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澳军事同盟化的进展、考量及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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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澳军事同盟化的进展、考量及制约因素
谢梓飞

【内容提要】日本与澳大利亚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不断推进双边防务交流，朝向军事同盟化发展。本文从两国的军事协同行动、装备技术合作、国防情报共享及地区合作战略对接等方面着手，梳理了近年日澳推进防务合作及军事同盟化发展的有关动向，并揭示两国同盟化政策背后的利益诉求与战略考量，同时从同盟困境、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及美国因素等角度出发，综合分析日澳军事同盟化面临的内外制约因素，判断其未来战略走向。从现实条件看，日澳短期内或难以正式结为军事同盟，但在未来一段时期两国仍将继续“抱团”，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值得周边国家警惕。

【 关键词】日本 澳大利亚 安保合作 军事同盟化 美盟体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深陷全球反恐泥潭，国力资源受到极大牵制。布什政权推动日本与澳大利亚加强军事防务合作，使两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南北双锚”，为稳定地区局势、遏制敌对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3月，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澳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确定了双方持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方针，两国的准同盟关系由此确立。该宣言是日澳首次分别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签署的此类协议，是指导两国向安全同盟发展的原则性文件，使两国防务合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其开展联合军事演训和防务交流扫清了法理障碍。近年在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地区权力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日澳主动调整安全政策，加速深化战略协作，在军事协同、国防情报与海洋安全等领域迅速推进防务合作，两国突破准同盟关系、从以美国为轴心的三边安全机制向日澳双边军事同盟“小步微调”的动向逐渐显现。

一、日澳推进军事同盟化的新动向
近年日澳为因应国际安全局势变化，大力拓展并深化防务合作，通过双边、多边框架下的联合演训推动两国军事交流深入发展。同时，日澳先后建立起外交防务“2+2”会谈、首脑外交及防长会晤等高层磋商机制，为两国持续开展安保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加强军事行动一体化
日澳两国防卫当局较早开展情报合作，曾于2008年3月签订详细备忘录，确定了情报交流的内容及防卫领域的行政手续。2012年5月，日澳在东京举行外长会谈，两国正式签署双边《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为日澳共享军事机密、反恐情报等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程序便利。近年日澳军事合作逐步深化，两国已在后勤支援、协同防卫和联合演训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使双方在军事行动协同方面更加顺畅并快速发展。

首先，日澳防务合作始于后勤支援，目前已将武器弹药纳入物资援助范围。2010年5月，日澳签订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ACSA），澳大利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与日本签署ACSA 的国家。近年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澳在双边及多边框架下举行的联合军演日趋频繁，两国防务交流逐渐深化，进一步加强军事援助的现实需求有所上升。2017年1月，两国领导人在悉尼举行首脑会谈，签署了修订版《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特意将日本自卫队与澳军在联合演训时可交换的物资从食物、燃料、医疗物品等扩展至“武器弹药等”。该协定以“促进双方部队的共同训练与运用”为由，配合日本国内的“安保法制改革”成果，意图把新自卫队法中写入的“为美军等提供后方支援”相关条款充分落实到联合军事行动当中，推动日澳军事合作朝着紧密且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开展协同防卫——日本自卫队开启协防澳军新职能。2015年9月，日本新安保法案出台之际，安倍政权就通过针对三种特殊事态[1]日本在新安保法案中提出“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和“灰色地带事态”三种特殊事态，并制定了相关应对措施。的构成条件及应对措施的模糊表述为自卫队协防美、澳等“关系密切国”部队留足了解释空间，亦为日本与他国发展军事同盟关系奠定了“相互协防”的理论基础。2016年12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再次通过了《自卫队法》“武器等防护”运用指针，旨在对美军等他国部队进行“驰援护卫”，即把自卫队可动用武器的条件扩展至他国军队遭到攻击，实际上启动了新的任务领域。

