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竞争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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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竞争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经贸摩擦的正名与应对
于永达 林 玮 张 晴
【内容提要】中美经贸摩擦的起因及争议焦点并非单纯的贸易失衡和中国的营商环境等自身改革问题，美方限制我国的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阻遏我国向价值链上游赶超的无理要求才是主要矛盾，这是以科技竞争形式展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本文回顾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较有代表性的舆论观点和相关文献，基于中美双方官方文档对两国经贸摩擦的起因进行了梳理论证，解析为何科技产业会成为经贸摩擦的主战场，并试图为应对科技竞争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提出对策建议，为解决中美经贸摩擦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美关系 经贸摩擦 科技竞争 产业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贸易谈判与公众舆论中大量使用了诸如贸易不公、结构性改革、知识产权盗窃等论调，并统一涵摄在特朗普推特上提出的“贸易战”（trade wars）这一概念框架下，经由其擅长的自媒体网络传播与社会动员方式扩散发酵，形成“公众认知”。这些认知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民粹化与现实主义转向缺乏反思，掩盖了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的真实原因。因此，必须对“贸易战”概念进行分析与正名，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美国多维度复杂诉求，认识中美科技竞争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才能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
一、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舆论观点与文献回顾
（一）舆论观点
中国官方对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陈述与态度立场，集中体现在国新办2018年9月24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和2019年6月2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两份白皮书中，要点包括：摩擦系美方单边挑起，中国已做出大量让步并展现了足够诚意，美方出尔反尔且坚持霸凌主义态度，美方的做法对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权益及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了负面影响。如今国内主流舆论与官方立场较为接近，但在美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与舆情引导能力的长期影响下，我国社会舆论中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杂音，有研究将之归纳为典型舆论误导与认识偏差。[1]李响、邢彩丽：《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舆论对抗及其解构》，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2期，第163—168页。现将这些观点归纳分析如下。
1.贸易不公论。这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确实存在贸易失衡；中国只是低端世界工厂，大量出口低端质优价廉商品，而未真正攀爬到价值链上端，“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帽子“不仅含金量不高，而且会导致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1]马光远：《中美贸易战停战，中国得到了什么？》，凤凰网财经，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522/16304236_0.shtml。；中国关税确实较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WTO）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客观上保护了国内产业，但造成了市场扭曲，也不符合国际产业链分工零部件流转的需要。[2]黄奇帆：《中国如果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等于第二次“入世”》，载《21世纪经济报道》，http://news.21so.com/2019/qqb21news_0509/4687290.html。中国确实受益于本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应该更多承担增加进口等国际责任，国内产业也有能力开放应对全球竞争。但这种观点对产业的认知仅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忽视了近年我国TMT（科技、媒体与通信）领域崛起并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客观事实，无法解释为何美国主要针对高技术领域挑起摩擦。
2.倒逼改革论。这种观点通过历史上旱灾倒逼农村改革[3]吴晓波：《2018年将是中国经济倒逼式改革的重要时刻》，搜狐财经，http://www.sohu.com/a/248807113_498849。、WTO谈判中以开放倒逼国企改革[4]楚团长：《1999，中美逆转的36小时》，虎嗅网，https://www.huxiu.com/article/283751.html。等案例，强调“倒逼式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美国是在帮助中国进行市场化方向的制度变革，中国应将中美经贸摩擦化危为机，扩大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5]刘英：《让更高水平开放倒逼更深层次改革》，凤凰网，https://pl.ifeng.com/a/2 0180929/60090783_0.shtml。；认为中国原先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6]李晓：《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762.html。倒逼改革是我国自身历史实践中的常见现象，并非中美经贸摩擦中生成的特异现象，更不是中美经贸摩擦的缘由。它难以解释美国为何没有在中国改革程度较弱、缺乏知识产权概念的二三十年前挑起这种量级的经贸摩擦，也难以解释美方为何在谈判中谋求美国企业利益优先的立场。
