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活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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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活动吗？

摘 要： 本文以A股2007-2015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且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定；慈善捐赠对于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而在规模较小、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慈善捐赠未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对作用路径进行检验，发现慈善捐赠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研发投入水平，而竞争优势并未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结论拓展了慈善捐赠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企业慈善行为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慈善捐赠； 研发投入； 融资约束； 竞争优势
一、引言
“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摘自宋·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与人为善自古以来便为我国传统文化所歌颂与鼓励。近几年，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慈善捐赠愈发受到学者的关注。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将资源无偿献予他人，在回馈社会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了积极效益。现有研究表明，企业慈善行为的经济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王克稳等(2014)发现慈善捐赠能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江若尘等(2016)发现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等；二是对融资能力的影响，如彭镇和戴亦一(2015)指出慈善捐赠可以通过信号功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李维安等(2015)提出民营企业通过捐赠可以获取政治关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三是对品牌价值的影响，如袁海霞和田虹(2015)认为慈善捐赠能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薛永基等(2012)发现慈善捐赠会通过企业声誉和风险感知影响品牌形象；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慈善捐赠对税收减免、股东财富、管理效用、道德资本等存在影响[7-10]。虽然慈善捐赠具有诸多积极作用，但其所消耗的现金流和利润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为股东财富带来了损失[11]，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颇为“奢侈”，这成为了实践中一些企业对于慈善捐赠“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技术创新是创造和维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竭动力，Porter在《竞争优势》中指出的企业三大竞争核心均涉及技术创新[12]，而研发活动是技术创新的基础与保障。不论是利用内部资源进行的自主创新[13]，抑或是借助外部优势的联合创新，均成为支撑企业存续发展的支柱[14]。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代表——华为为例，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高达3 130亿元，累计获得专利授权62 519件，平均每年仅发明专利已达千项*华为官网2016年年报：http://www.huawei.com/cn/press-events/annual-report/2016.。可见，研发投入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以实现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
鉴于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均会造成企业资源的消耗，那么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是否会侵占研发活动所需资源，从而对后者产生“挤出效应”？本文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慈善捐赠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慈善捐赠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首先，现有关于慈善捐赠的文献，鲜有涉及捐赠对于内部研发活动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拓展了慈善捐赠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其次，考虑到慈善行为的后果须在特定情形下方能体现，考察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于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影响，提出了结论的适用性条件，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依据；最后，进一步考察慈善捐赠影响研发投入的具体路径，有利于深入剖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慈善捐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一方面，慈善捐赠可能通过“融资机制”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从现有研究来看，慈善捐赠从三个方面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是“声誉效应”。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在长期内会为其建立良好的声誉[6，15-16]。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等同于向外界传递一个积极信号——企业的财务状况良好[17]。这种正面信号传递到资本市场被利益相关者识别，提升了企业财务透明度[18]，缓解了外部投资者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投资者的决策风险，使其更加倾向于对捐赠企业进行投资[19]。同样，慈善捐赠所传递的信号会被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感知，考虑到财务状况和声誉良好的企业更有可能依法履行债务契约[20]，金融机构更愿意贷款给捐赠企业。此外，慈善捐赠还具有道德资本作用，当企业面临负面报道时，慈善捐赠积累的道德资本有利于挽救公司形象[21]，维护企业声誉；二是“广告效应”。慈善捐赠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媒体关注度，形成营销优势[22]，发挥广告宣传的作用[23-24]。这种广告效应可以长期改善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满意度和信任程度，最终实现销量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提升，为企业带来内部资本的积累[25-26]；三是“政治效应”。从政府角度来看，企业的慈善行为相当于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缓解社会贫富不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就某种意义而言，捐赠行为是企业建立政治关系、获取政策优惠的一种战略性献金[27]。因此通过慈善捐赠，企业可以从政府角度获取外源融资，缓解融资约束[4]。
