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馥图书馆生涯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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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馥图书馆生涯考辨*
郑锦怀

摘 要 文章梳理李芳馥在文华图书科、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的求学经历，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沪江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的工作履历，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兼任教职的经过。李芳馥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美图书馆界交流合作。

关键词 李芳馥 图书馆生涯 中美交流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人或可划分成“留美”一代、“文华”一代、“留苏”一代和“开放”一代。李芳馥(字馨吾，英文名Augustine Fong-Fu Li，或作 Augustine F.Li、Augustine Li)即为“文华”一代中的重要一员[1]18-19。迄今，不少工具书载有李芳馥词条，可惜较为简略。另有两篇长文介绍李芳馥的生平活动，但近乎回忆录或文学传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虽然蕴含着不少极有价值的史实或线索，但文中不列参考文献，缺少可信史料的支撑，尚存错漏之处。着眼于此，本文广泛挖掘中外文档案资料，以期更加准确地呈现李芳馥的生平与贡献。

1 三次攻读图书馆学专业
1.1 入文华图书科
1902年8月8日，李芳馥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川李家大湾[2]159，其父是一名教书先生[3]1。他从7岁起就读于私塾，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与“四书五经”等；1918年，他进入武昌圣约瑟中学(或称圣约瑟学堂)，插班就读初中二年级[2]160。该校与文华书院(后发展为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同由美国圣公会主办，相互之间联系密切[4]156-157。1921年夏，他初中毕业，同年秋升入文华中学高中部，至1923年夏毕业[2]160。

1923年秋，入读文华大学文科。1924年秋，文华大学与武昌博文书院和汉口博学书院两校的大学部合并，组成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下设文科、理科、商科、图书科[5]33。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相应地改称“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仍然简称“文华图书科”。从该学年始，他兼修图书科①。

1927年5月18日，受时局影响，华中大学被迫解散，学生大多转至南京、上海等地大学继续求学[5]33。文华图书科坚持办学，并在课程、设备、教学等方面积极改进[6]。同年6 月，李芳馥从文华图书科毕业，获华中大学文学士学位[7]。

在校期间，李芳馥积极参加校园活动。他曾任学生刊物《华中季刊》编辑部通信员[8]，并在该刊第1卷第4期发表论文The Open Door Doctrine and the Integrity of China(《门户开放政策与中国的领土完整》)[9]。他还曾担任华中大学益智会(Useful Knowledge Society)秘书[10]36。

1.2 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
1934 年春，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代理馆务的袁同礼经日本赴美国和欧洲考察。在美期间，他与纽约罗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当时或称“洛氏基金会”，现一般译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达成协议，设立图书馆学奖学金，资助中国图书馆界人士赴美深造。李芳馥与黄维廉成为该奖学金的第一批受益者[11-12]。

1934年6月2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7070号指令，批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简称“北平图书馆”派遣岳良木与李芳馥二人赴美考察图书馆行政及教育事项，并转咨外交部核发护照[13]268-269。

1934年9月2日，李芳馥从北平乘坐火车南下，经南京，抵上海[14]。9月4日，他在上海乘坐“杰弗逊总统号”(S.S.President Jefferson)轮船出发[15]，至9月20日抵达美国西雅图[16]。随后，他转赴纽约，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览(1934-1935)》所载“奖学金获得者名录”中，1934-1935学年罗氏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只有黄维廉，而没有李芳馥[17]336。不过，他确实出现在同书所载的“学生名录”中[17]181。

客观地说，李芳馥的学业成绩并不算非常突出。比如，1935 年冬季学期，他修习了公共图书馆(B+)、大学图书馆(B)、图书馆史(B)与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B+)四门课程，另外还有一门专题讨论课(P，即合格)，最好的成绩也只是B+[18]136。不过，教授们对李芳馥给出了较高评价，称他“非常优秀”“很有想法，具有学者的直觉，正确的判断力和很强的意志力”等[18]135。

