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音乐课内外合作教学模式与理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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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音乐课内外合作教学模式与理念研究

摘要：瑞典公共音乐教育体系被认为是该国音乐产业发达的重要原因。该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校内课程与课后艺术学校合作教学模式。该模式体现了音乐在教育中的核心位置以及全民化、渗透化的教育理念，使音乐课程更具有延展性和个性。
关键词：瑞典；音乐教育；校内外合作教学
瑞典公共音乐教育被认为是该国音乐产业发达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40年代的音乐教育体制改革以来，瑞典几乎为所有孩子提供了高质量的音乐教育，也因此产生了一大批如Abba，Ace of Base，Max Martin，Robyn，Roxette，Knife，Little Dragon，Avicii等国际乐坛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流行音乐教父”，打造布兰妮、后街男孩、席琳·狄翁的音乐制作人、作曲家马克斯·马丁被问及成功秘笈时，他说：“我的一切都要感谢公共音乐教育”。[1]瑞典音乐教育最突出的特点是课内与课外的一体化合作教学模式。本文将对该模式的具体设置与教学理念进行研究分析，旨在对我国音乐教育有所启示与参考。
一、瑞典公共音乐教育发展背景
近五十年来，音乐课程在瑞典教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是主干课程之一。音乐课程被认为有利于提高认知能力，对其他学科学习及社会交往能力有帮助，“学校音乐课程”已转变为“学校中的音乐”。[2]音乐被认为应渗透于整体教学中，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并且在学校中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交工具。
音乐作为一门学校课程，在1955年获得了学科地位。在此之前，这个科目被称为唱歌。课程以演唱宗教赞美诗为主，旨在培养道德和树立国家荣誉感。1960年代，瑞典对所有儿童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教育在支持民主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对公民教育作出更具体的解释，认为学校必须注意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将学生包容入教学决策中。同时，学校委员会主张民主教学应该有客观、科学的基础。受教会和文化保守派的影响，瑞典文化管理部门决定建立以教授古典音乐为基础的、覆盖所有孩子的学校音乐教育课程，旨在保护青少年受“堕落音乐”（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腐蚀。课程包括识谱、合唱、和声以及西方音乐史学习。20世纪60年代末受瑞典流行音乐和青年文化发展的影响，课程设计从古典音乐学习范围扩大展开，鼓励教师使用适合年轻人的音乐，并建立了“一起演奏、创造音乐、音乐与社会和世界”这三个主题。[3]20世纪90年代瑞典教育管理进一步放权，从集中向分散个体化转变。瑞典校内音乐课程越来越强调个性教育，强调音乐作为创造身份和个人发展的手段，即在围绕课程基本主题的基础上，鼓励根据学生个体能力兴趣和教师专长优势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尤其强调创作与合作能力，课程的核心被定义为合作演奏。
瑞典教育家们认为音乐教育不应仅针对有才能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学习声乐或乐器的权利，音乐教育范畴应扩大，不仅限于学校课程。基于这个理念，瑞典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大力发展基本免费的市级课外音乐学校。全国几乎每个自治市都设立了课外音乐学校，每个孩子，不论其社会与经济背景，从3年级到初中毕业都可进入课外音乐学校学习。很多音乐学校后来逐渐扩展为艺术学校。[4]
二、瑞典一体化公共音乐教学模式
（一）校内音乐教育课程设置具有延展性和个性
瑞典国家必修音乐课程大纲将演奏/演唱设为课程主体，团体合作为主要形式，创作与即兴能力被认为非常重要，鼓励在课堂中运用现代数字化音乐创作手段。[5]与很多其他地区相比，瑞典音乐课程大纲文件的内容设定为较开放式，并不具体规定教学方法和课程。
大纲设定了九年必修音乐课程中5年与9年两个阶段的目标。[6]
5年阶段目标为：
·同音合唱，熟悉简单的旋律、节奏、和弦规律，讲述自己的音乐创作；
·独立或通过与他人合作创作不同形式的音乐；
·了解并能使用不同形式的旋律、和弦、节拍、节奏和速度的概念；
·思考音乐的功能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的不同表现方式。