在多军种展开联合演习的基础上，日澳政府试图“移花接木”，类比协防美军，赋予日本自卫队防护澳军的职能，有意以军事力量构筑周边威慑态势。2020年10月，日澳在东京举行防长会谈，就将澳军舰机纳入日本自卫队“不分平战、提供保护”的范围达成一致。会后两国把上述内容写入联合声明，计划迅速启动局、课两级磋商进程，强化维护“印太秩序”的安全合作。 [2]防衛省『防衛協力の進展に係る2020年岸·レイノルズ日豪防衛相共同声明(仮訳)』、https://www.mod.go.jp/j/approach ... 20201019_aus-j.html。若将澳军纳入防护对象，一旦当澳方舰机在南海等地面临安全威胁时，日本有可能采取如下行动：一是下令出动自卫队直接进行武力干预或阻止；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澳军进行后勤支援，即为“非战斗区域”提供武器弹药及战略物资；三是命令自卫队赶赴现场参与防卫，甚至进行警告射击，为澳军部队护航。该计划不仅促使两国朝向实质上的军事同盟快速发展，更有可能将日本自身卷入战争漩涡。

第三，开展联合演训，加快推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为了便于日本自卫队与澳军在对方国家域内自主开展双边演训，两国政府决定推动签署全新的《互惠准入协定》（RAA）。该协定条款覆盖面广泛，涵盖基地建设、刑事管辖、出入境程序等诸多范畴，确立了双方部队在对方国家的行动规范，为日澳实施军事互访和训练建立起部队层面的法律框架，主要为双方军事人员及装备入境对方领土提供法律地位。日澳还以较高频率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等地展开联合军演。近5年来，日澳在西太平洋地区频繁开展反潜防空、海上扫雷及抢滩登陆等演训活动。2020年11月，澳总理莫里森访日期间，两国首脑就最终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达成原则共识。2021年6月在第九届日澳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两国再次强调该协定对于地区安保合作的重要意义，并同意加紧敲定细节问题、尽快达成协议。该协定一经签署，澳大利亚将成为首个与日本缔结此项协定的国家，也标志着美国的两大关键盟友实现军事战略领域的进一步捆绑。

（二）开展装备技术交流与合作
近年由于外部势力介入等因素造成南海等地区局势紧张，亚太地区爆发海上冲突的潜在风险增大，使得日澳加强海洋巡航、升级海上作战装备的需求凸显，两国加强了对船舶流体力学等国防装备技术的合作。2014年4月，安倍内阁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降低武器和技术对外输出的制度“门槛”。同年6月，在第五届日澳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上，双方决定将船舶流体力学作为首个课题领域，纳入联合开展的国防科研活动。7月8日，日澳正式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议》，确立了两国扩展、深化技术研发与装备生产的法律框架，进一步明确了军事合作的具体事项。[1]《美媒：安倍鼓吹“特殊关系”拉澳遏华》，新华网，2014年7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09/c_126730593.htm。2015年两国正式启动船舶流体力学的国防合作项目。该项目由日本防卫装备厅与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集团联合承担，旨在借助先进实验设施，在水流模拟条件下研究船舶推进器（螺旋桨等）的动力优化及静音技术，促进军用舰艇零部件的设计生产。[1]防衛省『防衛省と豪州国防省との間の共同による船舶の流体力学分野に係る日豪共同研究に関する取決めの締結について』、https://www.mod.go.jp/atla/nichigou.html。这可使澳方弥补其流体力学领域的技术空白，对其军舰维护改良乃至未来海上防御意义重大；也可使日本军工企业获得大批订单，打开防卫装备品的海外市场。此后双方不断推进联合研发，并续签多份相关共同研究协定。目前已将装备技术合作扩展至无人机、军事航天和网络空间等诸多新型领域，渐进式推动双边国防合作关系。

（三）共同开展与第三方的合作
随着日澳军事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国积极谋求扩展战略协作范围，将共同开展与第三方的合作纳入视野。