3.不如认怂论。这种观点认为中美经贸摩擦源于中国不甘屈服于美国压力并满足美国诉求，要求中国基于力量对比必须屈服，并天真地想象中国屈服后就会被美国接纳并获得安稳的外部环境。[1]这种论调集中反映在2018年7月28日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应邀参加山西证券成立30周年主题活动时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进行的演讲中。这种观点明显带有价值不可接受性。首先，经贸摩擦并非中国挑起，中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不可能无条件接受他国强加的要求。其次，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何中国近代曾经多次屈服后割地赔款，却仍然陷入亡国灭种危机，也无法解释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却陷入“失去的十年”。[2]祁月:《回首日美贸易战：满足了美国所有要求后，日本发现什么都没解决》,华尔街见闻网，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381056。
4.韬光养晦论。这种观点认为中美经贸摩擦是中国高调宣传自身成就所致，藉邓小平“韬光养晦”论批评中国没有隐藏实力“夹着尾巴”崛起[3]李墨天：《韬光养晦五十年：夹着尾巴的崛起》，虎嗅网，https://www.huxiu.com/article/290314.html。，并天真地认为低调即可免除打压、获得发展空间。这种观点与美国对经贸摩擦酝酿已久的事实不符，也与邓小平强硬处理香港问题等涉及国家发展与主权事务的历史不符，更与中国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站上国际舞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客观环境不符。
此外还有“文明冲突论”等不值一驳的观点，既未注意到美国实力实利至上的现实主义转向[4]节大磊：《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2卷第1期，第50—69页。，更无法解释为何历史上多数守成国与崛起国都属同一文明而仍然冲突摩擦不断。总之，“贸易不公论”与“倒逼改革论”看似符合部分事实，但没有认识到双方实力对比变化诱发经贸摩擦的现实，无法解释科技竞争与美国本位的利益声索。“不如认怂论”与“韬光养晦论”则毫无事实与理论依据，是用想象曲解美国现实主义政策转向，对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导致难以避免的守成遏制缺乏认识。
（二）文献回顾
关于经贸摩擦的起因，多数中国学者的观点认为：美国税改和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1]黄鹏、汪建新、孟雪：《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与中美贸易摩擦》，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367卷第10期，第158—176页。；贸易结构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贸易失衡并不代表利益受损[2]邓仲良：《从中美贸易结构看中美贸易摩擦》，载《中国流通经济》2018年第32卷第10期，第80—92页。；经贸摩擦折射出中美两国长期经济增速以及生产率进步的差异[3]姚洋、邹静娴：《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第146—159页。；美国已陷入全球化陷阱，内部结构矛盾激化加深脆弱性与敏感性[4]潘英丽、周兆平：《美国的全球化陷阱、贸易争端诉求与中国的战略应对》，载《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基于2000—2014年反倾销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中美技术差距缩小、贸易逆差（或进口渗透率）和利益集团政治游说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影响因素。[5]杨飞、孙文远、程瑶：《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367卷第10期，第101—119页。基于2000—2014年TTBD（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与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匹配的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发现，中国与贸易伙伴在某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接近，贸易摩擦频率越高。中国在价值链上爬升的不可避免将导致摩擦加剧，但一定阶段后，随着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提高，贸易摩擦会更加容易得到解决。[6]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等：《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第26—44页。
关于如何减少经贸摩擦，一些学者认为，特朗普是少数派，不会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认可，执政时间不会长久。[7]楚树龙、周兰君：《特朗普政府外交特性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第23—30页。这种观点偏乐观，事实上特朗普拥有较高民意基础且朝野形成了遏制中国的“新国策”。有学者建议中国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构建自贸区来缓解负面影响。但基于2002—2016年WTO数据的实证研究指出，自贸协定能够显著减少贸易摩擦数量，但并不能完全降低其概率。[1]冯帆、何萍、韩剑：《自由贸易协定如何缓解贸易摩擦中的规则之争》，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367卷第10期，第120—138页。
