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

奥鹏网院作业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
——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摘 要：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礼治；经国之文；政治；谏辞；问对
春秋时期，诸侯尊“礼”尚“文”。《左传》记录春秋历史，其中“礼”字出现多达453次，亦可见一斑。春秋之“礼”继承周礼古制而又有所创新，既包括祭祖祀神、朝聘会盟、婚冠丧祭、田猎出征等礼仪，也包括各种理政料民的“礼治”制度，二者之中尤重“理政料民”之“礼治”制度。齐国大政治家晏婴说：“礼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郑国的子产也曾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时人常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七年》)。都是基于“礼治”而言。因此阎步克认为，春秋时代的“礼治”是一种介于“乡俗”与“法治”之间的政治制度。春秋之“礼治”更强调修身及调节社会政治的功能，“礼”既是统治手段、国制政典，同时又是礼乐文物、文化教养*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124页。。说到底，“礼治”的核心是“文(言)”。
具体来说，作为君主专政的一种有益补充，春秋时代“礼治”的外在形式是议政、咨询、讽谏三种制度，其核心是针对具体政治事件且具有特定语体模式的言辞的发布、传递与反馈。因此“礼治”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文(言)”或文体的生成制度。礼治的“尚实”(因事而发)与“尚文”(引经据典)特质所导致的特定话语模式与存储传播样态是春秋“礼辞”(口宣为辞，书之竹帛即是文，故可互称，下文同此)生成的关键。章学诚以为周代此类“礼辞”的采编由专门机构负责：“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六《外篇一·州县请立志科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7页。道出了“文言”与“礼治”关系的本质。
考之典籍，春秋“礼治”须凭“文(言)”方可显其治效。如巫祝须掌“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周礼·大祝》载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史官则掌管邦国之典籍及各国掌故、历史等，协助王者料民理政，随时为王提供咨询*《周礼·春官》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由大宰授予大史；又载：“内史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郑玄注：“纳访，纳谋于王也。”就是整理并接纳群臣的谋议并转告给天子作为听断处理政务的参考。据《左传》、《国语》载，春秋时周室有内史过、内史兴，晋国有大史、左史，鲁国有大史，楚国有左史倚相，宋国有祝宗，郑国有大史、大内史、祝史及执讯，卫国有大史、祝史，齐国也有大史、史、大祝、大谏，甚至如邾、莒等小国也有史官，专门从事为王咨询、进谏、收集议政之言的工作。；君子从政也要知礼能文，具备所谓的“九能”，即“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诗·鄘风·定之方中》毛传)*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译：《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1页。。“九能”就是在各类“礼”的语境下撰写发布九种不同的“礼文”的能力。可见“礼文”是行礼的手段，通过它才能实现“礼”的社会调节功能和对“德”的尊崇。
春秋“礼文”具有“修古”与“尚实”的特点。《文心雕龙·征圣》云：“先王圣化，布在方策；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5页。刘勰指出春秋时“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体现了当时卿大夫阶层通过“立功”、“立德”、“立言”而达于“不朽”的观念，其核心是“文言(辞)”，都关乎理政治国与教化，即曹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徐公持认为：“揆其原意，当指文中所说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诸文体的政治实用功能。如奏议本为实用性文体，施于朝廷；而汉魏‘书论’，如贾谊《新书》、扬雄《法言》、桓谭《新论》、徐幹《中论》，包括曹丕本人的《典论》在内，皆以敷述政教伦理为基本内容”。见氏著《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5页。，可以称之为“经世之文”。
一、议政制度与春秋时期的政论
春秋“礼治”核心是“听政”，要听政，须首先有议政的制度。朝堂议政之外，春秋诸侯普遍重视在野者的言论，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收集在野的评政论德之辞，由此促使政论这种文体的大量出现。刘师培曾说：“春秋之世，卿大夫均娴于旧典，优于文学，明于国事，达于善政交邻之义。由是趋时之士，争以多闻博辨相高，然词皆征实，不尚空言。”*刘师培：《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原载《政艺通报》1907年第13、14、15号，收入《左盦外集》卷九，又收入李妙根编，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49456页。也是说春秋卿大夫“明于国事”，其“词皆征实，不尚空言”，是“经世之文(言)”。
(一)议政制度钩沉
议政制度起源于原始部落时代的部落议事制度。《管子·桓公问》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国语·周语上》亦载：“天子听政……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13页。可见朝堂议政的目的是集智理事，也是周代听政理事的主要方式。《诗·小雅·雨无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批评“三事大夫”和“邦君诸侯”为求自保而不参加朝会议政。《左传·昭公元年》载：“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朝以听政”就是“早上朝会议政”；“夕以修令”，就是“夜晚修改政令”。“早朝的制度，帝王时代，沿袭数千年不废”*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页。。徐鸿修据此及《洪范》《周礼》《礼记》等所载研究指出，周代议政主要采取君主与众卿集议的方式，即朝议。朝议有内朝、外朝之分，不惟天子，诸侯、卿大夫亦有朝议，其内容涉及立君、征伐、迁都、邦交等，十分广泛*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其说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春秋时期，诸侯国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朝议制度，并将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客观地讲，朝议听政制度固然完备，但迫于压力，臣子和卿大夫不一定在朝议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见。于是各国都实行朝外议政的方式，即设立专门的地点，鼓励在朝贵族及在野的社会各阶层与“舆人”或其他关心政治的人员议政。政府派专人收集各类意见，呈之于为政者，供其斟酌。也就是说，在除朝议之外，各国还设立专门的议政场所，鼓励议政，以期听政于朝廷之外的贵族以及在野之民，如齐国的“啧室之议”即是。《管子·桓公问》载：
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302303页。
此处所引《桓公问》属今本《管子·杂篇》，学者们认为是刘向辑录春秋以来著录的桓公与管仲问答之语而成，是比较可靠的资料*张固也：《〈管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22326页。。其中所述桓公听从管仲建议而设立“啧室之议”的议政制度也应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啧”，意谓争辩、指责。《左传·定公四年》载：“会同难，啧有烦言，莫之治也”，“啧”似专指与盟者在会盟中就盟辞所涉及的内容而发表的争辩与评论*按《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定公四年，晋作为盟主召集诸侯会盟，盟会开始之前，卫大夫子行敬子对卫灵公说：会盟的事很难办，到了辩争的时候，恐怕自己不能胜任，建议让学识渊博的祝佗跟随卫灵公同行。由此看，会盟辩争叫“啧”，似是会盟中的一个程序，也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果然在会盟中，因为晋人先安排蔡国在卫国之前歃血，祝佗与苌弘有一番精彩的争辩之言，申明会盟排座次，当遵周之旧制，以德行为准。祝佗最终说服了苌弘，恢复卫在蔡先的座次，为卫国在外交场合争得了尊严。这是一次典型的“以文辞为功”的外交事例。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35页。。“啧室”，就是臣子们评论政事的专门场所。管仲建议能“以正事争于君前”的东郭牙为“啧室”的“有司执事”，以“内于啧室之议”。也就是把人们在“啧室”中有见地的议政言论收集起来，上达于国君，为施政决策提供参考。
