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后的岸田文雄内阁：执政基础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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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后的岸田文雄内阁：执政基础与政策取向
徐万胜 张雨欣

【内容提要】 日本岸田文雄内阁的诞生，是执政的自民党为应对大选而“临阵换帅”的结果。执政联盟利用广大选民对新内阁的“政策期待”，加之国内疫情趋缓、在野党势力孱弱以及选举对策缜密，从而赢得了大选。大选后岸田内阁的执政基础虽暂且趋稳，但在权力交接、路线调整及国政选举等层面上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其政治稳定性不容乐观，实现长期执政的难度较大。随着岸田内阁施政渐次展开，其在防控疫情、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印太战略上将保持较强的政策延续性，而在经济增长方式与国家安全保障上将实施政策调整。岸田内阁提出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并奉行现实主义对华外交方针，但其对外政策取向仍将保持涉华指向明显的惯性，经济安全保障、“人权外交”等政策主张或将加大中日关系摩擦几率。

【关 键 词】日本政局 日本大选 岸田内阁 自民党 中日关系

自2021年9月以来，日本政局发生的新变化，是以岸田文雄内阁诞生及举行众议院选举（大选）为中心展开的。由自民、公明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赢得了大选，这不仅意味着执政伊始的岸田内阁通过了广大选民的信任考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巩固执政基础。但岸田内阁能否摆脱以往“内阁更迭频繁”的历史宿命，尚面临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课题挑战。为此，相较于此前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内阁，岸田内阁在内政与外交领域保持政策延续性的同时，更为注重进行政策调整，以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其中，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如何调整，将直接影响到中日关系能否保持稳定发展。

一、岸田内阁诞生与执政联盟赢得大选
继安倍内阁之后，2020年9月上台执政的菅义伟首相始终未决定是否提前解散众议院并举行大选。至2021年8月，日本政局已开始面临自民党总裁选举与大选相互叠加的局面，因为首相菅义伟作为自民党总裁其任期将于9月届满，本届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将于10月21日届满。

最初，首相菅义伟是以“连任党总裁并继续执政”为前提来谋划相关选举日程的。但在菅内阁执政的一年间，日本经济社会发展滞缓，特别是由于抗疫不力，导致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根据读卖新闻社的调查，菅内阁支持率从2020年9月成立之初的74%，跌至2021年9月的31%[1] 福田昌史『菅内閣の支持率はどこへ消えたのか——世論調査で謎を読み解く【中】』，読売新聞，2021年9月27日，https://www.yomiuri.co.jp/column/opinionpoll/20210922-OYT8T50066/。，濒临内阁垮台的“危险水域”。鉴于此，2021年8月底菅义伟一度考虑进行党内人事变更，结果遭到自民党内“元老”政治家的强烈反对。在失去党内主要势力支持并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2021年9月1日，菅义伟宣布将如期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但随后即表示自己放弃参加总裁竞选，这意味着他将不再谋求连任，不再担任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于2021年9月29日当选新任自民党总裁，10月4日又在国会被指名为日本第100任首相，并组建内阁。10月14日岸田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19日发布选举公告，31日进行开投票，由此确定了大选日程。此次选战从解散众议院到最终确定当选议员，期间只有17天，为战后“历时最短”。[1] 『解散から投開票まで17日 戦後最短の衆議院選挙』，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0月14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1ANZ0R11C21A0000000/。显示岸田内阁试图抓住执政伊始内阁支持率尚较高的“时间窗口”，以“速战速决”方式应对大选，避免支持率下滑。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10月8—11日实施的舆论调查，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为49%，相比于菅义伟卸任时内阁支持率有所回升。[2] 『先週発足の岸田内閣 「支持」49% 「不支持」24% NHK世論調査』，NHK，2021年10月11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11011/k10013302241000.html。显示广大国民对新内阁普遍持有“政策期待”，期望其能有所作为。

