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70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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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70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展望
——基于经济学类高频被引文献的视角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从制度构建到高速发展再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型，中国经济学研究也从吸收、模仿到“请进来”“走出去”，再到批判性采纳和创新，其深度、广度及丰富程度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本文基于1949—2018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经济学类高频被引文献，详细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和主要成果，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具有连续性、实践性和层次性等发展规律。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学还须在本土化议题设定、评价体系科学化和厚植历史传统等方向多下功夫，以期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再上新高度。
关键词： 中国； 经济学； 历史； 高频被引文献
一、引言
自1949年至今的70多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并正在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型，与之相伴发展的中国经济学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吸收、模仿到“请进来”“走出去”、再到批判性采纳和创新的历史性攀升，其深度、广度和丰富程度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以经济学类文献总量(1)经济学类文献来自“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下18个经济学类子专辑，包括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统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交通运输经济、企业经济、旅游经济、文化经济、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服务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与税收、金融、证券、保险和投资等。论文形式涵盖了各类期刊、学位和会议论文等。为例，1981年经济学类文献总量首次突破万篇大关，此后近20年长期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水平，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驾齐驱。自2014年起，文献篇目总量呈现负增长，但平均被引量和下载量等指标并未下滑，文献学术价值稳步提升，与国际学界的评价体系日益接轨，中国经济学科逐渐向着具有现实关怀、理论抱负和国际眼光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但与此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构建还处在初期阶段，有关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和发展逻辑的探讨也不够充分，这至少带来两方面的困境。
从实践层面看，上述理论研究的滞后，难以提供70年来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的学理根源，更难指导未来改革深水区的探索实践。过去70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极不相称的[1]。国内经济学界虽然提出了市场经济、渐进式改革等概念，但在理论化、规范化和体系化的层面仍与欧美学界有很大差距，这必然带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误解甚至非议；而随着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过往改革中积累的矛盾逐渐凸显，亟待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为新时代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实践铺路架桥。
从理论层面看，上述理论研究的滞后，也难以指明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往何处去”。随着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学人也意识到了挖掘本土学术议题、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但由于对本土理论研究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规律缺乏清晰的认识，只能跟随国际学界的研究进展亦步亦趋，这不仅造成本学科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迟滞，更易导致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丧失。20世纪末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盲目依从西方“休克”疗法、引发国内形势剧变即为明证。从上述意义来看，回顾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逻辑，总结、反思已有成果，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新发展极有必要。
另一方面，新中国70年来的辉煌历程，也为总结和展望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和未来提供了可能性。1940年，王亚南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学”的术语，已经意识到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学科体系的重要性，并论述了中国经济学可能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一思想可谓极具历史的前瞻性，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还远远无法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物质基础和现实蓝本。而当今中国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且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概率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和创新已经具备了扎实的现实条件。伴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对中国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研究，将不仅对本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更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学人数十年来的辛勤耕耘，已经为构建和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开辟了广阔天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基于上述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拟从时间发展脉络出发，以高频被引文献为切入点，详细梳理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学取得的卓越成果，揭示其与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同时深入发掘中国经济理论发展仍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和展望。
二、新中国70年经济学学术史的研究概述
现代中国经济学学术史的研究，历来是经济思想史学界关注的重点。早在1986年，胡寄窗就曾提出梳理和研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想法，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时，要求他们既要具备整理古代经济遗产的能力，也要准备好整理当代和不久将来可能涌现的中国经济理论成就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2]。2019年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学界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整理和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学界普遍认为，新中国70年来经济学的演进历程是连续的、渐进的，且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特征和规律。第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植根于对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张卓元(2019)[3]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必须扎根于本国国情，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也是扎根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历史历程。第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和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经济学作为一门具有极强现实面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新中国70年来，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多种任务和抉择，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现实关照和时代使命。第三，中国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日益完备，形成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发展、多学科交相融合的良好局面。