应对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方面，一些学者建议：中国不能亦步亦趋地按照美国的节奏回应，而应适度回击表明原则立场；中国应坚持改革开放、打造安全共同体并避免美国利用第三方对我国进行打压。[2]黎海波、宋瑞芝：《“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9期，第14—21页。也有学者对解决经贸摩擦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双方合作大有可为、互补依赖性强、高层对话战略能够引领管控分歧，美国内也有反对声音呼吁要合作不要对抗。[3]龚婷：《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发展与中美经贸关系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85卷第3期，第98—111页。但实际上美国对我国作为竞争者抱有遏制态度，经历了向内收缩、孤立倾向的新变化。还有学者提出双方要通过沟通进入“适应竞争性共存”状态，管控分歧避免新冷战。[4]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32卷第5期，第7-8页、第28—50页。中国要保持自身的改革与开放战略定力，借助外力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提升核心技术的独立性，继续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美国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中美面临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5]Allison Graham,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2018,New York:Mariner Books.中国学者认为，对于“修昔底德陷阱”，不能进入“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误区，认为这些都不适用于中美关系。[6]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7—27页。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客观描述，是否滑入这一危险陷阱取决于美国，而且做好应对准备有助于避开陷阱。[7]蒙克：《中美摩擦与修昔底德陷阱》，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第114—120页。而也有学者指出，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战略目标对立愈发突出，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增加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1]邵鹏鸣：《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非伪性》，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8年。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或者扩大共同利益，或者互相威慑；[2]徐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的三大风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8页。过去200年（1816—2012）主要大国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崛起国实力向守成国靠拢时，经常倾向于增加军备，导致掉入不对称竞争中的军备陷阱，崛起国应内向进取，避免在安全与发展上的全面突进。[3]肖河、蒙克：《“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卷第1期，第19—52页。
总体上，学界多数人都看到了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前几年针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应然”层面的误解性批判[4]张铁柱、陶德言：《强国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也让位于这两年“实然”层面研究如何应对并避开陷阱[5]徐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的三大风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8页。。大部分研究认为，中美经贸摩擦起因于双方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在价值链上的攀升，除非发生新技术革命做大蛋糕或者双方脱离接触、互相威慑，否则经贸摩擦不可避免并将走向常态化、复杂化。关于我国的应对策略，大部分集中在内向突破，即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经验，向价值链上端的高科技领域进军。这些研究虽然揭示了事实的不同侧面，但对中美经贸谈判与公众舆论中的论点和话语缺乏深入分析与自信对话，也未解释为何经贸摩擦的重心落在科技领域。
二、中美经贸摩擦的四个维度
从美国提出的协议条件与中方的应对来看，中美经贸摩擦中的具体议题可以分为四个维度。其中美国自身问题与“修昔底德陷阱”部分占到摩擦成因的65%，且更为根本（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它们无法通过中国的单方面努力来解决；而贸易失衡与中国国内改革问题部分占比约为35%，它们存在分阶段解决的可能性，中国已根据自身安排迅速实施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举措。
（一）美国自身既有问题
特朗普自竞选时起就带有极强的保守白人民粹色彩，坚持“美国优先”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保护主义外交与贸易政策，声称“中国从美国人身上拿走的钱和工作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失窃”，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1]任泽平、罗志恒：《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给特朗普上一堂贸易常识课》，恒大经济研究院研究报告，2018年。，也有悖于历史事实，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内对中国严重的不满与焦虑，值得重视。这种不满与焦虑大多源自美国经济与社会长期演化形成的问题，美当局将之与贸易议题混淆，或许有为了在选战中凝聚共识而向外转嫁矛盾的考虑。这些问题包括三方面：
