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战争：逻辑、伦理、美国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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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战争：逻辑、伦理、美国经验及启示
葛汉文
【内容提要】预防性战争是在权势结构中占据优势的国家为预先阻止本国与敌手之间不利于己的权势转移而发动的战争行为，其战略目标在于继续维持本国的权势优越地位和安全环境，旨在使用武力来延缓、阻止当下已经显现、日后可能会更加危险的战略未来。预防性战争是国家战略的一种运用方式，权势转移及由此引发的恐惧是其产生的两大基本动因。预防性战争为现行国际法所禁止，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却往往对之持有理论同情。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和守成大国，美国在历史上发动的预防性战争数量有限，但预防性思维却长期在美国的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演进，预防性思维在美国当前对外战略中突现，面对崛起国实力发展，美国未来仍有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阻止预防性战争爆发的根本，在于超越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中国的和平发展有望为突破“国强必霸””“国强必战”思维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预防性战争 战略 权势转移 心理 美国 中国
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是一个古往今来已有并且一向引发密切关注的国际政治现象。进入现代以来，由于包括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阿以战争、伊拉克战争在内的诸多案例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冲击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预防性战争已经成为推动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几类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有关预防性战争目的、效应、合法性及国际政治意义的讨论，再度激发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议题包括：随着诸多新力量、新趋势的发展，预防性战争在当前国际情势下是否仍有爆发的可能？在国际权势对比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目前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国家是否仍将预防性战争作为其对冲衰落的主要战略选项？鉴于预防性战争对于世界历史演进产生的严重扰动与冲击，国际社会应当如何制止预防性战争？等等。在国际权势体系和全球地缘政治演进即将或者已经出现较大调整、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持续激化势头的当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判断乃至规范国际安全的未来走向以及人类历史的演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预防性战争的逻辑
作为主权国家对外发动战争的三类主要动因之一[1]在瑞士法学家艾默·瓦特尔（Emer de Vattel）的归纳下，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军事攻击的原因，要么是夺取其宣称的利益；或是对已经受到的伤害进行复仇；抑或是先发制人防止自己“即将受到的”伤害，以规避自身面临到的威胁。见George R.Lucas,Jr.,“The case for preventive war,”in Deen K.Chatterjee ed.,The Ethics of Preventive Wa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46.，预防性战争的源起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在当时的权势结构中占据优势的国家）为预先阻止本国与敌手之间不利于己的权势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动用军事力量进行的战争行为。[2]Jack S.Levy,“Preventive War:Concept and Propositions,”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7,No.1,2011,p.87.与其他类型的战争相比，预防性战争是一个国家为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但却在未受到任何“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情况下而主动发起的战争。其用意在于运用军事力量以求挽救国家间权势对比的不断失衡，继续维持有利于己的国际权势分配。[1]Scott A.Silverstone,“Preventive War and the Problem of Post-Conflict Political Order,”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7,No.1,2011,p.109.其实质在于通过采取暴力和强制手段以维持当前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与转换或组建同盟、发动军备竞赛等企图颠覆现存秩序的战略行为存在显著的不同。因此，一个国家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决定，并非依据现实可见的外来军事入侵威胁，而是基于对当前“无所作为”将导致未来总体战略被动的极大忧虑。
预防性战争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争，而主要体现为一种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战略选择。[2]Colin S.Gray,The Implications of Preemptive and Preventive War Doctrines:A Reconsideration, 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07,p.14.当然，预防性战争特别充分地体现出政治目的对于武力运用的主导性作用，尤其是特别充分地印证了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工具”“战争是政治活动的一个分支”的论断。[3]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52.与其他战争一样，预防性战争同样为战争的一般性特征和规律所主导，同样体现出克氏描述出的战争性质，即“原始的暴力和仇恨；机会和可能性；及理性的三位一体”。[4]Ibid.,p.30.虽然一般而言，具有预防性意图、能够选择战争发动时机的国家，均为权势上占具优势的国家或安全实体，但预防性战争也是一场赌博：战争一旦打响，必然进入到由机会、风险、不确定性、摩擦和可能的过度损失所主宰的领域当中。特别是如果这场战争不能够仅凭一场单一战役迅速结束的话，战争发动方在时机、实力、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将随时间的流逝逐步消失，被攻击方能够反应过来、重新组织、用不同方式展开反击。甚至，即使一场预防性战争在军事方面取得了迅速胜利，但战场上取得的成就还会毁于“战争之后的战争”，发起国完全可能“赢得了所有的战斗，最终却输掉了战争”。[1]Colin S.Gray,The Implications of Preemptive and Preventive War Doctrines:A Reconsideration, 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07,p.49.
