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突破到体制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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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突破到体制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摘 要： 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体系建设，是伴随相关实践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围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融合发展、怎样融合发展的问题，有两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一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市场经济手段论”，分别从实践层面和市场经济二重属性的辩证关系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从根本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融合发展做出了肯定回答；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方面优势的结合，在根本立场、发展理念、目标途径、外部条件以及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等方面，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怎样融合发展的问题，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和体系完善。
关键词：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本质； 以人民为中心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和条件，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突破。众所周知，现代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所以，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的，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根本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语*英国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中明确写到：“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见戴维·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同样，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见程秀生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万个为什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从实践层面看，除中国之外，成功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尚无先例。无论是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社会主义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还是前南斯拉夫实行的“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要么难以操作，要么昙花一现，最终都没有发展下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施韦卡特提出的作为资本主义优化替代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曾经风靡一时，最终却因空想成分太多而落空。这些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必然伴侣的结论。然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特定的经济关系，并不是抽象和孤立的，那些认为世界上只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存在历史偏差和制度偏差。一方面，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物质产品既有大量剩余、又未实现极大丰富这一阶段相联系的，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对化、样板化，导致历史认知上的偏差；另一方面，没有区分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把社会经济的具体运行方式直接等同于社会生产关系本身，造成了制度认知上的偏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探索，打破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传统思维定势，走出了关于市场经济认识的理论误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突破到体制创新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成功结合的奥秘，不仅是我国继续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当今世界上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需要。
二、我国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艰难探索历程
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否能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消灭商品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列宁在实践中发现，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能马上消灭商品经济，因此先后三次对资本主义实行“战略退却”，为社会主义实行商品经济进行理论探索。到了斯大林时代，尽管承认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存在一定作用，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遵循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20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批评急于消灭商品经济的想法，他指出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1]。他进一步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各种复杂的形势和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深刻认识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之后我国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左倾错误的曲折时期，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拨乱反正，社会主义建设才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面对全国人民要求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的迫切愿望，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被再一次提了出来，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绕不开的难题，吸引了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不断进行思考和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探索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实践探索期(1978—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2]。这一论断为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实践上，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国家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收购农副产品，农民通过售卖多余粮食获得一定收入；城市里同时开始探索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两步利改税，始终围绕政府与企业之间如何实现“政企分开”来寻找改革的突破口，这些改革总体上都与如何利用价值规律，调动农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积极性紧密相连。实践上的积极探索为理论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内在统一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关于这一理论依然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这直接导致了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手段的并行矛盾。理论界在最初提出的“主辅论”“板块论”基础上，又出现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宏微论”，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渗透论”等等，但始终没有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到底应该是什么。模糊的认识导致实践中经济政策方向不明，经常是针对问题制定对策，出现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其中关于价格究竟是市场决定还是计划决定，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价格改革的闯关失误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发展进入治理整顿的徘徊期。
这一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是我国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我国在这一问题的探索上走在了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列，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践和理论经验。但从根本上看，这一阶段依然没有突破既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传统认识，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仍然停留在争论之中。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还需要明确的回答。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期(1992—1997年)
以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点，在解放思想的同时，实现了基本理论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市场经济手段论”，同时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这两大基本问题的传统认识，为进一步探索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摆脱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认识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极大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视野和思路。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进一步为避免无谓争论、大胆创新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制度保障。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次大飞跃。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以更加强调价值规律主导经济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式确定下来。
党的十四大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指引下，在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国企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其中包括在所有制制度方面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国企改革方面提出建立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等，为全面推进经济市场化奠定了政策基础。随后，针对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攻坚，1993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指出“中央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形式”；1994年，许多地方开始自发尝试通过产权重组改革国有小企业，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形式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掀起了一波国有小企业产权改革热潮；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抓大放小，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