一是美国内部贫富分化问题。工人阶层、工业地带的衰弱与华尔街、硅谷精英的崛起，二者互为镜像，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与美国金融业发达的直接结果。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的QE（量化宽松）措施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有产者财富大量增加，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财富相对缩水，导致美国成为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问题最严重国家。[2]Stiglitz,Joseph E,The Price of Inequality: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W.W.Norton &Company,2013.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包容性发展指数》中，美国仅排在发达经济体的第23位，且在量化评估财富分配基尼系数的指标上排名第一，为最不公平国家。[3]World Economic Forum,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本世纪初至2017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I（国内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了3.5个百分点，资本回报占比则上升了2.1个百分点，反映了资本投入对简单重复劳动的替代。在这种背景下，声称中国“抢走饭碗”并采取保护主义、反全球化与强硬移民政策，这虽符合“沉默大多数”的内心诉求，但美国这些内部结构问题的解决终需依靠自身而非寄望中国等其他国家。
二是美国去工业化问题。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美国在金融、互联网和品牌策划等现代服务业领域较强，而中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则在生产制造环节具有配套齐全、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故美国专精于价值链的中高端，而将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进行外包采购。二战后美国的工业能力在世界上曾首屈一指，而其后便一路走低，产业结构逐渐调整为以服务为主，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53年的28.30%降到2018年的11.40%。而中国2018年粗钢产量约占全球的51.3%、水泥产量约占全球55.3%，并且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美国在去工业化背景下，工人年龄偏大、技术水平差，能力较强的年轻人偏好进入金融与互联网行业，且工会力量强，导致其制造业竞争力降低。这种产业结构决定其只能向外输出个别可贸易的服务业门类（如金融与信息服务业），并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从而使得贸易逆差不可避免。特朗普政府试图在传统制造业等领域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使用国家力量促成制造业回流，其效果有待观察。

图1 中美制造业对GDP贡献率比较（1978—2018）
三是高消费与储备货币特权。美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国内产出也无法满足消费与投资，必须通过进口来填补缺口。因美元拥有铸币税霸权，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债或印制钞票来进口他国商品与资源，而无需付出相应的实质对价，甚至在危机时可通过量化宽松（再通胀）进行全球转嫁，制造泡沫并消解债务。美联储一张一弛的宽松—加息周期也助长了这种全球收割。美国发行的美元中约有2/3在境外流通，这是长期贸易赤字的自然结果。出口国所持有的通过贸易出超赚回的美元，为了安全与流动性考量，往往作为美国投资活动的低成本融资来源（购买美国债、股票等）回流美国，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其借贷消费的习惯。中国虽然通过SDR（特别提款权）、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方式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做出一些探索，但目前仍无能力使之替代美元。[1]吴文、龚婷：《要素禀赋结构与货币国际化——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初探》，载《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12期，第78—83页。因此，美国的美元霸权和国内借贷消费习惯在短期内恐难以改变，缩减由此形成的贸易逆差亦将无解。
（二）贸易失衡问题
美方通过极限施压、漫天要价要求中方迅速缩减贸易顺差，确保中国市场在公平和非歧视基础上对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开放。在初步贸易谈判中，美方要求中国自2018年6月起每12个月必须减少1000亿美元对美顺差，且新增进口必须大比例采购美国商品与服务，同时要求中国降低关税。中方承诺与本国进口商一起促进进口，以实现协议双方认可的目标，因为这一部分问题是中国有能力逐步解决的。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繁荣，也给贸易伙伴带来了利益。但时易世变，中国有义务逐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更多国家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共享繁荣，而非固守WTO框架下的保护性优惠条件。这一表态集中体现在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除了进博会，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应对举措包括：第一，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习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愿意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8年我国进口额达2.14万亿美元，增长15.8%，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3517.6亿美元，收窄16.2%，为2013年以来最低。第二，逐步降低关税。2017年12月起我国降低了187种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从17.3%降到7.7%；2018年关税总水平继续下调，由9.8%降至7.5%，并新设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19年这种趋势仍在继续，杂粕与部分药品生产原料实行了零关税。第三，推动与日韩、东盟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谈判。除了WTO等多边体制外，双边FTA（自贸协定）的签订使得中国与自贸伙伴之间获得了更大的开放。第四，个税改革、扩大内需。通过综合提高个税起征点扩大国内需求潜能、促进消费升级，有助于减少我国经济对于外需的依赖，缓解贸易出超的增长。
