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CFO校友关系与公司避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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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CFO校友关系与公司避税行为
——基于税收征管强度视角的研究
摘 要： 以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该效应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更明显；进一步地，CEO-CFO校友关系的避税效应会显著降低公司价值，这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尤甚；拓展研究发现公司外部融资约束加剧了CEO-CFO校友关系的避税效应。本文在校友关系的视角丰富了人际关系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研究，为投资者及监管者完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 校友关系； 避税行为； 税收征管强度； 公司价值； 融资约束
一、引言
根据Mayo“人际关系理论”，人际关系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及经济后果的关键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色彩历来浓厚。在古时，人云“亲不亲，故乡人”，曾以地缘为纽带、以乡邻互助为宗旨的商帮文化可谓典型体现。在近代，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以学缘关系为依托构建的校友文化逐渐演变成新时代的商帮文化。校友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公司高管的决策行为及经济结果的研究，逐渐成为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然而，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公司高管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校友关系[1-3]，鲜有探讨公司内部决策者之间的校友关系对公司决策及经济后果的影响。诚然，公司高管团队成员众多，各司其职，但就财务决策而言，CEO与CFO被公认为公司财务决策的最重要参与者[4-5]。故而，探讨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及其经济作用理应具备典型代表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此为本文研究的初衷*同理于姜付秀等(2013)，本文主要考察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及其影响。。
已有文献从高管任期差异导致的彼此“不信任”会抑制合谋侵占股东利益的视角探讨了CEO与CFO的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4-5]。受此启发，笔者颇感兴趣的是，若CEO与CFO之间存在校友关系，由此带来的“亲近感”与“认同感”是否会影响二者行为方式，继而对公司经营决策及经济后果产生影响？如同公司代理问题，“避税”[注]本文将公司避税定义为公司利用税收征管法规的不完备性或充分利用包括税收减免在内的各种税收优惠，经由适当的财务安排或其他方式降低公司显性税负的行为。这一重要财务决策也备受关注，具有自利动机的高管往往对各种所谓“合法”节税或避税手段乐此不疲，通过构建复杂且不透明的避税活动实现对股东利益的侵占[6]。CEO与CFO能否达成避税策略的“统一战线”直接决定着公司避税策略及效果，但考虑到CFO兼具“战略支持”与“监督控制”的双重职能，在避税行为上其更多的代表经营者利益还是所有者利益，尚且不知。或许CEO与CFO二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那么，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究竟如何影响公司避税策略？目前我们仍知之甚少，学界研究更是付之阙如。鉴于此，本文基于不同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视角，探究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以期有所裨益。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校友关系作为现代公司管理层框架下的一种重要人际关系承载，本文基于人际关系理论，首次探讨了CEO与CFO之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为公司税负问题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丰富了人际关系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研究成果；(2)本文基于“税负压力”视角，探讨不同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差异如何影响CEO与CFO之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作用效果，这有助于厘清校友关系参与公司治理的外部约束机制；(3)本文发现CEO与CFO之校友关系导致公司激进的避税行为，损害了股东利益与公司价值，这提示投资者及监管部门需重视公司高管人际关系的综合经济后果，通过完善正式制度来约束非正式制度的负面效应。
二、文献回顾
公司避税行为可谓各国普遍存在[7]，然而不同公司的避税程度存在差异，公司避税的动因、机制及效果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传统观点认为，避税将本应强制上缴给政府的税收更多地留存下来，节省公司现金流支出，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但对现代公司而言，随着公司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日益凸显，“代理观”为不同公司之间避税程度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经营者存有自利动机，可能恰好利用复杂且隐蔽的所谓“合法”节税或避税手段从事利己行为[6]。在代理避税观的理论指导下，国内外学者在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Chen(2005)发现，良好的内部公司治理能有效约束公司的避税行为[8]。即便在内部治理机制较弱的公司，机构投资者作为替代治理机制亦能有效抑制公司避税行为[9]。后续研究亦考察了股权性质[10]、高管薪酬激励机制[11]、董事会特征[12]以及外部审计[13]等因素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