这一阶段的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基本理论的认识上。也正是这种更加基础层面的思想解放，才使我国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结合的惯性思维，真正走上了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可以说，“南方谈话”直接为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清除了最后的理论和思想障碍。基础理论的突破为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明确了方向，打开了局面，之后一系列关于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创新性论断，都是这种理论突破的衍生和扩展。但是开创性的实践，仅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是远远不够的，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具体操作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做出理论方面的回答。比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实现、按劳分配原则与劳动力市场建设之间如何协调、国有企业怎样防范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等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具体理论因此快速发展起来。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期(1997—2012年)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创新性理论，尤其是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所有制制度方面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从体制外拉进了体制内，为市场竞争奠定了微观基础；同时界定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明确提出公有资产占优势最重要是质的优势，国有经济为主导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明确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此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理论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一些重大关系的认识逐渐清晰和明朗。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问题上，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党的十六大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面对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为市场经济端正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国有经济的改组改制和保值增值的关系上，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国企改革新战略，在全面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强调国有经济布局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主导作用；面对国企改革中出现的管理层收购、假破产、假合资、评估机构恶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等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一并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七大更是强调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保护一切合法的财产权。
充实、丰富和发展是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各个具体领域的迅速生长，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的新型经济体制，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人民收入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宏观调控、市场资源配置等方面都日渐成熟和稳定，初步呈现出体系化特征。然而，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比如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系问题、民生领域过度市场化问题、非法收入和贪污腐败造成的市场秩序混乱问题等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党在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同时，对理论进行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第四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完善期(2012年至今)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正式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号角。对于如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提出了八点“基本要求”，其中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强调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些表明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和目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表述为“决定性作用”，再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对外开放等方面都做了详细部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打造“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愈发自信。
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处于突出地位，表明了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明特点。党的十九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等等一系列创新性思想，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从具体的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长期困扰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怎样融合发展的问题，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境界。
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明确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基础上，进一步摆脱对世界上现有市场经济模式的模仿和借鉴，坚定探索中国自己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道路。在根本立场、发展理念、目标途径、外部环境以及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论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更加趋于成熟和定型；二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深刻认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基础上，主动出击，既在国内市场经济建设的顶层设计中体现全球视野和国际格局，又在世界上积极作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全面深化改革和大胆创新就只能亦步亦趋尾随于后，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反过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又进一步促进了改革的深化，不仅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空间，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市场经济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积极引导世界经济发展，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这本身就是我国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纵观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四十年历程，不难看到实践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设想到现实、从简单到丰富、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步步逐渐走向完善的过程。这其中围绕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及社会主义怎样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基本问题。二者之间曾经多次展开过激烈的理论碰撞和思想交锋，甚至出现了倒退和改旗易帜的危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党始终坚持广开言路、求真务实，坚持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科学认识论观点，依靠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紧要关头，力挽狂澜，不仅保持了经济发展大局的稳定，而且还适时推动理论创新，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顺利向前发展。四十年历程中，我们党有两次这样关键的理论突破，分别回答了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及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创造，下面本文分别进行具体阐述。
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突破口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争议之声一直不绝于耳。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就是建立在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基础上的，因而商品货币关系是万恶之源，社会主义只有彻底铲除商品货币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剥削行为，建立人人平等劳动的新型社会，因而社会主义绝对不能搞市场经济；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难以形成有效竞争，这会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近些年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顺利推进，一个新型的公有制占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悄然成型，但学界却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有人认为既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机制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绩，那么私有制作为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逐渐退出；也有人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决定性的手段，就意味着政府应该放弃对市场的干预，一切交由市场自由定价和自由竞争，不恰当的产业政策会传递错误信息、扭曲市场信号、扰乱市场秩序，应该取消。凡此种种，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根本上都是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方面的认识没有跟上社会实践的发展步伐导致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的设想，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应该向更本质的层面深化，一味停留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天才设想的特征描述上只能作茧自缚；市场经济在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中有自发需求，那么就应该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只是凭借表面现象就直观判定世界上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的市场模式，无异于坐井观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市场经济手段论”，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不仅在当时深入清除了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障碍，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键突破口，还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从实践层面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
