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问题成因与破解之道

奥鹏网院作业

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问题成因与破解之道
陈关聚1 董津津2 邵美蓉1

(1.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 要： 企业创新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创新能力冗余并有可能导致硅谷悖论，已有研究尚未明确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动机及其与硅谷悖论的关系。为探索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成因、寻求硅谷悖论的破解之道，利用324份高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考察了TOE框架提炼的技术、组织及环境因素对创新能力冗余成因的解释力。研究发现，技术和组织因素促进了企业内可用于获取长期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增长；主流业务危机、约束软化及技术波动会扭曲创新能力冗余的积极作用并导致硅谷悖论的产生；开放式创新环境会抑制企业用于获取长期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的增长，并能从根本上避免硅谷悖论的产生。研究从创新能力冗余视角揭示了企业产生硅谷悖论的原因和机理，为企业优化创新能力冗余治理和破解硅谷悖论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参考。

关键词： 创新能力冗余； 硅谷悖论； 成因； TOE框架； 开放式创新

一、引言
当前，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创新活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等突出问题。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企业专利有效实施率为63.7%，其中企业发明专利有效实施率为62.1%。与此同时，国内企业专利有效产业化率仅为45.2%，企业发明专利有效产业化率则低至42.8%。两项指标表明，当前我国企业仍存在较多专利未被利用、转化或应用于产品生产投放市场。专利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表征要素之一，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这些未被利用的专利及与之相关的创新经验、知识等形成了企业内一种特殊状态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冗余。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大多数主流文献聚焦于企业创新活力的提升路径研究，并指出应从政府资助[1]、管理者认知特征[2]、知识管理行为[3]、研发强度[4]及社会资本[5]等方向着手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但是，这些研究却忽略了企业创新能力与价值创造之间并非坦途的事实，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不但没有为企业创造价值，反而成为创新能力冗余留置在企业内部无法迅速实现成果转化。创新能力冗余的存在促使企业创新能力与价值创造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片面强调创新能力提升更有可能促使企业陷入“高创新投入，低价值产出”的“硅谷悖论”——最善于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往往也是最不善于从中盈利的企业。由此引发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什么是创新能力冗余？哪些因素会导致创新能力冗余的形成？企业为何会陷入硅谷悖论？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关系如何？如何处理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关系才能避免企业陷入硅谷悖论的局面？科学系统地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与把握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深层原因与战略思考，同时还能为企业有效治理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目的是价值创造，在关注创新能力提升的同时还应考虑如何更加有效地促使创新成果转化成价值产出。从创新活动价值创造过程角度看，当创新投入未能及时转化成价值产出时，一般以“未被利用”状态的技术创新专利、创新经验及知识等形式滞留在企业内部。表面上，技术创新专利、创新经验及知识等积累越多，越有可能让企业陷入硅谷悖论，这似乎表明创新能力冗余是企业陷入硅谷悖论的诱因。然而，有关组织冗余资源的研究却指出，冗余的目的是允许企业放弃短期利益而有利于长期结果[6]。大量文献从组织冗余与创新、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及组织冗余与企业战略行为[7]等角度探讨了组织冗余资源的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认为，组织冗余的价值在长期中得以体现，高水平的冗余资源能够支撑企业的战略行动计划并最终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7]。这些有关冗余问题的研究集中表现出对组织有形资源冗余积极作用的肯定。那么，创新能力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其冗余是否也会像有形资源冗余一样能够有利于企业长期结果，从而避免企业陷入硅谷悖论？

基于上述情形，本研究借鉴Cyert和March(1963)[8]对“冗余”的描述，结合企业实际现象提出创新能力冗余的概念，基于创新能力和组织冗余的已有研究成果对创新能力冗余等核心概念作出界定。通过TOE框架和文本材料分析提炼影响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形成的相关因素，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对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成因与机理进行分析与验证。最终形成关于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动机与硅谷悖论成因的理论解释，明确硅谷悖论的破解之道，并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提出并界定了创新能力冗余的概念，拓宽了组织冗余理论的内涵；第二，验证了TOE理论框架在分析创新能力冗余及硅谷悖论成因等问题上的解释力，丰富了已有TOE框架的应用范围；第三，基于开放式创新情境，重新界定了硅谷悖论的概念，并从创新能力冗余视角揭示了硅谷悖论的成因与机理。

二、理论回顾、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回顾
Cyert和March(1963)[8]提出了组织冗余理论，并将组织冗余定义为超出实际需要而保存在组织内部的资源，是组织内部处于闲置、未被利用状态的资源。组织理论学派的学者认为，冗余的存在使得企业能够通过牺牲短期利益而取得长期收益[6]。通过企业对冗余资源的战略性配置，组织冗余促使企业有了应对复杂环境的“缓冲剂”，从而促进了企业绩效的增长[7]。对于创新活动而言，组织冗余资源越丰富，越能提供更多可供调用的创新要素。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将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及探索式创新产生差异化的正向影响，并为企业长远发展形成支持[9]。可以看出，组织冗余确实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保障。然而，当前有关组织冗余积极作用的观点大多来自于有形资源冗余的相关研究。在无形资源冗余方面，少数学者延续组织冗余理论的观点指出，知识、技术等的冗余有利于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学习能力及市场竞争力。一方面，知识冗余通过网络关系异质性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活动，并帮助企业在特定领域形成专业化的知识储备与技能，为企业创新效果与效率的提高奠定基础[10]；另一方面，技术冗余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及价值增值活动提供了资源支持，丰富的技术冗余还能够促使企业巩固自身技术中心地位，从而在竞争中获得持续优势。

