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董事社会网络水平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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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董事社会网络水平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股权混合度的调节效应

摘 要： 基于2010-2015年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从社会资源视角详细解读了国企中具有“亦官亦商”双重身份的政府官员型董事和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功能偏好，同时检验股权混合度在董事社会网络与双重任务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在商业竞争与特殊功能两类功能企业样本中进一步挖掘和巩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削弱经济绩效；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促进经济绩效、削弱社会责任；股权混合度能够加强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于双重任务的作用，而削弱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的作用；股权混合度的调节效应在总样本和商业竞争类企业中普遍存在，但在特殊功能类企业中很难发挥作用。
关键词： 董事社会网络； 双重任务； 政府官员型董事； 企业家型董事； 股权混合度
一、引言
凭借独特的政府背景，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理论与实务界的研究热点。一方面，国企在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经济绩效的同时，还因为受到国有大股东及政府部门的控制与约束，也要承担对于国家、民生保障的社会责任，双重任务特征明显，即对经济绩效与社会责任的双重追求。甚至在国家特别的经济时期，企业的社会任务需求可能要重于经济任务。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保障国企双重任务的顺利实施，借助国资委、地方政府等企业监管部门对企业董事的任免权力，打通了一条企业与政府之间可以相互代替的人员晋升道路，而这种人事任免与晋升制度促成了国企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即“亦官亦商”的身份[1]。同时结合资源基础观，董事社会网络等企业资源的异质导致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尤其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战略已成为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2]。不过由于社会网络的建立动机和网络特征也是“因人而异”，那么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两种身份的董事的社会网络水平差异性对企业双重任务的实施有何区别？此外，现阶段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成了境外、民间、机构与国有等股东异质的共同治理模式和股权混合结构。由于相异的企业追求，使得异质股东凭借委托代理关系形
成对董事决策的干预，争夺企业控制权，这便是中国国企独有的委托代理问题[3]。因此还应考虑，在董事社会网络影响企业双重任务实施的过程中，是否还受到混合股权结构的干预？
综上，本文在考虑股权混合度的干预作用后，进一步探寻董事社会网络水平对国企双重任务的作用，主要创新性工作有：(1)从社会资源视角分析并明确了政府官员型与企业家型两类董事的社会网络水平特征对于企业经济绩效与社会责任的“因人而异”影响与偏好，进一步打通了高层梯队理论与社会类化理论的应用界限。(2)基于对国有、外资、机构和个人四类股东的划分构建股权混合度，验证了股权混合度在董事社会网络与企业双重任务关系中的干预作用，探明了一条利用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影响来实现纠正董事的任务作用偏好的路径，拓展了国企多任务异质委托的实践。(3)在商业竞争和特殊功能两类样本中对研究结论进行巩固分析，发现了影响企业内部治理的功能类型情境，通过与现实国企分类改革政策的结合，保证研究的情景化与现实化。
二、文献评述
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特征将会优化与促进企业发展。具体来说，具有合理的董事会评级、薪酬政策、会计政策和正式治理政策的企业的绩效会优于其他企业[4]。而与企业经济绩效类似，企业社会责任也受到众多治理因素的影响，如董事会组成、企业所有权、自由现金流和多元化等[5-6]。与此同时，在中国股权分散和私有化进程中，不仅诸如外资股东等不同类型的非国有所有者对于企业的影响作用愈发明显与普遍[7]，而且所有者类型也决定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承担力度[8]。并且多数学者认为，适当的股权分散与制衡对企业双重任务具有积极的影响[9]。
随着研究的深入，兼具股东代理人与企业实际决策者的董事逐渐成为公司治理和改革的重要对象，而且高层梯队理论的广泛应用更是进一步激发了学者探索董事的不同特征影响公司治理的热情。众多研究结论支持了董事会多样性能增强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能力的观点[10]以及显著影响企业经济绩效[11-12]。尤其董事社会网络资源水平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受到格外关注[2]。研究发现，一方面，董事的社会网络资本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经济绩效[13]，这因为社会网络实现了高水平的团队互动，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盈利等能力的影响[14]。而且，社会网络的密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绩效[15]。另一方面，因为董事社会网络有效地监控了战略成本[16]，并且限制了大股东的隧道行为[17]，故而董事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保障与促进作用不断受到认可。
