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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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邓大松1，唐嘉梨2

（1.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 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口内在因素、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和保障因素分析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发现：男性、年龄大、有配偶、代际经济交换多、健康状况好、参加养老保险和与子女经常联系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更高。因此，应当建设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和养老服务可及性；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机制，加大补贴力度和社会支持；发展老年社交生态组织，增加老年人的沟通和交际机会。

[关键词]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人口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中国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标尺，也是实现健康老龄化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2015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77岁，但健康预期寿命仅68.7岁。“长寿不健康”的生存状态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可以有效反映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养老方案，为推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些许贡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50%，8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54%，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伴随着高龄化趋势。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于等于7%，即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已达到老龄化社会标准。预计我国将于2022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到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8亿，老龄化水平升至15.5%。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和结果，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全新挑战[1](p42-55)。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对健康更加重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健康老龄化，推进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将积极应对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强调推进老年健康服务和医养结合。以上都表明了高质量养老的重要性，如何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中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指年满60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年满80岁为高龄老人。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并试图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数据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实证分析时，侧重于从人口内在因素、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和保障因素四个层面选取变量，考察各变量是否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影响程度。

一、文献综述
作为衡量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之一，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总体生活质量和状况的主观评价，它不仅体现了个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2](p271-279)，也综合反映了个体实际状况与期望生活的比较[3](p18-26)，是我国目前发展健康老龄化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理论依据。国内外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普遍较高，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和人口学差异，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社会支持、养老方式等[4](p543-549)。李建新等学者在研究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时发现，城乡宏观政策环境以及老年人社会心理的不同是造成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又因为个人收入、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发展，城乡差异逐渐缩小[5](p101-110)。

多数学者认为健康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是生活满意度的强预测因子[6](p86-93)。连至炜等学者发现经常锻炼身体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通过长期锻炼，不仅能改善身体健康状况，还能扩大个人的社交网络，促进心理健康[7](p5-9)。相反地，独居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是导致老年群体晚年抑郁的主要危险因素，这一发现意味着老年人的健康养老计划应该包括认知干预和行为干预，以防止晚年抑郁症的发生[8](p34-38)。王阿妮等学者从（CHARLS2013）样本的初始健康自评分析得知，健康自评好的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自评健康差的老年人[9](p99-102)。DOLAN在研究了健康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后发现，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医生评估的客观健康指标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却相对较小，而且，Priyanka通过评估特定领域的满意度结果显示，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在自我报告中的健康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10](p176-199)。

有学者将经济因素，比如个人收入视为决定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11](p292-300)。傅沂等学者基于CFPS跨期数据研究得知：相对收入是造成老年人生活质量差异的主控因素[12](p10-25)，虽然年龄、性别、城乡分布、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远不及相对收入。而且，经济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的[13](p536-560)，它的影响受制于老年人本身的经济条件，对本身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来说，经济因素的边际影响相对较小[14](p104-112)。

还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李建新认为社会支持可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感知性支持[15](p45-49)。在预测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因素中，家庭社会支持的重要性远大于朋友，家庭支持改善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16](p535-544)。家庭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其次是朋友，但中国的老年人从邻居、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那里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少。当老年人与其他人的联系减少时，容易感受到孤独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当面对健康状况不好、收入较低或者社交网络匮乏时，这种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更为突出[17](p113-123)。邓大松等学者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老年人经常参加社交活动、与子女经常见面和联系都对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18](p62-70)。瞿小敏引入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作为中介变量后证明，社会支持不仅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增益作用，而且还通过提高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两个中介变量，对生活满意度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19](p49-60)。

通过梳理以上研究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将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社会支持和人口特征纳入实证检验，而忽视了社会保障因素以及代际支持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补充和解释，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将保障因素，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代际支持纳入探讨范围，从人口内在因素、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和保障因素四个方面讨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以加快实现健康老龄化为导向，提出政策建议。

