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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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的微观证据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基于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的微观证据

摘 要： 引入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等核心变量及其交互项，对Mincer收入模型进行了扩展，对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户籍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性别交互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性别收入不平等。(2)子辈与父辈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辈的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现教育流动的城镇居民和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3)子辈与父辈的职业等级越高，子辈的收入水平越高；职业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等级与职业向上流动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回报的收入效应，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性别收入不平等。(4)职务等级与职务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现代内职务向上流动的城镇居民和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此外，健康状况、社会保险、组织成员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 户籍流动； 教育流动； 职业流动； 职务流动； 收入不平等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显著提高，社会经济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1-2]。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大值(0.491)，此后持续下滑，2015年降至0.462，最近两年再次上升(2016年、2017年基尼系数依次为0.465和0.467)。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职务流动等社会流动通道不畅，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趋势，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等现象层出不穷，收入不平等的跨代问题、机会公平问题开始凸显。

社会流动是个体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经济地位向另一社会经济地位移动的过程，本质上是社会有价值资源的重新分配过程。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社会流动本身能够给流动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感受。社会流动一直被作为社会开放程度的指标和社会不平等的指示器[3]，是改变个人生活机会的重要途径之一[4]。社会流动可以影响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效率，对一国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流动对个人和政策制定者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它会影响人们对其他社会目标的态度，比如平等和经济增长[5-7]，一个社会只有维持较高的社会流动率，才能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多年来社会流动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热点。因此，深入探讨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寻找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较多，理论界观点各异，现有相关研究往往单独地讨论某一因素，如户籍流动、职业流动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少涉及教育流动、职务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现有相关文献在探讨户籍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时，主要分析子辈户籍状况、户籍流动对子辈收入的影响，很少涉及父辈户籍状况对子辈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少涉及户籍、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性别的交互作用。在探讨教育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时，理论界主要分析子辈、父辈的受教育年限、代际教育流动对子辈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少涉及代内教育流动对个人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少涉及受教育年限、教育流动与户籍、性别的交互作用。在探讨职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时，学界主要分析子辈的职业等级、代内职业向上流动对子辈收入的影响，很少涉及父辈的职业等级、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对子辈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少涉及职业等级与职业向上流动与户籍、性别、受教育年限的交互作用。现有相关研究没有涉及职务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关系。这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提出理论假设，引入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等核心变量及其交互项，对Mincer收入模型进行扩展，基于3 109份问卷调查数据，对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向上流动和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佐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理论界主要从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与职务流动等方面，探讨了社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一)户籍流动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户籍流动是指户籍从农村户口向城镇户口转变(在我国很少出现反向流动的情况)，主要分为代内户籍流动与代际户籍流动。在我国城乡分割制度下，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形成特定的社会群体，户籍制度等引发的悬而未决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一直是挑战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难题。在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各种因素中，户籍制度作为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能解释整体收入差距的一半以上[8]。如果消除户籍制度来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现存的居民收入不平等将不复存在[10]。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会造成农村劳动力效率的提高、要素报酬的均等化，从而减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8]，而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实现。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11]。户籍制度扩大了城乡家庭人均投资的水平、存量和回报的差异，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2]，户籍制度对城乡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歧视效应[13]。有的学者研究表明，户籍职业选择歧视使农户收入减少3.5%。在剔除户籍歧视因素后，整体收入差距会明显下降，表明户籍歧视对我国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14]。城镇户籍的获取打破了职业进入壁垒，使得农民工能够进入收入较高的职业[15]。笔者认为，与持有农村户籍的普通农民相比，城镇户籍的获取显著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扩大了与原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缩小了与当地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因此，户籍流动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取决于哪种途径在起主要作用。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而现有相关研究在探讨户籍、户籍流动与居民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时，很少涉及户籍、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作用、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脏腑之间存在关联，可从整体、联系、发展的辨证观点看待疾病的发生和发展[8-10]，而喉源性咳嗽的中医辨证分型具有其特殊性，可与中医学中的急喉痹、慢喉痹进行区分，但临床上关于喉源性咳嗽中医辨证分型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中医辨证分型尚无统一标准[11，12]。本研究通过对国内近年来喉源性咳嗽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总结后发现，喉源性咳嗽的中医辨证分型主要为风邪犯肺型、卫表不固型、脾虚痰浊型、阴虚火旺型，分别占比38.17%、31.67%、17.50%、12.67%，这提示我们可根据喉源性咳嗽的中医辨证分型对其实施辨证论治。