晋国则十分重视“听政于民”，“问谤誉于路”。《国语·晋语六》载晋国有识者范文子对赵武说：
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387388页。
此段文字述上古为政之制甚详，其要义不外两端：一即听议政于朝廷，纳言于臣工；二即采纳议政之辞于市井，甚至采言于民间。韦昭《国语注》于此下云：“兜，惑也。风，采也。胪，传也。祅，恶也。祥，善也。”意即广泛采纳收集“集市”、“道路”等议政场所流传的时人对为政者的褒贬和议论，并一一核实，以纠正为政之中的错误。《晋语》所述议政制度的实施，促使民间歌谣等文学样式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因而具有舆论监督功能的诵、谣、歌、言等体，冲出其原来流行的范围而进入王廷或诸侯之宫。《诗经》十五国风的大部分作品，即是在上述制度的推动下，以观风俗知得失的目的经由周王室太师之手，最终进入《诗》文本的。而评论时政的言论，也因此而被搜罗编辑，并广泛传播。
郑国则设立“乡校”议政的制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911192页。
由子产和然明的对话可知，“乡校”是郑国为了解舆情民意而专门设立的议论为政者的场所，其目的也是在“朝夕”(早上朝会议政，夜晚修改政令)之外，搜集议政之辞以扬善救失。
春秋时期，某个诸侯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政治革新，不仅会引发本国人的“议论”，而且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评价。如《左传·桓公二年》载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大夫臧哀伯谏之而不听，周内史闻之而评论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0页。再如《昭公六年》载郑国执政子产“铸刑鼎”，在当时就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晋国的叔向致“书”子产，对此发表评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些切中时弊、谈锋犀利而又文采斐然的著名的政治评论文，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时事评论者。
设立朝外议政之制的目的就是议政纳言，战国末年的荀况对此十分措意，系统地总结了听政的经验，提出了听政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可以说是对春秋听政制度的理论总结。《荀子·王制》云：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杨倞注，耿芸标校：《荀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3页。
荀子认为，为政者实行听政制度，固然应当遵循古制，广开言路，勿禁议政。但也应当区分议政者的“善”与“不善”，仔细体察议政者的动机。只有这样，才能区别贤不肖而纳其善言，为己所用。而君王对待真正恰当的论政言论，则当坚持“公平”与“中和”的原则，避免先入为主和偏党无经，这样才能做到“百事无过”。
春秋议政制度是统治者在为政过程中广泛吸纳智力资源，发挥臣下智囊团作用并借以避免政治失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春秋中后期兴起的民本思想。史学家吕思勉评价齐国“啧室之议”及春秋各国的议政制度，以为“此则察众论之从违，以定政令之行止者也”。又言“古代采取舆论之事甚多。但用否之权，仍操诸上，不如议会之有定法耳”*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70471页。。将这种议政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作了比较。认为议政制度重在采集言论，但采纳与否全靠君王的道德自觉。这与西方以制度方式保证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议会制有着明显的不同。春秋各国之议政制度，其核心在“议论”，其目的在收集议政言论，为决策之参考，由这种制度的设计来看，其“文治”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梁启超曾言春秋时之政治制度，也以为“以采纳舆论为不二法门”，“然而亦非谓舆论当绝对的盲从”*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印本，第3738页。。也以为设议政之制而采辑议政之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春秋议政之辞(政论)的生成及其类型
议政制度的本质是在特定政治语境下针对具体政治行为所发表的、引经据典式的言说或对话，其目的在于思想观点的交流。评论者熟知为政之道，掌握各种有关天子、诸侯和家族历史掌故和各类典籍和知识，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直接参与政事，只能围绕或针对具体的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站在第三方立场上对其得失予以口头或书面的评议。当他们发为言辞或撰写政论表述自己的政见时，他们完全明白其言辞或文章会被人转写和收集，并被送达国君或为政者。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清楚地知道这些言辞或文章在被为政者接纳或阅读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此，虽然这些评论者们有的并没有直接面对某个政治事件的主体对象，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距离，但却能理性和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发为言辞，或者说可以高效率地同那些主体就某个话题展开交流。
据笔者统计，仅《国语》、《左传》所见议政之辞的总数就有120篇之多。根据议政者与所论之事关系的远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当局第三方的评论，第二类是非当局第三方的评论。
第一类议政之辞的发布者本身属于所评对象的社会阶层，他们也是局内之人，事件结果也关乎己身。这类评论在时间上大多紧承事件结果，或者甚至是同步的。如《国语·鲁语上》载，公元前625年，有名曰“爰居”的海鸟止于鲁国，臧文仲使国人祭之。鲁大夫展禽评论此事曰：
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54页。
展禽(柳下惠)也是鲁国公室，身份与臧文仲同。臧文仲闻柳下惠之言，被他折服。曰：“信吾过也，季之之言不可不法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61162页。使书以为三策。《左传·文公二年》引后来孔子对此事的评论：“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25526页。金圣叹《才子古文》卷三录展禽论臧文仲之辞，且评曰：“看其议论处，叙述处，结束处，凡发出无数典故，直是疏快。”“如此大篇，只用六字结，最严峭。”*张国光点校：《金圣叹批才子古文》，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6页。显然将其视为独立的文章。
再如《左传·文公二年》载公元前625年晋国朝议，晋卿赵衰评论秦国政局，引《诗·大雅·文王》诗句，论秦穆公用孟明，晋必有忧。殽之战以后，秦穆公未因兵败而弃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秦国大治。赵衰言于晋之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敌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21页。按：赵衰所引诗句出自《诗·大雅·文王》，意谓孟明能念其祖考而修其德也。史称赵衰能“文”，于此可见一斑。
再如《左传·庄公十一年》载：“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87188页。《韩诗外传》卷三以此为孔子之言。《说苑·君道》则以为君子之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世家》均以为臧文仲之言。当从司马迁以其为臧文仲之言。