一是共同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合作。日印双边合作由来已久，并不断转型升级。进入新世纪以来，日印建立起“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建立起外交和防务部长级对话机制。2017年7月，日本首次正式参加“马拉巴尔”美印系列联合军演。2019年11月，日印在新德里举行首次外交和防务部长级战略对话，确认针对中国海洋活动深化安保合作，努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环境”。2020年9月，日印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为两国在联合行动中互相提供军事支援奠定了制度框架。随着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澳印战略利益趋同，澳大利亚开始重视并强调与“全球大国”印度的地区合作。[2]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2016 Defence White Paper，”February 25，2016，https://defence.gov.au/WhitePape ... ce-White-Paper.pdf.而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后大力推动“东进战略”，也着手提升与澳大利亚的关系。2014年11月，印度总理时隔28年再次访澳，呼吁两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并签署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此后，澳日通过政策协调，有意拉拢印度加入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安全体系。2015年 6月，日澳印建立起部长级三边对话机制，以强化三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联动。2017年12月，澳印在新德里召开首次外交和国防部秘书“2+2”对话会，以创建“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为核心议题，重点探讨双方的战略合作与国防关系发展。

二是积极协调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在日澳看来，包括南海在内途经东南亚的海上通道是印太的核心地带，中国的崛起及其“高压海洋政策”将改变南海地区的既有秩序。为此，日澳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并强化与东盟的防务合作关系，因应中国崛起冲击美地区霸权可能引发的海洋安全问题。日澳借助对话磋商机制，不断推进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和安全合作，频繁就南海问题做出强硬表态，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南海争端，抨击中国限制“航行自由”及推动南海“军事据点化”。面对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对地区局势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和戒备，日澳借机与其深化战略合作关系。鉴于印尼境内拥有多条“连接印太”的交通要道，加之澳印尼在历史上积怨颇深，澳政府尤其重视与印尼的安全合作。2021年9月，第七届澳印尼外长防长“2+2”会谈在雅加达举行，双方提出进一步深化国防工业合作，澳方还决定捐赠15 件“威力强大”的重型武器，助力印尼提升国防力量。此外，澳政府还持续开展与越南的合作。2018年3月，澳越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起外长和防长的年度会晤机制。同年11月，澳越签署《联合愿景声明》，决定加强在对话磋商、海洋安全、维和行动及反恐等领域的双边交流。日本则着眼东盟国家的需求，积极帮助其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如2013年7月，安倍晋三访问菲律宾，承诺向其海岸警卫队出售10艘巡逻艇，以强化海上警戒能力。2016年5月，两国防长会谈后，日本自卫队提出向菲方提供5 架TC-90 型教练机及配套维护服务。2020年3月，日本决定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再对菲律宾出售多套J/FPS-3 型相控阵雷达，以升级其空军的空域控制系统。

三是面向南太地区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澳大利亚认为毗邻的南太平洋地区属于本国势力范围，对中国长期与该地区国家合作心存芥蒂，担心中国借“一带一路”倡议扩展在该地区影响力，以及合作项目会给太平洋岛国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从而对澳大利亚在该地区存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澳政府积极联合美、日、新西兰等国在太平洋群岛布局贸易投资，与中国展开竞争。2015年12月，时任澳总理特恩布尔访日，双方就共同支援太平洋岛国等议题制定“太平洋合作战略”，并提出一揽子联合援助计划，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协助各国提振海洋经济，增强海上安保能力。

二、日澳安全合作中的美国因素
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与地区盟友的军事安全合作，并推动日澳开展防务合作。日澳联手构筑威慑态势，主动分担同盟义务，有助于美国节约军力资源、缩减全球开支，同时维持以自身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秩序。另外，加强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也有利于推动实现美国一直力推的“亚洲版北约”。

