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规避西方产业标准陷阱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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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时代规避西方产业标准陷阱的路径探索
□方建国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摘 要] 后工业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比重超高的事实是它们占据科技高地和价值链高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本性的反映。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把第三产业占比高作为发达国家的标志具有一定误导性，致使一些国家落入“去工业化陷阱”。如今，美国学者提出“再工业化”，却仍有人用第三产业标准来评判我国产业发展的成功与否，显然这是一个陷阱。科学技术进步打破了传统产业自然依赖关系而加强了经济协调关系，如果不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不提升国家整体生产能力的产业升级，或者产业升级造成过度第三产业化或去工业化的结果，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会误入歧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既不能复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国际剥削模式，更不能自我削弱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因此，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发展道路，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构建完备的产业链，推动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确保产业安全和经济平衡发展。

[关键词] 产业关系；第三产业标准；去工业化陷阱；三产协作；产业安全

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时就把后工业社会的产业选择置于依赖于信息、致力于发展服务业的定位上。随后一批学者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后工业社会理论，把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定义为发达国家，而没有进入工业化和还处于工业化的国家就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实质上这是人为地把世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极，从而在产业发展方面提出以第三产业比重来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发达国家的标准。一段时间以来，发展中国家总是以发达国家为学习榜样的，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追随这个标准在产业发展中不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大都处在70%—80%，一些发展中大国也达到60%—70%，甚至一些极不发达小国高达80%—90%。结果是，过度扩张第三产业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一些发展中大国也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那些第三产业严重超高的小国经济格外地依赖于外国。从这个结果来看，后工业化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就是去工业化，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下降，经济脱实向虚；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不提升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的“第三产业化”使发展乏力，积重难返；对于那些发展中小国而言，经济自主权丧失，寄人篱下和受制于人。这些客观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西方势力和深受西方影响的人，在不断地鼓吹中国加快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步伐，或者用第三产业比重标准来断定中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还很遥远。前者看似给中国“打气”，后者看似给中国“泄气”，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想让中国追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升级道路，而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使中国的产业发展之路误入歧途。因此，在后工业时代如何选择产业发展模式，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忽视不得。

一、科技革命改变产业关系和产业结构
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条基本的发展道路。作为首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其产业发展路径最为完整和典型，即在农业圈地运动基础上商业经济不断发展，推动了近代工业工厂制度的诞生，长达几百年的圈地运动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劳动力，而且同时加快了农业经营体系的市场化和商品化转变。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场手工业已经发展到最后的繁荣阶段，其内部分工已经相当细密并日趋专业化，生产技术不断地改进，为机器发明和使用创造了条件。小农经济几乎绝迹，资本主义农场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伴随着殖民扩张，英国夺得了海上霸权，基本上垄断了海上运输和贸易，为英国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英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在世界上取得了经济上的领先地位。经过以机械化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并进入现代化工业强国的行列。在以自动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它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远超出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目前接近80%。21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大产业比重大都是第一产业1%左右，第二产业21%左右，第三产业78%左右。与此相应，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也在发生同向变化，据胡廼武的研究，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经超过50%，英国60年代超过50%，德、法、日70年代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50%[1](p16)。由此可见，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就业比重逐次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规律。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1961—1963年和1966—1976年出现过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逆”升级[2](p83)，是现代化过程中罕见的现象。

因此，传统经济学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而得出经验：第一、二、三产业是依次发展起来的，即在第一产业农业（手工业）基础上逐步发展起现代工业——从轻工业开始，然后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快贸易、运输和服务等行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最基本的、最完整的产业升级的路线。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又依据发达资本主义第一、二、三产业的GDP占比依次提高的事实，认为第一、二、三产业的GDP占比依次提高是产业升级的基本规律，因此得出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就越发达的结论。换言之，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存在严格依赖的逻辑关系，后一产业严重地依赖于前一产业的发展，前后产业之间存在着依赖性和递进性。