第二类为非当局者的议政之辞，发布者与所评之事与人无直接关联，且评论之出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有的甚至相隔数代。这类议政之辞大多以“君子曰”的形式领起。其背景是王官之学流入民间，私学兴起，学术资源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卿大夫阶层崇尚立言。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左传》、《国语》、《论语》等书所载“君子曰”及孔子的议政之辞。关于《左传》中所载的这类议政之辞是否为《左传》本身所有，有的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是后人所附益*宋人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并得到朱熹的认可。说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150页。今人王和《〈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一文将“君子曰”一类评论视为后人附益于《左传》的成分，文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左传》原有，并提出了许多证据*刘文淇云：“君子曰者，皆左氏自为论断之词”。说见其《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2页。郑良树《论〈左传〉“君子曰”非后人附益》从先秦古籍引及《左传》“君子曰”、“君子曰”中引逸诗和逸书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左传》中的“君子曰”不是后人所附益的，而是《左传》原有的文字。文收入氏著《竹简帛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3354页。。其实，附益也好，《左传》原有也好，从其实际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来源总是根据春秋史料。更何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明显可以看出是与所评论的事件或人物密切相关联的，因此应将其作为独立的言辞对待。
据统计，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知”、“君子以”领起的这类议政之辞，仅《左传》中就有85例(以上四种类型出现次数分别为48次、21次、3次、9次、4次)。比较典型的，如公元前625年，秦国大夫孟明视帅师伐晋，两军战于彭衙，晋侯御之，狼瞫死战而败秦师，君子赋《小雅·巧言》、《大雅·皇矣》评论其人其事。就是典型的议政之辞。《左传·文公二年》载君子谓：“狼瞫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21页。此年发表评论的“君子”，虽未参与所评之事，但他的评论合情合理，“怒不作乱”、“君子”等语符合狼瞫为人。狼瞫是晋国的勇士，但他勇而知礼，勇不犯上。《左传·文公二年》载：箕之战，统帅先轸黜狼瞫不用，而用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女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19521页。至彭衙之役，以死力战而胜秦军。可谓为义而死，死得其所，故君子称之。此“君子”当为秦国朝廷或在野之有识者。
再如《左传·文公三年》载公元前624年“君子”评论秦穆公霸西戎，引《采蘩》、《烝民》、《文王有声》的诗句，赞其善任人。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三点评云：“三引诗，各有至理。孟明之有，显而易见；子桑之有，遽至诒谋；可知荐贤者庆流子孙，则蔽贤者毒流后世矣。识见极高，议论极大。若秦穆之有，乃至以用人之事谋及祖宗。微哉，微哉！非神明于诗而不泥于其解者，岂见及此。”*劳孝舆撰，毛庆耆点校：《春秋诗话》，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46页。对此评价很高。
又如《左传·宣公二年》载公元前607年郑国受楚命而伐宋，俘获宋人华元、狂狡。时君子的评论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52页。从其语气看，此处发表评论的“君子”，大约是宋国在野之有知见者。这类评论进入《左传》，说明当时有人专门从事搜集这类言辞的工作。
《论语》、《左传》中的孔子论政评人之辞，大多距离事件发生时间较远。很可能是孔子教学时立足于当下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如《论语·泰伯》中载孔子评论上古贤明尧、舜、禹、稷等人，曾云：“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283页。还有的是立足于当下对春秋当代政事和人物的评论。如《论语·八佾》载孔子曾批评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宪问》又载他评论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1、149页。这些堪称经典的评论，或因弟子之问而发，或因现实所激而发，都言出有据，于为政或知人论世方面富于启发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遽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58页。孔子之学实得力于春秋诸贤，上文所引孔子的这类论政之辞，以礼、义、忠、信为准论政评人，从动机到内容来说，也完全是继承了此前卿大夫阶层的议政论德之辞。
与《论语》中的“子曰”一样，可能《左传》中这些评政之辞在社会上流传，后为《左传》编者所采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伐陈，献捷于晋，晋人百般刁难，子产善于应对，顺利完成了任务。孔子评论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06页。此年孔子年方四岁，不可能在事件发生时就发表评论。再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不毁乡校”一事，下面记孔子的评论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92页。孔子此年才十岁，这些评论可能是孔子后来教授学生时说的，被记录下来，后又被其他人传播和使用。
另如《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淫于夏姬，大夫洩冶力谏被杀。孔子评论说：“《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洩冶之谓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02页。引《诗》之句，批评洩冶不达时务而因谏而死。还有《左传·成公二年》载卫大夫孙桓子辞邑之赏而请曲悬繁缨以朝，得到卫君许可。孔子评论说：“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88789页。这两条评论也不是当时事后的评论，而应是后来教学中的评论之辞。
而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兵败乾谿自杀。孔子评论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41页。这条评论针对的事，孔子可能听说了，故也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有所评论的。《论语·颜渊》载孔子回答颜渊问“仁”，就用了“克己复礼”一句，原来是引旧《志》的话。
孔子之所以可以对他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放言无惮地加以评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春秋时期诸侯国普遍重视舆论、鼓励在朝在野的卿大夫及士人评论政治甚至非议政治并注意收集这些议政之辞的制度和风气。
(三)春秋议政之辞的文体特点
春秋时期出自卿大夫或士阶层的议政之辞虽然只是一种对政治事件和人物所发表的即兴的口头评论，但因为卿大夫及士阶层深厚的学养与娴雅的辞令，使得他们的评论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具备了“立言”的高度而很快成为“嘉言善语”而经典化。在这些“嘉言善语”被不断传播、引证的过程中，它们的文本也很自然地被固定了下来，具备了文体的特征。归纳为数不下百篇的春秋议政之辞，其文体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春秋议政之辞常常因事而发、因人而发，具有即兴而为的特点，因而常常以“某某闻之曰”、“君子曰”、“某某曰”等方式领起，或长篇大论，或短语点评，不拘常体。长篇的如《国语·周语》载周天子卿士单襄公评论晋周之辞。晋国公子晋周在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单襄公有疾，召其子顷公而告之，曰：
必善晋周，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8889页。
这是一篇出色的人物评论。晋献公听信骊姬之言，将群公子寄养他国，后成为晋国的定制，故晋周寄居王畿，侍奉单襄公。晋周与人相处，言谈举止皆合乎法度，所以单襄公对其子单顷公评价晋周，有此一篇弘论。此论大意，是说晋周有文德，具体体现为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十一种德行。其次，晋周行事，恪奉正、端、成、慎之则，与国休戚而不背其本。再次，晋周世次又合乎占筮及梦兆。有此三个优势，单襄公论定晋周必返晋为君。后来，晋国发生内乱，晋厉公被杀，晋国召回晋周，是为晋悼公。可见单襄公有识人之明。
短篇的论政之辞，如《左传·文公五年》载楚国灭蓼国与六国二个小国，鲁国大夫臧文仲闻听其事，发表评论说：“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40页。六国和蓼国都是偃姓国，为皋陶之后，一朝为楚所灭，令人感叹！其君无德，则是国灭而无人援手的根本原因。臧文仲评论之辞虽很简短，但寓意颇深。
