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生活“隐秘的真实” ——电视剧《都挺好》的创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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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生活“隐秘的真实”
——电视剧《都挺好》的创作成绩及其不足分析

[内容提要]电视剧《都挺好》作为一部现象级家庭伦理/都市情感剧在剧作、制作、表演、播出、大众接受等方面有着诸多值得深入总结的艺术成绩与经验，也存在一些创作症结。该剧对生活中“隐秘的真实”的生动揭示是作品独特的审美发现，其中包括原生家庭对子女人生的长久影响、丑角父亲形象所呈现的对传统“父权”的颠覆、“审父”等丰富表达。该剧对戏剧冲突的追求也导致了作品艺术把握上的分寸失当，如“大团圆”结局的反转尴尬，创作上对段落戏剧张力与观赏性的追求影响了该剧整体上现实主义原则的贯通与协调。
[关 键 词]《都挺好》；“隐秘的真实”；“审父”倾向；“大女主形象”；反转尴尬
电视剧《都挺好》出自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该剧自三月初播出即以超强的话题度点燃了全媒体的大众热议，不仅在浙江、江苏两家一线卫视的收视率破1甚至一度破2，在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家视频网站的播放量更是创了新高，该剧在爱奇艺的热度值超过了9000[1]，直追2018年的《延禧攻略》；地铁里、火车站、候机场到处都能看到人们通过手机追剧，是2019年名副其实的现象级大剧。播出期间，主流媒体纸媒网媒评论一篇接一篇刊发；豆瓣评分一直都在8分左右；微信公号的热议热评更是不计其数，百度热搜、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等都显示出该剧的热度大大超过了去年正午阳光出品的改革题材主旋律剧《大江大河》。剧中原生家庭“重男轻女”“陪伴式啃老”“作妖父亲”苏大强等形象以及对“大团圆”结局众说纷纭都成为2019年突出的文化现象。应该说，该剧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在剧作、制作、表演、传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需要评论界理论界加以深入总结与分析，以便对今后现实题材剧、家庭伦理/都市情感剧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让正午阳光这类影视公司多出精品、一切“都更好”。
一、揭示生活“隐秘的真实” 击中大众的敏感神经
现实题材创作需要一种直面人生的真诚的创作态度，需要扎根生活、揭示生活真实，现实主义既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更代表着一种美学风格与追求。《都挺好》在这方面有着它对生活的独特的审美发现，也奠定了该剧播出后击中大众的敏感神经、话题热度迅速点燃社交媒体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该剧对一种“隐秘的真实”的揭示。“隐秘的真实”在此有两层含义，其一，从传播渠道、话题栖身的传媒平台层面来看，与包括传统电视、主流纸媒网媒等全媒体渠道的大众话题传播相对应的，网络新媒体的某些话题带有部落化、圈层化的区隔特征，即在某个圈子内它是一种共识，但一般没有越出圈层、抵达全媒体大众话语场域，因此带有一定的“隐秘”特征。
其二，从话题的性质来看，某些话题针对性较强，比如网络上“坏人变老”“老爸老妈的装修品味不佳”“广场舞大妈扰民‘公害’”“鄙视中老年油腻男歧视女性”等等舆情由来已久，这些话题往往与网生代的生活感受紧密相连，既在特定群体中形成了共识，也有义愤情绪带来的偏颇，因此多少带有一定的“政治不正确”性：这些看法与尊老敬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传统观念是不符合的，也与“家丑不可外扬”等伦理习俗有些相悖。因此，有些话题多少有些登不上台面的感觉，任其在网络上自生自灭，网生代习以为常、也不足为怪。这也让此类话题多少带有一定的“隐秘”性质。然而，当这些话题登堂入室、以电视剧的大众艺术形式出现在浙江、江苏两大一线卫视平台，以及在优酷、爱奇艺、腾讯三大视频网站集体亮相时，电视剧对这种“隐秘的真实”的揭示一下子就如海下的冰山一般凸显在人们的眼前，产生了极大的审美冲击力。它既有着意料之外的审美惊奇感，也有着情理之中的熟悉气息；话题所影响的人群也从相对圈层的小众、分众波及延展到更广泛的大众，一下子点燃了全媒体的话题热度。
