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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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
——“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摘 要：《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关键词：鲁迅；左联；“第三种人”；冯雪峰；周扬
一、文章与背景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932年12月)是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最初发表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的第1卷第5/6期合刊，即该刊遭查禁前最后一期，后收入鲁迅的《南腔北调集》(1934)。
这篇文章原是鲁迅给《文学月报》当时的编辑周扬(19071989)的一封公开信*周扬的出生年份与新华社发布周扬逝世新闻稿的1908年不同。此处按罗银胜：《周扬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1页。，内容主要是针对《文学月报》第4期芸生(邱九如，生卒年不详)的讽刺长诗《汉奸的供状》*该期是1932年10月号，真正出版日期是11月15日。《汉奸的供状》刊于该期第8589页。。这首诗是攻击胡秋原(19102004)的，鲁迅认为诗中一些表达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很有问题。例如，拿胡秋原的姓作为嘲笑的对象，鲁迅认为有封建意味。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诗中用粗言秽语骂人，令人“不堪”，又以杀人恐吓，极不应该。鲁迅认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鲁迅：《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6页。鲁迅所谓的“辱骂”是指诗中的粗言秽语：“放屁，肏你的妈，你祖宗托落兹基的话。”见《文学月报》第1卷第4号(1932年11月)。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00页)认为，首甲他们显然奉行“革命文学”论战中创造社一些成员主张的骂人的“新流氓主义”，不过，主张“新流氓主义”的《幻洲》半月刊(下部《十字街头》)，诚然抨击对象很滥，但并非用粗言秽语。徐庆全称，鲁迅“行文中也可偶或发现”有“辱骂和恐吓意味的文笔”，未知具体所指(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徐庆全同书又称冯雪峰文章题目《“阿狗文艺”的丑脸谱》是“辱骂”(第22页)。查冯雪峰此文是给《文艺新闻》的一封信，题目为编者所加，后由苏汶应冯的要求改为《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收入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见苏汶的说明及洛扬(冯雪峰)《并非浪费的论争》中的说明，第60、244页。。
这篇文章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一，大约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1940年，由张闻天(19001976)与刘雪苇(19121998)合作编注、以解放社名义出版了《鲁迅论文选集》，里面便收录这篇文章*关于他们的具体分工和选编过程，参见唐天然：《张闻天同志主持选编的〈鲁迅论文选集〉和〈鲁迅小说选集〉》，《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1944年，周扬收集革命导师和领袖对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编成《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在延安出版，里面也节选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节选收入第5辑“作家、批评家”的第8节“鲁迅论批评家必须有立场，说真话，不应乱骂兴[与]乱捧”，参见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社(1949年广州重印)，第305307页。。张闻天和周扬看中鲁迅这篇文章的意义，并非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偶然巧合，其实跟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有密切关系。
1931年12月开始，胡秋原和苏汶(戴杜衡，19061964)批评左翼文坛，提出“文艺自由”和“第三种人”的主张，引来冯雪峰、周扬、瞿秋白、鲁迅等人的批评，一般被称为“文艺自由”论争。苏汶将约截至1932年11月的有关主要文章编成文集，取名《文艺自由论辩集》。这场论争历时一年多一点，左翼评论者前后态度有所变化，初期是对敌政治批判，用词比较尖锐，后来则是对“同路人”的批评与“帮助”，态度比较温和，原因是张闻天提出批评。
1932年11月，当时在上海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的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批评左翼文艺运动排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人”，“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认为对他们不应该“谩骂”，而应“说服与争取”*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307312页。。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是响应中共试图改变党内关门主义状况的努力。
