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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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颜子楠

摘 要：《剑桥中国文学史》于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国内学界对这部文学史的讨论集中在判断其理论框架的优劣与利弊，但尚未思考欧美汉学为何会提出“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其读者群体的关注导致了这一研究框架的产生。此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欧美汉学需要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进行互动，因此转向“跨学科研究”。以明代诗歌为例，欧美汉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借鉴而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方面缺少“文学本位”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欧美汉学；明代诗歌；文学文化史；文学本位；研究方法

引 言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与孙康宜(Kangwidth=13,height=13,dpi=110i Sun)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于2010年出版英文版，于2013年出版中文版，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文学文化史”的框架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这部由欧美汉学学者撰写的文学史对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中文版出版后的四年内，约有二十余篇针对该文学史的书评出现。大部分书评探讨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构想，数篇书评指出了其中的错误，还有数篇分析其中具体内容的优劣。

本文不拟讨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构想。由于每章的撰写者不同，因此每章所反映出的个人思路与该书的整体构想并不是完全相符的。本文主要关注该书的明代诗歌研究部分(下卷的第一、二章)，不过也并非针对该部分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或观点进行批评。相比于讨论某一内容或观点“写得如何”，本文更希望从“为什么这么写”的角度来解释欧美汉学对于明代诗歌的理解方式与研究方法。

欧美汉学学者“为什么这么写”明代的诗歌发展，实际上涉及三个更大的问题：《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其读者群体的关注，欧美汉学界现阶段在明代诗歌研究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欧美汉学的学科属性与学术特质。为此，本文将分别讨论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研究方面的不同角度与倾向，思考其原因，梳理其脉络，进而探索明代诗歌研究在未来可发展的方向。本文要强调的是欧美汉学最根本的学术特质，即该学科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进行互动的必要性。作为深入分析这种学术特质的前提，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该书重视其读者群体的根本原因，以及欧美汉学在西方学术体系内所处的“边缘”位置。

一、读者意识：欧美汉学的学科性质
在西方学术体系内，几乎每一位学者在写作时都有着极强的“读者意识”，其研究成果在出版时都针对着某一个特定的“读者群体”。欧美学者的这种写作习惯一方面来源于其学术传统，即在研究时往往有极为明确的学术对话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欧美的出版社大多是独立或半独立的商业机构，在日常运行中必须追求经济效益，因此出版社非常关注自己产品的客户群体，进而会暗示作者尽可能地扩大其作品的读者群体(1)当作者准备好书稿向出版社递交出版申请的时候，作者必须写明自己著作的“读者群体”。作者在申请时预设的“读者群体”越大，则其书稿越有可能被出版社看中。。这样一来，学者在撰写学术专著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一个现实问题：到底有哪些人、有多少人会有兴趣读我的作品？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和出版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在孙康宜撰写的《中文版序言》里，“读者群体”在短短的五页之内被强调了五次：

当初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和写作是完全针对西方读者的。

《剑桥中国文学史》……与该系列已经出版的……相同，其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让他们在读完本书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

本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约稿，所以有关读者对象(即非专业英语读者)有其特殊的规定，同时出版社对我们的写作也有特别的要求。

我们这部书是为非专业英语读者而写的。现在我们既然没有为中文读者重写这部文学史，也就没有必要为中文版的读者加添一个新的中文参考书目。(2)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上卷，1375年之前》，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中文版序言”第1、2、4、5页。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于“读者群体”的强调恰恰能够反映出《剑桥中国文学史》自身的定位，乃至于欧美汉学在西方学术体系内的定位问题。

一方面，《剑桥中国文学史》将自己的读者群体设定为“具有文化教养的普通读者”(3)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导言”第21页。英文原文为“the educated general reader”，见Kang-I Sun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xxxi.，也就是在欧美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中产阶级)。这些读者的教育背景大多是西方人文学科的本科及以上水平，他们对于欧美的文学传统有着一定的审美与理解能力；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没有中文语言能力，只能借助汉学家的译本进行阅读，但他们拥有足够的兴趣来探索中国文学。如此一来，该书的定位便是一本高层次的普及性读物。

