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的批评标准：从“境界”到“境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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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词的批评标准：从“境界”到“境外之境”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文艺界把意境和境界混为一谈，这是认识论思维难以说清的问题。意境和境界的关系，是足迹和历程的关系。作者在人生实践中创造境界，在艺术实践中创造意境，意境保留了作者创造的人生境界的“足迹”。“有境界”指作品能从一己遭遇的境内，超越到境外，引发读者有关历史、人生、宇宙之思，施议对“境外之境”的提出，完善了王国维境界说这个批评模式，为当代诗词文学批评提供了阐释空间。
[关 键 词]意境；境外之境；艺术批评；当代诗词
点评模式中，讲一首好诗词“有境界”，往往点到即止。这是印象式批评的含蓄、直观。妙处难与君说？艺术批评的使命就是言说其妙。使命，是事物存在的理由，这种言说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创造。笔者认为应该在诗词鉴赏止步的地方，向诗词艺术批评出发，创造当诗词艺术批评的理论话语，言说诗中“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之处。
怎样的作品才叫“有境界”？百年来王国维境界说被当成认识对象，难以测量，难以进一步指导文艺创作。施议对先生说，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是可以测量的，这个观点施先生1997年就提出了，二十年过去，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此，笔者专门请教了施先生。施先生的解释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说境界是一个疆界，是可以测量的，即指可以用文学批评的标准，用科学的现代话语对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第二，说境界是意境，是时间和空间加上时空里面的人和事。以实践存在论的生成观看，人生境界永无止境，诗词创作一步一步走在人生境界的攀登之路上。意境和境界的关系，是足迹和历程的关系。第三，说境界是境外之境，王国维所说境界，在境之外，而非在境之内。
施先生的解读摆脱了认识论思维，把词学提升到哲学，从境内到境外，“另构新境”就是精神生产，就是人生实践的“内环节”。
众多学者把意境、境界当作认识对象，混为一谈，争议不休。这是诗词认识论研究本身跨越不了的方法局限。笔者以实践存在论分析意境，发现作品意境与作者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是实践与实践者的关系，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
实践存在论诗词观与认识论诗词观相比有三个转变：一是圆融的“一体观”。诗词活动是人的实践存在方式之一，从传统诗词观“感性－理性”“主体－客体”二分的思路，变成“人－世界”“实践－存在”主客一体的整体观。二是动态的“生成观”。“人”与“世界”在诗词创作、接受中相互建构。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三是优先的“关系观”。传统诗词研究优先文与道、技法，遮蔽了人的实践存在之维，实践存在论诗词研究把审美关系作为优先视角，“人”和世界在审美关系中“建构、生成”。
实践存在论认为人生境界不是自然产生，也不是主观臆想；境界，是在人与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实践存在活动中形成的精神形态；具有个体内在性和生成性，它是个体觉悟而生的内心灵明。“生成”指境界永远处在“进行时”。作品“意境”保留了作者创作作品这一瞬间的“境界”。
提出具有学理深度和时代高度的当代诗词批评标准，离不开王国维境界说这个现代诗词美学的奠基之石。任何理论创新都不是拔地而起，创新始于“创旧”。评价一首诗词“有境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阐释其境界何在？需要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性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疆界、意境、“境外之境”的分析，进一步打开了诗词文学批评的阐释空间。
简言之，一首诗，有没有境界，看意境中有没有“境外之境”。施议对先生提出“意+境=意境=(人+事)+（时+空）”，以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为例。意+境=意境=(人+事)+（时+空）=(“我”+故国之思)+（昨夜+小楼）。以人为中介，通过“小楼、风月”贯通“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作者从“雕栏玉砌朱颜改”之境内，通过联想与贯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个人失国之痛这一“合乎自然”的人性出发，体察人类普遍命运，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悯关怀。因精神担荷，而被称为“人类喉舌”。李煜创造出“春花秋月，生生不息，足以抵御春水般无尽忧愁”的“境外之境”，慰藉天下苍生，引发读者有关历史、人生、宇宙之思，而成为经典。