二、预防性战争的动机：权势转移及其心理后果
在世界历史演进中，“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日俄战争中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以及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突袭，均是预防性战争的典型案例。[2]Jack S.Levy,“Preventive War and Democratic Politics: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arch 1,2007,Chicago,”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2,No.1,2008,p.5.尤其是1914年的德国，尽管并未受到任何显著的和严重的外来军事威胁，本国（连同盟国）实力也明显强过敌对国家集团，却因俄罗斯帝国实力的日趋增强、德国的绝对优势可能于1916—1917年被颠覆而产生了极度焦虑。[3]1913年德国与奥匈帝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占比为19.2%，而法国加上俄国的占比为14.3%；钢产量上，德国与奥匈帝国为2002万吨，法国加俄国为940万吨。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22页。时任德帝国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发现，遵循俾斯麦早年的警告，利用一切机会将俄国拖入战争，可能是德国的一个明智选择。[4]俾斯麦早就宣称，“如何感觉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没有一个政府要愚蠢到留给敌人选择时机和场合的机会，而坐视敌人在最有利的时间发动战争。”转引自Fritz Fischer,War of Illusions: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Trans.，by Marian Jackson,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75,p.461.
德国的战略选择，相当集中地体现出预防性战争的动机问题：一是霸权国或权势优越国与崛起国之间出现的权势转移，二是由此所引发的心理后果，即霸权国或权势优越国如何侦测、预计及感受未来的战略危险。关于权势转移，诚如现代国际法的主要奠基者瓦特尔所言，“单是权势不构成威胁，但意图去伤害必有权势相伴”。[1]瓦特尔语，见George R.Lucas,Jr.,“The case for preventive war,”in Deen K.Chatterjee ed.,The Ethics of Preventive Wa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46.在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解中，在一个封闭的国际体系当中，各个国家由经济、军事、人口、领土、资源等所谓“可见”实力与政治力、战略力、可信度等“不可见”实力构成了国家的总体权势，一般均处在不平衡发展当中。[2]以上定义源自雷·S·克莱因的归纳，参见戴维·A·鲍德温：《实力分析与世界政治：新趋势与旧倾向》，载[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而国家间权势的不平衡发展，既是国际政治经济演进的常态，同时亦是导致国际体系原有权势结构被削弱乃至最终瓦解的主要原因。其后果，被认为必将引发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国际冲突和国际战争的爆发，更由此推动新的国际权势结构的出现。
在引发国家间既有权势对比失衡的诸多因素当中，主要由经济增长不平衡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快速的权势转移实际上是稀少的，而由此引发的预防性战争数量则更为有限。[3]Robert Powell,In the Shadow of Power: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63.据部分学者的统计，在19世纪初（1816）至21世纪初（2007）近两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和平时期出现的、主要因经济增幅不一所导致的主要强国间整体实力年度对比超过10%的大变动只出现过5次；相反，大多数重大的、直接危及现有国际秩序的权势转移主要来自于崛起国军事投入的大幅增长及由此引发的军事力对比的显著变动，这种情况（即综合实力年度对比超过10%）出现了111次。[4]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Monteiro,“Known Unknowns:Power Shifts,Uncertainty,an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No.1,2014,p.5.