正如本文开篇指出的，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这些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再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相反，它们都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构想的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中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才能实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切美好设想？这成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中，尤以社会主义国家还能不能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冲突最为尖锐，一方面是来自于经济发展实践的自发要求；另一方面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测，何去何从，考验着人们的理论修养和智慧。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秉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和先进性，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发，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特征深入到本质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既有根可循，又有发展空间。其中，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和表述最具新意，直接为我国创新基本经济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吸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必须首先体现在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社会主义本质论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述，置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后，突出了社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这不仅有效避免了长期以来脱离生产力而片面强调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做法，而且为我国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探索富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其次，强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目标指向，突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功能。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述，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取代了传统的“公有制、按劳分配”的提法，更加突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功能，而不是制度特征。这种从实践层面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的做法，有利于打破对社会主义僵化、教条的理解，为我国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融合，指明了实践方向。
最后，从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过程性。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做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表述，两个动词强调了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过程性，这对于落后国家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存在的、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常常伴随“大跃进”“急过渡”的左倾倾向。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强调社会主义自身，有一个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完善的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不仅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有效避免各种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的冒进或保守错误，而且直接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空间。
从实践层面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当代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不仅找到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入口，而且也开辟了落后国家创新社会主义实践的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在宁夏考察时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也正是对实践社会主义思想的重申和强调。
(二)在市场经济二重属性的辩证关系中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手段论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这一论断的出现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人认为市场竞争赖以存在的多元利益主体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才能真正实现，因而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些人认为市场是中性的、独立的，可以与任何制度相结合，西方学界盛行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建构，大多是以这一认识为基础的。事实上，市场经济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现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但现实中不存在脱离具体经济关系的抽象的价值规律运动，市场总是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并为实现这种经济关系服务的，这种决定价值规律具体作用方式的经济关系，就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那些把市场经济视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本质上是混淆了体现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制度，与实现经济运行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即把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直接等同于其自然属性；而那些把市场经济中性化、独立化的观点，又割裂了市场经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联系，只看到了市场的运行机制，没有看到市场的运行载体和具体运行条件，也是片面的。具体说来，市场经济之所以是手段，而不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市场经济是实现经济运行的方式，体现的是生产关系最表层的关系。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在价值规律作用下，通过市场价格、供求、竞争形成的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进行自发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从市场主体的角度看，它体现了参与市场竞争的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等价交换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稳定地出现大量经济剩余的状况相联系的，因而市场经济关系也体现一种生产关系。但是，如果把市场关系简单等同于孕育它的社会经济关系，就会混淆事物的形式和本质，造成理论误判。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5]。马克思还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假象，为剥削关系进行辩护的行为，“还有些人错误地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关系的假象看作是资本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系辩护并抹杀这种关系的特征”[6]。
其次，市场经济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它的性质取决于进行交换的市场主体的性质。单纯从市场机制运行来看，市场经济似乎是“中性”的、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市场的竞争是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市场供求的状况是市场主体之间的生产与消费状况决定的，市场价格信号是市场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可见，根本不存在脱离具体市场行为主体的抽象的市场，而具体的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因此市场经济一定是某种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尽管它可以在很多经济关系下存在，但它从未独立存在过。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做出判断”[7]。也正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角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扬弃了商品生产的基础，扬弃了孤立的、独立的生产和商品所有者的交换或等价交换”[6]。
最后，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在经济规律的形式和内容上也会不同。作为孕育现代市场经济的母体，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存在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等价交换原则与平均利润之间的矛盾。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各个资本之间应该通过商品买卖彼此等量交换一般劳动，但资本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而是追逐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所以当资本之间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而导致利润率的差异出现后，资本出于逐利的目的，就会不断将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最终在新的供求关系下形成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结果。商品交换不再以价值为基础，而演变为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为基础，呈现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生产价格规律。尽管生产价格总量与价值总量相等，生产价格规律在根本上并不违背价值规律，只是改变了价值分配，但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依然显示出生产价格规律的制度局限性。比如为了对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的侵蚀，而阻碍科学技术发展和加剧压榨工人；为了获得平均利润而不得不破坏供求平衡，使得利润率高的部门长期维持在供过于求的状态；为了提高平均利润不惜海外大举扩张，把畸形的商品生产关系蔓延到全世界等等。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市场价值规律的矛盾，“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8]。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在生产目的上也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主，突出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必将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方面，呈现出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殊经济规律。
