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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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斐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具体体现在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唯物辩证法及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其主要理论创新：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社会主义本质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理论，三是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四是中国特色开放经济理论；其实践创新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苏联模式”等不同，“中国模式”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成功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深度研究，并展开系统而科学的总结、升华。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规模、外汇储备等稳居世界第一。成绩斐然的背后，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支撑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指导？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则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框架[1]，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国富论》以唯心主义为基本方法论原则，服务于资产阶级经济统治与运行，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大相径庭。邓小平曾提出：“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坚持并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摸索，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所在。那么，这40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哪些创新发展？基于创新发展而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本文试图一一剖析以上问题，通过阐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根本性指导作用，剖析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下一步研究方向及重点问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与理论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唯物辩证法及唯物史观，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来看，是基于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实践化传承。在方法论原则上与之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普遍联系的客观规律，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客观规律意味着对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直接应用和继承；永恒发展意味着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最终达到新平衡的波浪式前进、循环往复式上升的过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中，正是遵循着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化特征、实际问题，透过经济现象的表象，在不断变迁的经济环境下，客观把握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律，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才取得了斐然的发展成就。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发展，每一阶段的历史发展有其特定规律，应有选择地继承发展历史理论和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同时，要求在认识经济发展规律的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4]。改革开放40年间，我们始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具体体现在：其一，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深刻把握不同发展阶段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从“站起来”向“富起来”转变的重要历史方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5]。新时代，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了“道路自信”的底气，在从“富起来”转向“强起来”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大报告不但指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更指明了矛盾的本质所在[6]，这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性判断和认识。其二，非“本本主义”“拿来主义”的实事求是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规律。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片面对某一理论、某些经验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汲取其他科学理论、成功经验的合理部分，再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分析不同发展阶段下世情、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来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断创新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方式。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方法具有阶级、制度属性[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服务对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若从根本上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就会落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圈套，偏离中国国情，得出错误判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基本理论的继承，才是秉持唯物辩证法及唯物史观的正确的价值判断，才能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科学辩证地对原有理论不断补充、完善、创新与发展[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一是作为理论渊源和根本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三是其他科学理论、实践经验的合理部分。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目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内在本质进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沿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脉络，通过深入系统地研究生产关系，解决如何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如何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变革原有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实现质量更高、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商品、资本、地租、劳动价值、资本积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国际分工等基本经济原理和经济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探索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动性，是道路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准确判断，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在不断改革探索中，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推进了市场化的改革和宏观调控方式改革、所有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财政与金融体制的改革；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手段更加科学高效可持续。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吸纳和包容一切科学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开放性。主要包括：一是借鉴其他经济理论中科学合理的成分，尤其是某些规范化、现代化的研究方法[9]。二是汲取“苏联模式”的失败经验。苏联从强盛到解体的过程给予我们一定警示，新的社会制度若没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改革和上层建筑的构建，依旧无法发挥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10]。三是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奋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海纳百川、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代精神。
以上三个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具体来看，这一理论基石的一般规律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40年来经济发展摸索的“特殊性”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规律；其他科学理论、实践经验的合理部分作为补充、借鉴或工具、方法。任何单纯强调其中某一组成部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得益于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的艰辛探索，为此，必须坚持理论自信。
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经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转轨始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同步进行。中国道路不仅与苏联模式不同，也与西方模式迥异，在发展取向、制度设计、政策选择上均有其独特性[11]。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根植的土壤环境，实践经验推动了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反过来指导着实践创新[12]。将40年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理论成果进行系统化整理，其理论创新主要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在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把握上，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坚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实际认识和准确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立足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我党提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据此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出发，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社会主义本质论，从内容上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时间节点上看，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开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内在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办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伟大突破，既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有着本质区别。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单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势必会进一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纯粹以市场调配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不同，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有力推进了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经济体制开创性地在社会主义国家发挥出了其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目标下，客观看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这就既可以发挥市场的竞争活力，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又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市场中存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进行调控。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并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新，也为科学社会主义贡献了又一理论智慧。