从组织冗余理论已有研究来看，针对创新能力冗余进行研究的文献十分匮乏，但少数研究仍从创新能力的技术维度或知识维度视角揭示了技术冗余及知识冗余对企业创新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动机。然而，非适需创新理论则认为，由于企业创新品质不高及创新成果转化率低等原因，会造成企业创新成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导致企业面临非市场导向创新过度的局面[11]。由此看来，非市场导向创新过度的累积容易让企业产生大量的无效创新能力冗余，这些无效创新能力冗余因无法实现价值创造最终迫使企业陷入“硅谷悖论”。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内创新能力冗余既可能与有形资源冗余一样有利于长期价值实现，也有可能在市场需求等外因影响下形成硅谷悖论。可见，学者们就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动机及创新能力冗余的经济后果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1.创新能力冗余

虽然组织冗余的概念涵盖了创新能力在内的无形资源冗余，但创新能力冗余的产生是否与组织冗余一样是企业为获取长期价值而持有的产物仍尚待验证。因此，出于科学性与严谨性考虑，有必要对创新能力冗余的概念进行界定。企业创新能力是一种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化关系，通常被描述为企业将思想、知识等要素转化成可供销售的新产品、新方案等的能力[12]。从表征要素上看，当前研究主要通过创新转化过程的中间产物——技术专利的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水平。据此，再结合组织冗余的定义，本研究提出，创新能力冗余是指企业中暂时处于闲置状态的、以各种技术创新专利、创新经验及创新知识等为表征形式的创新能力。从功能上看，是企业维持当前创新成果产出现状不变时富余的创新能力；从数量上看，是企业所拥有的创新能力与实际利用的创新能力在同一衡量标准上的数量差额。

针对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动机，已有研究多从环境及组织理性决策行为视角寻求解释。其中，早期研究认为企业从保护自身不受外界环境影响角度考虑而持有冗余资源，环境变迁的速率与程度决定了企业冗余资源存量的大小，变化的外部环境促使企业通过持有冗余资源去应对不确定性风险[6]。随着组织冗余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对冗余资源积极作用的认同促使企业通过理性决策方式确定需要持有的组织冗余形式和数量。例如，Sharfman等(1988)[6]发现当企业处于高速增长期时会主动持有更多数量的冗余资源，而在衰退期则会选择谨慎的组织冗余持有策略。这种理性决策对组织冗余的影响甚至表现为因决策方式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类型的冗余。国内学者方润生等(2009)[13]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企业程序化决策正向影响关系冗余，但物质资源冗余与人力冗余则受到非程序化决策的正向影响。企业基于对绩效目标的追求和自身情境的需要，会通过理性决策主动维持某种形式的冗余。虽然已有研究并未明确提出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动机，但对组织冗余成因的探索却构建了“组织行为—企业外部环境”的分析框架，为本文进一步研究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动机提供了依据。此外，就创新能力冗余的表征形式而言，技术专利、创新经验及知识等均与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认同密切相关。因此，引入技术因素探索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动机将弥补当前解释组织冗余成因“组织行为—企业外部环境”分析框架的不足。

2.硅谷悖论

“硅谷悖论”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封闭式创新。Chesbrough(2003)[14]认为，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企业所实施的都是基于严格内部控制的封闭式创新活动。封闭式创新背景下，企业局限于自身对市场认识的偏差和对技术导向的执着，从而导致自身创新产品脱离市场需求，越擅长创新的企业反而越难从中盈利，最终陷入高技术创新投入、低价值产出的局面。由于早期实施上述封闭式创新活动的企业大多来自美国硅谷，因此上述现象被称为“硅谷悖论”。在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当代，完全封闭式的创新模式早已被开放式创新所替代。因此，原有的“硅谷悖论”成因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实施开放式创新的企业，但在企业存在大量创新能力冗余背景下，硅谷悖论描述的现象仍然有再现的可能。因此，本文中的硅谷悖论是指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时，出现大量技术专利等创新能力冗余无法实现价值创造目标的现象。

早期研究将硅谷悖论理解为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并认为是由于观察技术创新时所采用的参照系差异和分析技术创新时所采用的思维模式差异两方面原因造成了技术创新的经济效果达不到预期，从而产生高创新水平、低经济发展的悖论[15]。相关研究认为，组织的理性水平有限，在组织进行新、旧技术信息过滤时由于认知障碍和资源刚性的存在，容易导致新技术无法得到有效开发[16]。随着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推广，企业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创新的弊端逐渐凸显。一方面，企业在掌握新技术后由于对过往技术资源存在较大路径依赖，促使旧技术成为新技术面向市场的阻碍；另一方面，封闭的创新环境限制了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准确判断，受到严格内部控制的技术创新无法及时应对迅速变化的市场，最终导致企业陷入硅谷悖论。对封闭式创新模式的批判，促使一些学者从开放式创新模式中寻求硅谷悖论的解决之道。因此，近年的研究逐渐提倡企业通过构建内外部合作关系网络等方式促进企业对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把握，借助网络机制克服硅谷悖论[17]。虽然当前文献已认识到技术、组织理性决策行为及环境变化(包括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因素对硅谷悖论产生的影响，但这些因素的作用背景大多基于封闭式创新模式且未考虑企业持有大量创新能力冗余可能形成的影响。此外，就硅谷悖论的破解方案而言，以往研究大多寄希望于开放式创新模式。然而事实表明，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过程中仍会出现硅谷悖论现象。因此，在企业存在大量创新能力冗余及开放式创新背景下重新审视企业出现硅谷悖论现象的影响因素并寻求新的破解之道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得紧迫而必要。

