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及文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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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及文评实践

[摘要] 女性主义文体学在理论上以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构建了由文本生产与文本接受两方面组成的文本分析模式，重视性别与作品创作及阅读的关系；在方法上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女性主义和批评语言学等相关理论，强调词汇、短语、句法和语篇层面的性别立场分析。通过回顾该理论在国内外的文评实践可发现问题并探寻其发展趋势，从而使此文学跨学科研究工具得到正确理解和推广应用，而对该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特征和理论基础的分析则可探知其意识形态性和发展潜力。
[关键词] 女性主义文体学；文学批评；阿尔都塞；系统功能语言学
起源于修辞学的文体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交叉学科。20世纪80年代，受结构主义、读者反应和政治文化批评等理论的影响，文体学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以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为目的的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得以兴起。(1)申丹：《两个最年轻的当代文体学派别评介》，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2)。女性主义文体学作为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一个分支，借鉴、融合了女性主义、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把社会性别理念引入文体学研究，重视发现文本中的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批判文本阐释中对女性经验的遮蔽和扭曲，旨在揭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本文拟在阐述女性主义文体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其理论基础，在回顾、考察女性主义文体学文评实践的基础上探究其应用研究前景。
一、作为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分支的女性主义文体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文体学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社会历史/文化分支。他们认为，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语言和文本既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文体学的任务应定位于“揭示和批判语言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2)申丹：《两个最年轻的当代文体学派别评介》，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2)。
在这个背景下，英国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波顿(Deidre Burton)指出，现实社会中仍存在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后浪漫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压迫和歧视，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服务，而文学批评和文体学亦沦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帮凶。因此，波顿呼吁文体学应具有社会批评作用，为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作出贡献。(3)申丹：《两个最年轻的当代文体学派别评介》，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2)。波顿认为性别歧视在各种不平等中最为严重，并分析了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的坛子》中及物性结构构建的(虚拟)现实，揭示了“我”的受控制状态。(4)Deidre Burton.“Through dark glasses,through glass darkly”.In Ronald Carter (ed.).Language and Literature.London:Allen&Unwin,pp.195-214.受波顿影响，米尔斯(Sara Mills)于1995年出版了《女性主义文体学》一书，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文体学研究，既阐述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研究目的、学理依据和研究方法，又在词汇、短语和句子以及语篇层面分析了文学作品、流行歌曲、广告等文本中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为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范例，奠定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的基础。(5)米尔斯吸收了批评语言学关于语言作为社会统治形式服务于国家体制、维护国家权力、语言蕴含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观点，认为性别差异存在于文本中，语言反映性别角色与性别身份的意识形态。如果忽略了种族压迫、阶级差异、性别歧视等社会因素，就会严重削弱文本分析的科学性与公正性。所以，女性主义文体学“不仅描述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而且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审视文本，揭示叙述视角、能动作用、隐喻及物性系统等是如何出乎意料地与性别相联系的”(6)。据此，米尔斯分析了传统文本分析模式(7)(如图1所示)的不足。

图1 传统文本分析模式
米尔斯认为传统的文本分析模式忽略了语篇外语境：在选取分析文本时，性别作为文本外因素被忽略，这导致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忽略。她关注到文本外作用于文本或与文本内因素互相作用的因素，认为女性主义文体学所指的语境与传统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语境区别很大。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由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语境因素和作品被接受过程中的语境因素两大部分构成的女性主义文本分析模型(8)Sara Mills.Feminist Stylistics.London:Routledge,1995，pp.1-30,p.1,p.28,p.31.(如图2所示)。