(三)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单一公有制无法使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摆脱落后并强盛起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所有制结构。40年来，所有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包括公有制与非公经济的具体占比问题、公有制的主导与主体作用发挥问题等。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形式、股份制改革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探索。三是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三权分置”、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许多方面突破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条条框框，将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的局限，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所有制结构；更进一步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形式扩充到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也经历了由“补充”提升至“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变化。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基。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与主体地位巩固，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物质基础；民营经济和国外资本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重要力量，在创造与积累社会财富、解决就业、繁荣与活跃市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是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及综合国力。在理论层面，也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
(四)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分配形式。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将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1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突破了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重大创新。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并存逐渐演化出与之相匹配的多种分配方式，这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非劳动要素参与到分配中，既作为市场运转的动力，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激发。我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从根本上看，是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内在统一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14]。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如果解决了共同富裕问题，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配制度理论方面，给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
(五)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开端，历经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的“发展是第一要务”、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不同的发展理念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指导和促进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意味着，首先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迅速脱贫和实现基本小康，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基本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发展的资源约束与环境生态问题更加凸显，对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发展均衡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5]；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的新发展理念再次升华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发展的动力在于创新、发展的保障在于协调、绿色是发展的要求、开放是发展的条件、共享是发展的目的，从五个方面指明发展的方向、破解的发展难题与提升发展的质量。
(六)中国特色开放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国际贸易、国际市场、国际分工的内容，奠定了我国开放经济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40年间，历经长期实践探索加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引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经济理论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开放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以开放的理念应对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好这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界定突破和丰富了马克思所认为的“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和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16]。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构想没有充分展开，斯大林所说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是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的，而我国开放经济对世界市场的划分是依据经济制度和国家主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两个世界相互共存，在经济上是分工合作、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资源共享，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从具体措施上来看，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再到两者的结合，最终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新开放机制。互利共赢体现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时，我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能力的提升；面对发展中国家时，力求双方利益的均衡；多元平衡是要达到内需与外需、进口与出口、国内和国际规则的三重均衡；安全高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经济的重要属性，就是有先见性地防范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
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其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我们进行一切改革和实践的立足点和最大国情；二是正确认识和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有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三是有关经济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三次发展理念的飞跃，实质是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做出的及时调整；四是对经济开放程度和方式的不断探索，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机制。这些来源于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已经具备了体系化的理论框架，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方向。
四、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1978年以来，我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究其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时俱进的正确指导是关键。40年来，正是在经济发展的实践摸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创新发展，开创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的藩篱，形成创新型的理论体系。不但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可以为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理论借鉴。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愈加不平衡，工业化先行国家生产力水平较高，而很多工业化进程缓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其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选项。
(一)西方模式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受益于工业化进程的先行优势，发展中国家与之经济发展的起点存在巨大差距，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差异注定其发展模式的不适用性。再者，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是在残酷的殖民掠夺和战争基础上获取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多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无法照搬西方资本积累的历史模式。西方模式中以英美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以德法等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在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中未能经受得住考验，都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新自由主义模式主张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并减税，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然而到21世纪初，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终于爆发，新自由主义模式以失败告终。莱茵模式奉行私有制下的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是一种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仍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卷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经济长期低迷，复苏乏力。西方模式自身问题很多，更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正确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和理论指导。
(二)苏联模式的激进式改革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前苏联作为第一个试图摆脱落后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在经济体制上排斥市场机制，几乎完全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在经济结构布局上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过度强调重工业；在发展方式上推行粗放型经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期，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效，1938年苏联就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收入仅次于美国，这与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十分相似。从历史经验来看，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施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短暂前期往往表现出国民经济快速复苏、经济增速迅猛的良好势头，举国体制办大事的优势比较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苏联经济甚至一度陷入长达15年的“停滞时期”[17]。20世纪80年代，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冲击，包括苏联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纷纷开始尝试西方发展模式，生搬硬套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但没有挽救苏联的局势，更进一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完全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激进式”的体制改革无法使社会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甚至危及执政党的地位。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残酷的失败历史，证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无法帮助其实现现代化。
(三)“中国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