假设1 户籍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性别的交互项对居民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影响。

(二)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教育流动一般指向上流动(不会出现反向流动的情况)，即个体从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向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转变。教育流动是社会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流动将改变人们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不利地位，给人们带来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机会。然而，关于教育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Becker(1962)[16]最早对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后来又从教育的代际传递角度来研究教育对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17-18]。Solon和Corak(2004)[1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该理论，通过建立标准代际流动模型，研究发现优越的家庭背景能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能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使得子女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助于促进弱势群体的子女提升经济社会地位[20]。Yang和Qiu(2016)[21]通过构建一个四周期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先天能力、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对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早期教育中的先天能力和家庭投资对解释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收入流动具有重要作用。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不同导致子女受教育程度不同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原因[22]。有的学者发现，子女受教育程度能有效降低代际收入弹性，提高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促进社会更加公平[23]。农村家庭子代更容易通过教育改善代际收入流动。笔者认为，代内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正向影响，经历代内教育向上流动的人们，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居民收入水平会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而上升。而代际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因为父辈的受教育年限相对来说都比较低，而随着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子辈的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父辈，因此代际教育向上流动是普遍存在的。现有相关研究在探讨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时，很少涉及受教育年限、教育流动与户籍、性别的交互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 代内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代际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是方向不确定的，教育流动与户籍、性别的交互项对居民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影响。

(三)职业与职务流动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职业流动一般指在不同工作单位之间进行流动的过程。关于职业流动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现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但职业流动对既定个体的收入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24-25]。职业搜寻理论认为，职业流动源于劳动者对新职业的搜寻，劳动者对于新职业认定是建立在自身收入不降低前提之下的，劳动者会不断地通过职业搜寻的方式找到使自己收入回报提高的工作，职业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26-27]。职业匹配理论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雇佣双方事先都无法获知一次工作匹配的质量，主动离职的职业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作用，被动离职的职业流动对收入具有负向作用[28]。而有的学者认为，职业阶层固化才是收入不平等传递的根源[29]。Monsueto等(2014)[30]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流动有助于增加收入，但同时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有的学者研究表明，职业流动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职业流动频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31]。有的学者发现，在当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流动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二者互为因果[32]。还有一些学者从性别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两性职业流动带来了不同的收入影响，职业流动为男性带来的收入回报大于女性[33]。而有的学者发现，职业流动提升了男女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女性流动人口从中获得的收入回报明显大于男性流动人口，其收入水平随着职业流动次数的增加呈现倒U型[34]。有的学者研究表明，职业向上流动的群体中不存在性别收入不平等，但在职业向下流动的群体中，女性的收入回报会进一步下降[35]。笔者认为，代内职业向上流动提高了人们的职业地位，因而人们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即相对于父辈，子辈获得更高的职业等级，个人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改变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其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者存在职业歧视、对女性劳动者存在性别歧视，现有相关研究在探讨职业(职务)流动对居民收入不平等影响时，很少涉及职业(职务)等级与职业(职务)向上流动与户籍、性别、受教育年限的交互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 职业与职务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职务)等级与职业(职务)向上流动与户籍、性别、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居民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影响。