（一）建立美日澳三边军事合作机制
进入21 世纪后，在全球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国力不断受损，而中国等新兴国家相继崛起，亚太地区出现明显的权力转移和秩序重构趋势。为维护既有秩序和霸主地位，美国制定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将日、澳、韩、新、菲国等盟国作为加强地区安全网络的支点，寻求建立“美+1”“美日+1”等双边、三边同盟模式，试图打造“亚太版北约”。因此，美国在将日澳作为地区战略南北支点的同时，还积极为日澳开展安全合作“牵线搭桥”。在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美方曾呼吁日本通过“与其他地区伙伴国家强化合作”维持地区安全秩序[1]防衛省『防衛省と豪州国防省との間の共同による船舶の流体力学分野に係る日豪共同研究に関する取決めの締結について』、https://www.mod.go.jp/atla/nichigou.html。，目标首指澳大利亚。若日澳结为军事同盟，将在事实上形成美日澳三边同盟关系，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而日澳现有实力也不足以应对“中国挑战”，两国均将对美关系视为其安全政策的核心，表现出靠美制华的战略特点。2006年3月，在美国的主导下，美日澳建立起三边战略对话机制。迄今三国已召开9 次部长级对话，美国以朝核、东海、南海等热点问题为核心议题，推动三国强化战略协作、统一行动步调。在国防情报领域，还促成了美日澳三国情报共享机制，推动三方国防情报合作步入实质性阶段，进一步深化三边安全合作。

（二）频繁开展多边联合军演
在美日澳三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于2017年11月重新启动并延续至今，各成员国不定期举行部长级战略对话和首脑峰会，美国试图利用盟友体系平衡中俄在地区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还以较高频率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等地展开多边联合军演，不断强化多边防务合作。近5年来，美日澳已举行20 多场三边联合军演。2018年7月，美日澳共同举行“环太平洋”军演，首度演练实弹击沉敌舰科目。2020年2月，美日澳在关岛举行“对抗北-2020”联合演习，通过空战战术训练提高三国战备能力和装备交互操作性。而在“对抗北-2021”联合演习中，美日澳开展多国联合跳岛行动，通过在偏僻岛屿快速修建设施、形成作战基地，强化了三方部队的联合保障能力和后勤支援能力。日澳还依托“四方安全对话”安保机制，积极参加其他多边联合军演。2018年5月，日澳部队首次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同年10月，澳军时隔13年重返“马拉巴尔”系列军演，美日澳印四国舰船历史性地齐聚印度洋海域，预示着地区安全问题将更趋复杂化和扩大化。

（三）搭建“太平洋铁三角”关系
面向南太平洋岛国，在日澳合作的基础上，美日澳还构建起经济合作的所谓的“太平洋铁三角”关系。2018年7月，美日澳宣布建立“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同年11月三国签署“投资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并宣布投入17 亿美元，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多个地区建立电力和网络设备，预计于2030年前将电力供应人口覆盖率提升至70%。[1]《美日澳新砸17 亿美元援建巴新 外媒：意在对抗中国》，参考消息网，2018年11月19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81119/2355285.shtml。2019年6月，美日澳在大阪G20 峰会上提出进一步深化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试图推行基建领域的国际化和标准化，并将其作为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强海外投资和技术输出以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2020年10月，美日澳宣布将斥资3000 万美元，资助帕劳建造一条海底光缆，作为三国在该地区投资合作框架下的首个实体项目。[1]《日媒：美日澳将出资为太平洋岛国帕劳铺设海底电缆》，腾讯网，2020年10月29日，https://new.qq.com/rain/a/20201029A0A48M00。借由同美澳的合作，日本顺利介入南太地区，将开展所谓“能力建设援助”的范围拓展至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劳、斐济、汤加等多国，由此覆盖了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整片区域。澳大利亚则通过与美日联手，在南太地区持续性开展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有利于强化其对太平洋岛国的拉拢控制与周边经营，维护本国“后院”的安全稳定。

三、日澳推进军事同盟化的考量
除了美国的推动因素，日澳深化军事协作也是亚太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地区影响力不断衰弱背景下的因应措施，是日澳两国随着美国安全战略的变化而调整的自身安保政策。