许多学者还深入总结了新中国70年来经济学科已经取得的成果或集中研究的命题，为学科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些研究内容和主题主要包括：第一，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提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格局。第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生产力发展理论。任保平(2019)[4]指出，有关二元结构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转型的探索，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也为二元经济国家提供了广泛的借鉴和参考。黄范章(2010)[5]和顾海良(2019)[6]也对国内学界在生产力发展理论方面的原创性贡献予以肯定。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其中也包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周文(2018)[7]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见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革新，也产生了学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新评价甚至颠覆性认知。谢伏瞻(2019)[8]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是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它说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不是对立互斥的，而是互补的；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互补的具体形式是动态演进的。第四，对外开放理论。中国长期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想，改变了全球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中心—外围”格局，为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提供了理论支撑。除上述理论成果外，还有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取得的新成果、新贡献，如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予以格外关注，再次彰显了中国经济学界与时俱进的优良学术传统。
然而，目前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史研究仍存在不足和缺陷。第一，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理论和成果研究力度不够。诚然，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理论质变和创新的一个全新时点，然而不能因此否定前30年经济理论的成果和铺垫。姚洋(2019)[9]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为激烈的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也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重组和思想准备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学的起步和成长予以深度回顾。第二，对新中国70年经济理论的时间体例梳理不足。目前学界主要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即按照研究内容或对象分为多个专题，在专题内部予以详细展开。张卓元《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2009)[10]、白永秀等《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2009)[11]和柳欣等《新中国经济学60年》(2010)[12]均属此类专题研究的代表。此种体例虽然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经济学的全貌，并方便不同分支领域的学者参与编写，但人为割裂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和历史演进规律，也难以把握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分支理论的互动关系。第三，对代表性经济理论的选取缺乏统一公认的标准。新中国70年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的丰富性，决定了学者即使对学术史的研究足够全面和深入，也难免挂一漏万，因而必然要确立一定的筛选标准。高频被引文献法即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被引频次虽然只是测度文献价值的指标之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学科内的影响力，浓缩了该学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变化轨迹。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和发展逻辑已经产生了较强的研究兴趣，并试图对70年来经济学的主要研究主题和热点予以归纳，但在研究内容、研究体例和方法标准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这也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三、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学的建立与成长
(一)1949—1958年：艰难起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求新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科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开始建设本土化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虽然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相对贫乏，为学术研究提供的物质环境也并不优裕，但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2019年被列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70种经济学类期刊中，仅有10种创立于改革开放前，其中7种创刊于这一时期，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十年经济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表1 创刊于改革开放前的CSSCI来源期刊列表

一些学者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研究传统，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展开深入研讨，但这种探索也带有较强的教条色彩和刻板印象。赵晓雷(2009)[13]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学讨论“大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逻辑推理，缺乏对现实经济的调查统计和实证分析，有些讨论甚至是在用词上刻意推敲，大打笔墨官司”。在这一背景下，陈振汉等6位学者合作撰写《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反对当时学界靠大量“引文”写文章的现象，强调紧密联系中国建设实际，探索符合实践经验的理论成果。孙冶方于1956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着重厘清了价值规律的前提和适用范围，明确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关键意义，强调经济核算工作应更注重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统计。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价值规律的实质内涵，为国民经济核算和分配过程提供了客观的标准；其对于生产、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的重视，不仅对当时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7)则是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的创造性深化和发展，他强调指出，在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时应注意“扬长避短”，既不能盲目发挥经济的自发作用，也不能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朱剑农(1955)、江诗永(1956)和南冰等(1957)也先后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见解。除此以外，丁肖逵(1956)、吴海若(1957)和王章耀(1958)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亦是这一时期对基本经济规律、再生产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等理论展开深入探讨的杰出之作，这些文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提供了恰逢其时的理论指导。
