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的信息扶贫及其对我国缩小数字鸿沟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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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印度的信息扶贫及其对我国缩小数字鸿沟的借鉴意义
□黄金辉，姚顺雨

（四川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非均衡发展，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信息的获得、运用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数字鸿沟日益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2000年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印度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了抑制信息分化导致的贫富差距，印度政府实行了信息扶贫政策，通过加强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居民信息素养，以及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印度的信息扶贫举措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信息扶贫；印度贫困治理；数字鸿沟

一、引言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中国仍然面临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克服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挑战[2]。

贫困不仅表现为收入的低下，还意味着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3]。信息资源是贫困人群获得可行能力的重要媒介，贫困人群往往因缺少可靠的信息来源而相信错误的事情[4]。对于贫困人群而言，获取生存保障是最优先的考量。而贫困人群对于生存保障的获取需要系统、准确的信息。贫困人群基于有限信息而作出的判断通常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往往造成对风险的过度高估或低估，从而丧失获利机会。在当代的信息化社会，不同群体在信息资源占有与信息技术能力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日益成为民众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的耦合互动，导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不断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非均衡性地扩散与积累，形成“数字鸿沟”[5](p133)。数字鸿沟指不同地区在信息化发展程度方面及不同群体在占有、使用信息资源的能力方面的显著差距，是信息化时代地区的发展差距与不同群体在资源占有与知识、技能方面的差异的集中表现。“信息扶贫”指在“数字鸿沟”形成的背景下，政府与相关组织以互联网、大数据与通信技术为支撑，以减少信息贫困者与信息富有者之间在信息资源占有、信息资源使用程度上的差异为过程，以缩小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贫富差距为目的的新型扶贫方式①“信息扶贫”概念最早由我国学者提出，谢俊贵（2003）首次明确、详细界定了“信息扶贫”概念，认为信息扶贫是政府和社会借助于信息技术的推广和信息活动的开展来解决信息贫困及其由此而形成的经济贫困问题的一种特殊扶贫方式。。信息扶贫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政府调控，避免由于信息差距扩大引发的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阶层分化。信息扶贫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扶贫观念上的转变，指充分借助信息资源与技术增强贫困人群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二是指产业扶贫的一种新形式，指将在信息资源基础上形成的新产业链融入扶贫之中，从而提高相关产业的效能；三是指通过缩小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在信息资源占有、使用上的差距，即通过缩小信息鸿沟，遏制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

近年来，印度不同阶层、年龄、性别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间的信息差距日益扩大，数字鸿沟日益凸显[6]。表1直观呈现了印度各邦间的电信密度差距，各邦的总体电信密度与各邦的人均收入呈现出较明显的正相关联系。

表1：2018—2019年印度部分邦（地区）人均收入与电信密度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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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TRAI（2019）、WIKIPEDIA（2021）整理所得，获取和访问路径分别为：https://www.trai.gov.in/sites/default/files/PR_No.45of2019_0.pdf;[url]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ndian_states_and_union_territories_by_GDP_per_capita.[/url]访问日期2021年3月6月。

面对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印度政府将信息扶贫作为贫困治理的重要举措，对农村及边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7]。一方面，印度政府的信息扶贫举措促进了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这些地区民众的信息素养与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利用信息资源加强贫困人群与市场的联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相较于印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行的“精准扶贫”政策使中国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中国仍然面临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的艰巨任务，印度信息扶贫的举措对中国缩小数字鸿沟、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印度信息扶贫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外。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以下议题：一是对信息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印度的贫困治理效能进行探讨[8]。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在提升印度贫困治理的效能方面无可争议[9]；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贫困人群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信息资源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方可凸显[10]。二是以印度中央邦达尔区[11]、马哈拉施特拉邦[12]、古吉拉特邦[13]等地区为例，分析信息资源对该地区扶贫的影响。三是对印度信息扶贫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相关研究从信息资源促进农业发展[14]，增强贫困人群与市场的联系[15]，利用电子政务有效提高治理透明度[16]等角度，对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促进印度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作了分析。四是分析印度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量化标准，提出缩小信息差距的对策[17]。此外，部分研究关注了印度信息贫困治理中存在的挑战与机遇[18]，并对未来印度信息扶贫的政策走向作了探索[19]。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个案分析，缺乏对印度信息扶贫的系统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重点分析印度信息扶贫的主要举措、成效与困境。

