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名变动与企业创新

奥鹏网院作业

排名变动与企业创新*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赵 晶 陈宣雨 李 然
[提 要] 企业排名作为一种兼顾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公开信息，会对组织合法性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信心、利益相关者行为以及资源和信息的获取，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探索排名变动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对A股上市的中国500强企业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排名上升时，企业的创新强度会显著增强。排名连续下降时，企业的创新强度会显著减弱。高管技术背景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力获得提升的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强度来获取更强竞争优势，这种情况促进了市场中强者更强的现象。
[关键词] 排名变动；中国500强；合法性；创新强度
一、引言
创新是一个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李雪灵等，2011；赵晶和孟维烜，2016；韩晶和酒二科，2018)。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并且将创新战略置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创新投入总体在不断增长，原始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从经济与合作组织提供的数据来看，过去5年，中国研发费用支出总量年均增长率为11.6%，研发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了57.5%。2016年中国研发支出约1.5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10%，但与美国(2.74%)、德国(2.94%)、日本(3.14%)、瑞典(3.25%)、韩国(4.24%)、以色列(4.25%)等科技强国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只有进一步加大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才能与科技强国看齐。但是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企业家创新意愿不足，高管认知偏差，创新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缺乏创新支持等(刘运国和刘雯，2007)。所以，要想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目标，如何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则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创新作为一项见效周期长、预测程度低的投资活动，具有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特征，需要企业具有稳定必要的资源和及时有效的信息(Munoz-Bullon & Sanchez-Bueno，2011)。资源约束和信息匮乏是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家往往会因信心缺乏和支持不足产生投资的“短视现象”(李雪灵等，2011)。排名变动是对企业地位变化的反映，可以通过特定方式缓解以上问题。针对资源约束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地位提升可以使主体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认同，带来更多机会，并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Fombrun & Shanley，1990；Bendersky & Shah，2012；Sauder et al.，2012)。针对信息匮乏问题，企业地位上升有利于网络能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利益相关者获取能力和维持能力的增强。这也在一定程度缓解了信息匮乏的问题(Washington & Zajac，2005)。此外，不同背景的高管对待排名变化的态度可能存在认知差异，而这种高管特征差异对创新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肖挺，2016)。所以，排名变动带来的创新活动变化，在不同类型高管在位时会有所区别。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影响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排名的商业价值，并在创新等战略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Dess et al.，1997)。虽然不时能从媒体报道中观察到企业受排名影响的战略活动，但重点关注排名变动的学术研究还相对较少，而且关注领域主要在学校。在美国大学橄榄球赛事的情境下，美国大学橄榄球队排名与比赛上座率存在着紧密的关联(Huang & Washington，2015)。在美国私立大学的情境下，大学排名变动会对学校学费政策产生复杂的影响(Noah & Matthew，2016)。排名在互联网营销领域也受到了关注。在淘宝网范围内，排名和认证对网店销量发挥着正向影响(陈艳莹和李鹏升，2017)。以往研究主要关注高校和中小企业受排名影响的活动，鲜有从企业战略视角进行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希望从企业层面探索排名变动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厘清排名变动与创新活动之间的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的理论视角，探讨了企业排名变动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以《财富》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收集了从2011年至2015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中国500强企业的数据，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排名上升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强度，而排名下降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抑制作用则相对滞后。高管技术背景正向调节排名上升促进创新强度的过程。