企业从制定创新决策、开展创新项目，到形成创新成果、实施成果转化，整个过程都伴随着资源的不断投入，仅依靠自身创造的利润和前期所有者注入的资本难以满足研发活动对资源的巨大需求，因而外源融资显得尤为重要[28]。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外源融资较内源融资而言具有更高的成本，有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已成为企业研发活动面临的主要问题[29-30]。因此，慈善捐赠可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研发活动提供更多的资源。
另一方面，慈善捐赠还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对研发投入发挥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战略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的概念。战略慈善理论认为，企业是出于战略动机考虑进行捐赠。现有研究表明，慈善捐赠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获取途径[31]。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捐赠行为经过信号传递和市场消化后，可以建立信誉[15]、获得利益相关者信任[32]、政府支持[27]等无形的战略资产，这些异质性资源和能力会给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33]。Porter(2002)将慈善捐赠与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总结为四个部分：(1)通过改善“要素条件”形成竞争优势，如资助科研机构及教育或培训机构，提升所在地区科技、文化和生活水平，使企业和社会公众达到互利共赢；(2)通过创造“需求条件”形成竞争优势，如进行捐赠影响当地市场的规模和产品质量，为企业产品创造需求；(3)通过营造“战略竞争环境”形成竞争优势，捐赠行为能够通过奖励机制等提升竞争环境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打造公平竞争的平台；(4)通过改善“相关行业水平”形成竞争优势，通过慈善捐赠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最终提升企业生产力带动产业发展升级[12]。由此可见，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的提升对于研发活动会产生以下影响：首先，企业通过确立竞争优势，能获取处于行业优势地位的利润水平和现金流量[34]，这为研发活动提供了有效保障；其次，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革新，行业内竞争对手也在不断赶超，企业为了巩固当前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更有动力进行研发和产品升级[35]；最后，竞争优势可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36]，使内部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促进研发活动有条不紊的持续进行。
基于以上分析，慈善捐赠可能通过“融资机制”和“竞争优势”而对研发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一。
H1 慈善捐赠会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表现为慈善捐赠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
(二)情境因素分析
McWilliams(2006)曾指出，慈善捐赠产生的经济后果往往具有不一致性，特定情境下的调节因素是产生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慈善捐赠对于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并非在所有条件下均适用，本文进一步从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和外部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对相关因素进行研讨。
规模因素作为企业重要的自身属性，对于融资约束、竞争优势均会产生影响，因而不同规模企业的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之间可能存在不同关系。首先，有研究表明小规模企业更偏向于利用企业利润或实收资本等内源资本进行研发活动[38-39、23]，同大规模企业相比，小企业本身可利用的内部资源更为紧缺，慈善捐赠可能会对研发活动产生“挤占效应”；其次，声誉效应、广告效应等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路径在不同规模企业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天壤之别。小规模企业的媒体关注度和曝光度相对较低，难以通过慈善捐赠实现广告宣传作用；大规模企业受到的外部关注更多，进行慈善捐赠所传递的信号更容易被识别，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也更为理想；最后，规模较大的企业通过慈善行为获取的竞争优势较小规模企业而言更为明显，且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重视获取稳定且持续的价值增长，注重市场地位的巩固，从而利用竞争优势推动研发活动的进行，循环往复地利用投资成果来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基于上述分析，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通过慈善捐赠推动研发活动的进行，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
H2 相较于小规模企业，慈善捐赠对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
产权属性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独有的特征，对于经济活动往往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代表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此存在政府担保使其具有预算软约束，能够获得政府财政、中央银行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从慈善捐赠的动机出发，相较于民营企业面对的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不必出于获得外部支持的战略考虑进行慈善捐赠；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政府部门投资并参与治理，相关的生产经营决策更多取决于政府的意志，除以营利为目的外，还兼具为国家解决贫富不均、提供公益服务等社会责任职责。相较于一心逐利的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扶贫济困、赈济灾荒等捐赠行为更多为政府职能的体现，因此慈善捐赠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更集中体现于民营企业[4]。基于上述分析，国有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获取外部研发支持的动机会弱于民营企业，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三。