二、数据、模型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CHARLS是一项纵向调查，是代表中国大陆45岁及以上的居民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2018年的追访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家庭、健康状况和功能、认知和抑郁、知情人信息收集、医疗保健与保险、工作和退休、养老金、收入、支出与资产、房产和住房情况。为确保采用最佳实践和国际可比性结果，在健康和退休研究（HRS）模式中，CHARLS与领先的国际研究相协调。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CHARLS基线调查覆盖了全国150个县和地区的450个村庄和城市社区，涉及10 257个家庭中的17 708人。从以上调查情况看，CHARLS数据基本反映了中国老年人的总体情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并且符合研究目的，即旨在研究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我们仅截取60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选取的样本中部分变量缺失，最终包含的样本规模为1 792人。在选取的1 792个样本中，男性411人，占比22.9%，女性1 381人，占比77.1%，女性人数相对较多；60—69岁老年人910人，占比50.8%，70—79岁老年人634人，占比35.4%，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248人，占比13.8%，低龄老年人比重相对较大；有配偶人数1 211人，占比67.6%，无配偶（指离异、丧偶和未婚）老年人数581人，占比32.4%，有配偶的老年人相对较多；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418人，占比23.3%，仅受过初中以下教育的老年人1 374人，占比76.7%，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CHARLS使用的问卷调查中将满意度分为“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本研究将“极其满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归为“满意”一类，将“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归为“不满意”一类，因此，所有样本中，对健康满意的老年人453人，占比25.3%，对健康不满意的老年人1 339人，占比74.7%，大多数老年人对自身的健康满意度较低。参加医疗保险的老年人1 741人，占比97.2%，没参加医疗保险的51人，占比2.8%，我国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与度较高。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292人，占比16.3%，没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1 500人，占比83.7%，养老保险参与度较低。总体来看，调查结果基本符合我国老年人的现状，因此问卷调查选择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样本变量特征参见表1。

表1：变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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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1.样本变量说明。本研究从问卷调查中选取的因变量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即（CHARLS2018）追访问卷中的问题DC028。另外，问卷调查将所有1 792个样本中的“极其满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归为“满意”一类并赋值为1，将“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归为“不满意”一类并赋值为0。在综合分析以往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结论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和实际情况，将核心自变量分为四大类，即：人口内在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经济因素（个人收入、子女经济支持、支持子女费用）、健康因素（对健康满意度、自评健康状况、是否残疾、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吸烟）、保障因素（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与子女联系频率），共选取15个可能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评价指标。为了方便实证分析中的计算，将经济因素（个人收入、子女经济支持、支持子女费用）的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计量。

2.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本研究从问卷调查选取的1 792个样本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下：筛选出的1 792位老年人中有1 539位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占比85.9%，表明我国大部分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从人口内在因素看，女性多于男性，男性仅占22.9%，以低龄老年人为主，平均年龄70.7岁，大部分老年人有配偶，占比67.6%，且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为小学文化水平或文盲，仅有23.3%老年人拥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从经济因素看，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代际经济供养）和用于支持子女的费用（代际经济资助）均包括金钱和物品等（原始数值为0的数据，取自然对数以后仍然用0表示），由此得到个人收入、代际经济供养和代际经济资助最小值均为0，最大值分别为13.306、12.548和13.819，均值分别为6.051、7.243和2.875，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代际经济供养高于代际经济资助。从健康因素看，对健康满意度的度量方式与因变量生活满意度一样，数据表示大部分老年人对自身健康不满意，满意的仅占25.3%，而且，自评健康状况较差，仅有19.5%自评好。残疾和吸烟的老年人占比较少，分别为15.2%和7.5%，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数量略高于不患慢性病的数量，占比51.5%，此项样本变量的比例相对均衡。从保障因素看，几乎所有老年人都参加了医疗保险，占比高达97.2%，但是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较少，仅占样本量的16.3%。另外，在“与子女联系频率”的度量中，本研究将每月联系大于或等于1次的赋值为1，表示经常联系，将每月联系少于1次的赋值为0，表示不经常联系。分析结果表示，大多数老年人与子女经常联系，占比77.3%。具体统计结果见表2。

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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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模型选择
研究中因变量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将满意度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属于二分类离散变量，因此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效应量用风险比（OR值）表示。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有以下前提：一是样本量是自变量的5倍以上，研究样本量1 792个，自变量15个，满足该前提；二是对15个自变量做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小于10，即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能够独立存在于同一个实证模型中，并反映各自代表的内容。将基本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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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用Yi表示第i位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满意”时取值为1，“不满意”时取值为0。用Xki表示第i位老年人的内在因素、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和保障因素等变量，α表示截距参数，βk表示各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反映了老年人的人口内在因素、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和保障因素等方面自变量Xki对生活满意度Yi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如果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某一个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logit（p）随之增加，则β值为正，反之为负。