本文存在以下贡献：本文从市场角度解读了组织合法性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拓展了组织合法性理论的研究视角。虽然已有文献从组织合法性视角研究了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些外部现象，如：官员视察会对企业创新强度产生影响(赵晶和孟维烜，2016)。本文采用企业的排名变化来反映组织合法性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在市场中地位的变化。
本文将排名现象引入企业战略研究，揭示了排名变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在以往对于排名的文献研究中，研究对象以高校为主。而本文在组织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战略视角研究企业排名这一具有异质性的媒体公开信息，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企业的排名变动与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营造创新环境，改善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创新保障机制提供启示。企业创新不仅受自身因素影响，还与外部环境紧密联系。企业在进行创新决策时，面临的资源约束和信息匮乏问题，需要信心、资源、信息和利益相关者支持，这些现状需要从宏观层面进行改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排名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企业排名作为合法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会给企业带来更多优势。本文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为切入口，系统分析企业排名的上升和下降是如何从信心、利益相关者支持、资源和信息角度影响企业创新。
(一)合法性理论综述
作为制度理论的重要概念，组织合法性被认为是组织结构和组织内权力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对组织合法性价值观层面的自发认同则是组织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Weber，1978)。战略学者围绕企业的组织合法性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
第一个主题是组织合法性的定义和分类。组织合法性被当作是一种制度化的产物，具体指的是在特定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等社会化建构的系统内部，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意的、正确的或适当的(Dimaggio & Powell，1983；Suchman，1995)。组织合法性来自人们对事物或行动是否符合规范和期望的一种认知。组织合法性划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分类方法(Scott，1995)。组织合法性是环境对组织的接受程度，并且这种环境认可对组织的生存与成功至关重要。目前，组织合法性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组织研究领域。
第二个主题是关于组织合法性来源。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主要是通过组织内的建设和改变组织的外部环境来增强自身合法性。具体包括：积极响应需求、提供规范产品、广告以及公关活动等行为。现阶段组织合法性研究的热点之一是讨论创业企业如何跨过“合法性门槛”。这也是属于企业合法性获取的一种具体情况(Pfeffer & Salancik，1979)。那些面临“新进入缺陷”与“合法性约束”以及竞争对抗力不强的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手段必须得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认可，也即符合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和期望，从而被关键利益相关者感知为是在以可接受的方式、从事可接受的目标，才能跨越“合法性门槛”，实现企业成长(Zimmerman & Zeitz，2002)。
第三个主题是关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对于企业的内部团结和外部信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合法性会产生制度趋同效果，能为组织带来一致性和可信性。对于企业来说，组织合法性意味着企业的行为选择应该与制度、规则保持一致，由此产生的组织结构就会成为合理化制度、规则的映射(Meyer & Rowan，1977)。也就是说，组织合法性就是符合法律要求、政治要求、公众意见等制度因素的一种特征。由此可见，组织合法性对企业自身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排名变动与企业合法性
排名变动，作为一种公开信息，既反映了与其他企业相比的横向地位变化，也反映了与企业本身过去比较的纵向地位变化(Bitektine，2011)。排名变动与地位变化是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高校的排名变动可以作为地位变动的代理变量，这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测量方式(Noah & Matthew，2016)。
目前，已有不少文献对组织地位的作用进行了研究。首先，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地位提升能够为其主体带来许多资源和益处。对于个人来说，地位提高可以为其带来高报酬、积极的绩效评估、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影响团体的资源分配，以及提升他人的期望(Bunderson，2003)。对于企业来说，排名提升可以为其获得更多的优势生产条件和资源，如：更低的生产成本、进入壁垒，更多的机会和资本支持，以及更多的公众认可(Sauder et al.，2012；Fombrun & Shanley，1990)。排名变动会影响利益相关者认知，与其他组织建立友好的关系对企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Washington & Zajac，2005)。和高地位组织建立联系的企业会受到正向的评价，然而和低地位组织建立联系的企业会受到更多负面的评价(Elsbach，1994)。除了企业关联，第三方评价对组织的地位排名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三方评价机构(如穆迪评级、米其林餐厅评级等)的评级，可以为组织营造出一种形象认知，从而影响组织的生存机会。艺术、娱乐和特定的奢侈品行业中，外部评价者对经营文化产品的组织在获奖和风评方面有着重要影响(Rao，1994)。
