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歌剧《檀香刑》的“戏”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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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檀香刑》的“戏”与“情”

民族歌剧《檀香刑》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和《红高梁家族》相比，《檀香刑》并不是莫言先生最知名的小说，但却因为同名民族歌剧的成功上演而更加深入人心。该剧取得成功的原因，离不开原小说的优良基础和广泛的传播度，更得益于该剧对原小说的成功改编。它淡化了原作的魔幻主义色彩和自然主义描写，大量借鉴戏曲表现手法，凝练了情节，升华了主题，将“戏”与“情”碰撞下产生的悲剧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戏”
民族歌剧是在西方歌剧基础上，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念白和歌唱手法而形成的，因此与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檀香刑》讲述的是关于戏曲艺人的故事，同时又大量使用戏曲元素，因此，“戏”就成为该剧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是琴书艺人参与叙事，让观众既入戏又保持一定的间离效果。歌剧《檀香刑》巧妙地设计了琴书艺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既贯穿作品始终，又游离于剧情之外，且不在剧中扮演角色，类似于南戏的“副末开场”。但是南戏的“副末开场”只在全剧开头出现，本剧的琴书艺人却在序幕和每一场的开头出现，负责交待剧情、串联故事，最大化地丰富了歌剧容量，很多由于时空限制不能直接在舞台上表现的内容，都通过琴书艺人作了铺垫和交待，使场次与场次之间得到了完美的衔接。说书人出场时还总是伴随着一个意象化人物，负责搬取乐器和道具，并且将说书人叙述的故事进行外化。
还不只如此，琴书艺人除了游离于作品之外为观众讲故事，还要进入作品之中再现故事场景。第三幕琴书艺人化身义丐头目朱八，与前来寻求援助的眉娘搭话；第四场琴书艺人又化身袁世凯，在虚拟大堂上审理真假孙丙，再现孙丙和小山子大义凛然、争相赴死的场景。这是戏曲的常用手法，说书人一变语气就成了朱八；一站到巨大的面具造型上面就成了袁世凯，在不影响观众理解的前提下，人物跳入跳出，既节约了篇幅，突出了重点，又突显了作品灵动之智慧。
二是作品舞美突显了以简代繁、以少胜多的写意性，无中生有，虚实结合。该剧的几幕场景，包括校场、眉娘家、县衙西花厅、南牢和刑场等，每一场景中都使用了带有意象性、符号化的标识物。两个棱柱圆形筒状物几乎在每一场景中出现，根据剧情需要被赋予不同含义，通过T形、平行、一字形等不同的摆放形式，分别代表了故事发生的不同地点，也是剧中人物动作的支点。这种呈现方式，显然符合戏曲舞台的写意性要求。同时，民族歌剧《檀香刑》在舞台艺术的夸张性方面又有所创新和突破。舞台上矗立的巨型人脸，制造了公堂上、监牢里恐怖阴森的气氛；侠义的丐帮弟兄答应帮眉娘去搭救孙丙，舞台上直立垂下的金手指又似乎暗含了命运的临时眷顾；空中悬挂的三寸金莲和绣花鞋，与舞台正中摆放的硕大龙椅对峙，虽然都是封建社会的遗留物，但一个弱小，一个强大，象征着被束缚又想挣脱的眉娘与作为首席刽子手的公爹赵甲之间的对立，又似乎是一个小脚女人和惨无人道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
三是作品正面歌颂了一群具有民族血性的民间戏曲艺人，他们以猫腔戏班班主孙丙为代表，走街串巷唱猫腔，扮演戏曲人物。那些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成为他们的榜样，把自己编进戏文让后人传唱也就成为他们的信仰。
小山子自愿赴刑场替孙丙受死，眉娘表达感激的方式就是，“只要俺爹能活下来，我一定想办法让他把您编进猫腔戏里，让千人传诵万人唱”。孙丙明知可以由小山子顶替自己而得以逃脱，但他坚决不走，他说：“我一生的事迹要成为一场戏，我演了半辈子戏，我就是一场戏。我如果逃跑，是一场贪生怕死的戏，我让人替死，是一场不仁不义的戏，我要演一场慷慨激昂的戏，我要让人把我当成英雄写进戏，我要用我的死唤醒天下人……”就连变态刽子手赵甲也把他惨无人道的檀香刑称作与孙丙合演的一场大戏：“你们唱戏的常说戏比天大，你就好好演吧，不要错过时机。这个舞台今天就留给了我和你，我定会好好地配合你。”身受檀香刑，孙丙依然不后悔自己的壮举，对他来说，这样的结局正是对自己的成全，“孙丙我演戏三十载，只有今日最辉煌”，“但愿得姓名早上封神榜，猫腔戏里把名扬”，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说：“戏……演完了……”
这一次，他扮演的是自己，他用生命走进戏里，成就了戏文中的英雄大义。正如眉娘所说，“你演了半辈子戏，搬演的都是别人的故事，这一次，你注定了自己要进戏，演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戏”。