2021年10月31日，日本大选举行投票及开票。在总计465名议员定额（小选区289名、比例代表区176名）中，各政党所获议席如下： 自民党261席、公明党32席、立宪民主党96席、共产党10席、日本维新会41席、国民民主党11席、令和新选组3席、社民党1席、无所属10席。议席分布状况表明：一是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赢得了大选。与公示前的276席相比，自民党虽减少了15席，但远超过半数的233席，且仍维持住了“绝对稳定多数”[3] “绝对稳定多数”议席，意味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所有常任委员会中都能占据委员长职位，并实现委员人数超过一半。的261席。加上公明党所获32席，执政联盟合计达293席。二是在野五党“共斗”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立宪民主党由选前的109席降至96席，共产党也由12席减至10席。三是日本维新会势力得到扩张，由公示前的10席大幅增至41席，一跃成为众议院第三大党，被认为是在野党“最大赢家”。

执政联盟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广大选民对新成立的岸田内阁普遍持有“政策期待”外，主要还有以下原因。

（一）国内疫情趋缓及经济社会生活恢复。进入2021年9月下旬，日本国内第五轮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接近尾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不超过4000人。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至众议院解散前夕的10月13日，日本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仅731人，并在10月下旬进一步减少至300人左右。[1] 厚生労働省「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ついて 国内の発生状況など」，2021年10月14日，https://www.mhlw.go.jp/stf/covid-19/kokunainohasseijoukyou.html。在疫情明显趋缓的情况下，9月30日，日本宣布解除1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事态宣言”和8个县的“防止疫情蔓延重点措施”。这是日本自当年4月4日以来首次在全国解除所有地区的防疫控制，经济社会生活由此逐步恢复。

（二）“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固化。形成于安倍内阁长期执政时期的“一强多弱”政党格局，在安倍辞职之后的短期内仍难以撼动。这从日本国内有关国民政治意识的舆论调查中可以得到验证。例如，在2021年大选前夕，根据读卖新闻社的舆论调查（8月17日至9月22日实施），即便在新冠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仍有64%的人希望自民党、公明党组建的联合政权能够维持下去，只有30%的人表示希望政权更替。[2] 『自公政権「継続を望む」64%、無党派層は55%…読売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21年10月3日，https://www.yomiuri.co.jp/election/shugiin/20211002-OYT1T50260/。根据产经新闻社与富士新闻网（FNN）的舆论调查（10月9—10日实施），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仍高达45.3%，而立宪民主党为6.4%，共产党为2.5%，国民民主党只有0.5%。[3] 『岸田内閣支持率63.2% FNN·産経合同世論調査【2021年10月】』，FNNプライムオンライン，2021年10月11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c4d4006857c821a04f36eae 8596c217118dcea3d。这表明广大选民对执政党的信心与期望始终高于在野党，自民党在选前已处于相对有利态势。

（三）自民党采取了缜密的选举对策。在选战中，自民党总部积极发动拥有较大影响力的资深议员前往各选区为候选人应援。尤其对战况激烈或估计自民党并不占优势的选区，优先派遣元老级议员前往演讲，为自民党候选人拉票。如在茨城6区，在选战的最后几天，岸田文雄、菅义伟、安倍晋三轮番前往演讲。在选战的最后一天，岸田文雄、菅义伟、麻生太郎、河野太郎等人集中到埼玉、东京、神奈川的激战区，以自身的影响力为候选人争取选票，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岸田内阁的执政基础与政治稳定性
执政联盟赢得了大选，不仅意味着岸田内阁通过了广大选民的“信任”考验，更是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其巩固执政基础。这主要体现在朝野竞争与党内支配两个方面。

在朝野竞争方面，在野党在国会立法过程中抗衡岸田内阁的“合作”难度加大。此次在野五党在大选中的“共斗”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将对其今后在国会立法过程中的“合作”产生消极影响，恐更加难以抗衡岸田内阁。此前，立宪民主党、共产党、国民民主党及社民党等在野四党每逢国会审议之际都会进行协商，其国会对策委员长都定期召开会议，并于会后由立宪民主党代表四党召开记者会。但在此次选举结果公布后，立宪民主党的最大支持团体——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简称“联合”）批判该党在竞选中与共产党合作的方针，要求该党修正“共斗”路线，甚至要求更换以枝野幸男为中心的党的执行部门。2021年11月2日，枝野幸男在党内会议上表明将引咎辞职，称决定让该党“在新代表的带领下迎接来年的参议院选举”。[1] 『立民·枝野代表「新代表の下で来年の参院選を」…衆院選敗北で引責辞任へ』，読売新聞，2021年11月2日，https://www.yomiuri.co.jp/election/shugiin/20211102-OYT1T50109/。今后立宪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容乐观。11月4日，国民民主党也在党内会议上决定与立宪民主党、共产党及社民党的合作组合划清界限，今后不再参加相关国会活动。[2] 『国民民主、立共社の国会対応の枠組みから離脱』，産経新聞，2021年11月4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 ... 5c4209c9db332b998d1。这使各在野党在国会立法过程中“团结一致”的局面将遭受削弱。