这些“隐秘的真实”在剧中既表现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也表现为作品所力图揭示的生活现象与问题。如剧中对原生家庭父母偏心、重男轻女等问题的展现。母亲赵美兰强悍，父亲苏大强懦弱、逃避，从不敢反抗妻子对女儿的慢待、不公正，不敢为孩子做主，给女儿的内心留下了极深的创伤和阴影。整部剧其实正是明玉摆脱原生家庭影响、经过职场历练、不断成就自己、取得成功、逐渐放下心中怨怼与隔阂、慢慢接纳家人的自我疗伤与治愈的心理历程。姚晨的演技十分出色，自然流畅、真实细腻地诠释了苏明玉的激烈表现背后的心理重创，以及她在爱情的滋养下逐渐走出往昔阴霾、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情感世界。该剧也拓宽了都市情感剧一味沉湎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狭小格局，通过明玉宽广的职业舞台将职业竞争、公司派系斗争以及豪门恩怨一并展现出来，家庭与职场两条叙事线索彼此交织、融会，呈现出一个更丰富、立体的职场精英女性形象。在最后的大反转中，明玉辞去了众城集团总经理的高位，选择返回家中，陪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已经失忆的老父亲苏大强。这一笔未尝不是明玉抹去脑海中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的一种形象隐喻，也是她选择和原生家庭和解、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的象征。正如此前石天冬在医院的长廊凳子上劝明玉的，“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也可以选择放下，明玉，放过自己吧”。明玉少年的遭遇、后来的成功对年轻女性观众无疑充满了励志色彩，其强烈的戏剧冲突、情节转折也都吸引着观众欲罢不能，深深同情明玉的遭际，也让作品赢得了相当普遍的审美共情。应该说，明玉这个形象与正午阳光以《欢乐颂》所开启的塑造都市独立女性形象的艺术追求是一脉相承的，显示出创作团队对近年来荧屏上比较偏颇的大女主形象进行纠偏、提供正向形象的积极努力。从这方面来说，作品的艺术初衷与已达到的审美效果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其次，该剧揭示的“隐秘的真实”还包括对苏大强所代表的“毛病老人”及其劣根性的生动展示。苏大强是一个典型人物形象，这个父亲形象对改革开放一直到新世纪之初二十多年荧屏流行的“慈父”形象是一种极大的颠覆，也是对新世纪之初、新十年以来电视剧中“奇葩老爸老妈”形象的一种强化与变异书写。“奇葩老爸老妈”形象在我们熟悉的《咱们结婚吧》《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双城生活》《更年期撞上青春期》《老有所依》《嘿，老头》等作品中都曾出现过，《老有所依》中的方琼（吕中饰演）就是一位老给能干的经理女儿雷颂华（刘蓓饰）找麻烦、很能“作”的老年母亲形象。只是这些老人形象在剧中都是配角，没有苏大强这么重的戏份。苏大强这一形象是近年来荧屏上以丑角面目出现的重要“审美发现”，显示了创作者对中国当下都市老龄化社会代际冲突凸显、家庭伦理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与新变化的艺术思考，也是新时代文艺创作在媒介融合的新语境下对中外文艺史上“审父”母题的一次艺术承继、开掘与拓展。剧中父亲形象既压抑扭曲又刁钻作怪都形象地表现了传统父权不断经历的瓦解与颠覆；而温情的结局虽然有很强的回归意味，但也同时暗示了年轻一代女性以强者仁厚姿态对“去势之父”的宽宥与接纳。