综合以上分析并对比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概念可以发现，创新能力冗余是对企业内部暂时处于闲置状态的技术专利等创新能力的统称，只有当这些创新能力冗余无法被有效“激活”并面向市场时才有可能导致硅谷悖论现象的产生。因此，面对创新能力冗余未来作用的不确定性及有可能产生的硅谷悖论，进一步从成因角度探索问题的根源、厘清企业产生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因素将有助于判断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是否会出现硅谷悖论，从而为企业实现创新能力有效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

三、研究框架构建与假设提出
(一)研究框架构建
从已有文献对组织冗余及硅谷悖论的成因分析来看，组织理性决策行为因素及环境因素成为研究企业持有冗余资源及解释硅谷悖论成因的共同交叉点。同时，考虑到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研究在引入技术因素方面的必要性，本文进一步将技术因素与前述组织理性决策行为因素、环境因素进行整合，从而构成分析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动机及解释硅谷悖论成因的“技术—组织行为—环境”研究框架。从结构上看，该研究框架恰好印证了Tornatizky和Fleischer(1990)[18]提出的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由于TOE框架被广泛应用分析技术应用及创新扩散，与本文研究对象具有高度契合性，且该框架可根据研究对象进行灵活调整，故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TOE框架进行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成因分析。在技术、组织及环境的具体因素筛选上，借鉴祁志伟(2019)[19]的做法，将TOE框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研究围绕本文主题及TOE框架，通过选取国内三家典型高技术企业A、B、C的相关案例材料形成约14.3万字的文本库，并按技术、组织及环境维度对文本材料进行逐级编码。文本分析共产生解释创新能力冗余及硅谷悖论成因的39个初始范畴，按照TOE框架，又进一步将该39个初始范畴归类为8个副范畴(影响因素)，并分别隶属于技术、组织及环境三个维度。表1展示了研究最终提炼出的影响创新能力冗余及硅谷悖论形成的各类因素。

表1 TOE框架下创新能力冗余及硅谷悖论的影响因素

width=686,height=571,dpi=110
总体而言，本研究依据TOE框架从相关文本材料中共提取8个影响创新能力冗余及硅谷悖论形成的二级因素。其中，技术因素包括技术预见和技术导向两个二级因素；组织因素包括长期导向、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主流业务危机及约束软化四个二级因素；环境因素包含技术波动和开放式创新两个二级因素。

(二)假设提出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二级因素对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成因的解释力，本文正式提出以下变量间关系假设。

1.技术因素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

技术因素集中表现为企业通过技术预见与技术导向对创新能力冗余形成影响。其中，技术预见是企业在新技术或现有技术的系统识别和观察基础上，评估企业利用和扩散这些技术信息的潜力和其对公司竞争力的重要性的过程[20]。技术预见为企业制定技术发展战略提供帮助，相对于企业当前遵循的技术范式而言，技术预见往往更关注技术的未来适用性。在开放式创新情境下，企业通过技术需求情景分析、专利技术分析和关键技术评估实现技术预见，并将更多精力与资源聚焦于现有技术和新技术如何演化发展并在未来产生价值。技术预见行为越深刻，越会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精力、资源实现对与预见“关键技术”相关知识和专利的开发、获取与吸收，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能力冗余。与此同时，技术导向反映了企业通过研发投入、新技术并购与应用等渠道驱动创新的技术推动哲学[21]。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追求势必会强化对与其所研发技术相关的知识和专利的搜寻、获取。技术导向的程度越深，越容易推动企业在相关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创新积累，从而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奠定基础。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技术预见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冗余。

H2 技术导向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冗余。

2.组织因素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

组织因素体现了组织行为对创新能力冗余形成的影响，除以往研究提及的理性决策行为外，本研究通过TOE框架文本材料分析还提炼了企业主流业务危机及约束软化两个非理性行为。

首先，长期导向。长期导向体现了企业重视未来的价值观。长期导向意味着一种优先考虑决策和行动长期意义、影响的倾向，这种决策和行动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产生结果[22]。提升企业持久竞争优势并进行价值创造就是一种“长期意义”的决策，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是实现上述决策目标的可行途径之一。由于创新能力是一种系统性综合能力，企业需要调度各类资源进行长远布局以促使该能力的形成与持续提升。因此从短期来看，为了促使长期创新能力提升的一切支持性资源、要素，包括知识、技术专利、新工艺等均有可能以“闲置”状态留存在企业中成为创新能力冗余。企业从不同的角度做出长期导向决策，其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形态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上述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 长期导向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冗余。