然后，设p为老年人口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则1-p为老年人口对生活不满意的概率，对以上二元Logistic模型作自然对数单位转换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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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15个自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时，将其分为四个模型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每一个回归结果都以风险比（Odds Ratio）即OR值呈现。实证分析步骤如下：第一步，在模型中引入人口内在因素方面的自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得到模型1和回归结果；第二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因素方面的自变量（个人收入、子女经济支持、支持子女费用），得到模型2和回归结果；第三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健康因素方面的自变量（健康满意度、自评健康状况、是否残疾、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吸烟），得到模型3和回归结果；第四步，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保障因素方面的自变量（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与子女联系频率），得到模型4和回归结果。

三、实证结果分析
使用（CHARLS2018）追访问卷调查得到的横截面数据，通过SPSS22.0软件对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作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分类协变量均以赋值为0的样本因素作为参考，霍斯默-莱梅肖（Hosmer-Lemeshow）检验的零假设是观测数据和回归模型的拟合状况良好，备选假设是拟合状况不好，若P值大于0.05则接受零假设，即表示观测数据和回归模型的拟合状况良好。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和表4。可以看出，四个模型均通过霍斯默-莱梅肖检验，拟合状况良好，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加入新的解释变量较好地解决了遗漏变量误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模型4作为最终分析和研究的回归模型，这是一个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能够比较全面和准确反映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各核心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表3：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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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使用SPSS22.0计算得出。其中，*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表4：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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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内在因素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性别（P＜0.05）、年龄（P＜0.1）和婚姻状态（P＜0.05）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具体解释为：男性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高的概率比女性老年人多0.686（OR=1.686）倍；老年人的年龄每增加一单位，选择对生活满意度高的概率就增加0.022（OR=1.022）倍；有配偶老年人比无配偶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高0.427（OR=1.427）倍。

首先，普遍来说，相比女性，男性可能更加理性，情绪调节能力更强，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可能比女性更小，从而导致男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其次，处于老年阶段初期的老年人可能没有习惯和适应自己的老年生活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后，老年人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更能接受老年生活，因此生活满意度会逐渐提升。老年理论指出，当人群进入老年阶段，角色发生转变，身体状态、经济水平以及社会交往都将与以往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对老年人的心理状况造成冲击，以至于影响生活满意度。再次，有配偶的老年人在生活中有长期陪伴，有排解孤独感和负面情绪的对象，因此对生活的满意度相对较高。李德明等学者研究发现，独居老人出现孤独等负面情绪的比例（25.6%）显著高于与配偶同居的老人（17.5%）和非空巢老人（17.4%）[20](p294-300)。最后，虽然受教育水平高可以提升人的认知水平，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和热情，但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可能会更加积极思考，更善于发现问题，导致他们无法纯粹地享受生活，这里产生的一对矛盾可能会抵消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Wilson等学者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会将自己归纳到较高的社会层级，对教育的期望收益就越高，一旦遭受挫折，对生活的满意度就会迅速下降。Hartog通过比较得出：接受中等教育的群体幸福感是最高的[21](p67-75)。

（二）经济因素
在经济因素中，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P＜0.01）和用于支持子女的费用（P＜0.05）均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老年人的个人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代际经济供养每增加一单位，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高的概率就增加0.100（OR=1.100）倍；代际经济资助每增加一单位，对生活满意的概率会增加0.056（OR=1.056）倍。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无论是接受来自子女更多的经济支持，还是支持子女更多的经济开支，生活满意度都相对较高，说明良好和谐的代际关系是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代际经济交换是私人领域家庭成员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家庭构成的重要节点[22](p92-103)。但是我国家庭呈现小型化、核心化和老年空巢化趋势[23](p87-94)，代际互动减少，老年人缺乏日常精神慰藉和归属感，不利于身心健康。另外，虽然拥有较高个人收入的老年人更能负担生活中的各项开支，满足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消费需求，生活满意度会相应提高，但是如文献综述中所说，个人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前提条件，相对收入和在原本经济水平上的收入变化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收入不平等、消费差异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

（三）健康因素
在健康状况的因素中，老年人的健康满意度（P＜0.01）、自评健康状况（P＜0.05）、是否残疾（P＜0.1）、是否患慢性病（P＜0.05）和是否吸烟（P＜0.05）均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老年人对健康的满意度每高一单位，对生活满意度高的概率会增加4.961（OR=5.961）倍；自评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比自评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选择对生活满意的概率高0.836（OR=1.836）倍；残疾老年人比健全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高的概率低0.283（OR=0.717）倍；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比无慢性病老年人选择高生活满意度的概率低0.255（OR=0.745）倍；吸烟的老年人比不吸烟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低0.521（OR=0.479）倍。