总体来看，当前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尚待完善之处：第一，学者们根据支持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反映企业经济绩效的股东至上理论的分析认为二者是彼此冲突的“不可共存”任务，因而当前研究往往聚焦单一任务，忽略了国企是兼具经济输出与公共服务的特殊的综合企业，导致了国企实施与发展企业双重任务的路径模糊。对此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文肯定了国企存在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双重任务。第二，当前研究侧重对于持股数量排名下的股东研究，鲜有关注不同背景性质的股东划分与作用差异。然而，股东对于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的作用取决于其身份性质[18]，尤其具有不同治理理念以及企业追求的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混合持股，难免对董事的干预以及企业任务的选择存在偏好差异。第三，当前研究大多忽略了社会网络也可能“因人而异”。例如，官员型高管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代理成本，银行家董事在企业负债融资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尤其中国国企特有的董事任职履历，为董事赋予了政府官员、企业家等“亦官亦商”身份，所以这些特别身份的董事及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对企业任务的偏好也会存在区别。
综上，结合中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董事双重身份以及企业双重任务的现实背景，本文深入探究国企中政府官员型董事与企业家型董事两类董事的社会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特征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差异影响，同时将股权混合度的干预作用纳入考虑，并在特殊功能类与商业竞争类企业中对结论进一步巩固与验证。
三、研究假设
从社会网络观与社会类化理论看，董事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镶嵌”在互动网络中，受社会网络影响。一方面，它保留了在决策过程中的董事个人意愿。结合高层梯队理论，董事的意愿与行为会依赖于其经历、背景等作出偏好选择[19]。同时董事的背景不仅会影响其执行董事角色好坏的可能[20]，也具有不同的社会网络构建动机[21]。另一方面，社会网络观点坚持把董事的决策放置于其社会网络关系中，认为董事的决策虽然受到自身的理性追求与偏好选择的影响，但这种理性与偏好却是随外界压力与互动共同作用而变化[19]。特别在中国转型经济的情境下，国企的多任务异质委托为董事带来颇多外部压力，这些外部压力会对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产生重要的影响[22-23]，而且这种压力是通过企业与外部环境的网络关联而发挥作用[23]，体现在董事因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承担完全不同的外界压力。所以，应当根据任职经历、网络特征等详细分析董事及其社会网络水平以及混合股权干预压力对企业双重任务的作用偏好与影响机理。
(一)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社会网络与企业双重任务
以往的政府任职经历，为政府官员型董事深深烙上了官员的思想，并且所建立和掌握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带有强烈的政府特点。这种政府烙印使其在进行企业管理时更可能坚持“政府为上”，把企业看做自己的政治战场。在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新常态，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加于国企，政府对于国企的要求侧重保障社会稳定，平稳度过经济动荡，因而弱化了对于企业经济绩效的追求。如在2015年的股市动荡期国资委就要求全部央企不准减持控股股份，甚至鼓励增持。从这个角度来看，董事的政治关联却极有可能体现出“政府干预”倾向，成为对企业的“掠夺之手”[21]。更进一步，政府会干扰企业正常的经营决策，不断将社会目标及负担推给企业承担，而企业的这种权力寻租也将付出相应代价，即收益小于成本，最终损耗经济绩效[24]。所以说，倘若企业董事的政治关联资源是在其经商阶段形成的，那么这种政治关联动机往往是以企业盈利为主；但如果是通过董事的政府任职而形成的政治关联资源，那么其为企业谋利益的作用就会明显减弱，反而表现为政府干预企业的一种手段[21]。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一方面，政府官员型董事凭借其偏重政府的社会网络资源，可以与政府等权力机构建立联系，这种关系能够利于董事与该类机构的交流、沟通与合作，进而帮助董事更为全面、及时和准确地掌握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度和对于企业关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25]，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倘若政府官员型董事掌握的社会网络资源越核心，那么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程度和范围也会越大，导致企业受到各方利益相关者不同强弱程度的压力越大，最终不得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此，提出假设H1与H2。
H1 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社会网络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越高。
H2 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社会网络水平越高，企业经济绩效越低。
(二)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与企业双重任务
相比政府官员型董事而言，企业家型董事通常来自于企业一线，其职能背景多以生产、研发、市场营销等为主。所以，此类董事与内部董事的作用相类似，更加看重企业在技术研发、质量管控等方面的发展与建设，企业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即企业家意识[26]，乐于通过自身技能与资源的应用，看重企业谋求利润额的增加与市场份额的扩增[27]，但却容易产生对利益相关者权益和关系的轻视[28]。研究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回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负利益性[29]，更加剧了企业家型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排斥。而且，企业家型董事由于长期的企业任职经历，所形成社会网络的动机更可能是利用以前的关系为企业谋取利益[21]，使得其网络资源的作用更符合企业家型董事“逐利性”。例如，在中国商业实践中，企业基于连锁董事网络而形成企业人际关系网，企业之间成为彼此的合作者后，会比非合作者企业获得更多的优先权，如手续简化、投标优先、价格优惠等。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3 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越低。