（三）中国国内改革问题
这方面问题虽然在2018年的中美双方谈判《条件清单》中有所开列，但主要是美中商会敦促美国政府向中方施压解决的在华投资经商所遇问题。其中包括：政府采购中确保美国企业受到公平待遇，调整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保护知识产权，规范国企行为，减少和取消补贴，减少省级/地方的过度投资等。这些要求其实大部分与中国一直致力的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相一致，只是节奏快慢不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减税与制造业回流政策，也倒逼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以应对全球竞争。我国已经做出的应对举措包括：第一，制定《外商投资法》取代原“三资法”，为保护与促进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该法首次规定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与自贸区制度相接轨；规定了禁止使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通过立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第二，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持续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比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管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修改《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部分条款，放宽其股东总资产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并降低吸收个人零售存款门槛；取消飞机、船舶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大幅压缩《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负面清单篇幅，大幅取消准入限制措施等。第三，大力改善营商环境。中国政府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政府数据共享与电子政务审批，设立新一批自贸区，探索自贸港，将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新高地。2019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6位，同比提升32位，跻身营商环境改善排名前10位。第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并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权最高赔偿额可达5倍，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也可处以惩罚性赔偿（审议中），并实现了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统一管理和综合执法。第五，结构性减税降费、加强企业竞争力。增值税16%的基准税率已降至13%，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减税降费2万亿元的目标，并对小微企业、芯片软件企业实施了定向减税。第六，实施科创板与注册制试点。面向科技创新企业风险融资与股权架构特点，以信息披露、市场定价为核心，减少行政审批色彩，助力我国科创企业发展。
（四）“修昔底德陷阱”问题
一是美方要求我国放弃产业追赶与创新引领。这类摩擦冲突因实力位列第一的守成国与居次的崛起国之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而引起，而非贸易议题所引发，其主要战场在以TMT产业为代表的科技竞争领域。2018年3月“贸易战”硝烟刚起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公布的指责包括4条：（1）中国利用合资、外资股比等投资限制要求美国公司对在华实体进行技术转移；（2）中国通过技术标准牌照限制或干预美国公司在华活动，要求其以技术换市场；（3）中国主导大量针对美国公司或资产的投资并购，以获得尖端技术与知识产权；（4）中国实施或支持入侵、盗窃美国公司网络以获得技术和商业秘密。这4条全部都是针对科技竞争，而与所谓“贸易战”无关。“301调查”详版报告更是列举了我国的种种“罪状”，如清华紫光和清华控股的并购活动，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活动，大基金等共同发起“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除了直接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领域外，旨在推进智能制造的《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以及成立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军民融合战略等我国重要产业升级与创新引领计划，同样成为美方指责的目标。在美方谈判条件清单以及美中商会向特朗普政府递交的后续政策建议中，这些要求被具体化为：取消限制数字贸易（不要求安全和可控/数据流自由化/跨境转移）；停止商业机密盗窃、消除市场中的强制技术转让；消除由政府主导的海外并购，美国政府可以对中国海外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扩大市场准入（金融、农业、云计算、电信与互联网）；调整国家大力扶持的产业政策（农业、钢铝、高科技、《中国制造2025》）；中国应立即公布其“战略新兴产业倡议”（SEI）的所有计划及相关规则和法规，为所有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允许市场筛选最合适、可持续的技术；强烈建议将“自主创新”从法律中删除；美国可以对关键领域产品施加关税与进口限制，包括《中国制造2025》中识别出的领域。