（一）担忧美国的安全承诺及其维持地区秩序的决心意志
2016年11月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实行全球战略收缩，在经贸、军事、人文、环境等领域频频“退群”，逃避国际责任，并要求盟友在地区防务中增加国防开支、承担更多驻军费用，同时秉持贸易保护主义，围绕钢铁、汽车等产业抨击是别国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对日澳等国造成冲击，致使美国的同盟体系产生裂痕。在美国实施“印太战略”背景下，“特朗普冲击”加剧了日澳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疑虑。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日澳则倾向于扩大双边军事协同，强化双边战略协作，以填补由于美国战略收缩或实力相对下降产生的缺口，应对地区安全保障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

（二）因应地区安全威胁进行的政策调整
在日澳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认知中，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打破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导致以美国及其盟国为核心的既有秩序产生动摇，使自身的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尤其在海洋安全领域，中国不断加强维权执法和周边管控等例行海洋活动，加速推动海洋强国治理体系建设，被日澳视为对地区海上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1]《安倍解释集体自卫权行使条件称包括物资不足等》，环球网，2015年5月18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L80g。在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公然批评中国“持续增加国防开支”“执意开展有违国际法的行动，企图通过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新通过的《海警法》可能对日本等国的正当权益造成损害，加剧东海地区紧张局势”。[2]防 衛省『2021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pdf/R03030301.pdf.而澳大利亚出台的新版《国防白皮书》用大量篇幅指责中国“军备扩张及南海军事化动向”，强调中国的迅速崛起打破了地区原有力量平衡，并宣布澳政府计划追加300 亿澳元国防预算，将战略重心放在应对中国军力的快速增长上。[3]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2016 Defence White Paper，”February 25，2016，https://defence.gov.au/WhitePape ... ce-White-Paper.pdf.在日澳两国决策者看来，地区秩序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而军力日渐强大的中国已成为主要“威胁源头”之一。随着对海洋运输的依赖日渐加深，南海地区的安全稳定及所谓“航行自由”，已成为日澳的重要利益关切。由此可见，近年日澳全面深化防务合作、加速推进双边安全关系是其“抱团取暖”的现实需求，其目的在于强化周边威慑态势，联手抵御地区安全威胁。

（三）为谋求自身战略发展而相互借重
从政治层面观察，日澳军事同盟化的实质是在地区权力结构变化、国际安全形势动荡的背景下，双方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而相互借重。日本方面，一是谋求突破战后体制，走向“正常国家化”。近年，日本朝野右倾势力有抬头之势，安倍政权先后发起“安保法制改革”、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执意修改宪法解释，推动在宪法第九条中载明自卫队地位。日本当局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浪，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其彻底摆脱战后体制、追求地区军事强国的野心昭然若揭。执政的自民党内主流势力主张加深与其他美国盟国的安全合作，以提升日本在美国盟友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加强同澳大利亚的军事往来、深化双边安全合作，将有助于争取澳大利亚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支持，减轻面临的国际政治压力，纾解地区国家对日本军事动向的警惕。同时，日澳在防卫装备技术、国防情报、联合演训等军事领域的密切合作，事实上增强了日本介入战争的实战能力，有利于其实现所谓的“大国抱负”。二是强化对华战略遏制，攫取地区秩序主导权。随着中日经济实力易位及中国海洋政策转型，日本政府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和担忧，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采取全面对华竞争的鲜明态度。其一方面借助美国实施“印太战略”进一步推进日美安保合作，利用同盟力量加大对华牵制力度；另一方面不断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等国家深化伙伴关系，扩大地区影响力，试图主导地区安全秩序。三是摆脱对美国的单向依赖，扩展国际外交空间。近年，每当日本政府推动修宪目标、或出台积极性军事政策，必然遭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此时澳方的理解支持犹如“雪中送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在亚洲面临的外交窘境。在日本看来，对澳采取结盟姿态既回应了美国深化印太同盟体系合作的呼吁，又能扩展自身的外交活动空间，有助于摆脱对美依赖，可谓一举两得。

