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演进与新时代话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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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演进与新时代话语重建
□王 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摘 要] 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党的一大即指向的根本政治目的。在百年奋斗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面对四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取得四个伟大成就，不断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四期”接续推进，实现和迎来了国家与民族的四次伟大飞跃；伟大社会革命的“四期”升级演进，推动中国从旧到新、从低到高、从弱到强之“三阶”发展。新时代革命话语正本清源，伟大社会革命论内涵延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往开来。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伟大社会革命；百年历史演进；新时代；革命话语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开宗明义：“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p1)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举凡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化等一系列革命性演化进阶，均可在一定意义上统摄于广义上的“社会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2]。此后他多次论及伟大社会革命。在202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明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4]。值此两个百年交汇点、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国家开启新发展阶段之际，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与逻辑，深刻认识伟大社会革命引领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从历史和学理层面充分认识新时代革命话语重建及伟大社会革命论建构的重大意义，进而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逻辑。

一、社会革命研究的缘起与现状
革命由来已久，关于革命及社会革命的研究也由来已久，均经历极其复杂的扬抑轨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伟大社会革命论，为审视百年革命进程及关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开启了新窗口。

（一）关于社会革命内涵的研究
社会革命意指广泛，国内外学者对社会革命内涵的界定也很多样，其一是指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其二是指社会基本制度以及社会体制的转变；其三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纵向延伸的总体革命。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概念由西语借道东洋引入，并引发革命实践浪潮起伏，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变革以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轫，总是伴随保守与进步的思想论战。因此，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观点更多体现为不同政派的言论著述，政治家、革命家与学问家的革命观往往相互交错，有关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阶段、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被一论再论，延展百年难以计数。从较早萨孟武翻译考茨基的《社会革命论》[5]，到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6]，再到近年兴起社会革命研究新热潮，孙显元的《邓小平对社会革命论的重大发展》[7]、黄一兵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伟大社会革命》[8]、齐卫平的《论改革开放与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9]、颜晓峰的《习近平总书记眼中的伟大社会革命》[10]、张树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11]、杨煌的《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汤祖传的《对社会革命范畴的新界定》[12]、刘凯鹏的《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当代启示》[13]、张康之等的《解析社会革命的方式和途径》[14]等成果具有代表性，提出关于社会革命内涵的再认识。

（二）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缘由、总体历史与发展阶段的研究
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缘由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斯考切波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清帝国从天朝帝国到帝制的垮台，中国农民的软弱与士绅的脆弱[15]。以色列学者埃森斯塔特和印度学者莫汉蒂论及儒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日本学者内田孟男则认为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内研究中，张福记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及社会现代化实现要求的角度分析[16]；姚选民认为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西方国家现代社会革命是推动近现代中国现代社会革命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17]。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总体历史研究方面，华岗等较早运用革命史观的解释体系；胡绳基于革命史观作出“三次革命高潮说”论断，成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解释范式；试图解构革命史范式的“告别革命”论一度影响巨大，“乱花渐欲迷人眼”；近年调适两端的“新革命史”范式[18]也引起学界关注。

关于发展阶段划分研究方面，王燕文在《深刻认识伟大社会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一文中将其划分为以政治革命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探索发展道路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以及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导的改革开放阶段[19]；李斌的《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则提出将伟大社会革命分为革命战争阶段和革命完成阶段[20]。其他代表性作品还有张树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21]，高长武的《进行伟大社会革命视野中的改革》[22]，张建的《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科学内涵及其根本遵循》，刘靖北、郝宇青的《论一以贯之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丁俊萍的《中国共产党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23]等。

关于不同阶段主要领导人的社会革命思想，国外有针对性的成果不多，开展相关研究的汉学家却人数众多；国内学者有直接论及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的，但更多的是侧重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等命题，研究人员及成果众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三）关于习近平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习近平及其思想有即时的关注和研究，很多研究者对习近平一系列论述和观点表示认同，认为伟大社会革命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景可期，例如美国的库恩、巴西的罗尼·林斯、俄罗斯的维诺格拉多夫等学者。

国内研究主要涉及伟大社会革命论的内涵、意义、源流等方面。秦益成提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是关键[24]；黄进华系统分析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生成逻辑、科学意蕴及其时代价值[25]；陈冬仿、徐奉臻论证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历史意蕴和现实意义[26]；张艳娥分析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理论创新和现实价值[27]；刘仁营等提出新时代社会革命的主体、目标、重心、条件、途径和过程等内容[28]；杨煌明确取得社会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坚持不断革命，明确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革命的内涵和路径[29]；王立胜论及习近平伟大社会革命论的重大意义[30]；冯颜利、何虎生强调伟大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和决定者是人民；李捷、姜辉、吴付来、刘靖北、陈培永等论及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

关于社会革命间接性观点，更多地掩盖于卷帙浩繁的通史性、专题性作品中，尤其是费正清、麦克法夸尔、梅斯纳、史华慈、施拉姆、特里尔、白瑞琪、叶文心、罗兹曼、傅高义、斯诺、竹内实等。国内党史党建领域从官方到学界，这些年更是方兴未艾，作品众多，不胜枚举。

目前对于中国革命研究的成果众多，关于社会革命的研究成果较少；关于习近平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研究迅速涌现，但对于伟大社会革命论断的开创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基于这样一个开创性的概念框架展开对于百年中共党史进行创新性研究也有待深化，具有直接针对性的成果尚不多见，且主要是短论，罕见长篇及全过程通史性的专论。

从学术上来说，通过更为翔实深入的文本分析，系统研究概括伟大社会革命论，这既是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容，也是为百年党史创新构架提供一种理论指针。同时基于伟大社会革命论，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百年历史的“四期三阶五论”创新构架，为党史百年提供一种解释范式。