但是，这种严格的产业依赖关系，已经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打破：（1）随着科技革命兴起，轻工业再也不那么严重地依赖于农业——纺织品来自石油化工材料而不是严格依赖于棉花、蚕丝和麻类，塑料、尼龙、聚酯、芳烃和纳米材料的出现也使大量轻工业产品摆脱了对农产品的依赖，说明第二产业不严格依赖于第一产业。（2）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依赖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而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协调关系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遵循的是经济规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在不断地打破束缚社会生产的自然关系，又不断在生产劳动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关系。（3）现代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资料来源的多元化，使得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依赖关系逐渐弱化或解体；但是，由于商品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协调关系或比例关系变得重要起来了。所以说，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推进，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内在的纵向依赖关系逐渐解体，而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延伸和程度加深，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横向协调关系、按比例发展关系变得加强了。这个规律符合全球化的趋势——所谓全球化，就是要加强和扩展横向协调关系而不是纵向的依赖关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新兴产业不断崛起的后工业时代，不必严格依赖于传统的产业升级的路径，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横向协调关系、比例关系和互动关系的平等和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可以因地制宜依据各自的资源禀赋而发展一些符合本地的产业。

在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产业之间的先后依赖关系减弱了，但是协作协同关系却增强了。换言之，三次产业之间的自然关系弱化了（如传统制衣、食品等轻工业对农业就是一种自然依赖关系），而经济的协调关系（属于社会关系的属性）却在不断增强。这与科技进步不断使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紧密相关，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和进步，使人类劳动不断地摆脱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也不断地改变着三次产业之间的依赖关系。这是人类社会进化中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出现的前提条件。因此推断，一味地强调第一、二、三产业升级的自然逻辑存在着辩证法错误，就是过度地强调产业之间的依赖关系而忽视了产业之间的平等和协同关系。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是不符合科技进步的逻辑的，也是不符合产业进化的实际的。这种产业关系的改变推动着产业结构的演化，产业协调关系意味着产业之间不再是谁依赖于谁，但又谁也离不开谁。第一、二、三产业之间不再是先后依赖关系，而是产业之间协调和平衡发展的结构演化。这是一种新的平等、协调关系，而不是从属或依赖关系。也就是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要加强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农业通过产业化的路径向市场化和工业化延伸，但这种延伸绝对不是只为工业提供原料，而是走产品培育创新、产业深加工和价值链拓展的内涵式升级道路，形成相对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因地制宜地发展现代合作社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破小农户个体生产和经营方式，实现小农户和现代产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村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工业化，既要切合实际地使一些农业生产向商品化方向延伸，更要发掘农业本身的产业价值链和生态价值链，实现农业产业高级化转变，拓展农业本身的价值增值空间，从而满足广大人民对农产品的高质量消费需求。

迄今为止，虽然一些专家学者(如Ellison等[3]（p1195-1213），徐 华[4]（p34-41），Gallagher[5](p304-331)，马 丽等[6](p33-37)，Mukim[7](p329-351)，Stephen&Erik[8](p13-25)，陈建军等[9](p77-88)[10](p48-60)）强调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但对于产业关系的内涵即平等关系和依赖关系的转变，没有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进行理解，甚至对于这样一层产业关系的转变都没有深刻的认知。许多人眼中的产业协调发展仍然是从产业依赖关系中衍化出来的，因为这种自然的依赖关系也意味着必须要协调发展——但这种协调发展和平等的产业之间内在的协调关系的逻辑变化显然是两码事：一个是从属和依附关系下的协调发展，一个是平等和平衡关系下的协调发展——二者在内涵及其影响的行为方式上都有实质意义上的不同。

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与三次产业中的就业人口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在实践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耦合。第二产业再也不严格依赖于第一产业为它提供原料，但第一产业人口仍然是第二产业的产品的消费对象。第三产业也不必要严格地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充分发展，因为一些工业基础本来就不牢固的小国家，根本就没有发展强大重工业的条件，因此不得不走发展第三产业的道路。世界各国只有在新的平等、协同关系上才能重新建构合理的国际产业格局——协同关系突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平等地位，从属关系中必然会产生不平等不公平的依附和剥削关系。

