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国际形象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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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国际形象与中美关系
吕 迅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于美国朝野赢得良好的赞誉。以往学界往往只注重归纳其形象特点，而未将之与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建立有机的联系。本文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记者、学者、外交官和军官反映中国情形的一手文本出发，挖掘美国媒体包括畅销报刊或学术期刊发表的关键性资料，参考美国外交文件，试图形成文化史与外交史之间的对话。从《西行漫记》开始，旅华美人把中共朴素亲民、积极抗日和民主理性的形象不断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罗斯福总统及军方逐渐表达出与中共合作的意愿，甚至还出台了相应举措，可谓一段被遗忘了的中美关系。后来由于形势变化，美国与中共虽未达成合作，却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斯诺；西行漫记；统一战线；中共形象；中美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小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阶段，其中中共的国际形象即所谓“软实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时期中共外交史的研究，已经涌现出大量成果。①然而相较国际交往的外交层面而言，以往学界对于中共的国际形象，特别是中共在1949年以前对外交往过程中有意无意塑造出来的国际形象，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尤其最近三十年来对英文档案资料的大量利用，不断有学者尝试从文化形象的角度，来分析中共在国际舆论中的成长史。其中，有的针对西方特定记者、旅行家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概括出其中蕴含的中共形象(主要反映军民关系)。②有的针对特定报刊，总结特定时期内有关中共的报道特征。③也有的针对特定材料，加以介绍，并完善以往中共形象中的某些特点。④尽管从档案学角度，上述成果已将有关中共国际形象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往往只呈现出单方面的印象，并未与实际的国际交往发生对应关系，换句话说，尚缺乏文化史与外交史的直接对话，使得中共的国际形象依旧流于表面，而无法解释其“落地生根”的过程。

本文拟从几位在中美关系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美国驻华记者、学者、外交官、军官的著述出发，分析其中中共形象的变化及其发展脉络，并解释中共的国际形象如何最终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中美外交。文本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共国际形象普遍积极正面，这种正面的国际形象通过上述美国人的社交网络及媒体传播，最终成为美国外交决策者的主流印象，并可以在外交文件和政治人物的私人文书中找到印证。

一、斯诺带来的延安热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一位新闻记者，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23岁的斯诺来到上海，本来他只计划在中国待六周，但却一住十三年。他被中国事物深深地吸引，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斯诺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年轻时他“就像祖辈一样，在开拓梦想的驱使下”，“探求财富”或天边的“那颗星”。⑤他找到了，这颗“星”就是中国的红五星。在上海时，斯诺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鲁迅、路易·艾黎(Rewi Alley)等左翼人士，并成为终身挚交。1932年7月，斯诺追随宋庆龄组织牛兰(Jakob Rudnik)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同年底与海伦(Helen Foster)结婚，之后搬去北平。在北平的日子里，斯诺一面写稿，一面在燕京大学兼职授课，并在这一时期结识了众多日后对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影响的美国人，包括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外交官戴维斯(John P.Davies)、谢伟思(John Service)，军人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卡尔逊(Evans Carlson)等。这些美国人有一个非正式的学习小组，每月在组员家中聚会，探讨某个与东亚相关的学术问题，斯诺、拉铁摩尔、谢伟思等都参与其中。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身在华北的斯诺感受极深。1934年，斯诺发表了批判日本对华政策的《远东战线》一文，引发社会反响，为日后报道中共打下了基础。同时，斯诺夫妇对北平左派学生也愈加同情，参与组织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居中联络下，斯诺被成功地送入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省保安县，成为第一个获准采访中共领导人的西方记者。这对斯诺来说，是难得的机缘。与他同行的马海德(George Hatem)医生，也是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朋友，一直秘密为中共服务，还曾于当年3月试图由西安进入苏区，结果因为中共地下交通负责人刘鼎当时正忙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无功而返。⑦

斯诺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周恩来亲自到安塞迎接他，斯诺记住了这个会说英语、充满魅力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斯诺的访问制定了为期92天的详细方案。斯诺接着到达保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接受了斯诺多个夜晚的专访，还提供给他一份详细的自传，翻译工作由吴亮平主要负责。斯诺把访问记录整理好后，由毛泽东亲自审定。⑧这后来构成了斯诺著作中影响最大的部分，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即中共是建立统一战线、实行联合抗日的坚定拥护者和领导者。8月，斯诺去宁夏参观国共对峙前线，由斯诺介绍来陕的燕大学生王汝梅(黄华)担任翻译。临行前斯诺把自己戴的崭新五星帽借给毛泽东，拍摄了后来流传久远的毛主席在窑洞前的相片。

斯诺当年10月自陕北返回北平后，发布了其进入苏区采访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他首先在美国人学习小组中汇报了他的经历。组员之一的谢伟思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令人振奋”，“埃·斯诺带回来的是共产党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消息]”。⑨1937年1月24日，斯诺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公开演讲，150名中外人士在座，由英国使馆恩普兰主持。斯诺称赞中共军队纪律严明、抗日情绪高涨并反对内战，历一个半小时，“听者尤感觉极大之兴趣”，“毫无倦容”，恩普兰更表示“应欢迎红军开到北方来”。⑩