其次，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知识转移是指知识及经验等在获取者与被获取者之间传递的过程[23]。知识转移的成功意味着获取者积累或吸收新的知识。就企业知识转移行为而言，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流通与员工的关系网络正相关，网络越发达，最终积累的知识储备就越多。当企业积累的知识存量发生质变时，创新就更容易产生。更进一步，成功的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会衍生更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相反，如果企业内部知识转移存在障碍，知识及经验在员工之间、部门之间的传递、吸收过程就会受到抑制，这将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例如，企业关键人物的离职会导致其掌握的部分隐性知识流失，由于缺乏有效的企业内部知识转移机制，这些隐性知识将无法及时转移到企业内部其他成员或部门。一方面，企业的知识存量因此而减少；另一方面，关键人物的缺失又导致特定的知识吸收与整合产生困难，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企业内部知识转移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冗余。

再次，主流业务危机。Kanter(1989)[24]指出，企业创新活动是由新流业务和主流业务两个过程共同构成。新流业务实现对企业获取的新思想、新知识及新技术等要素的消化与吸收，主流业务则在此基础上通过生产、加工等环节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并利用物流及营销环节将其推向市场。因此，主流业务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其运营状况直接影响到新流业务的资金投入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生成。然而，当主流业务出现问题时，将对创新能力冗余产生复杂的影响机制：一方面，由于创新能力冗余是创新能力的一种状态描述，其形成依赖于企业创新能力的积累。而要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与积累，新流业务与主流业务的顺利运作及相互平衡是重要前提，在此阶段中主流业务出现危机将会削弱企业创新能力的生成，进而抑制创新能力冗余状态的出现；另一方面，当企业形成一定创新能力冗余后，新流业务与主流业务的平衡运作仍是维持企业创新能力持续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主流业务若在此时出现危机，前期积累的技术创新专利、创新经验等创新能力冗余将无法顺利转化并滞留在企业内部，由此导致企业陷入硅谷悖论。上述过程集中表现为企业经由新流业务积累的技术专利、创新经验及知识等成为始终无法转化的一类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创造形成障碍。综上，当企业出现主流业务危机时，企业原本用于长期价值创造的创新能力冗余存量将首先受到冲击。随着主流业务危机程度的加深，新流业务创造的创新能力将因无法投入市场而继续以无效创新能力冗余形式进行累积。因此，总体上，主流业务危机对创新能力冗余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 主流业务危机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呈U型关系。

最后，约束软化。约束软化是对传统体制下企业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以及不可遏制的投资饥渴等粗放经营现象的描述。企业实施粗放经营会直接导致对特定资源与领域缺乏持续深入关注。原本意义上的粗放经营是有效的，并为企业向集约经营转换准备了条件[25]。约束软化的现象在各种类型企业中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有可能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具体而言，约束软化首先表现出对企业创新能力冗余的抑制作用：较低水平的约束软化有利于企业专注于投资特定的研发项目、消化与吸收新知识和新技术，在较为规范管理的集约环境中令每一笔预算都产生预期的价值。随着约束软化程度的加重，企业投资的业务领域更加广泛，项目专注性、知识和技术的消化与吸收水平难以保证，此时企业创新能力随着约束软化程度的加重逐渐被抑制。但当约束软化达到特定阈值后，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冗余又逐渐产生促进作用。这很可能与强约束软化状态下企业创新能力冗余的性质转变有关，即原本可用于长期价值创造的创新能力冗余由于企业约束软化程度加深而失去了长期价值，成为企业内的一种缺乏关注的闲置资源[13]。约束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带来的特定业务领域关注度不足。过度约束软化促使企业一方面盲目追求投资扩张，另一方面则忽视了已经积累的创新能力冗余等资源，并最终导致这些企业创新能力冗余失去原有使用价值。就约束软化与创新能力冗余的上述关系而言，高度的约束软化将导致创新能力冗余脱离市场需求，甚至因得不到及时关注而过时并持续滞留在企业内部，最终令企业陷入硅谷悖论。根据上述内容，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 约束软化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呈U型关系。

3.环境因素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

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开放式创新情境和技术波动情境对组织行为、技术因素与创新能力冗余关系的调节作用。

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意味着有价值的想法可以来自公司内部或外部，也可以从公司内部或外部进入市场[14]。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封闭式创新的情境，开放式创新程度可从企业开放创新广度及开放创新深度两个维度进行衡量[26]。一般研究认为，企业在开放式创新情境下可以整合内外部的知识、技术等资源以实现商业化，更高的开放式创新情境将允许企业调度与整合更多的资源以应用于该创新过程。本研究主要关注开放式创新对长期导向、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冗余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开放式创新至少通过以下两种机制影响长期导向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一方面，虽然长期导向有可能促使企业形成更多的创新能力冗余，但在更高开放创新广度作用下，企业将通过所嵌入的创新网络获取更多元的信息渠道。从流入角度看，这一过程将进一步提升企业在长期导向战略决策过程中对产业技术轨道及趋势把握的精准度[27]，缩短企业在资源搜索中的试错过程，从而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形成无价值或低价值的新知识、新技术的积累。从流出角度看，高开放创新广度带来的多元信息渠道为企业参与更广泛网络中创新主体间资源互补提供了机会，企业通过长期导向积累的创新能力及其支持要素更容易通过交易、许可、合作等渠道流出企业，进而降低企业中处于“闲置”状态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开放创新深度将影响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效率[28]。企业在开放式创新网络情境下与其合作企业对特定知识、技术等的深度关注更能提升这些知识、技术等的有效转化率。进一步，在更高开放创新深度作用下，长期导向关注的特定新知识、新技术将通过开放式创新网络得到更持续、深入地开发，从而抑制由于开发深度不足而形成的创新能力冗余。综上，本研究提出下述假设。