9年阶段目标为：
·同音及分声部合唱；
·参与群体音乐创作，反思与评价自己的表现；
·能够用曲调、词或其他方式创作来表达感受与思想；
·听辨不同的调性并用之于创作；
·掌握音乐在不同于当代瑞典社会的文化和传统中的作用和表现方式；
·理解不同声音和音乐环境对人类的影响。
两个阶段的目标设定都强调群体合作音乐表演、音乐创作、个性化表达以及音乐与社会的联系。
在遵循课程大纲所设定的5年和9年的目标基础上，音乐教师具有宽松空间，可根据自己的专长与学生特点灵活教学。教师的个体教学和以学生的兴趣与动机为基础的学习很受重视，这两点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被认为超过教育管理部门设定的大纲。瑞典教育者认为老师应该和学生一起，根据实际情况计划和实施课堂上的教学和学习。因此，不同学校之间的音乐课程有很大的差异。音乐课程中流行音乐的合唱与合奏占比重较大。音乐素材很多来自流行音乐和摇滚流派，教师在教学中尽可能地发挥原创性。很多老师并不采用建议的教材，而是设计自己的教材。学校音乐老师往往同时是学生在市级课外艺术学校的老师，因此教学具有更大的延展性和个性化可能。教材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根据不同学生在课外学习的演奏/演唱特长来个性化设计。尽管无法完全脱离一所学校的教学框架与条件，瑞典的音乐教师仍努力争取让学生有超越教纲范围、与校外的音乐练习尽可能接近的音乐演奏体验。曲目选择上往往会包含学生熟悉或喜爱的曲目，从而能更好地与学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连接。
学生通常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他们喜爱的歌曲，也可以与朋友组成一个乐队，通过听和演奏来尝试进行。学生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音乐选择，互相合作。唱歌和演奏可以说同时是课程、方法以及目标。教学反映了音乐课程强调合作、强调实用技能（唱歌和演奏）、开发学生个体音乐潜能的目标。[7]
开放和较分散性的课程内容也存在一定负面性，比如给评估和地区之间教育比较造成了一定难度，也使学生在转学后的适应更复杂化。针对这些问题，瑞典政府在2011年制定了新大纲，目的使各阶段音乐教学基本要达到的要求和目标更细化。在新的义务教育课程制定中，教学大纲分为三个部分：学校课程目标，包括学生能力发展预期；核心内容--所有学生都应该掌握的各方面音乐技能；音乐知识的掌握。
大纲包含更为具体的评估标准，并将等级评估从原先的8年级开始提前到从6年级开始。新的评估标准对包含节奏、音高的分辨、演唱/演奏能力、音乐风格与内涵理解力等方面在内的15项要求都做了较详细的要求。
从教师的反馈调查中反映，新的等级评估为教学提供了更为量化和清晰的标准，对教师来说较为容易把握。反馈中也有不少负面评价。有些教师认为新的等级评估减少了教学中创造性和实验性的部分，要在完成教学要求的同时顾及到学生个体水平的差异，因材施教非常困难。教师要花很多时间来制定计划以满足评估要求，给教师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但教学效果并没有相应提高。[8]
（二）市级课后音乐学校模式
瑞典拥有完善的市级课后音乐艺术学校体系。在2006年，多达282个自治市有这样的学校，仅8个自治市没有。市级音乐艺术学校为孩子提供免费或最低费用的音乐教育(通常还提供例如舞蹈、戏剧、视觉艺术等课程)。学生在大约第三年义务教育时获准进入市立音乐艺术学校，直到他们离开高中。他们通常每周上一节器乐课，并有机会参加演出和比赛。[9]和公共图书馆的模式相似，学生可以从这些艺术学校免费借用乐器。市政府会帮助协调，为音乐学校学生提供公益演出场所以及和专业乐队合作的机会，甚至为学生借用排练场地提供资助。政府还鼓励年轻人在课外多练习并予以资助。“每次排练我就能拿到几美元”，一位瑞典音乐产业集团的董事长沃纳说。这些钱是只能用于音乐活动。[10]
在音乐课内外合作教学的体制下，市级课后艺术学校与普通学校虽然是分开的，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学生可以在白天离开校内课去音乐学校上课，也可以在放学后去上课。通常在市级音乐艺术学校工作的教师也会在普通学校系统中担任音乐教师，会经常在不同场合与学生见面，因此对学生个体能力特点了解较多较全面。
虽然市级音乐学校90-95%的教学费用由市政府财政税收支付，但学校教学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点与校内音乐课程一样，符合瑞典教育管理从集中转向分散个体化的政策，地方政府法案中关于市级音乐学校教学的管理条款是较为笼统的。以瑞典第二大艺术学校厄勒布鲁艺术学校为例，该学校建立于1957年，目前有8500名学生，创立初始仅为音乐学校，现在教授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课程。2001年市政府对该校的支持为2150万瑞典克朗，此外每年大约1200万瑞典克朗从收取学费和学校音乐会中获得。学校自身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其资源，市政府会规定学校必须完成的某些职责。例如，学校必须每年为小学生献上一场音乐剧表演。厄勒布鲁艺术学校与普通小学与中学合作，为这些学校组织艺术教育项目，目标是帮助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发展，使之成为文化中心，并运用艺术来帮助其他学科的学习。厄勒布鲁学校还设有音乐教师培训项目，目的是让厄勒布鲁市的每所学校成为一个文化学校，使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找到他们的艺术表达手段。厄勒布鲁艺术学校还与瑞典室内乐团等专业乐团与表演中心合作，并与芬兰、西班牙、中国等地的学校有国际合作项目。