二、2000年以来印度信息扶贫的主要举措
2000年以来，印度信息扶贫取得一定成效，贫困率呈总体下降趋势。印度政府采取了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居民信息素养、评估当地居民信息需求等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公私合作，利用信息资源扩大市场准入，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医疗、教育等领域，以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的平稳增长。

（一）加快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基础设施的投放重心从“覆盖率”向“渗透率”转变
以往印度的信息基础设施通常以公共图书馆、无线电广播、学校等大型公共设施的形式存在，以确保信息基础设施投放的“覆盖率”。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面对居民日益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推进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基础设施的使用率与产出效能相互促进，进一步提高信息基础设施投放的“渗透率”。

首先，印度政府以局部试点的形式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建造“内联网信息亭”（Information Kiosks），通过信息亭提供的公共互联网，使当地居民获取政府发展计划、农业种植的建议、土地记录证明、种姓证书等信息[20]，提升当地的信息服务质量。信息亭通常在合理距离内均匀投放，通过“中心效应”向周围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从而通过有限的信息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2000年以来，Drishtee公司①Drishtee是一家印度公司，通过由当地企业家运营和管理的自助服务亭向印度农村地区提供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已在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比哈尔邦五个邦的六个地区建设了146个信息亭。每个信息亭平均覆盖约25至30个村庄的20000至30000个居民[18]。其次，印度政府实施了“有线村”计划，通过“行政管理枢纽—商务和信息中心—村级便利服务台”三级结构，从城市向农村地区输入信息基础设施。其中，行政管理枢纽负责提供可靠的网络，商务和信息中心充当中转站以提供尽可能靠近村庄的信息基础设施。“有线村”模式起源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戈尔哈布尔和桑格利地区，旨在通过向农户提供不同类别作物的种植方法、病害虫防治等信息提高生产效率[16]，并向瓦拉纳及周围的70个村庄提供广泛的信息服务[12]。“有线村”模式是印度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先驱，通过向农村地区逐级投放信息基础设施以拓宽居民获取信息来源的路径，同时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此外，印度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呼叫中心，旨在通过使用当地语言即时回应农民诉求，保障“有线村”计划的高效运行[21]。最后，印度政府通过公私合作降低了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成本。在财政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以较低成本获取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资源惠及贫困人群的必要条件[15]。印度农村及边远地区发展水平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服务成本高[22]，大型电信运营商不愿投资这些地区，但中小型私营企业具有投资动机。因此，印度政府推动电信部门市场化、私有化改革，鼓励小型企业为农村及边远地区提供电信业务，降低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成本，增加贫困人群使用信息基础设施的机会。

（二）提升居民信息素养，增强居民对信息资源的认知与使用能力
信息素养是居民获取所需信息、评价信息，以及将选定信息纳入知识库，有效处理并与他人分享信息的能力[23]。印度政府在提升居民信息素养过程中重视与社会组织合作，激发贫困人群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首先，印度政府将印度基层中介机构打造为提升贫困人群信息素养的主要平台。贫困人群通过“再调解模式”，依靠基层中介机构降低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印度农村电信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有着较为娴熟的信息技能，能够为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如Gyandoot项目的运营商经常为当地客户提供私人数据服务，安德拉邦的全国妇女协会是妇女群体获取信息资源的有力支撑[8]。印度政府还为向民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基层中介机构制定了激励机制，因此，基层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动力帮助农村社区中的人群掌握并运用信息资源。其次，印度政府对缺乏信息技术的居民进行了培训。印度政府通过改善培训过程，成功使部分贫困人群掌握了信息技术。最后，印度政府通过宣传提高了贫困人群对信息资源潜力的认知。印度推动信息技术普及的主要障碍之一是许多人认为“计算机不适合他们”，不相信信息资源的运用与个人的发展密切相关[17]。印度政府在中央邦达尔区投放海报，借助图片描述了信息亭提供的信息服务，形象地展示了信息技术对于贫困人群增加收入的重要性。一些贫困社区的管理者及在校学生也会前往信息亭进行演示，展示信息资源的重要作用。同时印度政府还在娱乐节目中加入宣传信息资源作用的内容，增进了贫困人群对信息资源价值的认知。