H3 相较于国有企业，慈善捐赠对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从市场环境中汲取资源进行利用，而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越会依赖市场中消费者和投资者所带来的资源，他们的决策对企业的影响也就越大[40]。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会对消费者和外部投资者两大主体产生影响。对消费者而言，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通过捐赠建立的声誉和随之产生的广告营销效应能够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12]，为研发活动提供动力；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无论是制度体系还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竞争机制都处于不完善阶段，因此企业对消费者的依赖程度较小，捐赠行为引发消费者关注进而形成竞争优势的效果并不明显。对投资者而言，市场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水平的高低对于投资者的决策至关重要。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企业更加依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通过捐赠提升财务透明度[18]，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有助于减轻投资者顾虑与决策不确定性，从而缓解了融资约束。反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慈善捐赠所释放的信号无法有效传递和识别，提升了企业风险[41]，不利于研发活动的进行。基于上述分析，市场化程度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环境，可能对慈善捐赠与研发活动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四。
H4 相较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区域，慈善捐赠对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金融行业、数据残缺以及ST的样本进行剔除后，最终得到1 855家企业14 140个年度观测值。其中，企业研发数据通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手工搜索取得，其他相关数据取自WIND、CSMAR、RESSET数据库，实证数据通过stata14.0软件进行处理。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研发投入水平衡量企业的研发活动，借鉴潘越等(2015)、王红建等(2017)等的研究，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的“研发费用”作为研发投入水平的代理变量。现有研究对于该数据的处理主要存在两种做法：一是参照Wahal和McConnell(2000)的研究，以研发投入除以营业收入来消除规模效应；二是直接对该变量取对数处理，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变量非正态分布问题。本文同时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度量，在正文部分借鉴温军和冯根福(2012)的研究，以研发投入取对数的方式进行处理，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以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比值做替换检验处理。
2．解释变量
借鉴戴亦一等(2014)的研究，本文分别设置捐赠倾向和捐赠规模指标。捐赠倾向以虚拟变量形式设置，当企业该年度存在捐赠时取值为1，否则为0；捐赠规模以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捐赠数额加一取自然对数方式进行度量。捐赠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中财务报表附注“营业外支出——(非)公益性捐赠”项目。
3．控制变量
参考张杰等(2012)、潘越等(2015)、黎文靖(2016)、王红建等(2017)的研究，本文设置相关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界定表

(三)模型设计
考虑到企业的创新活动可能存在时滞效应，即当期的捐赠行为和相关财务状况会对未来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因此在模型设计时以研发投入的t+1期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对t+2期的时滞效应进行了检验。此外在实际检验时，对年份、行业和地区等可能产生差异的因素进行了控制。借鉴潘越等(2015)、黎文靖(2016)、王红建等(2017)的研究，本文设计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RDt+1=a0+a1*DONATIONt(DONATION_Dt)+a2*CFt+a3*LEVt+a4*LIQUIDt+a5*ROAt+a6*SIZEt+a7*SALEGROWTHt+a8*TURNOVERt+a9*STATEt+∑YEAR+∑IND+∑REGION+ξ
(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组间差异检验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按照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对主要变量进行的组间差异检验。整体来看，企业的研发投入均值为13.12，极大值为21.28，极小值为0，反映出企业在研发活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按照企业是否存在捐赠行为进行分组，可以发现未捐赠组的研发比重为83.77%，低于捐赠组的88.41%，且未捐赠组的研发投入均值为12.83，同样低于捐赠组的13.30，反映出进行捐赠的企业在研发方面也具有良好的表现；从不同分组结果来看，规模较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民营企业在研发方面具有更高的投入。整体的捐赠倾向均值为0.41，表明总样本中有41%的企业具有捐赠行为，而捐赠规模的极大值为16.51，极小值为0，同样反映出不同企业在慈善方面具有严重的两极分化。从分组情况来看，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因而在捐赠方面优于规模较小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捐赠平均水平略高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国有企业的捐赠规模明显强于民营企业。各主要变量的组间差异t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为后文的分组检验提供了基础。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组间均值差异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二)慈善捐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表3是慈善捐赠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捐赠倾向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41；捐赠规模与企业研发投入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37，表明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对于研发活动会起到促进作用，假设一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资本结构对于研发活动具有显著影响，负债水平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少；而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以及企业规模均能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水平。拟合度分别为0.287和0.288，表明模型整体具有较好的诠释能力。
表3 慈善捐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三)分组检验结果
