过金融人才发展的具体政策。本文在提出金融人才二元分布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国际和国内金融中心的主要人才分布特点，提出我国建设多层次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人才聚集的二元分布规律
人才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点。比如教育医疗人才一般呈金字塔分布，汽车工业人才呈现产业链状分布，石油人才依石油天然气储存和开采呈点状分布。而金融人才呈现出二元分布，即金融业的发展，一方面有使金融人才逐步集中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有使金融人才保持一定分散度的要求。
笔者先分析金融人才集中化的趋势。金融人才集中化的趋势是金融业发展集中化趋势的一种具体表现。金融业是经营货币资金融通的产业。简单地说，就是用资金来生产资金，即“以钱生钱”的产业。资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规模越大，越好经营，越容易以钱赚钱。比如一个家庭有点结余的零钱，要用这点零钱来赚钱是很难的，但有几十家、几百个家庭的零钱集中在一起，用这些钱来赚钱就比较容易了。金融的这种特性，导致了金融业有一种不断集中的内在动力，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就会逐步在一定的区域内、一个国家内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或数个金融中心。大量的资金途中于此，大量的金融机构聚集于此，大量的金融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源汇集于此。这里所说的金融中心，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或一定区域内发挥金融活动中枢作用和核心地位的城市。金融中心需要具有足够数量的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还要有与金融活动有关的服务业或支持性产业。金融设施先进，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信息灵敏。金融中心的功能辐射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是各类金融创新、金融服务和资金流转的聚散地。要形成一个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中心，需要一些必备的条件。比如说经济条件，即经济活跃、企业众多；地理条件，即交通方便，利于来往；技术条件，即技术先进、不断创新等。在金融中心形成的各种条件中，金融人才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没有一定数量的高层次金融人才，金融中心的各种功能都无从谈起。因此，金融中心必然又是金融人才的聚集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都是全世界金融人才最集中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形成受地理区位(Martin & Sunley，2011)、规模经济(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交易效率(杨小凯和黄有光，1999)、交易安全、政府政策(郭兴方，2009；李成和郝俊香，2006)、人力资源(潘英丽，2003)、金融配套服务(吴念鲁和杨海平，2008)等因素的影响。从金融中心实际形成的过程看，金融人才的聚集既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又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必然结果。金融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金融中心实质上也是金融人才中心，特别是高层次金融人才中心。一方面，人力资源是金融业的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相当数量的、层次较高的金融人力资源，就不可能形成功能强大的金融中心。因此，金融中心的形成一定是以具有相当的金融人才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端人力资源集中的区域，有利于金融机构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优质的人力资源。早期的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等，都是世界顶级的经济和金融院校集中的地方，金融中心当地本身就培养了大量金融人才。另一方面，金融业的集中又反过来促进人力资源更进一步集中。随着金融中心的形成，创造出了对金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高层次和金融创新人才的需求。金融中心的发展和人才在金融业发挥的作用，为金融人才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巨大的空间，金融人才会向金融中心集中。此外，随着金融中心的形成，为金融服务的相关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也会集中于金融中心周围，从而形成金融人才生态圈。在金融从业人员中，从事金融的高端人力资源尤其趋向于在金融中心工作，以利于金融从业人员碰撞创新思路、分享金融信息、发现金融投资机会等。因此，金融人才的聚集为金融中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金融中心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金融人才的聚集。这就是笔者所说的金融人才集中的趋势。
笔者再分析金融人才分散化的趋势。分散化的趋势是金融业发展的原始特征。金融发展史告诉我们，早期的金融是从个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借贷开始的。因此，早期的金融是分散的，哪里有人，哪里有企业，哪里就有借贷及相关的金融服务。金融的这一属性，或者说金融业的这一要求，并没有因为现代金融出现集中化的趋势而改变。金融业的集中趋势也并不排斥部分金融业的分散化趋势。这是因为，金融机构除提供金融创新产品业务外，还需要向客户提供基本金融服务，而这种基本金融服务往往是需要和客户面对面完成的，在空间上不能分离，如银行储蓄、保险、农户、个体户及中小企业贷款等。因此，除了投资、基金、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机构的总部集中在金融中心外，许多金融机构还必须把分支机构分散于全国各地，服务于千家万户和中小微企业。例如，收储放贷业务是银行业的最基本业务之一。这需要业务员和客户有面对面的接触，因而银行的柜台收储放贷业务需要在全国各地开设各级各类的分支机构。这就如人体的毛细血管，分布于全国各地，呈现出分散化特点。保险业中的保险产品售卖、保险业务办理等也有类似的特点。买卖保险以及理赔等，都需要保险业务员、保险公司与客户有直接的接触，因而这些保险基础服务也必须适应分散化的要求。金融业分散化的趋势决定了金融人才分散化的趋势。在一批高层次、高科技的金融人才聚集在金融中心的同时，也有大量的金融人才在居民储蓄柜台服务、保险业务、小额贷款等方面从事基本金融服务，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为金融人才分布的另一端。