另一方面，该书是一部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读物，其主要阅读人群是专业学者。在西方学术体系内，有少数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和教师，他们会将这部文学史看作是学术研究的入门书。另有许多非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或学者也会通过这部文学史来了解一些中国文学的基本状况，譬如研究中国艺术史或拉美文学的学者——这就是“跨专业”的读者群体。这些跨专业的学生或学者在研究本专业的问题时，偶尔会以中国文学作为其研究的参照系。

然而，在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为该书英文版撰写的书评中对于该书的预设读者群体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一个“普通读者”(a general reader)是不会阅读一本长达1500页的文学史的，尤其是上卷最开始的部分内容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太过艰深。相比之下，“当下中国文学的学生”(current students of Chinese literature)或许才是这部文学史的最忠实的读者，但是这些学生大多无法负担该书325美元的昂贵价格(4)William H. Nienhauser, “Review,”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4.1 (2011): 158.。

无论如何，该书预设的读者群体比较宽泛：既面向普通读者，又面向跨专业和本专业读者。不过这种宽泛的读者群体背后，恰恰暗示着欧美汉学本专业读者的匮乏。在西方学术体系内，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极其有限，学生的数量也随着当代政治、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有较大的起伏(5)仅以英国为例，即便是在传统老校之中，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一般不会超过三个人，甚至无法单独成立为一个系所，往往需要与远东文学合并成为“东亚系”。英国高校中文系的人员设置，一般按照时代划分为：秦汉1人、唐宋1人、元明清1人，以及近现当代3人(分别偏重文学、电影、戏曲)。不过最近十年，由于经济下滑，除了牛津与剑桥大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校能够维持这种标准，而很多学校也把师资力量集中在了语言教学与现当代文学、影视研究。。从业者极少的现象，揭示了“汉学”在西方学术体系内仅仅是一个“边缘学科”的事实；而越是边缘学科的研究者，越需要思考如何扩大自己作品的读者群体，因此越会倾向于尝试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吸引其他学科的读者。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我国的学术体系内一直是主流学科，从业人员的基数较大，因此学者在写作时一般也不需要思考如何面对不同读者群体的问题。

由于本专业的研究人员与读者群体的匮乏而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欧美汉学很难在西方学术体系内形成独立的话语系统。尽管有着一定的研究习惯与套路，该学科不免受到其主流学科的影响，甚至有意识地与其主流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乃至每一次欧美主流学科的研究范式或趋势有所改变，欧美汉学的研究方法和目的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此外，从最近十年的发展来看，该学科往往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本专业的读者群体，大多数从事该学科的学者都会主动地考虑如何与本学科之外的研究进行互动。简而言之，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美汉学的研究倾向，以文化研究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这也就是《剑桥中国文学史》所提出的“文学文化史”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在西方学术体系内，欧美汉学本专业读者群体的匮乏指向了其边缘学科的性质；而边缘学科的性质又决定了该学科的基本研究倾向。欧美汉学研究大多是以“文学现象”为基础进行的阐释研究，而这些“文学现象”对于西方的主流学科或者其他学科往往有着参考借鉴的意义。在该书下卷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欧美汉学界关于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比较成熟，这种成熟是建立在西方文学研究重视小说、戏曲的基础上产生的，进而对西方的小说和戏曲研究提供了借鉴的意义。然而欧美汉学界现阶段在明代(以及清代)诗歌方面所呈现出的研究成果，暂时还没有对西方文学研究产生任何影响，仅仅停留在“反映了西方主流学科研究走向”的阶段(6)真正对西方诗歌研究有影响的是四十年前以“抒情性”为主导的唐诗研究。。

该书的明代部分分为两章，即孙康宜撰写的《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width=13,height=13,dpi=1101572)》与吕立亭撰写的《晚明文学文化(1573width=13,height=13,dpi=1101644)》。由于并未按照文体来讨论文学的发展，因此关于明代诗歌的研究是分散在其他专题之下的——这两章的总长度为156页，其中涉及诗歌的内容约有40页。孙康宜与吕立亭在讨论诗歌时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如果仅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二人关于诗歌研究的主要线索的话，孙康宜使用的是“抒情”一词，而吕立亭使用的是“商业”。