1936年11月14日，斯诺在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首发了对毛泽东的专访和毛泽东那张著名的戴着五星帽的照片。这是斯诺首次向全世界介绍一位平易近人、乐观睿智的民族领袖。他一开始就拉近受访者与读者的距离，说毛泽东早年也是报人(newspaperman)，因而仍旧保持着通宵工作的习惯，所以他的访谈也集中在深夜进行。文章主体采用问答形式，现场感十足。当被问及对抗日战争的立场时，毛泽东回答：“东方的和战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其潜在的盟友——比如说德国和意大利——中国也必须向其它强国寻求帮助，以取得反日的成功。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外国援助，中国就不能与日本作战。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来了外国盟友才开始抗日”(强调为原文所有)，早在1932年中共苏维埃政府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当被要求预测这场战争的走势时，毛泽东报以必胜的乐观，他指出，中国地域的广阔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粉碎日本占领论，更为重要的是，“苏区的每一个人都时刻准备着保卫他们的政府，反抗侵略者，因为每一个人都自觉自愿地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相信的正义”。width=13,height=13,dpi=110斯诺把对毛泽东的采访内容还发给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后者随即报告了华盛顿。width=13,height=13,dpi=110

美国民众在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生活》(Life)画报上也终于可以一睹毛泽东的风采。斯诺把他拍摄的佳作卖给了该杂志，包括那张戴五星帽的毛泽东照片。这张照片的下面印着介绍词：“毛泽东(上图)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或‘中国的亚伯拉罕·林肯’”。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中共儿童现代舞表演和拿着网球拍的八路军照片等。width=13,height=13,dpi=110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林肯是美国公认的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也是内战中的北方领袖。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以下简称《红星》)中再次提到了“林肯”的形象暗示(详后)，可见《生活》此处的这个头衔也并非随意予之。而《生活》画报在美国从创刊伊始就极受欢迎，当年每期的销量在50万至150万份之间。width=13,height=13,dpi=110

随之而来的就是影响深远的延安热。不少外国人在斯诺的亲身感召下，到访陕北。首先是海伦和史沫特莱，她们以与斯诺相同的方式分别进入苏区。width=13,height=13,dpi=110接着1937年6月，拉铁摩尔与《美亚》(Amerasia)杂志老板贾菲(Philip Jaffe)夫妇以及同样对东亚事务抱有兴趣的毕恩来(Arthur Bisson)一起，也在斯诺的安排下访问了延安。width=13,height=13,dpi=110当年访问陕北的外国人还包括美国摄影师厄尔·利夫(Earl Leaf)、《纽约先驱论坛》记者维克多·基恩(Victor Keene)、《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詹姆士·贝特兰(James Bertram)等。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首版发行。戈兰茨(Victor Gollancz)出版社在伦敦以“左派图书俱乐部”的名义试刊，尽管是内部出版物，几周时间就已经卖出去十万册。1938年1月，《红星》正式由兰登书屋在美国纽约出版，成为非小说类的畅销书，售出23,500本；1944年再版时又售出27,000本。width=13,height=13,dpi=110《红星》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不少外国人开始通过《红星》知道并了解中共。1938年6月，为了表达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的热烈支持，有一位美国读者甚至给毛泽东写信，并且寄到了延安。width=13,height=13,dpi=110《红星》更成为美国一批左派进步青年的重要读物，感召着普通美国民众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中国抗日战争和革命中去。其中，美国纽约州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锡德·恩斯特(Erwin Sid Engst)放弃了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业，在战争期间来到中国，后来在陕北养殖奶牛，并和其爱人、物理学家寒春(Joan Hinton，《翻身》作者韩丁的妹妹)一起，终身定居中国。width=13,height=13,dpi=110尽管斯诺之前之后都有报道中共的著作问世，但都没有《红星》那样的效果和作用，他突破了中共报道在美国的瓶颈。《红星》“具有奠定范型的意义”。width=13,height=13,dpi=110

《红星》的内容太过著名，在此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斯诺采用了与《密勒氏评论报》前引文所不同的方式来介绍毛泽东的形象。如果说一年前他还在暗示毛泽东的平民出身，那么在《红星》中斯诺则有意尽量突出了毛泽东不同于常人的领袖气质。读者除了看到另一张毛泽东平实的照片外，还读到斯诺如下描述：“瘦削、林肯式的身材，比一般中国人高，略微有些驼背，满头浓密的乌发，留得很长，大而锐利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显著的颧骨。我的最初印象即这人看上去是一个十分精明的知识分子”(强调为引者所加)；“中国从未有什么‘救世主’，但你却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不可否认的天命的力量”；“毛是一位对于古文经典颇有成就的学者，涉猎广博，精研史哲，口才便给，记忆和专注力超常，写得一手好文章，不拘小节，但对责任却一丝不苟，精力无限，一位有着相当天才的军事政治战略家。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不少日本人都公推他为中国当今最有能力的战略家”。width=13,height=13,dpi=110中外读者几乎很难不喜欢这样一位既传统又现代、既平常又伟大的中共领导人。