H7 开放式创新负向调节长期导向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

开放式创新不再依靠创新资源蓄积产生竞争优势，而是通过组织间创新资源交换与收益共享而形成竞争优势[29]。在此背景下，企业通过内部知识转移的方式促进创新的路径依赖可能会被削弱，组织间的知识交互将成为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增长的新动力之一。开放式创新可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一是在较高开放创新广度作用下，企业依托创新网络能更准确地搜索到与自身创新需求相匹配的新知识；二是在高开放创新深度的影响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创新需求增加知识搜索的频率，与网络中的其他创新主体实现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29]，促进企业对相关新知识的获取与吸收。上述两种途径都有可能抑制企业内部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冗余的作用。此外，在过度开放式创新的影响下，企业内部新知识及核心技术也面临外泄的风险，这将进一步削弱内部知识和技术对创新能力及其冗余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8 开放式创新负向调节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

技术波动。技术波动是指技术变革与发展速度的不确定性[30]，体现了技术变化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本研究主要关注技术波动对技术预见与企业创新能力冗余关系的作用。一方面，高波动的技术情境使得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行为难以预测[31]，进一步增加了企业技术预见的难度，并引起技术预见准确度下降。企业技术路线及演化路径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创新能力冗余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演化是高度路径依赖的，技术波动有可能对行业技术主导范式产生冲击。在企业通过技术预见活动进行技术布局的背景下，高度技术波动有可能对技术预见所遵循的主导范式形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技术消亡。上述过程容易促使企业在技术预见活动中积累的新知识、新技术等脱离行业技术主导轨道，滞留在企业内部形成创新能力冗余并导致硅谷悖论。因而企业有可能减少通过技术预见对创新能力冗余的控制。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9 技术波动负向调节技术预见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信息。考虑到研究主题需要和创新能力冗余的可测性，本文将调查对象限定在高技术产业，涉及IT/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新材料及新能源等行业。本研究于2019年6—7月通过问卷星平台投放80份问卷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题项信效度分析结果对部分问卷题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并分别于2019年7—9月、2019年11月—2020年1月通过人脉关系、问卷星“样本服务”及Credamo“数据集市”向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河南等地高技术企业共投放问卷380份，剔除回答高度一致、答题时间过短及过长等疑似无效问卷56份，共回收有效问卷32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5.26%。

(二)变量测量
本文通过李克特7点量表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大部分变量均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进行测量。另外，由于探索性案例分析提炼的部分构念没有成熟量表，本研究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程序，在明确构念涵义的基础上，设计相关题项，并依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等流程进一步对这些题项进行修改完善。其中，长期导向测量采用Hoffmann等(2016)[32]的4个题项量表；企业内部知识转移测量采用高山行等(2018)[33]开发的6个题项量表；主流业务危机测量采用自主开发3个题项量表，代表题项“公司当前销售业务开展的令人满意”，题项因子载荷最低为0.861；约束软化测量采用自主开发4个题项量表，代表题项“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令人满意”，题项因子载荷最低为0.823；技术预见测量采用自主开发4个题项量表，代表题项“公司在对自身技术研发能力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开展了技术市场需求和发展方向分析”，题项因子载荷最低为0.709；技术导向测量采用Gatignon和Xuereb(1997)[34]、Zhou和Li(2007)[35]的5个题项量表；技术波动测量采用Jaworski和Kohli(1993)[36]的4个题项量表；开放式创新测量采用Chesbrough和Crowther(2006)[37]、蔡宁和闫春(2013)[38]开发的4个题项的量表；创新能力冗余依据Tan和Peng(2003)[39]开发的组织冗余量表进行修改，变量测量采用7个题项量表，代表题项“公司有丰富的技术专利储备可涉足新领域”，题项因子载荷最低为0.736。以上变量相关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最低为0.750(开放式创新)，均高于临界值0.7。综合各量表及题项信效度指标来看，本研究认为上述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控制变量的选取。本研究根据邹国庆和倪昌红(2010)[40]及王艳等(2011)[41]等国内学者对组织冗余的研究，选取可能影响创新能力冗余的企业类型、企业年龄及企业规模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类型按照其他、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划分成4种；企业规模按由小到大划分为6级；企业年龄按由小到大划分成4级。在数据处理时，分别按照上述标准对各控制变量依次进行1-4分、1-6分、1-4分的赋值。