再次，该剧打破了荧屏上流行一时的所谓名校精英的光环与骄傲，这同样是人们习焉不察的普遍认知，也是一种隐秘的生活真实。在《都挺好》中，毕业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的硅谷IT男苏明哲原本是苏家的骄傲，但这个海归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精英，也没有一直以来荧屏上塑造的海归那般富有，而只是一个大公司的工薪IT男，在协调大家小家矛盾等方面也显得比较迂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内地电视荧屏上一直充斥着各类戴着名校光环、尤其是美国名校光环的精英高管形象，以影视剧《杜拉拉升职记》为最典型。在这些作品中，中美名校出身似乎就是成功的保证，也或者就是精英的代名词。剧情中，毕业于欧美名校或国内一般院校出身甚至还会成为设定人物角色重要性的依据和标准，表现出对国内一般高校教育浅陋而粗率的排斥态度，也渐渐成为了一种想当然的社会俗见。实际上，名校出身并不能保证成功，非名校出身如明玉也一样可以成才、成功。与学历相比，更重要的还是职场历练、机遇与坚持不懈的努力。《都挺好》在人物定位上的设计大大改变了都市情感剧、职场剧对海归名校精英高管的刻板认知、陈腐观念与套路化，在创作观念上充满新意与启示，也彰显了以本土教育为基础的文化自信。
二、矮化苏家男性形象 凸显“大女主”意识
《都挺好》取得的成绩与创作团队对网络话题的敏锐捕捉有关，但不足也与此有关，特别是对网络话题的辨析、沉淀与过滤都还欠火候。该剧确实呼应了网生代女性意识的高扬，通过明玉这个角色为广大年轻女性群体励志，其他女性形象如二嫂朱丽、大嫂非非也都是比较正面的角色。但该剧在凸显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时，对苏家的男性形象却存在明显的弱化和矮化现象，在藏否人物中也存在双重标准的问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剧中对明哲和明成的形象定位上。
全剧开始不久，还是大三学生的明玉与蒙总初遇，蒙总教育开导明玉，表达的意思是工薪阶层是没有前途的、也不可能实现“出人头地、过好日子”的梦想，“你攒了十年钱，还是个穷学生……我的销售一年的奖金提成就是30万”，由此开启了明玉投身众城做销售的职业征程，也让明玉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如剧中所展示的，十年后明玉当上了众城江南公司销售部的总经理，拥有了豪宅豪车。从全剧一开始明玉和明哲的境遇就是相反的。明哲作为工薪阶层时时面临被裁员被开掉的危险，而明玉则在一开始就裁掉了比她岁数大得多的老倪。进而，作品通过剧情的一步步发展，证明了老大明哲在养老尽孝以及作为长子上的种种“无能”。如前所述，这对打破海归名校精英的光环有其突破模式化、刻版化书写的意义。但该剧表现出来的职业价值定位却自有其缺陷。它一方面完全忽略了个体的差异，如个人的专业兴趣、能力所长以及精神需求，树立了一个比较绝对的、以金钱多少为职业评判、人生价值评判的单一标准。特别是当创作者把这种财富观、成功观与养老尽孝硬性地联系在一起时，所呈现的价值立场就更需要反思了。
剧中，在苏母去世后，苏大强向儿女不断提出去美国、买房等养老要求，就像是一枚试金石，很快就把儿女们的经济实力试了出来，也同时将“残酷的职业真实”（工薪阶层没有前途）一路曲折、最终无情地推到了大众面前。在该剧建构的叙事伦理中，观众远比明哲更早地认清了现实：尽孝是需要经济实力支撑的。但需要追问的是，尽孝这一伦理行为是不是一定和金钱成正比？剧中其实很生动地表现了住进了大房子的苏大强的孤独寂寞，通过苏大强的老友老聂道出了老年人的真实需要：儿女的关爱和陪伴，不是单纯的经济实力就能解决，所谓“有钱”还得“有人”；结尾通过明玉的辞职也强调了这一点。但作品对苏明哲的定位与刻画却过度强调了他作为工薪阶层物质层面的捉襟见肘、无能与愚孝。剧中三兄妹关系趋于缓和、一起聚餐，明哲无奈而平和地自嘲“无能”，弟弟妹妹安慰他的一场戏是颇有意味的。在剧中他本来是对父亲最有孝心、也最能为老父亲设身处地考虑的。这种孝道观不是一视同仁的，明显偏向富裕的明玉；在苏家三个子女中，对明玉的能力也采取了夸大化的处理与渲染。剧中表现了明哲、明成、朱丽几个人的职业困境，最终都是由明玉出面或一个电话解决，也为这种财富人生、赢家通吃做了最好的艺术注脚与背书。
偏爱年轻美貌的女性的价值立场造成了剧中把握人物的双重标准，如剧中对朱丽明显带有美化成分：一再表现朱丽自尊心强，主动还所欠的明成父母的钱等等。但其实稍加追问，不难发现明成的“月光族”“啃老族”窘况其实正是朱丽一味沉迷、追求名牌衣包等奢侈品所直接造成的。试想如果她是一位量入为出、体谅丈夫的朴实女性，明成也不至于为讨好她、满足她而总是向父母借钱、啃老。剧中介绍明成和朱丽挣钱并不少，但能挣更能花。这一点在两人闹离婚分手时明成的悲愤指责中也能证明这一点。但作品对明成明显苛责得多，对朱丽则很宽容，似乎女性追求物欲满足是很自然的，而男人无法满足妻子的物质要求则是无能的表现。这样的处理显然有“拉偏架”的成分在内。当然，作品在两人离异后，明成再次送朱丽名包时，朱丽说自己现在对名牌包包、衣服也不像从前那么迷恋了，表现了她一定程度的觉悟，但作品对女性的虚荣消费观、沉迷物欲的批判和反思显然是不够、也不到位的，倒有一种明成什么都错、这么好的妻子也守不住的遗憾意味。这种建立在对女性人物的一味偏袒基础上的“大女主”意识也就难免偏颇。