而另一方面，斯诺对蒋介石的抗日决心则深表怀疑。他站在红军的立场上，始终称蒋方为“白军”“白匪”。斯诺指出,蒋介石“会尽可能寻求[对日]妥协；如果能避免内部问责，他们会对日做出更多让步”。width=13,height=13,dpi=110斯诺对蒋的批评之甚，以致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要求他在《红星》中删掉有关语句，以免破坏统一战线的团结。width=13,height=13,dpi=110而斯诺在美国中产阶层畅销刊物《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文批评蒋过于依赖英美而缺乏独立性，仅仅是英国的傀儡。width=13,height=13,dpi=110

1938年1月9日是星期天，《纽约时报》书评及时刊印了著名社论作家达弗斯(Robert Duffus)近乎整版的文章来介绍《红星》和中共，并配发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相片。达弗斯显然认真阅读了全书，并以审慎的笔法及美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正面评价了中共：“尽管共产主义还处于幼年，却包含了让日本致命的因素，既有民族性又反日”；“‘赤匪’则更像我们昔日称为爱国者的一群人”，而且这群人就是普通人，“红军战士擅长网球和乒乓；斯诺先生还教会了军官和他们的夫人们玩拉米纸牌游戏”。这篇近两千字的书评在文末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会成为军事强国日本无法征服的对手”，“读过斯诺先生的书，感到可能全亚洲甚至全人类都将被卷入其中，正是这种沉重的命运感令人震撼不已”。width=13,height=13,dpi=110这种“爱国者”的中共形象也在当年斯诺对美国亚洲舰队(后来改组为第七舰队)司令亚奈尔(Harry Yarnell)上将的访谈中被后者提及。width=13,height=13,dpi=110

《红星》的意义还在于其观点成功地引起了美国总统的兴趣，并辗转最终成了总统本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美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卡尔逊在斯诺宣传中共必胜观点的直接影响下，也申请赴华北考察。width=13,height=13,dpi=110因为卡尔逊和罗斯福父子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深受总统信任，一直与总统保持秘密通信，随时报告其在华见闻。通过斯诺的关系，卡尔逊先后两次顺利进出华北，分别去了山西五台和陕西延安。这是美军现役军官首次访问红色中国的心脏，成了后来“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的前身。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带着斯诺传递给他的好感和好奇心，卡尔逊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由周立波担任翻译。他立即就被中共军队的朴素和纪律所折服。卡尔逊见到了朱德，像史沫特莱一样深深地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12月24日平安夜，卡尔逊在洪洞给罗斯福写信，丝毫不吝惜赞美之词：“朱德是一位和善、简单、直接、诚实的人。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谦虚，不出风头。但在军事问题上却很直率”。这位红军总司令“看上去筋疲力尽。他一整天没有看见我(卡尔逊——引者注)，就拉着我的手，坐在我旁边，又握了几分钟。这是一种感情和信任不经意地真实流露，并且深深地触动了我”，“正是这个人提请南京不要在内战中消耗资源人力，而建立统一战线一致对日。正是这个人从九月一日起就率领八路军在西北抵抗日本人，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缴获了成吨的日本物资和俘虏了众多敌人。他的军队半数都换上了日军大衣”。这些军人品质正是美军总司令所愿见的。卡尔逊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尽管用的是一台借来的蹩脚打字机，但对中共的仰慕之情，还是滔滔不绝地从四页纸密密麻麻的小字中倾泻而出：“我相信这些人无论思想还是行动都诚恳率直。我相信他们就个人来说本质上都很无私，就群体而言又谦虚谨慎，致力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有智慧。他们比我见过的其他任何中国群体都了解国际形势。他们讲道理，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你可以像对待西方人一样和他们交谈，一起行动。了解这些事实对于我们今后的对华关系至关重要”。width=13,height=13,dpi=110

1938年夏，卡尔逊又赴延安十日，接着向北经榆林绕道晋察冀边区。7月7日凌晨穿越(北)京汉(口)铁路时，中共军队在沿途数点向日军发动进攻，卡尔逊报告说他“可以听到南北都有枪声”；而且中共对日作战颇有成效，“一月份我(卡尔逊——引者注)在北方的时候，冀中只有17个县归中国控制。如今石家庄——唐县公路以北、北平以南的所有县都被组织起来了。日军只占领了某些县城，农村都是中国的。冀中当然也属晋察冀边区政府管辖”。width=13,height=13,dpi=110