厄勒布鲁艺术学校的管理、教学大纲和课程由教师自己制定，大纲的条例非常细致，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宗旨：以音乐的态度对待音乐，更好地工作、感恩。
·大目标：学生应该以一个富有活力的、有创造性的态度来进行音乐艺术文化活动。
·具体目标：学生应该能够即兴作曲，应该能用乐器奏出好听的声音。此外，还提到了正确的态度、自主性、创造性和主动练琴的意愿等等。
教学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9-10岁的儿童，第五阶段为14-20岁的学生。在此之后，有才能的学生可以进入专业音乐学校学习。每一阶段的教学都包括乐器演奏、乐理、视唱、即兴演奏、合奏等项目。[11]
瑞典市级艺术学校是将普及性与个体发展结合的优秀范例。这些学校办学初衷并非是培养音乐天才，而是为了创造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民主的教学方式。在厄勒布鲁学校办学手册的宣言中声明，无论其父母是否愿意，Orebro市的每个孩子都有权利接受艺术教育。保证学生本人的梦想和兴趣是最重要的，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帮助每一位学生发展其梦想和兴趣，提供所需要的养料，使每一个梦想都有发展的空间。[12]
市级艺术学校为瑞典发现音乐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培养了大批音乐爱好者。这些学校还为音乐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工作。瑞典的市政学校形成青年音乐社交网络，防止了很多社会青年犯罪的发生，孩子们会在排练厅、乐器店买琴弦时结识，这些学校也成为瑞典首都音乐产业集群的基础。瑞典被国际音乐产业视为主要的人才来源及庞大的消费市场。瑞典是摇滚音乐流行最早的非英语国家，音乐家们把瑞典看作国际接受度的测试市场，披头士等乐队的早期国际巡演都是在瑞典开始的。[13]
三、瑞典一体化教学音乐教育理念的分析与思考
瑞典的学校音乐课程与市级校外音乐学校的合作教学模式体现了瑞典公共音乐教育以下几个理念：
（一）音乐教育在课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音乐学习与整体教育的关系不是附属性的，而是渗透性的。瑞典“学校中的音乐”的教育理念将音乐不仅仅看作给予学生美学体验，而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所应掌握的一种思维方式。音乐思维方式对学生掌握其他课程以及全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音乐教育是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认知社会文化、引导健康社交方式、个体自我发掘的重要手段。
（二）音乐教育全民化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
无论是瑞典政府还是家长都有一个共识，瑞典课后音乐学校的主要目标不是选拔训练有才能的学生，培养将来可能成为职业音乐家的学生，而是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平等分享音乐资源的机会。音乐课程设计非常强调学生意愿的包容性，强调学生的参与度，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瑞典的民主理想。全公民音乐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功能。有数据显示，课后音乐学校对青少年社会安全控制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音乐教育的中心是帮助学生发现和发展个人兴趣与能力
课内课外一体化教学体系所具有的延展性，使师生间可以建立更多的了解与信任。教师往往同时在课内与课外指导学生，师生间可以建立更多的了解与信任，有助于个性化教学的深入展开。校内外一体化课程同时使教学内容的延续性和个性化得以较好的实施，比如校内的音乐器乐组合在课后音乐学校中得以继续。
（四）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以教师与学生个体为本