因此，能够明显引发霸权国家警惕进而增大预防性战争机率的权势转移，大多不在于经济发展的差异，而在于主要当事国国内政策、尤其是军备政策的大幅调整及由此引发的相对军事力的较大变动，被认为是导致战争、尤其是预防性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权势转移与预防性战争的关系，还受权势转移的规模、速度和环境等诸多变量的影响。一般而言，单位时间内权势转移规模越大，霸权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机就越强，完全的权势转换可能引发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有限的权势转移；权势转移越是迅速，处于相对衰落当中的强国，其战略选择（增长权势、赢得同盟、寻求与其敌手妥协）的范围及反应时间便越被缩小，军事回应的可能性亦随之增加；两极体系中的权势转移更易导致预防性战争。[1]在多极体系中，衰落国家可以更易寻求盟友以威慑未来更强对手的挑战，同时还须防备“两败俱伤”进而让第三方得利的局面，因此会减弱其发动战争的冲动。见Jack S.Levy,“Preventive War:Concept and Propositions,”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7,No.1,2011,pp.90-91.再就是技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技术革新（铁路、电报、机关枪）的出现及军事运用，加剧了主要国家间军事力的不平衡发展，显著增加了预防性军事行动出现的可能。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开发和拥有核武器为衡量标尺的军事力变化，更引发了包括以色列1981年对伊拉克、2007年对叙利亚的打击；美国1994年对打击朝鲜的讨论、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等预防性军事行动，即使此类技术的扩散实际上并不能导致彻底的权势转换（power shift）。
然而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大规模的且快速的权势转移可能仅仅为预防性战争的爆发提供了部分统计学证据，直接诱发战争的最主要因素更多应归因于心理因素，即霸权国家或权势优越国对崛起国家实力（军事力、经济力、科技突破、人口数量）的大幅变动和战略意图的不信任、嫉妒甚至恐惧，往往直接导致预防性战争的爆发。[2]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3.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即将完工的西伯利亚铁路、俄国远东舰队的扩张及旅顺港设施的完善引发了1904年日本对俄国远东权势增长的深切忧虑；1914年德国对俄国的担心源于其日趋加快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军事实力）和“咄咄逼人”的民族精神；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出于对日美之间愈发拉大的经济实力鸿沟的极度焦虑，等等。[3]Jack S.Levy,“Preventive War:Concept and Propositions,”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7,No.1,2011,p.94.
然而，霸权国家对于崛起国实力发展及其战略意图的恐惧，有些具有现实证据，更多则主要源自感观或直觉，很难得到现实证据支持，尤其是无法精确回答以下问题：1、如何判定崛起国家实力的发展及其战略意图（或不满）？2、即使崛起国家存在不满，其来源是什么，现行的国际秩序是否能够容纳和消除这种不满？3、面对崛起国家的不满，霸权国家除了预防性战争之外是否别无选择？4、发动预防性战争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等等。[1]Alexandre Debs,and Nuno P.Monteiro,“Known Unknowns:Power Shifts,Uncertainty,an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No.1,2014,p.4.然而，考虑到世界历史演进当中霸权国对崛起国的实力意图几乎普遍存在的严重误判及其连锁后果，说明国家之间（特别是霸权国同崛起国之间）就有关国际秩序问题达成共识的几率极度稀缺，它们一般互不信任，很难避免安全两难。而以“自助”（self-help）原则为指导，凭借单方面努力甚至武力以期实现单方面的战略目标，却常常受到现实、情绪及历史经验的激励。特别是当霸权国家决策者认定其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崛起国对霸权国家发动军事挑战被认为是符合“帕累托更优”效应的话，这两个国家往往会发现它们处在这样一种处境：即至少有一个国家倾向于发动战争而非维持和平。[2]Robert Powell,“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1,2006,p.170.