其次，排名作为一种外部信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降低或者规避风险。企业地位是一种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公司产品的质量。在选择商品时，企业的高、中、低档排名会在购买商品时影响消费者的判断(Huang & Washington，2015)。在以淘宝网金牌卖家认证为例的研究中发现，排名认证可以为卖家带来销量的增加(陈艳莹和李鹏升，2017)。由于消费者普遍认为高排名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更好的质量，倾向于选择高排名企业的产品，所以提升排名这个外部信号对企业长期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后来，还有一些学者将地位分成稳定性和可变性这两类(Bendersky & Shah，2012)。地位稳定性强调的是地位所能带来的奖励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加强，即所谓的“马修效应”。而地位的可变性指的是奖励会随着地位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由于高排名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有利资源和更低的风险，企业都会想方设法地来提升行业排名(Jeong & Siegel，2018)。但是，也有研究表明，通过努力使排名升高的企业，绩效表现并不比一直处于低排名的企业的绩效表现好。排名下降的企业的绩效表现也不比一直处于高排名的企业差(Bendersky & Shah，2012)。目前对于地位稳定性的研究较为成熟，但对于地位可变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的关注重点放在企业的地位变化对组织合法性变化的影响上。
(三)企业合法性与创新强度
企业创新是一项同时具有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活动(Munoz-Bullon & Sanchez-Bueno，2011)。这些风险主要来自技术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认同与否的不确定性。产品研发作为一种常见的企业创新方式，从初期调研、可行性论证、产品设计、到最后的批量生产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在研发过程中，造成企业创新失败的原因有所不同，主要包括自身信心缺失、利益相关者反对、研发资金投入中断和相关信息匮乏。虽然创新是一项见效周期长、预测程度低的投资活动，但由于创新活动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特征，很多企业依旧会坚持科研创新之路。从先动性理论出发，最先发现市场中的潜在机会并利用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的企业，可以获得创新带来的先动性优势(Miller & Friesen，1983)。而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开展科研创新活动能够为企业带来这种先动性优势。科研创新可以帮助企业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在长期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并获得超额利润。企业普遍具有通过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方式来获得先动性优势的意愿。
组织合法性对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科研创新这样具有高风险、高先动性的活动往往面临着“合法性缺陷”，或者说是“合法性约束”(李雪灵等，2011)。所谓“合法性约束”，指的是由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包含社会成员判断组织合法性的现象。既有制度会从管制、规范与认知三个方面约束组织的行为，从而成为组织成长的合法性约束。率先采取创新战略的企业往往会面临更强的合法性约束，而这些约束将不利于企业创新。当组织自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时，就为企业尽快突破“合法性约束”提供了条件(Zimmerman & Zeitz，2002)。
组织合法性既能通过政治活动获得，也可以通过市场地位促进。政治活动方面，官员视察和政治关联能够提高企业合法性，从而增强企业创新(赵晶和孟维烜，2016)。市场地位方面，获取认证是一种帮助企业克服“合法性约束”，并谋以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方式(Zimmerman & Zeitz，2002)。而企业排名变动是社会地位变动的一种认可。相比较于排名下降的企业，排名上升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特别是利益相关者认知的优化，使得企业的合法性水平上升。所以，企业排名上升会提升企业的合法性。
排名变动带来的企业合法性改变会影响企业战略认知，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强度。排名获得提高的企业，对自身所处市场地位在内的战略认知会发生改变(Hodgkinson et al.，1999)。由于所处地位的变化，排名提升使企业合法性提高，从而降低由于创新而带来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这使企业高管看到创新高收益的同时发现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抵抗能力，从而更有信心支持企业加大科研创新投入。
排名变动带来企业合法性改变会影响利益相关者态度，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强度。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利益相关者既会对包括创新活动在内的战略决策产生影响，又会对企业获得资源和信息的行为发挥作用(王红丽和崔晓明，2013)。组织合法性提升可以为企业带来内部一致性和外部资源，并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排名上升带来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和合法性的提升，排名上升的企业可以利用合法性优势，率先进行科研创新活动。这些由利益相关者支持而拥有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排名变动带来企业合法性改变影响企业资源获取能力，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强度。基于战略视角，组织合法性被认为是一种资源，一种能够帮助组织获得其他资源的重要资源(Suchman，1995)。通常，组织合法性高的企业可以获取更多外部资源，主要途径包括技术合作和资金支持。组织合法性是能够帮助组织获得其他资源的重要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创新过程遇到的资源约束问题。
排名变动带来的企业合法性改变影响了企业信息获取能力，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强度。企业地位上升有利于网络能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信息渠道获取能力和维持能力的增强。这在一定程度缓解了信息匮乏的问题(Washington & Zajac，2005)。通过提高组织合法性，企业信息能力的增强有利于信息匮乏问题的缓解。