第二，春秋议政之辞大多称引《诗》《书》《礼》《志》及谣谚等为证，语言形式上韵散结合，风格典雅而不失活泼明快。如《国语·周语下》载公元前531年，晋国大夫叔向聘周，赞单靖公有敬、俭、让、咨之德，是一篇典型的德论。晋叔向(羊舌肸)聘于周，单靖公享之，礼俭而敬。单之老送叔向，叔向赞靖公之辞，主要是就其崇礼尚德，且举止言行合礼得体、及其知礼守典而发。此外，还称赞单靖公在席间讨论并解说《周颂·昊天有成命》之诗旨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诗学修养，并说他能躬行《诗》中所述成王以来周人的“俭、敬、让、咨”之德，“以应成德”。叔向两引“史佚之言”及民谚，并赋《大雅·既醉》诗句，评价单靖公能如此，“可谓不忝前哲”，也与其家族有家学传承有密切的关系。叔向是晋国知《书》达礼，且熟谙《春秋》及《诗》的重要人物，其辞既典雅厚重，言之有物，同时也融说理、叙事、抒情于一体，造语圆熟、活泼、明快。此例堪称议政论德之辞中的上品。
第三，春秋议政之辞虽为议论文，但在写法上常常采用说理与表情相结合的手法，形成情理相兼的特点。如《左传·桓公二年》载此年晋昭侯封其弟成师于曲沃，晋始乱，晋大夫师服以“名义”、“本末”之说评论此事曰：
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2页。
晋穆侯夫人姜氏在条之战生太子，取名叫仇；其弟生于千亩之战，取名叫成师。这都是不合乎命名礼的，违礼必凶，又封成师于曲沃，最终导致晋国“弱干强支”的局面。因此师服对此不满，言辞之中对表现出对晋国内政的担忧。读其辞，忧愤之情溢于言表。《史记·晋世家》亦载此事。师服的“名义”之说不仅体现了情理相兼的特点，同时也开了孔子为政先“正名”的先河*孔子提倡为政须“正名”。《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说：“孔子讲正名，即名与实一致，卫出公自已称君，拒绝他的父亲蒯聩回国即位，孔子认为名不正。按礼，蒯聩是父亲，当为君，出公是子，当让位，今以子而称君，故名不正。这样，他讲的正名，从修辞的使名实一致，发展到要使名称合乎礼制的实际的一致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页)。此类例证尚多，不烦举。
章学诚以“三代”为古，指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言之成文者”“欲以敷治”，“欲以喻世”，“欲以淑人”*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言公中》，第169、182页。。这很适用于春秋政论。葛志毅指出：“春秋贵言，主要表现为士大夫贤哲当下的即兴话语表述，他们在参加相关社会活动时所引发的思想感悟，以理性宣示和情感交流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颇多所谓善言嘉语，不独辞令精警，且多足以劝喻世道人心，补裨风化得失。卿大夫贤哲之士的议论往往可以益人心智，启发性慧，引起当时社会的注意”，“其话语被经典化而具有普适性权威”*葛志毅：《〈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河北学刊》2010年第6期。。这些评价，非常适合春秋时期的议政之辞。
春秋议政之辞下启后世“论”体，《文心雕龙·论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326页。“述经叙理”是“论”体的核心特征，如溯其源，则在春秋政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按韵书：‘论者，议也。’梁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二体：一曰史论，乃史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善恶……二曰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讹谬”*吴讷、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点校：《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合刊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3页。。如溯二体之源，亦在春秋政论。
二、咨询制度与春秋问对体
在君主专政的格局下，面对重大问题时，当议政制度失效时，就需要专门咨谋于卿大夫等个体，这就是咨询制度。咨询制度在春秋时代的实行促成了问对体的大量产生。春秋“经世之文”多附着于经史之中(《逸周书》、《左传》、《国语》、《说苑》、《晏子春秋》等)，犹如秦汉文人之章表奏议辞赋等见于《史记》、《汉书》。《文心雕龙》、《文章正宗》、《文章辨体》、《古文观止》、《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运用刘歆所创的“裁篇别出之法”*此法创自刘歆，行于后世。章学诚《校雠通义·别裁》述之曰：“《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972页)秦汉以后学者用这种方法研究文章文体。，从经史之中裁录春秋各类(体)“文言(辞)”，已将其视为有独立文体的文章。
(一)咨询制度与问对体的生成
咨询制度起源于上古，经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因现实政治所需，仍为各国诸侯所实行。《尚书·尧典》：“帝曰：‘龙，堲谗说殄行，震惊京师。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注云：“言我疾谗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欲遏绝之。……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1页。意谓帝舜不满于谗言蒙蔽视听，欲广开言路而任命龙为“纳言”之官，以沟通上下。“纳言”的主要职责除了忠实向下宣布王命外，还要将在下者对王命的意见加以收集整理后忠实地反映给君王。《礼记·内则》：“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55页。意谓王者向国中宿老咨询称“乞言”，史官记录其言叫“惇史”。换句话说，“惇史”就是以咨询所得“嘉言录”，“记之以垂训于后世”*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755页。。史学家吕思勉曾广征史料，对咨询制度及其演变过程予以详细考察，他指出：
民主政体，于古有征乎？曰：有。《坊记》引《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郑注曰：“先民，谓上古之君也。言古之人君，将有政教，必谋之于庶民乃施之。”……此最古之世，人民之得以参与政事者也。然仅言其事，未详其制也。详其制者，莫如《周官》。《周官·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周官》虽虚拟之书，亦必有所依据。*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66页。
由此可见，体现原始民主精神的咨询制度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尚书·尧典》载帝尧曾就治水及立嗣之事咨四岳及众人，这是典型的咨询制度。据典《尚书》所载实例来看，这是一种富于仪式感的神圣制度。维克多·特纳指出：“在部落社会里，语言同样不仅仅是沟通的方式，它所蕴含的是力量和智慧。在神圣的阈限之中所赋予的智慧不仅仅是词汇和句子的聚合，它有着本体论的价值，它为初次受礼者进行全身心的重新装备。”*[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在此制度的实施中，语言被仪式化和神圣化了。仪式化的语言本身就是权威的化身，具有箴言和象征的意味。《吕氏春秋·达郁》说：“万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孰当可而镜？其唯士乎？人皆知说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66567页。这就是说，咨政于众，取言借智，是防止决策失误的重要方式。
西周初年，周武王曾就治国之事多次咨询于周公旦，周公据“遗训”及“故实”以对武王。其问对如《周书》中的《大开武》《小开武》等篇。陈逢衡云：“是时纣忌周愈甚，武王难之，故有其落若何之问。十淫，指商俗。周武兢兢为念，则牧野之事已不待甲子而决矣。故心战在乎自修，庙胜在乎能戒。”*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按此篇开首“访于周公旦”一段为交待行文背景之语，相当于《书序》，应是后之整理者所加。全篇就周武王咨询于周公如何“格言”而发，周公的对问之辞围绕着“敬德”、“求和”、“顺天”三个方面展开，后半部分述“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的内容似是引述所谓《开和》之言。今人黄怀信认为此篇与下篇《小开武》“均记周公旦启发开导武王之事及言”*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就其内容而言，黄说是。然而从文体方面来看，这是典型的问对之文。
《国语·周语上》载周宣王时名臣仲山甫曾说：“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之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然则能训治其民矣。”*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23页。是说布政施命，必须要咨询于老成之人，以求“先王之教”及前朝故事之于行政有启发者。可见咨询制度的核心是“问于遗训”、“咨之故实”，其产物即是问对之文。