当时是“左联”上级中共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的冯雪峰*冯雪峰曾是“左联”第二任党团书记(1931年2月)，后来转任“左联”上级中共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1932年2月)、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6月)等领导职务。以上年月据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自然知道张闻天的意见，了解到“左联”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需要检讨和调整。据说，他看到《汉奸的供状》后，向周扬提出批评，周扬不接受他的意见，两人吵了一架。冯雪峰于是请鲁迅写文章，鲁迅“从公意”写成《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不料文章刊登后，立即招致四位党员盟员首甲(祝秀侠)、方萌(田汉，18981968)、郭冰若(钱杏邨，19001977)、丘东平(19101941)联名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1933)，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767769页。。冯雪峰请鲁迅写文章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跟鲁迅与“左联”多数党员盟员一开始就存在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当初鲁迅参与成立“左联”时本来就属于少数*“左联”成立时，代表“鲁迅方面”的除鲁迅本人外只有冯雪峰和柔石，仅占发起和筹备人数的四分之一。见《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8页。，之所以能维持“左联”精神领袖地位的原因，主要是冯雪峰和瞿秋白的支持。瞿秋白把鲁迅当成亲密同志，而冯雪峰认为鲁迅是“左联”的“首脑”，是“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冯雪峰：《回忆鲁迅》(1952)，《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不过，“左联”多数人对鲁迅仍有看法。茅盾就指出鲁迅“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87页。对照夏衍谓瞿秋白比鲁迅“更容易为我们理解和接受”(《“左联”成立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3页)。夏济安早就看出鲁迅在“左联”的地位与冯雪峰及瞿秋白有关，见Tsian Hsia, “Lu Hsü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in The Gate of Darknes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104． 。并未得到多数人支持和拥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遭抨击后，鲁迅提出质问，竟然“不得要领”*鲁迅：《致萧军信(1935·4·28)》，《鲁迅全集》第13卷，第449页。，就是上述处境的最佳说明。事实上，首甲事后在检讨“左联”时，还在批评鲁迅的《三闲集》是“反左联反无产阶级文学”，而“左联”不作批判，是“偶像观念”和“情面主义”对老作家的“优容”，是“右倾毛病”*首甲：《关于胡秋原苏汶与左联的文艺论战》(1933年1月)，见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91292页。。
为了纠正“左联”的关门主义，冯雪峰除了请鲁迅写文章，还于1933年1月发表两篇文章，其中《并非浪费的论争》一篇由瞿秋白代笔，公开承认并纠正“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改变对“第三种人”的敌对语调，并提出“联合”的期望*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8页。。瞿秋白也曾设法声援鲁迅，留下一篇手稿《鬼脸的辩护》(1933)，批评首甲他们对鲁迅的攻击。这篇文章应该也是应冯雪峰要求而写的，但不知何故，当时没有发表*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1124页。。冯雪峰又介绍国外联合“同路人”的文章，又把张闻天的文章稍加处理，将署名改成“科德”，转载于1933年1月15日出版、由他主编的《世界文化》*张闻天原文与冯雪峰处理过的版本的比较，可参考吉明学：《歌特、科德及其它》，《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按：吉明学不知道《世界文化》上为张闻天作注释的“L.Y.”是谁。很明显，“L.Y.”就是冯雪峰笔名“洛扬”的拉丁文译音缩写，所以能请读者参照自己即将发表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又，夏衍对冯的处理用“删改”一词，见《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143页。。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情况才表面上得到改变。
二、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产生及其遭遇，虽然有中共试图改变关门主义的政策调整的原因，但基本上是鲁迅在“左联”的尴尬地位，以及由此牵连到的“左联”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冯雪峰和周扬的对立。
周扬原在1927年便加入中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底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1932年在“左联”经冯雪峰恢复组织关系，冯雪峰并让他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但两人的关系随即因为《汉奸的供状》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产生对立。对于《汉奸的供状》所引发的矛盾，夏衍(沈端先，19001995)质疑冯雪峰为什么不传达张闻天的文章，但首甲他们的文章一开始就提到“过去，普洛文化运动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显然知道张闻天的批评，所以他们或者看到，或者听说了张闻天文章的内容，即冯雪峰已经作出某种传达，或周扬向他们复述了冯雪峰的看法，亦即周扬导致他们写文章*详见拙文《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文史哲》2016年第3期。。从首甲他们也提到以前犯过“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的这个事实，则李何林(19041988)认为是周扬指使首甲等写文章*李何林：《鲁迅的生平及杂文》(修改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233页。，也就并非没有原因，即使周扬称不知道首甲等写文章*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见“文学100”网站：www.wenxue100.com/baokan/33287.thtml．，恐怕也难脱嫌疑。而夏衍称周扬不知道“歌特”是谁*夏衍1983年1月22日的谈话，转引自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1819页；又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141142页。，则与周扬自己的说法相矛盾。事实上，周扬是知道张闻天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文章的*《周扬自传》，见黎之：《文坛风云续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