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往往需要企业具备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从排名上升的角度来看，排名上升的企业由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具有较高的合法性，并获得了一定的信心、社会认可、资源和信息，因此具备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这些具有高风险承担能力的企业往往有更大的创新行为容错率。所以，排名上升的企业更愿意做创新。由于这些条件对企业的科研创新至关重要，排名上升有利于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所以，本文认为排名上升的企业更应该加大科研投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排名上升会显著增强企业创新强度。
相对于排名上升的企业，排名下降的企业可能面对组织合法性逐渐丧失的风险。排名下降的角度来看，不确定性是模仿同构机制产生的原因(Dimaggio & Powell，1983)。当环境不确定时，组织会采取模仿的战略。所以，当面对科研创新这样高不确定性的活动时，排名下降的企业会模仿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而不是通过创新手段来降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合法性降低风险。
排名下降导致企业合法性降低会影响企业战略认知，进一步抑制企业创新强度。排名降低的企业，对自身所处市场地位在内的战略认知会发生改变(Hodgkinson et al.，1999)。由于所处地位的下降，排名降低使企业合法性减弱，从而提高由于创新而带来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这使企业高管对创新活动丧失信心。
排名下降导致企业合法性减弱会使企业失去利益相关者支持，进一步抑制企业创新强度。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利益相关者既会对包括创新活动在内的战略决策产生影响，又会对企业获得资源和信息的行为发挥作用(王红丽和崔晓明，2013)。组织合法性减弱使得企业丧失内部一致性和外部资源，并提高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排名下降带来了社会认同和组织合法性的降低，排名下降的企业无法借助组织合法性优势来进行科研创新活动。
排名下降导致企业合法性丧失会造成企业资源获取能力的减弱，进一步抑制企业创新强度。基于战略视角，组织合法性被认为是一种资源，一种能够帮助组织获得其他资源的重要资源(Suchman，1999)。通常，组织合法性低的企业无法获取大量技术合作与资金支持。
排名下降造成企业合法性丧失会削弱企业信息获取能力，进一步抑制企业创新强度。企业地位下降会削弱其网络能力，具体表现为信息渠道获取能力和维持能力的减弱。这在一定程度加剧了信息匮乏的问题(Washington & Zajac，2005)。由于组织合法性缺失，企业信息能力的减弱造成信息匮乏问题的扩大。
排名下降企业，通常在之前竞争过程中的地位被削弱了。地位降低带来了组织合法性的降低，企业此时往往缺乏内部一致性和外部资源，没有充足的信心、利益相关者支持、资金和信息来投到一项高风险的科研计划中去。当竞争对手的市场地位增强后，排名下降的企业通常可以选择跟随战略。排名下降企业通过模仿领先企业的相对成功的产品和服务，来保持自身实力，以等待机会实施超越。当创业面对制度压力较强时，企业会为了获取组织合法性，先进入制度压力较弱的业务。当组织合法性提升、企业面对的制度压力减弱时，企业再进入制度压力较强的业务。企业排名下降将导致企业的合法性降低。为了使企业的合法性得到提升，排名下降的企业会先进入比较成熟的业务领域，以便提高短期经济收益。当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后，排名上升，组织合法性提高，这时这些企业将再进入其他独特的业务领域，展开科研创新活动。所以，企业在排名下降时有更强烈的意愿加大科研投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排名下降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强度。
(四)高管技术背景的影响
排名变化影响企业创新强度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合法性水平的变动，而在不同的高管背景特征下组织合法性的变化也会有差异。现有研究揭示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会出现财务情况不稳定的现象，企业高管对于创新战略认知上的差异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肖挺，2016)。因此，管理者自身的认知能力左右着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企业技术研发过程中，企业高管尤其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支持影响着创新的效率和效果。如果位于高管团队决策中枢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深谙企业创新所涉及的现实技术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并将技术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相结合，企业未来的发展道路会更加光明。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对研发活动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会深刻认识到稳定的资金支持对研发活动的重要性，将在预算制定和资源分配时有意保障研发投入的持续性。
高管的专业技术背景属于高管特征的一部分。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技术背景在企业资源配置和创新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高管人员无形中会在企业中营造一种尊重技术、追求创新的氛围。在这种环境中，创新促进因素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果更明显。拥有技术背景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于企业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具有深刻地了解与持续地重视，他们深知创新活动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促进研发强度的增强来追求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对于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以往研究者普遍支持高管特征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在高管任期、高管持股与研发强度关系的探索中，高管任期对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强度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刘运国和刘雯，2007)。在高管特质与企业行为的研究中，高管人员的学历背景、政治背景与技术背景等特质与企业行为存在紧密关系。其中，高管技术背景在企业进行创新战略选择时发挥重要作用(姚振华和孙海法，2010)。