西周后期，重视礼治之王者听政，多咨询于在列之臣。据《周礼》载，大史、内史、大祝及三公六卿等都要备王咨询。和《尧典》一样，《大开武》等同类问对文的文本仍保留了较多的口头问答的痕迹，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设为问答(问答为体)，以答为主。第二，采取引经据典(即前文所言“遗训”及“故实”)以解危去惑的说理方式。所引皆为口碑形式的为政之道。第三，论证严密，分析透彻。文中所引经典语是大前提，所咨询之事是小前提，如何处置所咨询之事是结论。行文的逻辑结构十分清楚*关于问对类论体文体式，请参看高明峰：《〈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评录小议》，《济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二)春秋咨询制度与问对的演变
春秋时期，诸侯力政，君主专治进一步加强，但“国人”在各国政局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加之“舆人”阶层的兴起*童书业认为“舆人”即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他们拥有自己的车辆。据《左传·僖公三十年》载，城濮之战，晋文公重耳临战闻“舆人之诵”而疑之，《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子产变法，舆人诵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周大夫原伯绞因为暴虐而遭舆人痛恨，逐绞而立公子跪寻。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舆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说见童书业著，童教英校订：《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1132页。，使各国国君必须正视他们的政治诉求，听从他们的意见。出于政治需要，借助咨询这种“古制”问政于国人、舆人及朝野贤能，可以有效化解各种政治危机。吕思勉指出：
试征之他书：《左氏·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则《周官》所谓询国危者也。《书·盘庚上》：“王命众悉造于庭。”《孟子》谓太王之迁岐也，“属其耆老而告之”。则《周官》所谓询迁国者也。《书·尧典》：“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左·僖十五年》：“晋侯使卻缺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昭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文子致众而问焉。”则《周官》所谓询立君者也。知古确有是事矣。乡大夫之职，“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注：“郑司农云：大询于众庶，《洪范》所谓谋及庶民。”则斯制由来甚远。*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467页。
载录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说苑·正谏》《吕氏春秋·直谏》等文献中的大量的咨询事件，说明春秋时咨询制度得到弘扬和强化。当然，这一风气在使传统社会中政治经验书面化和经典化的同时，也促使问对体有了新的变化。
春秋咨询制度和问对体较之前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咨询问对双方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此前的问对多出现于天子与祝官史官、贵族重臣之间，春秋时代则下移至诸侯与卿大夫之有识君子。据笔者粗略统计，春秋问对之辞共计400余篇，其中诸侯国与卿大夫之间的问对有300余篇，占绝大多数。第二，咨询问对虽引经据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之言，能因事设辞，紧扣现实发挥经典之微言大义。如《左传·庄公十四年》载鲁申以“妖由人兴”对鲁庄公之问：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燄(炎)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96197页。
这是鲁庄公君臣围绕郑国发生的政变而发的问对，盖据当时流传之旧典，列国之人均以“内蛇与外蛇斗”为流亡在他国的郑厉公即将要回郑国复位之预言。申之对则因事而言“妖由人兴”，这是灵活变通的解释，而非简单化地引据惯常预言的规则。这正是春秋时代大夫阶层政治理性觉醒的体现，可谓见识高明。
再如《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率诸侯联军攻楚，管仲对楚王问与楚国大夫屈完对齐桓公之问：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89291页。
管仲对问之辞，引述周初册命之辞数楚之罪，有义正辞严之感。屈完对问之辞，以退为进，从一“德”字生发开去，避实即虚，不亢不卑。既有朝堂咨询之问对文的因事而发的特点，又具有外交辞令的典雅与犀利。后《史记》之《楚世家》《齐世家》及清人所编《古文观止》俱载此文，尤其是清人古文选本运用“裁篇别出之法”选录此篇，树为文之典范，广为传播，转相摹习，遂使其成为问对中的经典。屈完为楚国大夫，为屈原先祖，他长于辞令，不辱使命。国危时刻，以言辞建功，化干戈为玉帛，为《春秋》所称许。刘文淇引服虔评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刘文淇：《春秋左氏旧注证》，第253页。其说甚是。
另外还有《左传·僖公六年》载楚大夫逢伯对楚王之问，《僖公七年》载管仲以礼、信、德对齐桓公之问，《僖公九年》载秦大夫公孙枝对秦穆公问晋乱，《僖公二十三年》载晋狐突以忠信之道对晋怀公，《成公三年》载臧宣叔以古制对鲁成公之问等等，也都是典型的问对之文。
《国语》中也收录了为数不少的问对之文，比较典型的如《楚语上》载申叔时以傅太子之道对楚庄王：
(楚)庄王使士亹傅大子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悛而不摄，则身勤之，多训典刑以纳之，务慎惇笃以固之。摄而不彻，则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夫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否则赧。”*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83487页。
申叔时之问对，又见于《左传》及《史记·楚世家》。虽文字略有出入，但内容大体相同。这篇问对的体式也是以问答领起，正文先正面叙述教育太子之道，当以《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为主要内容，而后又从消极防范的方面讲述如何引导太子明确忠、信、义、孝、仁、武等行为规范。此文述评结合，既生动又谨严。从其所论傅太子之制的次第井然看，当非临事杜撰之辞，而应当也是引述古制。这些特点都与前引问对文十分相似。申叔时问对之例还有《左传·宣公十一年》载录的引时谚对楚庄王，也是典型的问对之体。
申叔时为楚国宗族，号称博学能文。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申氏，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则别列为“申叔氏”一族。由相关记载观之，申叔时深明大义，既知治国为政之道，又知先朝训典、前代掌故，善于教育，且长于辞令。既能言善谏，且善为问对之文，是楚国大夫阶层中的文章辞令高手。
此外见于《国语·鲁语》的“展禽对臧文仲之问”等，也都是典型的问对之文。除此之外，还有载于《新序》和《说苑》的“祁奚对晋悼公荐贤”、“师旷对晋悼公问卫人逐其君”等，也比较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问对文又见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这些问对文大体相同而细节有异，不大像是后出者因袭时代在前者，而更像是同一个文本的不同传本。这表明到春秋末期，一些论理深刻、引证丰富、且富于文采的问对文已经独立于史传而传播于士大夫君子之间，有经典化的趋势。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选》所录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谓问对之辞。”*吴讷、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点校：《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49页。指出了问对之文在文体上的基本特征，但未详论其起源及演变。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对问对文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氏说：“按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列之。”*吴讷、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点校：《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34页。徐师曾认为，究其根源，见于《左传》等典籍的“君臣朋友口相问对”是后世问对的源头。这是极其有见地的意见。
