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信峰下——写意人物画的创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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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信峰下
——写意人物画的创作问题

丁酉谷雨，吾随田黎明老师赴安徽写生。先至歙县，夜色阑珊，粉雨如烟。遥想黄宾老用墨之润、黑，一如此景。待在歙县悠闲地躲过了“五一”人潮后，我们即赴黄山。十余日，日出而作画，日落而爬山，赏松海，品云雾，取景于偏僻之处，呼啸于游人之间，真神仙生活也。
黄山之大美不在峻高，而在绝美。相传康熙时太平县令陈九陛初登黄山，不以为然；后缓缓行到了始信峰，方为黄山景色所折服，方“始信”。这一点正如中国画之道，不“辣眼睛”，而以内蕴胜。如金庸言“谦谦君子，其润如玉”，乃是中国文化传统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君子风度。也因此风度，黄山之盛名能够独独超卓于五岳之上。
“温柔敦厚”最早是用于文学品评的。在孔子看来，温柔敦厚，就是说艺术所包含的情感应是一种有节制、有规范限度的情感。这样的情感要符合“礼”的规范，才是审美的情感；另一方面，温柔敦厚作为人格审美，所主张的是君子修身要心胸坦荡、厚德载物。因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即使情之所至，也只是发出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样的感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教导人们的也正是不应因外物的好坏、环境的变化而高兴或悲伤。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儒家“温柔敦厚”思想对于写意画的影响更多的是对笔墨的节制和情感有限度的宣泄。数百年来，它已深深根植于文人的审美基因。因此，中国写意画尽管直抒胸臆，却并没有像西方的当代艺术走向纯抽象的极端。田黎明老师无疑是儒家“温柔敦厚”思想的践行者，他性情温润，笔性亦厚，在形体勾勒的严谨与色墨大块的抒写之间亦缓亦急。相对于山水花鸟，人物画更为艰辛较真：不仅要反复纠缠于造型与用笔，而且更要顾及“人物”的情感与社会性。对于人物画家而言，如何既出又入，是非常难的事情。而田老师无论是担夫村民或山水松石，都以自身的修养化万法为我法，笔下无所不写，无所不能写。据说，田老师有多年闭门读书的积淀。
回想人物画近百年历程，从蒋兆和、周思聪到田黎明等诸位老师，从运用素描的改造至笔墨的回归，乃至当代艺术的再引入，前辈们的践行无疑是成功的人物画创新典范。在状物与叙事上，人物画的繁荣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对于这一百年的人物画发展史，无论怎么赞美都不为过。然而，伟大的建树下却也让当今的人物画家陷入了模棱两可的困惑境地。
这种困境源自于当代画家对再现的不认同以及对偏离正统的不自信。首先，对再现的不认同感既来自工具的限制，更来自于文化的品味。一方面，柔软的毛笔再超写实也比不过油画布的细腻入微，何况还有摄影技术的“秒杀”；另一方面，自宋代梁楷用那洒脱的几笔，就敲定了写意人物画乃是写心中之意而非状物摹写的“音色”。中国艺术从来就不以写实作为终极目的。其次是对正统的膜拜。在中国，一位跟传统毫无关联的画家在学术上是不可能被历史接受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身的正统价值，外来文化艺术的冲击均转化入自己的正脉传统之中。数千年来，自始至终延绵不断的是中国文化的正统香火。
今后的路怎么走呢？这是不能以吾一青年之力便能想明白的事情。也许，正如那位清代县令般，入山即深始信黄山之美，人物画家需经历千百回的历练方能通达妙境。
徘徊于山石之间，流连于田老师作画之瞬，时光匆匆。吾自然再次忆起当年大学里静看刘国辉、吴山明、盛天晔等浙派诸位老师们作画时之风神俊朗。对于人物画家来说，如何在强调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保留细节的吸引力是一门讲究平衡的学问；就个人而言，如何兼备北方的整体感与浙派之辉，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课题。
从技术上分析，新浙派的潇洒是因为引入了花鸟画的技法；从思想史上看，“不平则鸣”对江浙文人的影响尤为深远。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蓄积极久，势不能遏，发奋而著”所产生的。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公安派的“性灵说”等，与朱熹等提倡的理学针锋相对，极力反对节制与禁锢。文学思想影响到绘画艺术，写意画也正是在明清逐步形成了“墨趣”“墨戏”的审美趣味，并出现了如黄慎、任伯年等写意人物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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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写意人物画的特点是粗笔泼墨、飘逸淡雅而独具简逸的风格，是以狂放不羁的笔触、简约的笔法刻画人物形象，着重于传达作者的激情及对象的神情。在“不平则鸣”思想的感召下，明清的写意人物画大多以注重感情的宣泄和真情流露为艺术的第一要义。
关于“不平则鸣”，历史上便有王徽之“雪夜访戴”“刘伶嗜酒”等具有强烈审美意韵的记载。他们都体现出一种随性而为、追求自我情感宣泄的人生观。王羲之的《兰亭序》里，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这篇不到两百字的序文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收”与“放”的关系，也可谓是“温柔敦厚”与“不平则鸣”的相互呼应。
数千年中国文化的重要准则，在美学上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含蓄”之美。正因有温柔敦厚的“中和”，中国的写意画虽以奔放为特征，但也同样流露出东方含蓄静逸的美——一种是受理智支配的艺术技巧力场，让人物按照和谐节奏的原则相互联系；另一种是受情绪感染的艺术交流力场，仿佛是“爱神用琴弦撩动的情感”。“温柔敦厚”的侧重点是情感的节制、理性的秩序，而“不平则鸣”提倡文学艺术应该注重情感的宣泄、自我的表达，所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作者总是在有了深切感受才会创作真正的文艺作品，也只有通过理性整合的情感，作品才能动人心魄。两者有鲜明的区别，又有相互的联系。
江浙一带写意画英才百出。在徐青藤、梁楷泼墨所作的《石榴图》《花草杂卷》《泼墨仙人图》等写意画之中，我们更感到的是生命的呐喊与激情。在潇洒笔墨之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生意盎然之美。每次读到他们的作品，我们都会被那笔墨技巧乃至精神上的挥洒自如所折服。或许，这种潇洒更能接近绘画的本体。写意画具有书写性的过程，本身便是极富生命力的痕迹。主张文艺作品应“不平则鸣”的文人们，力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其着眼点在于“直”，而儒家“温柔敦厚”的学说支撑更多是“诚”。“直”与“诚”虽面貌不同，但审美方向是一致的。
古人云：“山中日月长。”此言不虚。机缘之际，吾得幸拜遇见诸位顶级名师，在老师们的指引下，若能够把朴素的造型与灵动潇洒的书写性相融汇贯通，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自命不凡，从心出发而不滞于法，相信也就能够续走现代人物画之大路。
念想于此，顿感到无比的充实，吾不觉喜从心涌，愁困全消。猛然抬头，始信峰下，夕照正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