位于高管团队关键位置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的技术背景对所在企业而言是一种异质性资源。在拥有这类异质性资源的情况下，企业的对于创新收益和创新风险的战略认知会有所差异。高管技术背景这种特殊的企业资源对不同情况下企业研发活动有不同的影响。不同技术背景会使得高管对企业所处环境变化的判断有所区别。企业排名上升时，对于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他们往往更愿意抓住机会进行创新。对于没有技术背景的高管，他们面对排名上升带来的机会可能更加保守，放弃这一创新契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a 高管的技术背景会强化排名上升对企业创新强度的促进作用。
假设3b 高管的技术背景会弱化排名下降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筛选
本文选取2011—2015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中国 500强企业中在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初选样本。《财富》500强排行榜自1955年开始评选，由《财富》杂志每年发布一次，是世界上衡量大型公司地位最权威的榜单。通常情况下，对于企业而言的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是指《财富》杂志刊登的名单。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其与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的财务数据相匹配。经过数据的合并与整理：(1)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2)剔除金融类和保险类企业；(3)对存在离群值的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4)对可能导致异方差问题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最终，得到了304家企业的1 068个观测值。具体观测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样本分布表

说明：《财富》中国500强名单中大量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为避免双重监管带来的影响，本文只选取沪深A股上市企业进行分析。排名变动样本数为笔者参考Noah & Matthew(2016)减小噪音的方法计算所得，相关原理和计算方法见下文。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下表同。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排名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区分不同的高管类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构建了如下面板模型：
R&Di,t+1=α0+α1×statusupit+α2
×statusdownit+βj
×∑controlit+γj
×∑Industryit+δj
×∑yearit+εit
(1)
R&Di,t+1=α0+α1×statusupit+α2
×statusdownit+α3×backgdit
+α4×statusupit×backgdit
+α5×statusdownit×backgdit
+βj×∑controlit+γj
×∑Industryit+δj
×∑yearit+εit
(2)
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使用企业后一期的研发强度相对值R&Di,t+1来衡量企业的创新强度，R&Di,t+1的具体数值为后一期研发费用/后一期营业收入。由于能反映创新战略的实施情况，研发强度相对值R&Di,t+1近一段时间在创新研究领域广泛被使用(赵晶和孟维烜，2016)。本文采用R&Di,t+1作为衡量企业创新强度可以有效避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避免排名变化与企业创新强度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营业收入作为企业排名的主要依据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相比研发费用绝对值、专利数量和无形资产作为代理变量测量企业创新强度，基于营业收入的研发费用相对值既能有效降低模型内生性，也可以直接反映企业高层的战略意图。
解释变量方面，排名上升与下降的测量，本文借鉴了已有研究的成果。在高校排名变化与高校学费设定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剔除较小程度的排名变动来减少数据噪音对数据分析的影响，从而获得更加真实可靠的研究结论(Noah & Matthew，2016)。参照这一做法，本文选取5%的排名变动作为被明确感知的排名变动的界限，即以25名作为判断排名是否变动的标准。其中，statusupi,t表示t期企业排名是否上升。具体而言，当企业i在t期排名相比上期上升超过25个名次时，取值为1，否则为0。statusdowni,t表示t期企业排名是否下降。具体而言，当企业i在t期排名比上期下降超过25个名次时，取值为1，否则为0。调节变量backgd为高管技术背景。当CEO有过研发部门或者生产部门等技术相关部门的任职经历时，CEO是具有技术背景的。具体而言，在CEO拥有技术背景时，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借鉴以往文献选择了基本的企业财务指标，并考虑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同时控制了企业所在行业以及年份。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asset)、企业年龄(age)、企业绩效(roa)、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lnrevenue)、现金流量(csah)、大股东持股(topone)、股权制衡度(crten)、董事会规模(dnum)、年份(year)和行业(industry)。具体变量及测量指标见表2。
(三)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R&Dt+1是对企业研发强度的衡量。R&Dt+1的均值为0.019，说明该样本中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围绕在1.9%的均值附近变动。这与我国的科研投入占GDP比重大约为2%的实际情况相吻合。R&Dt+1标准差为0.020，与均值近似。这说明各企业的R&Dt+1存在一定的离散程度。样本中R&Dt+1值最大的企业为中兴通讯，其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2.6%，远远超过了样本均值。
四、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模型来分析排名上升和排名下降分别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从而检验假设1和假设2。此外，高管的技术背景既是高管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重要因素。在高管技术背景不同的情况下，企业对于排名变动的解读也会有所差异。本文在模型中加入高管技术背景这一变量，以及排名上升和排名下降分别与高管技术背景的交互项。通过对高管技术背景及其交互项的分析，检验高管技术背景对排名变动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即检验假设3a和假设3b。为了更为恰当地反映企业创新强度的实际经济意义，本文采用了千分位水平下的企业创新强度进行回归。表4汇报了这些假设检验的结果。