春秋时代的问对经由史官著录而由口传状态被写定成为书面的文本，从而也完成了其文体的“定型”。随着史传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传播，一些较为著名的问对之文被有识者多次地阅读接受与引用，出现了“经典化”的趋势。这些经典化的问对文不仅其言治论政的内容成为诸子百家取资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形式特点也对诸子之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春秋讽谏制度与谏辞的繁荣
由于君主专制政体的逐步加强，议政、咨询还不能完全保证违礼失德之事的发生，因此春秋“礼治”还需要第三种制度，即临事讽谏制度。讽谏制度的核心是臣子进谏，君王纳言，由此促使谏辞的大量产生。
(一)春秋讽谏制度与谏辞的生成
讽谏制度起源很早。《尚书·夏书·胤征》即载：“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言君当谨慎以畏天，臣当守职以辅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开谏争之路。每岁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铎徇于道路，以号令臣下，使在官之众更相规阙；百工虽贱，令执其艺能之事以谏上之失常。其有违谏不恭谨者，国家则有常刑。……百工之贱，犹令进谏，则百工以上，不得不谏矣。”*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第182183页。《尚书大传》说：“古者天子，必有四辅：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是说上古天子有四种进言之官。《大戴礼记·保傅》：“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7页。可见“天子四辅”之一的“弼”就是专司进谏的官员。《周礼·地官·司徒》下设“保氏”，专门“掌谏王恶”。《诗经·大雅》中的《民劳》是西周时代的诗篇，其中说：“王欲玉女，是用大谏。”《郑笺》解释其义曰：“王乎！我欲令女(汝)如玉然，故作是诗，用大谏正女(汝)。”*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第1657页。此即西周时代臣子进谏辅弼王者之例。
春秋时期，因为治国者对治乱兴亡的关注，讽谏纳谏成为为政的重要辅助手段，受到普遍重视，祝史等官负有进谏之责。《国语·晋语》载“使工诵谏于朝”，就是把收集来的谏辞讽诵于朝堂之上，从中吸取教训。《礼记·王制》载：“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斋戒受谏。”*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376页。不仅周天子，诸侯也有史官和保傅职司其事，但春秋时期进谏者中最多的还是那些卿大夫中的“君子”。据笔者考察，《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直谏》《说苑·正谏》等书记载的春秋进谏事件中，至少有六成以上是由卿大夫发起的。举其著名者而言，有周室的伶州鸠、史伯、单襄公等，鲁国的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叔孙豹等，郑国的烛之武、子产、大夫叔詹等，晋国的叔向、赵盾、赵衰、郭偃、卻缺、士会、伯宗，齐国的管仲、晏婴，楚国的申叔时、优孟，吴国的伍子员，越国的范蠡、文种，宋国的公子鱼、向戌，随国的季梁，虢国的宫之奇等。他们大多为各国之世族，或为宗室，或世为重臣，在本国有重要的政治影响。从他们进谏及议政活动来看，既有与国共休戚的忠义，又有熟知典故、娴于辞令的才干。有时甚至庶民也可进谏。如《说苑·正谏》载：楚庄王筑层台，大臣谏者七十二皆死。有耕者诸御己入谏庄王，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作歌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乎人乎！”*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8页。歌颂其进谏行为，他也因为善谏而留名青史。
春秋时善于纳谏的国君有郑庄公、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晋景公、秦穆公、越王勾践、宋襄公等。在当时和后世有识者看来，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谏。正因为如此，汲汲于恢复周礼孔子也对讽谏也特别重视。《孔子家语·辨证》云：“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206页。(《说苑·正谏》)这大概是因为讽谏常采取引证古制和讲述兴亡的方式，比较委婉，能体现“礼”的温柔敦厚。故《风俗通义·过誉》说“《礼》谏有五，风(讽)为上。”*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3页。
由上可知，春秋时期，本属“古制”的讽谏制度因现实政治所需而日趋完善，由于此时政治理性的高扬，使谏辞也成为当时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文体。
从臣子的方面来说，“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206页。从国君的方面来说，纳言则为有德，废言则为失礼。春秋时代，这种讽谏意识和从谏思想得到大部分诸侯国统治者和卿大夫阶层的认可。陈来指出：“就中国的春秋时代而言，‘神灵信仰’的没落和‘实践理性’的成长，才更准确地揭示了它的发展线索。在这里，人类社会的秩序被当作自足自为的概念来思考，摆脱祝史的神话思维成为时代精神的趋向，而‘礼’越来越成为一种内在于世界、外在于宗教的组织法则。世俗人文主义强调理智的教导，指引实际事务的实用主义成分，唤起了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更深思考。”*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3页。这一风气和官学下移导致的社会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形成的合力，也是导致春秋时期讽谏语大量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谏辞的生成还受现实中突发性政治事件的激发，其发布或撰作过程一般表现为卿大夫阶层的精英对他们认为不合乎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性的特定政治事件的干预和导引。当然，尽管有时正面的劝谏可能未被接纳，但这种言行中所内涵的实践理性总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这样，负载这一内涵的讽谏语文体也就有可能成为类似经典的文章。
经笔者在以往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统计，仅《国语》所收242篇短文中，文体特征分明的有190余篇，其中谏语就有170多篇。《左传》在编年体的框架内，文体特征比较明确的言辞有561篇，谏语就有221篇*张岩：《春秋战国文体源流考略》，《新原道》第二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笔者对其文类划分有调整和归并，以上统计数据也与其略有出入。《左传》、《国语》略似后世文章总集，其中的谏语、辞令可作为单篇文章看，因《左传》等书成书过程中，大量采用了春秋时代的书面与口传史料，不能将这些有独立文体的“文章”视为《左传》等书编者个人的“创作”。。《晏子春秋》、《说苑》均专列“谏”类，收录的春秋谏辞也有数十篇。这个统计数据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谏语的生成机制、主要内容和文体特征奠定了文献基础。
(二)春秋谏辞的类型及其特点
就其内容来说，春秋谏辞主要是对违背“礼”的事件和行为所进行的叙述、分析和评论，其目的是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劝诫和谏阻。就其针对的对象、内容和主题而言，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针对国君的谏辞。春秋前期，虽然宗法制有所动摇，但诸侯国公室的实力尚强，国君的政治权威尚在，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这一时期的谏辞主要是针对国君而发。这一类谏辞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类：一是针对国君个人的失德行为而发的；二是针对国君在为政中的失礼违制举措而发的。针对国君个人的失德之举的讽谏例子很多，最典型的如《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谏鲁隐公赴棠观鱼”：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144页。
这件事虽然与政事无关，看似国君的个人行动，但实则不然。所谓“观鱼”，实际上是到齐、鲁交界的“棠”地“会男女”，游春踏青*食鱼、捕鱼、观鱼之事为男女相会之隐语。鲁隐公“矢鱼于棠”实际是于仲春之月“会男女”。。这种失德行为在当时号称礼仪之邦的鲁国引起轩然大波，所以《春秋》记其事，微言以讽。《左传》的编者可能是照录了鲁史官的实录。