除上述显性公司治理因素外，一些软性因素也会对公司避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Agrawal和Knoeber(2001)发现，政治关联能为公司提供有益的税收监管环境，帮助其获取避税这一宝贵资源[14]。罗党论和魏翥(2012)的研究也表明，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为其顺利避税起到帮助作用[15]。李成等(2016)将研究视角置于CEO与独立董事之间的联结和互动上，发现独立董事与CEO通过共同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术、任职经历等相似特征而形成的内部网络联结越强时，二者在信息沟通、信任程度、行为目标甚至道德判断上更易达成一致意见，致使独立董事放松对避税决策的监督，因而公司避税程度越高[16]。事实上，作为公司的“一把手”，CEO对公司避税行为的作用毋庸置疑[17-18]，但避税活动的顺利实施还有赖于直接负责公司财务工作的CFO的配合与支持，甚至有研究证明，CFO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力并不亚于CEO[19]。尽管学界已注意到CEO与CFO在避税行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但现有研究仅将二者作为独立个体探讨其特质或动机对避税行为的影响，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可能产生的效应。
近年来，诸多学者关注人际关系对公司决策及结果的影响，但主要聚焦于政治关系[14-15]、商业关系[20]、家族关系[21]、老乡关系[22]等方面，对人际关系网中普遍却又独特的校友关系的关注不够。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校友关系不单是一种情感文化，更像一种资源文化，申宇等(2015)将其称为进入圈子最便捷的“门卡”[1]。就连担任监督职能的审计师，当其与高管存在校友关系时，也难保审计独立性，更倾向于出具标准审计意见[2-3]。然而，此类研究仅关注公司高管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校友关系可能产生的效应，鲜有探讨公司内部高管之间的校友关系对公司决策行为及经济后果的影响，遑论公司最高决策团队内部的校友关系对公司具体决策的影响。借此契机，本文探讨CEO与CFO之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以期拓展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亦为政府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提供经验证据及决策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避税代理观认为，公司为规避政府部门的稽查和处罚风险，经营者会精心设计复杂且隐蔽的交易活动，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加剧又为自利的经营者侵占股东财富创造了机会和条件[6]，尤其是在股东难以实施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经营者可能利用避税节省的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或攫取私人利益，损害公司价值[23]。作为公司最高代理人，CEO自然能对公司避税决策施加决定性影响。然而，已有研究也发现CFO在避税决策上的影响力并不亚于CEO[19]。现代公司中的CFO介于经营者和股东之间的关键位置：一方面，作为高管团队核心成员，CFO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尤其在财务决策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经常被誉为CEO的战略伙伴；另一方面，作为股东价值管理的中枢，全面负责公司财务活动的监督与控制，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是CFO的使命所在、职责所系，合理筹划并降低税务支出、提升公司价值是CFO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因此CFO直接参与并决定着公司避税决策及执行。若CEO出于一己私利欲进行复杂避税行为，CFO凭其专业性理应能够识别这些避税手段及私利企图，但考虑到CFO兼具“CEO战略伙伴”与“股东财富管家”的双重身份，CEO与CFO之间能否达成复杂避税策略的“统一战线”？根据“人际关系理论”，人并非被动的、孤立的个体，其学习、工作及行为决策皆受人际交往过程中所建立的“关系”影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求学过程成为人们构建社会关系网的关键时期。作为知识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一类群体，CEO与CFO的教育背景无疑是其社会关系网的重要维度，若二者之间存在校友关系，或许能在达成避税策略“统一战线”上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校友关系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校友们在同一学校走过青葱岁月，终将沉淀为人生中的重要印记。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拥有的宝贵记忆，使得校友们之间很自然地形成一种重要的关系网络，加之每个学校独特的文化底蕴，共同的文化烙印促使校友们对彼此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24]；第二，“天涯校友心，同系母校情”。我国历来就有“尊师重道”、“饮水思源”等优良文化传统，大多数校友对母校的栽培之恩时刻感怀在心，在外奋力拼搏，亦胸怀对母校的回馈之愿。这一共同的感恩心愿天然地将校友们联系在一起，也易将对母校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对彼此的关照与支持之心[24]；第三，校友们之间往往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今，大部分高等院校成立了“校友会”，这逐渐成为联结广大师生和校友的重要纽带，通过举办校友聚会或校庆等活动将各行各业的校友齐聚一堂，志趣相投的校友们可以借此构建紧密的“小圈子”，圈内享有不同资源的校友们互相扶持、共享信息与资源。因而，校友关系充当了圈内人拓展人脉、获取所需资源的重要“门卡”[24]。
