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漂移：“一带一路”视域中的玄奘符号演化及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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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漂移：“一带一路”视域中的玄奘符号演化及其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是当代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合作倡议，也是中国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符号输出的平台。玄奘作为“一带一路”中为数不多的共享符号，负有文化传播的使命。小说《西游记》历经数百年跨媒介、跨地域传播衍生，玄奘符号面临不断解构，这种解构还将持续。解构的结果是玄奘符号能指不断弱化与异化，符号所指不断漂移，符号原型价值变异。因此，于中国文化传播层面而言，玄奘符号亟待重塑。本文试图纵览玄奘符号在“一带一路”中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分析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异化，并对玄奘符号重塑的意义与路径略提浅见。
[关 键 词]“一带一路”；玄奘；《西游记》；符号.
“一带一路”是当代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合作倡议，也是中国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符号输出的平台。在古代，“一带一路”作为毗连起欧亚大陆的要道，在这里流通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文化。这一连亘于亚欧之间的重要枢纽，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已然沉淀成独特的文化样态，而在这片文化土地上，曾经留下的遗世足迹、万世声名亦或是惊鸿一瞥，都孕育生成千古文化符号，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成为不灭的印记。人物、事迹、商品，因为这片土地的文化意义，而被历史完成了意义的指认，成为与此地理空间绑定的专属符号，在“一带一路”的能指链中完成所指的确认。中国文化输出中的“物”在“一带一路”语境中，产生新的所指，完成再符号化，从普通语言符号上升到文化符号。
在“一带一路”的众多文化符号中，有一个符号别具一格。公元627年，玄奘立下宏愿，去往天竺之国求取佛经。从唐朝长安出发一路向西，历时17载，途经“一带一路”沿路56国，于贞观十九年返抵长安。玄奘西行取经这一惊世壮举本身携带着丰富而多层次的意涵，置于所到之国的具体文化语境，皆有或同或异的阐释与理解。其精神境界在其所到之国皆产生重要影响，其事迹载入各国史册，成为异域对中国文化的指称符号。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指系统，符号的语言音响形象构成初生意指系统的能指，而其所指示的具体事物构成了初生意指系统的所指，第一层面的能指与所指共同构成了第二层面意指系统的能指，为社会文化系统编码后，构成次生系统的含蓄意指，曲折隐晦地表达不同社会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内容[1]。事实上，同一个符号可能涉足多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符号的含蓄意指层可以包含多个同级并列的所指项，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构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
玄奘符号就是一个为宗教系统、民间文化系统、跨文化传播系统等不同社会系统编码的超级符号，在时代的变迁与地域的转换中不断衍义，所指不断漂移，不断地再符号化。
一、“一带一路”与玄奘符号的生成
玄奘西行取经，在印度求学十一载，停留时间最长，在印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其思想和价值被当地佛教信仰者认同，进而进入印度受众的阐释体系中。应当说，其最早被符号化之地当属印度。
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于佛学讲坛——印度五国之首摩揭陀国曲女城的一场佛学论辩大会，其佛学论告令与会五千多名佛学界人士无可辩驳，深厚的大乘佛学造诣令整个印度佛教界叹服，事后，戒日王授以玄奘印度最高礼仪——乘象巡礼。仪式是符号生成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它有两种功用：一是对其意义的确认，佛教作为媒介，由异域的“他者”向文化的“我者”转化，成为国家信仰的楷模；二是对符号的推广，使得符号受众迅速扩大，从而使特殊群体的符号上升成普遍化的符号。这一仪式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玄奘受到举国敬仰，大乘奉上称号为“摩诃耶那提婆”，小乘则为“木叉提婆”[2]。原本作为遥远东方国家的佛家信徒的原初符码，在此刻完成了再符号化的过程，成为印度本土化的宗教符号，玄奘这一“能指”关联起多层所指，这一人物身上具有了多重意涵，成为玄奘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