二、抒情视角：文学研究的传统
孙康宜将《明代前中期文学》一章按照时间划分为三节，即：1375至1450年，1450至1520年，1520至1572年。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基本上打破了常规的诗、词、曲、赋的文体分类法，按照不同的文化现象设立了14个小节。这样一来，作者对于明代诗歌的讨论在表面上看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如果抽出这些专门讨论诗歌的内容，我们会发现“抒情”一词出现的频率较高，譬如以下几处：

高(启)诗明显有杂融各体的多样风格，它既脱胎于传统的形式，又展现出一种有意糅合俚俗用语的新变，从而创造出他特有的抒情性。

抒情性是高启那一代人的诗作特征，而现在(永乐朝)它显然已经式微。……他们(台阁体诗人)的诗歌仅仅用于叙说官府的德行，并没有中国诗歌在此之前通常所具有的抒情活力。

一般说来，复古派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诗歌观念。在李梦阳和他的朋友们看来，真正的抒情诗已经消失很久了。……明代复古派的观点使我们想到了西方的抒情诗，它将音乐视为诗歌的内在的成分。……王阳明对内心直觉的强调也激发了复古派去追寻诗的抒情性。

“吴中诗派”年龄最长者沈周将该诗派追溯到高启，因为正是高启首先建立了稳固的苏州抒情传统。……从一开始，沈周就号召一种新的诗歌抒情观念：纯粹、鲜活而又不加渲染。

多年以后，钱谦益将前后复古派统而言之，并对明代的整个复古运动简单指斥。这种笼统的否定对前期复古派是不公平的，他们是真正的创新者，敢于反对统治文坛的台阁体，复归古典抒情主义。……与复古派同时，苏州诗人也在创造其自己的文学传统，而他们基本上未受复古派的影响。(7)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27、36、48-51、58、80页。

从以上段落来看，孙康宜的论述大致是以“抒情—非抒情—回归抒情”为主线来观察明代前中期的诗歌发展的。从读者群体的角度考量，西方的普通读者对于“抒情”这一概念大多有所了解，而专业读者理解得更为深刻。因此，这种叙述的优势便是能够让西方读者迅速厘清一条明代诗歌发展的线索。

此外，以“抒情”作为诗歌发展的主线，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孙康宜对于六朝诗歌的处理方式。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一书的《中文版序》里，孙康宜清晰地指出了当时美国文学界的学术倾向，以及自己为何选择以“抒情”和“描写”作为专著关键词的原因：

在分析六朝诗歌之时，我选择了“表现”和“描写”这两个文学因素，来作为检验个别诗人风格的参照点，主要因为在80年代初期的美国文学批评界中，“描写”正是许多批评家所探讨的重点……从某种程度看来，这种对“描写”的热衷乃是对前此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思潮的直接反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美国研究文学的学者们特别专注于情感的“表现”问题……现代人所谓的“表现”，其实就是中国古代诗人常说的“抒情”，而“描写”即六朝人所谓的“状物”与“形似”。我发现，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在表现与描写的两种因素的互动中，逐渐成长出来的一种既复杂又丰富的抒情文学。(8)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中文版序，钟振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2页。

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美国主流文学界探讨的问题即是“抒情”，因此当时的欧美汉学也必定会讨论“抒情”以回应其主流学科。然而，以如今学术发展的程度来看，似乎“抒情”一词并不足以涵盖数量巨大的近世诗歌(9)本文所谓的“近世诗歌”大体上是指宋代以后的诗歌作品。。

在“抒情”基础上，孙康宜参考了其他理论框架来解读明代诗歌发展，其中最明显的是将抒情传统与“南北地域差异”相关联。例如，孙康宜将“苏州文化”放置于“复古派”的对立位置，用以强调南方文人将艺术与文学融合的特征，进而讨论“多元文化”在同一时期并存的现象(10)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55-61页。。又如，孙康宜提及了“前后七子”成员分属不同地域的现象，尽管没有做出更多的阐释，以下几句仍然是在暗示南北文学的差异：