图2 女性主义文本分析模式
在该模式中，作品生产过程中的语境因素包括通用语言/语篇制约、语篇前文、作者创作时期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倾向、作者归属(性别、种族、民族、社会阶层等)、出版惯例和社会历史因素等。其中，通用语言/语篇制约因素制约着作品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的观点表达；文学传统制约着作品的形式、体裁及语言选择，直接影响文本类型；文学倾向及市场需求影响着文学作品的风格及作家写作；作者的性别、种族、政治、阶级和民族归属也影响着作品创作，作品中总有体现作家归属的内容或痕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日益增大；社会历史因素对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等。值得注意的是，自巴特和福柯喊出“作者已死”以来，作者的主体性似乎在作品中渐被消解，但福柯又提出了“作者—功能”说，认为不能撇开作者研究作品，作者还“担负着意识形态生产的‘创造者’身份”(9)陈长利：《论福柯的“作者—功能”思想：以〈什么是作者?〉为考察对象》，载《北方论丛》，2008(5)。，是创造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文体学也对“读者之死”给予反击，“以为自己争取权利、表明自己的方式复兴了作者中心，复兴了作者与作品的关系”(10)刁克利：《女性主义对作者身份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2)。。由此，女性主义文体学把作者看作作品生产过程中的语境因素。
女性主义文体学把目标受众、实际受众、隐含读者、社会历史因素、实际读者和出版惯例等都看作作品接受过程中的语境因素。米尔斯指出，两个过程中的因素是互动的，文本与这些语境因素也是互动的。(11)Sara Mills.Feminist Stylistics.London:Routledge,1995,pp.37-38.该模式将性别、种族、阶级、社会历史及经济等因素纳入文本分析，为读者阅读女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组织结构。相比较而言，该模式比传统的文本分析模式更复杂，也更具解释力。在新的模式中，米尔斯从性别与语言、性别与读者等方面对词汇、句子和语篇进行分析，开创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的先河。
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歧视和女性主义语言分析的变化，米尔斯认为有必要采用后女性主义文本分析(post-feminist text analysis)这一术语。(12)Sara Mills.“Post-feminist Text Analysis”.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98(7)：235-253.但后女性主义本身具有争议性，在某些情况下它被用来与保守女权主义早期的消极方面做对比，而在其他情况下，前缀修饰词“post-”似乎意味着女性主义本身的消亡。有学者认为，米尔斯的《女性主义文体学》在理论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局限性，看似构建了新的文体学理论体系，实则重复了作者及其他学者之前的研究成果。(13)Katie Wales.“Feminist Stylistics by Sara Mills”.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97(6)：213-214.虽然女性主义文体学与批评文体学一样具有意识形态动机，但相关研究影响甚微且处于矛盾之中：学者们一方面试图保留意识形态的立场，另一方面更倾向于社会语言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而非文体学的文学作品分析。(14)- Marina.“Feminist Stylistics:Challenge and Limitation”.New Expression,Magazine for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2000(8)：51-55；Ruth Page.“New Challenges for Feminist Stylistics.The Case of Girl with a One Track Mind”.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2010(1)：81-98.
二、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理论基础
关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理论基础，米尔斯在《知你定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体学分析》一文中曾指出，女性主义文体学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文体学于一体，有助于解决或避免传统文体学、马克思主义文本分析或文学批评中的问题。(15)该文被收入《文体学读本》一书，与波顿的文章(16)Jean Jacques Weber(ed.).The Stylistic Reader:from Roman Jakobson to the Present.London:Arnold,1996,pp.241-259,pp.224-240.一同归入女性主义文体学，与语用文体学、批评文体学和认知文体学等一同归为语境化的文体学。下面我们将从女性主义文体学产生的背景与理论特征、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其理论基础。
(一)女性主义文体学产生的背景与理论特征
女性主义文体学是女性主义批评与文体学的结合。女性主义批评本身的理论基础来自主张两性之间社会、政治和经济平等的女权运动。但是，女权运动中辩证的变化和矛盾给其正确定义造成困难，结果是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多样的“女性主义”而不是单一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理论领域。
米尔斯指出：“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不同，作为一个群体受到压迫，受到个人和机构的歧视。女性主义者也认为社会是这样构建的，总的来说，社会是为了男人而不是女人的利益而构建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平等地受益于社会的结构方式，因为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压迫男人，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男人都参与这一制度的延续，因为人们可以决定反对其他群体的压迫。但确实如此，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中对待男女的方式有着普遍的差异，所有人都是性别化的人。”(17)Sara Mills.Feminist Stylistics.London:Routledge,1995,p.3,p.5,p.1.米尔斯这里所说的“压迫”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压迫”具有“高度相似性”，因为恩格斯也曾“将性别压迫类同于阶级压迫”，并“高度概括了二者基于阶级—性别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而被遮蔽了的本质之间所存在的”类质性。(18)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有学者认为，女性在整体上被视作一个受压迫的阶级，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定义以及阶级划分基本原则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出的合理结论，也是基于对妇女所受压迫展开唯物史观阶级—性别经济、政治分析后而形成的事实判断。在当代，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连锁压迫的长期影响，妇女所受的压迫既具有阶级压迫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性别压迫的浓厚色彩。(19)潘萍：《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2)。