复归东土译经与度化众生才是玄奘西行的最终目标，也是终其一生的事业。玄奘与李唐王朝政教之间的交往，是其人生第二阶段的符号化过程。玄奘一纸鸿雁，向太宗李世民表达了复归与请求政治上支持的意愿。此时的李世民为玄奘西行取经的壮举及其在印度的声名叹服，更看到了玄奘在政治上的意义与价值。李世民试图劝服其弃教从政，走入仕途。换言之，李世民试图促成玄奘复归东土的再符号化，在玄奘一再坚持之下，没有弃教参政，而是秉持初心，保持了玄奘符号本土化的宗教意涵。本土宗教符号的生成同样以仪式化为开端。“道俗相趋,屯赴阗数十万众，如值下生。”[3]道宣记载了玄奘东归、抵达长安时十万僧俗迎接的盛况，随后对玄奘以及经文、舍利子的护送也是场面恢弘，玄奘一时扬名长安城乃至整个大唐。这一仪式是官方对玄奘作为国家认可的宗教符号的确认与昭告。刘淑芬指出，玄奘生前及圆寂之后，逐步被“圣化”。无论是立碑文、建塔寺供奉玄奘顶骨，还是为其立传（慧立撰、彦笺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道宣的《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智升的《开元释教录》，靖迈的《译经图记》，冥详的《玄奘法师行状》），都是其被“圣化”的叙事，而“迄于宋代，另以圣化的图像、在经藏院设像供养等方式呈现，和晚唐五代以玄奘之名宣扬的经典、斋仪和礼拜法……从圣化的文字叙述转化为实质上的宗教实践”[4]，这既是在国家层面上对玄奘符号的传播，也是符号意涵的逐渐“圣化”升级。
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玄奘符号生成期，其作为宗教符号的意涵包含几个关键词：庄严、神圣、非凡、圣人。玄奘宗教符号意涵生成定型后，在“一带一路”上驰名万里，东线传播进入东亚日韩等国，南线传播进入南亚国家，进入“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系统，再生成文化传播意符，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具有影响力。钱文忠曾这样评价玄奘：“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既具有国际性，又同时具有民族性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可以说明白的。而玄奘是很少见的，他做到了这二者的近乎完美的统一。这样的人物，又有民族性又有国家性，在人类宗教史上是不多的。”[5]
二、所指的漂移：20世纪玄奘符号演化
玄奘符号沿着“一带一路”的传播路线，跨国界、跨地域进入不同国家的民间系统。民间意识是区别于政治意识、宗教意识的意识存在。在纵越千年的时间流变、横跨欧亚的多元文化编码之下，玄奘符号俨然形成了一张表面光怪陆离的民间符号光谱，而这千姿百态的符号背后，贯穿着同一条绳索——张扬不羁的民间性。
在中国，玄奘作为宗教符号进入民间信仰系统的同时，也进入了民间文学创编系统，进行民间的再符号化。民间文学创编文本中，现存最早的文本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从这一最早的创编文本来看，玄奘艺术形象与玄奘原型已有差异，话本中诸多细节不太符合大乘佛家弟子之修为。这一艺术形象塑造已经初具解构化的走向，事实上，在随后四百多年的跨国界、跨媒介的创编系统中一直延续。尤其在当代创编中，这种走势愈演愈烈，甚至走向了人物原型的反面。
在当代，对玄奘这一民间符号再符号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三个创编版本：小说《西游记》、1986年版央视电视剧《西游记》和1994年版香港电影《大话西游》。在世界范围内，名著《西游记》是玄奘符号传播最重要的载体。大多数国家的受众因结缘《西游记》才认识玄奘。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巅峰著作，无论在文学性还是在文化品格上，小说《西游记》的经典地位无可动摇。但是，毕竟作为文学作品，并不遵循史传传统，艺术形象与原型之间有一定距离，小说中的唐僧取经意志坚定、德行圣洁，却有普通人的性格弱点。唐僧性格怯懦，遇险动辄惊慌失措，“滚鞍落马，不能言语”（第十四回），要么“魂飞魄散……一边嗟叹，一边泪落如雨”（第二十回）；缺少忍饥抗乏的意志，失了马也能“泪如雨落”，絮叨着“可怜啊！这千山万水，怎生走得！”（第十五回）心心念着口粮，“若要去请菩萨，几时才得回来？我贫僧饥寒怎忍！”（第十五回）有时还失了为人师父应有的担当：“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第五十六回）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玄奘原型殊于常人的非凡性，从玄奘符号意涵的层面上说，具有一定的解构性。