应当说，集中化是金融业的新兴特征，分散化是金融业的传统特征。集中的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等业务，分散的主要是储蓄、保险及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业务。集中的关键是创新，分散的重点是服务。本文虽然不研究金融人才的分散化规律及相关的问题，但了解金融人才的二元化分布率有助于笔者对一个城市的金融人才进行客观分析。即对一个城市的金融人才总量进行分析时，城市越大，城市人口越多，可能从事基本金融服务的人才就会占的比重越大。研究金融中心的人才问题，必须考虑这个因素。
三、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金融人才聚集特征
金融人才聚集是多维度指标的集合，反映了金融人才的数量、分布、占比、密度和效能等多方面的特征。本文从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金融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主要金融城市金融从业人员的聚集度、金融从业人员的密度等几个方面分析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人才聚集规律特征。目前，比较有影响力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是英国伦敦Z/Yen集团发布的。2018年3月第23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GFCI)报告发布，共有96个金融中心进入榜单，其中全球前10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为：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东京、上海、多伦多、旧金山、悉尼、波士顿。下面对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前十的城市的人才聚集相关指标进行分析。
(一)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人才总量
金融中心必须有相当数量的金融从业人员。一般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从业人员越多，金融中心的地位越高。因此，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是笔者分析金融中心人才聚集的第一个维度。根据查找各个相关国家和地区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世界部分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如下，伦敦37万人(2016年)、纽约71.7万人(2017年)、中国香港22.7万人(2017年)、新加坡19.1万人(2016年)、东京30.8万人(2016年)、多伦多36.8万人(2017年)(1)多伦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中，银行业占58.3%，证券投资业占22.5%，保险业占17.7%，基金及其他行业占1.7%。、旧金山14.2万人(2017年)、悉尼19万人(2018年)、波士顿18.5万人(2017年)、墨尔本12.3万人(2018年)。一个城市的金融从业人员少则十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充分表明一定数量的金融从业人员对形成金融中心的重要性。但金融人才的数量与人口等因素也密切相关。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金融从业人员越多，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越高。例如，中国香港的金融从业人员有22.7万人，少于北京、上海等城市，但是，中国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因而，既要重视一个城市金融人才的数量，也要分析金融中心形成人才数量的原因，考虑影响人口、产业结构等影响金融人才数量的其他因素。
(二)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金融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从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来看，其从业人员占当地整体就业人员的比例通常不会很高。但是，一般说来，作为金融中心，金融一定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因此，如果对各个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从业人员比重进行比较的话，这个指标体现了金融业在各个城市和产业中的地位和在经济中的作用。因此，笔者分析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把金融从业人员在整个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对排名前10位城市的相关指标进行计算，得出表1。
从分析结果来看，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普遍在4%以上(墨尔本为3.8%)。其中最高的为多伦多，达11.2%；其次为，新加坡，为8.8%；其他城市中，中国香港为7.9%，纽约为7.5%，波士顿为6.8%，芝加哥为6.5%，伦敦为6.5%，旧金山为5.9%，洛杉矶为5.6%。
表1 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和地区统计机构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三)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金融人才的空间聚集
这里的空间聚集，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金融人才在某个城市的集中情况，即把一个城市的金融业就业人员总量去除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就业人员总量。由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一指标没有意义，笔者着重分析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金融中心，那么这个国家金融人才的聚集度会比有几个金融中心的国家的聚集度高。笔者先分析具体情况。英国金融从业人员总数为124.6万人。伦敦的金融从业人员占英国金融从业人员总数的29.7%。美国的金融从业人员总数为838.2万人。据此推算，美国的5个主要金融中心的人才聚集度，纽约为8.6%，波士顿为2.2%，旧金山为1.7%，芝加哥为3.6%，洛杉矶为4.1%，5个城市累计占比为20.1%。澳大利亚的金融从业人员总数为43.7万人。悉尼的金融从业人员占澳大利亚金融从业人员总数的43.2%，墨尔本占28.1%，两个城市累计占比为71.3%。