H4 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水平越高，企业经济绩效越高。
(三)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
国有企业的双重任务特性决定了国有股东的任务偏好，但社会股东由于以经济回报作为投资的第一要务，“经济人”特征明显，所以会对可能损耗经济绩效的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忽视或排斥。股东追求的目标会凭借委托代理关系强加于董事代理人，通过对董事会的选聘，促使股东争夺对董事的控制，进而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与此同时，董事为了保证职位甚至获得晋升，导致了其在对企业任务的决策选择上难免会受到异质股东的偏好影响。因此董事在借助社会资源实现企业双重任务的过程中不能一意孤行，必然要考虑股东的根本追求与偏好。详细来说，当企业股权混合程度的加深，社会股东在公司治理与决策中的作用将愈加强，企业呈现越发明显的“重经济、轻责任”的趋势，这与企业家型董事及其社会网络资源的作用相符，因此股权混合程度就会加强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于经济绩效的促进以及对于社会责任的排斥。类似地，虽然政府官员型董事及其社会网络资源能够合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弱化原先对于经济绩效的单一追求，但是这种作用却随着企业股权混合度的增加而减弱，促使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的实际作用不得不更符合社会股东的需求。综上，我们提出假设H5至H8，并构建模型图1。
H5 股权混合度削弱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社会网络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H6 股权混合度削弱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H7 股权混合度加强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H8 股权混合度加强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图1 假设模型图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央企及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相比普通国企而言，不仅政府的参与程度更高，而且也承担大量新政策的改革与试点，因而其代表性、标杆性和适宜性更加明显。所以本文选择2010年至2015年间，在沪深两市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取自被学者们应用较多的和讯网社会责任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库，同时经过随机选择样本与其年报公布数据的比对检查，保证了数据的统一性。在获得初始数据之后，采取以下标准进行数据剔除筛选：(1)个别数据缺失或不完整；(2)ST和PT的样本。同时，将主要变量在1%的水平上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得到906个观测值。
(二)变量设计
1.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
采用和讯网社会责任指标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Y1)。该指标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方面设置二级和三级指标进行全面的考察评价。关于企业经济绩效(Y2)，选择托宾Q值(市值与总资产的比值)进行度量。
2. 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与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
首先，区分董事会中每位董事的任职经历背景。在参考逯东(2012)[30]对于官员型高管定义的基础上，本文更为严格地设定政府官员型董事为在进入企业之前一直在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军队等部门任职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位(政府机关和高校：副处级及以上；军队：副团级及以上)。结合企业家的相关特征[31]，设定企业家型董事为进入本企业之前一直在企业任职且不存在任何政治、金融、学术兼职。然后，根据每位董事的企业兼职情况，计算每位董事社会网络的程度中心度和结构洞。最后，借助UCNET6.0计算每位董事的程度中心度及结构洞限制度后，按照企业家型董事与政府官员型董事分类后取平均值作为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与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的最终测量指标。此外，用X1，X2，X3和X4分别代表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中心度、结构洞、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
3. 股权混合度
首先将企业前十大控股股东依据性质划分为国有股东(受国资委或地方政府管理授权的持有样本公司股份的中国大陆组织和法人)、外资股东(持有样本公司股份的中国大陆以外的投资机构、法人和公司)、机构股东(通过理财、社保等形式持有样本公司股份的中国大陆机构基金组织)、个人股东(中国大陆的持股自然人)，然后以同性质股东的持股比例加总后代表四类不同股东的持股水平。最后，借助赫芬达尔指数，计算股权混合度(M)为其中Si为四类股东各自的持股比例。