钱文忠认为：“《西游记》里唐僧这样一个形象，那么滑稽、那么懦弱的地步，如果没有孙悟空连性命都保护不了。在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身上，有很多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当时的中国人和以后的中国人所很难理解的。……玄奘很不幸，没有被淡忘掉，他更不幸的是，被我们中国的一种民间文化的传统快速地娱乐化和消解掉了。”[6] 1986年版央视电视剧《西游记》作为影视剧史上再现小说原著的力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小说中玄奘艺术形象上过度怯懦唠叨的性格弱点，还原其作为取经队伍精神领袖的地位，但玄奘的肉眼凡胎、能力匮乏这点与小说并无二致。总体上说，小说《西游记》和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玄奘艺术形象与原型都有一定差距，但解构程度较浅。这两部巨制在受众的西游符号接受中，具有难以匹敌的影响力。90年代以前，玄奘的民间符号接受基本由此定型。但1994年香港导演刘镇伟出品的完全解构类电影《大话西游》中的玄奘形象从云端跌入谷底，怯懦与唠叨走向了极端，甚至走向了德行的对立面，“高僧”形象轰然坍塌，俨然是“猥琐小人”之写照。此作品一传入内地，便刮起一阵旋风，衍生了大量系列作品，形成一股强劲的解构风潮，对玄奘民间符号再符号化产生新的影响，也对当代文化符号系统产生强势作用。
这三部当代作品作为玄奘符号最重要的互文版本，产生了新的意义互动和对话空间。三个版本共享相同的符号能指，在统一能指的意义场中，三种不同所指之间意涵互动，影响大众对于玄奘民间符号的接受。当下，娱乐性主导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娱乐化是全方位、全民化的。完全解构化的符号在大众文化符号系统中比比皆是，形成一个关联的能指链，西游符号成为解构化能指链中的一个显在符号。“大话”版的玄奘符号在三个版本符号互动的意义场中成为强势存在，其夸张化、放大化的解构意义消解了小说与1986年版电视剧中人物的正面性，在年轻受众接受中，唐僧成了“唠叨”“猥琐”的代名词。因此，玄奘在大众文化中再符号化的过程，即是一个完全解构化的过程。在当下，玄奘的民间符号是对其宗教符号的讽刺与消解，民间符号与宗教符号二元对立，成为悖论。原型的精神价值、历史与文化意义在彻底解构中荡然无存。玄奘作为中国文化与精神的代表性人物，原型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其在当下的民间符号的丑化、矮化甚至反面化对原型意义无疑产生了巨大冲击。
玄奘作为宗教符号，从中国传入东亚国家。以日本为代表，这一符号率先进入日本民间信仰体系，王静芬以东亚玄奘画像为证，指出玄奘是日本人崇拜的神祗之一，宗教符号升级[7]。直至江户时期小说《西游记》传入日本，日本民间开始译介和改编《西游记》，玄奘符号随即从民间信仰体系转向民间文艺系统。可以说，玄奘民间符号在日本的转型，受到中国影响。而到了20世纪，这一转型延续且具有了本土化的特征。日版《西游记》跨媒介改编作品中的玄奘几乎都是女性化形象，女性化改编为玄奘在当代日本的民间符号定型定下了基调，在日本当代民间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中，玄奘成了女性化和柔弱的代名词。
玄奘宗教符号从印度始发，南线传播，通过口耳相传进入东南亚国家。对印度人而言，玄奘是一种情结。随着佛教在印度地位的变迁，玄奘符号从宗教符号逐渐向历史符号转化，玄奘符号更多出现在教科书、纪念馆等具有历史意涵的载体中，它是历史与佛教文化的化身，宗教信仰的价值也在降级。而在东南亚国家，玄奘宗教符号也享有一定的尊崇度，在某些国家如泰国，他是民间信仰的神祗之一。泰国寺庙中多有供奉玄奘像，还建有专门的玄奘的寺庙，每年当地民众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祭拜这位东方神祗[8]。有学者统计，“在‘一带一路'流通的《西游记》版本多达60个，翻译语言为16种”[9]。南亚及东南亚民间传播的玄奘符号主要是小说艺术形象的特质与意涵。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玄奘寺中就画有大量与《西游记》有关的故事[10]。
20世纪30－90年代是香港影视产业的黄金时代，由于地缘关系，香港影视向周边地区辐射输出，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引进的影视剧《西游记》多为香港版。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从20世纪40年代始，就引进香港版电影《西游记》，其次是日版和台湾版。印度尼西亚首次引进的中文版《西游记》也是90年代TVB翻拍的电视剧《西游记》。港版《西游记》的改编离开了玄奘原型和小说原著，解构之风愈行愈远，这对玄奘符号在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民间化演化具有方向性的意义。东南亚国家均有自主改编的《西游记》作品，泰国出品过两部有关《西游记》的电影，在这些国家中，玄奘符号再符号化基本没有超出港版解构化的框架。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国家，玄奘符号第一层次意指系统中的能指（宗教形象）和所指（取经人）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玄奘符号的再符号化主要在第二层次意指系统的所指中发生。玄奘符号的含蓄意指在“一带一路”各国演化中具有了当代化与本土化的意涵。