在党内支配领域，自民党派阀势力的变化有利于岸田首相提升决策自主地位。大选后由于部分议员的落选和隐退，自民党内的7个派阀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且产生微妙变化。2021年11月4日，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因在小选区落败而正式辞职，由来自竹下派的茂木敏充接任。众所周知，甘利明在自民党内部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关系密切，被称为政坛“3A”（因三人姓名的首个字母都是A）。而先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同“3A”进行对抗的“小石河”（即小泉进次郎、石破茂、河野太郎），却均在众议院选举中以压倒性票数胜选。[1] 『直前まで大敗予想の自民党、なぜ絶対安定多数を確保できたか』，Yahoo!JAPAN，2021年11月1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ccc40c785597723719 bc9b037299bc518b324db0?page=2。这显然将对自民党内的“安麻体制”产生制约性影响，也更有利于党内各派阀势力间的相互制衡。此外，11月11日，前首相安倍晋三担任党内最大派阀细田派的会长，接替因出任众议院议长而辞职的细田博之；竹下派因会长竹下亘于2021年9月去世而一直空缺会长职位，后于11月25日由茂木敏充接任会长；石原派在石原伸晃落选后由森山裕接任会长。自民党干事长人选变动有助于党内各派阀势力间的相互制衡，加之部分派阀发生领袖更迭与势力重组，这些动向都有利于岸田首相在决策过程中平衡或对冲党内派阀势力的影响力，提升其决策自主地位。

尽管如此，岸田内阁能否摆脱以往“内阁更迭频繁”的历史宿命，能否实现长期执政，其政治稳定性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日本战后宪政史上，从未有过两个长期执政内阁相互连接的情况。在长期执政的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内阁之后，日本政局演变均是陷入内阁更迭频繁的动荡期。关于“安倍之后”的日本政局走向，虽然目前尚难以断言其必将内阁更迭频繁，但基于政治稳定性的视角，其继任内阁在权力交接、路线调整及国政选举等层面依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一旦应对失利，必将引发内阁更迭。

首先，岸田内阁在权力交接层面上面临着党内统合的挑战。此前，在佐藤内阁、中曾根内阁及小泉内阁辞职之际，自民党政权内部的权力交接都是向年轻一代政治家转移的。但“安倍之后”的权力交接，在自民党政权内部尚未完成“世代交替”。多名资深政治家在小选区中落败或最终落选，且当选的新人议员多达97人，大幅超过上一届的56人。[1] 『自民、参院選へ「刷新」カギ 薄氷の小幅減、胸なで下ろす 惨敗立民「共産寄り」修正も【潮流底流】』，時事通信，2021年11月6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 ... 69b17d13f5b851582c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大选民对“老人政治”的不满，意味着日本政坛新一轮“世代交替”的开始。

在岸田内阁执政期间，自民党政权内部的“世代交替”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在党内“元老”政治家与年轻一代政治家之间，岸田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位置，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年轻一代政治家的权力诉求压力。例如，2021年12月5日，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在电视节目中被问及“会不会挑战后岸田政权”时，回答称“当然会”。[2] 『自民·高市氏、「ポスト岸田」挑戦を明言 安倍派入り誘いなし』，時事通信，2021年12月5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120500214&g=pol。加之岸田首相在党内缺乏强大派阀的支撑，自身所属的岸田派只是党内第五大派阀，其施政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安倍派、麻生派、茂木派等的支持与合作，并颇受“元老”安倍晋三等人的牵制。为弥补党内裂痕并避免权力斗争加剧，岸田唯有拉拢“少壮派”，稳住“元老派”，综合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或许才能有效统合党内势力。