4. 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研究[27-29,32]，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净资产收益率K1(净利润/总资产)、主营收入增长率K2(主营业务收入变化值/年初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K3(期末总负债/总资产)、独立董事比例K4(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和公司成立天数K5(公司成立日到2015年12月31日的差值取对数)。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基于政府官员型董事与企业家型董事的统计人数，绘制了两类董事在董事会成员数量上的占比逐年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企业家型董事的占比均高于政府官员型董事，说明董事仍然以企业出身的董事为主，该结果很好理解：毕竟政府官员型董事对于企业生产、研发、营销等经营活动的能力与感知要弱于企业家型董事，而董事的主要作用仍需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不过，两类董事同比变化率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政府官员型董事占比在逐年增加，且增速在不断提高，而企业家型董事占比不仅在逐年降低，而且增速也基本逐年降低。这可能由于中国经济下行，进入经济转型期，国企的保障性作用开始凸显，政府对于国企的控制通过政府官员型董事的增派来逐渐加强，2015年发布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地位”的要求便可准确应证这一点。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结果见表1。企业家型董事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的均值为1.124和0.790，均大于政府官员型董事网络的中心度(0.590)和结构洞(0.690)，说明企业家型董事具有的社会网络水平更高，且占据核心位置的网络资源较政府官员型董事多，这与企业家型董事的广泛业务关联有一定关系，而政府官员型董事通常集中在政治网络资源，类型较为单一；企业股权混合度均值为0.714，表明当前样本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已见成效；企业经济绩效均值1.462，表明企业处于盈利状态，同时标准差1.417说明样本企业整体而言是处于较好的经济绩效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均值37.226，根据定义，社会责任满分100，因此当前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较低，不过标准差24.383表明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差距较大，可能是政府对于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差异所导致，这也为下一步针对企业功能类型的分类研究提出了必要性。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表示p<0.1。

图2 2010-2015年间政府官员型董事与
企业家型董事的占比变化图
另外，为了更准确说明根据企业功能类型而进行分类研究的必要，针对主要变量实行了T检验，结果见表1最后两列。其中，△Mean列表示进行T检验时输出的相关变量在特殊功能和商业竞争两类企业样本时的均值差，t列表示输出的t值和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变量基本都通过了T检验，即表明根据企业类型而分组进行子样本研究是有意义的。
从相关性结果来看，各变量的相关性较好，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此外，本文对主要研究变量应用LLC和Fisher-ADF两种方法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良好，避免了伪回归的可能性。受篇幅限制，省略单位根检验结果及控制变量的相关结果。
(二)模型检验
1. 直接效应
表2记录了直接效应检验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说明控制变量基本有效。企业家型董事网络的中心度(β=0.092，p<0.01)和结构洞(β=0.077，p<0.01)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却与企业社会责任不显著，对应假设H4成立。可以说明，占据核心网络位置与资源的企业家型董事的确利于企业获得绩效提升与经济发展，同时结合上节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负向相关性结果，更加说明了企业家型董事“重经济，轻责任”的特征。对于政府官员型董事而言，其社会网络的中心度与结构洞对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结构洞与经济绩效显著负相关，假设H1成立、H2部分成立。验证了掌握核心社会网络资源越多的政府官员型董事更可能表现为“掠夺之手”的假设。
此外，股权混合度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以追求经济回报为主的非国有股东参与持股后，削弱了国有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增强了非国有股东对企业经济绩效的需求与影响。可以预测，随着股权混合度不断提高，企业逐利的“市场化”特征将不断强化。
表2 直接效应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表中为标准化β值、t值及其显著性水平，下同。
2. 调节效用
股权混合度对中心度与企业经济绩效的调节效应为显著正向(β=0.085，p<0.01，adj.R2=0.006 5)，对结构洞与企业经济绩效的调节效应为显著正向(β=0.063，p<0.01，adj.R2=0.003 8)。说明股权混合度能够加强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作用，与假设H7相符。股权混合度对政府官员型董事的中心度(β=-0.057，p<0.1，adj.R2=0.002 4)、结构洞(β=-0.054，p<0.1，adj.R2=0.002 9)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均显著为负，股权混合度对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结构洞与企业经济绩效的调节效应均显著为正(β=0.074，p<0.01，adj.R2=0.005 4)。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交互项与直接效应的符号对比后发现：最初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是正向作用、对企业经济绩效是负向作用，但引入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之后，股权混合度凭借“追求经济绩效、排斥社会责任”的作用强势干预了董事网络对企业双重任务的作用，使受到股权混合度调节的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由正向变为了负向，结构洞对经济绩效的负向作用由负向变为了正向。这种改变不仅验证了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也肯定了股权对于董事决策选择的干预作用，即迫使董事依从股东的偏好来进行企业决策。
表3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强弱差异，取股权混合度均值高一单位标准差(Mean+S.D.)和低一单位标准差(Mean-S.D.)的数值来分别代表高股权混合度与低股权混合度，并在1与-1的标准区间内绘制调节效应图，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5至H7成立。