在实践的迫切需求下，许多学者着眼于农业、工业和财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领域开展研究。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形态具有较强的过渡性质，因而学者大多“瞻前顾后”，试图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渊源中求取经验。汤象龙发表于《财经科学》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1957)一文基于详实的历史数据，细致考察了1840年前清代财政体系下的收支构成和管理制度，并指出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统治阶级的财政制度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让位于惠及全体人民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新财政制度。陈振汉的《明末清初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1955)集中考察了17—18世纪小农的劳动强度、受剥削和兼并程度，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于小农的无休止剥削和压迫现实。陈达《上海工人的工资与实在收入》(1957)则聚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实际，细致梳理了工资率、底薪、实际工资指数、生活费指数等多项重要指标，真实刻画了新中国成立前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该文对于历史材料的挖掘和梳理极尽详实，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的卓越指导。上述文献不仅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形态的延续过程，有助于提取以古鉴今的思想素材，凸显经济史学研究和传承的一般意义，更为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形态、阶级构成、社会面貌提供了扎实的历史参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推进、社会主流话语体系的重构也具有极强的实际意义。此外，于光远等《论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1955)、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1956)、周起业《我国农业区划基本问题的探讨》(1957)等文对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展开了深入的考察，生动反映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现实面向与实践关怀。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尚处于早期起步阶段，其发展具有较强的“过渡”属性：一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向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初步过渡，并力图运用本土理论解决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亟待克服的问题；二是由旧中国的经济理论向新中国经济理论的过渡，在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下构建经济学科的崭新面貌。
(二)1959—1968年：锐意进取，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十年恰逢社会主义建设大刀阔斧推进的时代，公有制已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计划经济也成为占据绝对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然而伴随着“一大二公”运动的进行，这一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马恩经典作家和斯大林经济学所能提供的实践指导已相对有限，迫切需要国内经济学界对现实问题做出回应。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和生产力理论。
20世纪50年代占据主流的理论观点是，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是“异己力量”“洪水猛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取消了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然而这一论断在实践中却引起了种种负面影响，这不能不引起学界的反思和讨论。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1959)一文集中梳理和反思了这一问题，进而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他指出，各个历史时期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都是具体的，都以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因为两种公有制形式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存在，商品性生产是不可取消的，而且会比自给性生产增长地更快。孙冶方(1959)也撰文指出，纯粹的商品经济只是马克思的一种理想化抽象，要用历史的眼光、现实的维度来认识商品生产和交换问题。骆耕漠(1964)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关系之所以得以保留，源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性和人们认识的落后性；商品经济可被用于实施按劳分配和经济核算，进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上述观点不仅深化了学界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实践，更对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理论提供了先导。
另一较成体系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以平心于1959—1960年发表于《学术月刊》的7篇理论文章为代表。在平心看来，生产力具有二重属性，它是“物质技术力量和社会劳动力量的矛盾统一”，应格外重视生产力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相对独立性，不能在变革生产关系上孤立做文章。平心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也得到了孙冶方(1959)和方永祥(1962)等学者的认同。在上世纪60年代重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自然不意在展开纯粹的理论争鸣，而是经济学界对于当时生产关系变革罔顾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现象的批判和担忧，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扭转错误的思想倾向，弥补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偏差。诚如孙尚清(1961)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学界争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已经不是上述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命运问题，而是在新的条件下探讨如何正确解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规定，促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当时的经济学界普遍认识到，对于生产力质和量的研究、对于生产力内在规律和动力的研究，与生产关系和所有制性质研究同等重要，二者不仅在理论中不可偏废，在实践中也必须结合看待。
除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反思外，这一时期学界还较多地关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平衡问题。杨坚白(1961)提出，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促进农、轻、重比例的协调发展；即要实现产业结构比例的协调，又不能不重视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唯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既服务于满足人民目前的消费需要，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从而满足人民将来更高的消费需要”。这一论断回归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对于增强经济制度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董辅礽(1959)同样关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消费和积累比例问题，并提出了确定积累和消费基金的最低需要和追加需要等若干具体方法论，使得经济计划和核算工作更具操作性。