此年的进谏者臧僖伯为鲁公族臧孙氏之先，他是鲁孝公之子，又称公子滔。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三曰：“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则子臧此时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隐公之亲叔父也。”据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鲁国臧孙氏一族贤能辈出，皆为人正直，知书达礼，文辞斐然，堪称典范。见于《春秋》者计有臧文仲、臧宣叔(许)、臧武仲等，皆有言辞传世*参见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十二之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371240页。。
第二小类是针对国君行政之过的谏辞。比较典型的如《左传·桓公二年》所载臧僖伯之子臧哀伯谏鲁桓公之辞。此年夏四月，鲁桓公受宋人之贿，取宋郜大鼎，并将其纳于鲁国大庙有违于君之德。臧哀伯谏曰：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690页。
鲁桓公作为人君，本当为政以德，“昭令德以示子孙”然而却违礼受贿取人重器而纳之宗庙，其举措既违周礼，又失君德。故尔臧哀伯发为此谏，只可惜一片忠心，付诸东流，桓公不听其谏，仍一意孤行。桓公拒谏的行为在当时就受到舆论的谴责。《左传·桓公二年》载，周内史闻此事而评论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0页。可谓臧孙氏之知音。孔颖达评价此条谏语云：“此谏辞有首尾，故理互相见。”*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是说此谏辞首尾完整、独立，在表述上具有叙述与说理结合的特点。按：臧哀伯谏辞中所论国君昭德之礼数，包括饮食、服饰、车舆仪仗等，据《左传》此年杜预注及孔颖达疏，这些制度多见于今本《周礼》及《礼记》所载。由此推断，在当时可能已经有了成文的礼书，而鲁国的臧哀伯其人显然十分熟悉这类礼书，因而其谏辞中才多引据以为立论依据。谏辞中又以周武王克商而迁九鼎于洛邑遭义士非议之事，批评鲁国受宋之鼎而纳于太庙的荒唐举措。可知臧哀伯受家学影响，熟知各类“古文”，对于先代历史、文化也非常熟悉。
第二类，针对卿大夫的谏辞。至春秋中叶以后，诸侯国公室渐弱，卿大夫及家臣坐大。《汉书·游侠传序》云：“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97页。说的就是上述情形。如鲁国之“三桓”，齐国之田氏，晋国之韩、赵、智、卻，郑国之“七穆”等，均成为左右各国政局关键势力。这些大族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多网罗智谋之士，为己谋划。在这种国之行政大权操于大夫之手的情况下，讽谏制度由公室下移至世族，谏辞的对象也转而成为世族卿大夫。如《国语·鲁语上》载，鲁宗伯夏父弗忌违礼擅改昭穆黜桓公以尊僖公，宗有司谏辞曰：
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逾也。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逾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弗听，遂跻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顺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无殃乎？”*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64166页。
此谏辞又见《左传·文公二年》，二书可能有共同的文献来源。夏父弗忌为鲁国掌宗族事务及祭祀之礼之官员，据《国语·鲁语上》韦昭注，其父为鲁宗人夏父展，则其家为鲁国世族。进谏之宗有司当是夏父弗忌之下属。从其谏语引诗述礼来看，他也是一位知书达礼且明于制度之君子。
另如，《左传·文公十五年》载鲁国大夫惠伯(叔彭生)引“史佚之言”，以事亲之道谏其父襄仲，也是典型的以世族为对象的讽谏语。襄仲此时为孟孙氏掌权者，闻其谏辞而悦，帅兄弟以哭之。惠伯是孟孙氏之贤者，此前于鲁文公七年，即曾劝谏鲁文公勿允襄仲因夺妻之恨而伐其兄公孙敖，此年又劝襄仲守礼勿失大体，真为有识之君子。
以上是鲁国的情形，到春秋中后期其他诸侯国的讽刺活动也多针对卿大夫阶层。如晋国大夫随会引《诗·周颂》之《酌》、《武》及“仲虺之言”，以遵养时晦之道谏中军主帅荀林父勿与楚战，也很典型。《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此年夏，邲之战前夕，晋师救郑，及河，闻楚与郑盟，荀林父欲还师。一时军中将帅或主战，或主退兵，意见不同。于是随武子谏荀林父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22页。进谏的士会是晋献公重臣士之后，他历任晋国文、襄、灵、成、景五代，曾参加城濮之战，公元前607年与赵盾共谋劝谏晋灵公；士会为人忠厚正直，才干过人，鲁宣公十六年执晋政，平戎勤王，求典礼，修礼法。执政二年，晋国之盗尽逃于秦。此年论楚国内政之辞，征引《诗》篇兵法及先贤之言，阐述德行政事典礼之重要性，详尽分析敌我形势，鞭辟入里，见解超人，展示士会深知礼法、长于言辞之一面。
此外还有公元前563年冬，郑国“七穆”之一子孔执政，作载书欲以专权，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子驷将诛之，子产以“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之理谏子孔焚载书以安众；公元前589年，齐国佐谏晋卻克，也是典型的针对卿大夫阶层的讽谏之辞。
(三)春秋讽谏的文体特征
通过分析归纳谏辞文本可知，谏辞是“礼治”的产物，体现了春秋时代“礼”的崇古、尚实精神。谏辞虽大类上属于议论文，但又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第一，春秋谏辞大多因事而发，因人而发，因此具有明确的驳论性质。春秋时期诸侯国执政者产生政治上的违制失礼和行为上的失礼无德，主要的原因在于认识上和观念上的错误。因此进谏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驳斥受谏者的某种错误的观点，就是要面对面地辩论，并通过分析事理，辨明是非，驳倒对方，最终起到制止受谏者错误行为的目的。
如公元前639年夏，鲁国大旱，鲁僖公欲焚巫尪以求雨，臧文仲以为有违仁义之道，故进谏阻止。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臧文仲谏辞，鲁僖公焚巫以禳旱灾之举显然出于一种旧的观念。甲骨文中已有焚巫以求雨之记载，说明此俗起源甚早。《礼记·檀弓下》载：“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307页。“礼治”的核心为政以德，焚巫显然有悖于德。鲁僖公号称明君，而仍持有此种旧观念，故而臧文仲予以谏阻。他认为除旱之法，关键在于宜修人事，其思想趋新，具有鲜明的礼治倾向。此年的谏语，实际上是新旧两种观念的交锋，而进谏者往往代表着新的、进步的观念。
另如《国语·晋语四》载前638年，晋公子重耳流亡至郑国，郑大夫叔詹赋《周颂·天作》、引谚，谏郑文公礼遇重耳。郑大夫叔詹谏辞是因郑文公不礼遇重耳而发，其核心仍是一个“礼”字。春秋时期虽说礼崩乐坏，但列国相交，仍重周礼。故郑大夫叔詹谏阻郑文公顾念晋、郑同为姬姓诸侯而礼遇重耳，实是驳斥其认为违天非礼而无妨的错误观念。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的交锋。
再如《国语》所载公元前639年须句子奔鲁，鲁僖公母成风谏鲁僖公从周礼以封须句。成风是以周礼之“崇明祀，保小寡”的原则，驳论春秋中叶以后大国不顾小国的普遍观念，以此晓谕鲁僖公。还有周王室大臣伶州鸠、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无射之钟，是驳论周景王违背先王礼乐制度而片面追求音乐娱乐性的错误观点。其余此期讽谏语无不如此。归根结底，谏语是一种礼治思潮下产生的体现着新旧两种政治观念交锋状态的驳论性文体。
第二，春秋谏辞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如公元前638年，鲁大夫臧文仲引《诗·小雅·小旻》及谚语讽谏鲁僖公勿轻小国，即相当典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邾人以须句之故出师伐鲁。鲁僖公轻视邾为小国，不设防备而欲与之开战。臧文仲谏辞曰：
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95页。
一篇百十来字的谏辞，竟然两引《诗》句，一引谚语，足见其“复古”与“尚实”相结合的特点。其目的无非是提醒国君误犯轻敌之错，但只可惜鲁僖公不纳其谏。是年八月丁未，僖公与邾国之师战于升陉，鲁师败绩。邾人获僖公甲胄，悬诸鱼门以示威。按：臧文仲学识渊博，为鲁国有文之君子，他的讽谏语中所引之诗句见于今本《诗·小雅·小旻》及《周颂·敬之》。臧文仲针对鲁僖公轻敌无备的错误行为而予以劝谏，意在劝其临事勿骄傲自大而宜谨慎从事，否则其事必败。谏语中两引《诗经》诗句，既切合事理，亦显典雅之文风。
再如公元前521年春，周王室大臣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无射之钟，其谏语也很典雅。《国语·周语下》载单穆公谏辞曰：
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积聚既丧，又鲜其继，生何以殖？……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08110页。