除此之外，个体基本特征(如性别、民族、年龄、工作经验、健康状况、家庭人口、家庭劳动力等)、组织成员、社会保险等对居民收入也会产生重要影响[36-4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 个体基本特征对居民收入有显著影响，组织成员、社会保险及其与户籍的交互项对居民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与现有相关研究相比，其主要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现有相关研究在探讨户籍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时，主要分析子辈户籍状况、户籍流动对子辈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少涉及父辈户籍状况对子辈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少涉及户籍、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性别的交互作用。本文从子辈户籍状况、父辈户籍状况、户籍流动等三个方面设计教育流动的代理变量，分析父辈户籍状况对子辈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讨户籍、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性别的交互项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是很少涉及的。第二，理论界在探讨教育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时，主要分析子辈、父辈的受教育年限、代际教育流动对子辈收入的影响，很少涉及代内教育流动对个人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少涉及受教育年限、教育流动与户籍、性别的交互作用。本文从子辈的受教育年限、子辈刚参加工作时的受教育年限、父辈的受教育年限、代内教育流动、代际教育流动等五个方面设计教育流动的代理变量，分析代内教育流动对个人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讨受教育年限、教育流动与户籍、性别的交互项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是没有涉及的。第三，学界在探讨职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时，主要分析子辈的职业等级、代内职业向上流动对子辈收入的影响，很少涉及父辈的职业等级、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对子辈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少涉及职业等级与职业向上流动与户籍、性别、受教育年限的交互作用。本文从子辈的职业等级、子辈刚参加工作时的职业等级、父辈的职业等级、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等五个方面设计职业流动的代理变量，分析父辈的职业等级、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对子辈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讨职业等级与职业向上流动与户籍、性别、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是没有涉及的。第四，现有相关研究没有涉及职务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本文从个人现在的职务等级、刚参加工作时的职务等级、代内职务向上流动等三个方面设计职务流动的代理变量，分析职务等级、代内职务向上流动对个人收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讨职业等级与职业向上流动与户籍、性别的交互项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是没有涉及的。

三、变量、数据与模型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本文对Mincer收入模型进行扩展，从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等方面深入探讨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关系。

表1 变量、符号含义与样本均值

     

变量符号含义样本均值被解释变量:个人每月税后收入ln(income)取对数8.221 88解释变量:1.个体基本特征变量(1)性别a(虚拟变量)male男性male=10.581 22(2)民族b(虚拟变量)han汉族han=10.977 16(3)年龄age41.615 63(4)家庭人口pop3.734 00(5)家庭劳动力lab2.257 96(6)健康状况heal见注(1)3.845 61(7)工作年限expe18.708 27(8)技能培训(虚拟变量)train参加技能培训train=10.373 632.社会流动变量(1)户籍流动:个人户口(虚拟变量)city非农业户口city=10.598 59父辈户口(虚拟变量)fcity非农业户口fcity=10.345 45户籍流动(虚拟变量)cityfcityf=city-fcity大于0取10.240 59(2)教育流动:个人现在的受教育年限edu12.951 10刚参加工作时的受教育年限iedu12.310 70父辈的受教育年限fedu8.258 28代内教育流动(虚拟变量)edufuedufu=edu-iedu大于0取10.640 40代际教育流动(虚拟变量)edufguedufgu=edu-fedu大于0取10.756 51(3)职业流动:个人现在的职业等级prof见注(2)2.962 69刚参加工作时的职业等级iprof见注(2)1.338 37父辈的职业等级fprof见注(2)2.271 79代内职业向上流动(虚拟变量)profuprofu=prof-iprof大于0取10.279 51代际职业向上流动(虚拟变量)profguprofgu=prof-fprof大于0取10.491 16(4)职务流动:个人现在的职务等级post见注(3)1.591 58刚参加工作时的职务等级ipost见注(3)1.200 06 代内职务向上流动(虚拟变量)postfupostfu=post-ipost大于0取10.367 003.其它解释变量(1)组织成员(虚拟变量)orga是组织成员orga=10.054 03(2)社会保险(虚拟变量)insu有社会保险insu=10.730 77(3)地区c:东部地区(虚拟变量)reg2东部地区reg2=10.608 23中部地区(虚拟变量)reg1中部地区reg1=10.316 18