立足于校友关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特征，我们认为，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可能对公司避税行为存在促进效应。首先，“同质原则”指出，相似的人往往有较多的接触，具有共同特质或经历的人更容易互相吸引或产生共鸣[25]。存在校友关系的CEO与CFO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和学习经历，很自然地会有更多的交流甚至深层次接触；加上各所学校特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沉淀深刻地影响着学子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存在校友关系的CEO与CFO往往对共同母校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其次，“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共同的特质和经历使个体认识到自己归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也极易感知这一群体身份所带来的情感及价值意义[26]。对于早已步入社会的CEO与CFO来说，校友关系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尤为明显。当CEO出于自利动机提出避税诉求时，带有“情感”色彩的CFO倾向于认同和信任校友CEO；当CEO与CFO皆有谋求私利的动机时，双方可能将校友关系视为有利“工具”，借以在避税行为上形成“合谋”。亦有研究表明，个体对内群体成员更有好感，更倾向于对内群体成员作出正面评价[27]。若CEO与CFO之间存在校友关系，这一特殊关系促使他们产生对彼此的偏私心理。避税决策不论由CEO还是CFO提出，另一方很可能出于对校友的偏私之心而支持对方策略，即二者在避税策略的沟通和执行上更易达成“统一战线”，致使公司避税程度更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
H1 限定其他条件，当CEO与CFO存在校友关系时，公司避税程度更高。
在我国，不考虑税收优惠的情况下，公司税前利润中近四分之一须以所得税的形式缴纳给政府，如此巨大的现金流支出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不言而喻。为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任何一家公司都有强烈的动机规避政府对其利润的强制性分享，这似乎已成为一种非常理性的经济人行为[15]。显然，税收规避行为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现金流出，但也会受到税务部门的监管，过度的避税行为一旦被税收征管部门查处，公司不仅被要求支付高额税收罚款，还将遭遇声誉损失，甚至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4条就明确了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的职权。然而，即使在相同的税法制度安排下，不同地区间由于税基规模、人员素质等差异使得税收机制的执行程度存在差异，也即不同地区间的税收征管强度不同，这就构成了公司避税行为的外部约束机制的差异。那么，CEO与CFO之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是否受到这一外部约束机制的影响呢？
从理论上讲，税收征管强度作为外部约束机制，对CEO-CFO校友关系与公司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地区，税务部门通过税务检查能够掌握公司生产经营等信息，更有可能识别公司避税行为。已有研究表明，随着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税务部门发现公司课税状况异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而税收征管强度会降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28]。按此逻辑，当面临高强度的税收征管时，存在校友关系的CEO与CFO考虑到避税行为被查处风险增加，承担一系列非税的处罚成本，继而调整避税策略，迫于“监管压力”而适当减少税收规避行为。就此而言，税收征管力度存在抑制作用，能够抑制CEO与CFO之校友关系与公司避税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任何制度监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或薄弱环节，即便是公司所在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较强，也并不必然代表所有公司的避税行为都会受到约束监管，对于那些手段复杂且隐蔽的避税行为，税务部门也难以尽数监管到位，这会激发存在校友关系的CEO与CFO的侥幸心理并进行合谋投机行为。另外更重要的是，在税收征管强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公司高管的“避税压力”也相对较低，避税策略的实施难度也较低，因而CEO与CFO之间是否存在校友关系等“私人关系”对公司避税策略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相反，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强的地区，公司避税策略实施难度较大，这种“税负压力”间接地增加了CEO与CFO之校友关系发挥作用的空间，因为此时更需要二者之间密切配合，方能实现高效避税之目的。也即，CEO与CFO之校友关系对税收规避的促进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地区更加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H2a 限定其他条件，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H2b 限定其他条件，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鉴于2007年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改革中《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要求，取消了应付税款法、递延法和利润表债务法，一律采用资产负债表法核算递延所得税。为保证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依惯例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当年被ST或*ST的公司；(3)剔除当年有多个适用税率的公司；(4)剔除关键财务数据缺失的观察值。最终得到1 98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上市公司CEO与CFO的教育背景信息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同时借助新浪财经和百度搜索引擎收集相关信息作为补充，计算税收征管强度所用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其他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或经过手工整理获得。此外，为缓解极端值造成的偏误，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Winsorize处理。
(二)关键变量的衡量
1．税收规避(TS)的度量
(1)账面税收差异(BTD)。借鉴Manzon和Plesko(2002)[29]，采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BTD)衡量公司避税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BTD=[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年末所得税率]/期末资产总额
(1)
BTD能够反映应纳税所得额和会计收益之间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所引起的避税，BTD越大，上市公司的税收规避程度越大。