金融人才的聚集更体现为金融人才集中分布在一个城市的一个或几个片区内。例如，美国纽约金融从业人员的87%分布在以曼哈顿为中心的区域。伦敦的金融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泰晤士河北岸的一平方英里范围内的金融城。悉尼金融人才主要分布在北悉尼和内城区域。墨尔本金融人才主要集中在柯林斯大街区域。金融从业人员集中在狭小区域，这和金融业的特点高度相关。金融业属于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其对土地的占用很低，只要在固定的写字楼内即可开展业务。另一方面，金融业高度依赖信息，需要及时准确获取信息。因而，金融机构在区位的选择上，往往倾向于选择在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金融交易中心、货币结算中心等周边。这带动了整个金融人才的聚集。
金融中心的金融人才聚集，主要是从事金融高端服务，即证券、投资、期货等产品的开发和创新的高层次金融人才。由于高层次人才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选择了特许注册金融分析师(CFA)的分布情况来进行分析。CFA全称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投资业界广泛认可的资格证书。自1962年设立CFA以来，对投资知识、准则及道德设立了全球性的标准，被广泛认知与认可。截至2015年底，CFA协会拥有138 000个会员和持证人，会员遍布全球137个国家。从各金融中心CFA持证人员的数量来看，在美国，共有持证人员69 970名。其中，纽约地区有15 890名，占美国持证人员总量的23%；在英国CFA持证人员中，74%集中在伦敦地区；在我国，上海占31%，北京占42%，深圳占11%。
(四)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人才的密度特征
金融人才的密度是指在每万人中，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这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可以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性。首先来看看主要国家的金融人才密度。综合各方面的数据计算，美国每万人金融从业人员约为260人，英国约为190人，澳大利亚约为180人，日本约为130人，而我国仅约为50人。因而，从全国来看，我国金融从业人员的总量仍旧不足，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仍有待提高。
再来看看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人才密度。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人才密度普遍较高，见表2。其中，纽约地区总人口约为851万人，其有金融从业人员71.7万人，每万人中有金融从业人员843人。多伦多的金融人才密度达到621人。其他城市中，伦敦的人才密度为447人，波士顿为414人，悉尼为378人，墨尔本为265人，旧金山为185人。在亚洲，新加坡为336人，东京为228人，中国香港为306人。
表2 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和地区统计机构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四、我国主要城市金融人才聚集分析(2)限于研究期间数据的可获得性，除特殊说明外，本部分所采用的地级城市的数据均为2015年的数据。
一个城市金融业的发展，有两种情况：一是金融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兴起。企业需要金融服务，企业开到哪，金融服务跟到哪。经济越发达，金融业越发达。另一种是金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为当地企业服务但不局限于为当地企业服务，成为一个辐射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本文主要研究后一类城市。因此，在进行国内主要城市金融人才聚集研究时，笔者主要考虑有辐射能力的城市，即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其他副省级城市，在每个项目中选其中的前20名。苏州、无锡、东莞、佛山等地的金融从业人员也是相对较多的，但考虑其辐射能力较弱，主要为当地企业服务，固暂未纳入研究对象。
(一)我国主要城市金融人才的总量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从业人员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从1978年的76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665.2万人，增长了7.75倍。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持续增长，从2006年的367.4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665.2万人，10年增加了297.8万人，增长了81.1%(何宪和熊亮，2018)。金融从业人员占整个就业人员的比重，1978年仅为0.19%，到1993年提高到0.41%，到2016年提高为0.86%。
从各个城市来看(见表3)，4个直辖市的金融人才总量分别位居前4位，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分别有金融从业人员47.2万人、33.7万人、15.2万人和12.1万人。其他城市中，杭州有10.7万人金融从业人员，深圳有9.9万人、成都有8.9万人、广州有8.3万人、西安有7.8万人，济南有7.7万人。对各个城市的分析，笔者还可以发现，当一个省份中有几个中心城市的时候，其金融从业人员总量就会相对偏低。例如，广东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大省之一，深圳和广州也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但两个城市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分别为9.9万人和8.3万人，分别位列第6和第8位。其他省份中，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浙江的杭州和宁波，福建的福州和厦门、辽宁的沈阳和大连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
表3 我国金融从业人员总数排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的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为了提高实验效率、保障预测的精度,采用了模型相对简单但性能较好的AlexNet网络.AlexNet网络共8层,由5层卷积层、2层全连接层和1层输出层组成,整体结构如图7所示.