注：参照基准：a女性；b少数民族；c西部；(1)健康状况：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依次取1、2、3、4、5；(2)职业等级：农业劳动者、工人(体力)、办事人员或服务人员(非体力)、专业技术人员、单位负责人或管理者依次取1、2、3、4、5；(3)职务等级：无职务、基层、中层、高层依次取1、2、3、4。

(一)变量描述

本文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人每月税后收入取对数(用ln(income)表示)，解释变量主要有两类：一是社会流动的代理变量，即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职务流动核心变量；二是个体基本特征与其他解释变量。户籍流动变量涉及3个代理指标，即个人户口、父辈户口、户籍流动；教育流动变量涉及5个代理指标，即个人现在的受教育年限、刚参加工作时受教育年限、父辈的受教育年限、代内教育流动、代际教育流动；职业流动变量涉及5个代理指标，即个人现在的职业等级、刚参加工作时的职业等级、父辈的职业等级、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职务流动变量涉及3个代理指标，即个人现在的职务等级、刚参加工作时的职务等级、代内职务向上流动。个体基本特征与其他解释变量选取性别、民族、年龄、家庭人口、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工作年限、技能培训、行业协会或其他组织成员(简称组织成员)、社会保险、地区等指标。模型中各变量的符号、含义及样本均值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职务流动等核心变量涉及较多虚拟变量和主观评价指标，而这些虚拟变量和主观评价指标不能直接从政府统计年鉴上获得，因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个体微观数据。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城镇家庭的主要成员与农村家庭的主要成员，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范围涉及东部、中部、西部28个省份。2017年下半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收入分配公平的评价体系与预警机制研究》课题组共发放问卷6 000份，回收问卷5 056份，去掉信息不全或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 109份。经过整理后的样本数据满足抽样分布条件，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三)模型设定

关于劳动力工资收入差异的研究通常采用Mincer(1974)收入模型，该模型着重考虑了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两种因素对个人工资收入的影响[44]。本文对Mincer收入模型进行扩展，将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等作为核心变量，重点关注社会流动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扩展的Mincer收入模型如下

ln(income)=β0+Σβiindividuali+Σβjsocialmobilityj+Σβkinteractionk+Σβlcontroli+ε

(1)

式中，ln(income)为居民收入的对数形式(被解释变量)，β为回归参数，individual为个体基本特征变量，socialmobility为社会流动(户籍流动、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职务流动)核心变量，interaction为变量间交互项，control为其他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模型中各变量的符号、含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结果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利用计量软件EViews9.0对扩展的Mincer收入模型进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后，得到表2至表4的回归结果。表2中的模型1-1至模型1-3反映了个体基本特征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模型2-1至模型2-5反映了户籍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表3中的模型3-1至模型3-5反映了教育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表3中的模型4-1至模型4-4与表4中的模型4-5至模型4-9反映了职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模型5-1至模型5-2反映了职务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模型6-1、模型6-2反映了组织成员、社会保险等其他解释变量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较大，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较大，回归参数的显著性水平较高，经济意义合理，扩展的Mincer收入模型显著成立。

表2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回归结果之一

     