上文所述，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以及外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均可能对慈善捐赠与研发活动的关系产生影响，即慈善捐赠对于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并非在所有条件下均适用，因而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的分组效果。表4的PANEL A列示了不同规模企业的分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大规模企业的捐赠规模与研发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74，捐赠倾向与研发投入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85，而在小规模组中未发现捐赠与研发之间的显著关系，假设二得以验证。这反映了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内部资源相对丰富，进行捐赠活动对于研发资金的“挤占效果”相对较弱，同时大规模企业对于慈善捐赠伴随的广告与声誉效应使用的更为充分，对于融资约束能起到更好的缓解作用。PANEL B为不同产权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民营企业的捐赠规模与捐赠倾向均与研发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36和0.351，而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与研发活动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关系，假设三得以验证。表明民营企业通过捐赠获得的外源融资以及累积的竞争优势更为明显，而国有企业在获取政治资源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捐赠行为对于融资约束的缓解意义不大；此外，作为政府的职能工具，国有企业的捐赠往往更具有利他性，而较弱的战略性捐赠动机使其难以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对国有企业而言，慈善捐赠并不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PANEL C为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差异，即市场化程度的分组检验结果。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的捐赠规模与捐赠倾向均与研发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出现了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表明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落后的地区，信息透明度和竞争机制存在一定缺陷，企业通过慈善捐赠难以缓解融资约束和形成竞争优势，假设四得以验证。
表4 分组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五、进一步研究与稳健性检验
(一)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的路径检验
上文所述，慈善捐赠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竞争优势实现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即存在着“慈善捐赠—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以及“慈善捐赠—竞争优势—研发投入”两条不同的作用路径，那么这两条路径是否发挥了实际作用？为探究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的深层作用机理，进一步对融资约束与竞争优势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
借鉴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如下
RDt+1=a0+a1*DONATIONt(DONATION_Dt)+a2*CFt+a3*LEVt+a4*LIQUIDt+a5*ROAt+a6*SIZEt+a7*SALEGROWTHt+a8*TURNOVERt+a9*STATEt+∑YEAR+∑IND+∑REGION+ξ
(2)
KZ=β0+β1*DONATIONt(DONATION_Dt)+β2*CF+β3*LEV+β4*LIQUID+β5*ROA+β6*SIZE+β7*SUB+β8*RETAIN+β9*AGE+β10*STATE+∑YEAR+∑IND+∑REGION+ξ
(3)
COMPETE=β0+β1*DONATIONt(DONATION_Dt)+β2*CF+β3*LEV+β4*LIQUID+β5*SIZE+β6*SUB+β7*RETAIN+β8*AGE+β9*STATE+∑YEAR+∑IND+∑REGION+ξ
(4)
RDt+1=γ0+γ1*DONATIONt(DONATION_Dt)+γ2*KZ(COMPETE)+γ3*CF+γ4*LEV+γ5*LIQUID+γ6*ROA+γ7*SIZE+γ8*SUB+γ9*RETAIN+γ10*AGE+γ11*STATE+∑YEAR+∑IND+∑REGION+ξ
(5)
其中，模型(3)的KZ代表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本文以Kaplan和Zingales(1997)构建的KZ指数作为衡量依据，KZ指数越大表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模型(4)的COMPETE代表企业的竞争优势，根据Barney(2006)的思想，当一个企业取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会计绩效时，该企业则具有竞争优势，本文借鉴周建等(2009)的研究，以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与行业平均总资产收益率的差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度量方式。
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检验模型(2)中慈善捐赠对研发投入的相关系数a1，如果该系数不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成立的基础不存在，此时停止检验；第二步，如上述系数显著，进一步检验模型(3)和(4)中的β1，即解释变量慈善捐赠是否对中介变量存在作用；第三步，如果上述β1显著，则同时检验模型(5)中的γ1与γ2，若二者均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γ1不显著和γ2显著，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当β1与γ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则需进行Sobel检验，如Sobel Z值统计结果显著，则中介效应存在，反之则中介效应不存在。
(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表5是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PANEL A为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在模型(2)的路径基础检验中，捐赠规模与捐赠倾向均与研发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融资约束存在中介效应基础；在模型(3)的中介变量检验中，慈善捐赠与融资约束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慈善捐赠能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模型(5)的中介效应检验中，融资约束与慈善捐赠对应的γ1与γ2均与研发投入存在显著关系，表明融资约束在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表5的PANEL B为竞争优势中介效应检验。模型(2)检验结果显示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中介基础同样存在；模型(4)的中介变量检验中，捐赠规模和捐赠倾向与竞争优势之间并未得出显著关系，而在模型(5)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慈善捐赠与竞争优势对应的γ1与γ2均与研发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此时需进行SOBEL检验；最终的Z值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捐赠规模还是捐赠倾向均不显著，表明竞争优势并未起到中介作用。