表2主要变量及测量指标

表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说明：相关系数是各变量与研发强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4排名变动与企业创新强度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的显著,下表同。
(一)排名上升与企业创新
表4结果显示，模型(1)中statusup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在排名上升的情况下，创新强度会显著提高，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3)则将排名上升和排名下降情况同时考虑，在模型(3)中statusup的回归系数依旧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排名上升而带来组织合法性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基于自身各种优势，更加敢于承担创新活动带来的风险，从而追求创新活动所带来的收益。企业变强后，会通过增加创新强度获得更强竞争优势。这种情况成就了市场中强者愈强的现象。
(二)排名下降与企业创新
通过表4结果可知，模型(2)中statusdown的回归系数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上也不显著。这说明企业的排名下降对创新强度的影响程度不大。同时考虑排名上升和排名下降的情况下，模型(3)中statusdown的回归系数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上也依旧不显著。排名下降确实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变化不存在显著影响，假设2并没有得到验证。与排名上升促进企业创新强度形成对比，在相同情况下，排名下降并没有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确实让人感到有些费解。
由于模型(2)中statusdown的回归系数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上既不显著为正，也不显著为负。这说明在一个企业的排名明显降低的情况下，这家企业往往在创新方面可能会无动于衷。在强者愈强的市场中，落于下风的企业会维持现状。这类暂时落于下风的企业，在之后的战略对决中是会加强创新强度放手一搏，还是减少创新及时止损？对于排名下降给企业创新强度造成的影响，本文将在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研究中继续进行讨论和分析。
(三)高管技术背景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分析表4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调节变量高管技术背景backgd以及statusup×backgd的交互项。在模型(4)中，statusup×backgd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模型(6)中，statusup×backgd的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排名上升促进创新强度的作用过程中，高管技术背景的调节作用是存在的，假设3a得到验证。相对于高管没有技术背景的企业，高管拥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往往对于排名上升更加敏感。当企业的排名明显上升后，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会更有信心，更加坚定地带领企业走创新之路。从一次成功走向下一次成功，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会在企业排名上升时，为企业的创新锦上添花。
在排名下降时，高管技术背景的调节作用。statusdown的回归系数在表4的随机效应回归模型中，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上也不显著。由于statusdown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排名下降对于企业创新强度影响的主效应不被支持。主效应不显著，statusdown×backgd的回归系数便失去了意义，调节效应没有被检验的意义。与假设2相同，假设3b也未得到支持。
五、稳健性检验
(一)Heckman检验
企业排名变动并非完全外生事件，适合使用工具变量法对结论进行进一步检验。人均净资产体现了企业的经营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效率，是企业经营能力的体现。鉴于企业的经营能力企业地位的关系密切(姚振华，2014)，而排名变动是企业地位变化的一种反映，人均净资产与排名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的关系。人均净资产作为全体员工人均层面的财务指标，与创新强度之间并无直接相关关系。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企业人均净资产与排名变动紧密相关，同时与创新强度无直接相关，是本文模型较为理想的工具变量。基于此，可以使用两阶段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Heckman，1979)。在第一阶段模型中，以企业排名上升为被解释变量，以工具变量企业人均净资产和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构造Probit回归模型，获得逆米尔斯比率。然后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带入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中，从而对假设是否成立进行检验(见表5)。
表5Heckman两阶段回归结果

在表5中，模型(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3)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1)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排名上升明显与企业人均净资产相关。将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带入第二阶段回归，在第二阶段回归的模型(2)和模型(3)中，逆米尔斯比率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样本选择问题在本次Heckman两阶段回归中不存在。在模型(2)中，statusup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创新强度随排名上升而增强的关系依然存在，假设1得到验证。在模型(3)中，statusup×backgd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排名上升促进创新强度的作用过程中，高管技术背景的调节作用是存在的，假设3a得到验证。
(二)排名变动的范围