（三）评估当地居民的信息需求，完善反馈机制
印度政府评估信息需求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外部调查，也建立了贫困人群反馈信息需求的渠道。在各地区启动信息扶贫工作之前，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会一同对当地的信息需求进行全面评估与规划[24]。首先，印度政府将电子商社（e-Chaupal）①电子商社（e-Chaupal）是由印度ITC有限公司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信息采购网络。印度农业市场的特点是土地持有量小，市场基础设施薄弱，市场交易涉及许多中介机构。参见A Garai，BShadrach.Taking ICTto Every Indian Village：Opportunitiesand Challenges[M].New Delhi：One World South Asia，2006:78.作为反馈农民信息需求的中间渠道。电子商社的创建基于“内联网信息亭”在印度农村与边远地区的覆盖与渗透。创建之初，电子商社被定位为农业贸易的中介组织。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农民信息需求的增加，电子商社已被视为提供关键市场信息的媒介，成为农民及时了解市场信息的重要途径。其次，印度政府构建了蜜蜂网数据库（Honey Bee Network）以增强贫困人群之间、贫困人群与当地政府之间联系的紧密性[25]。蜜蜂网数据库不仅促进了信息反馈与互动，也使贫困人群能够相互学习，增加了贫困人群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最后，印度政府构建了信息综合水平的测算体系。鉴定信息贫困地区、信息贫困人群是开展信息扶贫工作的必要前提。信息综合水平测算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信息扶贫工作有效运行的基础。印度将各地区的信息分化程度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测量：将信息资源的使用范围和传播广度作为一级测量指标，将对相关技能的掌握等作为二级测量指标，将在线用户的数量和时间、电子政务的服务水平等作为三级测量指标，将不同人群的财产和经济收益作为四级测量指标[17]。信息分化程度的分级测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印度各邦之间、各阶层之间信息差距的透明度。印度政府通过分析各级指标以掌握各地区、阶层在信息传递的各阶段存在的差距，以尽可能实现信息资源在各地区、各群体间的合理分配。

（四）利用信息技术扩大市场准入，增加市场效益，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生活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群，往往无法快速、有效地获取有关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信贷政策等信息。印度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扩大了市场准入，在改善农户与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通过将贫困人群与市场紧密联系激发其主动脱贫意愿。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阿纳恩德地区的阿缪尔合作社（Amul Co-operation）是印度乳制品开发项目的典范。该项目在农村牛奶供应中心和城市需求中心之间构建起标准化的信息沟通渠道，通过合理利用信息资源增加牛奶产量，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市场化行为与价格背离问题，使生产者能够获取更高利润[26]。而在传统售卖方式中，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缺乏联系，奶农与经销商往往在牛奶质量和数量的认定、付款方式上产生矛盾冲突。阿缪尔合作社开设了信息化、电子化的牛奶收集中心，通过大数据精准测量并显示牛奶数量、脂肪含量等信息，提高了牛奶销售过程的透明度和牛奶售卖效率，并使奶农较快获得了售卖款。与此同时，由印度管理研究所的电子治理中心开发的奶制品信息系统Kiosk(DISK)软件通过数据库向奶农提供市场信息[8]，使奶农能够及时了解市场信息，调整养殖策略。此外，印度政府通过促进部分地区内生产者与贸易商、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电子商务往来，增进了研究人员、技术推广人员和农民之间的有效互动，并向农民提供关于天气、投入供应、信贷供应等信息，推动印度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五）利用信息技术增加贫困人群获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的难题。印度医疗专家通过通信技术远程诊断，对印度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远程医疗可以减少远距离就医的额外支出与成本，医疗服务人员通过信息技术以最少费用向缺乏医疗设施地区的人群提供诊断服务。此外，通信技术简化了医疗数据的收集、记录管理，提升了贫困人群的就医效率。印度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开展的印度医疗保健工程旨在为医疗资源相对贫乏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保健信息系统，减轻医护人员繁重的数据收集和文书工作，提高国家医疗监测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印度政府还通过向全国妇女协会提供信息以确保印度妇女群体获得基本公共服务[27]。印度医疗保健工程提升了村级医疗体系的信息化程度，改善了贫困人群的健康状况。