“前七子”基本上都是北方人，而“后七子”除李攀龙外皆为南方人……“后七子”中，只有李攀龙一人主张严格模拟盛唐诗……后七子中只有李攀龙在模仿对象上过于拘泥，他同时代的文人则采取了更为多元和灵活的态度。(11)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78-81页。

强调苏州文化，以及将“南北地域差异”融入明代诗歌的分析方式，很可能都受到了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的启发(12)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李庆、骆玉明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9-200、211-217、223-242页。。

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早在1967年便被华兹生(Burton Watson)译成英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3)Burton Watson trans., 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但可能因为当时美国汉学界的整体研究风潮偏向于唐诗，此后很少有人在这部译著的基础上发展其学说，反而是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吉川幸次郎的理论框架有着较为深入的阐发。吉川幸次郎的《元明诗概说》则于1989年被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译成英文，书名改为《中国诗歌的五百年：从1150到1650》，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4)John Timothy Wixted trans., Fiv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1150-165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正像魏世德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介绍的，与《元明诗概说》几乎同时，美国学界还出版了两部关于近世诗歌的选译集(anthology)：一部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元明清诗的选集，另一部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关于清代诗词的选集(15)Jonathan Chaves trans. and ed.,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Yuan, Ming, Ch’ing Dynastie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Irving Yu-cheng Lo and William Schultz eds., Waiting for the Unicorn: Poems and Lyrics of China’s Last Dynasty, 1644-191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一时间出现了三部关于中国近世诗歌的著作，这多少影响了八十年代后期的美国汉学界。孙康宜于1991年完成的《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该书在当时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明清诗歌研究专著(16)Kang-i Sun Chang, 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该书于1992年在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中文版。。不过整体而言，在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美国主流学界的关注点在于性别研究；相应地，美国汉学界的明代和清代诗歌研究中也充斥着大量关于女性写作的讨论。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吉川幸次郎从“南北地域差异”来观察明代诗歌发展的角度在此后的诗歌研究专著中并没有被很好地回应(17)很奇怪的是，《元明诗概说》英文版在欧美汉学界的接受程度似乎不高，或许是因为这部译著的英文书名太过误导(看起来更像是一本诗歌选译集而非学术论著)以至于被学者所忽略。。

明清诗歌中的性别研究视角从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都是欧美汉学的重中之重。该书下卷的前四章中都有专门探讨女性文学的小节，由此可见女性文学研究在明清诗歌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18)关于明代部分女性文学的讨论，可以参看魏崇新：《明代文学史叙述的新视野——〈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评述》，《人文丛刊》第9辑，2015年，第299-300页。。欧美汉学在性别研究方面自有其积淀，但这一视角实际上存在着某种既定的逻辑：

明中期学者对于女性作品兴趣浓厚，女性作家也因之逐渐被经典化。这些男性文士所以尊重女性，或许是意识到自身之边缘化处境正有类于那些被边缘化的才女。(19)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67页。吕立亭在采用性别研究视角时，得到的结论与孙康宜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明代对女性写作的关注，更多与男性的焦虑有关，而非对女性本身的关注。一些男性对女性写作的兴趣源于对精英形式的失望。”(第108页)

性别研究视角的劣势可能存在于该理论框架下既定的二元对立，而其优势在于能够发掘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史观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内容。以此为基础，孙康宜在明代女性文学研究的相关论述中又涉及了一个适用范围更大的话题：

自16世纪中期开始，整个刻书业似乎都热衷于“女性选本”这一新类型。在这种情形下，作者、真伪等问题已不再重要，关键的是选本中的女性形象必须显得佳淑可人，要能吸引读者。(20)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68-69页。

孙康宜在此指出，明代中期出版业的发展为女性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助力。实际上，出版业的发展意味着商业(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兴盛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而这正是吕立亭为第二章《晚明文学文化》所设立的基本叙述框架。