三、预防性战争的伦理
同其他类型战争一样，预防性战争引发了复杂的伦理问题。毫无疑问，至少在现代条件下，预防性战争严重挑战了国际法，为当前以《联合国宪章》为主要代表的国际法所严格禁止。[3]Deen K.Chatterjee,“Introduction,”in Deen K.Chatterjee ed.,The Ethics of Preventive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作为当前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之一，《联合国宪章》第一章“宗旨及原则”中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2019年11月17日，https://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但《联合国宪章》第51条有关“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的规定，实际上又为部分西方学者据此为“先发制人”打击甚至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法理辩护提供了部分证据。[1]Robert Delahunty and John Yoo,“The ‘Bush Doctrine’:Can Preventive War Be Justified?”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Vol.32, No.3,2009,pp.843-865.《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2019年11月17日，https://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vii/index.html。
事实上，将预防性战争视为是国际关系当中一种国家被迫为之的政策选择、至少无关对错的表述，在西方学界一向广有市场。[2]在西方学术发展中，真蒂利（Gentili）、格老秀斯、瓦特尔（Emer de Vattel）、孟德斯鸠、埃德蒙·伯克、弗朗西斯·培根等诸多理论先贤均对预防性战争问题有过卓有成效的思考。参见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Basic Books,2006,pp.76-77.以及George R.Lucas,Jr.,“The case for preventive war,”in Deen K.Chatterjee ed.,The Ethics of Preventive Wa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46-47.孟德斯鸠就曾表示：“对国家而言，天然的防卫权有时涉及到攻击的必要性。一个国家发现和平的持续将使另一个国家能够摧毁自己，对这个国家发动攻击是阻止自身毁灭的唯一道路。”[3]转引自Douglas Lemke,“Investigating the Preventive Motive for War,”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4,p.275.瓦特尔也认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权势巨幅增长的关键节点之时，这个国家的企图便可能被（他国的）武力所提前阻止。”[4]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2006,p.78.同这种思路相合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学术界出于反思大战起源之目的，其战后叙事大多对英、法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9年前）没有采取强力措施“提前”制止希特勒德国、进而导致二战爆发充满遗憾。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建构出战后西方社会有关预防性战争的大体态度。[5]Scott A.Silverstone,“Preventive War and the Problem of Post-Conflict Political Order,”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7,No.1,2011,p.107.
其后果，则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不仅对预防性战争表现出深厚的兴趣，并且大多将之归为一类注定难免、有时甚至具有积极意义的国际政治现象。汉斯·摩根索就将之视为无政府状态与安全两难困局的注定结果：“虽为外交语言和国内公意所厌恶，但预防性战争事实上是均势的自然产物。”[1]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155.而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机，用罗伯特·吉尔平的表述则是：“对一个衰落中的社会而言，第一个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反应，就是摧毁或削弱其兴起中的挑战者。”[2]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91.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更是对预防性战争的发动一方有所同情：“尽管一个国家希望保持和平，但它不得不考虑进行预防性战争。因为如果它不在有利时机发动打击，它可能就会在晚些时候被打击，而此时优势已转至另外一方。”[3]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and Wa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7.正是在此类论调的渲染下，霸权国家所发动的预防性战争不仅被视为国际关系演进中历来“绝难避免”的客观现象，相反由于其动机是为“维持国际秩序而非单为个别国家的利益”，以“确保国际体系稳定而非仅仅有利于强国维持自身的权势优势地位”，因此被视作了为“善”的目的而被迫行之的“恶”。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更引发了西方学界对既定议题的热烈研讨。在部分同情甚至支持预防性战争的西方学者看来，尽管与国际法条文存在严重冲突，但预防性战争至少有两点与国际法理存在精神上的共通之处：（1）鉴于国际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永久和平的维持、各国的自由与共处与及国人民的幸福，因此以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为目的的预防性战争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就其效果而言具有某种正义性质；（2）在国际体系内部即将失衡的预期下，强国针对崛起国提前发动的战争，较权势平衡被打破后注定爆发的战争，实质上减轻了战争的破坏力和损失。[4]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2006,p.76.因此，作为一种因新的安全形势变化而出现的国际政治现实，学术界对于预防性战争的看法不应再恪守于对《联合国宪章》的“形式主义解释”。[1][德]卡尔-海因茨·卡姆普：《预防性军事行动——一种新的安全政治现实？》，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65页。