1936年2月，李芳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科学硕士学位[19]。他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Financing of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问题》[20]199，或被译成《中国公共图书馆网的建立与经费》[21]348)，主要分析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现状，回顾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讨论了其现状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情况，指出现行经费支持与管理制度的薄弱之处，提出了若干条建议[22]。

1.3 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
1935-1936 学年，李芳馥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深造。对此，目前并未掌握一手档案，无法介绍其具体情况。不过，已有两条旁证可以证明此事：(1)1936 年7 月，芝加哥大学出版发行的《图书馆季刊》(The Library Quarterly)第6卷第3期登载了李芳馥撰写的书评《评＜中国之图书馆＞》，文末署名“Augustine F.Li”，并且明确标注其所在单位就是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23]。(2)1955年5月，《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新闻简报》(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News Bulletin)第13期登载了一份《失联校友名录》，其中便有李芳馥[24]。

根据北平图书馆与罗氏基金会的协议，在1936财政年度(1936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李芳馥必须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1年，为该馆分编中文藏书[25]188-189[26]26。因此，1936年夏季，学年结束之后，李芳馥就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虽然修习了部分图书馆学博士课程，但他并未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没能拿到博士学位，十分可惜[2]160[21]347[27]。

2 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而奋斗
2.1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09 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民国成立后划归教育部管理。1925年3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创办北京图书馆。1928年7月，京师图书馆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28]618。1928 年10 月，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29]。1929年6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年会批准北平北海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仍称“国立北平图书馆”[28]619。

据岳良木之子岳传龙所述，1927年6月毕业之后，岳良木经文华图书科教授推荐，进入北京图书馆工作；下半年，经岳良木帮忙找人推荐，李芳馥亦受聘至北京图书馆②。对此，《北京图书馆第二年度报告(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六月)》提到：“本年度馆员共二十八人。新聘者除书记四人外，为岳君良木、李君芳馥、于君道泉、王君重民、赵君万里、毛君过荫、吕君才均，先后到馆服务。岳君助理编目，李君助理文牍，于君任满蒙藏文编目，王君、赵君均任编辑，毛君助理采访，吕君助理编目。”[30]从“先后到馆服务”的字眼来判断，岳良木与李芳馥当非同时入馆。此外，李芳馥与赵万里后来成为连襟，堪称妙事：赵万里娶妻张劲先，张劲先的姐姐张智扬(字愚亭)后来则成为李芳馥的续弦夫人[31]。1934 年李芳馥预备赴美之际，赵万里还向他赠送了一面刻有“乘风破浪”四字的纪念牌，借以相勉[21]347。

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李芳馥担任北京图书馆及更名后的北平北海图书馆总务科科员[32]。1929年7月至1932年6月，他连续三年担任合并后的新国立北平图书馆总务部文书组组长[33-35]。1932年7月至1934年6月，他调换岗位，改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部西文采访组组长[36-37]。

2.2 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
1941年6月，李芳馥从美国返回中国，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工作[38]。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内，以钱钟书为主任，另外还有钱存训、李耀南、陈贯吾等职员。钱钟书与钱存训负责编辑英文版《图书季刊》，李耀南与陈贯吾负责编辑中文版《图书季刊》[13]341。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驻沪日军闯入公共租界，侵占了全上海。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被迫关闭，李芳馥只得留在上海苦捱日子[21]348[27]。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复员，李芳馥回归工作，直到上海解放。当时，他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采访组主任，驻沪办公，是该馆上海办事处的实际负责人。该办事处职员还包括爨汝僖与王育伊(均为编纂)、钱孝如(干事)、朱义钧(书记)、阮金生(工友)。他们主要负责西文书之转运、中文新书之受赠及呈缴事宜、编印中西文版《图书季刊》[13]362-363。