只有在市场经济二重属性的辨证关系中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手段论，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市场经济的作用原理和其作用条件之间的关系，才能在根本上破除要么孤立化市场经济、要么绝对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为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们之所以敢于选择这条路，并执着探索、百折不挠，就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市场经济手段论思想，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理论体系的突破口。直到今天，从实践层面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在市场经济二重属性的辩证关系中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手段论，依然是抵御各种“左”或“右”的错误的有力思想武器，是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四、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与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必须系统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方面的优势，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也是最突出的中国特色，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9]。新时代如何更好发挥两方面的优越性，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协调人民的现实需要和市场的有效需求、国家经济战略和市场运行秩序、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市场空间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和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立场和发展理念，指明了中国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和途径，同时突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构建了新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些构成了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主要内容，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问题，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和体系完善。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9]。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我们摆脱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交换而生产，为追逐剩余价值而交换”的经济异化怪圈，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根本目的，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越性，也为国民经济体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市场良性循环，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二，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9]。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当前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是传统计划经济留下的旧尾巴，还有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当前要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考虑自身工业化建设的小环境，还要考虑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大背景。只有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性探索置于时代和世界的大格局中去，才能充分发现和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发挥后发优势，保证体制创新的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契合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回应了当代全球市场发展潮流的呼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时代血液。
第三，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立足于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将引导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具体方向，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焕发出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例如，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意味着主导我国市场的将主要是满足人民需要的各类商品，而不是资本投机需要的各类资本；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实现突破，这意味着我国技术市场，尤其是信息技术市场体系会加速建设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点，这意味着我国将逐渐打破城乡二元市场壁垒，实现全国市场的统一；共享发展理念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关注民生，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准，这意味着教育、医疗、住房的发展目的，不是简单的市场盈利，而是增加人民福祉。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拓展了国际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尊重和赞誉，也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同欧亚发展中国家深度合作的新平台，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体现了互利共赢、造福世界人民的国际大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向全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感召力，是我国为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我国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开辟平等健康的国际市场赢得了主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五，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关系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发展进一步得到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总书记更是把能够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看作“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9]。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强调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和互为补充的关系，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坚持“宏观要稳，微观要活”，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其次，明确市场和政府各自的功能定位。强调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政府要简政放权，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同时明确“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10]，强调政府要管好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情，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总体上的，不是全部的。再次，探索出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有效途径。包括通过混合所有制实现公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的融合，放大公有资本功能；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强调各类所有制经济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企业面向市场做强做优做大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和体系建设，显示出了不同以往的一些新特点。一是市场定位更加明确，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并为此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积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文化建设，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大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文化支持。三是“中国特色”更加鲜明，不仅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上，而且在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制度基础、宏观调控、发展重点、运行目的以及全球观念上，都展现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沛信心和坚定决心。
五、结语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不仅伴随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而且也为世界上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世界文明做出的新贡献。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继续发展，还存在不小的挑战，还要努力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民生短板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产业升级问题、高质量发展问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问题等等；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而言，在放大混合所有制的功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市场公平等方面依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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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4+31+21+64.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00.
From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to System Innovation: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SHEN Wen-wei, YANG Ren-zho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matu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practices and are the great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round the issue of whether and how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can be integrated and developed. One is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essence" and "theory of market economic means" put forward by Deng Xiaoping in his "Southern Dialogue", which are deepened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ual attributes of market economy.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has fundamentally emancipated people's minds, formed a breakthrough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answered positively whether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can be integrated and developed; secondl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ghlight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s been innovatively developed in terms of its fundamental position, development concept, objective approach,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type of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t systematical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can be integrated and developed. The problem has promoted the system innovation and system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socialism; the market economy;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people-cent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