(二)我国主要城市金融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从表4金融从业人员占该城市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看，大连最高，达到5.66%，其次为北京，为3.87%，上海为2.47%，厦门为2.41%，济南为1.63%，杭州为1.58%，宁波为1.46%，西安为1.45%。笔者发现，金融从业人员占比的排名和金融从业人员总数的排名有较大的差异。例如，大连的金融从业人员总量在20个城市中 仅 排 第15位，但其金融从业人员占比排名第1位。这主要是因为，大连市总就业人口相对较少。与大连相对应的是重庆市，其金融从业人员总量排名第3位，但是，其金融从业人员占比仅为0.88%，排名第20位。这主要是因为，重庆市虽然是一个直辖市，但是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和东部的一个省份相似，特别是重庆的就业人口中，农业就业人口较多，因而，其金融从业人员的占比就显得偏低。
表4 我国金融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排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的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三)我国主要城市金融人才的空间聚集比较
从表5主要城市金融从业人员占全国金融从业人员总量的比例来看，北京的占比为7.77%，上海为5.56%，重庆为2.50%，天津为2.00%，杭州为1.76%，成都为1.63%。总体来看，北京和上海的金融从业人员占全国金融从业人员的总数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城市。但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对，其金融从业人员的聚集度仍旧是偏低的。如上文所述，伦敦的金融从业人员占英国金融从业人员的29.7%，纽约为8.6%，悉尼为43.2%，墨尔本为28.1%。这与我国国家大、城市多、金融人才相对分布较广有关。
表5 我国各主要城市金融从业人员占全国金融从业人员总数比例排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的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再从表5排名前几位的金融中心的金融从业人员的累计占比来看，我国20个城市的金融从业人员累计占全国金融从业人员的36.70%，而世界主要国家，美国5个主要金融中心的人才累计聚集度达到20.1%，澳大利亚两个城市的聚集度为71.3%，英国的伦敦的聚集度为29.7%。我国金融中心的金融从业人员的聚集度明显偏低。
(四)我国主要城市金融人才的密度比较
从表6每万人中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来看，北京每万人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为218人，拉萨为145人，上海为139人，银川为129人，杭州为119人，济南为108人，这些城市的金融人才密度已经接近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城市的水平，城市居民享受金融基本服务的便捷度较高。而其他城市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密度相对较低，离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才密度有一定的差距。
表6 我国每万人中金融从业人员数量排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的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五、从人才聚集的角度对我国金融中心城市建设的思考
对大多数中小国家来说，有一个城市成为金融中心足矣。但是对一些大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对经济发达国家，就可能不止一个金融中心了。建设我国的金融中心城市，不同的城市要结合自身产业、区位特点和人才优势，找准定位，形成特色。既要建设全球有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也要建设辐射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还可以结合自身的产业特点和优势，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中心，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如宏观经济发展、金融机构实力、融资能力、金融软环境建设等。下面笔者用金融从业人员总量、金融从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金融人才的空间聚集度以及金融人才的密度四个指标，结合其他因素，探讨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布局。
(一)全球性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的发展目标是“四个中心”，即国家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把上海建成亚太乃至全球的重要金融中心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上海的金融从业人员总量、金融人才密度均在全国排名第2，金融从业人员占整个就业人口的总量和金融人才密度全国排名第3。根据领英发布的留学人员归国报告显示，上海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首选城市。2015年末，上海金融从业人员中，海外留学归国人才、港澳台及外籍人才达1.8万余人，比2010年末增长了约2倍。持有国际职业水平证书约1.5万张，比2010年末增长了约2倍。上海也是高层次金融人才聚集的城市。根据上海市《金融领域“十三五”发展规划》，预计到2020年，上海金融从业人员达45万人左右，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注册会计师、注册金融理财师、金融风险管理师、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等国际资格认证证书达3.5万张左右。目前一大批外国金融机构把中国总部或亚太总部设在上海，比如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几十家银行入驻上海，中德安联保险、东京海上保险、友邦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很多金融机构也大都把中国或亚洲总部设在上海。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和影响力。实际上，2018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GFCI)报告，上海已经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里排第6位了。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有发展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金融就业人员占整个就业人口的比重在全国排第2外，其他三个指标，即金融从业人员总数、金融人才空间聚集度、金融人才密度均在全国各城市中排第1，且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为形成金融中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作为国家的首都，很多国内的金融机构都把总部设在北京，这是很自然的选择。比如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及一些股份制银行都把总部放在北京。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保险都把总部设在北京。很多地方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也到北京来发展业务。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全球和全国大型金融机构也纷纷进驻北京，仅北京金融街就吸引了亚投行、丝路基金、亚经协、摩根大通、高盛、瑞银等近200家外资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入驻。