共产党当时处于秘密状态，而那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是专门给“领导工作的同志”看的*参见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冯雪峰不可能让周扬他们看张闻天的文章。尽管如此，冯雪峰肯定告诉了周扬他们张闻天对“左联”关门主义的批评。查胡秋原1968年底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汉奸的供状》发表后，“左联派人找我，说这不是‘组织’的意思，……他说，中共当时的宣传部长张闻天确曾下令停止攻击我”*《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原载《中华杂志》第66号(1969年1月)，全文附录于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第539564页。。我们知道这位“左联”派来的“他”就是冯雪峰*参见秋石：《于包容中见伟大——从胡秋原的临终遗言中读懂鲁迅》及《让历史回归真实——还文学自由人本来面目》，见其《我为鲁迅茅盾辩护》，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1314、312313页。。按照常识和逻辑，冯雪峰既能告知胡秋原张闻天的批评，没有理由会向周扬他们保密。
陈早春和万家骥称，“有种种迹象表明”张闻天的文章是应冯要求而写的，意指文章表达的也是冯的观点，恐怕并非完全是事实*所谓“迹象”，大概是指唐弢提过冯雪峰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很有意见，并“公开”批评了瞿秋白，又“以为”《世界文化》转载《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修改，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过的”(唐弢：《在首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载包子衍等编：《冯雪峰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06107页)。但唐弢1936年10月才跟冯雪峰初次见面，他的说法大概只是阅读有关文献后的观感。。只要对照一下冯雪峰反击胡秋原的第一篇文章《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与论战收尾冯请瞿秋白代笔的《并非浪费的论争》，就可发现冯雪峰对胡秋原态度的明显变化，前者将胡定性为“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派”、反对普罗文学的“敌人”，后者虽然仍批评胡秋原客观上被“反革命派”利用着，但只说他不自觉地走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且肯定胡“主观上”是属于“爱光明……的人”，已释出争取与合作的善意*两篇文章见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5660、244253页。。这种变化，只能是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产生的结果。张闻天认为胡秋原只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310页。。不过，如果看一下论战开始时代表“左联”的三篇文章，就会发现冯雪峰跟瞿秋白和周扬的一个细微而很值得注意的差别：冯雪峰针对的只是胡秋原，而瞿秋白和周扬则把胡秋原跟苏汶置于同等的敌对地位。
据吴敏研究，周扬跟冯雪峰的争吵，还有双方当时直接的个人原因：在周扬方面，是因为胡秋原拒绝保释他被捕的亲如兄弟的堂侄周立波(19081979)，于是发表《汉奸的供状》以泄私愤；在冯雪峰方面，是因为他跟苏汶有很深的友谊，所以很容易接受张闻天争取“第三种人”的政策转变*吴敏：《以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例简论1930年代左联的矛盾处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但如果据此引申为冯雪峰和周扬都各有私心，争吵并非完全为公，因此“各打五十大板”，则有欠公允。周扬对自己泄私愤直言不讳*周扬：《关于周立波同志的一些情况》，收入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但若认为冯雪峰因私人关系偏袒苏汶，未免把他们当成市侩式的朋友关系。首先，冯雪峰尽管与苏汶有交情*关于冯雪峰与苏汶的交情，参见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戴杜衡：《一个被迫害的纪录》，《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按杜衡在文中回忆“第三种人”论争，感谢了两个人，陈漱渝估计其中一个就是冯雪峰，认为杜衡是感谢冯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一文(陈漱渝：《关于杜衡先生的一篇回忆》，《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但冯这篇文章已经是张闻天提出批评之后。，并没有妨碍他严正批评苏汶*何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67288页。同样，尽管冯雪峰后来对胡秋原的态度很友好客气，并不妨碍冯提出严正的批评，见其《并非浪费的论争》，同上书，第244253页。。