(三)信度、效度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1.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 25.0对问卷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题项因子载荷均高于0.6的阈值，表明各量表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各变量的KMO均大于0.6的临界值，表明问卷提取的信息适合进行因子分析；Cronbach’a系数和CR值均大于0.7的推荐值，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建构信度；此外，各变量的AVE均高于0.5的临界值，且表2中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对应变量AVE的平方根，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为验证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研究以企业创新能力冗余为因变量，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的临界值，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根据以上结果，认为本研究的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及AVE平方根(N=324)

width=692,height=293,dpi=110
注：*、**分别表示在p<0.05、p<0.01水平下显著(双尾)；对角线加粗字体为对应变量AVE的平方根。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检验问卷获取的数据是否存在由于共同测量语境、相同数据来源及测量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变量测量题项数据进行主成分提取。通过因子分析，第一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38.01%，小于50%的临界值。据此，本研究认为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五、假设验证
本研究通过分层回归分析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并在分析前对所有变量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变量间的假设关系分为主效应和调节效应，表3是各假设关系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3 假设关系模型及回归分析结果(N=324)

width=692,height=633,dpi=110
注：*、**、***分别表示在p<0.1、p<0.05、p<0.001水平下显著。

(一)主效应分析及非线性关系的进一步检验
模型0检验了控制变量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模型1检验了技术预见对创新能力冗余的作用，回归结果(β=0.791，p<0.001)表明，技术预见程度越高，越会对创新能力冗余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创新能力冗余是企业通过对未来技术进行分析与布局的产物，体现了创新能力冗余在企业实现长期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潜在用途。H1得到验证。模型2对技术导向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β=0.588，p<0.001)表明，随着技术导向的逐步增强，企业将强化对新技术及知识的搜寻与获取，从而导致创新能力冗余也随之增加。因此，技术导向对创新能力冗余存在正向影响，H2得到验证。以上分析结果体现了技术因素对创新能力冗余的积极作用。

模型3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引入自变量“长期导向”。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长期导向对创新能力冗余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555，p<0.001)。企业出于长期意义倾向进行决策促使更多的创新能力冗余用于未来战略布局与价值创造，故H3得到验证；模型4检验的是企业内部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回归结果(β=0.645，p<0.001)表明，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程度越高，越会促进创新能力冗余的生成。H4得到验证。长期导向与内部知识转移体现了组织通过理性决策行为对创新能力冗余的控制，因此，创新能力冗余是企业通过主动决策行为而形成的一种计划内“冗余”。

模型5检验的是主流业务危机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表4中数据表明，自变量一次项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0=-0.366，p<0.001)。进一步，模型5中自变量二次项(自变量平方项)标准化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β1=0.268，p<0.001)。同该结果类似，模型6检验的是约束软化对创新能力冗余的影响。其中，自变量一次项回归系数为β0=-0.543，且在p<0.001水平下显著。同时，自变量平方项对创新能力冗余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1=0.145，p<0.05)。由于正U型关系成立的条件比线性关系更为复杂、苛刻，为进一步对这种关系进行验证，本文依据Haans等(2016)[42]对U型关系理论检验的条件进行分析。Haans等认为，只有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才可以认为变量间存在U型关系：(1)自变量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2)U型曲线两端要足够陡峭，即针对样本数据，当自变量取最小值(Xmin)时，曲线斜率为负。当自变量取最大值(Xmax)时，曲线斜率为正；(3)曲线拐点对应的自变量取值要在样本数据范围内。本研究变量取值均已进行标准化处理，表4中是依照上述三个条件进行U型关系验证的结果。

表4 变量间U型关系的进一步验证

width=692,height=88,dpi=110
表4验证结果表明，模型5中，主流业务危机与创新能力冗余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各项数据均满足U型关系的三个条件。因此，H5得到验证。类似的，约束软化对创新能力冗余也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验证结果符合U型关系的条件，模型6得到验证。从模型5、模型6的分析结果看，主流业务危机与约束软化均对创新能力冗余形成了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从作用机制上看，主流业务危机与约束软化属于组织内的客观因素，随着两个因素表现程度逐渐深入，创新能力冗余初始性质与用途被扭曲程度越来越强。一方面，主流业务危机使得新产品进入市场受阻，新流业务与主流业务失衡，从而抑制创新能力冗余的形成。当主流业务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转折点)，原本可用于获取长期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被扭曲成无法实现转化的创新能力冗余，最终导致企业陷入硅谷悖论；另一方面，约束软化促使企业特定领域技术创新投入缺乏关注，创新能力冗余受到抑制。在约束软化程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转折点)，原本用于获取长远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受到忽视并持续滞留在企业内部，成为导致企业产生硅谷悖论的诱因。约束软化程度越深，该类冗余数量越多，从而加速了硅谷悖论局面的形成。因此，从上述两方面因素可以发现，组织内的客观负面因素通过扭曲创新能力冗余的性质与用途导致了硅谷悖论的产生。