（六）推行相关教育政策，为开展信息扶贫提供认知保障
贫困人群受教育程度低、认知水平不足成为印度开展信息扶贫的主要障碍。对此，印度政府制定和完善了相关政策，为开展信息扶贫提供了重要保障。首先，印度政府推行以“3±1”为核心的语言政策。语言作为沟通的重要媒介，在日常的信息交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尽管印度目前在语言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已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以“3±1”为主体的语言政策。第一，印度语与英语在印度占据主要地位，是印度人必须掌握的语言。印度几乎所有申请加入行政事务处的考生，都必须使用英语或印度语参加考试。第二，许多印度人需要学会的语言是其所在州的官方语言，但若所在州的官方语言是印度语或英语，则只需学习印度语与英语两种语言。第三，对于那些母语既不是印度语与英语，也不是所在州的官方语言的印度少数民族，若想进入印度学校学习，并在未来拥有较好的工作前景，除母语外还必须掌握印度语、英语、所在州的官方语言。印度政府为进一步促进各邦之间的语言交流，在电影、电视等媒体节目中采用了SLS（Same Language Subtiting）技术[28]，在日常生活中提高了居民的识字水平。印度在国内语言文化冲突严重的环境下，以保障政治秩序稳定为前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方言众多引发的信息闭塞问题，保障了各地区之间的沟通顺畅，为印度信息扶贫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其次，印度政府出台了“10+2+3”模式①“10+2+3”模式的含义是：“10”代表10年的普通教育，即8年的初等教育加上2年的初中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又分为5年的初级小学和3年的高级小学；“2”代表2年的高中教育，在这个阶段开始进行中等职业教育，但主要还是升学预备教育；“3”代表3年的大学本科教育。资料来源：安双宏.印度教育战略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3.的教育政策，完善了基础教育制度，减缓了印度教育中存在的性别隔离、种姓隔离，防止了社会信息化进程中不同群体之间信息差距的扩大。此外，印度政府还通过覆盖范围广泛的卫星广播对部分地区的人群实行远程教育培训，根据农村地区妇女和儿童的发展情况设计培训内容。远程教育不仅能够统一培训内容，在短时间内培训地理上分散的大量居民，还可以形成倍增效应[29]。印度政府通过相关教育政策提高了初级教育的普及度，同时也计划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使更多人接受中高等教育。

三、2000年以来印度信息扶贫的成效与困境
2000年以来，印度通过信息扶贫增加了贫困人群与市场的联系，为贫困人群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服务，并帮助贫困人群加强风险管理。但印度贫困人口总量依然庞大，城乡信息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且相关政策并未充分惠及中下层农民，妇女群体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信息扶贫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印度信息扶贫的主要成效
1.提升了贫困人群的可行能力，增加了其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在印度农村，部分受教育程度良好的青年农民依托社区提供的信息基础设施，利用信息资源提高了收入水平。同时，印度政府根据贫困人群的信息需求及时调整政策，加大了相关技能培训与信息技术人才培养。信息技术将贫困人群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精神，推动其提高自身信息素养，增强其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农村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差距。

2.为贫困人群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增加了贫困人群享受公共产品的机会。印度政府利用信息技术降低了农村居民前往政府部门提交相关申请、获取相关资讯的成本，冲破了从事纸质文档记录的官员对相关信息和记录的垄断，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公职人员的渎职、腐败行为对贫困人群享受公共服务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了政府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同时，信息技术的合理运用也维护了贫困人群的自尊，使其在心理层面上认为享受的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而非政府救助。

3.帮助贫困人群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减少其因缺乏风险意识与应对能力引发的返贫现象。印度政府为贫困人群提供信息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并采取贷款跟踪、财务预测和分级信息管理等措施，协助他们有效地管控经济风险。此外，信息技术在医疗保健领域的运用，有效缓解了农村与边远地区民众的就医困难，降低了民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

（二）印度信息扶贫面临的困境
1.印度政府在信息扶贫政策的执行方面存在阻碍，相关工作进展缓慢。虽然在20世纪初，印度部分邦已经开始了信息扶贫工作，但直到2015年6月1日莫迪政府提出“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倡议后，信息政策才正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莫迪承诺，到2018年底要让印度25万个“村委会”（village council）通上100兆光纤宽带，覆盖全印度62.5万个村。然而，印度政府在声称完成第一阶段的工程后，第二阶段的“联网计划”进展缓慢。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1月底，印度“联网计划”的完成度只有46.75%[30]。

2.印度区域间信息产业发展很不平衡，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经济成本较高，部分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艰难。印度政府往往无法获得各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技能基础、信息差距等方面的详细数据，导致区域间信息产业发展失衡。大多数信息发展项目集中在印度北部和南部的德里、卡纳塔克邦、安德拉邦等10个邦[18]。同时，印度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成本远高于城市，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总体使用率低，部分项目在短期内较难实现收支平衡。

3.印度信息扶贫的相关政策缺乏精准性，信息扶贫过程中受益较多的是基层中介组织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中下层农民受益较少。大量基层中介组织在印度政府的鼓励下参与印度农村发展，促进了当地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资源的有效分配，但是，相关政策往往只能使部分群体受益。不同机构间的利益冲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区域信息资源的分配风险，使政府各部门间共享信息的难度增加。印度政府即使通过相关政策将信息基础设施接入农村，也不能保证贫困人群从中受益。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缺乏操作信息基础设施的知识，缺少与信息基础设施接触的机会，不了解信息资源的经济效益[31]。