其次，苏汶在“大革命”时代是共青团员，坐过军阀的牢，后发表过有革命倾向的小说，翻译过苏联文艺理论著作，应冯雪峰邀请参加过“左联”，还出席了成立大会，尽管他留在“左联”的时间很短*关于苏汶生平，参见应国靖：《杜衡》，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25432页；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陈漱渝：《关于杜衡先生的一篇回忆》、戴杜衡：《一个被迫害的纪录》，《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而且，论战期间，苏汶对自己“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了坦白的、并非敌对的解释，表明自己是“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而不能的作者”*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30页。，亦即表白自己是左翼作家的“同路人”。冯雪峰要维护这样一个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也是很自然的，也是他在“左联”一贯的立场。而苏汶至少在1935年之前也不算是“左联”的敌人。
夏衍认为，1931年11月“左联”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左倾教条主义的味道，依然是很浓厚的”，“最突出的一点”是把“第三种人”和“自由人”当成敌人进行批判*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140141页。。这并不符合事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是冯雪峰起草的，已收入《雪峰文集》，其中虽然指出“在敌人的文艺领域”，要注意“‘左’或灰色掩盖下的反动性和阴谋”，但对“有好的倾向的作家以及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的作家”，对他们的“理论斗争和批评却应该尽领导和组织的责任”*见《雪峰文集》第2卷，第331332页。。早在论争之前，冯雪峰就因为未能使“左联”吸收叶圣陶(18941988)和郑振铎(18981956)而感到无奈，也未能阻止开除郁达夫(18961945)*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传》，第8586页。。这与张闻天反对“左联”关门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是一致的，也是跟冯雪峰后来文章所表达的立场一致的。要之，争取有“好的倾向”的作家，而不是把他们排斥在外，是冯雪峰在“左联”的一贯立场和态度。
如果我们把冯雪峰对苏汶的态度，与前面提到他跟瞿秋白和周扬的不同联系起来，那么冯雪峰“发动”这场论争的真正意图就更清楚了。很显然，苏汶是属于“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的作家”，是冯雪峰一直在争取的对象。当胡秋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评左翼文坛，提出作家应是“自由人”的观点，刺中苏汶这类有“进步”倾向作家动摇的要害原因，实际上是跟“左联”“争夺群众”，已经不是理论斗争的问题，冯雪峰自然要还击。但瞿秋白和周扬加入论战，把苏汶也当成抨击对象，要把苏汶推向敌方，实际上是给冯雪峰帮倒忙。鲁迅的《论“第三种人”》(1932)因此也显然是冯雪峰请鲁迅写的，而且冯还在文末加上苏汶“怎么办呢”一句*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4卷，第559页。，表达了对苏汶的期望，力图挽回瞿秋白和周扬批评所造成的损害。鲁迅的这篇文章与张闻天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论“第三种人”》写成于1932年10月10日，发表在11月1日的《现代》杂志。张闻天的文章写成于同年10月31日，发表在11月3日出版的《斗争》。，可以看作冯雪峰纠正对“第三种人”批判偏差的部署。冯雪峰自己随后更写下《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1932)，对苏汶有所肯定，并批评了瞿秋白和周扬的错误*何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67288页。按：此文写于11月26日，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1日)，后收入《论文集》第1卷，见《雪峰文集》第2卷，第190204页。。那么，张闻天的文章是否也是应冯雪峰的要求而写的呢？这样的说法好像张闻天没有思想主见，对冯雪峰言听计从，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从当时工作关系上看，张闻天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而冯雪峰是“文委”书记，正好是张主管的范围。因此，冯会向张汇报情况及提出自己的意见供上级参考，或张向冯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见，即使是地下状态，也应是正常工作程序。张闻天综合各方面情况，同意冯雪峰的意见*吴敏注意到，张闻天在1932年10月2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左”倾情绪增长的危险，及关门主义的问题，但注释有误(《以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例简论1930年代左联的矛盾处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此处按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1900194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32133页。，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支持冯雪峰，但也将统战的范围扩大到包括胡秋原。这样去理解张闻天和冯雪峰的观点一致的“种种迹象”，可能会更符合实际。由于这是他们交换意见后的结果，所以冯能够在张闻天文章发表在即之时，请鲁迅写出与他们观点基本一致的《论“第三种人”》。