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还引发了许多关于语言是“文学现实的媒介以及社会价值的现实世界编纂”的讨论，其中一些观点已经具体化为一种新的文本语言学理论以及一种被称为女性主义者的文体学研究方法，即女性主义文体学。女性主义文体学认为，对女性在待遇和权利方面的男性霸权同时存在于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作家试图通过作品构建一种反对男性霸权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目的是探索文学作品表达(或以其他方式)女性意识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艺术本质上被视为一种破坏女性经历以及男性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前景化媒介。女性主义文体学家不太重视语言的艺术功能，其核心是一种转变：从严格分析文本本身转变为分析决定文本意义的社会背景因素。(20)Sara Mills.Feminist Stylistics.London:Routledge,1995,p.3,p.5,p.1.福勒对此变化评论道，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有一种辩证的相互关系，语言用法的多样性都是社会经济力量和制度的产物——权力关系、职业角色、社会分层等——以及有助于形成和合法化这些相同社会力量的实践和机构。(21)Roger Fowler.Literature as Social Discourse.London:Batsford,1981,p.21.女性主义文体学典型地例证了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到女性主义作品的主要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辩证矛盾，也认识到语言使用与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女性主义文体学认识到，既然文学既反映文化又塑造文化，文学研究或者延续这种压迫或者有助于消除它，进而提出了面对男性争取自治的文学基本问题，如：文学语言如何代表妇女和定义性别关系？性别如何改变人的写作方式？(22)M.McFadden.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Women’s issues.New Hampshire:Salem Press,Inc.1977,p.14.
女性主义文体学侧重于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文本，强调社会对女性从属地位的语言学关联，并试图揭示和消除这些关联，通过识别这些文本中的辩证特征以及替代表达形式，呼吁女性作家有意识地改变传统的语言使用方式。这种文体学方法体现在以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各种文本分析问题和技巧中。米尔斯将它描述为一种出于政治动机的文体，其目的是培养对文本中的性别认识，描述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研究叙述视角、隐喻及物性系统等与性别之间的关系。(23)Sara Mills.Feminist Stylistics.London:Routledge,1995,p.3,p.5,p.1.
正如布莱恩(V.Blaine)所指出的，女性主义文体学是批评文体学的最强有力的继承者，更具体地关注揭露和改变父权制意识形态。(24)V.Blaine.The Feminist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Women Writer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New Haven:Yale Publishers.1990,p.3.这种文体研究方法的目标是语言和社会变化的演变，并要拆解那些表达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非人化和被奴役的语言。
(二)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影响
作为20世纪60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国哲学家之一，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被称为“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25)王葳蕤：《阿尔都塞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14(12)。。一般用“马克思主义”来称呼一种文学批评是“指它的理论原理来源和理论框架特征：例如存在决定意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社会基本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意识形态的强调等”(26)徐贲：《意识形态和“症状阅读”——阿尔图塞和马库雷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载《文学评论》，1995(1)。。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复归马克思”的结果，是“主要在‘省略’处阅读了马克思，因而在马克思自己尚未涉及的问题和领域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27)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的论点，详见Louis Althusser.Essays in Ideology.London:Verso,1984,p.103。该书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研究涉及“某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伦理、法、政治、审美等等)的物质性实践，以及主体是通过哪些程序被构筑在意识形态之中的”(28)徐贲：《意识形态和“症状阅读”——阿尔图塞和马库雷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载《文学评论》，1995(1)。，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生活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29)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p.152.