其次，岸田内阁在路线调整层面上面临着能否纠偏的挑战。安倍内阁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实施安倍经济学、强化日美同盟、推进印太战略、加强安保法制建设、积极主张改宪以及官邸主导决策等为核心内涵的所谓“安倍路线”。其后继任的菅内阁在整体上表现出对安倍路线的全面继承姿态。但面对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如仅仅依靠继承安倍路线，恐难以满足日本国家发展及自民党执政的战略需求。例如，在内政领域，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虽提升了日经股指、降低了失业率，大企业的效益亦有明显增长，但广大工薪阶层的月薪几乎没有增加，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在外交领域，菅内阁推行的同盟战略与印太战略，导致日本对华政策日趋“美国化”，有损中日关系发展与地区局势稳定。对此，继任的岸田内阁在保持内政、外交政策延续性的同时，也必须通过路线调整来纠正偏差。

需要指出的是，在诸多政策议题中，能否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将成为决定岸田内阁支持率高低的关键因素。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其走向对内阁支持率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前，菅内阁的支持率与国内疫情感染人数基本上呈“反向”互动。读卖新闻社的调查显示，菅内阁的支持率在2020年11月第三轮疫情暴发前大体上稳定在65%以上，而在疫情暴发后则大幅下跌至不足40%。至2021年8月，第五轮疫情受东京奥运会的影响而空前严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一度突破了2.5万人，而菅内阁支持率也随之下跌至30%左右。[1] 福田昌史『菅内閣の支持率はどこへ消えたのか——世論調査で謎を読み解く【中】』，読売新聞，2021年9月27日，https://www.yomiuri.co.jp/column/opinionpoll/20210922-OYT8T50066/。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不同程度复苏的大背景下，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却明显落后。2021年11月15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第三季度GDP环比下降0.8%，按年率计算下降3%。这是时隔2个季度后，日本经济再次负增长。[2] 『GDPマイナス成長…コロナに半導体不足も』，日本新聞ネットワーク，2021年11月15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 ... e6d9654991b1a560c6f。经济低迷将迫使岸田内阁采取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刺激措施，但2022年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将给日本经济复苏蒙上一层阴影。

最后，岸田内阁在国政选举层面上面临着选战密集的挑战。在日本，除了大选之外，定期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也往往是诱发内阁更迭的制度性因素。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执政党若不能同时控制参议院的过半数议席，内阁及执政党的国会立法能力必然遭到严重削弱。因此，参议院选举虽不是事关内阁更迭的“硬性”制度规定，但自民党一旦在参议院选举中败北，往往会导致身兼党总裁的首相以“引咎”辞职的方式来承担责任，这在自民党长期执政过程中已经形成“惯例”。

赢得大选后，岸田内阁尚来不及“放松”，又将于2022年7月迎接参议院选举的挑战。为此，岸田内阁需要在仅半年多的时间里充分展示自己的执政能力，需要在统合党内势力、促进经济复苏与有效控制疫情的“三条战线”上均有所进展才行。唯有在赢得2022年参议院选举之后，岸田内阁才有可能更加自主地制定新的政策方针。这都表明，岸田内阁的政治稳定性不容乐观，特别是在内政领域仍将面临多重挑战。

三、岸田内阁的政策取向：延续与调整
在赢得大选之后，岸田内阁施政将渐次展开。2021年11月1日，岸田首相同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举行了会谈，双方决定继续努力推进新冠疫情应对及社会经济的再生。此前，岸田首相已在10月8日的施政演说中勾勒了未来政策的蓝图。整体上看，岸田内阁在应对新冠疫情、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印太战略上将保持着较强的政策延续性，而在经济增长方式与国家安全保障上将实施政策调整。

其一，应对新冠疫情仍将是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最紧迫、最优先的课题”。能否有效控制新冠疫情，不仅事关能否消除后续经济复苏中的不确定性，更是直接决定岸田内阁支持率高低的关键因素。为此，岸田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今后将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加快推进疫苗的接种以及口服药的应用；第二，通过修改法律来保证疫情防控指挥部更好地发挥职能，以及确保控制人员流动和医疗资源供应等措施，从根本上强化危机管理的能力；第三，对因疫情蒙受损失的企业以及非正规雇佣人群、育儿人群等提供现金补助。[1] 『岸田首相の所信表明演説全文 「対コロナ 危機管理を抜本強化」「成長と分配の好循環」』，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0月8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787N0X01C21A0000000/。 2021年11月1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召开会议，决定使用美国“辉瑞”疫苗对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人群进行第三剂的接种，并将接种人群限定为18岁以上。[2] 『3回目接種は18歳以上 ファイザー製コロナワクチン—厚労省』，時事通信，2021年11月10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111001196&g=soc。与前任菅内阁相比，岸田内阁在抗疫问题上展现出更为“果敢”的政策风格。例如，2021年11月末，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刚被发现，岸田内阁立即宣布“禁止所有外国游客入境”。此外，在恢复经济方面，11月19日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推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新冠疫情防控经费为22.1万亿日元，社会经济活动重启和预防下一次危机的经费为9.2万亿日元。[1] 『経済対策を閣議決定 事業規模78.9兆円』，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1月19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8E590Y1A111C2000000/。