另外，前文分析了苏大强这一丑角形象所包含的艺术真实性。但还需要指出，网上对这一人物的评价和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歧视老人”的社会情绪。这一点与作品对人物的定位与把握有一定关系，比如剧中表现苏大强不爱洗澡、身上有异味儿、还总是爱关窗。这一细节有失真夸张之感。苏州气候潮润、江南没有暖气、室内外温度差不多，使当地老人并不像北方老人那样怕洗澡、爱关窗；创作者在此显然是将南北差异错位呈现成了代际差异。
再如，网络流行的苏大强“我要喝手磨咖啡”的表情包，存在着漫画化和丑化人物的现象。喝手磨咖啡，在当下都市年轻人中无疑是一种时尚、有品位的标志。在电视剧《咱们相爱吧》中，年轻设计师时光时尚、洋派，酷爱喝手磨咖啡在剧中即被一再表现和强调。那么为什么到了老年人这里却变成了刁巧过分的标识了呢？这其中显然存在着网生代对老年人的嫌弃情绪，暗含着“你又没什么经济实力、还瞎讲究啥”的潜台词。再如剧中表现三个儿女空前团结反对苏大强的黄昏恋一事，本来是老人的正常情感需求，却变成了一个教育老人别上当受骗的漫画化滑稽化的案例。新世纪之初的电视剧《浪漫的事》中，就表现了老母亲因被三个女儿联手反对再婚，和对象许大爷坐在景山公园的长椅上面对紫禁城痛哭失声的悲凉场景。作品对子女以爱之名、激烈干预老人婚姻恋爱自由的现象进行了生动的反思。但该剧中对苏大强的正当情感需要却因为保姆骗财而被忽略，剧中他被爱情蒙蔽双眼、抛弃所有，义无反顾寻找保姆蔡根花，却被她无情扫地出门，原本是充满了悲凉悲情意蕴的，但作品凸显的却是对老人的教育与训诫，特别是这一悲剧连接着苏大强跳河胡闹的情节，更渲染了他无理取闹的一面，使观众无法同情理解他的苦闷与需要。在客观上则会助长网生代年轻人低估、歧视老人的认知力判断力、对老人横向干涉的社会风气。
令人欣慰的是，剧中明玉的男友石天冬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比较讨喜。他性情温和，与强势的明玉形成了一种互补：他开餐厅、做厨师的职业定位让风风火火的明玉有了一个休憩的港湾，明玉总是在石天冬餐厅用餐后安然入睡，也从一开始预示了两人未来的情感关系。石天冬后来在开解明玉、缓和与明成的关系以及耐心照顾苏大强等情节上都发挥了重要的调和剂作用，突出了他温和明理的性格特质，他在“食荤者”餐厅经营的慢生活节奏与品质也代表了当下都市人的一种精神向往与心理需求，与苏家男性形象的整体陷落相比，显得格外美好动人。明玉也正是在他的爱情滋养下摆脱了原生家庭造成的创伤，生活最终变得幸福明朗。
三、戏剧张力的过度追求 “大团圆”结局的反转尴尬
现实主义创作既要求塑造具有生活真实感的人物形象，也需要有效地营造充满生活实感的环境、设置生动的生活细节。这种真实感要“经得起成年人现实感的考量”。同时，现实主义原则在影视剧中还具体落实在、贯穿在创作制作的各个环节与流程中，某一个环节的不到位，都可能导致艺术上的失真，造成现实主义原则的抵牾与阻断。《都挺好》在这方面有明显不足，开篇、中部的戏剧冲突过强，造成结尾反转的尴尬与观众接受的抵触。
剧中，围绕明成产生的冲突一直最多也最激烈。母亲葬礼上和明玉就险些动手，为投资和朱丽闹翻、动手直至离异，和舅舅一家也大打出手。恃宠而骄、粗暴的明成与蔫坏刁钻的苏大强都是苏家“糟男人”的代表，性格显得较为单一、外在。但人物的行为却为剧情的发展贡献了最多的“叙事动力”。剧中，明成为朱丽的工作在地下车库暴打明玉，明成被抓进看守所更是将苏家兄妹的矛盾推向了极致。如明玉所说“我没被打死，不是明成手下留情，而是我命大”。老实说，看到这里，真是感觉这一家人是结了死结了。试看一般家庭，别说动手了，就是吵闹过度、互相骂了难听话，都是很难缓和和忘却的。从剧情逻辑来看，无论明玉是不是将明成告上法庭，明成是否被判刑，他下狠手暴打妹妹都太过分、太伤人。剧中介绍明成从小就总欺负妹妹，但兄妹之间小时候打架和成年动手能是一回事吗？再说打轻打重甚至往死里打性质就更不同了。是编剧对生活的感知发生了偏差？还是为追求戏剧性而造成戏太火爆，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总之前面剧情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太过剑拔弩张，有效调动了观众的情绪和注意力[2]。但从综合的艺术审美功能来看，又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为后面苏家兄妹关系趋向缓和、结尾走向家庭和睦团圆带来了更大的心理情感障碍。