(2)账面税收差异残差(DDBTD)。借鉴Desai和Dharmapala(2006)[6]，采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中操控性的差异(DDBTD)作为公司避税程度的另一度量指标。
BTDi,t=α×TACCi,t+ μi + εi,t
(2)
DDBTDi,t=μi + εi,t
(3)
在式(2)中，TACC是公司当年应计项目总额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即(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期末资产总计；DDBTD代表BTD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部分，DDBTD越大，公司避税程度越高。
2．CEO-CFO校友关系(SM)的度量
SM为虚拟变量，若公司CEO与CFO曾在同一所高校学习或工作，视为存在校友关系，SM取值为1；否则，SM取值为0。
3．税收征管强度(TE)的度量
借鉴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30]，采用各地区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之差度量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模型设定如下
TAXi,t/GDPi,t= α0 + α1× PCGDPi,t+ α2×IND_1i,t+ α3×IND_2i,t+ εi,t
(4)
其中，TAX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税收收入(国税收入与地税收入之和)，GDP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PCGDP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IND_1i,t与IND_2i,t分别表示i地区在t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利用模型回归的系数计算出各地区预期的TAXi,t/GDPi,t_EST，TAXi,t/GDPi,t与TAXi,t/GDPi,t_EST之差为税收征管强度(TE)，TE越大，表明该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越强。
(三)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分别构建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TSi,t= α0 + α1×SMi,t+ α2×Sizei,t+ α3×Levi,t+ α4×ROAi,t+ α5×INTANi,t+ α6×PPEi,t+ α7×GROWi,t+ α8×STATEi,t+ α9×Prelossi,t+ α10×BIG4i,t+ α11×DAi,t+ α12×Duali,t+ α13×CRi,t+ α14×CRturni,t+ α15×CFLi,t+ ∑Year + ∑Ind + εi,t
(5)
TSi,t= α0 + α1×SMi,t+ α2×TEi,t+ α3×SMi,t*TEi,t+ α4×Sizei,t+ α5×Levi,t+ α6×ROAi,t+ α7×INTANi,t+ α8×PPEi,t+ α9×GROWi,t+ α10×STATEi,t+ α11×Prelossi,t+ α12×BIG4i,t+ α13×DAi,t+ α14×Duali,t+ α15×CRi,t+ α16×CRturni,t+ α17×CFLi,t+
∑Year+∑Ind+εi,t
(6)
参照已有相关研究[31-32]，本文控制了可能对公司避税程度产生影响的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变量，同时控制了行业及年度固定效应。具体的变量定义与度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度量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的Panel A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SM的均值约为0.090，意味着上市公司CEO与CFO存在校友关系的观测值约占全样本的9%；BTD的均值为-0.020，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0.050，DDBTD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0.430，表明不同公司之间的避税程度具有差异。Panel B为组间均值差异检验结果，存在校友关系组与不存在校友关系组的避税程度指标的均值差异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Panel C为各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SM与BTD、DDBTD的系数分别在1%、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CEO与CFO存在校友关系的公司，避税程度更高，初步验证了H1。此外，本文检验了所有回归中各解释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VIF最大值为5.250，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描述性统计、组间均值差异检验及相关性分析

注：限于篇幅，本表仅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和*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3 CEO-CFO校友关系、税收征管强度与税收规避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3列示了主测试的回归结果，该表第(1)列与第(3)列显示：SM与BTD、DDBTD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3、0.012，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CEO-CFO校友关系与税收规避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当上市公司的CEO与CFO存在校友关系时，该关系会影响公司的避税行为，导致公司避税程度更高，验证了H1。该表第(2)列与第(4)列显示，CEO-CFO校友关系与税收征管强度的交乘项SM*TE与BTD、DDBTD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0、0.154，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校友关系对税收规避的促进作用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验证了H2b。
六、进一步分析
(一)CEO-CFO校友关系、避税行为与公司价值
