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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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
——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李 磊 徐长生 刘常青
[提 要]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关键词] 撤县设区；要素结构；要素替代弹性；偏向型技术进步
一、引言
大量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二是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要素投入的相对变动(要素结构)会对技术进步的方向产生影响，只有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技术选择才会提升经济增长效率(Acemoglu & Zilibotti，2001)。要素结构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要素的稀缺程度(Acemoglu，2002；2007)。一般而言，当某一生产要素较为丰裕时，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企业会研发或引进多使用该种要素的技术。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而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偏向劳动(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是与要素结构的变动密切相关的，但是这种关联度到底有多大？在中国的实践中，要素结构特别是资本—劳动结构的变动究竟怎样影响着技术进步的方向？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利用“撤县设区”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中国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在市辖县的行政格局下，各县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这种县域竞争模式阻碍了市场边界的整合与扩张，延缓了城市化进程。而自1997年逐渐兴起的“撤县设区”则打破了原有市县格局下的行政障碍，促进了区域资源整合，加快了市场一体化进程(王贤彬和谢小平，2012)，从而有利于要素在地区之间转移。
与以往研究技术进步方向的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1)文献贡献。本文完全立足于理论基础，利用“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识别了资本—劳动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克服了研究要素结构变动影响技术进步方向所面临的反向因果问题。现有对技术进步方向的研究多集中于用其解释工资溢价或收入分配失衡问题(Acemoglu，1998；黄先海和徐圣，2009；张莉等，2012；陈宇峰等，2013)，也有一些文献从环境规制、专利制度、人口老龄化、政府行为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等视角探究了影响技术进步方向的因素(Popp，2002；Acemoglu et al.，2012；Aghion et al.，2016；潘士远，2008；易信和刘凤良，2013；邓明，2014)，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验证或拓展了Acemoglu(2002)提出的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但是对该理论中最为核心的要素结构的作用却鲜有研究进行检验，本文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事实上，Lewis(2011)、张月玲和叶阿忠(2013)等在这方面也做过研究，但是Lewis(2011)仅是从技能结构角度做了探究，而张月玲和叶阿忠(2013)则更多的是一种描述性分析，缺乏因果识别机制。(2)方法应用上的贡献。虽然本文没有改进技术进步方向的测度方法，但是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了拓展。在一些以中国为背景的研究中，大部分仅测度了全国或者省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而对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的城市层面则鲜有研究涉及，本文将技术进步方向的测算进一步推广至市级层面，这样有利于提高估计的准确度，这一工作目前仅有潘文卿等(2017)进行了尝试。(3)现实意义。本文的工作对解决要素结构与技术选择错配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中国地方政府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使得各地忽视要素禀赋结构，盲目引进先进技术、上马新项目，这种逆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不仅经济效益不理想，还导致了地方负债的增长，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张倩和邓明，2017)。而本文则通过严谨的因果识别机制证实了要素禀赋结构对技术选择的重要性，以期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机制
城市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大城市比小城市生产效率更高(Combes et al.，2012)，而中国一半以上的城市都存在着规模不足的问题(Au & Henderson，2006)。“撤县设区”的实施打破了市县之间的行政边界，满足了城市扩张的需求(唐为和王媛，2015)。由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会加快资本积累，还能提高劳动力需求(就业效应)(陆铭等，2012)。
图1描述了“撤县设区”促进要素流动的具体机制。

图1 “撤县设区”改变要素结构的作用机制
要素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禀赋效应会进一步对当地的技术选择产生影响。Acemoglu(2002)定义了两种类型的技术进步：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和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当技术进步能够节约要素使用而获得相同产出时，则称该技术进步是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当技术进步只使得要素的相对边际产出增加时，则称技术进步是偏向该要素的。本文主要关注要素结构变动对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关于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有两个假说：弱诱导偏向型假说和强诱导偏向型假说。弱诱导偏向型假说表明只要要素替代弹性不为1，技术进步就会偏向相对丰裕的要素。因此，理论上若发生“撤县设区”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不为1，那么因“撤县设区”而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将会引起技术进步方向的变化，具体而言：当“撤县设区”导致资本—劳动比上升时，技术进步将偏向于资本；当“撤县设区”导致资本—劳动比下降时，技术进步将偏向于劳动。
三、研究设计
(一)技术进步方向测算
在技术进步方向的测算上，本文借鉴了由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构造的技术进步方向指数(Dt)：
(1)
式中，Eit(i=L,K)表示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ε表示L和K之间的替代弹性。当ε>1时， EKt/ELt上升(下降)会导致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劳动)，此时Dt>0(Dt<0)；当ε<1时，EKt/ELt上升(下降)会导致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资本)，此时Dt<0(Dt>0)。由此可以根据Dt的符号来判断技术进步方向，当Dt>0时，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的相对边际产出，此时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反之当Dt<0时，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此时技术进步偏向劳动。
要计算式(1)主要是要确定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ε)，Eit(i=L,K)的推算方法可参见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的研究。目前测算要素替代弹性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该方法由Klump et al.(2007)提出，León-Ledesma et al.(2010)运用这一方法测度了美国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国内一些研究也用这种方法对全国、省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进行了测度(陈晓玲和连玉君，2013)，潘文卿等(2017)也对市级层面进行了测度。生产函数的设定为CES形式，其中α表示要素在最终品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