解释变量模型1-1(个体基本特征)模型1-2(个体基本特征)模型1-3(个体基本特征)模型2-1(户籍流动)模型2-2(户籍流动)模型2-3(户籍流动)模型2-4(户籍流动)模型2-5(户籍流动)c6.945 986.695 226.934 176.613 776.612 206.711056.732 116.760 40male0.043 930.070 000.053130.055 510.070 690.056 410.055 070.043 04han0.030 900.058 410.039 400.073 720.067 020.058 260.056 820.054 96age0.045 100.052 990.042 090.043 270.044 260.042 290.042 310.04152age2-0.000 55-0.000 51-0.000 51-0.00046-0.000 50-0.000 48-0.000 50-0.000 49pop-0.068 96-0.027 50-0.049 72-0.009 40-0.015 26-0.019 59-0.025 21-0.025 00lab0.042 540.025 490.038 520.020 040.021 330.028 460.029 220.028 62heal0.070 560.056 610.065 670.051 410.058 920.054 730.060 940.061 02expe—0.018 19——————expecity—0.012 40——————train——0.095 38—————traincity——0.243 40—————city———0.154 100.229 650.218 100.180 160.190 60fcity———0.088 030.083 560.077 290.092 740.091 58cityf———0.090 990.085 530.081 020.082 290.082 76cityedu———0.051 06————fcityedu————0.052 18———cityfedu—————0.044 50——citymale——————0.022 21—cityfmale———————0.055 68insu0.149 330.080 850.120 090.077 420.084 900.074 060.081 540.080 70reg20.149 430.170 710.155 380.134 250.147 970.142 760.156 300.154 89reg10.005 880.013 110.011 420.014 890.024 490.006 760.017 710.015 66adj-R20.999 520.997 550.999 110.999 420.998 920.999 990.999 470.999 34F-statistic640 426.9105 647.8290 162.7379 425.1204 781.326 941 505421 144.9337 393.5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一)个体基本特征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表2中的模型1反映了个体基本特征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模型1-1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男性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于女性居民。民族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汉族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居民。居民年龄与收入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家庭人口数量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居民个人健康状况越好，其收入水平越高。模型1-2回归结果显示，工作年限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工作年限越长，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工作年限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工作年限越长，其收入水平越高，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模型1-3回归结果显示，技能培训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参加技能培训的居民收入高于没有参加技能培训的居民；技能培训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参加技能培训的城镇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上述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假设4。

(二)户籍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表2中的模型2反映了户籍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模型2-1回归结果显示，子辈、父辈的户籍状况对子辈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子辈、父辈户口皆为城镇户口的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户口的居民。户籍流动(即户籍由农村户口向城镇户口转换)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个人受教育年限越长，其收入水平越高。这表明城乡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户籍身份差异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模型2-2回归结果显示，父辈户籍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子辈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农村居民相比，父辈户口为城镇户口的居民，其受教育年限越长，子辈的收入水平越高，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户籍身份差异造成了我国特有的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现象。模型2-3回归结果显示，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对户籍流动的个人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其收入水平越高。这表明，户籍流动导致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模型2-4回归结果显示，户籍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男性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居民。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依然存在，而户籍制度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模型2-5回归结果显示，户籍流动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实现户籍流动的男性居民，其个人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居民。这表明，户籍流动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上述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假设1。

56例患者中，术后引流管的放置中位时间为13 d(4～51 d)，而术后共有51个腹股沟手术区发生淋巴漏，发生率为45.95%，但最终无1个腹股沟手术区在充分引流前提下拔除引流管后出现淋巴液聚集而继发淋巴囊肿。伤口感染及皮瓣坏死的发生率分别为4.50%及9.90%。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为19 d(9～55 d)。

（1）四虎游斗。四名斗虎英雄统一做“白虎洗脸”，领舞者持刀跃入场中，向四名斗虎英雄发刀，四名斗虎英雄接刀后做“白云盖顶”，一个刀花向老虎劈出一刀，踏鼓点引领老虎按逆时针绕场一周回到原位。

(三)教育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表3中的模型3反映了教育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模型3-1回归结果显示，子辈、父辈的受教育年限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子辈、父辈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辈的收入水平越高。代内教育流动、代际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1、模型3-2回归结果显示，代内教育流动、代际教育流动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实现代内教育流动、代际教育流动的城镇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表明教育流动与户籍交互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模型3-3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居民受教育年限越长，其收入水平越高，表明受教育年限扩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模型3-4、模型3-5回归结果显示，代内教育流动、代际教育流动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实现代内教育流动和代际教育流动的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居民，表明教育流动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上述研究结论与假设2基本相符。

表3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回归结果之二

     