当卡尔逊再次从华北到达汉口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共的铁杆宣传员了。他称中共为“真正的基督徒”。width=13,height=13,dpi=110他非常钦佩中共军队灵活的游击战术、昂扬的斗志和和谐的干群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宣传，他甚至辞去军职，在美国巡回赞扬中共：“红军战士那种类似美国鹰级童军的行为与士气萎靡、声名狼藉的其他中国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width=13,height=13,dpi=110他像斯诺一样坚信，中共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具有现代思想的政党，中共领导人是朴素而又伟大的爱国者，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二、拉铁摩尔、费正清与太平洋关系学会
拉铁摩尔是《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季刊的编辑，而《太平洋事务》则由具有开拓性的太平洋关系学会(IPR)创办。拉铁摩尔出生于一个美国教师家庭，在天津长大，在英国受教育，热衷于内蒙古问题的研究。1933年，他在加拿大班夫召开的一次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上，结识了日后的挚友陈翰笙。陈翰笙当时为共产国际做秘密工作，1935年11月其组织关系转到中共。1936年4月，陈翰笙夫妇由莫斯科到西欧与拉铁摩尔会面，同意加入《太平洋事务》。width=13,height=13,dpi=110而拉铁摩尔的另一位挚友冀朝鼎，也是共产党员。冀朝鼎则是1934年以学者身份，任职于太平洋关系学会总部。width=13,height=13,dpi=110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流，使得拉铁摩尔对亚太国际关系的认识更贴近于中国实际。他自承先前对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的认识不深，思想还停留在英国公学教给他的知识：“殖民地当局和[英国]在华商人都是精英。我们当然是为了自己的财富和利益，但最终也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因此白种人在亚洲，甚至帝国主义者的铁靴，都有益处”。width=13,height=13,dpi=110在日常交往过程中，陈翰笙和冀朝鼎让拉铁摩尔了解到了中国的抗战形势，以及蒋介石对于日本的消极抵抗态度。width=13,height=13,dpi=1101934至1937年，拉铁摩尔居住在北平的时候，就已经对蒋当时“安内攘外”的政策颇为不满：“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尽弃前嫌，共同来保卫他们的国家呢？”width=13,height=13,dpi=110这代表了当时许多在华外国人的想法。这一时期，他结识了斯诺。

1937年6月，拉铁摩尔在斯诺的安排下访问延安四日。他同样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情与毛泽东的平易近人：“我惊奇于毛竟然愿意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一谈谈上几个小时”，并且“愿意从最基础的ABC开始回答[他们的问题]”，“显示出了无比的耐心”。拉铁摩尔觉得毛泽东“从人民中来，心智强大，但一眼仍可看出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延安此时已经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朝圣者。他们一起参加著名的延安晚会，“大人物们，毛、周、朱德和其他领导都在那里，坐在观众中，没有任何特别座席，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width=13,height=13,dpi=110

拉铁摩尔从延安返回后的观点与斯诺是一致的：中共“将建立统一战线，中国人将继续抵抗”，“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势必不能速胜。战事越延长，日本的情况就会越糟”，而“共产党就会越强”。width=13,height=13,dpi=110他把这一观点写成一篇长文，立即交给了当时在北平的美国驻华参赞罗赫德(Frank Lockhart)，后者直接呈送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width=13,height=13,dpi=110拉铁摩尔指出，中共并非像其他国家共产党那样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一点易于理解，对于细枝末节的次要决定，它无须去请教遥远的莫斯科；而甚至于重大决策，中国共产党人也必先着眼于对己有利的方面，之后再尽量将决议与共产国际的‘总路线’相靠拢。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对共产国际的影响可能比共产国际对他们的影响还要多”(强调为原文所有)。width=13,height=13,dpi=110正是基于拉铁摩尔的上述认识，1941年白宫的特别顾问居里(Lauchlin Currie)选择派他去当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以便时刻提醒蒋维护统一战线的必要性。width=13,height=13,dpi=110

“皖南事变”之后，拉铁摩尔亲自在《太平洋事务》季刊上撰文批评国民党的内战行为，“用外国给的武器攻击那些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领土的中国游击队”；暗示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政策，“中国的士气跌落谷底，让日本在浙江省有机可乘”，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此同时，拉铁摩尔赞叹“游击区的民众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他们几乎没有获得外国援助，但却获得了选举代表自治自给自足的民主权利”。width=13,height=13,dpi=110

如果说拉铁摩尔侧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那么费正清则是从知识分子左派平等的思想出发，去认识中共的社会作用。费正清和史沫特莱是朋友，1932年11月至1933年1月，史沫特莱住在费正清北平的家中，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胡适任会长。这段时期内，史沫特莱向费正清夫妇介绍了许多有关共产主义的知识，连“餐叙全是共产主义”。费正清对此深表同情。width=13,height=13,dpi=110他在北平的师友蒋廷黻，时常从另一个方面分享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无奈：“讲堂上滔滔不绝，在京沪报刊上亦能文采飞扬，甚至漆咸楼(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引者注)中谈笑风生，但却不能让中国农村民众明白我们，更不用说成为农民的领导者”。width=13,height=13,dpi=110然而，斯诺在《红星》上说一些中共知识分子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困境。费正清早就认识斯诺，读过斯诺的《红星》。他指出，“中共如太阳般的活力和朴素的平等主义已经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闻名遐迩。每个去过那里的人都可以证实”，“延安从远处照耀四方”。width=13,height=13,dpi=110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费正清作为战略情报局(OSS)官员在重庆搜集情报。1943年6月，费正清开始主动接触中共重庆办事处。他结识了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一位非常聪明而又有魅力的年轻女性”。龚澎定期给费正清辅导中文口语，“她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信念以及对战时记者的成熟老练和清新的幽默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龚澎毕业于燕京大学，参加过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与黄华相熟，伴随着斯诺带来的延安热，她也于1937年奔赴延安。其睿智和娴熟的英文，让重庆的美英新闻界耳目一新。龚澎经常在她的手提包里塞上几本延安最新的出版物来到外国记者招待所，受到了那些苦于国民党新闻钳制的记者们的热烈欢迎。她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的训政——暗杀、压制舆论、禁止游行、取缔罢工等等政策。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阿特金生(Brooks Atkinson)是其仰慕者之一。width=13,height=13,dpi=110