二、避免西化产业标准下的去工业化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热衷于金融衍生品创新，产业资本形成能力和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扩大，逐步陷入了去工业化的困境。与此同时，印度、墨西哥、巴西和土耳其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也超过了60%，却没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一系列的事实足以说明以第三产业比重作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志是有缺陷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一味地提倡和盲目追捧第三产业标准，怎么看它都像是一个陷阱！因此，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有必要在理论上对产业升级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和比例协调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特别小心规避产业升级导致的过度“第三产业化”并因此落入去工业化陷阱。

（一）用第三产业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是不科学的
从现在学术界和经济界的舆论来看，“产业升级指一国一地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阶段、方向”①这个定义在百度上就可以查到，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性的知识了。。这个定义显然是从产业依赖关系而不是从产业平等和协同关系演化而来的：（1）按照人类的自然进化逻辑，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发展，是社会经济进步的集中表现；（2）从全球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产占比大多集中在70%—80%区间，发达国家总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样本，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3）从一产到三产，经济发展质量越来越高了——解决就业人数有明显提升，从业者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好，从业者的收入越来越高；（4）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途径就是典型地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演进。我们的祖辈在农村从事农业劳作，到了父辈则是在城镇从事工业生产，我们这一代则多数在大中城市办公室做白领。可见，社会进步和产业进化是同步耦合的。

因此，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产标准来断定我国还处于不发达国家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截至2017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占比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也仅仅还是刚过半的水平（51.6%）。与发达国家相比，工业超级强国德国的三产比重超过68%，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英、法，三产占比接近80%；综合国力最强的美国，三产的占比高达78%。按照这些数据的对比，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问题。按这个标准来计算，我国离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远，因为中国在整体上第三产业要达到70%以上的比重还太过遥远②这个说法是根据三产比重变化严格计算得出的，过去十年第三产业提升了12.14%，未来十年必然无法继续按照如此的高增速继续发展。那么第三产业占比51.6%，距离70%的发达国家三产占比门槛，甚至我们降低到65%，十年的时间大概率上都依旧难以达到。。

于是，问题就来了——首先，如果第三产业是发达国家的铁定标志，那么为什么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不择手段地让在国外投资的本国企业（大多是制造型企业）回流？为什么千方百计地吸引世界产业资本到美国投资？甚至美国有学者发出“再工业化”的呼声。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第三产业发展导致的“去工业化”削弱了国家的制造能力和生产能力。要想维持和保证美国的强大，必须重振它工业强国的雄风！但是，他们无意之间挖下的坑，还是希望有人不断地跳下去——特别是“竞争对手”中国跳下去——落入“去工业化陷阱”之中无法自拔。

其次，为什么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德国是保持强大制造能力的国家？因为它并没有太多的去工业化，它的三产占比虽然高达68%，但是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换句话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之中德国之所以还保有较强工业生产能力，就是德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低于英、法、美近10个百分点），还没有损害工业生产能力的根基。当然，一个国家的三产比重在什么点达到最优，还要依据不同国家的情况来实事求是地判断。

最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二产业并不意味着就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印度、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的第三产业早在2012年就超过了60%，巴哈马的第三产业超过了70%①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4年奥地利、爱尔兰、巴哈马的第三产业比重分别是70.3%、74.34%和76.83%。，它们并不是发达强国。

总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比重高达70%—80%，已经暴露出产业结构的失衡，去工业化后遗症严重，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积重难返；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升了，但也不见得强大，一旦进入危机时期，它们的生产能力不足的毛病就暴露出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谁的恢复能力最快？是中国，因为中国还没有去工业化，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这是一条经验，也是规律。而第三产业比重超出80%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是严重依赖于外部的。例如，卢森堡、巴巴多斯、安巴、中国香港②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4年卢森堡、巴巴多斯、安巴、中国香港的第三产业比重分别是87.47%、84.21%、79.29%和92.49%。，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一旦全球经济有风吹草动，它们的经济结构脆弱性就会暴露。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谁的经济影响最大？还是那些第三产业过高的国家和地区。

显然，把第三产业比重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准，是不科学的。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和强大最终还是看其是否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第三产业中一些产业虽具有生产能力，但却不具备制造能力，大多数产业不具备生产能力。未来中国是走向“消费型国家”还是“生产型国家”，还是二者兼备的国家？在防范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恢复能力，已经在全世界面前进行了一次检阅，其结果已经告诉我们应当选择的答案。从党的十八大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扩大内需“需求侧”的战略转移，表明我国已经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平等、协调之间找到了有效的平衡点。