在澳大利亚方面，一是强化防务合作，拓展安全空间。2020年7月，澳国防部发表《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认为本国已步入一个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爆发地区危机的风险急剧上升，为应对潜在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将在未来10年内投入2700 亿澳元的国防预算，以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并强化同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在报告中，澳大利亚将其安全空间进一步向西延伸，提出从印度洋东北部到东南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周边地区，都是本国最直接的战略利益区，也是开展军事合作的主要地区。[1]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July 1，2020，https://www1.defence.gov.au/site ... rategic_Update.pdf.加强与域内各国的防务关系是澳安全规划的组成部分，而强化对日本的军事安全合作则成为其经营北部战略的重要一环，同时澳日在对外军售及“能力建设支援”领域开展第三方合作，有助于其在印度、东南亚和太平洋方向的战略稳步推进。二是配合美“印太战略”制衡中俄崛起。作为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强化对日本的军事合作、扩展同盟安全网络即是支持美国“印太战略”、防范中俄崛起的战略目标，因而积极回应日本的结盟诉求，并通过深化澳日安全关系以及美澳日三边合作，加快融入美国同盟体系制衡中俄的战略进程。三是争取日本支持合作，实现国防战略转向。在地缘政治构造变动、中美对立全面加剧的背景下，澳政府看到了主动塑势、介入地区事务的契机，于是加速调整对外政策，促进国防战略转向。近期澳国防部出台新的战略文件，计划把澳军建设成为一支规模更大、综合作战实力更强的军队，将影响力向印太地区乃至更广范围扩展，从而实现从地区向全球的角色转变。[1]《澳大利亚<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进攻色彩浓厚》，中国军网，2020年7月16日，http://www.81.cn/jmywyl/2020-07/16/content_9854333.htm。加快澳日军事同盟化进程，推动双方联合演训、情报共享及技术合作等走向正规化和标准化，不仅有助于自主国防能力建设，还将在更广泛领域内扩展地区安全网络，利用“南北双锚”战略趋同使美国的同盟体系内部获得实质性加强。

四、日澳军事同盟化的制约因素
尽管近年日澳两国积极构建军事合作关系，以较快的速度在各领域广泛拓展防务交流，推动双边关系取得一定进展，但最终能否结成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并不完全取决于两国意愿，也受到双方国内政治压力、经济制约、美国战略影响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一）对华威胁认知存在差异
在宏观战略层面，由于日澳所处的地缘位置与追求的政治目标不同，决定了两国针对“中国威胁”及其严峻程度、假想事态的认知存在并不完全相同的判断。在地理条件上，中日隔海相望，存在钓鱼岛主权纠纷和东海油气田利益之争。2021年2月中国通过出台《海警法》，加强了在东海地区的维权执法活动，引起了日方的高度警觉。在南海方面，中国为维护主权推进的岛礁建设工程同样受到日本的指责。鉴于岛内资源匮乏、极度依赖进口，经由台湾和南海水域的货运航道堪称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出于对自身战略安全环境的负面认知，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加大了对地区海洋控制权的争夺。日本试图捆绑同为美国盟友的澳大利亚在军事领域形成联合之势，借机突破和平宪法对本国军力发展的限制，造成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既定局面，并向澳方分散国际舆论压力。同时试图通过深化日澳军事安全协同，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迫其“知难而退”，从而回归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秩序。

但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中国威胁”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澳大利亚作为传统的英联邦国家，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与中国存在根本差异，甚至人权也成为澳外交政策的重要支点。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崛起，被认为可能会“威胁”西方世界的优势地位及全球秩序。在经济领域，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密切，近年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支援亚非国家基建工程，使澳大利亚担心中方有可能利用所谓“经济霸权”控制澳大利亚的经济命脉、干涉其国内政治，或在发生冲突时对澳进行经济制裁。在美欧等国的挑唆下，上述差异和担忧被放大，澳对华政策也逐渐转向防范与制衡。但由于澳大利亚所处地理位置相对孤立，难以切实感受来自外部的压力，且与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争端或其他战略冲突，澳方在地区安全上的对华疑虑及其首要利益关注点，在于地区局势的和平稳定与海上通道的安全畅通。因此从自身安全考虑，澳政府并不愿贸然与日本的国家利益捆绑，以免卷入中日海洋纷争。