三、商业视角：跨学科研究的趋势
孙康宜的论述偏向于诗歌“内部”的抒情性，而吕立亭更多关注的是诗歌“外部”的问题，也就是“晚明商业与文学相结合的方式与过去迥然有别”的现象(21)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83页。。如果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述这一特殊的现象：在晚明时代，文学作品就是一种以书籍形态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而商品的一些属性(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是取决于消费者(读者群体)的需求的，甚至有些属性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被刻意生产出来的。因此，在第二章的《引言：晚明与书籍史》中，我们能够见到这些经济学名词：消费阅读、商业印刷、制作成本、书籍价格、生产效率、市场份额、获取利润、白银供应、经济革命。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许我们也可以将第二章看作是一篇讨论晚明商业史的论文——论文的切入角度是书籍出版，所选取的案例则是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

在以“商业”为主线的叙述中，吕立亭将文学类型及其消费群体划分了阶级并建立了联系：诗歌、非正式散文、八股文与“精英阶层”相关；小说与“新精英阶层”或“士商”相关，而且往往附带有江南文化的地域性；戏曲的阶级属性不甚明显，“社会地位高低不同的成员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某种近似于先锋艺术的现象”(22)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92页。。在这种分级的结构里，吕立亭对晚明诗歌的讨论相对集中在“经典化”与“商业化”这两个议题上。

在欧美汉学界，晚明诗歌研究(甚至是整个近世诗歌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在于“文本过剩”和具体作品的“经典化的缺失”。此处“经典化的缺失”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明代诗歌在我国的文学史叙述中并没有被经典化；另一方面，欧美汉学界没有能力将明代诗歌经典化。中国古代诗歌在欧美学界的“经典化”意味着一系列的流程：选择并翻译原作，探讨译作的得失，发掘原作的美学特点，思考美学特点的成因，等等。但是由于从业人员数量有限，这一流程可能会耗时数十年(23)这种“经典化”过程比较类似传统的唐诗研究模式，即先了解著名诗人，之后再去观察其文本的特殊性，最终思考整个唐代文本变化的过程。不过将这一模式移植于近世诗歌研究则会出现较大的缺陷。。同时，数量巨大的明代诗歌以及标准完全不同的明代诗歌选本往往让汉学家在进行最基础的选译工作时处于难于抉择的境地：

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运用，令它身价倍减……诗歌本身却成为日常生活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受教育的人数，受过写诗训练的人，无论男女，在明代急遽增长。

晚明都没有出现诗歌经典……没有经典诗歌，只有一些经典诗人……相反，经典的诗歌理论正在勃兴——这些诗歌理论都见于序跋，它们对晚明诗歌的讨论，更关注诗人与诗学，而非诗歌本身。(24)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103-104页。

相比于六朝诗与唐诗研究而言，明代诗歌的“文本过剩”确实在实践层面降低了欧美学界将具体作品“经典化”的可能性。

从现阶段的成果来看，由汉学家翻译的明代诗歌文本极其匮乏，更不用说基于美学立场的诗歌文本分析了。欧美汉学界真正关注明代诗歌文本翻译的学术著作至今为止只有很少几部。最早的一部是1962年出版的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关于高启的专著，不过这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诗歌重建高启的一生，其研究范式被归于历史学而非文学(25)“在重新创造他(高启)的一生的努力中，诗歌主要被当作为历史学家的材料而非就其本身而言的艺术”，见Frederick W. Mote, The Poet Kao Ch’i, 1336-1374(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3-4. 孙康宜在下卷第一章中用了近四页的篇幅谈论高启，并转引了齐皎瀚(Jonathan Chaves)的论断：“正是牟复礼教授的著作使得高启成为‘西方最知名的中国明代诗人’。”(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24-27页)。另外比较知名的两部专著，一是1988年出版的周质平(Chihwidth=13,height=13,dpi=110Ping Chou)关于袁宏道和“公安派”的研究(26)Chih-Ping Chou, Yü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一是2008年出版的白润德(Daniel Bryant)关于何景明的研究(27)Daniel Bryant, The Great Recreation: Ho Ching-ming (1483-1521) and His World (Leiden: Brill, 2008).。这三部著作中均包含有较多的诗歌翻译与文本分析。