为完善女性主义文本分析模型中的读者部分，米尔斯参考了阿尔都塞关于“主体传唤”和“显而易见”的论述，认为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的论述密切关注了语言及其在主体性形成方面的作用。米尔斯指出，阿尔都塞关于“把个人传唤为主体”的论点过于简单，因为主体建构明显要复杂得多。但她认为，文本传唤时能够将读者置身于目标读者的位置，而且这种影响比其他因素对读者的影响更大，也更为直接，阿尔都塞的“显而易见”与“主体传唤”都是定位读者的重要因素。她同意阿尔都塞所说的，任何文本都有一种“显而易见是真理”的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或者说任何文本都包含一种读者明显会接受的意识信息，只有通过这样的“主导性阅读”，才能很好地实现读者定位。所以，她在论述读者定位问题时指出，传统的读者接受理论关注读者在作品解读过程中的作用时，着意关注隐含读者或理想中的读者。她提到巴特对阿尔都塞上述观点的赞同，认为读者在阅读后便了解了文本所传达的“主导性信息”，该信息由此成为显而易见的信息。(30)Sara Mills.Feminist Stylistics.London:Routledge,1995,pp.68-70.米尔斯在《知你定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体学分析》中把阿尔都塞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先后分析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语境化、指称与读者的关系，用阿尔都塞的“读者传唤”和“显而易见”分析了读者定位，特别是性别与读者定位的关系问题，认为在男性作家将作品读者定位为男性时，女性可以构建一个抵制的空间，并以约翰·富勒(John Fuller)的诗歌《情人节》为例说明诗人的男性读者定位和女性读者在阅读时的三种不同定位的可能性。(31)Jean Jacques Weber.(ed.).The Stylistic Reader:from Roman Jakobson to the Present.London:Arnold,1996,pp.241-259,p.5.
其实，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的社会形态论也对女性主义文体学具有指导意义。阿尔都塞的社会形态论认为，社会发展是“整体中要素的相互作用”，即“社会形态是一个整体，整体的每一个相对自主的平面，都有其相对自主的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连续性、继承性”，由多元要素共同决定，社会是“整体中诸要素的复合”，“多元决定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固有观点”。(32)郑忆石：《阿尔都塞哲学研究》，175-20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而米尔斯的女性主义文体学理论框架列出了作品生产与接受两个阶段的多元因素，并在分析各种语境因素的同时，对文本中的词语、句子和语篇进行及物性、叙述角度等多元分析，以便全面解读作品。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影响
女性主义文体学是在批评语言学的基础上构建的，借鉴了批评语言学的文本语境、及物性、叙述角度等分析方法，而这些方法又是建立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的。(33)Jean Jacques Weber.(ed.).The Stylistic Reader:from Roman Jakobson to the Present.London:Arnold,1996,pp.241-259,p.5.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建构者韩礼德被多位学者称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他本人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其语言学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提供了指导，“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来研究语言”。为此，“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被看作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能够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34)黄国文：《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40年》，载《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1)。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主义文体学与马克思主义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在中国会得到相应的发展和应用。
总之，女性主义文体学在融合女性主义与文体学的过程中，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在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完善了文本分析模型，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注重语境分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为其分析文本中的性别歧视提供了适用工具。
三、女性主义文体学文评实践回顾与发展趋势
笔者发现，超星数据库有821条与“feminist stylistics”相关的信息(31条中文，790条英文)。从1999年到2017年，数据呈增长趋势，表明女性主义文体学日益受到关注。下面通过回顾国内外女性主义文体学文评实践来探寻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一)国外相关研究评述
在超星数据库73条与“feminist stylistics”和“literature”相关的外文文献中，真正用女性主义文体学开展文学批评的有7篇国外论文(不计书评或辞书)，表现出对女性主义文体学理解的多元化。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重视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构建及读者阅读。比如，第15届诗学与语言学协会(PALA)会议论文“Women Beware Women:Detective Fiction and Critical Discourse Stylistics”，通过分析四位当代侦探小说女作家的十部小说中的女主角，探讨了女性侦探小说是如何通过语言改变妇女的角色及社会地位的。作者认为，经过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些女性作家的侦探小说文本扰乱了读者的传统阅读图式，改变了传统的体裁构建，建立了一个复杂和具有新关系的网络。(35)Urszula Clark,Sonia Zyngier.“Women Beware women:Detective Fiction and Critical Discourse Stylistics”.Language and Literature,1998(7).