李芳馥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善本图书的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35年底，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将大批善本图书陆续搬迁至南京与上海两地。运至上海的善本图书主要存于中国科学社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其中，中国科学社接收80箱中文图书和146箱西文图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到246箱书籍[39]380-382。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成立以后，这些善本图书均归其负责管理。此后虽然经历种种变故，但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仍然保管着大量藏书，包括25大箱的宋元本及清康熙朝方志等善本与8，000多卷敦煌写经，以及1946年2月从日本找回的此前被掠去的60多箱图书[40]。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计划将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保管的珍贵善本和唐人写经运往美国与台湾，但李芳馥及其同事坚决抵制这一企图，使得这批善本完好地保留下来[27]。1949年12月17日，赵万里参加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到上海接管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与中央图书馆驻沪办事处，同时将寄存在震旦大学和中国科学社的图书移交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清点装箱，共计208箱，由李芳馥等3人安排运往北京[41]。至此，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的部分善本图书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归原地，成为新中国的宝贵财富。

2.3 沪江书院图书馆
1942 年1 月15 日，沪江大学校董会开会，议决无限期停办该校，并成立财产保管委员会[42]38。随后，沪江大学同学会出面创办沪江书院，下含文、理、商3个学院及附属中学，并于1月18日招考新生[43]。沪江书院继续使用真光大楼进行教学，同时仍旧使用位于二楼的图书馆[42]38。此后，时任沪江书院图书馆主任杨希章因为协助刘湛恩从事抗日活动，受到日伪方面的注意，不得不逃回家乡汉阳蔡甸(今武汉市蔡甸区)[44]167-168。同年9月，李芳馥接任沪江书院图书馆主任一职[21]348[27][42]39。这主要是出于维持生计的考虑。对此，顾廷龙曾在其日记中提到，1944年4月6日，李芳馥来到合众图书馆，“自介现任沪江大学图书馆长，欲一参观。余知其原任平馆事，近以生计兼职，因许之，导其周览。适钟书在此阅书，遂同谈”[45]。抗战胜利后，李芳馥离开沪江书院图书馆，回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工作。

2.4 上海图书馆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被接管[27]。9月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处，李亚农和徐森玉任正、副主任。次年1月20日，该委员会更名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46]76-77。

1951年2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租用原上海跑马厅大楼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馆舍，正式开始筹备两馆的建设[46]77。李芳馥恰于此时调到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3 月19日，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徐森玉、顾廷龙、李芳馥、王育伊、刘汝醴、顾颉刚、柳诒徵③七人组成，并召开首次会议[46]77。此后，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李芳馥积极参与。对此，顾颉刚在其日记中多有述及，可惜并未记录详情[47]。8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内部机构改组，成立了秘书室、图书整理处与文物整理处三个部门；李芳馥担任图书整理处主任，负责上海图书馆的筹建工作[27]。

1952年7月22日，上海图书馆正式开放[48]，李芳馥担任首任馆长[27]。1953年7月，上海图书馆划归上海市文化局直接管理[49]28，李芳馥改任副馆长。“文革”期间，李芳馥受到批斗，遭受了一番磨难。“文革”结束以后，年已八旬的他仍为上海图书馆的恢复与发展殚精竭力。1985年6月，李芳馥离职，改任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27]。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期间，李芳馥对图书馆工作进行了若干思考，并付诸实践。

(1)图书馆是一种上层建筑。李芳馥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他认为，“图书馆事业是一种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图书馆要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48]。在上海图书馆筹建期间，针对上海解放后人民群众学习政治知识、革命理论与时事政策的需要，他不仅设法采购老解放区出版的马列毛著作，预订了240 部《毛泽东选集》，还注重对旧有藏书的审查工作，剔除反动书籍[48]。上海图书馆成立以后，他又紧密配合政治形势，积极举办了各种讲座与展览，加强对读者的政治宣传[50]。