然而事实上，即使不论预防性战争与“国际关系中严禁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现代国际法条文与精神的严重抵触，发动预防性战争的两大动机，无论是权势的转移还是其引发的心理效应（尤其是后者），均缺乏一套可以明确衡量且被证明为合法、合理、客观且可操作的指标证据体系。这便为预防性战争时常被滥用并服务于侵略留下了巨大的利用空间。林肯早就警告过预防性战争存在的巨大伦理道德风险。1848年，在强烈谴责波尔克总统发动美墨战争时，林肯指出：决策者完全可以通过渲染并不存在的危险、以掌握更多“不便公开”的证据甚至以自身“高人一筹”的战略素养为由，坚持对其他国家进行预防性打击的“正确性”，“你看不出来危险，而我可以！”[2]Michael W.Doyle,Striking First:Preemption and Pre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36.而历史上的诸多案例亦表明，很多以消除未来的战略风险为由发动的战争，大多并无标准，至少是不可验证，不少实质上成为了诸多国家的决策者追逐政治野心、鼓动国内情绪进而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惯用借口。
四、美国的预防性战争：历史经验
对外运用军事力量乃至主动发动战争以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向来是美国重要的对外政策手段。[3]有学者统计，1789年以来美国对外发动军事行动达到了每年约1次的频率。参见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84页。自立国至二战爆发200余年的历史当中，虽然美国大多数时间不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但依然不时发动或卷入战争。在此阶段，美国参与的6场主要对外战争，理由大多是“国家利益受损”“国家或私有财产受到损失”或是“美国公民受到伤害”。无论是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均属于此类性质。唯有1812年以“英国将利用加拿大作为进攻美国的跳板”“美国受到挑战”为由发动的美英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多少带有一些所谓“预防”性质。
二战结束后，凭借超强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及组建的全球政治军事同盟、尤其是核垄断地位，加之世界大战对其他强国实力的巨幅损耗，美国迅速上升至世界一流权势力量。在其后半个多世纪里，应对其他权势力量对美国霸权的侵蚀和挑战，巩固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维系其全球“领导能力”，便成为美国战略学界和决策界精英殚精竭虑的中心议题。而战后初期，苏联作为美国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挑战者的迅速兴起及其对美国全球优势地位的实质性撼动，更使得“必须对苏联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非如此美国便无法确保生存”的主张一度在美国乃至其他西方国家决策界和战略学界广为盛行。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美国核垄断地位不断被侵蚀的关键时段，以丘吉尔、戴高乐为代表的多位欧洲政治人物曾一再鼓动美国在仍具有显著权势优势（特别是核优势）的情况下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杜鲁门本人也设想在1946年打一场一劳永逸的核战争。[1]杜鲁门曾称，“使联合国正常运作、最终建立一个自由世界的途径，在于（美国）有足够的核武器在手，并且投一枚给斯大林。”转引自Marc Trachtenberg,“Preventive War and U.S.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 Vol.16,No.1,2007,p.5. 50年代晚期，以艾奇逊、保罗·尼采为代表的美国决策界高层就“在苏联核武器存量依然规模不大时对其进行预防性打击”议题展开了反复的评估。[2]Marc Trachtenberg,“Preventive War and U.S.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 Vol.16,No.1,2007,p.5.
但是，总的来看，尽管在冷战时期美国主动发起或卷入了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代表的多场战事，但针对其主要权势挑战者——苏联发动预防性军事打击甚至大规模预防性战争，美国总体仍持慎重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决策高层意识到美国针对苏联的核打击不可能完全奏效：“根本不可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迅速、彻底地击败苏联，而西方也必须首先牺牲整个西欧，然后很可能陷入一场漫长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并且苏联也不会轻易服输。”[3][美]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因此，“遏制”加“威慑”成为冷战时期（尤其是两国核均势形成后）美国应对苏联的基本政策。[1]Marc Trachtenberg,“Preventive War and U.S.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 Vol.16,No.1,2007,p.2.