二是中美两国都成功实施了自己的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美方要求中国必须遵守美国的规则或承担相应义务，而美国无需遵守中国的规则或承担相应义务，美国可对中国施加限制，而反之则不可。美国这一霸凌主义和极限施压做法的本质是力图进一步扩张市场，在美国企业尚存竞争力的科技领域打开空间，精准阻遏中国在产业链上的赶超与攀升，延长其享受高技术垄断利润的时间。事实上，虽然企业主导的创新十分重要，但液晶面板、集成电路等产业重资产、风险高、初始投资大，民间资本并不愿介入，需要政府引导或投资。发展政治经济学认为，中国乃至“东亚奇迹”的根本经验就在于政府以建基于客观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增长甄别、因势利导，培育产业、加强市场，小步快跑，形成赶超，政府与有效市场缺一不可，这也正是中国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提供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范本。即便是新结构经济学虽也主张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反对通过盲目补贴扭曲市场这一逆比较优势而行的做法，但这并不包含顺势而为、促进创新的产业政策。对后发国家而言，因既有的产业发展路径与价值链高地是已知的，由政府来进行动向识别与产业促进再正常不过，不应受到指责。美方的片面论点无视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发展权利，内含其他国家永久位处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命定论”，不符合世界历史动态发展的客观规律。
美国也成功实施了自己的应用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2015年10月白宫发布更新的《美国创新新战略》[1]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and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A 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October 2015.，力挺先进制造、智慧城市、太空探索与计算机新技术等九大领域。美国政府同样通过支持共性技术研发[2]韩元建、陈强：《美国政府支持共性技术研发的政策演进及启示——理论、制度和实践的不同视角》，载《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5期，第160—172页。、资助基础研究、大额军工采购、创立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研究机构等方式攀登科技顶峰，使用财政、土地、税收与金融等工具促进中小企业研发[3]李炳安：《美国支持科技创新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载《经济纵横》2011年第7期，第97—99页。，苹果、特斯拉、SpaceX和波音等公司都受益于美国产业政策[4]周建军：《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1期，第80—94页。，美国NIH（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研发支出显著促进了私营企业的创新。[5]Azoulay,P.et al.,“Public R&D Investments and Private-sector Patenting:Evidence from NIH Funding Rule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86(1),2019:pp.117-152. 1980年的《拜杜法案》和《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以及后来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和《国家合作研究法案》，标志着国家大力推动政产学研结合下的科技成果转化，形成著名的“三螺旋”结构。[6]Leydesdorff,L.&Etzkowitz H.,“Emergence of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Vol23(5),1996:pp.279-286. 2017年《美国创新与竞争力法案》通过，除了继续支持联邦科研投入与成果转化外，还特地强调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与网络安全、密码学领域的扶持。[1]周海源：《国家创新体系立法的美国实践及其启示》，载《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3期，第13-19页。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是对经济大加干预[2]郧彦辉：《美国产业政策的特征分析》，载《经济论坛》2018年第12期，第84—86页。，既包括退出国际条约、降低环境标准等战略性减负措施，也包括对煤钢铝、汽车等传统产业的保护，以及支持先进计算、人工智能研发等选择性干预措施，其力度之大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其阻遏中国赶超的霸权思维昭然若揭。
三是美国在其优势领域实施技术封锁。由于美国过去的去工业化与产业空心化，以金融与TMT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成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故美方在谈判中极力要求中国在该领域去除限制打开市场。但一方面，美国限制其具备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导致在这一领域无法对华大幅出超；另一方面，从统计数据看，美国的高端电子产品和航空航天产品是目前对华出口的重要货物种类，而我国在这些领域对美国形成严重依赖将影响自身发展安全，如果美国在这些领域发动贸易袭击，我国将单方面损失巨大。比如，美国商务部于2015年4月发布公告，以“据信被用于核爆炸模拟”为由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XEON（至强）处理器，使我国超算发展一度陷入困境。美国打压中兴、华为以及随意开列“实体清单”加以域外制裁也展现了这样的现实风险。此外，还存在美国厂商在芯片内存设置后门或木马的可能，这与中国作为智能时代大国对硬件设备自主可控的安全需求相悖。事实上，美国自身一直通过“232条款”防止进口的技术产品威胁其国家安全，并通过美国优先的资格审查机制严格限制外资企业参与美国技术类公共研发项目。[3]肖尤丹：《美国公共研发项目外资公司参与政策研究》，载《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10期，第1495—1503页。综上，美国出于巩固自身既有霸权地位需要，要求中国停止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自主创新攀登产业链顶端的说辞，是无理且不可接受的，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反动。
三、如何应对科技竞争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一）自由贸易理论失灵导致“修昔底德陷阱”以科技竞争形式展现