（二）发展第三产业不能喧宾夺主
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和发达的标志归根结底是它的生产能力，这个标志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当然，生产能力的强大、强劲不一定是第二产业比重大，而是重在质量及能力和产业结构优化，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关键性提升。中国是一个大国，更要重视生产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的提升，可以说，这是“国之根本”。产业关系的演变规律已经说明，小国由于国力和工业基础的限制，第三产业占绝对比重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科技进步之后产业关系发生变化的可能选择。

第三产业主要是流通、服务领域的产业（见表1），和生产领域的制造业相比，它们大多数是为实现工业产品价值而服务的，而不是直接从事生产价值的（第三产业中这类企业占比尚小）。如果说制造业是硬件，那么第三产业就相当于软件，谁主谁次，一望而知。

表1：第三产业涉及部门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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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标准”不科学的主要原因，是由认知误区产生的。同社会进化论所揭示的后一个社会比前一个社会要进步和发达的规律不一样，产业进化是后来的产业一定比先前的产业发达吗？实际上，产业和所有制一样，不存在高级和低级之分，只有符合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区别。小农经济和小私有制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工业和股份制适合于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商品经济形态。这种产业、所有制和经济形态的耦合结构不能错位，在工业时代不能说农业和小私有制落后就要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它们消灭，也不可能因为工业和股份制先进就要在所有社会形态中推行之。产业高级化是指生产能力的知识化和科技化的内涵升级，这是产业进化的必然规律。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简单再生产；工业经济是扩大再生产，工业经济比小农经济具有更强大的生产能力，所以它是更为先进和发达的生产方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具有更强大的生产力。所以，产业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但生产方式却有高级低级之分。这不是说工业比农业发达和先进，而是比小农经济发达和先进，工业生产方式取代小农生产方式，而不是取代农业。

马克思强调，生产和流通的关系不能颠倒，生产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表现为生产和需求的脱节。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通过需求可以拉动生产，从此把需求当作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这就让人产生一个误解——似乎价值是需求产生的。第三产业兴起与“罗斯福新政”、凯恩斯扩大有效需求的理论有关，它们使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型国家”，对于美国来说，“消费型国家”加速了美国去工业化的速度，是导致美国储蓄下降、资本形成率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也是造成美国生产能力衰落、国力衰退的根本原因。

处于流通领域的企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利润过多，特别是金融业、房产业等产业企业，容易滋生和膨胀虚拟经济。它们大规模超过第二产业，是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表现和标志，这也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有必要走这样一条路吗？这就涉及一个国家如何立国和立足于世界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实体经济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中央也在反复强调和要求各地务必注意实体经济的发展，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对于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升级中“去工业化”倾向，是一个有力的警示，指明了未来三产协同、“实主虚从”（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的产业发展的方向。

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流通部门还是服务部门，我国的第三产业还比较落后，在产值和就业人口上，数量不足，质量欠佳。因此，第三产业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能够促进生产能力提升的教育、科技产业，以及服务于生产的物流产业。另外，从提升生活质量水平的角度来看，第三产业是不可或缺的，它被看成是投资的软环境建设部分，更优美的环境和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生活方式，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长期来看，未来人们将会逐渐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但这决不能成为抛弃生产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的理由和借口。否则，我们就真的落入“去工业化陷阱”了。