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其空前的军事优势，以建构“美国治下和平”为目标，开始放弃其传统的、主要以“威慑”为基轴的军事战略，发动对外军事行动的频率、规模均不断上升。尤其是以2002年6月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讲话为重要标志，美国开始强调其面临危险形式之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氓国家”和全球恐怖组织网络），声称“必须在对手发动进攻之前对之使用军事手段”。[2]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Preventive Wars and Regime Chang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1,No.2,2016,p.289.“反应性的应对”或是“威慑潜在的攻击者”现已全无用处，“美国不能让敌人率先发动攻击”，“必须在‘流氓国家’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能够威胁美国或对美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阻止它们”。[3]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2002,p.15.正是在这一被称为“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原则的指导下，美国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成为当代预防性战争最为典型的案例。[4]尽管小布什用“先发制人”（preemptive war）以描述其对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并无明确迹象表明美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必须做出“刻不容缓”的军事应对，而小布什及其顾问也以伊拉克对美国安全构成的长期威胁解释其军事入侵，因此，伊拉克战争实质就是预防性战争。Michael Doyle,Striking First:Preemption and Pre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10;Robert Delahunty,and John Yoo,“The ‘Bush Doctrine’:Can Preventive War Be Justified?”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Vol.32,No.3,2009,p.849.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缘由，在于认为伊拉克获取核武器的努力导致了大规模且迅速的权势转移，进而对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甚至自身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美国如果继续坐视不理，伊拉克政权将发展并拥有更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自身不主动发动对美国地区军事存在的直接打击，也会将之支援恐怖主义组织。[5]Penn State,“Preventive wars are rare in American history,”AAAS,November 17,2019,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03-03/ps-pwa030503.php.在认定这一地区敌手的军事实力出现超常规跃升并存在明显敌对意图的情况下，针对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成为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选项——“美国不会当危险聚集之时依然无所作为”。[1]Marc Trachtenberg,“Preventive War and U.S.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 Vol.16,No.1,2007,pp.1-2.
然而，在经历了最初的军事胜利之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陷入的长期战事，不仅在当地造成了持续不止的冲突和战乱，对美国国家实力亦构成严重消耗，人员遭受重大伤亡。尤其是当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伊拉克发展并存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被发现全无现实证据支持、主要来源于错误情报甚至决策者的幻想时，不仅美国发动战争的合法性问题遭到了异常广泛的批评，预防性战争自身的功用亦受到美国战略学界的严重置疑，即在所谓的“安全两难”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强国时常出现的不安和恐惧，可能更多地为非理性主导或是有意为其政策选项服务，它往往更倾向于主动挑起战争而非理性地评估他国实力与真实的战略意图。[2]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Monteiro,“Known Unknowns:Power Shifts,Uncertainty,an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No.1,2014,p.26.
尽管如此，依然有学者并不因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而否认预防性战争的价值。柯林·格雷就宣称，尽管预防性战争并不一定有效，但其固有的有利性也不容怀疑。这种有利性体现在强国可以凭借自身依然具有优势的实力和手段、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域、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打一场“速战速胜”的战争。当然，美国在21世纪初的失败也再次证明了如下原则必须得到重视：（1）必须牢记克劳塞维茨的教诲——武力是最后手段，同时无政策指导的战争不会成功；（2）预防性战争的目标是有限的，在于削弱对方的权势、威胁及巩固自身地位，因此不应包括军事征服、更叠政府甚至推动社会重建；（3）成功的预防性战争亟需情报信息的有效支持，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争当中；（4）预防性战争只能作为一种“偶然为之”的战略或计谋，但绝不能将之上升成为国家战略；（5）同其他战争一样，预防性战争也存在巨大风险，并不存在一场无损失、无伤亡的战争，必须尽可能多地考虑发动战争的成本—收益问题。[3]Colin S.Gray,The Implications of Preemptive and Preventive War Doctrines:A Reconsideration, 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07,p.51.同时，考虑到其历史上严重缺乏打赢一场预防性战争的战略经验，因此美国未来必须更加审慎对待预防性战争。