解释变量模型3-1(教育流动)模型3-2(教育流动)模型3-3(教育流动)模型3-4(教育流动)模型3-5(教育流动)模型4-1(职业流动)模型4-2(职业流动)模型4-3(职业流动)模型4-4(职业流动)c5.920 295.941 035.899 005.910 185.920 896.915 256.908 676.923 636.897 91male0.050 110.055 210.058 510.047 770.022 820.050 400.046 580.045 720.092 49han0.073 140.078 240.073 020.071 890.068 390.047 000.046 140.038 480.031 18age0.055 050.053 980.055 510.055 420.055 350.026 940.027 840.027 260.027 47age2-0.000 56-0.000 55-0.000 57-0.000 56-0.000 56-0.000 31-0.000 32-0.000 32-0.000 32pop-0.021 62-0.011 33-0.022 36-0.022 60-0.022 20-0.016 77-0.029 88-0.027 51-0.035 98lab0.013 030.012 070.013 330.012 920.013 170.020 200.021 480.023 390.024 77heal0.036 110.036 930.035 980.035 480.036 030.031 050.029 760.030 050.032 40edu0.055 490.051 450.056 600.056 120.056 32————fedu0.002 020.002 190.001 950.002000.001 98————edufu0.016 650.006 470.008 640.010 600.008 81————edufgu0.003 930.006 880.006 540.004 700.005 03————edufucity0.015 61————————edufgucity—0.127 58———————edu male——0.000 68——————edufumale———0.002 95—————edufgumale————0.034 18————prof————0.099 250.141 130.139 500.157 85fprof—————0.026 050.033 840.035 570.033 51profu—————0.041 100.060 720.053 270.069 02profgu—————0.039 920.048 050.041 150.040 05profcity—————0.053 64———profu city——————0.063 34——profu city———————0.042 13—profmale————————0.017 55insu0.049 630.036 450.050 940.049 910.051 910.026 050.041 100.031 170.042 24reg20.109 860.119 590.110 820.111 970.111 710.130 370.126 290.123 330.119 09reg10.001 500.011 360.002 880.004 140.003 990.016 010.013 710.015 310.009 14adj-R20.999 910.999 970.999 960.999 960.999 430.999 540.999 940.996 650.998 90F-statistic2 259 4337 701 1384 854 8655 166 818365 770449 7063 699 60861 574187 370

(四)职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表3、表4中的模型4反映了职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模型4-1回归结果显示，子辈、父辈的职业等级对子辈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子辈、父辈职业等级越高，子辈的收入水平越高。代内职业等级向上流动、代际职业等级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等级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的个人职业等级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者存在职业歧视，职业等级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模型4-2、模型4-3回归结果显示，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实现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城镇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表明职业向上流动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模型4-4回归结果显示，职业等级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居民职业等级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劳动者存在职业歧视，职业等级加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表4中的模型4-5、模型4-6回归结果显示，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实现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居民，表明职业向上流动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模型4-7回归结果显示，职业等级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居民的职业等级越高，受教育年限对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就越大；或者说个人受教育年限越长，职业等级对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就越大。一般而言，职业等级越高，对个人的受教育年限要求越高，而个人受教育年限越长，往往职业等级越高。模型4-8、模型4-9回归结果显示，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受教育年限越长，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居民。上述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假设3。

(五)职务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表4中的模型5反映了职务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模型5-1回归结果显示，职务等级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职务等级越高，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职务等级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5-2回归结果显示，职务等级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职务等级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代内职务向上流动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实现代内职务向上流动的城镇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职务向上流动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可以得出，职务向上流动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为节省篇幅起见，回归结果不再列出。上述结论部分支持了假设3。

综上所述，Eg感染过程中Tim-3诱导负性调控机制可能与TGF-β/Smads通路共同影响Treg细胞分化和IL-10的产生，但是Tim-3与Smad3/Smad7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课题组将继续开展一系列相关研究，通过体内外阻断Tim-3功能试验研究其在细粒棘球蚴感染中的作用机制，为棘球蚴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六)社会保险、组织成员、地区等其他解释变量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表4中的模型6-1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险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参加社会保险的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居民；社会保险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对于参加社会保险的城镇居民而言，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社会保险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模型6-2回归结果显示，组织成员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组织成员的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非组织成员的居民；组织成员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对于组织成员的城镇居民而言，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地区变量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的居民收入远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居民收入略高于西部地区。上述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假设4。