(2)
利用式(2)分别对L和K求偏导数，得到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等式。对式(2)以及劳动和资本边际产出三个等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可以得到式(3)～式(5)。其中ξ为规模因子，有均为样本算术平均值，φi，τi(i=K,L)表示技术曲率。


(4)


(5)
Klump et al.(2007)建议用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FGNLS)对式(3)～式(5)这一非线性联立方程组进行估计。陈晓玲和连玉君(2013)认为，假定扰动项之间不相关，非线性似不相关估计(NLSUR)与FGNLS是等价的，本文遵循他们的做法，用NLSUR分城市对式(3)～式(5)进行了估计。非线性估计对初值的设定较为敏感，本文初值的设定主要参考了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的做法，在重要的替代弹性初值设定上借鉴了陈晓玲和连玉君(2013)的做法：ε∈[0.02∶0.1∶2.2]，其中0.02是初始值，0.1为步长，2.2为终值。
(二)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为了识别出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大多利用了外生冲击。如Lewis(2011)在研究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变动影响制造业技术选择时，借助了移民这一冲击构造工具变量。Hanlon(2015)利用美国内战影响棉花对外出口量识别了其替代品印度棉花供应量增加对英国棉纺厂技术选择的影响。与他们的研究方法一致，本文利用行政区划变动这一自然实验来识别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在探究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看一下“撤县设区”是否真的引起了辖区内投资和就业水平的变化，以此检验第二部分所述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注]结果显示“撤县设区”确实使得投资和就业增加，限于篇幅，这部分的检验结果不在正文中汇报。进一步，为了能够估计出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本文设定了以下估计方程：

(6)

(7)
这是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设定形式，其中式(6)是第二阶段的估计式，式(7)是第一阶段的估计式。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原因在于单独估计式(6)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即技术进步方向能够影响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而对要素结构产生影响，这在相关文献中已经得到了证实。除此之外，利用工具变量法还可以克服因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式(6)中Dit表示i地区t年的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ln(K/L)it表示资本—劳动比的对数，是主要的解释变量。式(7)中mergerit为“撤县设区”的指示变量，若i市在t年开始实施“撤县设区”，则mergerit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0。X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及投资率等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的对数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会从供需两端来影响技术进步方向。从供给端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会吸引要素集聚从而对技术进步方向产生影响。从需求端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消费层次也越高，由此可能会促进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产业结构分别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可能会促进技术进步方向偏向劳动。人力资本用在校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并没有关于市级层面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统计变量，因此这里用在校学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计算方法为：(小学在校生×6+中学在校生×10.5+大学在校生×16)/在校生总人数。，控制这一指标是因为Acemoglu(1998)的研究表明劳动力的技能结构会影响技术进步方向。财政支出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作扶持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会影响R & D投入进而对技术进步方向产生影响。投资率用当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较高的投资率会加快资本积累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
由“弱诱导偏向型假说”可知，只要ε不等于1，若“撤县设区”导致资本—劳动比增加，则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预期β1的值为正；反之，若“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下降，则预期β1的值为负，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1997—2010年[注]选择该时间跨度是因为“撤县设区”主要发生在这一阶段，2010年后也有“撤县设区”，但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城市市辖区数据。之所以选择市辖区有两点原因：一是市辖区是城市经济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能够更好地表征城市特征；二是本文识别所依赖的“撤县设区”主要在市辖区范围产生了冲击，人口也主要流向市辖区。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缺失，最终样本中包含267座城市，所有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市辖区数据，部分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有关“撤县设区”的数据主要来自行政区划网，个别缺失的数据通过查阅分省份统计年鉴补齐。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技术进步方向指数(D)是根据式(1)计算所得，城市资本存量(K)的估算主要参考了柯善咨和向娟(2012)的做法。
图2给出了样本中每年发生撤县设区的地区数。黑白条形图的区别在于，黑色条形图排除了在“撤地(盟)设市”过程中发生“撤县设区”的样本，关于这一点在下面的稳健性检验中会重点讨论。总体来看，两类图变动情况基本一致。此外可以看到“撤县设区”发生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0—2004年期间，两类图在这一期间发生的撤并数分别占了总次数的69.72%和72%。可以推断“撤县设区”对要素结构变动的影响也应该从这一时期开始显现。