4.妇女群体因缺乏使用信息资源的能力，在信息扶贫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首先，印度妇女群体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印度成人的平均识字率约为58.8%，而成年女性的识字率仅为47.3%[32]。性别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形成“马太效应”。其次，由于根深蒂固的歧视妇女思想，部分地区对男女从事的工作种类进行明确分类。印度贫困家庭的妇女尽管与男性家庭成员一同工作，但无权前往“内联网信息亭”获取、利用信息资源。最后，信息亭等信息基础设施与村庄距离过远，使不少妇女望而止步[33]，无法共享信息资源。

四、印度信息扶贫对我国缩小数字鸿沟的借鉴意义
数字鸿沟是在经济条件、政策环境、社会文化等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信息化水平、个体信息使用能力差距的集中体现。造成数字鸿沟的各因素之间并非单向、线性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图1）。在政府的干预下，数字鸿沟有逐渐扩大、相对稳定、逐渐缩小三个阶段。个人拥有计算机、信息技术引进水平、年龄、性别、职业、区域地理位置、城市化水平等是影响数字鸿沟的直接因素，信息技术使用资费、个人信息意识、信息人才是中层间接因素，而文化环境与政策法规则是深层影响因素[5](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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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数字鸿沟形成原因的结构关系

资料来源：薛伟贤.区域数字鸿沟：定义与测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42。

数字鸿沟给诸多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方面，数字鸿沟直接影响市场交易成本的透明度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阻碍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政治方面，数字鸿沟制约着居民平等表达合理诉求的主观意愿与参与能力，增加了精英主义倾向扩散的风险；在社会平等方面，不同个体在信息资源与信息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在个人综合素质、职业选择与把握市场机会方面的巨大差距，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加剧。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制定正确的宏观战略，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合力作用下，通过加强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育公平与利用信息技术扩大市场准入等，弥合居民信息资源方面的差距以及信息技术使用方面的差距。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与收入分配调节政策，遏制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与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不同地区与民众之间资源禀赋条件的巨大差别，以及中国的梯度发展战略，使我国区域之间和居民之间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这种区域之间和民众之间的差距集中表现为数字鸿沟与发展鸿沟的叠加。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报告，我国在城乡网民结构、城乡互联网普及率、个人互联网应用深度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异[35]。从地区差异来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鸿沟处于“显著”等级①薛伟贤（2019）通过区域数字鸿沟测度模型的构建，将区域数字鸿沟分为三个层级，即“不显著”（差距量在[0，1）范围内）、“显著”（差距量在[1，2）范围内）与“极显著”（差距量在[2，3]范围内）。中国东、中、西部数字鸿沟的最大差距量在2007年为1.37601，在2014年为1.47780，均处于“显著”等级。具体参见薛伟贤.区域数字鸿沟：定义与测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284.，且没有明显的缩小趋势[5](p284)。城乡之间除了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在公共服务的信息化水平、信息消费、居民信息意识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36]。从群体差异来看，老年人[37]、城市农民工[38]、农村已婚女性[39]等信息弱势群体虽然在信息获取与使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在信息资源的获取与有效使用，以及利用信息资源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态度方面，与其他群体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地区之间、民众之间的数字鸿沟伴随时间的累积不断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现，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事实表明，若无国家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社会自我调节逐渐缩小地区之间、民众之间的数字鸿沟难度极大，甚至存在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克服数字鸿沟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应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34]印度政府在信息扶贫过程中所制定的促进落后地区信息产业发展以及提高贫困人群信息技术能力的相关政策，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但囿于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传统，印度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我国应认真总结印度信息扶贫的经验教训，探索缩小我国数字鸿沟的可行路径。具体来说，印度信息扶贫对我国缩小数字鸿沟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借鉴意义。