在实证分析部分，解释变量statusup和statusdown选择了特定排名变动边界，采用了5%即本文的变化超过25名的界定范围(Noah & Matthew，2016)。这种变化界定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减少数据噪音对数据分析的影响，从而获得更加真实可靠的研究结论。但是，这种界定范围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可能带来不稳定的实证结果。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采取更加苛刻的排名变动界定范围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定性。具体而言，本文在这一部分将排名变动的界定标准从之前的5%增加到10%。在表4的实证分析中，排名上升25个名次以上，statusup记为1，否则为0；排名下降25个名次以上，statusdown记为1，否则为0。在本部分稳健性检验的分析中，排名上升50个名次以上记为1，否则为0；排名下降50个名次以上记为1，否则为0。在采取更加苛刻的排名变动界定范围后，之前实证分析的结果依旧成立。强者愈强的情况没有改变，排名下降的企业也依旧维持现状，而高管的技术背景正向调节的效果也依旧存在。
(三)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之前的检验都采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重点关注同一时间下个体的差异。从排名变动问题和非平衡面板数据而言，随机效应模型非常适合本文的研究。但固定效应模型在分组较为完备的情况下，用名义变量吸收掉个体不随时间改变的差异的思路，也能为本文带来具有启发性的回归结果。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替代随机效应模型后，之前实证分析的结果依旧成立。强者愈强的情况没有改变，排名下降的企业也依旧维持现状，而高管的技术背景正向调节的效果也依旧存在。
六、进一步研究
在上述分析中，本文发现实证结果都不支持排名下降会抑制创新强度这一假设，处于衰退状态的企业对待创新的态度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关注问题。通过对组织合法性特征的继续分析，本文得到了这种情况的一种解释。关于制度性质方面，组织合法性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已经被明确提出(Maurer，1971)。在企业战略层面，组织合法性在企业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稳定性(Suchman，1995)。组织合法性相对稳定的这一情况，体现了组织合法性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即企业受到重要因素影响，但企业针对这种因素做出改变需要一段时间。
组织合法性存在滞后性特征在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在淘宝认证与销量的关系的研究中，通过认证可以使得产品销量大幅增加，而失去认证对产品销量的变化则影响较小(陈艳莹和李鹏升，2017)。对于谷歌和雅虎关于政治风险的案例分析中，也提及企业合法性在一定情况下对特定事件具有弹性(Stevens et al.，2016)。
虽然组织合法性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排名下降带来的合法性丧失对创新的抑制作用还是存在的。排名下降带来的内部一致性缺失和外部资源的丧失，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并会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不利作用。排名下降不会直接降低企业创新强度，而排名连续下降可能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强度。
表6中的模型验证在连续下降情况下，排名下降对企业创新强度的作用。down2,down3和down4三个变量分别表示企业连续两年下降、连续三年下降和连续四年下降。对于排名下降的标准，本文依旧采取statusup和statusdown的25个名次作为判断企业排名是否下降标准。
表6排名连续下降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

表6结果显示，相对于模型(1)中statusdown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情况，模型(2)中，down2的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这说明在排名连续两年下降的情况下，由于合法性水平降低，从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抑制。在模型(4)中，down4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说明排名连续4年下降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强度。回归结果说明排名下降对创新强度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而且有一定的滞后性。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企业的排名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探索了企业的排名变动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一方面，当企业的排名上升时，会给企业带来组织合法性的提升，而组织合法性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信心、利益相关者支持、资源以及信息，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水平，这一过程受到高管技术背景的正向调节。另一方面，当企业的排名下降时，会给企业带来合法性的损失，而组织合法性的损失会导致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信心的缺失，降低资源和信息的获取能力，进一步导致企业创新水平的降低。但是，相对于企业排名上升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企业排名下降对创新的抑制过程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本文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存在以下几点理论贡献。首先，拓展了组织合法性的理论研究视角。本文运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并探索了企业市场地位的变化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丰富了制度理论在战略领域的应用。其次，丰富了企业创新问题的研究内容。本文从中国500强企业的排名入手，探索了组织合法性的变动以及对创新的影响。本文在中国大力发展创新的社会背景下研究企业创新问题，通过理论分析发现企业排名的提升有助于合法性的增强，从而提高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可行性。再次，开发了排名的研究情境，揭示了排名对企业内部决策的影响。现有研究中主要关注排名的直接影响，如：排名对消费者行为和对第三方印象评价具有影响(Rao，1994；Huang & Washington，2015)。本文重点关注企业排名，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文献研究主要关注排名对消费者影响的局限。