(二)调节效应分析与检验
模型7检验的是开放式创新对长期导向与创新能力冗余关系的调节作用。从层次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开放式创新对长期导向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其中，长期导向与开放式创新的交互项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7(p<0.001)，表明开放式创新程度增加会抑制长期导向对创新能力冗余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环境促使企业对长期导向行为进行了适时调整，越具备开放特征的环境越会降低企业实施长期导向决策行为的倾向，从而导致为长期布局配置的创新能力冗余存量下降。模型8对开放式创新调节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其中，企业内部知识转移与开放式创新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083(p<0.05)，表明开放式创新同样会抑制企业内部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冗余的正向影响。这一过程综合体现了开放式创新环境带来的外部知识源对内部知识源的替代作用，企业所处的环境越开放，越容易产生多样化的外部知识源，从而减少企业对内部知识转移的路径依赖，最终削弱了企业通过内部知识转移形成创新能力冗余的途径。模型9检验了技术波动对技术预见与创新能力冗余关系的调节作用。调节变量与自变量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080(p<0.05)，表明技术波动对技术预见与创新能力冗余的关系有较小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假设的推断正好相反。正常情形下，技术波动会降低技术预见的准确性，从而使企业可用于获取长远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减少。但本研究的结果却表明，技术波动程度的增加反而促进了技术预见对创新能力冗余的积极作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技术波动降低了企业技术预见活动的准确性，虽然用于获取长期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减少，但却大幅增加了因技术波动而被淘汰的过时创新能力冗余。这一情形的发展将有可能进一步导致企业陷入硅谷悖论。

为了对模型7、模型8和模型9中的调节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本研究通过Process v3.3的预置模型Model 1进行验证，并设置bootstrap 样本量为5 000次，将相关模型的调节效应最终结果绘制如下列图1-图3所示。

图1表明，开放式创新显著抑制了长期导向对企业创新能力冗余的促进作用。随着外部情境从低开放式创新转变为高开放式创新，长期导向对创新能力冗余的正向影响变得更缓和(回归线斜率下降)，因此，H7得到验证；图2中回归线的斜率对比则表明，随着开放式创新的增强，企业内部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能力冗余的正向影响也被削弱，但相对于模型7，模型8中开放式创新的调节作用明显要弱一些，这一点可从上述模型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的差异中得到佐证。据此，H8得到验证。图3进一步检验了技术波动对技术预见与创新能力冗余关系的调节作用。该图直观地表明，当技术波动程度加剧时，技术预见对企业创新能力冗余的促进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回归线斜率上升)，因此，H9没有得到实证支持。模型7、模型8及模型9的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环境与技术波动环境对创新能力冗余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开放式创新环境削弱了企业通过主动决策控制创新能力冗余的积极效果，既降低了企业实施长期导向决策的倾向，又抑制了内部知识转移途径，并最终导致创新能力冗余减少，从根本上杜绝了企业陷入硅谷悖论的可能。故开放式创新可以通过降低创新能力冗余而帮助企业克服硅谷悖论；另一方面，技术波动环境通过降低技术预见准确性抑制了企业内用于获取长期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存量，但却大量增加了因技术波动而过时的创新能力冗余存量，最终增加了企业发生硅谷悖论的风险。

width=669,height=198,dpi=110
图1 模型7的调节效应 图2 模型8的调节效应

width=348,height=189,dpi=110
图3 模型9的调节效应

综上，通过依次进行层次回归分析、U型关系检验和调节效应的进一步验证，除H9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外，研究所提的其他假设均得到实证支持。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从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现象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对已有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研究明晰了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逻辑关系，并基于已有研究构建了分析创新能力冗余成因的TOE框架。结合TOE框架进行文本材料分析后，本文提出了解释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成因的8个相关因素。研究通过324份高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考察相关因素与创新能力冗余及硅谷悖论的关系。结果表明，创新能力冗余是企业中暂时处于闲置状态的各种技术专利、创新经验及创新知识的统称。企业为了获取长期价值而通过技术预见、技术导向、长期导向及内部知识转移等方式或行为控制创新能力冗余的持有，当企业内创新能力冗余受到主流业务危机、约束软化及技术波动等因素影响而失去原有作用并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创造时，就会令企业陷入硅谷悖论。从而明确了创新能力冗余与硅谷悖论的关系，厘清了二者的形成机理。进一步考察发现，开放式创新环境会降低企业持有创新能力冗余的动机，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了硅谷悖论现象的产生。同时，技术波动环境则增加了企业技术预见活动的难度，受到高技术波动情境的影响，企业技术轨道范式有可能发生变动并引起更多用于获取长期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失去原有作用，增加了企业陷入硅谷悖论的风险。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企业应重视通过内部方式或手段控制创新能力冗余。研究表明，技术因素及组织理性决策因素可以作为创新能力冗余的有效控制手段，灵活运用这些手段能帮助企业创造更多有利于获取长期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第二，企业应加强对各类业务经营状况的监测力度，避免创新能力冗余的积极作用遭到扭曲并进一步导致硅谷悖论。研究发现，主流业务危机、约束软化及技术波动等因素会促使创新能力冗余失去获取长期价值的作用，因此，企业应保持对上述因素的时刻警惕。第三，重视与利用企业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开放式创新环境能够从根本上避免硅谷悖论的产生，但同时也抑制了可用于获取长期价值的创新能力冗余的增长，因此企业应根据开放式创新环境进一步权衡创新能力冗余持有的“度”。

参考文献

[1]刘兰剑,史盼.基于所有制性质的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差异及生成机理——源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23):100-107.

[2]张军,许庆瑞.管理者认知特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8,39(4):1-9.

[3]GANGULY A,TALUKDAR A,CHATTERJEE D.Evaluating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tacit knowledge sharing,knowledge quality and reciprocity in determin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an organization [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19,23(6):1105-1135.

[4]付永萍,马永.研发投入、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实证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5(1):17-22.