传统观点认为，税收规避行为能降低公司税收负担，将本应上交给政府的税收留存下来，增加了公司的现金流，因而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遗憾的是，该避税理论没有考虑现代公司“两权分离”的事实。按照委托代理理论，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的经营者存有自利动机，他们并不总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可能恰好利用复杂且不透明的避税交易从事利己行为，侵占股东财富，最终导致公司价值受损[33]。在CEO与CFO进行税收规避决策的过程中，校友关系是简单地有助于两人进行沟通与交流，还是CEO与CFO进行利益合谋的纽带？换言之，对于CEO与CFO存在校友关系的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究竟是单纯地将本应上交给政府的税收留存下来，还是为一己私欲实现利益侵占？不同税收征管强度下，上述情况又有何不同？为解答这一系列问题，本文进一步检验校友关系下的税收规避行为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参照相关研究[33]，设计以下检验模型：
Tobin’s Qi,t= α0 + α1×SMi,t+ α2×TSi,t+ α3×SMi,t*TSi,t+ α4×Sizei,t+ α5×Levi,t+ α6×TOP1i,t+ α7×TOP1sqi,t+ α8×LTAi,t+ α9×CRturni,t+ α10×BIG4i,t+ α11×Prelossi,t+ α12×Eqinci,t+ α13×AGEi,t+ ∑Year + ∑Ind + εi,t
(7)
其中，公司价值Tobin’s Q =[(总股本-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股)*期末A股收盘价+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股*期末B股收盘价*当日汇率+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财务状况(Lev)、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及其平方值(TOP1sq)、资产支出比重(LTA)、流动资产周转率(CRturn)、是否“四大”事务所(BIG4)、上期是否亏损(Preloss)、投资收益比重(Eqinc)、公司年龄(AGE)，亦控制了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为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税收征管强度下，CEO与CFO存在校友关系的公司之避税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有何差异，按公司所在地税收征管强度是否高于样本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税收征管强度高组与税收征管强度低组。
表4的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中，无论以BTD还是DDBTD度量避税程度，SM*TS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校友关系作为利益合谋的纽带，帮助CEO与CFO进行侵占股东利益的避税行为，最终有损公司价值。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存在校友关系的CEO与CFO进行的避税行为对公司价值的损害在税收征管强度高这一组更为显著，表明当上市公司面临更严格的税收征管时，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是双方合谋利用复杂避税交易以掩盖自利行为进而掏空股东价值的关键要素，进一步验证了H2b。
表4 CEO-CFO校友关系、税收规避与公司价值

(二)CEO-CFO校友关系、融资约束与避税行为
根据前文分析，存在校友关系的CEO与CFO进行税收规避行为并非简单地为了帮助股东节省税费支出，其更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利需求。然而事实上，对于存在这种特殊关系的CEO与CFO来说，他们“强强联手”按理可通过诸多途径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似乎没有必要强行冒险实施复杂避税行为。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便是：是否存在着其它公司层面的特征会加剧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在公司融资受限期间，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均难以获取或成本较高，节省的税费支出往往被视为替代的资金来源，换言之，公司倾向于更多地进行避税行为来应对融资受限状况[34]。对存在校友关系的CEO与CFO而言，当其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金进而谋求私利时，他们更可能通过构造复杂避税交易以节约现金支出，帮助其实现利益侵占。鉴于此，笔者推断，当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较高时，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促进作用将更为明显。为验证这一猜想，构建以下检验模型。
表5 CEO-CFO校友关系、融资约束与税收规避

TSi，t=α0 + α1×SMi,t+ α2×KZ + α3×SMi,t*KZi,t+ α4×Sizei,t+ α5×Levi,t+ α6×ROAi,t+ α7×INTANi,t+ α8×PPEi,t+ α9×GROWi,t+ α10×STATEi,t+ α11×Prelossi,t+ α12×BIG4i,t+ α13×DAi,t+ α14×Duali,t+ α15×CRi,t+ α16×CRturni,t+ α17×CFLi,t+∑Year+∑Ind+εi,t
(8)
其中，KZ衡量公司融资约束水平，借鉴Kaplan和Zingales(1997)[35]的方法计算得出，KZ数值越大，表明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越高。
从表5的第(1)、(3)列结果来看，融资约束水平(KZ)与税收规避水平显著正相关，即融资约束会促使公司进行更多的避税行为。从第(2)和第(4)列结果来看，无论以BTD还是DDBTD度量避税程度，交乘项SM*KZ的系数显著为正，即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促进作用随公司融资约束趋紧而呈现出递增趋势，意味着在公司外部融资受限(即通过避税以节约现金支出的动机更强)的情况下，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作为“助推剂”，能帮助公司成功实施避税行为。
七、稳健性检验
(一)税收规避的替代度量
以往研究曾采用实际税率(ETR)度量公司避税程度[31]，计算公式如下
ETR=(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税款变化额/法定税率)
(9)