二是注重女性主义文体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结合及作者创作语境。比如，巴基斯坦学者基于“女性的消极表现和扭曲形象总是与男性作家联系在一起”的假设，提出女作家受社会把女性构造成消极的、依赖于人的积习的影响，因而把女性描写为消极、被动、依赖并从属于男性的。她提出了三个研究目标，即考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索作者在塑造女性角色中的作用和探讨社会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影响。后两个目标表明对作者创作语境的关注。通过对及物性系统中心理和物质过程的分析得出结论：在曼恩·索尔瓦，部分妇女被描绘成消极的、部分是积极的。作者还用波伏娃的女性性别理论说明作品反映了作家所受的社会影响。(36)Syed Kazim Shah,Shaista Zahid,Aleem Shakir and Shazia Rafique.“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Mann O Salwa:A Case Study Through Feminist Stylistic Analysis”.Research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4(7).
三是注重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异同。如尼日利亚学者回顾了伍尔夫、米尔斯、波顿等女性主义作家、文体学家及法国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范畴语法为理论基础分析体裁有虚构与非虚构之分的两个文本中的性别选择，发现《傲慢与偏见》和《将军的妻子》运用女性主义词汇、语法和修辞，如意合、对仗、反唇相讥、分号和委婉语以及建筑、房间、自然和环境的隐喻描述了对男性刻板印象的拒绝。相隔178年的两部作品之比较突出了女性文体的永恒性和连续性假设和实践，通过评价主要词汇和语法成分发现女性写作在文体上对男性写作标准的偏离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37)Bassey Garvey Ufot.“Feminist Stylistics:A Lexico-grammatical Study of the Female Sentence in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 and Hume-Sotomi’s The General’s Wife”.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2012(12).印尼学者运用女性主义文体学从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对比分析了两部小说中的男性语言特点。(38)Supriyadi.“Masculine Language in Indonesian Novels:A Feminist Stylistic Approach on Belenggu and Pengakuan Pariyem”.Humaniora,2014(2).土耳其学者围绕三个以女性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的故事，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分析了《血腥的房间》中作者作为女性作家的“性别选择”和“性别化”风格。(39)Seda Arikan.“Angela Carter’s The Bloody Chamber: A Feminist Stylistic Approach”.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2016(2).
女性主义文体学为亚非国家学者探讨性别问题提供了工具，作品分析有助于了解这些国家的性别及种族关系。菲律宾短篇小说的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通过探讨《马格里卜》《贾米尔的穆卡纳》和《禁地之旅》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发现穆斯林女作家将穆斯林塑造成与伊斯兰教义和部落传统抗争的个体，女性人物的父母都是典型的穆斯林，在尽哈里发“真主的信众”的责任。他们进而得出结论：在伊斯兰教中，男人并不比女人优越，是全球穆斯林女权主义团体穆萨瓦的原则。(40)Sajed S.Ingilan.“Unveiling the Muslimha:A Feminist Stylistic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the Female Filipino Muslims in Short Stories”.Jati-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7(1).
