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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替代与融合发展：“一带一路”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与推进机制研究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货币替代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货币替代率的决定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国家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对于东亚和南亚国家而言，通货膨胀率、本外币利差和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货币替代率的显著因素；对外贸易依存度、广义货币供给量、实际有效汇率、本外币利差和国内生产总值都会对中亚和东欧国家货币替代率产生显著影响；对于西亚和非洲国家而言，本外币利差、实际有效汇率、广义货币供给量、对外贸易依存度、通货膨胀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均会对货币替代率产生显著影响。依托金融科技创新，布局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开展人民币金融衍生品交易，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计价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挥人民币锚货币作用，是促进“一带一路”区域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政策举措。
关键词： 货币替代； “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 通货膨胀率
一、引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构想和理念，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理念规划进入到实际实施阶段。2009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启动正式拉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是，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到2016年，受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资大量流出以及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呈下降趋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放缓。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和体系的受益者，甚至是“搭便车者”，美国政治学学者约瑟夫·奈更是直接提出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论断。事实上，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国际社会，中国的崛起不仅没有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改革与创新，为提供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贡献了中国力量。“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是迄今为止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有影响力的公共产品。那么，如何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契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已有观点主要集中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及货币替代、融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历史、经济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因素[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初期阶段，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给人民币带来了投融资机遇，同时由于各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异，也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挑战[2-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部分学者开始考察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以及进程，人民币国际化应逐步通过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完善金融市场、成为国际储备来实现[4]。也有学者围绕我国与沿线国家深化经贸合作、建立配套金融机构、开发金融与合作项目，以及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辐射效应等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径进行深入探讨[5]。
那么，目前“一带一路”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如何通过货币替代的途径顺利实现“一带一路”区域人民币国际化？本文通过整理“一带一路”不同区域相关国家的外币存款Fd和广义货币供给量M2数据，测算了“一带一路”不同区域相关国家的货币替代率水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这些国家货币替代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一带一路”区域国家货币替代现状及特征，也有利于为通过货币替代方式实现“一带一路人民币化”提供相应的政策指导，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实施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相互融合共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如下：第一，将研究范围从“一带一路”涉及的某个区域或者几个国家拓展至所有区域相关国家，更加全面系统展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替代水平的整体现状，对现有货币替代研究进行了拓展和补充。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得出本外币利差IRM和实际有效汇率REER是影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的显著因素。该研究将为通过“二次替代”推进人民币“一带一路”区域化乃至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政策依据和理论指导。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货币替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机制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聚焦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替代问题以及货币替代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行性分析三个方面。
(一)“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陈雨露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当从大宗商品计价结算、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和跨境电子商务四个方面寻求有效突破[2]。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在“一带一路”地区建立起完善的人民币离岸循环机制，大力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使用，落实长期资本的投融资金融机构和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以解决资金期限错配问题，实现人民币境外自循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1,3,6]。部分学者通过对中亚和东盟地区的人民币流通现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利用“一带一路”的贸易优势、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监管机制等举措，通过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完善金融市场、成为国际储备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要步骤，能够拓宽人民币回流路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7]。