ETR反映的是永久性及暂时性因素对所得税负担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区分不同公司间的避税水平，ETR数值越小代表公司避税水平越高。表6的Panel A显示，SM的系数显著为负，交乘项SM*T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CEO与CFO的校友关系与公司避税程度正相关，且该正向关系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时更为明显，H1与H2b依然成立。
(二)税收征管强度的替代度量
关于税收征管强度的度量，采用另一种常见方法 [32]，具体如下
TAXi，t/GDPi，t= α0 + α1×IND_1i，t+α2×IND_2i，t+ α3×OPENi，t/GDPi，t+εi，t
(10)
其中，OPENi，t为i地区在t年的进出口总额，同理于模型(4)，计算TE_X作为税收征管强度的替代测度，表6的Panel B显示，结论与前文一致。
(三)考虑企业所得税法改革的影响
鉴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将原先33%的基准所得税率统一下调为25%。为避免校友关系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因所得税率改革而改变，本文剔除2008年及之前的数据重新进行检验。表6的Panel C显示，结果仍然稳健。
(四)剔除净利润与所得税费用小于0的观察值
考虑到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小于或等于0时，所得税费用或许并不能真实反映其避税行为，借鉴吴联生(2009)[31]，剔除净利润或所得税费用小于或等于0的观察值，重新进行检验，表6的Panel D显示，结论与前文一致。
八、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上市公司内部高管之间的人际关系这一视角，实证检验CEO与CFO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会显著提高公司避税程度，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尤甚，这意味着公司最高决策层内部的人际关系会影响公司税收策略。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外部融资约束水平较高时，公司避税动机更强，进而加剧了CEO-CFO校友关系对税收规避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CEO与CFO存在校友关系的公司，避税行为将显著降低公司价值，意味着CEO与CFO之间的校友关系不单单有助于他们进行沟通与交流，更成为双方进行利益合谋的纽带，侵占股东利益，最终损害公司价值。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本文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CEO与CFO校友关系会直接影响公司避税策略的制定与执行，而且税收征管未能有效约束校友关系的负面影响，反而间接促使他们构造更为复杂的避税交易活动。然而，税收规避是将本该上缴给政府的税收留存下来，这必然会损害国家的税收利益。事实上，我国公司内部高管存在校友关系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税收监管部门应高度重视此类公司的课税行为，加强重点监管，切实维护国家利益。(2)当公司融资约束水平较高时，税收规避是公司节约现金支出的理性选择，然而存在校友关系的CEO与CFO共同参与避税行为的结果未能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这意味着校友关系可能是双方利益合谋的“助成剂”。因此，应重视并理性地认识内部高管之间的校友关系，公司董事会在选聘公司高管时，应预警与已有高管存在校友关系的其他高管的委任，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防止存在校友关系的高管共谋，保障股东权益与公司利益。
参考文献
[1]申宇，赵静梅，何欣．校友关系网络、基金投资业绩与“小圈子”效应[J]．经济学：季刊，2016(1)：403-428．
[2]Guan Y，Su L，Wu D，et al．Do School Ties between Auditors and Client Executives Influence Audit Outcom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16，61(2)：506-525．
[3]谢盛纹，李远艳．公司高管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校友关系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17(6)：109-119．
[4]姜付秀，朱冰，唐凝．CEO和CFO任期交错是否可以降低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2013(1)：158-167．
[5]艾永芳，佟孟华，孙光林．CEO与CFO任期交错的公司治理效果研究——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7(12)：120-132．
[6]Desai M A，Dharmapala D．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1)：145-179．
[7]Dyreng S D，Hanlon M，Maydew E L．Long-Ru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1)：61-82．
[8]Chen K P．Internal Control versus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36(1)：151-164．
[9]Khurana I K，Moser W J．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Investment Horizons and Tax Avoidanc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2013，35(1)：111-134．
[10]刘行，李小荣．金字塔结构、税收负担与企业价值：基于地方国有企业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2(8)：91-105．
[11]陈冬，唐建新．高管薪酬、避税寻租与会计信息披露[J]．经济管理，2012(5)：114-122．
[12]谭雪，杜兴强．国际化董事会、审计师行业专长与税收规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37(11)：113-124．
[13]金鑫，雷光勇．审计监督、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税收激进度[J]．审计研究，2011(5)：98-106．
[14]Agrawal A，Knoeber C R．Do Some Outside Directors Play a Political Role？[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001，44(1)：179-198．
[15]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方经济，2012，30(11)：29-39．
[16]李成，吴育辉，胡文骏．董事会内部联结、税收规避与企业价值[J]．会计研究，2016(7)：50-57．