本文对指导中国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大力发展科研创新的背景下，企业在创新方面动力仍然不足的原因主要有资源约束和信息匮乏，本文从组织合法性理论出发，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启示。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只有大力发展创新才能实现新的突破。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开展科研创新活动。但是，由于创新具有长期性、高风险性和高不确定性的特征，企业应该通过打造组织合法性并且保持组织合法性，来获取创新的信心和支持，以此获得更多的优势资源和提升企业规避风险的能力。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应该致力于为企业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保证优秀企业在社会中的组织合法性。这种政府行为有利于让企业产生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并且拥有进行创新的强烈意愿，有利于建造一个稳定的国家创新体系。除了关注大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政府还应该调动中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创新，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创新的氛围。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成立的，这既是研究结论的适应范围，也是具体实践的现实局限。本文研究以在沪深A股上市的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探索了企业排名和科研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在中国500强的排名中，国企和大型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而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小，并且中国500强的民营企业很多在海外上市或者未上市，所以本文的研究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指导意义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和一些新兴的中小型企业也日益壮大，其影响不容小觑。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扩大企业排名研究对象的数量和范围，把更多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纳入研究中来，并且要更加重视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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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ING MOBI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gitimacy
ZHAO Jing CHEN Xuan-yu LI Ran
(School of Busines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As a pie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that takes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s into consideration, enterprises’ rankings are external signals representing the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which has a crucial influence on enterprises’ confidence, stakeholders’ supports,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Thus, they will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According to this poin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anking mobilit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This article takes China’s Top 500 Enterprises listed o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 stock market for examples, analyzing the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15.This study found that when the rankings rise,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tensity will be significantly promoted.When the rankings descend continuously,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tensity decreases significantly.The technical background of executives is a factor which cannot be ignored.When the ability of enterprises gets improved, enterprises tend to gain m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y investing in the innovation.This is one reason why competitive enterprises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Key words:ranking mobility；China’s top 500 enterprises；legitimacy；innovation intensity
* 赵晶、陈宣雨(通讯作者)、李然，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chenxuanyu@ruc.edu.cn。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2176)和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品牌研究计划项目(2017030057)的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