“一带一路”通过辐射效应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之一是人民币摆脱对外汇储备的依赖，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契机，有利于建立基于国家信用的人民币发行机制[8]。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化经贸合作、建立配套金融机构、开发金融与合作项目，构建人民币贸易圈和人民币货币区符合沿线各国利益，要形成一个有深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依托亚投行对地区辐射效应，通过扩大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的使用范围、推动人民币取得大宗商品定价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等方式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9]。此外，应当通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机构的协作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通过建立区域金融合作机制、鼓励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投资、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拓宽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驱动模式，构建多方融资平台等方面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遵守“共同繁荣”的政治秩序、“竞合互动”的区域秩序与“互惠发展”的经济秩序。并建议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识别与预警、推动金融基础设施联通、发展开发性金融与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等，实现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10]。
(二)“一带一路”区域货币替代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曹晓蕾最早提出了“人民币化”的概念，认为在可预见的阶段内，人民币被美元替代和人民币替代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的问题都将长期存在[11]。胡月晓和申红提出二次替代的概念，即替代货币(外币)间的替代。二次替代总是发生在小规模经济体中，类似于各经济大国争夺经济“势力范围”[12]。目前，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国家化的融合与推进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单个或某个区域(主要是中亚和东欧)几个国家货币替代程度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在货币融合程度分析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在亚洲国家中，柬埔寨、老挝、越南这三个原法属印度支那国家以及蒙古是民间美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存在推动人民币成为“中国-印度支那”地区最优货币(optimal currency)的可能性[13]。柬埔寨是东南亚国家中美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其美元化具有一定程度不可逆性，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人民币在柬埔寨将会有更加广泛的流通使用[14]。石建勋与叶亚飞研究发现人民币对澳门元货币替代程度最大，对港币次之，对新台币替代程度最低[15]。Samreth对柬埔寨货币替代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预期未来汇率变动对货币替代影响显著，且方向为负，同时网络外部性效应使货币替代现象存在时滞[16]。也有学者分析认为泰铢汇率贬值会导致泰国货币替代率上升[17]。人民币被美元替代和人民币替代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的问题都将长期存在。部分学者基于“货币需求资产组合理论”的货币替代拓展模型，通过建立跨期均衡货币替代模型，构建 TVP-VAR模型，研究人民币在香港地区货币替代对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等的影响[18]。
综上可知，现有文献关于“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和货币替代三者的研究均是两两分别展开的，并不曾把三者结合到一起系统性的去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目前还尚未有学者从货币替代视角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构建
借鉴已有学者提出的货币替代边际效用理论[19]，使用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来解释货币替代现象，他们认为人们持有一定数量的本外币余额目的在于便利交易和支付。对消费者而言，外币和本币都一样，都能提供便利交易的效用，两种货币间存在替代的可能。他们将货币需求效用函数表述为
log(md/Emf)=δ0+δ1lgy+δ2id+δ3(if-id)
(1)
md表示国内居民持有的本币余额，mf表示国内居民持有的外币余额，E表示汇率，假设购买力平价成立，y表示一国国民收入，id表示国内利率水平，if表示国内利率水平。由式(1)可知，对本外币的需求是收入水平和持币机会成本(利率)的函数。由于狭义货币M1本身不生利息，人们的外币持有量取决于外币自身的收益，这种收益实际上就是外币汇率的预期升值率。该理论假定非抵补的利率平价条件成立，国内外利率水平和本币汇率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两国利率水平之差id-if即为预期的汇率变动率。该理论强调的仍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认为对本外币的需求应该是收入水平、持币机会成本和预期汇率变动率的函数。
本文主要从货币需求交易动机视角来分析“一带一路”区域货币替代，因此在货币替代边际效用理论基础上，将对外贸易依存度、广义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引入该模型，以求能够更加全面的解释影响“一带一路”各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本文构建的货币替代效用函数模型表述如下
CSit=αi+β1REERit+β2DFTit+β3M2it+β4IRMit+β5rCPIit+β6GDPit+uit
(2)
其中，CS代表货币替代率，REER代表实际有效汇率，DFT代表外贸依存度，M2it代表广义货币供应量M2，IRM代表该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即预期汇率变动率，rCPI代表按照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计算的通货膨胀率，GDPit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角标i表示个体编号，角标t表示时期编号，u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CS=Fd/M2这一指标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的货币替代率进行计算[20]。其中，Fd是国内金融体系内的外币存款，M2是广义货币供给量M2。其中，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塞尔维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外币存款是统计在M3中，故这几个国家在计算货币替代率时，采用的是M3数值。相关各国Fd和M2、M3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国际金融统计IFS数据库以及各相关国家央行或金管局官方网站。
国内生产总值GDP对货币替代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一国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投资和贸易水平就越高，对包括本、外币在内的货币需求就越大，货币替代的规模就越大；另一种认为，一国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居民会增强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持有本币的意愿增强，货币替代程度会随之降低。国民收入水平对货币替代的影响究竟如何，则要结合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实际有效汇率REER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能够较好地反映本币汇率波动对货币替代率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存在外汇管制，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本币汇率波动必将导致本国居民对外币和本币的持币需求产生相应影响。国际清算银行BIS定期公布61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其中涉及到分析样本的“一带一路”国家只有18个，对于剩余的10个国家采用实际汇率，即本币兑美元期末汇率乘以两国通胀率之比替代进行分析。汇率数据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FS数据库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官方网站。
加入对外贸易依存度DFT指标主要是考虑到样本国家大多属于出口导向型国家或者主要的能源输出国，贸易结算可能对外币例如美元等的需求产生较大影响。各国对外贸易总额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GDP数据来自IMF的IFS数据库。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增加会导致居民对本币贬值的预期，从而促使居民减持本币增持外币；同时，货币供应量增加会促进一般物价水平CPI上升，加剧通胀预期，进而间接促使居民减持本币、增持外币。各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数值来自IMF的IFS数据库及相关国家央行或金管局官方网站。