(二)国内相关研究评述
2006年，佩奇(Ruth Page)在中国首届国际文体学研讨会上初次介绍女性主义文体学理论，并通过对话话轮长度比较和语步分析阐释人物的女性意识，通过自由间接引语和聚焦分析探讨小说中的女性声音，通过日记分析女性话语局限于私人空间的事实，体现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多元性，强调后续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读者反应。(41)Ruth Page.“A Voice of Her Own：A Feminist Stylistic Analysis of Jane Eyre，To the Lighthouse and Bridget Jones’s Diary”.载刘世生主编：《文体学：中国与世界同步——首届国际文体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论文选集》,23-47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008年，张平撰文指出，女性主义文体学由理论(包括女性主义文本模式的特点、带性别标记的句子特征、性别与阅读的关系)和实践(分析词汇、短语、句子和语篇层面的性别立场)两部分构成，注重对文本的“叙述视角、能动作用、隐喻及物性系统等”(42)张平：《文体学中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文体学〉简介》，载《妇女研究论丛》，2008(6)。的客观分析，但未关注文本生产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的语境因素。之后至2017年，国内期刊发表并被引的女性主义文体学文评论文便多涉及叙事视角、及物性和人物对话，少数涉及碎片、命名、情景及隐喻分析。(43)这些论文集中从叙事视角和叙述声音、及物性、人物话语、对话交流风格等视角(个别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探讨小说中受束缚、依赖男性的女性人物性格或命运，颠覆男权话语。仅白杨从碎片化角度分析女性形象，陈梅等通过分析情境和爱情片断等女性文体学元素探讨女性被迫接受命运安排的无助。在后现代语境下，詹姆逊、哈维、伊格尔顿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念评说后现代文化充斥着‘碎片’意识的零散、微小、断裂性”(44)李杨、韩晓丽：《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后现代文化阐释》，载《教学与研究》，2017(6)。，而白杨和陈梅等的两篇论文注重语境因素，体现了后现代语境的特点。
从2018年发表的三篇论文的研究视角及理论方法来看，女性主义文体学在文学批评中日益多样化，并且在关注点上有了新变化。吴素梅通过语境、及物性系统、碎片化和隐喻分析探讨了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伊芙琳》中的女主人公伊芙琳的社会刻板印象如何得以重塑，明确指出女性主义文体学“不仅秉承了传统文体学分析的客观性，而且还关注语言现象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因素”(45)吴素梅：《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语言重塑——女性主义文体学视野下的〈伊芙琳〉》，载《外国语文》，2018(4)。。而何靓在对女性主义先锋作家吉尔曼的小说《黄色壁纸》进行文本细读的同时，还讨论了小说的日记体写作手法和吉尔曼作为女性、女性读者和女性作者三重身份之间的关系，首次关注了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两方面因素。该文以选词和语句层面的分析表明女性阅读和写作所使用的语言体系仍被置于男性权威之下，进而与女性身份一样受到压抑和消声。(46)何靓：《书写和隐喻的力量——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角度解读〈黄色壁纸〉》，载《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上述讨论表明，女性主义文体学文评在不断吸收新思想、新理论来完善其理论和方法，使其可以提供更广泛的作品欣赏方式：早期研究的重点是男女作家文本的相似性，近年来则倾向于以各种方式强调性别的差异。女性主义文体学认为，男性和女性甚至在思维和感知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女性写作就形式语言成分以及写作主题而言，在本质上与男性写作不同，被米尔斯称为“性别句子”或“性别选择”。(47)Seda Arikan.“Angela Carter’s The Bloody Chamber: A Feminist Stylistic Approach”.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2016(2).当前，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倾向于发现明显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写作和风格”(48)Bassey Garvey Ufot.“Feminist Stylistics: A Lexico-grammatical Study of the Female Sentence in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 and Hume-Sotomi’s The General’s Wife”.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2012(12).，包括对语言和主题的关注，探知作者性别与创作语境对作品主题、意识形态和语言风格的影响。
作为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适用工具，女性主义文体学以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构建了由文本生产与阅读两方面语境因素构成的文本分析模式。该理论重视语境分析，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文本的词汇、句法、叙述角度、对话交流风格、及物性等探讨其中的女性问题和性别歧视，在性别歧视仍然存在的今天，有助于消除男性霸权、揭露性别歧视，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是，在女性主义文体学文评实践中，学者们较少关注涉及文本生产与接受两方面的语境因素，对女性主义文体学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期待后续相关研究的突破将有助于该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推广和应用。只有关注作品生产与读者接受两方面的众多语境因素，才能正确运用该理论进行文学批评，深刻揭示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促进性别平等与社会和谐发展。“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二元关系，而是一个由艺术、意识形态和科学构成的三元关系”(49)徐贲：《意识形态和症状阅读——阿尔图塞和马库雷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载《文学评论》，1995(1)。，因此，运用女性主义文体学探究文学艺术与女性的关系就是探究文学艺术、女性主义和语言科学的三元关系，要通过语言学分析揭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内容，完成批评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