从路径检验结果来看，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研发投入力度。而慈善捐赠并不能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这也反映出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慈善捐赠难以成为企业有效的“战略工具”，通过捐赠所传递的优良信号以及获取的外部资源虽然有利于企业融资问题的缓解，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竞争优势未发挥中介效应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捐赠对象的差异。正如Porter(2002)所强调，对于科研和教育机构进行捐赠，有利于企业技术的提升和人才的培养，从而形成有效的竞争优势。而我国当前企业多以灾害性捐赠为主，对于科研机构的捐赠力度和关注程度较弱；其次，消费者的伦理感知。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的消费者对于企业伦理行为的关注与响应较弱[52]，即企业慈善行为并非消费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这也阻碍了慈善行为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最后，企业的慈善能动性。我国企业当前的捐赠多为应答式，即出现重大社会问题后企业被动进行捐赠。而“战略性慈善”要求企业动机在前，即企业的慈善捐赠更多为主动行为，以此获取相关资源提升竞争优势。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三)对内生性的控制
企业的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如高勇强等(2012)在研究民营企业捐赠动机时，发现产品责任(研发投入)更好的企业慈善捐赠也较多[53]，这表明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对于内生性的控制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在检验过程中使用了研发投入滞后一期数据，即当期的捐赠对于下一期研发活动的影响，通过滞后效应可以有效缓解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二是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控制这一内生问题。在工具变量的选择方面，借鉴胡珺等(2017)、Chen等(2016)的研究，以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含有的国家重点宗教场所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宗教文化一方面会影响慈善行为，同时对于研发活动并不产生直接作用，因而该变量可以较好地满足工具变量要求。
表6列示了两阶段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宗教场所与慈善捐赠的规模和捐赠倾向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捐赠规模、捐赠倾向与研发活动之间均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表6 内生性工具变量检验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替换估计方法、考察创新的时滞效应、主要变量的替代解释、以及对重点灾害年份的处理四个方面对研究设计进行稳健性检验。
1．对估计方法的替换
主要研究设计使用OLS进行检验，为了有效缓解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将样本整理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捐赠规模与研发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24，捐赠倾向于研发投入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71；而随机效应结果显示捐赠规模与研发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29，捐赠倾向于研发投入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226。可以看出，在变换估计方法后，本文的实证结论依然稳健。
表7 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z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2．对研发活动时滞效应的考察
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研究，现有学者在滞后期的选择上往往存在差异，即相关因素对于研发活动的影响可能存在于滞后一期，也可能存在于滞后两期。为了消除研发活动的时滞效应，在正文使用t+1期数据的基础上，在稳健性中使用了t+2期研发数据进行检验，如表8的(1)(2)两列所示。可以看出，捐赠规模、捐赠倾向与研发投入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在考虑了研发活动的时滞效应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8 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3．对主要变量的替换检验
本文对于慈善捐赠和研发投入的数据度量均采用加一取对数的方式进行，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规模化问题，本文分别采用慈善捐赠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以及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替换变量进行相关检验，如表8的(3)、(4)两列所示。可以看出，捐赠规模与捐赠倾向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促进研发投入，结论依然稳健。
4．对重要灾害年份的考虑
由于慈善捐赠可能受到重要灾害年份的影响，进而使整体研究效果产生偏差。基于此，本文借鉴李维安等(2015)的研究，对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的样本进行了删除，相关检验结果如表8的(5)、(6)两列所示。可以看出，在对重要灾害年份进行处理后，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依然具有相对稳健的正向关系。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竞争优势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企业捐赠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以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与市场化程度为基础进行情境划分，深入分析了二者关系的适用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检验，拓展了对慈善捐赠经济后果的研究，并为中国上市企业平衡资源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慈善捐赠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该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即捐赠行为对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促进作用，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有利于自身的创新发展。(2)慈善捐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情境下效果不同。从企业自身属性来看，慈善捐赠与研发投入的正向关系在规模较大或民营性质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外部环境来看，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是慈善捐赠发挥促进作用的有利条件。