国际自由贸易理论建基于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假设甲、乙两国都能生产A、B两种商品，但甲国在生产A商品、乙国在生产B商品方面各自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等比较优势，则甲国应更多生产A商品，乙国应更多生产B商品，并相互进行交换，这样两国的福利都能得到提升。这里的假设前提是一般贸易商品交换，并且市场是自由的，双方议价能力是均等的，不存在摩擦或制度成本及国际政治考量，WTO框架下的非歧视原则也是建基于此。如果中美之间是一般商品贸易问题，很容易按照上述原则进行互利基础上的应对。但高技术领域的商品与服务并不具备上述特征，自由贸易理论在此是失灵的。因为高技术产品在全球只有个别厂家能够生产，贸易双方的议价能力并不均等，产业链垂直分工中处于关键上游的个别国家可以通过“卡脖”博弈策略谋取极大利益，而下游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则只能被动接受报价，由此形成拥有创新霸主地位的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收割的局面。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一直扮演“发达国家粉碎机”的角色，即原先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垄断定价权，但由于中国攻克了技术难关，并辅之以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业配套，造成全球同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致使失去垄断定价权的相关企业出现生存恐慌。特朗普所指称的“不公平贸易”即源自过去对后发国家的垄断定价是“公平的”这种长期认知图式被打破。在焦虑情绪主导下，守成国很容易将崛起国所有的技术创新成就污名化为“盗窃”，以便占据道德制高点，同时采取“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策略，试图通过保护主义避免进一步丧失竞争力。事实上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原因与国际经验无异。从历史经验看，开放带来发展与繁荣，封闭与保护则必然造成落后。美国理应更好地发展自身持续创新能力，与他国开展良性竞争。
表1 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首轮互征关税领域对比

至于美方多次指责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双方的理解有较大差距。美方认为只能出售最终商品与服务，任何的技术外流都构成盗窃，且潜在地将崛起国任何技术突破都设定为盗窃的结果，罔顾自身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学习英国起家的历史事实。美国基于其守成国地位大力鼓吹重保护、轻转让，不断扩大知识产权涵摄范围，目的是维护既定国际利益分配和国际关系权力格局。[1]李滨、陈怡：《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135—154页。在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立后，世界经贸格局中基本未出现过挑战美国科技霸主地位的国家，也没有规则能够约束以守成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技术垄断行为。[2]何华：《中美知识产权认知差异研究》，载《科研管理》2019年第3期，第163—170页。美国对中国的指责选择性地忽视了绝大多数在市场条件下自发的技术转让，更选择性地忽视了国际贸易与FDI（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干中学”效应。[3]王伟光、马胜利、姜博：《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3期，第70—82页。[4]姚洋、张晔：《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67—82页。自主创新、集成创新与吸收、引进、消化、再创新相结合，这是无数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研究已经揭示的适合技术追赶的发展路径[1]贺俊、吕铁、黄阳华等：《技术赶超的激励结构与能力积累：中国高铁经验及其政策启示》，载《管理世界》2018年第34卷第10期，第197—213页。，同时也有利于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大脑并激发母国创新潜力。
（二）如何应对科技竞争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一，我国必须尽快使用我方话语对中美经贸摩擦进行“正名”，尽快摆脱特朗普政府的定义及无端指责。对中美经贸摩擦最准确的定义应为以科技竞争形式展现的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摩擦。这一定义既体现了摩擦主要发生在以TMT行业为主的科技领域，避免被误导为“贸易战”，又使得“围剿与反围剿”的摩擦过程限缩在科技竞争领域，避免升级为全面热战。此外，这种定义还回应了美国内早已建立议程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指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应公平竞争、共同做大蛋糕，而非采用低级手段打压遏制，使得特朗普政府的舆论不具有道德正义性，也有助于凝聚我国各方力量。
第二，我国必须尽快建立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政策议程，研究应对方案。目前在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我国应积极作为，像研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那样尽快排除民族主义情绪阻碍，汇集众智研究应对方案。例如，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如何缓解美国精英因地位更迭而带来的恐慌焦虑提供方案；通过公众外交的研究，对在美国国内澄清特朗普政府关于不公、盗窃的谎言并消除误解提供方案；同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身领导力，向世界宣扬其包容性崛起所要创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度填补提供国际秩序公共产品的空白，力争形成“两极相联”[2]鄢一龙、崔京：《试论“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载《探索》2017年第1期，第161—169页。的全球新秩序。
第三，我国必须认识到经贸摩擦具有必然性和常态性并淡定应对。经贸摩擦是世界经济格局随着力量对比变化而失衡的必然表现，其间须坚持多边、共存与互利的立场，而不是跟着对方套路陷入“取而代之、非此即彼”的狭隘民族主义陷阱。在积极的动态博弈中，世界经济格局将通过螺旋式上升走向新的平衡。