费正清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对他们[中共]的整体印象都非常之好”；“周公馆的中共党员们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表现杰出，与他们讨论起事来，既有批判性又有现实性”，“他们的路线作风，简直就和美国现代自由民主派一样，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对于由清教徒创立的美国来说，似乎更易于理解。出于对重庆中共工作人员的认识，费正清感慨于“他们经常学习，组织讨论和自我批评，居住在一起，更像一百年前的一个宗教群体”，“用来铺屋顶的席子上可能会落下虱子，而周恩来就寝的阁楼也会漏雨”，更重要的是，“他们随时准备去牺牲，去成为英雄”。因此，费正清不是和董必武、陈家康一块聊天，就是和王炳南、谢伟思一起吃饭，他感慨谢伟思给史迪威的报告总是和自己的想法一致。width=13,height=13,dpi=110费正清和卡尔逊一样，把中共比作具有自律精神的基督信众，符合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一形象在下文外交官的报告中还会重复出现。换句话说，中共才是美国天然的盟友。

到了1943年下半年，通胀日益恶化，国统区工薪阶层普遍营养不良，到处充斥着失望的情绪，国民政府和中共的国际形象开始出现此消彼长的转变。比如费正清就觉得国民党“当局毫无希望，因为它不信任人民群众，不帮他们办实事”，而且“其他我认识的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都和我一样，不相信国民党，不相信其还有实现自由的希望，反而佩服当地的左翼人士”，认同中共的主张，“左派开始被视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在与居里的日常书信来往中，费正清写道：“我愈想帮助中国普通民众，愈觉得中共的现行政策正是我应该去做的。唯有根本性变革才能成功”。width=13,height=13,dpi=110

有意思的是，居里先后成为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在华盛顿的联系人。费正清和居里从1928年就在哈佛相识，那时后者还是经济系的一名讲师。1941年初，罗斯福派居里亲自来中国协调国共关系，居里获得了一些直观的印象。2月，居里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的陪同下见到周恩来，他说周“不激进，有同情心”。相反，他对国民政府则评价欠佳，说国民党“现实反动”。width=13,height=13,dpi=110

费正清也和太平洋关系学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与拉铁摩尔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战后一度成为太平洋学会的理事。作为哈佛教授的费正清，还为学会的出版物撰写书评。例如1941年《太平洋事务》发表了他为北平时代的朋友戴德华(George Taylor)新书(作为学会探索系列出版)《为华北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写的评论。费正清指出，整本书的主题就是晋察冀边区给日本占领军制造了麻烦，恰到好处地点明了游击战术不仅逼迫日军更多地诉诸武力，使其以华制华的幻想基本落空，而且造成了华北经济的大分流；更为重要的是，华北“腹地的爱国者”采用最原始的串联方式抵挡住了日本最现代化的报纸、学校和铁路等工具，并努力建立最高级的现代政治组织。width=13,height=13,dpi=110

中共的民主形象，时常可以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刊物上发现呼应。1943年7月该学会的另一份刊物《远东调查》(Far Eastern Survey)上发表了毕恩来更为直接的一篇文章。他称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经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封建中国”，另一个是“民主中国”；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构成的“民主中国”在既无外援又遭封锁的情况下，给日军造成了更大的伤亡；“民主中国”由村、镇、区三级民选自治委员会确定税收、司法，而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基本属义务性质，这样把行政开销降到最低，如同“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一样”。width=13,height=13,dpi=110

毕恩来当时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秘书处的成员，在相关刊物上颇为活跃。他后来又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书评，对史沫特莱1943年的新书《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大加激赏，继续褒扬中共，批评国民政府，称新四军“详细展现出全中国战斗前线中最为英勇的一幕”，还不忘点明“其被最严厉的审查所屏蔽”。如同拉铁摩尔对新四军的评价，毕恩来好似来了个三重奏：“据她(史沫特莱——引者注)分析，其成就的取得是基于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多重组织，改善了民生，实现了民主，并动员广大民众全力投入到战争中去”。width=13,height=13,dpi=110而拉铁摩尔本人则于1942年底担任美国战时情报局(OWI)旧金山办公室主任，戴德华任副主任，主要工作就是利用无线广播开展政治宣传。width=13,height=13,dpi=110这样随着媒体和学术圈的推广，民主和英勇的爱国者这一形象，构成了美国的中国通们对中共的总体认识。

与此同时，重庆的费正清与史迪威集团柏德诺(Haydon Boatner)和戴维斯的关系，较北平时更为密切。柏德诺向他夸耀自己是如何对付那些贪得无厌的国民党高官的，“只想要最新式的东西——比如会把桥压垮的重型坦克”，最终给他们的却是便宜的炸药。width=13,height=13,dpi=110费正清则和史迪威相互赏识，称赞后者的座右铭“别让混账东西打倒你”，史迪威引以为豪。width=13,height=13,dpi=110