图2 “撤县设区”数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
首先，利用标准化供给面方法，本文测得各市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及相关参数，样本中所有城市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均值为0.967 5，小于1，表明资本和劳动总体上呈互补关系，这与陈晓玲和连玉君(2013)、邓明(2014)、潘文卿等(2017)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的，根据式(1)，本文测定了各城市历年的技术进步方向指数。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全样本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是全样本回归结果，该回归不仅控制了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还控制了lnpergdp，以控制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同时还控制了sec，thd，hum，gov_ratio和invest_ratio等因素。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导致估计偏误的因素后，ln(K/L)的增加在5%的水平上显著促进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符合弱诱导偏向型假说。第(2)列中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merge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使资本—劳动比增加，并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为16.328，高于经验值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除此之外，“撤县设区”对要素结构的影响还可能受到要素替代弹性大小的限制。当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时，“撤县设区”在使得投资扩张增加资本存量的同时，还会引致同等程度就业的增加，此时资本—劳动比就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自然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也就比较微弱。为此表2的第(3)列～第(6)列将样本按照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是否大于1分成两组做进一步检验。从表2替代弹性大于1的回归结果来看，ln(K/L)的增加在10%的水平下显著促进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并且merge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使得资本—劳动比提高了约21.8%。第(4)列中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为15.173，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在表2第(5)列、第(6)列中，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可以看到ln(K/L)增加虽然对技术进步方向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并且尽管merger对要素结构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替代弹性大于1时弱很多，仅使得ln(K/L)增加约9.2%。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替代弹性的大小会直接影响“撤县设区”对要素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会直接反映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上。因此在利用“撤县设区”作为外生冲击研究资本—劳动结构变化对技术进步方向影响时，需要区分资本—劳动之间替代弹性的大小。
表2 要素结构变动与技术进步方向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其他控制变量为lnpergdp，sec，thd，hum，gov_ratio和invest_ratio，F值为弱工具变量检验值。
五、稳健性检验及拓展分析
上述的回归已经证明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时，“撤县设区”能够通过促进资本—劳动比增加进而对技术进步方向产生影响，因此接下来仅对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进行稳健性检验。1997—2010年期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其中GDP实际增长了约3.3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是增长了约7.3倍，因此有理由怀疑“撤县设区”的显著效应可能是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由于本文的工具变量是一个指示变量，并且该变量能够显著区分发生“撤县设区”的市与没有发生“撤县设区”的市，这正好可以用来构造一个安慰剂检验。这里将撤并城市(处理组)发生“撤县设区”的时间提前，以此来构造一个反事实。由于在这个虚拟处理时间上“撤县设区”实际并未发生，若基准回归中的正向效应确实由“撤县设区”带来的，那么此时在第二阶段回归中资本—劳动比不应该对技术进步方向有显著影响。检验结果如表3中第(1)列、第(2)列所示，第(1)列是提前两年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提前三年的回归结果，可见虚拟处理点并未对技术进步方向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认为资本—劳动比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确实源自“撤县设区”。
虽然反事实检验已经说明“撤县设区”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如果“撤县设区”完全是内生决定的，同样会导致本文的识别出现问题。实际上，“撤县设区”并不是随机发生的，一些城市为了扩大规模，提升城市竞争力，主动进行“撤县设区”。除了主观意愿外，还需要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比如被撤并的县在非农人口比重、财政收入等硬性指标上需要达到一定要求，显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更容易满足这些硬性指标。为了解决这些选择性偏误造成的影响，这里在样本的基期[注]基期选择在1997年并剔除了在1997就已经发生“撤县设区”的样本。对撤并城市(处理组)和非撤并城市(控制组)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了匹配。在匹配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主要考虑了人均GDP、产业结构、财政支出、非农人口比重、投资规模以及人力资本。在匹配方法上主要采用了最相近邻一对一匹配法。利用匹配好的样本重新估计了式(6)～式(7)，回归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ln(K/L)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表3第(4)列借鉴了Li et al.(2016)在评估“省直管县”政策时遇到选择性偏误所采用的办法。具体而言，将第(3)列中用于匹配的选择变量与时间趋势变量及其高阶项作交乘，然后将这些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式(6)～式(7)中，结果与第(3)列基本一致，ln(K/L)仍然显著为正。
表3 安慰剂检验与选择性偏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其他控制变量为lnpergdp，sec，thd，hum，gov_ratio和invest_ratio。
由于“撤县设区”集中发生在2004年之前，在这一期间，中国部分市级地区还经历了另一种行政区划调整，即“撤地(盟)设市”。“撤地(盟)设市”的特点在于行政区划范围并没有改变，只是将“地区”改为“市”，将原地区内的某个县级市(或县)改为市辖区并作为新的市政府驻地，其他县仍作为市下属的行政区或者部分县级市由省直接管辖。[注]比如在河南省周口地区更名为周口市的过程中，原县级市周口市变为市辖区，而县级市项城市则由省直接管辖。“撤地(盟)设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行政区划设置符合国际规范，伴随发生的“撤县设区”虽然对城市化也有作用，但是并不是伴随城市化需求产生的(高琳，2011)。在前面的基准回归中本文没有对此加以区分，为了避免产生估计偏误，在表4第(1)列中删除了发生“撤地(盟)设市”的地区，结果显示ln(K/L)前面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样本中有些省份在1997—2010年期间并没有发生过“撤县设区”，可能是这些地区初始的区划结构比较合理，抑或是这些地方民族自治地区较多(如青海省)，总之存在一些因素阻碍了当地行政区划的调整。如果这些因素混合在回归中而未被剔除，可能会导致估计出现偏误，为此表4的第(2)列剔除了那些没有发生过“撤县设区”的省份。从回归结果来看，剔除后并没有产生实质影响。此外，技术进步方向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企业选择效应的影响，如果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受某些环境因素影响大量集聚在一些城市，那么很显然这些城市技术进步会更加偏向于资本，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性偏误。因此接下来会排除一些吸引资本较多的大城市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第(3)列中，考虑到直辖市虽然名义上是“市”，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受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这些直辖市一直以来都是资本和人才的集聚地，若将这些地区包含在样本中可能会高估“撤县设区”的效应，为此这里将样本中的直辖市剔除，这时ln(K/L)前的系数仍旧显著为正。最后，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在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上也更强，为此第(4)列在第(3)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排除了省会城市，回归结果依旧保持稳健。