表4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回归结果之三

     

解释变量模型4-5(职业流动)模型4-6(职业流动)模型4-7(职业流动)模型4-8(职业流动)模型4-9(职业流动)模型5-1(职务流动)模型5-2(职务流动)模型6-1(其他变量:社会保险)模型6-2(其他变量:组织成员)c6.922 096.937 266.741 296.880 086.787 167.148 317.078 026.786 706.981 40male0.046 500.029 790.042 840.039 810.040 740.030 120.046 980.064 880.042 80han0.035 920.032 890.056 770.040 120.045 920.045 650.058 810.047 350.033 85age0.027 720.027 470.035 430.029 730.032 780.028 230.029 260.044 390.043 15age2-0.000 32-0.000 32-0.000 36-0.000 33-0.000 36-0.000 35-0.000 36-0.000 52-0.000 52pop-0.035 42-0.035 90-0.012 50-0.030 02-0.026 61-0.059 17-0.030 89-0.033 07-0.063 89lab0.023 900.024 010.011 260.020 740.020 840.038 470.031 480.034 270.040 34heal0.031 690.031 900.023 140.028 700.027 800.044 230.041 940.062 740.065 11prof0.146 270.145 920.075 950.129 790.126 42————fprof0.034 350.034 760.024 480.037 880.042 29————profu0.054 430.069 190.013 770.080 630.035 62————profgu0.042 270.029 990.050 870.065 540.042 24————profumale0.024 35————————profgumale—0.021 55———————profedu——0.013 78——————profuedu———0.032 94—————profguedu————0.030 60————post—————0.142 930.040 54——postfu————0.019 900.077 38——postcity—————0.119 51——postfucity——————0.075 75——insucity———————0.271 08—orga———————0.010 84orgacity————————0.269 30insu0.040 060.043 640.027 350.043 070.027 260.085 810.055 740.121 210.140 47reg20.117 780.117 030.117 200.123 510.124 410.133 560.137 630.160 430.150 13reg10.007 110.006 490.010 400.011 250.017 290.004 340.007 760.026 160.005 12adj-R20.998 910.999 130.999 330.998 440.999 620.999 880.999 780.995 380.996 21F-statistic190 583237 533308 094132 852539 4382 165 2181 020 65360 80968 136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Mincer收入模型进行了扩展，基于3 109份问卷调查数据，对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1)户籍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性别交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结果表明，子辈、父辈户口皆为城镇户口的居民，其子辈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户口的居民；户籍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户籍流动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城乡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户籍流动导致教育回报率差异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居民相比，父辈户口为城镇户口的居民，其受教育年限越长，子辈收入水平越高，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这表明户籍身份差异造成了我国特有的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现象。研究结果还表明，户籍、户籍流动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男性居民、户籍流动的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居民。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性别歧视，而户籍制度和户籍流动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因此，户籍制度背后引发的悬而未决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将是研究的难题。

增值税的价外计税、避免重复征税的税制设计是国家从宏观管理经济良性运行采用的措施，而对每个流转环节的单个独立企业，一般并不关注重复征税的问题，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的是税款的缴纳对资金的占用及其在与交易对手商品价格博弈中的影响，进而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实务中企业运用的各种增值税税收筹划手段,如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主体资格的选择、不同计税方式的选择、对供应方开票类型的选择等等，其根源在于增值税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利益。因此，增值税如同企业存货的进价、职工薪酬一样属于企业的一项费用。

(2)子辈与父辈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辈的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现教育流动的城镇居民和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研究结果表明，子辈与父辈的受教育年限对子辈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代内教育流动和代际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流动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实现教育流动的城镇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这表明教育流动与户籍交互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研究结果还表明，受教育年限、教育流动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居民受教育年限越长，其收入水平越高；实现教育流动的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高于女性居民，这表明教育流动与性别交互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收入的不平等。