三、戴维斯、谢伟思、史迪威与迪克西使团
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出生在四川传教士家庭，曾在燕京大学求学(1929-1930年)。1933-1935年，他作为美国领事初级官员(三等秘书)回到北平学习中文课程。除了上文提到的美国知识分子外，戴维斯当然也结识了美国驻平武官史迪威上校。1938年，戴维斯与史迪威重逢于汉口，1940年，他被调回国务院远东司，经常和居里就中国问题交换意见。width=13,height=13,dpi=110

谢伟思是戴维斯的发小，其无论人生轨迹还是思想认识，几乎都像在追随后者。戴维斯离开北平，谢伟思就来了，职位也是美国领事馆的三等秘书，斯诺的陕北之行对他触动很大，他说：“我尤其妒忌、羡慕这一壮举”。谢伟思当时主要从事领馆日常琐碎的打字工作，觉得与自己的理想差距很大：“我肯定想从事政治性事务报告——那个重要，你懂的；那才是名利之路”。width=13,height=13,dpi=110因此，当史迪威于1942年以中将军衔返回中国的时候，戴维斯再次表以忠诚，并和谢伟思一起，从驻华使馆借调，担任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width=13,height=13,dpi=110

史迪威是老中国通。他于1926-1929年曾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营长及参谋，是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亲信。1935-1939年史迪威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与上文提到的美国人也大多相熟。他的对华观点就代表了马歇尔的对华观点。史迪威来华，所处正是中国普遍动荡、战乱频仍的时期，他喜欢和下层民众打交道，厌恶军阀的腐败和淫威，自认了解中国。但是起先，史迪威对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解不深。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破产农民“要求土地所有权的调整”，“中国人就其本性来说成不了共产主义者”。width=13,height=13,dpi=110他以为中共的“武装解放”和“动员群众”都“太模糊了——只不过是口号”。width=13,height=13,dpi=1101936年当斯诺完成陕北之旅后，立即向史迪威做了报告。width=13,height=13,dpi=110

1938年春，随使馆西迁至汉口的史迪威开始真正接触中共。他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改变了史迪威的许多看法。通过周，史迪威开始觉得中共“普遍诚实而谦恭，友好而直接。与国民党新派的拿破仑们形成天壤之别——全都锦衣貂裘，踢踏作响，惺惺作态，自以为是”，而“红军绝大多数都是好汉”。width=13,height=13,dpi=110据当时在汉的英国女记者胡德兰(Freda Utley)回忆说：“那时起史迪威上校就认定了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具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戴维斯和谢伟思。width=13,height=13,dpi=110

戴维斯觉得中共发展的前景就是秉承现代民主的民族主义政党，并已经为抗日战争所充分证明。width=13,height=13,dpi=110他作为史迪威的对外联络员，与周恩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1941年6月，周恩来因一个小手术在重庆中央医院住院，戴维斯前往探望。周告诉戴维斯，国民党正以胡宗南部44万军队加紧对延安的封锁，只要蒋介石同意，共产党愿意参加缅甸远征军，并且听从史迪威的命令。width=13,height=13,dpi=110后来，戴维斯在居里再度使华时担任其与中共的传声筒。

也正是在1941年，周恩来对居里提议在延安建立美军代表团。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戴维斯、谢伟思和史迪威的积极响应。width=13,height=13,dpi=110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借回华盛顿出差的机会，给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数千字的政治分析报告，系统总结了抗战至今中共的发展，并结合他与其他英美在华人士的理解，呈现出一个积极进步的中共形象：“总体来说，抗战最初的一年半内，蒋把华北的城市与交通线丢弃给了日本人，把农村丢给了共产党”，“由此，中共较先前控制了更多的领土。据美军线索估计，目前共产党区域占地共约12万平方英里，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口居住在那里。共产党八路军人数在六万至十万之间。共产党人自称有超过一百万人的武装，可能包括游击队和民兵”，这是美国政府所喜闻乐见的抗日力量。戴维斯尤其提到了“近期访问过共产党区域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原文如此)都认为共产党政权……执政明显诚实守信；实行民主选举；相对并不限制个体经济自由；政权得到了民众强有力的拥护，与其说是共产党不如说是农业民主派”。对于这样一个可靠的政权，戴维斯再次建议美国政府在延安建立领事馆，并派遣美军观察组。width=13,height=13,dpi=110戴维斯的意见，在重庆的美国人中也根本不是秘密。上文提到的费正清显然就非常支持，他写信给居里谈道：“真正想要战斗的人是那些愿意唤醒人民群众的。我们的军事政策应该转向支援他们一些，开赴华北，与革命为友。华北观察团是当务之急。我祈盼戴维斯的主张能够实现”。width=13,height=13,dpi=110

其实，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就想这样。读过斯诺的书和卡尔逊的报告之后，罗斯福一直对中共抱有好感。1941年2月，罗斯福派居里来华告诉蒋介石，他认为中共就是“社会党员”，并对其所实施的农民、妇女及抗日政策赞许不已。居里更在和蒋谈话伊始就反复强调，中共的事迹已由斯诺和史沫特莱在美广为流传，“对一般农民则爱护备至”，“一般自由主义倾向之美人，受其影响甚大”，甚至以美国的劳工领袖相类比，劝蒋介石应能容人。width=13,height=13,dpi=110罗斯福私下里对斯诺说，他计划给中共以“直接援助”，并在华北“投放装备和联络官”，“与两个[中国]政府同时打交道”。width=13,height=13,dpi=110罗斯福一直在等待机会。