其二，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印太战略，也仍将是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内涵。执政伊始，2021年10月5日，岸田首相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推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达成一致，且美方承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2] 『岸田内閣が始動 日米電話協議、安保条約の尖閣適用言及』，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0月5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4D930U1A001C2000000/。11月2日，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期间，岸田首相与拜登总统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双方再次提出要加强日美合作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为了将日美同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1月17日两国决定构建新的经济磋商框架。12月21日，日美两国政府就未来5年驻日美军经费中的日方分摊部分（即“体贴预算”）达成实质性协议。根据该协议，日本负担的驻日美军基地水电燃气费金额减少，而在新增日美联合训练项目上，日方负担费用有所增加。“此次达成的新共识象征着日美同盟将要发生质的变化。” [3] 『日米同盟の質転換を象徴 駐留経費「強靭化予算」に』，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2月22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08N20Q1A221C2000000/。另据12月23日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已经与美军制定了设想台湾出现突发事态、在西南诸岛设置美军军事据点的新版“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草案”。[4] 『台湾有事、南西諸島を米軍拠点に 共同作戦の原案策定』，東京新聞，2021年12月23日，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150722。 2022年1月7日，日美两国以视频方式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双方强调将为对抗高超音速技术而开展共同研究，深化防卫合作。

其三，继续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欧盟的安全合作。岸田首相在施政演说提出继续坚守“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欧洲等加强合作，并发挥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对话”（QUAD）的作用，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为此，岸田内阁在介入南海局势进程中将以越南为新的“战略支撑点”，并拟深化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准同盟”关系，进而推动QUAD的机制化建设。2021年11月24日，岸田首相与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明政举行会谈，这也是他首次在国内与外国首脑面对面会谈。双方就“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达成一致，对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继续就日本向越南出口防卫装备问题展开磋商。2022年1月6日，日澳两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意在简化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开展联合训练时携带武器入境的海关手续。这也是日本除了《日美地位协定》之外首次缔结此类协定。另外，“四方安全对话”将于2022年在日本举行，首脑会谈机制将可能得以延续。

在保持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为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岸田内阁也必将实施政策调整，以更多地体现“岸田色彩”。

第一，岸田内阁将推行“新资本主义”政策。多年来，日本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安倍经济学”为代表，它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与企业收益增加，但忽视了中间阶层的利益，使得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为此，2021年10月8日，岸田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明确提出“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推行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提出经济增长是财政健全的前提，而合理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前提。[1] 『岸田首相の所信表明演説全文 「対コロナ 危機管理を抜本強化」「成長と分配の好循環」』，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0月8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787N0X01C21A0000000/。“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注重经济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要通过科技立国战略、刺激地方活力和经济安全保障等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要以增加劳动者所得分配、扩大中产阶级及应对少子化等措施促进合理分配。围绕分配措施，岸田首相又在12月6日的施政演说中主张除了推出促进涨薪的税制之外，还将增加“年轻人群及育儿家庭”的收入，致力于修改阻碍女性就业的制度，并抑制社会保障负担增加。[2] 『【全文】岸田首相 所信表明演説』，NHK，2021年12月6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11206/k10013376361000.html。 “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安倍经济学”的修正甚至取代。正因如此，2021年11月12日，岸田内阁废除了内阁官房中的“一亿总活跃”“劳动方式改革”“人生100年时代”“统计改革”等4个工作部门，而它们原本为安倍晋三内阁的“招牌部门”。[1] 『政府、安倍政権の看板部署廃止 一億総活躍など4室』，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1月12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24UK0S1A111C2000000/。