第四，中美双方必须通过以技术升级为核心的产品与管理升级共同做大蛋糕，让世界获得发展的新动能。技术封锁不是创新的目标，技术只有在交换与使用中才能自我实现并支持研发更高级的产品与技术。我们必须加强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大胆与美国进行关于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与“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观点对话，以期获得更好的相互理解。
第五，努力在中美之间形成错位竞争局面。双方面向不同的细分市场，进入不同的高精尖领域，形成互相依存与相互制衡架构。避免在当前阶段形成封锁断供或自力更生的极端状态，这样不利于国际分工的深化，也失去了交流与外溢带来的共同进步机会。
第六，努力建设由市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中美来说，都不应通过国家手段强行干涉扭曲企业之间的决断，避免导致两国政府间剑拔弩张。目前美中商会（代表在华美国企业）企图倚仗母国政府撑腰来干涉东道国主权事务，积极为国内提供其认为需要推翻的我国产业政策蓝图目录，敦促美国政府对华施压处罚，这一做法显然僭越了企业角色。应引导其更多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和行业组织沟通协商来解决问题，并促其调适心理，更好适应东道国崛起的客观历史进程。
结论
对美方调查报告和谈判条件清单的分析表明，中美作为崛起国与守成国，双方之间实力对比特别是以TMT产业为主的科技领域实力对比的变化，对守成国倚赖的技术垄断定价特权构成了威胁，导致美国在拥有绝对优势的科技领域产生生存焦虑，进而为了自保而对中国进行阻遏与打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美关系抱持悲观态度，也不意味着我们只需内向用力而对外无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开门搞发展带来繁荣富强，闭关锁国带来落后贫穷，脱贫发展实践成果赋予我们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我们有理由积极正视美方诉求背后的心理危机，通过对话寻求相互理解。极端的相互封锁与自力更生不利于科技传播应用，也有损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我们应鼓励美国通过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来做大蛋糕，而非抱残守缺。中美双方应理性平和地看待这一世界经济格局从不平衡走向新平衡的动态发展过程，促使企业、消费者和行业组织更多基于市场机制通过沟通议价做出选择，而非通过国家行为强迫他国，避免导致政府间剑拔弩张甚至加大热战风险。
The Thucydides Trap in the 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Rectification of and Response to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Yu Yongd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Lin Wei,Ph.D.Candidate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and Zhang Qing,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The root cause of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s well as the focus of their disputes cannot be simply attributed to the imbalanced trade between them or China’s own reform issues like business environment.The America’s endeavor to restrain China’s technology advance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and it’s unreasonable demand intended to keep China from moving up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re where the major contradictions lie,which,as a matter of fact,is the Thucydides trap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Having reviewed the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amid the public opinions and relevant documents relating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nd based o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two countries,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sort out and demonstrate the origin of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nd explain wh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es could become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these frictions,in an attempt to recommend some rational countermeasures as a reference for resolving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r addressing the Thucydides trap in the 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作者简介】于永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玮，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张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9)06-0019-20
【收稿日期：2019-06-23】
【修回日期：2019-11-16】
(责任编辑：李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