直到近年，欧美汉学界对于明代文学的关注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源熙(Haun Saussy)等人于2016年编辑出版了一部李贽诗文的选译(28)Rivi Handler-Spitz, Pauline C. Lee and Haun Saussy eds. and trans., A Book to Burn and A Book to Keep (Hidden):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不过，明代文学研究的升温主要来自于明代思想史研究的推进，而李贽的思想是北美汉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例如李博玲(Pauline C. Lee)于2012年出版的讨论李贽与“欲望”的专著，以及韩若愚(Rivi Handlerwidth=13,height=13,dpi=110Spitz)于2017年出版的讨论李贽与“早期现代性”的专著，都是针对这一热点的回应(29)Pauline C. Lee, Li Zhi (1527-1602), Confuc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Desi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2). Rivi Handler-Spitz, Symptoms of an Unruly Age: Li Zhi and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of Early Moderni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韩若愚、李博玲、苏源熙三人在2021年初又编辑出版了一部关于李贽研究的论文集，从历史、宗教、文学等不同角度讨论晚明社会对于李贽其人其说的接受(30)Rivi Handler-Spitz, Pauline C. Lee and Haun Saussy eds., The Objectionable Li Zhi: Fiction, Criticism, and Dissent in Late M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整体而言，欧美汉学对于李贽的作品，乃至对于明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兴趣还是更偏向于思想史方面，譬如1986年出版的钱新祖(Edward T. Ch’ien)讨论焦竑与“理学”问题的专著(31)Edward T. Ch’ien,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该书于2014在台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题为《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此外，王昌伟(Ong Chang Woei)于2016年出版了关于李梦阳的研究——在这部书中，作者以李梦阳的思想为契机，系统性地回顾了明代学术的发展脉络，不过其中涉及诗歌文本的翻译和讨论还是很少的(32)Chang Woei Ong, Li Mengyang, the North-South Divide, and Literati Leaning in Ming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总而言之，由于欧美汉学界针对明代诗歌文本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因此吕立亭在书写晚明文学史的时候也仅仅让大家注意到诗歌作品“经典化的缺失”这一现象，却无从进行更深入的解读(33)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特色之一便是“去经典化”，这在唐诗研究部分有所体现。，相比之下，欧美汉学界对于晚明诗歌“商业化”问题的认知更为透彻。

在市场经济面前，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赋予商品属性，无论该事物是否具有一个实体。换言之，文学作品可以通过交易而获利，作家的名誉或积淀的传统也是如此。明代推崇“复古”，或许正是因为古代作家和作品可以用来获利：

万历以降，印刷工业的发展使得“古”有利可图。(34)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104页。

在明代中晚期，各种前代的诗文选本盛行于世，使得当时的出版商和编选者享受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实际利益。通过这种商业的视角来观察，或许越是在中晚明社会中享有高名的人物，越有可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

身为文字市场中的一员，李贽比同时代其他人涉足的文类更广……所有这些写作，首先都是为出版商而作，然后是为市场而作。

在这些作品中，被商品化的不仅是某些观点与作品本身，还有李贽的独特人格：标新立异、玩世不恭、喜好辩论。……这些文类各异的作品，包括经典评论、小说戏曲评点，某些或许确属李贽所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某些作品是那些看到市场商机、企图以假充好的人所作。

这两大文学流派(“公安派”与“竟陵派”)之所以关系密切，不仅在于它们的诗歌理论，还牵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联系同样也带有商业色彩。

借助印刷技术，商品价值能够以真实的文本形式彰显出来。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竟陵派”的影响远远超过“公安派”，其缘由便在于这两部诗歌选本(《古诗归》与《唐诗归》)，尽管谭元春、钟惺二人缺乏袁氏兄弟作为诗人的晓畅平易与诗歌才华。(35)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101-102、109-111页。

归根结底，文人批评他人的文学观点(无论是以评点或选集的形式)，其最初的出发点未必是在文学上争夺话语权，而是在经济上赚取实际的利益；然而在晚明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文学话语权的大小也许是可以通过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的大小来衡量的。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延伸下去，那么明代中晚期的“复古”与“反复古”风潮，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不同的文人集团为了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刻意采用的“营销策略”呢？