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到“十三五”末期，北京要建成集金融决策监管、资产管理、支付结算、信息交流、标准制定为一体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在金融市场、金融创新、金融人才等领域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在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实现突破，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靠近中国香港，金融业发达，是我国的重要证券中心。深圳的金融从业人员总数和空间聚集度均在全国排第6。由于就业结构的原因，金融从业人员在整个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在全国排位第15，金融人才密度在全国排名第11。但是深圳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中心，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金融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国每10家IPO的企业中，就有一家在深圳。高科技企业是深圳IPO的主体。民营企业占深圳上市公司总数的近七成。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里，深圳的民企数量占比最大，市值权重也最大。目前深圳的VC/PE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的总额均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活跃的创投资金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来自深圳证监局的数据显示，近七成深圳上市公司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曾得到创投机构的资金支持。深圳是众多总部企业所在地。总部位于深圳的著名上市公司主要有：腾讯、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万科、比亚迪、中兴通讯、中信证券、恒大等。总部在深圳的未上市的著名企业还包括：华为、大疆科技、正威国际、柔宇科技等。总部在深圳的著名券商包括：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安信证券等。其他的机构或公司也在深圳设立区域总部基地。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保监会在深圳设立南方总部，以配合、支持深圳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巩固提升中国在全球的金融地位。因此，适合将深圳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撑高科技创业的金融中心。
(二)区域性金融中心
从东、中、西部的区位来看，我国的金融中心主要分布在东部省份，中部和西部省份相对较少。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有必要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几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成都的金融人才总量和金融从业人才的空间聚集度均在全国排名第7，这个排名是很靠前的。其他两个指标比较靠后，可能与成都的人口较多和产业构成比较复杂有关。成都市是我国西部地区金融业最发达的城市。成都市“十三五”规划提出，将成都市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部金融中心纳入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定位，并重点在科技金融、农村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和文化金融六大领域实现突破。可以将成都市打造成我国的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立足四川、服务西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部金融中心。成都城市发展水平较高，生活幸福指数在全国排名前列，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强。根据领英最新发布的留学归国人员报告，近些年来，成都市正逐渐成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重要选择之一。这有利于成都市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总体水平。此外，成都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培养了大量的经济金融类毕业生，可以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人力资源。2017年，成都市有银行业金融机构84家、保险机构87家、证券期货机构301家；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420余家；会计师事务所、保险经纪等金融中介机构850余家；各类金融后台及服务外包机构170余家。目前成都金融城吸引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卓越的金融机构。金融城内，全国首家以金融为主题的众创空间——成都“金融梦工场”加快构建积极开放、便捷高效的金融双创生态环境，现已聚集了阿里云、中国银联、中金认证、通联支付、数喆科技、普林科技、质数金服、享宇金服、贝壳林等领先的金融创新发展团队。其中不少具有独角兽潜质，形成了征信支付、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领域的生态圈。
西安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和金融人才的空间聚焦度均在全国排名第9，金融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在全国排名第8，金融人才的密度全国排名第10。应当说这些指标总体不并靠前，但西安是西北重镇，在历史上对整个国家特别是西北地区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考虑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新时期重大战略之一，西安市是“一带一路”的起点，金融业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西安市“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将西安市打造成我国丝路经济带国际金融中心，辐射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西安市提出，要着眼国家战略需求，精准把握丝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定位，明确 “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金融产业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千亿级现代产业，区域性金融中心地位得到巩固和强化。金融触角向中亚、西亚、欧洲国家延伸，西安丝路国际金融中心支点作用初步彰显。第二步：到2035年，建立与丝路沿线国家金融市场联动发展的常态化机制，成为与中亚、西亚、欧洲金融联通的重要枢纽，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三步：到2050年，与伦敦、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联系与往来不断加强，成为我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渠道，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丝路国际金融中心。目前，西安市共有银行44家，保险机构59家，证券期货业机构44家，信托公司3家，财务公司6家，汽车金融公司1家，消费金融公司1家。另有融资性担保公司66家，小额贷款公司37家。注册地在西安的私募基金管理人194家，管理基金308只，实缴规模927亿元。虽然西安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比较薄弱，起点比较较低。但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西安市金融从业人员的总量、比重、密度等都处在全国较靠前水平，发展金融中心有一定的人力资源基础。同时，西安对建立丝路金融中心的定位准确、优势明显、信心充足，完全具有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条件。