有学者在评估健康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后发现，主观指标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客观指标更加显著，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生活满意度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概念，所以主观指标如健康满意度和自评健康对其的影响更显著。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残疾和慢性病的持续性、长期性特点，老年人有适应时期，导致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对较小。另外，为了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利用法律、价格和税收等手段进行控烟是合理且必要的，此处健康可能是对吸烟行为和生活满意度产生了中介效应，本研究不做过多验证。

（四）保障因素
模型4在人口内在因素、经济因素和健康因素的基础上，引入保障因素。其中，老年人口是否参加养老保险（P＜0.05），以及与子女的联系频率（P＜0.01）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可以解释为：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比不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选择对生活满意的概率高0.972（OR=1.972）倍；与子女经常联系的老年人比与子女不经常联系的老年人选择对生活满意的概率高0.534（OR=1.534）倍。

因为有高达97.2%的老年人参与了医疗保险，可能无法在实证分析中区别影响度，这也反映了医疗保险在老年群体中的普遍性。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面临退休后收入减少和患病率升高等问题，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有效缓解了日常支出和医疗费用压力。而且，医疗保险的介入促进了家庭代际的经济交换，具体表现为向上的代际经济供养明显减少，而向下的代际经济资助明显增加[24](p39-50)。目前伴随着我国家庭功能弱化，空巢老人缺少精神慰藉，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和孤独等心理问题呈上升趋势，影响了他们的晚年生活品质[25](p241-243)，经常与子女联系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从而对生活满意度倾向于积极评价。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运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的数据研究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内在因素、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和保障因素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人口内在因素看，男性、年龄偏高、有配偶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较高，受教育水平不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从经济因素看，接受子女经济支持较多和给予子女较多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老年人的个人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从健康因素看，健康满意度较高、自评健康状况好、无残疾、无慢性病和不吸烟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较高；从保障因素看，参加养老保险和与子女经常联系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正面影响。

可以看出，研究选择的所有健康指标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共同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可以直接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通过个人行为间接影响。而且，主观指标比客观指标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因素。因此，亟须改进养老方式，推进健康老龄化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二）政策建议
1.建设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和养老服务可及性。由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即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等方面越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和“边富边老”的国情不同，中国在老龄化社会初期面临“未富先老”的情况，因此，需要建立多层次、广覆盖、高质量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增强医疗和养老服务可及性，并同时涵盖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服务。建立老年人分类管理机制，针对不同需求类型的老年人，设计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养老方案，解决老年健康服务的供需困境，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满意度。《“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首次明确“健康老龄化”内涵，并强调重点优化“医”“养”资源配置格局，构建医养结合服务网络，推进医养结合体制机制建设，优化“医”“养”“护”三方协同策略，创新养老长效机制。在“健康中国”战略推动下，医养结合是养老模式的创新，更是一种有益的服务供给探索和理性的制度选择[26](p107-114)。

2.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机制，加大补贴力度和社会支持。由保障因素分析得出，参加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所以，应当在宏观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下，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大对参保缴费和养老金发放的补贴力度，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健全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促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形成全方位、综合性的保障体系。可以将传统的“子女赡养老人”模式通过父母为子女购买养老保险转化为“父母为子女养老”，父母在劳动年龄自愿为子女购买任意额度的养老保险，供子女老年时期使用。这不仅提高了养老保险持有率，还降低了养老服务成本和社会养老负担。另外，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发展银发产业，发挥我国市场高效率的优势，使养老兼具经济与社会效益，多方协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福利。

3.发展老年社交生态组织，增加老年人的沟通和交际机会。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男性、年龄较大、有配偶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更高。因此，可以建立老年社交生态组织以增加老年人的沟通和交际机会。尤其针对女性、低龄老人和无配偶的老年人可以参考精准扶贫政策，对这类脆弱群体进行精准识别和定向帮扶，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状况。兴办老年大学、老年活动室和老年文化交流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社交场合，丰富老年人的生活，缓解老年人生活压力和焦虑。开发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工作，比如教师、医生等需要丰富经验的岗位，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老年人的个人收入和代际经济支持，实现养老模式转型，提升老年人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促进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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