“戏”，在以英雄孙丙为代表的戏曲艺人的故事里，成为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戏演完了，大幕将掩，极富哲理的结尾却迫使观众从惊心动魄的故事本身抽离出来，去思考这段带有虚构意味的历史所投射出的深层含义。“人生本是一场戏，曲终人散离合悲欢。有的戏没开演已经演完，有的戏演完了重新上演！”至此，不管是民族气节还是个人经历，无不统统含括在内，人生如戏，他们都是戏中人，在历史的吟咏中成为传奇。
二、“情”
原著中有两条情感线，一是个人恩怨，一是民族气节，歌剧中以表现后者为重，个人恩怨的部分交给了琴书艺人，从而使对人性中劣根性的揭露转化为对民族气节和家国大义的歌颂。因此，“情”就成为该剧的主要表现内容。
歌剧对原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大量删减，只保留了部分主要人物。除了孙眉娘和她的三个爹——“干爹”钱丁、公爹赵甲、亲爹孙丙，还有眉娘的丈夫赵小甲、钱丁的夫人以及小山子等，至于朱八、吕大娘、小桃红、德国技师、慈禧、袁世凯、克罗德等一干人物，有的完全删去，有的则做了幕后处理。该剧减头绪、去枝蔓，突出正面角色，节约舞台空间，集中力量打造中心事件，表现人物感情，塑造了多个丰满生动的典型人物形象。
钱丁和孙丙，都是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一个是县太爷，一个是民间艺人，虽然身份悬殊，却因为眉娘的存在而具有了超出官民之外的复杂关系。原小说中，以眉娘的视角来看，父亲孙丙风流成性，气死了母亲，娶了戏班的小旦桃红。小桃红在市集上被德国技师调戏，孙丙打死德国技师，从而引来德国军队血洗马桑镇。孙丙祭起神坛，组织群众复仇，于是招致更大的灾难。朝廷惧怕外国人淫威，派钱丁捉拿孙丙入狱，赵甲奉命对其实施最严酷的檀香刑。一个是亲爹，一个是“干爹”，一个是公爹，三爹会首在大堂。民族歌剧将孙丙起义的过程进行删减提炼，淡化了其中个人恩怨的成分，只强调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引起众怒，孙丙带头造反，目的是抵抗外来侵略，而不是为报私人恩怨，从而使孙丙站位更高，成为一名真正的民族英雄。原本懦弱的钱丁面对外国入侵者肆无忌惮的烧杀掠抢，面对乡民们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终于放下对朝廷的效忠，他冲上孙丙受刑的升天台，手刃赵小甲，与刽子手赵甲撕斗，终于结束了孙丙生不如死的痛苦，破坏了袁世凯、克罗德等人计划的青岛至高密火车开通典礼。家仇变成了国恨，个人恩怨也升华为民族气节。
钱夫人和孙眉娘，一个是知书达礼的官太太，一个是大胆泼辣的“狗肉西施”。两个女人原本并无交集，却因为深爱着同一个男人而具有了复杂的关系。小说用大量篇幅写眉娘对县太爷钱丁的相思，表现她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之后成为钱丁的“三年上炕干闺女”，又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二人的私情，钱丁的风流、眉娘的放荡，在作者笔下一览无余。钱夫人为了阻止丈夫与眉娘有染，暗中派出侄子刘朴假冒丈夫的样子薅掉了孙丙的美髯，以达到致使二人结仇的目的。民族歌剧淡化了家庭私怨以及对钱丁、眉娘情爱的自然主义表现，突出了两人之间美好的爱情。孙眉娘的“相思曲”、钱丁的“见白鹭想起我官居六品”以及二人对唱“月光如水”，几个大段的咏叹调，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气势如虹，抒发了眉娘对钱丁的真爱，情愿为他牺牲性命，同时也表现了眉娘对于钱夫人的歉疚和不安。钱夫人本来是二人私情的受害者，她痛恨眉娘与丈夫通奸，但是在与外国人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却极力主张营救孙丙，并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眉娘。歌剧还删减了孙丙和钱丁“斗须”、眉娘与钱夫人“比脚”的细节，使男女之情、私人恩怨在家国大义面前得以升华。
歌剧受舞台时空限制，必须对原小说的内容进行取舍。尽管很多人物和细节在舞台上都做了删减处理，但是却突出表现了主要人物的英雄气概，同时还为观众塑造了一个英雄群体形象。以朱八和小山子为代表的义丐，为了救出孙丙，一帮弟兄们完全不顾生死去劫狱牢。虽然因为孙丙受刑决心已定，偷梁换柱未能成功，但是丐帮弟兄们义无反顾地搭上了性命。还有在升天台劫法场的乡民，他们仗义执言，要求释放孙丙，最后发生冲突，一个个都倒在了血泊中。他们原本只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小民，但是面对外敌入侵、同胞受难，他们选择挺身而出、以死抗争，唱响了一曲慷慨激昂的生命壮歌。
三、“戏”与“情”碰撞下的悲剧性
“人生如戏”，戏亦如人生。当生命走到尽头，回首发现诸多不可预知却又不可避免的巧合与必然。创作者为笔下人物赋予了生命，使人物拥有了情感，而拥有的同时亦在失去。民族歌剧《檀香刑》将个人命运的悲剧性与时代的悲剧性结合起来，在“戏”与“情”的碰撞下，其悲剧色彩更加浓烈。