图3 股权混合度对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

图4 股权混合度对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结构洞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

图5 股权混合度对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
(三)分样本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任务需求企业中董事网络的影响差异，同时也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根据《意见》中商业类与公益类企业的功能界定，同时基于黄群慧(2013)[33]对央企的分类名单，将原样本分为以输出经济绩效为根本需求的商业竞争类企业和以保障社会民生为根本要求的特殊功能类企业再次研究。最终，确定商业竞争类486个样本，特殊功能类420个样本，变量设定与检验方法与上述完全相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省略。

图6 股权混合度对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结构洞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

图7 股权混合度对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结构洞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
1. 商业竞争类企业
根据表4中结果与全样本检验结果相比较发现，在商业竞争类企业中，原来在总样本中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对社会责任不显著的作用也在此时变为中心度与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而政府官员型董事结构洞与经济绩效的显著负相关也变为不显著。可以说明，商业竞争类企业使掌握更多网络资源的企业家型董事凭借促进经济增值的效应在企业中发挥了更多作用，同时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心水平也将削弱对社会责任的作用，而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的作用被弱化。
结合表5调节效应的结果，股权混合度在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与经济绩效间的调节效应显著为正，即股权混合度会加强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企业经济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股权混合度在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中心度与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结合负向的主效应，说明股权混合度加强企业家型董事凭借其网络中心程度来逃避承担社会责任的偏好。股权混合度在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而主效应为正，该结论与总样本相似，即股东通过股权会明显干预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4 商业竞争类企业中的直接效应检验

表5 商业竞争类企业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2. 特殊功能类企业
根据表6结果相比全样本结果，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作用得以显著性通过，这或许由于特殊功能类企业的公益保障性需求占据主流，与企业家型董事排斥社会责任承担的初衷相违背，因而导致了企业家型董事凭借其社会网络资源强力回避承担社会责任。
表7调节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股权混合度的调节效应只在企业家型董事中心度水平与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的情况下显著存在，表明此时异质股东将影响并决定董事在社会网络的中心水平，同时由于股权混合度同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对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作用相似，因此所产生的调节效应也是加强企业家型董事中心度水平与企业双重任务的原效用。
表6 特殊功能类企业中的直接效应检验

(四)结果分析与解释
结合在全部企业、商业竞争类企业和特殊功能类企业三类样本中的检验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家型董事与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社会网络水平对于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的影响偏好不仅因人而异，且完全相反，即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促进经济绩效提升、有损社会责任，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责任提升、损耗经济绩效。对应假设H1至H4成立。说明处在网络中心位置及决定网络的政府官员型董事易表现出政府对企业的“掠夺之手”，虽然会帮助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提升，却更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经济绩效的负担。企业出身的董事通常以企业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无法在短期且直接获利，使得企业家型董事对社会责任产生排斥，同时在工作经历中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体现出明显的有利经济绩效、排斥社会责任的特征。另外，社会网络中心度偏重网络位置，而结构洞偏重资源质量，两者的差异也可能是造成同类董事社会网络对企业任务的影响差异的原因之一。(2)股权混合度具有促进经济绩效、削弱社会责任的作用，同时这种偏好会在董事社会网络与企业双重任务的部分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对于企业家型董事而言，股权混合程度的提升可以为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资源发挥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然而政府官员型董事作为政府的代言人，更注重企业的社会作用，提倡企业维护利益相关者的综合利益，强调国企在经济过渡期的保障性作用，而这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的逐利性产生相悖，因而非国有股东会通过股权混合度来干预政府官员型董事对企业双重任务的选择偏好，限制其社会网络的作用，甚至迫使政府官员型董事重视追求经济绩效、放弃承担社会责任。(3)调节效应的检验在总样本企业与商业竞争类企业中基本得到验证。然而在特殊功能类企业中，股权混合度的调节作用除了在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双重任务的关系上存在，其余情况均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这个结果更加说明当前时期中国政府对于国企的公益保障性作用的重视，当企业呈现明显的公益保障功能需求时，国有股东以及政府官员型董事对于企业双重任务的追求更加纯粹，非国有股东难以产生干预影响。