其实“皖南事变”之后，重庆的美国外交官团体就已经报告说国共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物所持有的强烈个人偏见实际上阻碍了真正的合作”。width=13,height=13,dpi=110这种看法在重庆的英美人士中广泛传播：国民党积蓄战力不是为了抗日，而是准备在内战中对付共产党。width=13,height=13,dpi=110

到了1943年底，史迪威更加确信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抗日力量，蒋介石早已不抗日。11月下旬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向罗斯福报告说：“蒋只是在积蓄力量，以便在战后对付共产党”。11月24日，罗斯福告诉其子：“蒋的军队现在根本没有打仗，即便白纸黑字的报告上写得煞有介事。他声辩自己的军队未经训练、没有装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而且也不能解释他为何将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西北——放在红色中国的边境上”。罗斯福当面向蒋介石施压，只要仗还在打，“就不得不与延安的共产党结成联合政府”。width=13,height=13,dpi=110

1943年12月31日，戴维斯凭借开罗会议期间，作为史迪威助手而结识总统挚友霍普金斯(Harry L.Hopkins)这层关系，以简明扼要的文字，直接向白宫预警：蒋介石执行的并不是真正的统一战线，“他的国民党政府毫无群众基础”，已经“沦为自我制造的腐朽势力的囚徒”，“委员长明年将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危机”，也即是可能出现“蒋的倒台”。而另一方面，戴维斯借用中共发言人的话来表示中共已然发展壮大：“如果蒋想要[破坏统一战线]实施自杀的话，正合我意”。他建议美国政府抛弃“蒋的国民党及其堕落的傀儡”，“准备支持一个强大的新盟友，以实现中美两国的合作和互利”，这个“新盟友”就是中共。width=13,height=13,dpi=1101944年1月，戴维斯持之以恒地强调中共的战略价值，重申了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的主张，并建议由总统亲自向蒋介石施压，“以阻止蒋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之意图”。width=13,height=13,dpi=110史迪威之后也亲自给马歇尔和罗斯福发去了内容相似的电文。width=13,height=13,dpi=1102月9日，罗斯福按照戴维斯的建议，发电要求向华北派遣美国观察使团。width=13,height=13,dpi=110这就是大约半年后飞抵延安的“迪克西使团”。

谢伟思作为“迪克西使团”首批成员向华盛顿发回了热情洋溢的报告：“延安的总体氛围就像是在一个小教派的学院或者一个宗教夏令营”，是“中国最现代的地方”。width=13,height=13,dpi=110这是继卡尔逊、费正清之后又一次提及中共类似宗教团体的形象，而且是在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

谢伟思的报告，总体上与戴维斯的主张并无二致，唯独适时强调了中共游击战争的特点和优势：“华北敌后战线的情况和地形最适合用游击战，而中共最擅长此种战术”。谢伟思深信，中共采用小而精的游击部队，事实上在华北和华东日占区内有效控制着重要的领土和居民，“不时有从游击区域返回的外国人以及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都如是说”,只不过“受限于装备不足”。他认为反对游击战而贬低中共的何应钦即是“反动派”。width=13,height=13,dpi=110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亦附和说，何应钦之所以这样贬低中共，只是害怕盟军武装中共而在将来的内战中对己不利。width=13,height=13,dpi=110由此可见，肯定游击战术和适时武装中共已成为美国政府中国通们的一种共识。1944年9月，史迪威因坚持武装中共与蒋介石闹翻，后者最终要求白宫撤换史迪威。width=13,height=13,dpi=110罗斯福为了当年大选连任，不得不妥协，选派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

但是，召回史迪威的责任必须让国民政府承担。10月30日，罗斯福不再保护这个战时的盟友，亲自批准《纽约时报》在翌日首版醒目位置刊登记者阿特金生的文章，强烈批评蒋介石政府，并称赞中共武装。文章指出，“委员长从1927年开始试图清洗掉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拥有良好的军队，正与华北的日本人展开游击战争。委员长把这部分军队视为对自己无上权威的主要威胁。数年来，他白白浪费掉三十万至五十万(数量无人知晓)的中央军，以阻止共产党扩张”，并把这点作为对蒋的主要批判写在标题上《阻止与共产党和平共处》(Peace with Reds Barred)。width=13,height=13,dpi=110

罗斯福的机会来了。1944年11月底，魏德迈授意草拟了一份游击作战计划，包括在华北空降四五千名美军伞兵，并给二万五千名八路军战士配备美式武器。12月27日，美军通过“迪克西使团”传来进一步的口讯：如果有一个师(可能多达2.8万人)的美国伞兵部队在德国投降以后空降到山东共产党根据地附近海岸，中共能否在正式补给到达前提供食水给养。中共在一番讨论之后，表示了合作的态度。width=13,height=13,dpi=110美国政府一度撇开国民党，将抗战时期对中共的外交推向高潮。