不论是校内还是课外学校，教师具有较大的自主设计教学空间，其教学往往在遵循教学大纲的总体要求前提下，根据学生个体特点及教师本人专长进行设计，教师往往会引导学生自己选择学习曲目、形式与合作伙伴。这种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瑞典以学生个体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但也由此产生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校间的教学程度和内容的较大差异。因此2011年新版大纲对音乐课程的要求和评估标准更为具体化，其目的在于平均地区差异，但此举引发了不少学者与教师的反对，认为削弱了教育的个性化，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理念的实施。
（五）音乐是理想的社交方式
瑞典音乐课程所强调的合作使音乐成为学生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其课内外一体化音乐教育方式使合作得以在课外延续，使音乐社交的理念得到较好的实施。孩子们在音乐中找到共鸣、学会合作、结交朋友。学习音乐成为社会文化认同、自我发掘并与他人和谐并存的重要方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人才市场和区域比较优势专家AnnaLee Saxenian是这样评价的：“这些地理上的亲密关系至关重要。在非正式的社会环境人员流动中传递了如此多的信息。瑞典的城市规模和音乐教育使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如果你去音乐商店购买琴弦，你就会知道这个职员，因为你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如果你去唱片公司，就会认识那里的人。”[14]瑞典目前在经合组织的国际扫盲、数学和科学测试方面优于美国。另有报告显示瑞典公民对他们的社区更有信心，幸福程度比美国人多。虽然很难衡量这有多少是直接归因于瑞典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和其蓬勃发展的音乐文化，但这些无疑是一个强大的贡献因素。
瑞典音乐教育体系和理念符合其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城市人口等国情发展现状，具体实施方法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但其理念中对音乐美育的高度重视、音乐教育在全人教育中的渗透作用、课堂教学与社会教学的配合衔接、个性化培养与团队合作的平衡兼顾等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参考文献：
[1][6]Bowen， Chris. “Music education - Swedish style.” Count us in. Accessed November 26，2018. https：//musicaustralia.org.au/2014/08/music-education-swedish-style/
[2][3][7] Georgii-Hemming， Eva， and Maria Westvall. "Music education-a personal matter? Examining the current discourses of music education in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27， no. 1 (2010)： 21-33.
[4][9][11][12]Heimonen， Marja. "Music and arts schools-Extra-curricular music education in Sweden." Action， Criticism，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 3， no. 4 (2004)： 1-35.
[5][13]McAlone， Nathan. “Why Sweden rules pop music， and how we could too.” Pigeons and Planes. Accessed November 26， 2018. https：//pigeonsandplanes.com/in-depth/2014/04/whysweden-rules-pop-music-and-how-we-could-too.
[8]Zandén， Olle， and Cecilia Ferm Thorgersen. “Teaching for learning or teaching for documentation? Music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a Swedish curriculum reform.”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32， no. 1 (2015)： 37-50.
[10][14]Moser， Whet. “Swedish Pop Mafia.” Pacific Standard. https：//psmag.com/socialjustice/swedish-pop-mafia-music-worldinfluence-73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