而在规模较小、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慈善捐赠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可见，鼓励发达地区大型民营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更有助于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3)路径检验显示，慈善捐赠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而竞争优势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该路径检验打开了二者影响机制的黑箱，丰富了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在实践中，管理层迫于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往往难以平衡慈善捐赠与研发创新的关系。就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投身公益事业不仅是其义务所在，更是扩大声誉和品牌价值的重要战略。虽然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企业的内部资源，但慈善捐赠对研发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反而起到“锦上添花”之效。企业应当勇于肩负社会责任，积极投入公益事业，将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发展战略相融合实现社企共赢。(2)鉴于企业规模、产权性质等属性以及外部市场化程度均会对慈善捐赠促进企业研发的关系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基金会等应积极鼓励市场发达地区的大型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政府部门可以结合创新政策，对致力于扶贫赈灾的大型民营企业给予适当的财税优惠，形成“慈善促创”的示范效应。(3)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是慈善捐赠促进企业研发的有效路径，体现了慈善捐赠的融资功能。在经济转型发展阶段，融资约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要难题。而企业将慈善捐赠与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重大灾害问题相结合，做到有针对性的“解民忧虑”，在缓解地方政府压力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可以吸纳必要的政治资本和社会投资，无疑为企业的融资战略决策提供了新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王克稳, 金占明, 焦捷. 战略群组身份、企业慈善捐赠和企业绩效——基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6)：53-62.
[2]江若尘, 马来坤, 郑玲. 慈善捐赠、企业绩效与合理区间把控——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经验分析[J]. 现代财经, 2016(1)：92-103.
[3]彭镇, 戴亦一. 企业慈善捐赠与融资约束[J]. 当代财经, 2015(4)：76-84.
[4]李维安, 王鹏程, 徐业坤. 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J]. 南开管理评论, 2015(1)：4-14.
[5]袁海霞, 田虹. 企业慈善捐赠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匹配性与亲和力的调节效应研究[J]. 管理评论, 2015(12)：110-119.
[6]薛永基, 杨志坚, 李健. 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品牌资产的影响——企业声誉与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58-66.
[7]Useem M. Market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Corporate Contribution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88, 30(2): 77-88.
[8]郑杲娉, 徐永新. 慈善捐赠、公司治理与股东财富[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2)：92-101.
[9]Chen J,Dong W,Tong J,et al.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Tunneling: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23.
[10]Godfrey P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 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 30(4): 777-798.
[11]Denis D J,Sibilkov V.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vestment, and the Value of Cash Holding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9, 23(1): 247-269.
[12]Porter M E,Kramer M 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2,80(12):56-68.
[13]James H L,Roper S.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R&D: A Study of R&D Choice with Sample Sele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2002,9(2):239-255.
[14]吴晓波，陈颖. 基于吸收能力的研发模式选择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28(11)：1722-1730.
[15]Harbaugh W T.What do Donations Buy? A Model of Philanthropy Based on Prestige and Warm Glow[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67(2):269-284.
[16]Hutton J G,Goodman M B,Alexander J B,et al. Reputation Management: The New Face of Corporate Public Relations?[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2001,27(3):247-261.
[17]Brammer S,Millington A. Firmsize, Organizational Visibility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 Empirical Analysis[J].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2006,15(1):6-18.
[18]Qian C,Gao X,Tsang A.Corporate Philanthropy,Ownership Type,and Financial Transparency[J].Journal of BusinessEthics,2015,130(4):851-867.
[19]Wang H,Qian C.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Rolesof Stakeholder Response and Political Acces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6):1159-1181.
[20]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52-63.