这一时期产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和生产力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向体系化和规范化轨道迈进的重要尝试，集中反映了学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反思和纠偏。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些思想未能成为主流或付诸实践，但仍展现出中国经济学人的远见卓识与现实担当。
(三)1969—1978年：曲折演进，积蓄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撑
由于受到“文革”动荡的影响，这一时期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类学术研究均陷于停滞或断层状态，1969年发表文献更是达到历年收录总量的最低值。相应地，本文涉及这一时期的高频被引文献也仅有1975—1978年的40篇。然而，并不能因此磨灭这一时期经济理论和思想的时代意义。随着动乱的结束，经济学界对于新命题、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特别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学术创新的规模和深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学界逐渐从纯粹的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更多地转向现实问题和改革需要。孙冶方(1978)就曾热情饱满地呼吁道：“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凡是我们的企业符合社会主义准则的……这样的利润就是越多越好。”
仔细审视改革开放前夕的高频被引文献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实践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无根之水”，而是经历了学界较长时间的讨论和酝酿。这些思想虽然未必与后续政策直接挂钩，但却播下了启蒙的种子，提供了有益的方向指引和舆论支持。在对内改革方面，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微观层面的教条的等级工资制并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也忽视了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贡献。汪海波等(1978)指出，必须把劳动者的一部分收入同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结合起来，按照企业利润额提取劳动者的附加收入基金，这不仅真正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也有助于调动劳动者自我督促、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萧灼基(1978)也指出，劳动者的积极性、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各不相同，故应设立公平透明的奖金制度作为劳动报酬的重要补充，以更好地贯彻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的基本原则。厉以宁(1978)则将重点落在劳动者的质量问题上，着重阐释了教育和技术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在《技术教育和资本主义工业化》一文中，他全面回顾了工业革命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历程的经验得失，提出应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增加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培育自主的技术力量和高素质劳动力队伍，这一建议在今天仍发人深省。
与此同时，经济学界也重新认识到了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中国认识世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这一时期的高频被引文献中，有32.5%来自《国际贸易问题》、《世界经济》等国际经贸类专业期刊。其中佟屏亚《棉花的传播史》(1978)和史祖瑞《唐代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贸易往来》(1976)表面上是物质史和贸易史领域的成果，实际上也意在倡导传承开放包容的民族传统，强调互利共赢的国际新秩序。而王要敏《国外自动化装配发展概况》(1975)和西川涧等《石油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1975)则是向国内学界普及、传播世界产业革命现状和技术水平的代表之作，这对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中国思想界而言，无疑是及时的甘霖。除上述文献外，许多学者还深耕国际贸易实务领域，详细介绍国际贸易的基本常识，包括贸易合同的制定、结算货币的选择、国际考察和技术引进等方面。凡此种种，都有助于保护中国在涉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正当利益，为全面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这一时期虽然正常的学术研究秩序已被打破，但经济学科并未出现明显的中断甚至倒退。许多学者坚持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出发，致力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理论和观点，不仅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实践准备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力量，更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
四、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成熟
(一)1979—1988年：步入正轨，聚焦改革中的农村和城镇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学研究向其他学术领域广泛求取经验、建立严谨的学术氛围和评价体系的时期。《经济科学》、《宏观经济研究》和《财贸经济》等众多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优质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创立起来。这一时期的100篇高频被引文献中，有75篇横跨2个及以上的学科分支，其中35%同时分属“基础科学”子专辑，11%同时分属“哲学与人文科学”子专辑，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各学科领域兼容并包、互通有无的学术新气象。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也引起学界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农民这一过去极少受到舆论和学界专门讨论的群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林毅夫《小农与经济理性》(1988)和卢迈等《现阶段农户经济行为浅析》(1987)即为其中的代表。前者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同样适用于对小农行为的分析，那些认为小农非理性的言论实际上缺乏对小农所处环境和所受约束的全面认识，正如舒尔茨所言，小农是完全可以“变沙成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知识界对小农群体的偏见和误解，为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中国农业组织形式和农户行为提供了可能。后者则重点指出了联产承包制成就背后的隐忧，提出农民具有致富和避险的双重目标，由于缺乏稳定的外部担保，农民往往采取农业和非农产业、多种农业生产的兼业经营，最终造成了“家有百样种”“户户小而全”的分散局面，与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方向背道而驰。他们还格外强调了外部政策和保护对小农行为的激励效应，倡导通过外部环境的诱导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跃迁。除对农民个体的重视外，许多研究还关注到了农业和农村的长远、整体布局问题。陈传康(1979)和熊毅(1980)都指出，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区域特性，应从全局角度开展广泛调研，拟定具有针对性的区域专门化发展方向，促进生产效益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现代化尚未完全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上述学者已经敏锐认识到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共生和互补关系，积极倡导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这一观点是极富先见性的。