不同于亚洲国家，玄奘符号随传教士李提摩太对小说《西游记》的译介才得以在欧美国家传播。因此，对于欧美民众而言，玄奘就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象。从一开始，玄奘符号在欧美就是被作为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符号对待，其宗教的意涵被弱化。因此，玄奘符号仅仅被视作中国文化的一个艺术元素和文化资源，是文化的“他者”，在其符号的含蓄意指上不具有共享性。那么，欧美国家“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就是符号意指系统的彻底转换。无论是美国版《西游记》（The Lost Empire）还是澳洲版《美猴王传奇》，唐僧不再是西行的取经僧，美版中变成美国帅哥，澳版中化身美少女，与僧侣身份毫无关系。玄奘符号的第一层意指系统的能指与所指均改头换面，构成第二层次意指系统的新能指，编码形成符合欧美文化意识形态的新所指。
玄奘符号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再符号化的过程即是民间化的过程。民间是狂欢的舞台，民间总是涌动着解构的狂潮，民间性就是一种解构的力量。无论是亚洲还是欧美，一个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符号落入民间，都可能面临解构的可能。玄奘无论作为宗教符号还是文化符号，无可避免地落入此窠臼之中，从古至今，不断被解构与重构。
三、玄奘符号重塑的意义与路径
玄奘符号在“一带一路”上传播了一千多年，为沿途无数国家认识并认同，至今仍享誉世界，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首先，作为符号能指的原型的意义与价值。作为符号能指的玄奘原型，他西行取法，复归东土，创立华严宗，毕生译经弘法、普渡众生，被奉为佛教文化之灵魂代表。玄奘原型不仅仅是释家之代表，也是儒家思想与精神之代表。作为个体，儒家核心思想追求“仁、义、礼、智、信”等，玄奘一生功业完全符合儒家个体精神之追求。其跋涉千山万水寻求真理，身上闪耀的理想主义精神与舍身求法的超人意志，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是为儒家之杰出代表。如果遴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表，玄奘当属一位。显然，玄奘符号的能指原型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输出的符号传播体系中，以其风格独特成为一个显在的、具有标志性的符号。
再者，是符号的共享性。玄奘符号历经上千年、数百个国家的传播，相比于中国输出的其他文化符号而言，其借助小说文本，传播具有特殊性，其跨时代跨地域，不断再符号化，所指不断漂移。在一定意义上，小说文本结构的开放性有利于玄奘符号的不断传播，而成为“一带一路”上屈指可数的共享符号。符号是文化的载体，符号共享才能促成文化互通、民族互信。玄奘符号作为国家间难得的共享符号，承载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和价值。
当下，中国文化要走出国门，需要富有吸引力的中国故事作为媒介，更需要富有魅力的中国符号作为载体，中国需要构建能够传播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与符号体系。玄奘符号以其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与“一带一路”的共享性，占据中国文化符号传播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应当成为走出去的中国符号先锋。
然而，玄奘符号在不断被解构和重构，这种解构与重构还将持续。一方面，重构扩大了符号的流通与传播，使得符号能够代际传递，实现传播的持续化。另一方面，解构的结果是玄奘符号能指不断弱化与异形，即玄奘原型的宗教身份、文化身份、人格特质、形象特征发生改变，尤其是朝着娱乐化、世俗化的方向变异。当符号的新能指指向的新所指逐渐为大众接受并固化，将形成新的意指符号，随着时间的流变在代际间传递，随着空间的扩大化在地域间流转，而成为大众文化中的新符号，取代原型符号。而玄奘原型作为中华民族珍贵而稀缺的文化符号，其所携带的中国文化的传播价值、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与引领价值、西行万里的故事资源，都将随着时代变迁而被历史淹没和遗忘。原型价值不再，中国文化将失去一个珍贵的文化符号与资源。