(2)强调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李芳馥跟同事认真研究，确定了上海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包括提高人民政治与文化水平，为国防建设与工农业生产服务，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等[21]350。在其领导之下，上海图书馆千方百计地利用馆藏图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该馆专门建立了公共图书馆网与上海市工业系统科技图书资料协作网，将图书送往工厂与农村，为工人和农民提供阅读服务。同时，该馆还与各种机关单位和科研工作者建立图书外借关系，采取电话借书，送书上门，举办展览会、边宣传边出借等更为便利的借还书方法[50]。

李芳馥强调要“开门办馆”与“一切为了读者”[50]。上海图书馆开放之初，共有5个成人阅览室与1个儿童阅览室，每个阅览室均有目录讲解员；馆内还有读者顾问，可以随时帮助读者解决问题[48]。1962年以后，上海图书馆采取设置专题阅览室、签订借书合同等办法，为重点科研生产单位和专家学者提供优质服务，成效明显[49]29。

李芳馥还指出，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服务，为人才的成长提供知识营养，就是一种用金钱也无法衡量的效益，而且这种效益是持续存在的，细水长流。因此，他反对图书馆强调创收、片面追求增加收入的现象，认为图书馆改革应当以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绝不应单纯地强调创收[51]。

(3)加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李芳馥认为“科学管理是办好图书馆事业的根本”[51]。1958-1963 年间，上海图书馆初步建立比较健全的目录体系，涵盖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两个基本系统，同时按语言、出版时代、学科和特种图书类型分别组织目录系统，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帮助读者利用馆藏资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52]。

1985 年，李芳馥提出必须在采购、编目、期刊、管理、文献检索和流通等各个环节广泛应用电脑，使图书馆工作全面实现自动化、现代化；必须对图书分编人员进行严格培训，并采用通用的著录规则，以保证电脑数据有序、可用[51]。上海图书馆较早地实行外文书刊编目的标准化，同时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53]。

3 参与中美图书馆交流
3.1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
据1936年6月15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8卷第1期所载《同门消息》，可知李芳馥将在该年暑假后赴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54]。《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五年七月至二十六年六月)》亦称：“西文采访组组长李芳馥君前受洛氏基金会之补助赴美留学，本年业经期满，将于秋季在国会图书馆实习。”[26]26另据《国会图书馆馆长报告(截至1937年6月30日)》称：“过去一年，正是因为罗氏基金会的慷慨，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李芳馥先生的编目服务。他是一名图书馆学学生，也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一名职员。下一年度，曾宪三先生将会顶替他的位置。曾先生同样来自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在是罗氏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25]188-189此处所说的“过去一年”其实是指“过去的一个财政年度”，即1936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可见，在1936年秋季至1937年夏，李芳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主要从事中文藏书的分编工作。

从“正是因为罗氏基金会的慷慨”这一表述来看，李芳馥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应当是按照罗氏基金会奖学金的相应条款，而并非或者至少并非仅仅是应北平图书馆的要求。他因此放弃了博士论文的撰写，没能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获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十分可惜。但是，他重信守约的行为，着实令人佩服。

3.2 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
国会图书馆的实习工作结束后，李芳馥本应返回中国，但是恰值“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他没能如期返华。1937 年秋季起，李芳馥受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中国研究助理”[55]223，或称“助理研究员”[21]347，主要从事中文藏书的分编工作。对此，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查尔斯·C·威廉姆森(Charles C.Williamson)在提交的《馆长报告(截至1939年6月30日)》中指出：“从1938年10月1日起，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资助的对中文和日文藏书的完整而准确的长期分编计划正式开始……李芳馥先生，之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最近则在国会图书馆从事中文图书的分编工作，已奉派负责中文藏书的分编工作……”[56]1941 年10 月31 日《申报》第9版所载《哥伦比亚大学中日语文系研究近况》亦提到哥伦比亚大学中日语文系开展的八项工作，其中第七项即为“在李芳馥氏指导之下，着手中日文藏书之编目”[57]。