（一）推进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1.制定与农村和边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配的信息化建设规划，合理布局信息基础设施。印度政府从本国实际出发，通过建设“内联网信息亭”等措施，以较小成本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当地信息基础设施的覆盖率，对我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994年印度出台新的国家电信政策，旨在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能够覆盖所有村庄的信息服务[40](p157)。2000年后，印度政府转变思路，通过建造“内联网信息亭”、实施“有线村”计划等措施，大幅度降低了落后偏远地区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的经济成本。为了帮助农民搜索信息，印度政府在每一个信息亭中都配备了专业操作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信息基础设施的有效使用。我国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如2000年后，先后在河南漯河、四川成都、山东寿光等地农村地区进行“信息大篷车”试点工作，在甘肃、江西等地推行“金塔模式”“信息田园”等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配的信息服务方式，拓展了当地居民与信息资源的接触范围[41](p121-129)。实践证明，采取低资费策略投放信息公共产品是偏远落后地区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的可行路径。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投放信息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应坚持“合理规划、均匀建设”的原则，进一步扩大“信息大篷车”“金塔模式”等措施的应用范围，并在信息综合服务站中配备相关服务人员，以确保落后地区信息资源的有效使用。

2.加强信息综合水平评估体系建设，为合理分配信息资源提供依据。在信息扶贫过程中，印度政府设立了“电子商社”“蜜蜂网数据库”作为农民反馈信息需求的途径，并构建了测算各地区信息分化程度的四级指标，在此基础上测算了印度各地区、各群体的信息化程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印度各邦之间、各阶层之间信息差距的透明度。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之间的信息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准确测算各地区信息服务的综合水平，了解地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差距，对我国政府确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与合理布局十分重要，印度的相关探索可资借鉴。

3.重视发挥中小企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印度政府在信息扶贫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表2），引导中小企业投资农村信息设施，制定激励机制调动基层中介机构为民众提供信息服务的积极性。我国在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也应重视调动社会组织、企业与民众的积极性，应通过政策设计形成党政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以拓宽建设资金来源，降低建设成本，增强实效性。

表2：印度政府信息扶贫的措施及协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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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印度信息扶贫相关措施整理所得。

（二）提升信息弱势群体获取信息知识的意愿与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1.通过娱乐节目传递重要信息，减少农民的“信息焦虑感”，提升农民使用信息资源的主观意愿。印度在信息扶贫过程中，通过在娱乐节目中加入宣传信息资源作用的内容，增进了贫困人群对信息资源价值的认知。印度政府推动信息技术普及的主要障碍之一是许多人不相信信息资源的合理运用与其个人发展密切相关，认为“计算机不适合他们”[17]。而那些最贫穷、没有土地的农民，因不需要获取种植、收获信息而不去访问信息亭，这样一来就错过了政府在信息亭中提供的就业计划或儿童教育机会等关键信息[12]。农民对于信息技术准入难度的过高评估导致其在查找、甄别信息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在农民与信息资源之间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信息弱势群体受其知识水平限制，往往难以在密集、枯燥的信息中筛选出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关键信息。而将关键信息融入具有娱乐性质的节目中，有助于农民理解相关信息。我国在短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直播等方面拥有较好的网民基础（见表3），综合运用多种新媒体向农民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用农民乐于接受的方式提升其主动获取并使用信息的意愿，是减少农民“信息焦虑感”的可行路径。

表3：2020年3月—2020年12月我国各类互联网应用的用户规模和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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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整理所得。

2.加强农户与市场的信息沟通，提高农民适应市场的能力，增加收入，激发其主动寻求并运用信息资源的意愿。印度在信息扶贫过程中，通过“阿缪尔合作社”项目、信息系统Kiosk(DISK)软件在农村牛奶供应中心和城市需求中心之间构建了标准化的信息沟通渠道，在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激发了农民主动寻求、运用信息的意愿，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可通过发布公共服务信息解决农民和市场脱节的问题，让农民切身感受到信息资源带来的好处，提高农民使用信息资源的积极性。

（三）不断提高农村与边远地区民众科技文化素质，缩小地区之间、民众之间的知识差距
一般来说，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体在使用信息资源时更具主动性，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往往局限于利用信息资源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42]。印度在利用远程教育培训提高居民的信息素养，制定相关政策克服语言沟通障碍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提高了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提高民众信息能力奠定了基本的知识基础。但总体来看，印度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滞后，降低了印度政府缩小数字鸿沟的有关政策的效能，这个教训值得深入反思。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信息技术人才少，专业性不强。在农村工作的技术人才不能及时更新自身的信息技术，无法跟上信息化时代的步伐。为了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缩小城乡的数字鸿沟，我国应进一步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农村地区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应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农村地区信息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其一，各地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地区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通过定期开展培训班、线上讲座、选送优秀人才到相关部门进修等形式，提高技术人员的能力。其二，地方政府应优化对农村信息技术人员的管理，加强农村地区信息技术人员激励机制建设，提高工资待遇，以激励农村技术人员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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