城市和农村问题，本质上是同一改革过程的两个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极大解放，必然带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形态的深层演变。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数，决定了其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历程必将更艰巨，而“城市病”的问题也必将更加严重。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出，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城市的集聚，更是一项全局性、层次化的系统工程；必须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齐头并进，把城市内部规划、城市体系建设乃至区域规划提到日程上来。在城市内部规划方面，宁越敏(1984)以上海市区为例，利用现代地理区位理论，详细分析了当地地价分布、消费者收入和行为等因素，认为应率先在市区北部和浦东地区发展商业中心。这显然为20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的设立提供了理论先导。在城市体系建设方面，吴友仁(1979)提出，为逐步实现城镇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分布，应以大城市为依托，在其外围发展郊区小城镇和县城，以纾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吴友仁对于20世纪末中国城镇化率的估计仅为30%，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6.2%相比略显保守，与当时其他学者估测的50%相比更显悲观。但即便如此，他仍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病”问题充满敏锐的洞察力，引起了学界对城市等级体系建设的关注。此后，许学强(1982)、宋家泰等(1988)和周一星等(1988)均对城镇规模体系的规划和演变进行了预测，全面总结了省级单位内部城镇等级演变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实施城镇体系规划的一般流程和措施。这些研究不仅契合了当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需要，推动了城乡关系的顺利转型，还吸收了国外城市规划、空间计量的先进成果和技术，丰富了我国城乡规划学、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
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打破了改革开放前的均衡格局，事实上形成了区域重点发展的经济战略，促成了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陆大道(1987)认为，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应依照“点—轴渐进扩散”的模式，建设沿海、沿江轴线的T字形布局；李仁贵(1988)则结合国外“增长极”经典理论指出，由于人力、财力等资源的约束，必须选择自身条件较好的地区设立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在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夏禹龙等(1983)、何钟秀(1983)和郭凡生(1986)进一步提出了产业和技术的梯度转移理论，为区域经济政策从非均衡向均衡的过渡、改革开放进程从重点到全局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二)1989—1998年：快速发展，掀起所有权理论的大论争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十年里，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和重要抓手。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将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研究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研究对象从宏观的经济制度管理和改革转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运行，研究主题和重点也更多集中于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有赖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正常运行，又有赖于科学合理的所有权制度设计。1996年，周其仁和张维迎先后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讨论企业制度，两文被引量均超过4 000次，占当年高频被引文献总量的近六成，并在此后两年引发了诸多商榷、评论文章，集中囊括了当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回溯和反思。在《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一文中，周其仁重新回顾了科斯的企业理论，提出企业合约的特殊性在于其中包含的人力资本因素，这决定了企业无法在合约中事先规定一切，而必须通过激励制度加以调节。这就为市场中企业主体的存在和“组织红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丰富了科斯的经典企业理论。张维迎在《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一文中也强调了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但他同时指出，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和激励制度并不是从资方到劳方的单向激励，而是考虑到不同成员的重要性和监督难度后的次优设计，让最重要、最难监督的成员掌握所有权可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方竹兰(1997)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承担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因而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所有权是企业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向；杨瑞龙等(1997)则运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建立了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一般框架，他们反对孤立地评判某种所有权安排的优劣，强调在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中寻求所有权安排的最优化；林毅夫等(1997)则提出，最优的所有权安排不是人为事先设定的，而是在企业的发展实际中逐步显现出来的，因而当前改革的重点是为企业提供充分竞争的发展环境。以上论述尽管在学理分析上有相当多的分歧和争鸣，但却恰恰反映了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为实践提供了多样化的参照和备选方案。
除对现代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进行一般化讨论外，许多学者还对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表现出格外的热忱和关注。这是因为，要将我国体量庞大的国有资本纳入统一的市场框架内，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都是全新的命题。一些学者认为，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措施。如张维迎等(1995)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放权让利”，使得代理人成为事实上的剩余索取者；但是“放权”必须与“让利”同时进行，否则难以实现帕累托改进。钱颖一(1995)提出，政府对国企人事任免权的控制，使得国企的实际控制权具有双重性；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应充分发挥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商业银行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有益作用，推动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提升。另一些学者则将产权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与前文有关现代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讨论是一脉相承的。如董辅礽(1992)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导致国有企业的生产、投资、积累和用工等行为均具有鲜明的双重性；要推动国有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必须进一步推动产权制度明晰化。还有学者认为，对于当前国企改革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产权制度，而是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如林毅夫等(1997)指出，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产权是无法明晰的，融资结构改变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硬化国企的预算约束，使企业利润率真正反映其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益。
中国经济学界有关现代企业制度和所有制的讨论，在当时就引发了国际学界的极高关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甚至在1998年第110届年会上专辟“中国经济改革”分论坛，邀请中国经济学者分享改革实践中的新知。凭借中国改革实践的特殊性和巨大成效，加之经济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提高。