为落实“新资本主义”政策，2021年10月15日，岸田内阁设立“新资本主义实现总部事务局”，下设“新资本主义实现会议”。11月8日，岸田内阁在首相官邸召开“新资本主义实现会议”。岸田首相在会上指出今后实现“新资本主义”的三大方向，即召开“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构筑会议”“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实现会议”与“数字临时行政调查会”，并提出要在2022年的“春斗”（即每年春季的工会斗争）中促使企业提高工资。[2] 『「新しい資本主義会議」賃上げ企業支援など提言』，テレ朝News，2021年11月8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 ... 933f956f4a0a885ff45。 在上述11月19日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推出的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启动开创未来的“新资本主义”所需经费列支为19.8万亿日元。

第二，岸田内阁将构建经济安全保障体制。经济安全保障是岸田经济政策中最为显著的创新点之一，为此，岸田在内阁中新设经济安全保障大臣。2021年11月11日，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鹰之称：“要加快关于必要的体制整备和运行方法的讨论”，完善相关法律以防止技术泄露和强化供应网。[3] 『首相、経済安保法案の準備加速を指示 閣僚会議を新設』，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1月11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119Y0R11C21A1000000/。11月12日，法务大臣古川祯久表示，公安调查厅将成为推行经济安全保障的“司令塔”，为防止高精尖技术的泄露，“要进一步增强公安调查厅的情报搜集能力”。[4] 『経済安保、技術流出防止へ「情報収集で貢献」 古川法相』，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1月12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27Y10S1A111C2000000/。

11月19日，由岸田首相担任议长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正式设立，并在首相官邸召开了首次会议。在该会议的主导下，岸田内阁预计于2022年向例行国会提交“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包含强化供应链、维持重要基础设施的功能、敏感专利技术不再公开、稳固科研基础四项支柱内容。[1] 『岸田首相、経済安保法案策定の加速指示 推進会議が初会合』，時事通信，2021年11月19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111900166&g=pol。其中，在强化供应链的问题上，预计法案中将推出以稳固国内半导体生产基地为目的的援助措施。在维持重要基础设施的功能方面，为防止通信、能源、金融等行业在采购重要设备之时引入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外国产品和系统，法案增加了需事先接受政府审查的内容。敏感专利技术不再公开则是为了防止用于下一代武器研发的前沿技术外流。在稳固科研基础方面，将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提供情报和资金支持建立机制。

第三，岸田内阁将加速防卫力量强化进程。2021年10月8日，岸田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明确提出将制定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加快文件内容的“更新换代”。10月13日，岸田内阁召开首次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就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安全保障政策的方向性展开了讨论。[2] 『岸田内閣で初のNSC閣僚会合 安全保障政策の方向性など議論』，NHK，2021年10月13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11013/k10013306091000.html。在具体防卫政策层面上，自民党的政权公约提出要探讨拥有“在敌方领域内阻止敌方弹道导弹的能力”。显然，这一能力带有先发制人、主动打击的色彩，严重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原则。从2021年12月20日起，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了修订构成上述三大战略性文件的讨论程序。从2022年1月起，自民党将针对各项议题以召开意见征询会等方式进行分析，并于5月底之前向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在军备建设层面上，自民党的政权公约提出将防卫费提高到GDP 占比的2%以上，并计划加快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强化防卫技术及产业基础。2021年11月26日，岸田内阁通过决议确定了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列入的追加防卫费创下史上最高的7738亿日元，加上初始预算部分，该年度防卫费总额首次突破6万亿日元。造成追加防卫预算大增的主要原因，在于采购P-1巡逻机、C-2运输机和“爱国者”-3MSE拦截导弹等新的防卫主力装备。通常情况下，新装备采购费用应列入年度初始预算中，提前计入上年度补充预算的情况极为罕见。[1] 『防衛費が初の6兆円超…異例の補正予算、新規装備を購入 7年で1兆円増』，東京新聞，2021年11月27日，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145000。由此可见，岸田内阁正加速防卫力量强化进程，且有可能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政策原则的限制。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日本修宪进程在岸田内阁执政时期是否会取得进展。通过此次大选，主张修改宪法的自民党、公明党与日本维新会共拥有334个议席，超过了修宪提议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外，自民党政权公约与岸田首相的施政演说也均提及修宪议题。2021年11月19日，岸田首相提出要将修宪定为2022年参议院选举的主要议题，表明了修宪的决心。[2] 『首相、来夏の参院選で改憲を争点に 自衛隊、9条に明記など念頭』，共同通信，2021年11月19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 ... bae02385964d2d15cc0。同日，自民党“修宪推进本部”也更名改组为“修宪实现本部”。12月21日，自民党修宪实现本部举行首次全体会议，正式启动修宪行动。但另一方面，尽管当前赞成在国会发起修宪讨论的政党势力超过了三分之二席位，但各政党之间的具体主张和侧重点仍不相同。对于修宪势力而言，还需要通过深入讨论来统一彼此间的政策主张，短期内恐难以达成一致。