在李芳馥的指导之下，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尝试编制一种中文图书目录卡片，并多次征求意见，以便加以改进。1939年7月3日，李芳馥致函裘开明，附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卡片的样片，并征询对方意见[55]223；7月6日，裘开明复函李芳馥，称美国各大中文图书馆采用各不相同的分类法，但它们可以通过采用相同的主题词来获得某种统一，所以汉和图书馆以后或许可以采用李芳馥所编的主题词；不过他认为这种目录卡片采用的是改良后的刘国钧分类法，而类似的分类法在美国已被抛弃，所以李芳馥的选择令人遗憾[55]223。

李芳馥原本希望于1939 年夏天回国探亲，秋季返美[55]223。为此，1939年7月3日致裘开明的信中咨询如何以美国大学教师的身份入境的问题，而裘开明也在复函中加以答复[55]223。可惜当时战局动荡，他最终没能成行。他改而利用暑期休假的机会，赴英国伦敦、牛津、剑桥及法国巴黎等地参观图书馆；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后，他不得不绕道荷兰，乘船回到纽约，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2]160。

1940 年上半年，李芳馥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目录卡片的编制工作，并写出书面总结，以An Experiment in Cataloging Chinese Books(《中文图书的分编实验》)为题，发表在1940年6月出版的《美国远东研究通讯》(Notes 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第7期。

4 助力图书馆学教育
4.1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
1941年8月1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四川璧山宣告成立，8月25日开学，9月1日开始上课[58]1-2。该校从一开始就设有图书博物馆学系，学制4年，第二年起开始上专业课程，至第三年分为图书组与博物组，毕业生可获教育学士学位[5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驻都南京，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也奉命东迁。院长陈礼江先行南下考察，勘定以南京栖霞山为永久校址，同时借用苏州拙政园作为临时校址[58]1。1946 年9 月中旬，该校师生迁抵南京；随后，新生留在栖霞山新校址，其余各年级学生则赴苏州临时校址上课[58]2。

据1946年12月5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刊》新第1卷第1期《图博系近讯》称：“本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本年度教授阵容较前益为整齐，新聘教授李馨吾、钱亚新、蒋镜寰、韩寿萱、顾颉刚、沈维钧、周连宽诸先生均为国内知名人士。”[60]可见，李芳馥确实曾受聘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兼任教授。不过，由于需要在上海与苏州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异常辛苦，所以李芳馥很快就辞去了这份兼职[2]160。而在1948年5月编印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中，无论是“现任教员”“前任教员”或“兼任教员”，都没有李芳馥的名字，颇显奇怪。

4.2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
1979年2月和5月，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修科(二年制)和图书馆学系(四年制)[61]。1980 年，该校图书馆学系招收了4 名二年制硕士研究生，涵盖古籍版本(2名)和外文书刊采访(2名)两个研究方向，分别由该系的2名兼职教授顾廷龙和李芳馥担任导师[61]。

吴建中便是李芳馥指导的2名硕士研究生之一。据他回忆，李芳馥主要在自己家里为学生上西文图书采访课，课堂气氛轻松[53]。由于没有可用的正式出版的教科书，李芳馥便开列了一份参考书目，要求学生课后自己阅读文献；同时还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学生在下堂课时能够回答[53]。

在李芳馥的严格指导下，吴建中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也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毕业之后，他在李芳馥的推荐下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53]。多年以后，他成长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著译成果丰富，历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及合并后的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副馆长(副所长)、馆长(所长)等职，并且担任过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这当然是吴建中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但跟李芳馥当年的指导亦不无关系。

5 余论
自1927 年6 月从文华图书科毕业之后，李芳馥一直都在图书馆界工作，直至1985年6月退休。退休之后，他依然不忘图书馆事业，直至1997年9月10日因病逝世。

李芳馥虽然著述不多，但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图书馆的筹建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直接参与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及中美图书馆交流。他的贡献也获得了中国图书馆界同仁的高度认可。1979年7月9-16日，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他当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62]。1979 年 9 月 15 日，上海图书馆学会正式成立，李芳馥当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后改任第二、三、四届理事会名誉会长[63]及第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64]。1992年起，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65]。