在货币替代边际效用模型中，利率表现为持币的机会成本，国内利率水平越高，意味着持有本币的机会成本越高，对本币需求就会下降，居民更倾向于持有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外币，从而加剧货币替代。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假设非抵补利率平价成立，本外币利差IRM实际上也就是预期汇率变动率。相关各国利率为IMF的IFS数据库中的存款利率，美元利率为IMF的IFS数据库中的国库券利率。
一般而言，通胀率rCPI对货币替代率的影响为正。通货膨胀会造成本国货币购买力下降，引发人们对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预期，进而转持币值相对稳定的外币。高通货膨胀率会减弱居民对本币的信心，从而加速货币替代。高通胀率曾经是20世纪80、90年代拉美各国、俄罗斯及东欧转型国家美元化的主要诱因之一。各国CPI数值来自IMF的IFS数据库。
表1 变量和数据说明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了2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数据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东亚和南亚区域选取了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老挝、尼泊尔、蒙古、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13个国家；中亚和东欧区域选取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8个国家；西亚和非洲区域选取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土耳其、埃及、南非等7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数据从2005年至2017年，其中，有少数几个国家由于数据可得性方面的原因，时间跨度略有不同。波兰数据从2010年至2017年，俄罗斯和罗马尼亚从2007年至2017年，阿塞拜疆和阿联酋从2006年至2017年，斯里兰卡从2008年至2017年。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因果分析模型，对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性或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和调整，数据处理主要采用Excel和Eviews8.0软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报告经异方差、序列相关性或多重共线性调整后的结果。本文同时报告变量显著性检验的t值和对应的P值，若某变量的P值小于10%，则表示该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显著；若P值小于5%，则表示该变量在5%的水平下显著，以此类推。
四、“一带一路”国家货币替代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对东亚和南亚、中亚和东欧、西亚和非洲三个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检验
分别对三个区域样本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横截面F检验(如表2)发现，即使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应当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固定效应)，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表2 横截面F检验结果

分别对三个区域样本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如表3)发现，对于其中任意一个区域样本而言，即使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应当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因而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表3 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结果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之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二)实证分析结果
由表4可见，对于三个区域而言，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尚可，显著性突出，但在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东亚和南亚区域而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货膨胀率rCPI和本外币利差IRM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实际有效汇率REER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率rCPI对货币替代影响为正，说明物价指数上涨会引发人们对于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一方面导致本币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导致本币实际收益水平下降，为了降低损失，人们转持实际收益率较高的外币资产，从而导致货币替代率上升。本外币利差IRM对货币替代率影响为正，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利率水平表现为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本币利率越高，持有本币的机会成本越大，那么居民就会减持本币而增持外币，从而导致货币替代的上升；另一方面，本币利率高于外币利率，根据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本币远期汇率预期贬值，那么居民就会减持本币而增持外币，从而导致货币替代率上升。实际有效汇率REER影响负向说明这些国家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增强本国居民对本币的信心，减少各种渠道的资本外逃，从而导致货币替代率下降。东亚和南亚地区相比其他区域，近些年来相关国家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与中亚和西亚单纯依靠能源出口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的国家相比，经济活力、韧性和灵活度更强一些，所以这一地区货币替代率平均值相对较低。例如，新加坡属于亚太地区非常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大，外汇管制较松，本币价值波动较易引发货币替代。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均实现浮动汇率制，利率与汇率变动之间的传导机制相对灵活，从而较易产生货币替代现象。
对于中亚和东欧区域而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外贸易依存度DFT、广义货币供给量M2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实际有效汇率REER、本外币利差IRM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外贸依存度DFT对货币替代率影响为正，说明进出口贸易导致对外币需求增加和外资大量流入导致货币替代率上升。货币供给量M2增加会导致货币替代率降低。影响为正，原因可能在于货币供给量大幅增加，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减持本币，增持外币，导致货币替代率上升。本外币利差IRM对货币替代率影响为负，说明在投机和保值动机下，生息货币之间的替代会占到较大的比重，此时利率更多地表现为持有货币的收益，当通货膨胀率不变时，居民会增加持有相对利率较高(收益率较高)的货币。如果本币收益率高，居民就会增加本币持有，导致货币替代率下降。国内生产总值GDP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这些国家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居民会增强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持有本币的意愿增强，货币替代程度会随之降低。中亚与东欧国家大多属于转型经济体，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及货币惯性等因素的影响，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普遍较高。在20世纪80、90年代普遍经历了高通胀之苦，被迫采取美元化或欧元化政策，因而对货币供给量较为敏感。目前中亚和东欧国家大部分采用浮动汇率制，汇率和利率因素是影响其货币替代的主要因素，且中亚主要是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对外贸易主要以美元定价结算。