意+境=意境=(人+事)+（时+空）。事，是人生实践。作者述事（想象、虚构、创造）的缘起、发生、发展、完成，都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即人与世界的相互建构，都涉及到意义、价值、梦想的求索，而后者即存在论的核心。由于“人”的介入，欲的输入，代表着“我”的意愿，王国维以“合乎自然，邻于理想”两个维度，指出创造合乎自然人性，建构理想人性的艺术空间。施先生进一步挖掘出境界的疆界、意境、境外之境三层意涵，使得王国维境界说这个批评模式得以指导实践、成为评判作品高下的理论说明。
传统诗词中抒情主体“我”往往就是“艺术形象”，即人。经典之作都有“（人+事）+（时+空）”所构之意境，优秀作品都从有限的“境内之事”超越到“境外之思”。比如，记得“小苹”的“我”（人）+初见（事），创造了“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的“永恒瞬间”。境内是词人一己之遭遇，通过联想与贯通，照亮了人们共有的怀旧情愫；“我”（人）+“夜饮醒复醉”（事），创造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豁达逍遥”。
施先生认为韵文有自己独特的语汇系统，即布景、说情、叙事、造理[1]。他从传统文论中的情景交融的笼统之说、王国维境界说的“有无境界”的直觉判断、吴世昌先生的结构分析论出发，系统梳理了“如何抒情”这个创作方法论的问题，说清了通过联想与贯通，打通境内之事、境外之思，使作品产生宇宙、历史、人生感怀的艺术奥秘。
试以“境外之境”比较以下两首作品，既可以看到当代诗词的创造潜力，也可以察觉我们与经典的差距。意境与作者人生境界的实践存在论关系，给当代诗词创作与批评提供了进步的台阶。天、地、人的三角结构，打开从形下到形上的艺术空间。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金缕曲·返中学母校 （李子）[2]
石径徘徊晚。卅年来、十围樟柳，亲师俱散。惟有晴阳小河畔，依旧青春眉眼。恍似我、当年同伴。笑语书声群山里，把繁花和梦都开遍。长想像，山外面。
萍踪雁迹风中倦。向长车、行囊背影，灯深梦远。百样人生都梦过，难梦此生三变。辜负尽、乡亲酒盏。无业无家斑两鬓，剩小名犹得多人唤。背人处，泪空潸。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与《金缕曲·返中学母校》分别以各自的遭遇和体验，从现实人生“境内”，延伸到形上，写出了人生的悲剧宿命。二首作品都创造了境外之境。《金缕曲·返中学母校》的笔触从“晴阳小河畔，依旧青春眉眼”的现实画面，延伸到“恍似我、当年同伴。长想像，山外面”的少年情怀，写到“卅年来、向长车、行囊背影，灯深梦远……”的世态炎凉、岁月沧桑。从天、地、人的三角结构看，作者在布景、叙事中，以“萍踪、雁迹、风”为中介，意境已从境内飞跃到境外，升华到存在之思，触发了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向往、出走，到回归，却再也回不去的乡愁。无根、无岸的漂泊中，“萍踪雁迹风中倦”是我们共同经历酸甜苦辣后难言的苦衷。与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的悲悯，以及他创造的“春花秋月，生生不息，足以抵御春水般无尽忧愁”的“境外之境”相比，“背人处，泪空潸”乏力、脆弱、无助，在跨入境外之境后，一步跌倒。“无业无家斑两鬓”是每个人的命运，人的本质是孤独的，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有幸拥有“笑语书声群山里，把繁花和梦都开遍”的回忆，还有乡亲记得小名……“百样人生都梦过，难梦此生三变”令人长叹，苏轼一生三起三落，亦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达观。作为文学的诗词，不仅“合乎自然”，慰藉心灵；还要提出“邻于理想”的生存方式、生活提案、活法，给人以精神力量。一切文艺活动都是探寻人的自我和理想人性，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深化。意境的“情景交融”是自我的对象化，并且在自我（情）和自然（景）的同构中认识到人性，更深入地探索自我，建构理想人性。也只有从境外之境的角度，才能发现“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所包含的美好生机，是抵御逆境、排遣人生悲剧宿命的精神源泉。施先生说：“所谓往事，并非不堪回首之故国，亦非依然存在的雕阑玉砌；而乃春花秋月，亦即有如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事物。理解得到这一层意思，方才到达王国维所造境外之境。这是借用太史语，以打通天人界限的方法对境外之境的解读。”[3]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的喧嚣嘈杂中，“多谈现实，少谈主义”是一种境界。王国维境界说，作为批评模式，在天、地、人的三足鼎立中，以境外与境内的共生互动，明确创作与批评的现实关怀和理想之维。境外之境中包含的“于事未必有，于理必可能”的文学性，为当代诗词指明了方向。有了疆界、意境、境外之境的理论分析，王国维境界说将更好地应用于文艺批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有待于进一步转换成清晰的现代学术话语，才能对当代文艺批评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
注释：
[1]施议对.施议对演讲集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51.
[2]金缕曲·返中学母校.搜狐.http://www.sohu.com/a/229591326_410925.
[3] 宋湘绮、施议对.疆界 意境 境外之境[J].学术研究，2018（08）：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