细读单穆公这篇谏辞，仍是以引述古制为主要论证方式，其主旨在于集中论述音乐“和”美观念在音域方面的表现。单穆公的音乐观念是维护“先王之制”，而周景王则是为求刺激而趋新，他铸无射律编钟，主要是为满足听觉审美需要，要在无射宫下方小三度之林钟律位，再铸一大钟(无射之羽)，以扩大编钟音域。单穆公提出音乐审美方面的听觉音域之和的问题，这是值得重视的音乐审美思想。单穆公由听觉心理角度出发，指出大钟音域太低，撞击后声波产生的各种泛音将会使人听之产生强烈的不协和感。据“先王之制”，“耳之察和”，人耳对乐音的听辨有其限度，“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必须要考虑音域。如音乐超出此度，则“钟声不可以知和”，必将导致失德、失节。另外，单穆公认为周景王耗费民资以铸大钟将会引起消极的政治后果：声不合——心不和——人不和——政不和，告诫景王若如此下去，不仅不能享受音乐之美，并且“国其危哉”！
第三，春秋谏辞均观点鲜明、义正辞严、语带感情。因为谏语的撰制、发表动机或是针对违礼违制的政治事件，或是针对失德失礼的个人行为，所以开篇即用“善”、“可”或“不可”及“XX非XX也”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语句，特别明确、鲜明地表明进谏者的态度，然后再详细地对事实予以分析论证说明。而进谏者或是卿大夫，或是诸侯国的公族，介于他们与受谏对象的密切关系，常在谏语中寄托着深切的宗国情怀与忧患意识。最为典型者，如公元前589年，齐国大夫国佐引《诗·大雅·既醉》、《小雅·信南山》、《商颂·长发》之句，谏晋国大夫郤克。《左传·成公二年》载：齐顷公使国佐(宾媚人)赂晋以纪甗玉磬并割地，以行成于晋。晋郤克因此前出使齐国时遭顷公母羞辱而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谏曰：
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97799页。
这篇谏辞的背景是齐国被晋国所率诸侯联军打败，欲求和而郤克不许，且出言侮辱，情势对齐国来说极其不利。而国佐谏郤克之辞，却能因郤克之语而发，引《诗》之句，先以不孝、不义驳之，指出盟主之行，应尊王命而抚诸侯，斥责晋则不然，不配作盟主；继而表明如晋不许成，齐国将背水一战，语带威胁，遂使郤克无辞以对，与齐讲和。其谏语鞭辟入里，言辞恳切，柔中带刚，不失大国风范。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二评之云：“两折晋人，三引诗以畅其说，皆中情理。诗可以言，信矣。”*劳孝舆撰，毛庆耆点校：《春秋诗话》，第50页。汪基《古文喈凤》卷三录之，题作“齐使国佐如师”。也指出国佐之辞威而不怒，既充分揭示了郤克为报仇而忘大义，也言辞恳切语带感情*汪基：《古文喈凤》卷三，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石印本。。面对国佐之谏语，郤克理屈辞穷。此年秋，晋郤克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归汶阳之田于鲁。国佐不亢不卑，真可谓不辱使命。郤克闻国佐之谏而听之，也表明他尚属有大局观念而又能从谏如流的贤者。
再如《左传·襄公十年》载公元前563年夏，晋率诸侯之师灭偪阳，晋悼公欲以偪阳赐宗国大夫向戌，向戌谏晋悼公之辞，也是情理相兼的名篇。这篇谏辞言简意赅，恳切动人。向戌乃宋国桓族后裔。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以为向戌为向父肸之孙，杜预则以为是宋桓公曾孙。他深谙礼仪与为政之道，执宋之政十数年，多次出使列国，应对诸侯，在列国间享有极高声誉。鲁襄公二十七年，向戌促成晋、楚弭兵之会，更是声名鹊起。楚国大夫椒举谓向戌为诸侯之良，将其与郑国子产相提并论。他这一年的谏辞，坚辞以拒封，主要是其胸怀国家，公而无私，因此晋君乃以偪阳赐予宋公。
春秋谏辞还有很多，大多是针对某种不合乎道德原则的行为和事件而发，因为要劝谏并阻止错误的言行。其主要的动机并不在促使事件向坏的方向继续，而是抱着阻止和挽回的意图，故多分析和评论，大的文类属议论文。受到春秋时期普遍存在的借智于经典的风尚，讽谏之辞大都引据《诗》、《书》、《礼》、《易》及各类《志》、“谚”、“XX之言”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文化资源，有些长于辞令、博闻强识的进谏者还有意引述历史故事，运用举例或类推的说理方式来驳斥说服受谏者。因此，典雅渊懿是谏辞的基本语体风格。
总而言之，谏辞既是一种以“文言”为核心参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而生成的特殊话语方式和文体样式。
饶宗颐曾说：“盖讽谏固西汉以来文学之优良传统也。”*饶宗颐：《谏书、谤书论》，收入胡晓明编：《澄心论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39141页。这一方面说明春秋时代的谏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由春秋“经世之文”所形成的关心现实、“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的议政、咨询和讽谏是从西周“礼乐制度”中发展出来的，作为春秋“礼治”政治的一种形态和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文”的方式弥补君主专制政体的不足，因而具有强烈的“尚文”倾向与人文色彩。其核心层面是围绕礼乐传统和君臣德行而进行的言辞的撰制、发布和传播、接受，它们虽然具备制度的雏形，但这些问对、讽谏、论议之文是否达到发布者或撰制者的预期目的，则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德行。因此它们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后世法治时代的制度。本文关注的焦点不在于这些准制度本身，而是其中贯穿的言辞文章的撰作、发布、传播形态，以及它在上古文学研究中的意义。
通过梳理“礼治”制度下政论、问对、谏辞三类文体的生成规律，我们可以对春秋时期文体及文章有如下认识：
第一，早期文体的生成大多遵循特定礼仪或制度语境下的“言说”这一特定方式。政论、问对、讽谏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
第二，三种文体在功能上都指向现实的政治需求，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政治色彩。《文心雕龙·章表》：“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07页。从其功能观察，上述文体都属于“经国之文”，而此类文章在秦汉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是文章的正宗和大宗。
第三，虽然议政制度、咨询制度、讽谏制度代表了春秋时期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新趋势，但春秋社会礼治政治的核心特点仍是“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之故实”，故而由此产生的政论、问对、讽谏，在主题和内容方面仍未完全脱离西周“礼乐传统”的尊礼尚德精神。
第四，春秋政论、问对、谏辞的撰制、发表者，多是“君子”，是春秋时期的精英。他们大多践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叔孙豹语，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88页。的人生信条。许多人物，如鲁国的叔孙豹、臧文仲、孔丘，郑国的子产、子展、子太叔，齐国的晏婴、管仲，楚国的申叔时、屈完，晋国的叔向、赵衰、魏绛、师服，周王室的史伯、单襄公、伶州鸠等，都是典型的忠臣、圣者和贤者。他们印证了“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的规律。
第五，从文体演进方面来说，春秋时期的政论、问对、谏辞下启战国秦汉及之后的“问对”、“奏议”、“章表”等，不仅确立了“引证古训古制或故实+叙事说理+评论总结”基本写作模式，而且形成了典雅富赡、辞清志显、随事制巧的基本语体风格。
第六，以上三类文辞所表现出的关心现实、尊礼尚德、彰善抑恶、尚贤任能的思想取向，以及其言说者勇于担当、积极探索的现实精神方面，具有启人哲思、益人心智的特点。这奠定了先秦诸子的学术基础，开启了“百家争鸣”之先声。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刚健有为、积极探索社会人生的宏大气度和格局。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轴心期”，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春秋文学上承三代“文章官守”传统，完成了言辞发布及文章创作由宗教化向人文性的转变，同时下启战国“私人撰著”、“文体大备”的局面。这一时期不仅文章数量众多、文类丰富、文体成熟，且已出现大批能文之“君子”和丰富的文体理论。春秋初叶，各体文章源于“世官之守”的礼乐制度，其写作具有程式化、实用性和集体创作的形态特征。春秋中、末叶，随着世官制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言辞的构拟和发布转向“私人化”或“个体化”。郭沫若将“春秋时期”称之为古代文学史上的“五四”*郭沫若：《古代的“五四运动”——论古代文学》，收入《豕蹄内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合乎实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