[17]谢盛纹，田莉．CEO权力、审计行业专长与税收激进度[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29(5)：31-39．
[18]李晓玲，方曙艳，张力．CEO权力、客户集中度与公司避税强度[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6(9)：100-113．
[19]薛爽，都卫锋，洪昀．CFO影响力与企业税负水平——基于企业所有权视角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2(10)：57-67．
[20]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130-133．
[21]陈士慧，吴炳德，窦军生，陈凌．家族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对创新中不可忽视的“家族力量”的检验[J]．科学学研究，2016，34(5)：793-800．
[22]陆瑶，胡江燕．CEO与董事间“老乡”关系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6，19(2)：52-62．
[23]Desai M A，Dharmapala D．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9，91(3)，537-546．
[24]申宇，赵玲，吴风云．创新的母校印记:基于校友圈与专利申请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7(8)：156-173．
[25]Kalmijn M，Flap H．Assortative Meeting and Mat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Settings for Partner Choices[J]．Social Forces，2001，79(4)：1289-1312．
[26]Tajfel H，Billig M G，Bundy R P，et al．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r[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71，1(2)：149-178．
[27]Vignoles V L，Moncaster N J．Identity Motives and In-Group Favouritism： A New Approach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7， 46 (1)：91-113．
[28]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J]．南开管理评论，2013，16(5)：152-160．
[29]Manzon G B，Plesko G A．Th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and Tax Reporting Measures of Income[J]．Tax Law Review，2002，55(2)：175-214．
[30]曾亚敏，张俊生．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J]．管理世界，2009(3)：143-151．
[31]吴联生．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J]．经济研究，2009(10)：109-120．
[32]陈德球，陈运森，董志勇．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J]．管理世界，2016(5)：151-163．
[33]陈冬，唐建新．机构投资者持股、避税寻租与企业价值[J]．经济评论，2013(6)：133-143．
[34]Edwards A，Schwab C M，Shevlin T J．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Cash Tax Saving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6，91(3):859-881．
[35]Kaplan S N，Zingales L．Do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Provide Useful Measur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1)：169-215．
CEO-CFO School Ties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ax Enforcement Strength
YAN Huan-min1, LIAO Jia2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Using the sampl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ese A-share market from 2007 to 2015,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CEO-CFO school tie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EO-CFO school ties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stronger supervision area. Further analyses show that the tax avoidance effect of CEO-CFO school ti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firm value, especially in stronger supervision area. Additional analyses shows that corporate external financial constraints exacerbat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EO-CFO school tie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ties, this paper not only helps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role of “Human Relations” as an informal system in corporate financial decisions, 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to investors and regulators to improve the constraint mechanism of informal system.
Key words：school ties; tax avoidance; tax enforcement strength; firm value; financial constra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