三、大国产业发展要注重风险防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不顾一切地向全世界销售产品（为了贸易甚至不惜发动对外战争），在后工业化时代它们不断地购买全世界的廉价日用商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它们占据科技领先地位来巩固这个全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为它们提供廉价的日用商品，然后高价进口它们的科技产品。这是后工业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比重超高的原因，它体现了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的制度本质。所以，它们的第三产业占比过高，或者说它们的去工业化，就是想维持发展中国家长期为它们提供原料和日用商品的地位，而它们则长期占据科技高地和价值链高端，从而达到长期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产业剥削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将来必然进入世界发达强国的行列。在科技日益发展并且不断创新和领先世界的过程中，中国能不能、会不会也像帝国主义一样占据科技高地和价值链高端，把基本的工业生产让位于发展中国家而坐享其成，从而也利用科技优势成为一个剥削全球的国家？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也违背了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因此，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业发展道路，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去工业化，必须长期保持自力更生的科技创新能力，保持高效的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构建完整完备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使中国产业不受制于人，才能保证产业安全和经济平衡发展，才能更加完美地突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产业受制于人是极度危险的灾难。产业受制于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技术受制于人，一些核心技术掌握在别有用心的国家手里，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它要维持霸权主义剥削地位，当你的产业技术快要领先和超过它的时候，它就对你进行打压、围堵和封杀。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和封锁，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二是某个自然产业的薄弱，比如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小，个体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突出，农业产业体系薄弱。帝国主义就时常拿这个说事：中国人要靠世界来养活呀，中国对全世界构成了压力呀，等等，各种歪理邪说层出不穷。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业产业安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中国农业长期以来受小农经济的束缚，新中国初期推行合作化之后农业开始急速转向集体化道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地区农村农业农民还不适应这种新的集体经济形式，因此1978年不得不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这说明中国农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与较为高级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阶段。但是，在承包制这种农业经营权充分实践的基础上，小农生产方式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一些地区开始重新探索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的经营模式。这充分说明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预想的历史作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那些开始探索和实践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的地方，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和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换言之，这些地方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它们开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大市场的发展和需求了。正是因为中国农业多层生产力的存在，决定了多种生产方式的存在；反过来，多种生产方式又是与多层生产力相辅相成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念，打破了农村从属于城市、农业从属于工业的产业依赖关系，突出了产业之间的平等和协同关系。习近平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产业发展有机衔接。”[11](p26)这突破了传统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意义，不再将农村发展的核心任务定位于“为城市发展提供粮食、农副产品和工业用原材料”的从属地位上。新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把农业和工业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谁也不依附谁，谁也不从属于谁。实质上就是强调产业之间的协同关系，打破了产业之间的依赖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中的不平等、不协调的问题。

中国农业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我国自然地形呈三级阶梯分布，山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草原等地形地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南方山地和西部高原地区的耕地碎片化、零散化，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不可能都实行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和大规模企业式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多种经营方式和生产方式是适合于中国农业的发展模式，独特的地形地势特征和人均耕地面积小的局限，使得中国农业不可能像英美那样都实现大农场粗放式经营，这是一种劣势。但是，这种劣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优势——因为地形地势的梯次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决定了中国农林牧副渔产品的多样性、独特性和稀有性。独特的地形地势生产出特有的农林牧副渔产品，这种农林牧副渔产品有的就是“独一份”，这就是优势。如果通过农业科技和种植技术的提升，开发出更优的产品来，那么这种优势就能够加强农业产业安全。因此，综合起来看，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是耕地面积和产量的底线安全，更是农林牧副渔产品品质的安全；产量是最基本的安全，品质才是持久的可信的安全。前者保障基本需求，后者牢牢把握了产品的主动权。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二者相得益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确保农业产业安全。

鉴于中国农业安全和生物安全的生态意义，过度的商业化、市场化是一件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事情。一些学者（如Bianchi[12](p484-504)[13](p17-38)[14](p88-102)，Britton[15](p451-478)，Fletcher[16](p443-461)，Young&Markham[17](p276-296)）的研究表明，农业在商品化过程中，象征权力和象征资本的介入有一定破坏性，因为当地的自然、生态、习俗、传统和制度以及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通过商品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过程发生了转变[18](p273-297)[19](p634-650)。这些过程与原始积累理论有相似之处，原始积累理论描述了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资源是如何被资本利用的。“通过促进商品化，使之成为保护和‘公平分享’自然利益的关键，全球环境经济范式将环境主义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它有助于使市场关系合法化并加速延伸到多样化和复杂的生态社会系统中，从而使物质和文化成果减少而不是保护多样性和可持续性。”[20](p134)通过这些方式，生态旅游和农业商品化计划扩展了市场的逻辑[14]。这种市场逻辑的实践结果典型地属于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冲击和破坏，显然是受到了产业自然升级模式的影响，或是受制于产业自然升级的空间演化模式。这和现代科技进步条件下产业经济协作关系加强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在人类征服、改造和开发自然的行动中，生态安全、产业安全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构成了产业风险而不自知。因此，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要谨防商品化和市场化对农业生态和农业产业造成风险。