回到冯雪峰与周扬吵架的事情，其实吵架跟苏汶无关，因为《汉奸的供状》骂的是胡秋原，并不是苏汶。如果要“各打五十大板”，也打不到冯的身上。所以，两人争吵的关键是胡秋原。在这个背景下，周扬以绮影为笔名，在登载《汉奸的供状》后的一期，即与登载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期的《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专门针对胡秋原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批判胡在文学与政治问题上的“反动的本质”，称他是“社会法西斯蒂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其“普洛文化否定论”来自托洛茨基，等等*文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5/6期(1932年12月)。，比冯雪峰当初的措辞还厉害，无疑是特意向冯示威，向冯表示不买鲁迅的账。如果周扬已经知道《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作者是谁，这算不算也是向张闻天和党中央示威？不好理解。当然，持这种态度的不只周扬，首甲在1933年1月仍发表文章抨击胡秋原“已经走到反动方向”*首甲：《关于胡秋原苏汶与左联的文艺论战》(1933年1月)，见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第281页。。也许，周扬会认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批评是冯雪峰“告状”的结果。由于里面体现了冯雪峰一贯的立场和态度，周扬可能认为中央偏听偏信，接受了冯雪峰个人的东西。也就是说，周扬也许不认为冯反对批判胡秋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图。这样的推测似乎还可以令人接受。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到底是“左联”上级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是否冯雪峰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问题，作为党员的周扬最终也得接受，于是出现周扬与胡秋原同桌聚会的事情。
据说，冯雪峰跟周扬吵架后亲自到胡秋原处道歉说明。胡秋原原本写了一首诗回骂，准备登在《读书杂志》，在冯雪峰出面调解下才抽掉，但诗的题目仍保留在目录上，此事周扬知道得很清楚*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另参见秋石：《于包容中见伟大——从胡秋原的临终遗言中读懂鲁迅》，见其《我为鲁迅茅盾辩护》，第1216页。。应该是在他们争吵之后，冯雪峰也许“压服”了周扬，所以在一次现代书局的聚会上，安排周扬和胡秋原同桌，但周扬一句话都不跟他说*荣天屿：《他的一个未了的心愿》，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4页。，可见怨恨之深。当初周扬收到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时，应该明白那是冯雪峰请鲁迅写的，在如此深的怨恨情绪之下，则他引导或促使首甲等人写文章批判鲁迅，大概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周扬认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到了延安之后。张闻天当时也在延安。周扬在编选革命导师和领袖对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摘选了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按照周扬在《汉奸的供状》事件中所表现的脾性和气度，如果没有很大的触动，要他认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43年3月才退出中共领导层。周扬在延安应该跟张闻天谈过“左联”的事情，终于明白冯雪峰当时代表党的意见。
冯雪峰作为周扬的上级，并刚刚帮助过周扬恢复党组织关系，又让他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竟然不能使周扬接受自己的意见，而且还让周扬影响首甲等人公开抨击鲁迅。这些事情固然可以认为是“左联”关门主义深入人心，情况严重，但亦可以看到冯雪峰的领导能力似乎不无问题。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对立，恐怕在争吵前已经存在，而《汉奸的供状》只是两人对立爆发的导火线。如果周扬不认为冯雪峰的意见代表党的意见，那么他们之间的对立，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至于他们的矛盾，也许还是鲁迅看得准。据说，鲁迅多次说冯雪峰太老实，太认真，“斗不过他们”*陈琼芝：《我对冯雪峰同志的认识》，载包子衍等编：《冯雪峰纪念集》，第412页。。如果鲁迅真的用上“斗”字，则他们两人与“左联”后来的变化和命运，也就不会令人感到诧异了。
三、鲁迅与冯雪峰等的差异
尽管鲁迅“从公意”写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支持冯雪峰和张闻天落实中共文艺政策，但在论争过程中，他的态度、观点和立场，实际上跟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并不完全一致。早在1981年，李旦初便指出，“文艺自由”论争之初，鲁迅未参与第一轮对胡秋原和苏汶的政治批判，纵观现存所有鲁迅的文字，只字未提胡秋原，他第一篇有关文章是《论“第三种人”》，只有其中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可以认为是指胡的*李旦初：《“左联”时期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性质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辑。。而且，按前面的分析，《论“第三种人”》应该是张闻天和冯雪峰决定纠正关门主义之后部署而写的。
鲁迅跟冯雪峰等的差异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关于鲁迅与胡秋原的问题，张宁指出，“革命文学”论战当初，胡秋原就支持过鲁迅，而鲁迅与胡秋原文艺上的观点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张宁：《同途·殊途·同归——鲁迅与胡秋原》，原刊《文史哲》2012年第6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46463页。所谓胡支持鲁迅，参见冰禅(胡秋原)：《革命文学问题》(1928)，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0344页。，不过，鲁迅批评胡“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的谬误，尤其是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来看，还是正确的。熟悉普列汉诺夫的胡秋原，只要考虑一下普氏著名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就能理解“个人”受各种社会历史等等条件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完全“自由”。