五、历史教益与逻辑超越
权势转换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一向是国际政治研究长盛不衰的主题，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演进而显得尤为兴盛。特别是围绕预防性战争，总的来说，尽管学界在其根源与动机、合法性、效用等相关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但大致均同意：同其他战争类型相比，预防性战争同样是一场赌博，是在继续坐等衰落还是主动挑起战争以争取可能的机会、以及发动战争的预期与实际后果之间的一场赌博。更为复杂的是，预防性战争往往还与决策者的世界观、个性和风险偏好相联系，因此它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不易把控，能够成功达成预期战略目的的案例数量极其有限。
作为当前世界的头号权势力量，尽管美国历史上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次数相对有限，但自其成长为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和守成大国之后，在所谓“霸主诱惑”（hegemon's temptation）困扰下，预防性战争作为一种政策选项在美国决策界的政策辩论和战略筹划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冷战初期，面对苏联显著的权势增长，美国战略界有关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讨论，构成了冷战初期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逻辑基础——即在自身优势处于最高峰时期，以各种方式、利用各种议题设法激怒苏联，引诱其打第一枪，进而凭借优势实力实施打击，以阻止苏联的进一步兴起。至少是在二战结束至50年代初期，美国这种异常危险的政策不仅急剧推升了其国内和国际紧张气氛、严重恶化了全球安全形势，并且不止一次将世界推至大规模战争的边缘。
冷战结束后，传统国际权势对比、乃至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权势格局出现深刻调整。早在1993年，便有美国学者提醒美国必须注意中美之间权势对比的变化，以及这种权势转移趋势在经济、军事、安全环境上的影响。[1]Douglas Lemke,“Investigation the Preventive Motive for War,”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3,p.277.近10年来，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进一步减小，更有不少美国学者判断：2030年可能是双方权势平衡的“破界点”。而在此时间点之前，中美间爆发摩擦甚至战争的概率极高。[1]Hal Brands and Zack Cooper,“Getting Serious about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71,No.1,2018,p.22.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有关“中美之间战争无可避免”的观点在美国执政团队当中更是成为热门话题。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谋者之一、深受特朗普信赖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曾警告称：“美国必须在不那么晚之前，更为积极地和全面地处理中国问题。”而特朗普的前首席顾问、被普遍认为是其政治谋主的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2016年亦预言：未来10年，“美中必有一战”。[2]Nicholas Borroz,“How Trump can Avoid War with China,”Asia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4,No.3,2017,p.613.
必须重视美国决策界的预防性思维在处理对华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认为，在经历了两场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美国，当下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并在政治、外交、经贸、安全等问题上骤然加大对华施压力度本身，就是预防性思维的具体政策体现。这正与当今国际政治中预防性行动已经完全不再限于战争范围、而成为一个全谱系行动（政治、军事、法律、伦理和经济）的论断相吻合。[3]Ariel Colonomos,The Game of War:Is It Possible to Justify Preventive Wa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40.预防性行动已经上升至大战略层次，即采取外交压制、经济制裁、暗中颠覆和军备竞赛乃至最终的预防性战争，以减少不断增长的“战略危险”。[4]Colin S.Gray,The Implications of Preemptive and Preventive War Doctrines:A Reconsideration, Carlisle: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07,p.42.而从特朗普、副总统彭斯等人的屡次表态和政策措施看，当前部分美国决策者的战略企图就是在其经济、军事仍拥有较大优势情况下，利用各种议题、借助各种手段以尽力干扰、阻滞中国赶超的速度。[5]参见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89—90页。甚至不排除个别决策者心存设法激怒中国以挑起一场预防性战争进而完全消除中国“威胁”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可能性。其结果则“必将导致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1]Jack S.Levy and William Mulligan,“Shifting power,preventive logic,and the response of the target:Germany,Russia,and the First World War,”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40,No.5,2017,p.740.