符号共享建立在符号能指相同即来源于同一原型，当符号能指变异，尤其与原型相去甚远，那么，就失去了符号共享的基础，“一带一路”的符号共享很有可能逐渐成为不共享。因此，玄奘符号亟待重塑。解构并非重构的前提，我们提倡符号的重构，需要符号的与时俱进，肯定符号的当代化，但决不可无限度地解构一些珍贵而稀缺的文化符号，这无疑是自毁文化宝藏。
当前，泛娱乐化成为大众文化主潮，影视、动漫、舞台剧、连环画等图像化改编是中国故事与符号最主要的传播载体。玄奘符号的重塑，要在泛娱乐的媒介环境中突围，要适应主流媒介改编的市场化需求，增强文化符号的可感性和亲和性。玄奘原型具有殊于常人的非凡性，尤其在品格与宗教修为上，确是凡人难以比肩，但正是这样超人的境界使世人动情动容，对于世俗精神具有引领性。同时，玄奘也有除却宗教以外的世俗生活，这些也是大众能够感同身受获得共鸣的另一面，这些原型的素材完全可以满足现代化改编需求，塑造出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在价值日渐失落的当代，我们呼唤正能量，在一片哗众取宠的谐剧大潮中，正剧另辟蹊径，更具有市场号召力。当然，在适应大众市场需求的同时，还要强化其文化符号的价值与功能。艺术形象应当突出玄奘符号的第一层次意指系统，复现作为能指的原型形象，突出第一层次所指中中国文化象征与文化传播使者的意涵。我们应通过故事化与艺术化的手段，将中国儒释文化形象化地展现，将中华民族精神传扬于世界。
文化旅游与纪录片同样也是符号绝佳的推送介质。例如，作为“一带一路”起点的敦煌，其文化旅游开发的落脚点不能仅限于经济开发的价值，以及对城市GDP提升的贡献。对外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价值，对内具有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再建构的引擎价值，应当成为敦煌文化旅游规划与创意的考量核心。敦煌文化旅游开发应站在国家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上，由此，敦煌旅游可以玄奘原型为主题和中心，以其西行的史实与遗迹作为旅游线路规划的主线，以小说《西游记》及衍生的改编文本中的艺术形象和传播遗存作为副线，层次分明，突出主体。
重塑玄奘符号，推送和传播具有文化传播命意的玄奘符号，建构与创新中国文化符号体系，势在必行。一言以蔽之，玄奘符号应不负“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之使命。
注释：
[1]〔法〕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神话修辞术[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45.
[2]傅新毅.玄奘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5.
[3]《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卷二，奉请“译经摩腾竺法兰、求法奘三藏等诸法师”，《卍新纂续藏经》 (74)：791.
[4]刘淑芬.唐代玄奘的圣化[J].中华文史论丛,2017(1).
[5]钱文忠.历史上的唐僧[A].广州讲坛演讲录第4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7.
[6]钱文忠.历史上的唐僧[A].广州讲坛演讲录第4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1.
[7]王静芬.以东亚玄奘画像为中心审视圣僧神化历程[J].张善庆译,敦煌研究,2016(2).
[8]段立生.泰国的中式寺庙[M].曼谷：泰国大同社出版有限公司,1996.
[9]何明星、何抒扬.《西游记》的漫漫“西游”路（文学新观察·四大名著在“一带一路”）[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5-19(09).
[10]张充.泰国大众文化下的《西游记》[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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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充.泰国大众文化下的《西游记》[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4.
7. 〔日〕中野美代子.探访《西游记》的计谋世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8. 〔日〕矶部彰、黄毅.明朝后期《西游记》的集大成及其传播[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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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韩〕闵宽东.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