中国第三产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关键是如何给第三产业定位以及如何发展第三产业。首先是给第三产业定位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地将第三产业比重作为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准。因为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发展道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这种第三产业标准是帝国主义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例证。第三产业主要停留在流通和服务领域，其功能是为保障第一、二产业的产品流通或价值实现的，它本身基本不创造价值，在大多数场合是实现价值的。其次是如何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2017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才超过50%，和发达国家相比，的确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要发展的是高质量的第三产业，能够通过自身创新来创造价值的第三产业，如科技研发和服务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医养产品和服务的提升、教育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升，等等，一些具有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在国际服务贸易价值链中占据高位的第三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产业企业。

综上所述，我国第一、二、三产业优势和劣势一样明显。优势是一产种类丰富多样，二产具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产业体系（被称为“世界工厂”），三产科技创新数量和比重逐年上升。最明显的劣势是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缺乏内在的价值联系，三次产业内在的协调关系和循环逻辑还不顺畅，对各个产业内在价值增值和资源优化还没有达到最大程度。产业内外分散化、碎片化严重，地区之间三次产业孤立和分裂态势严重。这些都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之中的堵点，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疏通、清除。

如果中国完全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过度地第三产业化，必然造成去工业化和农业发展萎缩，那么就会落入“第三产业标准陷阱”而不能自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会更加受制于人或寄人篱下。因此，既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变动的合理性，更要对目前经济中出现的各种失衡保持警惕，继续坚持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21](p17)，同时合理利用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科技不断打破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自然依赖关系和不断加强协调关系的条件下，建立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关系基础上的产业升级是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上的产业升级既是沿着第一、二、三产业依次自然进化的模式，同时必须更加注重第一、二、三产业内在价值链升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想产业不受制于人和把经济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加强构建完整的生产链和供应链，加快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双循环，推动我国产业企业在国际价值链上的地位上升，并最终以足够的产量、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不断进步的产业技术来确保产业发展安全。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不同地区、产业的发展差异较大，经济发展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性探索，没有任何一国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全套的现成的经验。这就决定了中国产业发展的道路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也决定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发展情况。

一是现代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不断地打破产业进化的逐次依赖关系，不断地发展起产业进步的协同关系。产业依赖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产业协同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前者强调产业的从属和依附地位，体现了人类受制于自然的关系；后者突出产业的平等和自立地位，体现了人类利用科技不断战胜自然的关系。科技发展强化了产业之间的平等协作关系，揭示了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客观规律。

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产业占比过高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剥削世界的一个结果，帝国主义试图长期把发展中国家抑制在为它们提供原料和基本工业产品的地位上，并通过科技霸权来剥削他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不能重复帝国主义剥削世界的产业发展道路，也不能照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必须构建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提升产业内在价值来化解产业风险。

三是如果把第三产业作为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标志，可能就是一个陷阱。不能说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高级，所以产业升级或高级化不能走入误区，因为产业和所有制一样，没有高低之分，只有适不适合生产力发展之别。由于产业协调关系加强而依赖关系弱化，因此，第一、二、三产业之间最为关键和核心的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形成一个完备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使第一、二、三产业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为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奠定基础。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业升级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和创新发展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工业化的后果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一是第一产业不能盲目地学习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减少农业人口和产值比重。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显得重要。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占优势。所以，未来任何时候，中国农业都不可能像美国农业那样粗放经营，而更应当是精耕细作提升内在价值，注重生态和环境，注意生物安全。

二是高水平工业化仍然是适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生产和物质经济基础是最为根本的，流通和服务领域是为生产领域而服务的。西方“去工业化”和经济“脱实向虚”是经济上的断臂行为，是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开始。

三是在新型产业关系中大力发展中国的第三产业。基于我国的人口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今后要倾向于发展高素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具有知识、科技和文化含量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要重视质，而不只是量，在乎强，不在乎大。产业关系在乎平衡、协调发展，不在乎比重多少，关键是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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