也许胡秋原说的文艺自由是另外的意思，但他没说清楚或没能力说清楚。如果鲁迅是在批评胡秋原，则他的批评的确点中胡秋原的一个理论要害。然而，当冯雪峰以“文学和批评的阶级任务”*洛扬(冯雪峰)：《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58页。，瞿秋白以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要求来否定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85页。，鲁迅都没有声援，他在论争中根本没有针对更具体意义上的创作自由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很清楚的。鲁迅早在辛亥革命前便清醒认识到以文学鼓动革命的限度，文学对社会改革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非常迂回曲折，根本在改变人的精神，而不在宣传与鼓动*参见拙著《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8265页。。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却还在努力推动鼓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重复在鲁迅心目中已经破产的“革命文学”理论，即文学用作革命理论的“留声机”来推动革命，是否会令他有时光倒流的感慨*夏衍就认为这场论争是“革命文学”论争的延续，见其《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1页。反对文学是革命理论的“留声机”，倒是胡秋原和苏汶的一个重要观点。见胡秋原：《阿狗文学论》(1931年12月)，载李富根、刘洪主编：《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下卷，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698页。对照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94页。？
他们的差异还有对“第三种人”的看法和态度。在论争的开始，苏汶的观点是很鲜明的，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他们尽管用语和态度或稍有不同，但批判的锋芒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文艺要不要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问题。鲁迅对此不置一词，除了前述的原因，也因为他们地位的不同。鲁迅虽然是“左联”名义上的领袖，但“左联”实际上由背后的共产党党团领导。当左翼文坛受到胡秋原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批评的时候，瞿秋白和冯雪峰作为当时党在文化界、文学界的领导人之一，即时回应，周扬等这些党的理论家随即附和，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辨析，一方面为共产党政策作出说明，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们的职责，但显然不是鲁迅的职责。
冯雪峰要争取苏汶他们，鲁迅虽写文章支持，其实是有保留的。论争结束后，鲁迅并没有停止对“第三种人”的批评。对于这点，研究者早已察觉到。不过也必须指出，苏汶当初提出“第三种人”时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此后也有一个“潜在的演变过程”，并非始终如一*参见窦康：《从“第三种人”到“第三种人”集团》，《二十一世纪》(香港)网络版，2003年2月号，总第11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210077.pdf.。另外，虽然一般认为论战只持续了一年多，此后鲁迅并没有停止批评，“左联”其他成员其实也没有停止批评。如果不包括鲁迅在内，“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评其实一直延续到1935年底*参见《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大事记》，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第513539页。。不过其他人的批评着重文艺理论，跟鲁迅批评的焦点不同。
对于鲁迅继续批评“第三种人”的原因，研究者也曾作出一些解释。李旦初指出当时“血和泪”的历史背景影响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黄悦接过这个观点，指出鲁迅跟胡秋原和苏汶在文学问题上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胡、苏求的是消解文学阶级斗争论，而鲁迅刚好相反，是要“把捉它”，“运用它”，在“血和泪”的环境进行反抗斗争，并以此“道德立场”继续对“第三种人”进行批评*黄悦：《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原刊《文史哲》2009年第2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第184210页。，并非没有道理，但还没有说清楚：鲁迅是持什么“道德立场”？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鲁迅的《论“第三种人”》。
鲁迅在文中诚然也说明左翼文坛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但当冯雪峰以左翼文坛代表的姿态，承认过去的错误和要纠正存在的“宗派主义”时，鲁迅的表态却是如何面对左翼文坛并不完美的现实，一点儿都没有“回护左翼”或“替人文过”*此处笔者与黄悦意见相反，见其《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原刊《文史哲》2009年第2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第193页。。他不但承认苏汶所指责的左翼作家中有人“左而不作”，还指出甚至有人化为“敌党的探子”；也不否定苏汶提出左翼评论家会批评“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认为可以想得更坏。这就不难理解，当“左联”理论家在这些问题上跟苏汶纠缠争辩时，鲁迅自然“失声”了。然而，左翼文坛包括鲁迅在内，在重重压迫下仍然“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鲁迅跟党的“指导者”态度和步调不完全一致，但能一同前进，这正是“同路人”的特征*赵歌东指出鲁迅是个“同路人”，其实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已说得很明白。赵歌东从“同路人”历史及鲁迅对“同路人”的态度等方面有进一步的分析，见其《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原刊《文史哲》2012年第1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第149183页。。但“第三种人”不也是“同路人”吗？为什么鲁迅要批判他们呢？理由很简单，鲁迅并不认为他们是“同路人”。