二战结束以来，兴起国家在守成国家强大压力下成功实现权势转换的最典型案例，当属二战结束至50年代中期的苏联：与1914年被激怒的俄国在尚未准备完毕时匆忙走上战场不同，此时的苏联决策者显然意识到了战略平衡已经或即将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敏感地意识到美国的预防性意图，并且主动调整政策以求适应，至少在1955年氢弹成功试验前对美国各类挑衅（言论攻击、军事示威、经济挑衅）采取了避免与之针锋相对、相对灵活的政策态度，同时集中全力强化自身权势（尤其是战略核力量），以设法尽快达到与守成国家的权势平衡。此时的苏联决策者与其前辈（尼古拉二世）及后辈（戈尔巴乔夫）相比，冷静的多，对权力的算计也精细的多，结果就是苏联成功的风险管控最终将和平维持到了新的权势平衡重新形成之后。[2]Marc Trachtenberg,“Preventive War and U.S.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 Vol.16,No.1,2007,p.8.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此类成功的案例出现的机率极其稀少。在更多案例中，衰落中的霸权国虽说亦存在与潜在挑战者达成协议进而冻结当前权势分配现状的意愿，但基于对未知前景的“恐惧”，大多倾向于采取攻击性政策乃至主动挑起战争；即使兴起中的国家现在向强国做出让步，强国亦极有可能将这种妥协视为是战略上的欺骗，目的是争取时间进而最终战胜自己。[3]值得关注的是，当下美国战略学界对中国“韬光养晦”战略的激辩、特别是对之的反面解读，为这种思维提供了“有力”的论据。“Deng Xiaoping’s ‘24-Character Strategy’ ”,Global Security,November 17,2019,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 ... a/24-character.htm.在这种冰凉的、悲观的、宿命的逻辑预设下，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安全两难处境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国家依然感到不安全、彼此难以信任并且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权势转移的当事双方似乎很难达到一个有效的、持久的互信以规范双方的行为（尤其是未来的行为），因此霸权国家发动的预防性战争、至少是预防性行动仍有再度出现的可能。[1]这一点尤为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所深信，见Robert Gilpin,“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in 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35.
在历史经验似乎并不能为当下情势提供更多战略裨益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突破类似战略困境的方案，只能寄希望于对传统现实主义逻辑的超越。预防性战争及其引发的诸多历史恶果均已充分昭示出：这个主要兴起和发展于帝国主义争霸时代的国际政治思维与实践，根本无助于国际关系的大致缓和乃至人类命运的总体进步。世界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最终根源来自于人类意识的发展及其实践后果。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日益成熟完善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国家间依然强劲发展的相互依存态势和世界人民的政治觉醒，加之全球主要大国的有核国家地位及彼此间大致维持已久的和平，均可能成为防止战争爆发（尤其是大规模预防性战争爆发）的制约力量。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中国的经验与规范。尽管作为事实，中国近40年来的快速发展无疑大幅改变了世界经济重心，同时亦对全球权势结构乃至全球战略平衡发挥重要影响；但与世界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心愿合拍，作为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非挑战者自我定义的中国，其在参与现有国际机制构建和全球治理时所展现的建设性的、开明的和包容的姿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霸权更替为最终诉求的战略目标，求和促合、兼容并蓄、亲诚惠容的战略格局，加之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战略智慧，必将能够继续争取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理解，必然有望为破除“国强必霸”“国强必战”的战略——历史困局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这种努力，亦必将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演进提供了一种有益的与进步的正向推进力量。
Preventive War:Logic,Morality as well as American Experiences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Ge Hanwe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Preventive war is the war waged by a state 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within the power structure to avert beforehand the power transfer in favor of its rival,with a strategic purpose of maintaining its dominance and keeping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its favor,which is intended to put off or prevent by force the emerging dangerous strategic situation that may get even worse in the future if not prevented.Preventive war is a way to operate national strategy,while power transfer and fear thus incurred are the two causes for its outbreak.Although preventive war is banned by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West have sympathy for it in theory.As the current hegemonic power i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n established power,the US staged few preventive wars in history,but preventive thinking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US strategic decision.With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preventive thinking has become more outstanding in US foreign strategy presently.Faced with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a rising power,it is likely that the US will wage a preventive war.The fundamental way out for preventing a preventive way lies in transcending the realistic logic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hopeful to contribute China’s wisdom and approach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mentality of“strong power is bound to become hegemonic”and“strong power is bound to go to war”.
【作者简介】葛汉文，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9)06-0053-17
【收稿日期：2019-11-01】
【修回日期：2019-11-28】
(责任编辑：林浩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