对于西亚和非洲区域而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本外币利差IRM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实际有效汇率REER、广义货币供给量M2、对外贸易依存度DFT、通货膨胀率rCP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根据货币替代率测算公式CS=Fd/M2，货币供给量M2短期内大量增加，必然会引起货币替代率下降。通货膨胀率rCPI对于货币替代率负向影响说明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人们有信心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很好地控制通胀，从而增强了人们对于本币的信心，增持本币行为导致货币替代率反而出现下降。西亚和非洲主要是资源出口型国家，这些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较高，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尤其是石油等能源产品价格更是出现大幅下降，导致这些国家能源出口创汇外币收入随之减少，货币替代率下降。虽然西亚一些产油国名义上实行传统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但由于外汇管制较松，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通胀率、实际有效汇率、货币供给量、本外币利差等因素都会影响其货币替代率。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在本文采用的解释变量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广义货币供给量M2、通货膨胀率rCPI都属于国民统计指标，对于一定国家而言，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统计口径；本外币利差IRM、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对外贸易依存度DFT要么是若干国民统计指标的一定函数，要么来自比较权威的国际机构。因此，本文仅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争议性较大的货币替代率进行稳健性检验。
分别对三个区域样本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如表5)发现，对于其中任意一个区域样本而言，即使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应当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因而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表5 横截面F检验结果

表6 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结果

表7 替代性模型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之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中略去了常数项相关结果。
从现有文献来看，货币替代率的常用计量方法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本文采用的国内金融体系内的外币存款(FD)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之比，另一种是FD除以FD与M2之和。以后一种计量方法计算货币替代率，仍然采用上述解释变量，分别对三个区域样本设定模型并进行回归，对三个区域样本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横截面F检验(如表5 )发现，即使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应当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固定效应)，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如表7，选取替代性指标来衡量货币替代率并进行回归分析，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所发现的结果与前述结果完全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对2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这些国家货币替代率的主要因素，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作用方向都呈现明显差异。通货膨胀率rCPI是影响东亚、南亚以及西亚、非洲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的显著因素。但在东亚和南亚区域，通货膨胀率rCPI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西亚和非洲区域，通货膨胀率rCPI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DFT、广义货币供给量M2均是影响中亚、东欧以及西亚、非洲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的显著因素，但是在中亚和东欧区域，两者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西亚和非洲区域，两者对货币替代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外币利差IRM在东亚、南亚区域和西亚、非洲区域的影响为正面，在这些国家利率水平表现为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且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成立，而在中亚、东欧区域影响为负面，说明在这些国家利率更多地表现为持有货币的收益。(2)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本外币利差IRM和实际有效汇率REER是影响所有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的显著因素，这一结果说明货币本身的对内和对外价值是决定货币替代率的关键性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预期变动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将会对一国货币替代率产生显著影响。(3)通胀率rCPI、本外币利差IRM和实际有效汇率REER是影响东亚、南亚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的主要因素。东亚、南亚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主要受本币价值变动影响，而在其他区域，货币替代率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贸易、货币供给、经济发展水平等都是影响货币替代率的显著因素。上述结论对于人民币如何通过“二次替代”方式实现在“一带一路”区域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一带一路”区域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突破口，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想要在“一带一路”区域顺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融合发展，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1)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采取差异化战略。货币替代率相对高、与中国贸易占比高的东亚、南亚区域国家是人民币“一带一路”区域化的突破口，由于地缘优势等原因，人民币在这一地区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应进一步大力提高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中国与西亚、非洲区域主要是能源贸易，可以考虑在这一地区打造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着重开展各类人民币能源金融衍生品交易，突破人民币仅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单一功能；加强对中亚、东欧区域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类投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结算驱动、投资计价驱动及金融产品交易创新驱动等多层次全方位深度发展模式。
(2)人民币争取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锚货币。“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以盯住汇率、固定化安排和其他管理安排汇率制度为主。其中在货币政策框架中以美元、欧元等货币为汇率锚的有27个国家和地区。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本外币利差IRM(汇率预期变动率)是影响“一带一路”区域相关国家货币替代率的显著因素。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决定了一个国家货币替代率的高低。因此，人民币要争取成为“一带一路”国家货币锚，发挥“一带一路”地区货币稳定器的作用，由权威机构编制“一带一路”人民币汇率指数，持续跟踪和发布人民币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动情况，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3)借助金融科技创新服务，争取形成更大的人民币“网络外部性”。除了各种经济因素外，由于货币“网络外部性”引致的“货币惯性”也是影响各国货币替代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民币能够比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更好的货币效益，才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的区域货币。国内商业银行要更多借力金融科技创新，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提供更加完善便捷的金融服务。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中国式支付”正在打破原有国际货币业已形成的货币网络效应。未来随着数字货币的运用和金融科技的崛起，这一网络效应将加速扩散，倍增人民币在国际社会中的使用便利性和非替代性，进一步巩固人民币国际化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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