鲁迅认为当时要超脱斗争的“第三种人”在现实中根本“做不成”*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52页。。他们平时好像不偏不倚，其实总有偏向，“一遇切要的事故”便显露出来*鲁迅：《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549页。。后来更日益清楚，鲁迅多次指出他们假中立，一面指责左翼批评家扼杀他们的创作，一面对政府禁刊物、杀作家则避而不谈；又认为他们“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压迫加紧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鲁迅：《致增田涉信(1934·4·11)》，《鲁迅全集》第14卷，第295页。。他们简直成了当局的帮凶*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第159162页；《致姚克信(1933·11·5)》，《鲁迅全集》第12卷，第477页。，并得到特殊“爱护”*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及《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219221页，第464页。。当然，上述的指责有些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但在鲁迅看来却是很自然的发展。事实上，尽管苏汶当初“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但逐渐发觉“不能”，在很多事情上跟左翼文坛和鲁迅已经开始并不“同路”。例如文艺大众化问题，鲁迅支持鼓励，苏汶则反对，认为会压低艺术水平*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4卷，第367368页；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24125页。。虽然鲁迅和苏汶都感到在创作上无力产生“新兴文学”，但鲁迅设法通过翻译、发掘新作家去发展左翼思想文化，设法通过杂文从旧营垒反戈一击，向旧社会进行战斗，为“进步”事业尽一分力，而苏汶则处处感到左翼文坛的压力，甚至称因此写不出东西来*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1302页；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12136页。，把问题和责任全推给左翼文坛。苏汶这类“第三种人”一开始便已显示并不“同路”。
还有一类“第三种人”离“同路”更远，而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更突出。曾经是“太阳社”创建成员、左翼戏剧家联盟首任党团书记的杨邨人(19011955)，后来脱离共产党，转而提倡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了“第三种人”。鲁迅对他的态度是极度的轻蔑和完全的排斥，因此引起杜国庠(18891961)的不满*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626631页；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65页。。对于鲁迅这种不同的态度，理由比较简单。杜国庠当时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成员之一，此前，他于1928年由钱杏邨(19001977)、蒋光慈(19011931)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太阳社”。他跟杨邨人是好朋友。杜国庠的态度也许不代表共产党的态度，但事实是，共产党内有杜国庠这种态度，而并不在党内的鲁迅和胡风这些左翼人士则持相反的态度，反而对背叛革命、背叛组织的人表示愤慨。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表面上，张景兰提出的“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似乎可以用在这里(《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原刊《文史哲》2009年第2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第481499页)，但若认为争取杨邨人仅仅是政治策略，似乎跟中共对公开声明脱党者的政策相违背。。
四、结束语：鲁迅与“第三种人”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中国文艺界经过自19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的遭遇，人们对“第三种人”和“自由人”论争似乎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感到他们对左翼文坛的批评都常能击中要害，例如所谓“武断主义”、“扣帽子主义”、“干涉主义”，等等。这种认识对当代文艺问题上大概有促进的良好作用，但按1949年后文艺界经验的认识，来评价20世纪30年代的人物和观点，还需要结合当时实际状况才能中肯。就以苏汶“死抱着文学不放”但又惧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走狗”的心态而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概很能让人理解和同情，人们因此对鲁迅的批评重新思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鲁迅对苏汶的批评跟文艺理论和政策其实关系不大。在文艺问题上鲁迅也许接近苏汶多于左翼文坛的“指导者”，因此论战初期“失声”，虽然鲁迅对梁实秋(19031987)批评的其中几点，如好作品并非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和文艺有社会斗争功能*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9212页。，其实都可以用到苏汶身上。但《论“第三种人”》批评的焦点并非左翼文坛的理论与政策的问题，文章批评的焦点其实是苏汶自身的矛盾。