[21]钟宏武.企业捐赠作用的综合解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2)：75-83.
[22]Wang H M,Chen P H,Yu H K,et al.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Brand Equity and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5,68 (11) :2232-2236
[23]Brown W,Helland E,Smith J.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Practic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6,12(5):855-877.
[24]山立威,甘犁,郑涛.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51-61.
[25]Luo X,Bhattacharya C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Market Value[J]. JournalofMarketing,2006,70(4):1-18.
[26]Kim Y,Joo J.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ing Expenditures and Sales[J].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asearch,2013,29(4):1061-1076.
[27]戴亦一，潘越.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2)：74-86.
[28]Hall B H.The Financing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2,18(1):35-51.
[29]Hall B H. Investment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the Firm Level: Does the Source of Finance Matter?[M]. Working Paper,1992.
[30]Himmelberg C P,Peterson B C. R&D and Internal Finance: A Panel Study of Small Firms in High--Tech Industri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4,76 (1):38-51.
[31]Mescon T S,Tilson D J. Corporate Philanthropy:A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Bottomline[J]. CaliforniaManagement Review,1987,29(2):49-61.
[32]Frank R H. Can Socially Responsible Firms Survive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J]. Codes of Conduct: Behavioral Essays in Business Ethics, 1996:86-103.
[33]唐跃军, 左晶晶, 李汇东.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14(2)：61-73.
[34]吴建祖，肖书锋.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双元性创新注意力的中介作用[J].科学学研究,2015(10)：1538-1546.
[35]Cockbur I M,Henderson R M,Stern S.Untangling the Origin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21(10-11):1123-1145.
[36]周瑜胜，宋光辉.公司控制权配置、行业竞争与研发投资强度[J].科研管理, 2016(12)：122-131.
[37]McWilliams A,Siegel D S,Wright P 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c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6, 43(1): 1-18.
[38]HaoK Y,Jaffe A B. Effect of Liquidity on Firms’ R&D Spending[J]. Economics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1993,2(4):275-282．
[39]Czarnitzki D,Hottenrott H. R&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1,36(1):65-83.
[40]顾雷雷, 欧阳文静.慈善捐赠、营销能力和企业绩效[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2)：94-107.
[41]薛琼,肖海林.企业慈善捐赠降低企业风险了吗?[J].财经问题研究, 2015(6)：113-121.
[42]潘越,潘健平,戴亦一.公司诉讼风险、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J]. 经济研究,2015(3)：131-145.
[43]王红建，曹瑜强，杨庆，杨筝.实体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1)：155-166.
[44]Wahal S,McConnell J J. D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Exacerbate Managerial Myopia?[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0, 6(3): 307-329.
[45]温军,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J]. 经济研究，2012(3)：53-64.
[46]张杰，芦哲，郑文平，陈志远．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与企业R&D投入[J].世界经济，2012(10)：66-90.
[47]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6(4)：60-73.
[48]Baron R M,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
[49]Kaplan S N,Zingales L. Do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Provide Useful Measur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1): 169-215.
[50]Barney J B,Hesterly W S.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Prentice Hall , 2010 , 15(3):1-4.
[51]周建，方刚，刘小元.制度环境、公司治理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9，5(20)：18-27.
[52]邓新明,田志龙,刘国华,陈璐.中国情景下企业伦理行为的消费者响应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1(2)：132-153.
[53]高勇强, 陈亚静, 张云均. “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8)：106-114.
[54]胡珺, 王红建, 宋献中. 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战略效应吗?——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7(4)：83-92.
Will Charitable Donations Affect the Company’s R&D Activities?
JIN Yu, WANG Pei-lin, LI Tian
(School of Busines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u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5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test the effect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for corporate R&D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aritable don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increase of R&D investment,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stable after controll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 The contribution of charitable donation to R&D investment in large-scale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areas with high marketiz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while charitable donations failed to play the role in smaller enterpris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reas with lower marketization. Further study of the path of action found that charitable donations mainly enhance the level of R&D investment through mitigation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does not play a mediating rol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extend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haritable dona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corporate charity.
Key words：charitable donation; R&D investment; financing constraints; competitive advant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