与现有的大多数区域经济研究一样，关于地区异质性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前面的分析已经控制了各个城市的固定效应，因而这里主要采用分割样本的方式来研究地区异质性的影响。本文将样本按照省级单位划分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注]由于“撤县设区”主要在替代弹性大于1时有影响，所以这里仅包括替代弹性大于1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4的第(5)列～第(8)列所示。第(5)列、第(6)列分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资本—劳动比影响技术进步方向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到，相比于中西部省份，东部地区资本—劳动比增加对技术进步方向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本身集聚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因而“撤县设区”更能够在广延和集约边际上使得要素结构发生转变。第(7)列和第(8)列中进一步给出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证实了之前的猜想，merger使得东部地区资本—劳动比增加了约29.5%，而中西部地区却不显著。
六、结论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省级以下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调整。从1983年大规模推行市领导县体制开始，市县层面经历了“撤县设市”“撤县设区”和“省直管县”等一系列的调整。这些区划调整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辖区面积的变动，背后更多的是市县格局下的权力再分配，必将产生资源的再分配效应。本文所关注的“撤县设区”很显然加强了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巩固了城市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其结果是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向市辖区流动，产生了持久的集聚效应。显然，这一过程已经对市区的要素结构造成了冲击，从而为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影响技术进步方向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
表4 其他稳健性检验及拓展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其他控制变量为lnpergdp，sec，thd，hum，gov_ratio和invest_ratio。
近年来，研究中国技术进步方向的文献日益增多，但是研究中国技术进步方向成因的文献还比较少，即使有所涉及也缺乏对要素结构影响技术进步方向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本文利用城市层面的数据测算了技术进步方向，在紧扣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大背景，利用“撤县设区”作为外生冲击，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化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影响技术进步方向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时，“撤县设区”才会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使得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分地区检验的结果显示，“撤县设区”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
从本文的结论可以看出，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是复杂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地域等多种因素。现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逐渐用自动化设备取代劳动力，使得资本—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不断提高，未来其他地区也会有这种趋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未来技术进步方向可能会继续偏向资本。此外，受地域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结构上差异较大，对于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而言，应该更多地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先通过承接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建立良好的工业基础，在此基础上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资本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避免逆比较优势导致的生产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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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STRUCTURE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Evidence from the “City-County Merger” of Chinese Cities
LI Lei1, 2 XU Chang-sheng2 LIU Chang-qing2
(1.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2.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1997 to 2010, this paper uses the normalized supply-side system approach to measure the technical progress direction at the municipal level.By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City-County Merger”,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actors structure change on the 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 with the instrument method.The study shows as follows: “City-County Merger” makes the capital-labor ratio rise and induces to the 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weak induced bias hypothesis”.The effect of the “City-County Merger” on the technical progress of capital bias is conditionally limited to the area where 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elasticity is greater than 1 that means that capital-labor is substituted mutually.Compared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ity-County Merger”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capital-labor ratio in the eastern region due to more abundant capital, which makes the 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 biased towards capital.
Key words:City-County Merger; factors structur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 李磊(通讯作者)，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30074，电子信箱：lilei_eco@163.com；徐长生、刘常青，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推进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研究”(08 & ZD037)和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0118310081)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杨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