（二）易陷入同盟困境
加入盟国体系即意味着将本国的命运与盟友的命运进行捆绑，并陷入同盟困境之中。在日澳两国的同盟结构中，由于日本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特殊性，其战略关注点不仅在印度、东南亚、西南太平洋等日澳利益交汇地区，还广泛分布在朝鲜核问题、中日海洋冲突、日韩岛屿争议及日俄领土纠纷等各方面，而这些都在澳方的利益关切之外。一旦确立同盟关系，澳大利亚很可能被卷入与自身无关的冲突，面临“被牵连”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则面临“被抛弃”的风险。这是日澳缔结同盟关系难以回避的结构性矛盾，也是合作的最大障碍。

同盟关系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地区突发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根据规定，《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一切发生在日本施政领域内的针对日美展开的武力攻击”。[1]外務省『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jyoyaku.html。因此，如果中美在南海地区爆发海上冲突，实际上日本并不具有防卫义务，属于“非对称相互性”协防；而如果日澳签署了同盟条约，则必然要履行“对称相互性”协防义务。即当中美舰机在南海地区擦枪走火，澳军收到美方的支援要求而介入时，作为盟国的日本将同样有义务派遣自卫队协防澳军。但就目前条件而言，在澳方遭遇紧急事态之际，无论日方选择发动集体自卫权、对澳提供军事支援，抑或是在“非战斗区域”开展后勤援助，由于事关介入外部冲突，原则上都必须经日本国会“一事一议”地严格批准。届时，日本将消耗巨大政治成本，却难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还可能被盟国误认为是逃避防卫义务，从而触发“被抛弃”恐惧。

（三）对华经济依赖
日澳对华经济依赖深刻考验着两国政府的执政水平。日澳两国若结成军事同盟，将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较大冲击，势必引发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甚至为中日、中澳经济合作带来巨大损害。在经济与文化交流领域，日本迫切需要中国的广阔市场助其实现经济复苏。在当前疫情未消的情况下，日本谋求借助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拉动本国的制造业、旅游业及农副产品出口，从而改变长期低迷的经济颓势。2021年4月日本国会批准了中、日、韩、东盟等15 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的签署将实质性推动中日韩建立三边自贸区，促使中日、日韩贸易合作实现历史性突破。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日本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国，而中国则连续12年保持日本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由此可见，与澳军事结盟对于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是其政府必须顾虑的重要因素。

对华经济合作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在外交领域的关注重点。中澳经贸往来密切，中国连续多年是澳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出口目的地以及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据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澳对外贸易盈利的83.5%来自中国。但由于经济上与中国深度捆绑，澳已患上严重的“荷兰病”，其初级生产部门异常繁荣，而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日趋没落。2018年以来，莫里森政府表面上扮演反华“急先锋”，配合美国对华进行围堵，实则希望借中澳贸易摩擦推动对华经济“脱钩”，彻底实现战略“自救”。2020年初，中国对澳输华商品实施进口限制或禁令后，澳政府积极与亚洲中等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并着眼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国家的需求大量输出资源，努力使出口市场多样化，弥补失去中国市场的损失。但由于各国原材料市场空间有限，且正趋于饱和，同时由于疫情持续恶化的影响，澳国内农业和服务业都面临严峻挑战。从长远看，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华经贸合作是澳国家发展与融入亚洲绕不开的课题，如对华关系持续恶化，将进一步伤害澳自身利益。