苏汶当初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想遵循“指导者”的方针策略，但又做不到。本来，1930年代上海文坛并非左翼独占，现实中存在不少并无政治色彩的刊物和作家，曾经“进步”过的苏汶也只是参加了一下“左联”的一些活动，基本上便脱离了这个组织，并不在“料事如神”、善扣帽子的“指导者”的辖下，完全可以无须按他们的“策略”写作。换言之，只要他愿意，完全有机会、有空间、有自由在左翼文坛之外“死抱着文学不放手”。况且他也有一个圈子和同人刊物《现代》*参见刘增人等纂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64205页。。但苏汶不想让“指导者”扣他“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一态度，只能理解为他又要珍惜自己左翼作家的身份*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26页。另参见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1992)，《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1页。施蛰存认为杜衡和他在政治上是左派，但在文艺上是自由主义。。从冯雪峰的角度看，苏汶这种既愿站在左翼，并反感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作家，完全是很好的争取对象，虽然他显然也遇到“宗派主义”的抵制。但问题是，苏汶很难争取，他两样都做不到：他固然不会“左而不作”，但也写不出具备左翼特征的作品；他既要保存自己左翼作家的标签，却要追求忠于艺术价值而又脱离当时斗争的“属于将来”的作品，也就违背一个左翼作家为大众进行现实斗争的基本理念和立场。“第三种人”对苏汶而言，其实不可能是一条出路。鲁迅所谓自拔头发离开地球的比喻，指出苏汶焦躁不安，不是别人摇头，而是自己做不成“第三种人”的缘故，其实是看得很准的。所以，苏汶的问题不全在文艺理论或左翼文坛路线政策。苏汶的问题在他自己，既要做左翼作家，又写不出左翼作品，于是把自己困死在这个自筑的、无法解决的悲剧矛盾之中。“怎么办呢？”其实不管到哪里去，是否有人扣他帽子，他都只能在焦躁中“搁笔”。
对于“怎么办呢”的问题，比较一下批评他的鲁迅会很有启发性。鲁迅通过翻译，培养作家，写杂文，支持大众语运动，等等，来支持左翼文化事业。这些活动与鲁迅文艺运动“改造国民性”，与“五四”文学“为人生”，与文艺干预生活、参与社会斗争等左翼理念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一以贯之的。“左联”时期的鲁迅也没有改变自己去做政治政策的“喇叭”或“留声机”。当冯雪峰他们有意请鲁迅写一篇关于长征的小说，鲁迅没有写。他始终忠于自己，忠于现实。不过，他倒写了一篇更有思想深度的历史小说，也是政治寓言的《理水》(1935)。对于苏汶所害怕的扣帽子，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被扣的帽子可谓多矣，但他也从未“搁笔”，反而参与成立“左联”。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前面提到鲁迅《论“第三种人”》中并不否认苏汶所提左翼评论家会批评“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认为可以想得更坏。这其实是他对“左联”一贯的观感和态度。“假如鲁迅还活着”，鲁迅本人其实对自己的处境早已“从坏处着想”，而且想得很坏。他估计共产党上台后可能会杀他*李霁野：《他活在善良人的心里》，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4页。关于鲁迅与冯雪峰的谈话，大概是对创造社的“围剿”有感而发(冯雪峰：《鲁迅回忆录》，《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142页)。，或者他只能乞求当马路清洁工*鲁迅：《致曹聚仁信(1934·4·30)》，《鲁迅全集》第13卷，第87页。对照《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所谓“给人家扫地”和“充军到北极圈”，《鲁迅全集》第4卷，第66页。鲁迅有这种心理准备，可能是了解到苏联“拉普”初期对“同路人”的批判排斥态度(参见张秋华等编：《“拉普”资料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34336页)。1931年底苏联文艺界按斯大林指示批判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60461页)，对于1929年译过他们论著并望以此来“煮自己的肉”的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213214页)，恐怕也有影响。。1932年，鲁迅就说过：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恶方法，我全都没有怨言。*鲁迅：《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4卷，第188页。
在1933年又说：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645页。对照《致萧军、萧红信(1935·4·23)》，《鲁迅全集》第13卷，第445页。
1935年，周作人(18851967)借古讽今，引张岱(15971679)评东林党虽多君子，但“窜入者”和“拥戴者”实多小人*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命运》，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影射“左联”及共产党祸国殃民。数月后，鲁迅在《“题未定”草》之九中几乎原封不动援引张岱的话，指出这类批评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第448页。。鲁迅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并非不知道左翼文坛有“左而不作”而且善扣帽子的“小人”，也不是没有被扣过帽子，但他为了革命的远大利益，并不计较这些。只要能看到革命团体内还有“切切实实”“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君子”，还有希望，即使身处“横站”的处境，他仍会支持。这是个很难得的真正“同路人”的“道德立场”。如果没有这些不同，鲁迅这个“中间物”就会跟并非真正“同路”的“第三种人”没有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