而如果不和解，又不符合都市情感剧对家庭和谐的主流价值观的追求与要求。创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安排了明成为明玉出头打架来扭转两人的关系，但这还是无法阻止网络上喧嚣的反对苏家人和解的声音。结局的反转尴尬也不是演员流转自如的好演技单方面所能改变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电视剧中特别需要前后贯通而非阻隔，不能为了增加局部的戏剧性和观赏性，而使结局的反转变得生硬。苏大强患阿尔兹海默症，但这种病是最折磨身边的家人的，有所谓“恨亲”特征，而很难像剧中展现的苏大强从一个自私的人一下子变得那么善良、充满了温情。这也让结尾多少带有虚幻色彩，尽管明玉自然感伤的表演确实能让观众一掬同情之泪，甚至是涕泪交流，但结局似乎还缺少更深沉的感人力量和令人信服的情理逻辑。
另外，剧中一些情节细节细究起来也有失艺术的真实感，比如剧中刚开始时出现过苏大强看电视的背景音乐是《琅琊榜》的主题曲，可以确认剧中设定的故事时间是2015年。从明玉大三即20岁时认识蒙总、明哲出国十年未曾见面等情节细节来推算，明玉的年龄应该是30—32岁的样子，即1983—1985年出生；明成则是1979—1981年出生（妹妹考大学，他计划毕业旅行），大哥明哲则是1976—1978年出生。这样问题就来了，全国较严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1978年开始执行的，像苏州这样的城市概莫能外。明成和明玉都是超生的，以他们的年龄，哪来的鸡飞狗跳的三兄妹大家庭呢[3]？再如开篇小明玉几次出场，每次和二哥、母亲都是气顶顶的吵架状态，也是为了凸显苏母重男轻女的情节设置。但试想一个从小到大、受虐待长大的孩子可能那么冲、那么倔吗？更有可能是逆来顺受、隐忍压抑的个性。原著在表现明玉的命运上并没有像电视剧里表现的那么极端，妈妈没有强迫她念师范，而是念了本地的好大学。这种夸张化的改编，显然是出于增加戏剧冲突的需要。再如明玉的成长、成功是一个传奇，30岁就成为大集团公司江南区的销售经理。作为一个销售奇才，应该是情商极高、善于察言观色、会说话会办事的圆通之人，而很难像明玉那么直来直去、动辄动怒。不能不说人物的性格气质与销售总经理的人设还是有距离的，明玉的迅速致富与发达因此比较夸张，也显得不太真实。
同时，现实题材创作在揭示人物性格时，还需要表现形成这一性格的成因，比如苏大强的生命前史就较少交待。除了悍妻的压迫，是否还有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压力？或是社会历史的影响？在这方面该剧缺少必要的铺垫、比较遗憾，也让人物的性格缺陷及其形成原因仅仅成为一个家庭孤例，而失去了普遍性价值及精神文化启示。
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现实题材剧创作是时代所需，更是当务之急，并不是所有的现实题材创作就天然地体现现实主义精神及其美学追求。过度追求戏剧性往往会造成作品的悬浮与隔膜感[4]；同时，现实主义创作还需要在真实基础之上加以艺术概括、提炼艺术典型，在这方面《都挺好》提供了积极有益的经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来看，该剧是一部有力揭示了当代家庭伦理新现象与新问题、塑造了多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提供了丰富审美意蕴的作品。
注释：
[1]数据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4月12日主办的电视剧《都挺好》创作研评会。
[2]邵岭.《都挺好》的大团圆，为什么不怎么好?[N].文汇报，2019-3-27.
[3]这一点可能和原小说出版于2012年、写作时间更早有关。也就是说，在原小说中三个兄妹其实都是70后生人——明玉出生在1978年这一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份，剧情上赵美兰、苏大强因为超生受处分才说得通。但这样一来，剧中《琅琊榜》播出的2015年，明玉、明成才三十岁出头的年龄又对不上了。
[4]杨哲.让现实题材创作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与美学追求——专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J].中国广播影视.2019（4）（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