（四）面临国内政治阻力
日澳军事同盟化还面临各自国内的政治束缚。近年日本国内右倾化趋势明显，政府大力推动修宪目标，进一步扩展自卫队活动空间，企图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政治夙愿。但自战后延续至今的和平理念在日本社会深入人心，秉持和平主义的专家学者和广大国民对其政府的行为仍发挥着重要的制衡作用。如2020年日本以《防卫省设置法》中的“调查研究”条款为由向中东派遣护卫舰，在国内引发了极大争议，针对政府的谴责声日益高涨。在野党批评政府违反宪法、藐视国会，纷纷要求中止派遣；东京市民团体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主动派兵将日本卷入地区冲突。[1]《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在民众抗议声中启程赴中东》，新华网，2020年2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0-02/03/c_1210459547.htm。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尚不具备与除美国之外的第三国缔结同盟关系的现实条件。

澳大利亚方面，日澳走军事同盟化的道路同样面临国内阻力。澳对外政策深受国内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联盟党和工党两大主流政党在对外政策上具有不同的传统和倾向。近年在美国的极力拉拢下，亲西方的联盟党政权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在政治、安全、科技等领域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莫里森政府极力迎合美国的地缘外交战略，最终导致中澳关系破裂，受到了工党势力和国内社会的强烈谴责。由于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增长迟缓、对华政策失利等各方面原因，莫里森政府目前的民众支持率仅有47%，跌至一年来最低点。2022年澳联邦大选来临，面对反对党的攻击和国内理性力量的声讨，为了稳固政权、赢得连任，莫里森政权将倾向更加保守、稳重的外交风格。

（五）受美国战略制约
美国在日澳军事同盟化问题上具有推动和控制的双重政策。一方面，日澳深化安全合作、强化地区军事存在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需求；另一方面，日澳日益趋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军事攻守同盟，并不符合美方的最初构想。美国实际上是希望其双边军事合作时刻处于美日澳三边机制内、或由美国设定的印太安全框架之下。这种战略影响背后蕴含的逻辑：一是若日澳结为军事同盟，随着两国在地区安保方面对美国的需求相对减少，美日同盟与美澳同盟势必产生动摇，而美国作为同盟体系指挥官的主导地位可能被弱化，这是作为美方无法接受的；二是日澳军事同盟一旦形成，澳军力量或将强化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引发其更加激进的军事扩张行动，甚至导致地区冲突或战争，这将严重损害美、澳及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美国很难真正支持日澳缔结军事攻守同盟。而澳大利亚的对日本政策很大程度受制于美国，如果美国根据自身战略需要调整对日本政策，那么澳大利亚政府会大概率改变此前迎合日方结盟提议的积极姿态。

近期，澳大利亚又在美国主导下，与美国、英国建立起新的三边安全机制（AUKUS），却把一直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日本和印度排除在“军事小团体”之外，使日、印处境尴尬。而美国、英国为助澳建造核潜艇不惜对法国背后“捅刀”，已在“五眼联盟”、北约以及美国的同盟体系内部引起广泛争议。早在5年前，澳方为购置潜艇与日本持续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海上自卫队曾首次派出其“苍龙”级潜艇访问悉尼，结果澳大利亚却在紧要关头抛弃了日本，转而向法国伸出合作之手，一度对日澳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如今澳大利亚“故技重施”，再次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的天价“世纪大单”，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可能导致澳国际信誉破产，并使他国对澳政府的独立决策能力产生质疑，凡此种种都将对日澳进一步深化军事合作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结语
总体来看，日澳两国经过长期的良性互动，已建有成熟的防务合作和战略磋商机制，尽管存在一系列内外部制约因素，致使日澳缔结真正的军事攻守同盟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其意图构建联合防卫体制、主导地区安全秩序的战略野心已显露端倪。未来一个时期，在中俄快速崛起、中美全面竞争的背景下，日澳两国仍会继续“抱团”，秉持冷战思维，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协同，插手地区事务，周边国家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作为全球政治大国，中国应从战略全局出发，切实维护好中日、中澳关系的政治基础，积极拓展三国利益的交汇点，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和第三方市场开发等国际课题上推动务实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同时，在军事斗争领域，应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贯彻落实积极防御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朝向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方向紧前推进军事斗争准备，谨防美日澳等国的军事挑衅和冒险行动，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