四、岸田内阁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发展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的对华政策亦在相当程度上呈现“美国化”趋势。特别是菅义伟内阁执政期间，其对华政策多次干涉我台湾、香港及新疆问题等，导致中日关系遭受损害。因此，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面临着如何实现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课题挑战。在此前2020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竞选公开辩论中，作为候选人的岸田意识到日本对华政策应保持某种平衡，称“我们必须在美国和中国的激烈竞争中考虑世界秩序，不仅在军事力量方面，而且在经济力量方面”，“决不能让与中国对话的窗口关闭，我们必须明智地管控它”。[1] 『公開討論会 対中外交 岸田氏「したたかにコントロール」 石破「米中協力する世の中を」 菅氏「ハイレベルの機会活用」』，産経新聞，2020年9月12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 ... 2VRMPRHNDVTAVVGE4VQ。上台执政后，关于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岸田首相在首次施政演说中表示：希望和中国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强调对中国“将主张应该主张的事，强力敦促（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也力争合作应对共同的难题。[2] 『岸田首相 所信表明演説【全文掲載】』，2021年10月8日，NHK，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11008/k10013298431000.html。2021年12月22日，岸田首相又在演讲中提出“新时代的现实外交”，“一面要以普世价值为大背景，另一面必须维护稳定的关系”，表明将奉行现实主义对华外交的方针。[3] 『「新時代リアリズム」…首相講演 対中バランス強調』，読売新聞，2021年12月23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11222-OYT1T50365/。

对于岸田内阁而言，能否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机遇与挑战共存。一方面，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日本经济增长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也处于增长态势。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日本对华出口贸易额为521亿6800万美元，同比增长11.6%；进口贸易额为457亿9600万美元，同比增长15.4%。[4] 『森詩織『日本の対中輸出、7～9月は前年同期比11.6%増と伸びは大きく鈍化』，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1年11月8日，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21/11/41921d6d cac7b255.html。这是维系中日两国关系的利益纽带，也是影响岸田内阁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岸田本人曾在安倍内阁执政期间担任外相4年半，应相当熟悉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持有稳健积极的对华态度。岸田领导的自民党派系“宏池会”，在政治理念上主要继承大平正芳、宫泽喜一等对华友好、重视中日关系的传统。外相林芳正曾担任国会“超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对中国也有较为清晰且全面的了解。并且，2022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这为岸田内阁推进中日关系转圜提供了契机。但另一方面，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也正面临诸多消极因素的影响或是制约，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存有不确定性。

首先，岸田内阁对外政策取向仍将保持涉华指向明显的惯性。岸田内阁在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印太战略的过程中，仍将保持明显的涉华指向。日本方面，从菅内阁至岸田内阁，在执政伊始举行的首次日美两国首脑电话会谈中，均要求美方承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似乎已成为日美同盟强化的前提条件。对美国而言，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也必然要求日本的对华政策进一步“向美靠拢”，以便发挥同盟功效。此外，岸田内阁在推进印太战略过程中将注重拉拢东盟及印澳等国，且带有浓厚的涉华目标指向。例如，除了前述的岸田内阁以越南为“战略支撑点”介入南海局势之外，2021年11月18日，岸田首相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时表示“反对中国试图在东海及南海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1] 『首相、インドネシア大統領に「現状変更反対」 中国念頭』，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1月18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8CTG0Y1A111C2000000/。11月22日，外相林芳正与印度外长电话会谈时表示“要加强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对话”，“考虑到中国的海洋活动，反对中国试图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2] 『日印外相、米豪と緊密連携 中国念頭、電話協議で確認』，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1月22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2AIZ0S1A121C2000000/。