四、结论
伴随着美国记者斯诺对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报道，尤其是《红星》的出版，奠定了中共在美英良好国际形象的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即便如此，斯诺和《红星》的作用还是一再被低估。斯诺通过社交关系以及媒体宣传，把自己感知到的中共形象像星光一样一圈圈地投射出去，使之不但成为当时在平美国人群体的整体印象，而且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成为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对华印象，并最终影响了中美关系。

斯诺和《红星》突出了中共形象的三个基本元素：朴素亲民、坚决抗日和民主理性。这三个特点通过中共中央领导人物的三个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他们的言行集中体现出来。每一个特点都经过在华美国记者、学者、外交官、军官群体的不断提纯和渲染，成为符合美国社会主流价值审美的正面形象，适应了美国战时联合中国牵制日本的战术需要，也有利于实现美国联合苏联创造战后集体和平的战略构想。其中，以斯诺、海伦、史沫特莱、阿特金生为代表的记者群体，以拉铁摩尔、费正清、居里、毕恩来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以戴维斯、谢伟思为代表的外交官群体和以史迪威、卡尔逊为代表的军官群体，本身就具有流动性和公共性，他们在华的经历和社会交往往呈现出彼此重合、相互联系的状态。他们中有些人在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翰笙、冀朝鼎、龚澎、王炳南、董必武、陈家康等许多著名和无名的共产党人交往过程中形成了近乎完美(或者不那么完美但却充满人性)的直观印象，更强化了他们对以上三个基本形象的认识，使之进一步国际化。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是三个形象具体的联合体现，亦成为具有国际认可和拥护的外交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包括白宫和国务院、陆军部在内的美国战时外交决策层基本认同上述三个中共形象，认同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赞同逐渐增加与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联系，与中共开展不仅是战时还包括战后的国际合作，并逐渐抛弃国民党政权。1941年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派居里来华提醒蒋介石维持统一战线。1943年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又当面奉劝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1944年，美国成功地向延安派驻了军事使团并切实打算提供军事援助，甚至撇开国民政府准备实施联合作战。

1944年底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外交努力虽然因为时任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的强烈反对而中止width=13,height=13,dpi=110，但是决策层良好的中共形象却保留了下来，并且根深蒂固，持续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朝鲜战争的意外爆发。这一点并没有因史迪威的召回、罗斯福的去世、赫尔利的辞职而产生丝毫改变。1945年底，马歇尔在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前向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指出：“如果[蒋]委员长没能做出合理的让步，这会导致政治统一的努力停滞，美国也会放弃对其不断的支持……”杜鲁门当然也不反对。width=13,height=13,dpi=1101949年，美国国务院在对华政策白皮书上果断宣布：“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如果不能建立联合政府，我们必须减少与国民党往来而必须与共产党开展合作”。width=13,height=13,dpi=110这可以说是斯诺访问陕北以来，众多美国旅华人士以及美国政府所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共识。

① 有代表性的如陶文钊：《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② 例如李金铮：《以民为本：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知行合一：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6年第2期；范雪：《红色中国的多重形象：1930-40年代西方人关于中共根据地的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

③ 有代表性的有蓝鸿文：《巴黎〈救国时报〉宣传报道的一大亮点：斯诺陕北之行——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周瑞瑞、杨宏雨：《英文〈北华捷报〉呈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形象》，《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4期。

④ 例如侯中军：《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对八路军的第一次实地考察——卡尔逊给美国军方情报处的报告》，《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吕彤邻：《抗日战争中期西方民间人士与中共对外信息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张牧云：《美国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文献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

⑤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Edgar Snow,Journey to the Beginning,New York: Random House,1958,pp.3,196,347-348.

⑥ ⑨ width=13,height=13,dpi=110 Interview with John S.Service by Rosemary Levenson,1977,Library of Congress,pp.149,149-150,149-150，http://www.loc.gov/item/mfdipbib001045，August 10,2021.

⑦ Sidney Shapiro,Ma Haide the Saga of American Doctor George Hatem in China,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4,p.29；石川禎浩：《赤い星は如何にして昇ったか——知られざる毛沢東の初期イメージ》，京都：臨川書店，2016年，第167頁。

⑧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1938,pp.44,84；雍桂良等：《吴亮平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1页。

⑩ 《著名外记者斯诺氏在平公讲游历苏区印象》，《救国时报》(巴黎)1937年2月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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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S.Bernard Thomas,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152,170,165,17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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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th=13,height=13,dpi=110 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40、42页。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Owen Lattimore and Fujiko Isono,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p.45;17;39;48;58-59,61;67;78;170-171.

width=13,height=13,dpi=1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width=13,height=13,dpi=110 See Dao-yuan Chou,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 The Lives and Struggles of Two Americans in Modern China,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19,pp.23-24.

width=13,height=13,dpi=110 范雪：《红色中国的多重形象：1930-40年代西方人关于中共根据地的写作》。

width=13,height=13,dpi=110 width=13,height=13,dpi=110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 pp.66-67,69;448.

width=13,height=13,dpi=110 Edgar Snow,“Peeling John Bull’s Skin,”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2,1939,pp.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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