简言之，吕立亭想要提醒我们反思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运作到底如何影响了晚明时代实际的文学活动。这种观察文学的方式，发端于近二十年来欧美明史学界在明代出版、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积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专著是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36)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98年。。不过就研究范式的接近程度而言，柯律格(Craig Clunas)撰写的艺术史专著《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或许对于明代文学研究更有参考价值，尽管这部专著的大框架是中西艺术与文化的比较研究(37)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高昕丹、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91年。。从探讨“消费方式”为起点，柯律格主要关心的是晚明人们如何看待“物”，而类似的逻辑似乎也可以延伸至晚明人们如何看待“诗文”。此外，柯律格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一书提及了明代的艺术品、礼品、商品三者之间的模糊界限，而艺术品消费方式的变化取决于艺术家所处的不同场域(38)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刘宇珍、邱士华、胡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2004年。。在这一层面，艺术品与文学作品的表现相当接近——同样属于文化消费品，同样涉及经济利益，且同样在社交网络中发挥着实用性功能。

四、本位缺失：明代诗歌研究的困境
以上针对孙康宜《明代前中期文学》与吕立亭《晚明文学文化》的讨论仅集中于诗歌研究的部分。两人采用了不同的关键词作为其叙述的主要线索，而不同的关键词恰恰也反映了西方主流学科的研究走向。孙康宜的“抒情”线索实际上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延伸，而吕立亭的“商业”框架则是受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经济史、艺术史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由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预设读者群体范围较大，孙康宜的“抒情”线索或许更容易被文学专业的读者所接受，而吕立亭的“商业”框架则对于跨专业的读者更为友好。

从欧美汉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除了较为传统的“抒情”视角是文学学科自身发展出来的，另外几个最常用的解读明代诗歌的视角都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的，例如来自性别研究领域的“女性写作”视角，来自世界史和经济史的“商品经济”视角，以及来自社会学和思想史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立”的视角，等等。以上这些非“文学本位”的视角，都可以被归纳在“文化史研究”的范畴之内。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史”是一个宽松的概念而非一个准确的学科，因此可以将各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都纳入其话语体系之内。在欧美主流学界，由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泛化，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兴起，可视化、大数据研究领域的扩张等多重原因，纯文学、纯审美的研究角度正在逐渐走向没落。相应地，在欧美汉学界，“文化史”框架下的古代诗文研究将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归根结底，“文化史”的研究框架意味着不同学科之间进行互动，也意味着“文学本位”研究恐怕已经不是欧美汉学界所关注的重点(39)近五年来欧美汉学界约有十余篇博士论文涉及明代诗文，但在研究方法层面，作者大多会尝试与其他专业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尤其是艺术史。。

明代诗歌研究“文学本位”的缺失在孙康宜和吕立亭所撰写的两章中均有一定的反映。尽管有不同的研究脉络与理论框架可以参考，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文学本位”方面的认知，似乎还没能超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与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提供的基本框架：

他(高启)的作品显示出他对唐宋诸大家的师承关系……高诗明显有杂融各体的多样风格……

李东阳也因其诗而闻名于世，创作了大量台阁体作品。但是他的作品混合多种风格，表明了翰林文人创作的新趋势。

他们(前七子)主张取法古人回到抒情诗的“本”，学习盛唐，特别是学习杜甫。

在云南期间，他(杨慎)几乎对每种文学类型精心研究，诸体兼长，成为一个“全能”的作家。

而“后七子”则认为，惟有盛唐可堪模拟。而更准确地说，“后七子”中，只有李攀龙一人主张严格模拟盛唐诗。(40)孙康宜：《明代前中期文学》，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26-27、47、48、63、79页。

尽管王世贞本人与“复古主义”关系密切，但他主张扩大经典的范围，将中唐和宋代诗人如白居易、苏轼等包括在内。

袁宏道本人的诗作，特色鲜明，强调自然、平易，一如其偶像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风。

“竟陵派”的诗歌实践，偏于艰涩、隐晦。他们的诗歌时有佶屈笨拙的措辞与用字，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那些诡异险怪的形象，与陈词滥调只有一步之遥……(41)吕立亭：《晚明文学文化》，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1375-1949》，第105、106、110页。