(3)子辈与父辈的职业等级越高，子辈的收入水平越高；职业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等级与职业向上流动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回报的收入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结果表明，子辈与父辈的职业等级对子辈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代内职业等级向上流动、代际职业等级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等级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者存在职业歧视，职业等级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职业向上流动与户籍交互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研究结果表明，职业等级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劳动者存在职业歧视，职业等级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与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职业向上流动与性别交互影响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结果还表明，职业等级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居民的职业等级越高，受教育年限对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就越大。代内职业向上流动、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职业向上流动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回报的收入效应。

(4)职务等级与职务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现代内职务向上流动的城镇居民和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职务等级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职务等级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务等级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职务等级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代内职务向上流动与户籍、性别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实现代内职务向上流动的城镇居民和男性居民，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职务向上流动与户籍、性别交互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性别收入不平等。

除此之外，研究结果还表明，男性居民、汉族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于女性居民和少数民族居民；居民年龄与收入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居民健康状况越好，其收入水平越高；东部地区的居民收入远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居民收入略高于西部地区。社会保险、组织成员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险、组织成员与户籍交互项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参加社会保险的城镇居民和城镇组织成员，其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农村非组织成员，社会保险、组织成员与户籍交互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了组织成员与非组织成员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二)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促进社会流动，特别是底层群体向上流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不平等，而且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改革户籍制度，实现户籍自由流动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途径。户籍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制度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形成的机会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户籍歧视政策，取消户籍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福利等方面密切关联的政策，消除户籍制度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的“门槛”，实现户籍自由流动，实现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途径。

第二，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有效手段。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受教育年限越长、掌握的职业技能越多、健康状况越好，其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不平等，政府必须强化教育机会均等，为每个劳动者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特别为农村居民、低收入者、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建议国家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把钱用在刀刃上。要加大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尤其要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让更多的寒门学子完成学业，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要加大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对劳动者进行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劳动者代内教育向上流动，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适应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同时，要加大公共健康投资，促进公共健康投资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倾斜，不仅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增加其收入水平，缩小收入不平等。

第三，促进就业公平，规范晋升制度，实现职业与职务向上流动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举措。本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与职务向上流动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就职业流动而言，消除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歧视性政策，打破市场分割，消除行业垄断、地区分隔、职业进入壁垒等体制性因素，遏制权力寻租和社会关系等不良现象，增加市场信息透明度，让人人享有公平的就业机会和职业流动机会，实现同工同权、同工同酬。就职务流动而言，要规范晋升制度，打破“论资排辈”的做法，以工作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职务等级和晋升的标准，对于能力和业绩特别突出的员工可以“不拘一格”进行晋升或提拔，让有能力的年轻人在职务上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更有利于激发年轻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不平等。

除此之外，东部地区的居民收入远高于西部地区，汉族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居民，组织成员、社会保险对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此，政府要努力营造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大环境，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对于农村居民、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要免除各种税费，给予适当补贴，以提高其绝对收入水平。政府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或其他经济组织，特别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促进组织成员之间资源和信息共享，有利于提高收入水平。政府应建立不分地区、不分城乡、不分行业的人人共享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政策托底的功能，让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居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公众能够体面的生存，这也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不平等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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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obi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Micro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obility, Educational Mobility,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Job Mobility

SUN Jing-shui, ZHI Shuai-shuai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ntroduces variables and expands Mincer revenue model.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3109 questionnaires, it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of residen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o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esident incom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obility and the years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gender further exaggerates th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gender income inequality; (2) The longer years of education between son generation and farther generation, the higher income level of son generation. Besides, the educational mobility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The income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and male residents who realize educational mobilit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and female residents; (3) The higher employment grade between son generation and farther generation, the higher income level of son generation. Occupational upward mo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The employment grade and occupational upward mobility further enlarges the income effect of the educational returns, and then aggravates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gender income inequality; (4) Employment grade and job upward mobility show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ident income. The income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and male residents who achieve job upward mobility within the gener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and female residents. In addition, health status, social insurance and organizational membe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esidents’ income level.

Key words：household registration mobility; educational mobility; occupational mobility; job mobility; income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