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过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无法用西方经济理论解释，也无法用书本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完全说清。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发展路径，逐步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来说，发展生产力要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从内外两个方向引入要素。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解决了发展初期我国资本引入和技术引入的问题，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构建配套的经济制度来激活生产要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与时俱进持续更新的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理念都是激活生产要素的制度和政策推手。
除此之外，中国道路最终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奇迹”，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现代化道路的五个具体经验。其一，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等因素相关，更与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很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但这个阶段也是最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和动荡的时期，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反而会前功尽弃。中国模式的成功除了改革开放等因素外，更是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正确的领导，以及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营造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的保障。其二，平稳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上没有经历激烈的社会冲突，也没有遭受“休克疗法”的痛苦历程。尽管也遇到了种种困难险阻和严峻形势，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通过改革创新逐一化解。这种改革创新是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逐步建立的系统化的具体改革措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激进式”的改革手段不同，我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渐进式地对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方向进行了及时有效地调整。其三，与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策调整与更新。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主要目标，唯GDP论英雄。这其中经历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双重转变，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五大发展理念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新的方略。从发展的目标推进上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制定了细致化的目标和工作努力的方向，不仅构建了经济发展的大体脉络，更是中国模式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表现，“五年规划”的经验总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四，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就在于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市场是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看不见的手”指向的总是利益所趋的方向，政府的主导性不仅可以克服市场的缺陷，更可以在经济波动时予以适度的干预，及时化解危机，减少外围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因素之一。其五，对生产力容量的不断拓展。改革开放就是不断拓展生产力容量的过程，“引进来”的不仅是建设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潜移默化地引入意味着我们承接了发达国家更成熟生产力[18]。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的冲击下，开放的经济帮助我们实现了生产力容量的拓展。更好的经济制度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模式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拓展了生产力的容量，释放了经济发展空间，从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道路是经受了实践考验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40年，我们循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主线，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开创了一条前无古人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愈加不平衡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得以提升生产力水平？实践已经证实，西方模式、苏联模式都是行不通的，凝聚着改革开放全部成功经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为此提供一种新思路、新借鉴、新选择。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是阶段性的重要特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发展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在全面深化综合改革过程中，迈向新征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问题新挑战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背景下亟需解决的新问题新挑战，主要集中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状态及发展阶段转变三个方面。一方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聚焦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上，集中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结构、收入差距水平以及人与生态环境等方面。如何攻克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面临的新课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从“三期叠加”进入蕴含经济发展动力变化的“新常态”阶段，如何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率型，使经济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型，进一步化解集中发生于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是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突出问题[19]。再者，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强起来”阶段，摒弃对GDP增长的片面追求是大势所趋。如何优化经济结构、促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向中高端迈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入高端制造、中国创造、质量强国的“强起来”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挑战。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面对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新问题新挑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深刻分析现阶段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蕴含丰富宏观经济战略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回答了如何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首先，破解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性的基本需要，更提升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社会性、心理性需要，围绕着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一是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的创新发展从科技、制度、文化三个范畴的创新，指明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更可以有的放矢地解决人民对物质、制度、文化的更高层次需要；二是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以及政府、企业、市场三者协调发展的推进，可以进一步解决发展中的某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的绿色发展理念与主要矛盾中人民对安全环境的需求呼应吻合；四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更高层次的开放，进一步激活要素流动，可以促进经济平衡发展；五是基于对民生、精准扶贫等问题的求解，共享发展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助于实现人民对改革红利的分享，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
其次，新常态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严峻，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以智能化为代表，很多新兴产业刚刚开始孵化，其动能尚未完全聚集释放，产能过剩仍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掣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线，意在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激发市场活力，在统筹兼顾供给与需求两侧的基础上化解过剩产能，扩大有效供给，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升级的个性化需求[19]。
再者，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提出了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创新性地提出如何实现高端制造、中国质量、中国创造的强国模式，即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系统化变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来促使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强盛阶段[6]。其中，质量变革就是通过深化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质量提升作为主攻方向；效率变革的实质即破除相关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动力变革是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促使有创新能力的产业迈向中高端全球价值链[2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准确判断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同时，也解答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需解决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和政策趋向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积极探索我国经济发展运行的新规律，深入研究并细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实现这一思想的理论升华和实践指导作用。
六、结语
综上所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其他科学理论、实践经验的合理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40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社会主义本质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理论，三是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四是中国特色开放经济理论；其实践创新是形成了经受实践检验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选择、新模式。新时代，我们对经济发展中新问题的研究，要建立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地深度研究、理论升华、科学抽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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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HAO Na, KONG Xiang-l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40 year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also been innovative and developed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China Model”. Based on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can see tha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primary stage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essence,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theory of open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actical innovation is the Chinese model which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make a deep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Key words：reform and opening-up;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 new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