以上这些论述，实际上与我国现有的明代诗歌史的论述逻辑并无差异。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欧美汉学界对于明代诗歌“文学本位”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任何系统性的成果，甚至还不如清诗领域(42)在清代诗歌研究方面，早在1956年亚瑟·威利(Arthur Waley)就撰写了袁枚的传记；另有施吉瑞(Jerry D. Schmidt)一人便完成了三部清代诗歌的著作，分别关注黄遵宪(1994年出版)、袁枚(2003年出版)、郑珍(2013年出版)。此外，欧美汉学界还有寇致铭(Jon Eugene von Kowallis)关于晚清民国初年“旧体诗人”的研究(2006年出版)，严志雄(Lawrence C. H. Yim)关于钱谦益与“诗史”概念的研究(2009年出版)，李惠仪(Wai-Yee Li)关于明清女性与“家国创伤”的研究(2014年出版)，伊维德(Wilt L. Idema)选译的满洲女性诗人作品(2017年出版)，等等。。如果将《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六朝和唐代部分(上卷第三、四章)与明代部分作对比，明代部分最为欠缺的便是针对诗歌文本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关于“文学性”的阐释。

总而言之，《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诗歌方面的书写策略受到了欧美汉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束缚。由于“文学本位”研究成果的匮乏，明代诗歌研究也就没有产生新的文本阐释视角。再考虑到今后欧美汉学界的“文化史研究”趋势，明代诗歌研究在“文学本位”方面的缺失，短时间内恐怕不会有太大的起色。

尽管如此，欧美汉学在其他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明代诗歌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还是可以提供参考的。一方面，欧美汉学如果想在明代诗歌研究方面展现出一定的特点，实际上应该回归到最基础的汉学翻译工作。尽管大量翻译明代诗歌确实非常耗费时间与人力，但欧美汉学的研究特点原本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不仅仅要看文本中有什么内容，更是要看作者用何种方式表达了那些内容。六朝诗与唐诗研究之所以能够在欧美汉学界不断推陈出新，正是因为一直有从业者在做基础的翻译工作，譬如宇文所安在2015年完成的杜甫诗全译。

另一方面，基于“文学本位”的明代诗歌研究需要新的理论支持，而这些理论的来源不应是其他跨度较大的专业，而更应来自文学(外国文学)或语言学专业。例如，宇文所安在其《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中运用的“套语”理论，借鉴了欧洲早期文学研究的分析法，进而为中国诗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分析切入点(43)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又如，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友工与梅祖麟运用结构主义分析法对唐诗文本特点进行分析，为当时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不过这种思路在欧美汉学界几乎没有后继者(44)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诗歌的结构主义批评》，李世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馀 论

尽管被冠以“文学史”之名，《剑桥中国文学史》整体的呈现方式更偏向于“文化史”，针对文学作品的讨论相对分散且比例较小。这种呈现方式或许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在近世文学研究方面(尤其是明清诗文)，欧美汉学界缺少足够的基于“文学本位”的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撑一部注重作品分析的“文学史”论著，故此也只得借由“文化史”的大框架将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引入文学领域。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被迫的创新。正是由于“文学本位”研究的不完善，反而使得欧美汉学学者更加在意其“读者群体”的覆盖范围与接受程度，逐渐将其研究方法转向“跨学科”，进而创造了更多的阐释文学作品的可能性。

此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本身的局限性，欧美汉学的研究往往更专注于文学现象的分析而非文学史的梳理。欧美汉学学者在各自的独立研究过程中，大多没有刻意书写或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图，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其他学科进行互动。反观国内古代文学界的研究成果，即便是短小的论文，不少也会以“探讨该人物、作品、现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种话语方式作结，由此也可想见，国内古代文学研究者比欧美汉学研究者更加在意本学科内部的“文学史”构建。

以“互动”为前提，欧美汉学对于某一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时，注重的主要是该研究的切入角度、采用的理论方法、具体的分析过程，有时候并不太在意该研究得到的最终结论。这是因为研究的结论往往在本学科之内才能体现其价值，但研究的角度、方法与过程却是可以被复制的，并且是可以被移植到其他学科的——欧美汉学本身的研究角度、方法与过程也多是从西方主流学科移植过来的。对比国内古代文学界的研究，我们似乎更加重视研究得出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往往能够用来补充、纠正、甚至重新书写现有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