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作为钱丁的对立面，赵甲更像是一个没有官职的特权阶层，腐朽政治的帮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来自天堂，我来自地狱，我是天老爷的宠儿，我是阎王爷的门徒”。这样一个亦人亦鬼的存在，正是那个时代悲剧的象征。赵甲像是被扭曲的社会雕磨而成的扭曲的艺术品，对酷刑的执拗和对朝廷的愚忠，让他在四十年的刽子手生涯中腐蚀掉了所有的人性，成为在杀人中寻找快乐的魔鬼。他用傲慢对抗外人的不屑，那把太后赐的龙椅是他虚弱内心的支撑。也只有在杀人的时候，他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所以他不停地向人炫耀刽子手的光荣历史和职业荣耀。非但如此，他还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像他一样继承这个杀人的职业，“杀猪下三滥，杀人上青天”。在这样一个“杀人上青天”的黑暗时代，每个人都难逃命运的悲剧。
剧中女主人公孙眉娘，猫腔艺人出身，因为不肯裹小脚难以嫁人，最后只能下嫁痴傻屠户赵小甲，做了“狗肉西施”。孙眉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统女子形象，她对丈夫完全无爱，为了追求内心的爱情，对外人的闲言碎语不管不顾，与知县钱丁偷情。她想长久地拥有这份爱情，但是在大义的钱夫人面前，她失去了尊严，无地自容。她敢爱敢恨，为营救被捕入狱的父亲四处奔走，到处求人，但是最终阻挡不了残酷的檀香刑。她心中所系，只有自己的亲爹和两心相印的“干爹”，但是她一个都抓不住。她一生想要为自己谋求幸福，却求不得幸福，她放荡不羁，充满了生命的热情和活力，但是所有的美好和美丽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都不堪一击，她蒲草一样的生命无法改变任何人的命运轨迹。拥有便是失去。孙眉娘的悲剧性，来源于时代，也来源于自身，她在众多浑浑噩噩苟且度日的平民百姓中，是清醒的、鲜明的、有追求的，这更加剧了她的悲剧。她知道自己的魅力，也清楚自己的目的，但是她的力量微不足道，只能在疾风暴雨面前折腰。
相比于普通百姓，钱丁可算是居于高位，可是他同样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最后也难逃被黑暗社会毁灭的命运。十年寒窗苦读，一朝身在官位，虽胸怀文韬武略却难以施展，虽谨小慎微却到处碰壁，直至生而不得。钱丁一出场，就与刚刚回到家乡的赵甲相遇。钱丁出身书香门第，原本一身傲气，却受制于森严的等级制度，对着一把象征权力的椅子三拜九叩，在变态刽子手面前受尽侮辱。他掩饰内心的愤怒，选择避让，以求明哲自保。在营救孙丙时，他想到了偷梁换柱，希望以牺牲他人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仕途和爱情。直到最后他目睹了赵甲的暴行，明白朝廷已彻底沦为列强的奴隶，才退无可退，用杀死孙丙的方式，了断了自己对朝廷的最后一点希望。钱丁良知未泯，在乱世中努力寻找自保，既想为官清正，又想效忠朝廷，但是这些在列强入侵、朝廷昏庸的时代都只能化作泡影。
以孙丙为代表的戏曲艺人，以朱八、小山子为代表的义丐弟兄，他们身处在社会最底层，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局限性，他们藐视一切伦理和社会制度，在黑暗的社会中挣扎着生存并且自寻欢乐。面对外国列强的入侵，他们义无返顾地豁出性命，与那个黑暗的时代同归于尽。在一个悲剧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于难，而每一个人的悲剧汇总在一起，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大悲剧。尼采说，英雄是快乐的，悲剧有权获得英雄式的而不是戏剧性的表现方式，表现一个欢呼雀跃、蹁跹起舞、雍容尔雅且充满冒险精神的英雄[1]。孙丙正是这样的英雄，他的悲剧也正是英雄式的悲剧。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的内心一定是欢悦的，因为他的英雄夙愿得偿，他的故事也将写进猫腔世代传扬。
当然，一部成功的作品仍然难免有不足之处。本剧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它让很多并不熟悉地方戏曲的观众知道了猫腔（茂腔），但是却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哪怕是一句猫腔的唱腔。也许在歌剧中插入一两句戏曲唱腔并不难，更何况剧情设计里面，孙丙在被施以檀香刑的半昏迷状态中是要唱猫腔的。设想在孙丙魂魄游离的状态下，在舞台的一角，设计一个虚化的戏曲人物，模仿孙丙舞台上的扮相，一边表演着，一边徐徐远去，代表正在受刑的孙丙向这个世界告别，这样的设计恐怕也未尝不可。既然可以有一个说书人，那么同样也可以设计一个戏曲人物，而且在一部表现戏曲艺人的舞台作品中，应该非常有必要。
注释：
[1]〔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M].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