(三)1999—2008年：走向繁荣，增强市场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价格体制改革和所有制结构改革等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往依靠某一领域的制度革新获得“免费午餐”红利的机会也已逐渐消失殆尽。学界普遍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体制创新是一个全局性的工程，必须从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大背景入手，向科学、宏观的政府和市场治理要质量、要效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也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们广泛吸收主流经济学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注重运用各类前沿技术手段，增强了从全局角度审视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能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微观主体，深刻影响着市场运行的效率。根据白重恩等(2005)的研究，企业市场价值与其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投资者愿意为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付出较高溢价。随着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制度的推广，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更是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话题。总体来看，高频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上。第一，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股权激励方面，一般认为将经营权与剩余索取权相挂钩有助于破除“委托—代理”困境，但李增泉(2000)和魏刚(2000)的研究却不约而同地指出，高层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而仅仅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在股权集中度方面，徐莉萍等(2006)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向相关，这种效应在央企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企业尤其明显；吴淑琨(2002)提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孙永祥等(1999)则认为，与股权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的极端情况相比，最优的股权结构是相对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并存的情况。这些讨论对于引导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乃至治理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企业融资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黄少安(2001)和童盼等(2005)的研究分别指出，中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和负债融资偏好，在推动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做大做强企业规模的同时必须关注企业的融资正当性，保证投资者的正当利益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林毅夫等(2001)和李志赟(2002)则同时关注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倡导通过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和推广，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润滑金融市场的运行。第三，市场并购、重组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依照现代金融学的观点，建立健全破产、并购和重组等机制有助于企业优胜劣汰，激励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升资本运转效率。冯根福等(2001)、李善民等(2002)、张新(2003)和李增泉等(2005)均采用事件研究或会计研究的实证方法，对上述市场行为的实际绩效进行了检验，为资本市场的良性运行提供了参考。
政府是市场运行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主体，在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治理效率及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并形成了财政分权论、官员晋升锦标赛论等诸多解读政府治理逻辑的本土化理论。所谓“财政分权论”，也即央地之间确立了明确的财政分权和分成原则，促使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如张军(2007)指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约束明显增强，地方官员更倾向在维护市场、促进竞争等方面有所作为。傅勇等(2007)也肯定了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业绩的激励作用，但同时认为可能带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诱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所谓“官员晋升锦标赛论”，即以增长为目标的各级官员考核制度，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周黎安(2004)指出，地方官员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竞争中，出于晋升的考虑，就会对属地经济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热忱。这就建立了一个理解区域经济竞争和合作的一般框架。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产业同质化和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除上述理论外，边燕杰等《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2000)、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2006)、吴文锋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2008)则集中阐述了中国经济转型背后政企关系的格局演变，为构建新型政企关系和营商环境、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学理基础。
正如李稻葵等(2018)所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为鲜明的历史底色；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问题，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学者用力最深、贡献最大的研究领域。”随着未来改革实践的深入，有关市场和政府治理效率的命题必将获得更加充实、更具中国特色的回应和解决方案。
(四)2009—2018年：渐趋成熟，倡导发展的普惠性、均衡性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迎来了增速换挡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机遇期，增强人民获得感、寻求普惠性和均衡性发展逐渐成为破题的关键；相应地，中国经济学研究也进入了分支日趋多元、范式日趋成熟、对象日趋广泛的新时期，呈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研究取向和归宿。这一时期的高频被引文献由于发表年份较晚近，故平均被引量相较前一时期有所下降，但其对中国经济热点的敏锐观察、对经济问题的热忱关注与此前是一脉相承的。
精准扶贫是实现普惠性和均衡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十八大以来，扶贫攻坚事业迎来新成就、新格局。学界普遍认为，精准扶贫是当前和未来指导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方针和主要举措，标志着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重大战略转型。但不容忽视的是，该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很多困境和阻碍。从客观机制而言，精准扶贫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考核等环节均存在较大的现实困难，需要通过更为细致的贫困普查和调研，推动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从主观因素而言，贫困户的参与积极性、基层干部的素质和工作方法也会影响到精准扶贫的效率和质量。精准扶贫工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经济学界必须理性反思、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拓展中国扶贫事业的广度和深度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但与改革开放初期强调重点城镇和区域优先发展不同，近年来学界将研究重点更多转向了城乡之间、城市与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张占斌(2013)认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必须统筹推进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住房保障制度、财税金融体制、行政区划设置等体制的创新，确保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单卓然等(2013)指出，必须克服以往城镇化建设中的“去农村化”“产业高端化”等认识误区，统筹城乡、区域和产业发展，确立切实可行的城镇化发展目标。李强等(2012)通过考察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七种推进模式，认为其存在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空间跳跃等突出特征，在未来的城镇化建设中应更加注重发挥民间力量，加强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关系。陈明星等(2009)则基于熵值法对1981年以来的城镇化进程进行综合测度，认为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市场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在未来应进一步推进市场体制改革，实现城镇化的协调和包容发展。除此以外，学者还关注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倡导吸收国内外有关城镇规划和建设的先进理念和经验，鼓励低碳城市、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的建立和发展。