武汉市金融从业人员总量和金融从业人员的空间聚焦度均在全国排第12位，金融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在全国排第13位，金融人才密度在全国排第18位，应当说排位都不算靠前。但武汉市曾经是我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有深厚的金融历史(王国勇和陈鹏，2007)。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这曾经是武汉作为我国重要金融中心的写照。同时，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武汉市位于中国腹地核心区域，是高铁运输网络的心脏，是中部地区商业资本、货物贸易的集散地，将武汉作为区域金融中心，便于辐射服务中部区域。近些年来，武汉将金融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提出到“十三五”规划末期，将武汉建成中部的金融中心、全国性科技金融中心和全国性金融后台服务中心。截至2017年，武汉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38家(外资银行机构10家)；非银行业金融机构21家；证券、期货及证券投资基金107家；保险公司75家。此外还有融资性担保、小额贷款、融资租赁、股权投资等类金融业态超过1 200家。特别是以光谷金融港为主要聚集区的武汉金融后台基地，共引入33家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后台中心，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银联商务等，区域内的金融后台机构数量已位居全国第一。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武汉市高校众多，每年培养大量的毕业生，为金融人才的提供储备，把武汉建成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具有优越的条件。此外，由于武汉科技力量雄厚，也有专家提出，要把武汉建成全国科技金融中心(阎鸿等，2017)。
(三)特色金融中心
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推进，特别是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发展，使得一些在传统金融领域不占优势的城市，获得了难得的后发优势。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城市是杭州市。
杭州的金融从业人员总数和金融人才密度、金融人才空间聚集度这三个指标在全国排名第5，只有金融从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在全国排名第6，这个排位是相当靠前的。在传统金融领域，如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杭州并不占优势。但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拥有丰沛的民间资本，使得杭州发展金融具有错位优势和后发优势。杭州市是全国金融科技起步最高、创新最活跃、发展最快速的地区之一。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上蓬勃发展，在支付清算、数字货币、金融风险管理等领域也快速发展，带动了金融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革命。杭州是享誉全球的“无现金支付之城”。金融科技是杭州新金融的一大支柱。以技术为支撑的金融科技，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金融格局。2017年7月余额宝规模突破1.43万亿元人民币，不仅再次刷新纪录，也继续稳坐世界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截至2017年5月，蚂蚁金服以53.7%的市场占比覆盖了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半壁江山。在信息经济的推动下，除了领军企业，杭州还涌现出大批金融数据服务企业、私募细分行业龙头企业等金融机构，呈现一超多强的发展格局。聚焦于财富资产管理的恒生电子，已是中国领先的金融软件和网络服务供应商。近年发展起来的51信用卡，管理的信用卡应收账款余额突破1 500亿元，客户使用深度和活跃度居行业第一。此外，金融小镇建设在杭州也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一大特色。杭州提出要创新建设“五镇”，即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运河财富小镇、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湘湖金融小镇、黄公望金融小镇等集聚和辐射能力强的金融小镇，将其打造成为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股权投资、私募金融、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集聚区，成为杭州金融发展亮点。杭州市金融产业“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将杭州打造成国际金融科技中心。
除上述城市之外，大连、宁波、厦门等城市也表现出了一项或几项金融人才聚集的特点，或者说也具备形成金融中心的一些人才资源的优势。但是考虑到其地理位置和对其他地区形成金融辐射的条件，暂没有把这些城市纳入目前的金融中心范围。这并不意味这些城市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随着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需要建成更多的各级各类的金融中心。此外，随着高科技在金融领域的运用迅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完全有可能在若干年后形成杭州以外的其他特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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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CENTER FORMATION AND FINANCIAL TALENT GATHERING
HE Xian1 XIONG Liang2
(1.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inancial talent gathering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Firs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ual distribution law of financial talents, that is, the accumulation and dispersion of financial talents.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umber of financial talents,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ed people,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density of talents, we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talents in the world and China’s major financial center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s, we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n Shanghai, Beijing and Shenz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n Chengdu, Xi’an and Wuhan,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financial centers in Hangzhou, and mak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financial center; financial talent gathering; binary distribution
*何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熊亮(通讯作者)，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13，电子信箱：nick1981@163.com。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