[5]李宏贵,熊胜绪,谢峰.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23):108-113.

[6]SHARFMAN M P,WOLF G,CHASE R B,et al. Antecedents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13(4):601-614.

[7]蒋春燕,赵曙明.组织冗余与绩效的关系:中国上市公司的时间序列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5):108-115.

[8]CYERT R M,MARCH J G.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M].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1963.

[9]LIU L N, YU B, WU W W.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s of exploitative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explorative dynamic capabilities:an empirical study [J]. Sustainability,2019,11(9):2581-2602.

[10]王建平.中国制造企业网络关系异质性和稳定性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知识冗余的调节效应[J].科研管理,2020,41(11):90-99.

[11]陈俊,代明.地区腐败、风险规避与创新冗余——兼对腐败“抑制论”和“促进论”的检验[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2):69-80.

[12]LAWSON B,SAMSON D. Develop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organizations:a dynamic capabilities approach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1,5(3):377-400.

[13]方润生,陆振华,王长林,等.不同类型冗余资源的来源及其特征:基于决策方式视角的实证分析[J].预测,2009,28(5):59-64.

[14]CHESBROUGH H W. Open innovation: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M].Cambridge: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15]何庆明,张立辉,戴丽萍.技术创新悖论及其诠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7):202-204.

[16]吴先华,郭际.技术创新的悖论与开放式创新[J].科技与管理,2007(1):127-129.

[17]毛文静.企业技术创新悖论及其网络机制干预研究[J].科学与管理,2012,32(1):62-66.

[18]TORNATIZKY L G,FLEISCHER M.The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Lexington, MA:Lexington Books,1990.

[19]祁志伟.民族地区贫困治理阻滞因素及政策路向——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59-65.

[20]REGER G. Technology foresight in companies:from an indicator to a network and process perspective [J].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2001,13(4):533-553.

[21]余浩.企业战略导向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9):62-66.

[22]LUMPKIN G T,BRIGHAM H K,MOSS W T.Long-term orient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family businesses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2010,22(3-4):241-264.

[23]ZANDER U,KOGUT B.Knowledge and the speed of the transfer and imi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an empirical test [J].Organization Science,1995,6(1):76-92.

[24]KANTER R M. Swimming in newstreams:mastering innovation dilemmas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9,31(4):45-69.

[25]李义平.粗放经营的历史透视与现实考证—评三种粗放经营模式[J].天津社会科学,2004(6):69-74.

[26]LAURSEN K,SALTER A.Open for innovation: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27(2):131-150．

[27]PARIDA V,WESTERBERG M,FRISHAMMAR J.Inbound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high-tech SMEs:th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12,50(2):283-309.

[28]吕一博,施萧萧,冀若楠.开放式创新对企业渐进性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7,35(2):289-301.

[29]杨震宁,赵红.中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J].管理世界,2020,36(2):139-160.

[30]王媛,曾德明,陈静,等.技术融合、技术动荡性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0,38(3):488-495.

[31]薛红志,谭劲松,何铮.技术动荡期的技术消亡及其战略驱动因素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7(6):1-8+37.

[32]HOFFMANN C,WULF T,STUBNER S.Understanding the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of family involvement in the top management team:the role of long-term orientation [J].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2016,34(3):345-368.

[33]高山行,肖振鑫,高宇.竞争联系、合作联系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18,39(6):67-74.

[34]GATIGNON H, XUEREB J M.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the firm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7,34(1):77-90.

[35]ZHOU K Z,LI C B.How does strategic orientation matter in Chinese firms? [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7,24(4):447-466．

[36]JAWORSKI B J,KOHLI A K. Market orientation: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J].Journal of Marketing,1993,57(3):53-70.

[37]CHESBROUGH H,CROWTHER A K.Beyond high-tech:early adopters of open innov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 [J].R & D Management,2006,36(3):229-236.

[38]蔡宁,闫春.开放式创新绩效的测度: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J].科学学研究,2013,31(3):469-480.

[39]TAN J,PENG M W.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s:two studies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13):1249-1263.

[40]邹国庆,倪昌红.经济转型中的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120-129.

[41]王艳,贺新闻,梁莱歆.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组织冗余与自主创新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7):140-147.

[42]HAANS R F,PIETERS C, HE Z L. Thinking about U:theorizing and testing U 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37(7):1177-1195.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and the Silicon Valley Paradox: Causes of the Problem and Solutions
CHEN Guan-ju1, DONG Jin-jin2, SHAO Mei-rong1

(1.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re will be a lot of redundancy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which may lead to the Silicon Valley paradox.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clarified the motivation of enterprises hold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ilicon Valley paradox.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and Silicon Valley paradox,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Silicon Valley paradox,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derived from TOE framework on the cause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by using the sample data of 324 high-tech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promote the growth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which can be used to obtain long-term value. The crisis of mainstream business, the softening of constraints and the fluctuation of technology will distor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and lead to the Silicon Valley paradox. Open innovation environment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used by enterprises to obtain long-term value, and can avoid the generation of Silicon Valley paradox fundament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this study reveals the reason and mechanism of the Silicon Valley paradox,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and solve the Silicon Valley paradox.

Key words：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lack; the Silicon Valley paradox; cause; TOE framework; open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