除上述国家重点战略外，许多学者还对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表现出高度关注。例如，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战略的出台和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为代表的“互联网+”新业态逐渐获得广泛青睐。正如黄楚新等(2015)所言，“互联网+”表面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实质上意味着产业结构乃至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互联网金融问题，学界在详细梳理其发展历程和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还深入探讨了其对传统产业特别是商业银行业的冲击和再造，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发展框架予以展望。再如广泛影响交通、住房、支付等民生领域的共享经济业态。郑志来(2016)认为，与传统业态相比，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具有提高资源利用率、个性化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等显著优势，但在安全信用体系、第三方平台监管和需求端保障等方面仍存在隐患。董成惠(2016)则提出，必须警惕资本逐利性对共享理念的扭曲和异化，理性看待共享经济带来的商机，探索符合市场规则的发展规律和模式。李琨浩(2017)和李敏莲(2017)等则对共享单车等特定业态进行调研和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五、结论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始终紧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生动描绘了中国社会多层次、多侧面的变革图景，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范式。本文基于高频被引文献的视角，对新中国70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时期梳理，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具有如下规律和特征。首先，中国经济学科发展虽时有波折，但从未断续。特别是在相对艰苦的学术研究环境下，经济学人仍能坚守经济学科经世济民的初心，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和思想作风，提出富有创见的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学科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其次，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始终与实践同行，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导向。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无论从任何意义讲，经济分析都不是一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应该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可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工具。”中国经济学从来不是“书斋经济学”，而是广泛参与和紧密联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着力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它是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更是面向未来的中国经济的一盏明灯。最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鲜明的层次性，表现为主流与潜流思想的并行不悖与相互转化。本文采用的高频被引文献视角不依赖于主观的知识结构和先验标准，由此概括出的历史特征与学界既往认知产生了一定分歧，例如改革开放的头10年，所选文献大量关注城乡规划与区域经济战略问题，而这些领域的研究直到数十年后才被关注和重启，转而上升为学界的主流研究内容。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并为学科的未来长足发展准备了源源不断的后备素材。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总结经验、提炼成果的同时，更应看到中国经济学当前发展的问题与不足，谋求中国经济学在未来更长时段、更广阔空间的创新和发展。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学亟待提出和解决更多的本土化议题。由于中国经济学起步较晚，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直在学界占据主流，国内许多学者为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接轨和对话，往往将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议题视为研究重心，却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仅仅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或研究背景。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更难以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出科学的指导。通过对新中国70年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的回顾不难发现，那些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深远学术价值的研究，往往取材于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业态、新政策、新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学者能否具有摆脱固有偏见的勇气、抛却传统议题的锐气，以及破而后立、开创本土化议题的自觉性和自信心。
第二，中国经济学还须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本文回顾的部分高频被引文献，之所以在多年后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是源于其思想的超前性或非主流性有待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也不乏学术评价体系和标准的影响；当下许多本土化议题没有被提上研究的日程，原因之一也在于国内经济学科评价体系的“西化”倾向，使得学者们的研究主题和方向不得不受制于欧美标准。这无异于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主动权拱手相让，甚至称得上是经济学的“自我殖民”[14]。因而必须重新审视既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标准，包括文献价值评判标准、人员晋升绩效评判标准乃至人才培养和考核标准等，以进一步发扬中国经济理论包容性、多元化发展的优良传统，鼓励学科内部主流与非主流、传统与创新思想在同一平台平等对话、互动交融，为中国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
第三，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还须充分挖掘和吸收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神内核。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科是在近现代才刚刚建立起来的，然而有关经济问题和政策的讨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缺席，且远远早于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新时期，重提以《孔门理财学》、自由放任主义的道家渊源等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并不是一种“好古癖”，而是为了挖掘民族独有的思想经验和文化基因，而后者必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践。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屡屡失败、甚至不得不冠以“奇迹”之名的原因正是在于其缺乏对中国传统思想和发展规律的认知；而这些鲜活的社会、历史因素，恰恰是被经典理论抽象掉的共同假设[15]，也是最值得引起中国学者重视和掌握的思想武器。
正如姚洋(2019)所言：“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历史延续是自然的，变革却需要勇气和牺牲。”伴随着“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学者必将继续求索、勇担重任，推动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再上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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