其次，岸田内阁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或将阻碍中日双边贸易。尽管岸田内阁试图在经济上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但其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却有可能阻碍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2021年11月19日，岸田内阁召开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推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准备工作。该法案内容特别强调了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将可能影响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的中国产品排除在外。 [3] 『「独自」半導体を確保·政府審査で中国製品排除も…経済安保法案の概要判明』，読売新聞，2021年11月14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11113-OYT1T50277/。此外，岸田内阁还正在与美国政府探讨共同构建限制对中国出口尖端技术的新框架，有可能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欧洲开展合作。

再次，岸田内阁重视“人权”的外交姿态或将有损中日关系。2021年9月12日，岸田在竞选总裁时提出为应对“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行的人权侵害”，将设立专门负责人权事务的首相辅佐官。 [1] 『岸田氏「人権問題担当の首相補佐官を」 中国念頭に』，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9月12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21SJ0S1A910C2000000/。随后，岸田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提出“针对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人权问题，要采取跨省厅的努力”。[2] 『岸田首相の所信表明演説全文 「対コロナ 危機管理を抜本強化」「成長と分配の好循環」』，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0月8日，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787N0X01C21A0000000/。自民党的政权公约亦提及“要为人权状况的改善做出实际贡献，开展人权外交”。[3] 『新しい時代を 皆さんとともに。』，自民党ホームページ，https://jimin.jp-east-2.storage. ... 211018_manifest.pdf。11月10日，岸田首相宣布任命中谷元为首相辅佐官，专门负责人权事务。并且与往届日本政府试图回避以“人权外交”牵制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10月8日，岸田首相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会谈中，竟然正面提及新疆的“人权问题”。[4] 『岸田首相、習近平氏と電話協議 「建設的·安定的な関係築く」で一致』，朝日新聞，2021年10月8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B86TL2PB8UTFK02L.html。显然“人权外交”今后或将成为岸田内阁实施对美追随并牵制中国的政策路径之一。

最后，岸田内阁对台政策调整将直接决定中日关系“进退”。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之一。执政伊始，岸田内阁就已在多层面上展现出介入台湾问题的姿态。其中，在强化日美同盟层面上，2021年11月13日，外相林芳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并一致同意早日召开日美“2+2”会谈。[5]『日米外相「台湾の安定重要」 林氏、就任後初の電話協議』，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11月13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30JQ0T11C21A1000000/。在地区经济合作层面上，12月10日，岸田首相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台湾地方当局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CPTPP）表示欢迎，并称台湾地方当局是“共享基本价值观、有密切经济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伙伴”，但对中国的申请加入却持“谨慎”态度。[6]『岸田首相、TPP加入目指す台湾を「歓迎」 中国には慎重な考え』，毎日新聞，2021年12月10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 ... d01961d5b588cf98a78。2022年1月7日，日美两国在举行“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文件中，又明确提及台海局势及两岸问题。另外，2021年12月1日，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台湾问题发表极端错误言论，公然挑衅中国主权，悍然为“台独”势力撑腰。12月24日，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通过视频方式再次举行所谓“2+2对话”[1] 参加此次对话的包括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佐藤正久和经济产业部会会长石川昭政，以及民进党负责“外交”和经济产业政策的罗致政、邱志伟两名“立法委员”。，即“外交经济政策意见交流会”。这些动向显然会对岸田内阁的对台政策会产生潜在影响。毋庸置疑，岸田内阁一旦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必将直接导致中日关系发生严重倒退。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一直处于不断“调试”中，尚处于变动期，以适应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满足日美同盟强化的战略需求并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其中，围绕中美战略竞争，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趋向于“选边站队”，试图借机推进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并谋求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色彩。在中日双边关系之外，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调整还将受到中美关系如何演变的制约。与此同时，2021年11月16日中美两国首脑举行了首次视频峰会，这体现出双方正在尝试缓和彼此间紧张关系，也会为中日关系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岸田内阁唯有有效管控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摩擦性因素，立足大局，才能实现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

总之，在赢得大选之后，岸田内阁的执政基础虽暂且趋稳，但仍面临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课题挑战。随着岸田内阁施政的渐次展开，其政策取向既有延续，也有调整。岸田内阁虽提出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但在其部分政策调整内容中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却趋于增多。需要指出的是，岸田内阁的执政基础与政策取向，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联动性，即相互制约与影响。岸田内阁的诸多政策取向、特别是部分政策调整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还在于岸田内阁能否不断巩固执政基础并实现长期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