表7 特殊功能类企业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在股权混合度调节干预下的董事社会网络水平影响企业双重任务的作用机理，如图8。

图8 作用图
注：→表示发挥显著作用，-→表示发挥不显著作用，+表示产生正向作用，-表示产生负向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中国国企董事凭借“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背景，政府官员型董事与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资源特征水平对于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偏好也应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本文一方面探明了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偏重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而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偏重企业经济绩效的作用，肯定了董事社会网络水平对企业任务偏好“因人而异”的特征。另一方面，发现了股权混合度强化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而削弱政府官员型董事社会网络的作用，明确了股权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董事网络影响企业任务时的干预。另外，通过在不同功能类型企业中的进一步分析，揭晓了在政府干预较强的特殊功能类企业中将限制企业家型董事社会网络和股权混合的作用。
研究结论为中国国企均衡双重任务和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主要的政策建议与启示如下。(1)支持了《意见》将国企依据功能定位进行分类治理的思想，即在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有必要坚持差异化，避免“一刀切”。其中，以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公共服务为根本需求的企业，应当放缓与慎重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对于以参与市场竞争追求国资增值保值与利益增长为主要需求的企业，引入社会股东、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优选策略。(2)要充分并擅于利用异质职能背景的董事的社会网络资源，但也要根据企业对于双重任务的侧重需求而合理设置与利用具有不同促进方向与作用水平的异质董事社会网络资源。(3)重视异质股东的相互影响以及股东对于董事的干预作用，即重视股权混合度在董事社会网络与企业任务之间的调节作用，以保障企业的长期发展。
此外，董事社会网络可能不仅“因人而异”，也可能存在“同人异型”的问题，即对于掌握多种网络资源的董事而言，社会网络资源的异质类型可能也会对企业存在尚待揭示的影响，对此属于本文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着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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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alysis of Directors’ Social Networks on theDual Task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quity Mixed Degree
LIU Xin-min, YU Wen-cheng, WANG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906 CSOEs from 2010—2015, this paper interpreted functional preferences of official directors’ social network (ODSN) and entrepreneur directors’ social networks (EDSN) to dual tas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ources. Meanwhile we introduc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quity mixed degree (EMD), and consolidated conclusions in different functional enterpris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ODSN related positively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negatively to corporate economic performance (CEP); EDSN related positively to CEP and negatively to CSR; EMD provided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EDSN to work, while weaken the effect of ODSN on corporate task;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D was prevalent in all samples and commercial competition enterprises, while was difficult to work in special functional enterprises.
Key words：directors’ social network; dual task; official directors; entrepreneur directors; equity mixed de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