可惜的是，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当前无法挖掘和利用更多第一手档案资料，无法更加细致准确地介绍李芳馥在各个机构、各个时期的具体作为。比如，当前未能查阅芝加哥大学的档案，无法了解他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就读的详情，如修习了哪些课程，究竟为何无法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等。又如，囿于史料，当前无法详细介绍他执掌沪江书院图书馆期间的相关举措，以及他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执教经过。再如，笔者未能联系到他的直系亲属并获得许可，无法亲赴上海图书馆查阅其个人档案，所以无法更为细致地呈现李芳馥在上海图书馆的具体功绩。这些都是后续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目前未见有史料明确记载李芳馥何时开始兼修图书科。不过，李芳馥与岳良木是同班同学，同于1927年6月从文华图书科毕业并获华中大学文学士学位。岳良木在其于1951年撰写、后收入官方档案的一份简历中提到其在文华图书科就读的始末时间是“1924年8月至1927年6月”，而李芳馥恰恰就是证明人。因此，笔者暂时认为李芳馥跟岳良木一样，均于1924年秋开始兼修图书科。

②2019年9月21日晚间，岳传龙先生给笔者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内称：“家父26年毕业后，到舅舅家小住，等北图的工作邀请函，他是由文华的教授推荐的（家父列了姓名），27年下半年，家父又为李芳馥同学找人一起推荐，李后也来北图。”

③柳向春在《徐森玉先生与中国的文博事业（下）》中称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却仅列出6人的姓名。据其他史料，可知另外一人是柳诒徵。此处迳补之。

附录1 李芳馥年表简编

1902年8月8日：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木兰川李家大湾。

1918年：插班入读武昌圣约瑟中学初中二年级，至1921年夏毕业。

1921年秋：入读文华中学高中部，至1923年夏毕业。

1923 年秋：入读文华大学（1924 年秋起改称“华中大学”）文科。

1924年秋：开始兼修文华图书科。

1927年6月：从文华图书科毕业，并获华中大学文学士学位。

1927年秋至1928年6月：入北京图书馆工作，负责处理文牍。

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任北京图书馆及更名后的北平北海图书馆总务科科员。

1929年7月至1932年6月：任合并后的新国立北平图书馆总务部文书组组长。

1932年7月至1934年6月：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部西文采访组组长。

1934年9月至1936年2月：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专业科学硕士学位。

1935-1936学年：入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但因故未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1936年秋至1937年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负责中文藏书的分编工作。

1937年秋至1941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负责中文藏书的分编工作。

1941年6月：从美国返回中国，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担任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因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关闭，只能留在上海苦捱日子。

1942年9月：为维持生计，受聘担任沪江书院图书馆主任，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回归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担任采访组主任。

1946年秋：受聘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兼职教授，但因为往来不便，很快便辞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9年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

1951年3月19日：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受聘为七位委员之一。

1951年8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秘书室、图书整理处与文物整理处。任图书整理处主任，负责上海图书馆的筹建工作。

1952年7月22日：上海图书馆正式开放。担任首任馆长。

1953年7月：上海图书馆划归上海市文化局直接管理。改任副馆长。

1979年7月：当选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979年9月：当选上海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后改任第二、三、四届理事会名誉会长及第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开始招收二年制硕士研究生。受聘担任该系外文书刊采访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5年6月：离职，改任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

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9月10日：因病逝世。

附录2 李芳馥著述成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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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Survey of Augustine Fong-Fu Li’s Library Career

ZHENG Jinhuai

Abstract Based on some newly-found English and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this paper makes a critical survey of Augustine Fong-Fu Li’s library career，especially his school life in Boone Library School，Columbia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his work experience in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Library of Congress，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Shanghai Branch of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Shanghai College Library and Shanghai Library，and his part-tim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both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Museum，National College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t is found out that he not onl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librarianship，but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Sino-American library exchange.

Keywords Augustine Fong-Fu Li；library career；Sino-American ex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