从实践意义而言，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通过伟大社会革命引领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基本经验，助力在意识形态及思政教育层面破除“告别革命”误论，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助力在党史学习教育层面以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功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助力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二、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历史演进的“四期三阶”
伟大社会革命论将革命、建设、改革诸阶段统一和贯穿起来，在总体上回答中国共产党推进百年事业一以贯之的核心线索。对百年中共党史进行基于伟大社会革命论的历史进程梳理和逻辑体系建构，才能分析论证中国共产党通过伟大社会革命引领中国社会结构性变革与进阶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提供经验与规律引领。基于此，尤其是根据“七一”重要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最新论断，笔者提出关于百年伟大社会革命之历史“四期”和发展“三阶”的分析框架。

（一）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历史的“四期”
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有多次关于中共党史历史分期的重要论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三个时期的三次伟大飞跃[31]。2017年，党的十九大仍然概括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两次伟大飞跃和“大踏步赶上时代”[32]。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概括不同于此前时间节点的三次伟大飞跃[33]，将此前两次讲话所述的前两个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放在一起，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接续进行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3]。

在此基础上，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对百年党史这篇大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进行了最新概括。“中心思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段落大意”则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发展时期，每个时期面临“主要任务”，取得“伟大成就”，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或“新的飞跃”，实现或迎来国家与民族状态的“伟大飞跃”，因此有四个向世界的庄严宣告。这一全新的四时期论断，是对此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三阶段概括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奋斗进程的创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一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一一提出并深化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坚持“原理”又跳出“本本”，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概念的一系列原创性思想为标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伟大社会革命在“一期”的推进成果，是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34]。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二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因此在贯穿革命和建设的数十年中，一系列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构成了整体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伟大社会革命在“二期”的推进成果，是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34]。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三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又分成三个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因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三十多年，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伟大社会革命在“三期”的推进成果，是中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34]。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四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提出从“十个明确”来系统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容。在“四期”，中国伟大社会革命到目前阶段的推进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那么，中国伟大社会革命在“四期”的总体推进成果，即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4]。

由此，“七一”重要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了四个“庄严宣告”——从第一个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到第二个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再到第三个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就自然延伸发展到了第四个庄严宣告，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四个“庄严宣告”，从根本政治制度更迭到根本经济制度替代再到广阔社会层面的持续改造升级，正是匹配伟大社会革命“四期”演进的实践特征，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进行彻底、长期、系统变革的分阶段演进特性。

（二）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三阶”
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34]。在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的进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不断升级的求索进程，不同政治派别轮流粉墨登场，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归根到底，这些政治派别并不掌握先进的理论，也对中国具体实际把握不透，还对如何进行中华文化的革命性转化认识不清。有人主张全面抛弃中华传统、全盘西化，也仍然有人主张守成复古、反对颠覆性的变革，均是不得法、不可行。就在“隔着纱窗看晓雾”、迷茫困惑之际，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连同十月革命横空出世，中国人民走出“欧风美雨”崇拜，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开始被运用于中国的“实境”。中国的“实境”，既包含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凸显了“两半社会”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难题面前，找到正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契合于马克思主义，契合于百年中国解答革命、建设、改革一系列难题所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不断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持续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次新的飞跃，由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成为“两个结合”的全新的典范成果。也正是在“两个结合”的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展“三阶”，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从旧到新、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的革命性进阶。

一是从旧到新的革命性进阶，首先在于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尤其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系列斗争乃至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阶发展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以及更广泛政治联盟、更广大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次在于从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旧中国，进阶发展到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新中国；还在于从最初简单照搬“城市中心”的旧革命道路，进阶发展到植根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二是从低到高的革命性进阶。首先在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进阶发展到自新民主主义而至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正确路途；接着在于从初步探索的社会主义，进阶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在于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过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三是从弱到强的革命性进阶。首先在于从“积贫积弱”甚至“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国家状态，进阶发展到“站起来”独立自主；接着在于从“站起来”，进阶发展到“富起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在于从“富起来”，进阶发展到“强起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均有其特定内涵和指向，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三阶”发展。

这一幕幕发生在9月27日青州市谭坊镇人大专题询问会现场。这场“面对面，一问一答”的‘考试’，‘考官’是谭坊镇的28名人大代表，‘考生’是谭坊镇政府与教育部门、部分学校负责人，双方围绕镇教育工作针锋相对、你问我答，问出了谭坊教育的不足，答出了谭坊教育的明天。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经历三次“飞跃”。正是基于毛泽东思想之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发展即具有更加显著的比较意义，使得关于思想认识层面再一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结论判断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前面的两次飞跃，新时代的新飞跃自然也不能成立；新时代的新飞跃，又当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飞跃提升到新水平。对应四个发展时期，三次认识飞跃形成的理论成果，是伟大社会革命“四期”上升演进的行动指南，也是伟大社会革命从旧到新、从低到高、从弱到强“三阶”逐级发展的方向引领。

三、新时代革命话语重建与伟大社会革命论的内涵延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构建形成革命话语体系，既延续自近代以来的逐浪而高的革命运动，更有其特定内涵和频次。新中国成立，是革命收获的巨大果实；一段时间中，革命话语一度推至所谓顶点，反而跌入“文化大革命”之误途；改革开放之后渐次冷静，有所谓“祛魅”，以至于趋于沉寂，甚至被废弃，“告别革命论”一度颇为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话语的重建。这种重建，当然不是回到“老路”，而是基于新时代的再认识、再发展，是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也是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回归。这种重建，是将伟大社会革命论嵌入百年中共党史，立足革命史范式，回应“现代化史”“冲击—回应”以及“新革命史”等范式，澄清“告别革命论”之谬，以大历史视野形塑百年整体性党史，获得关于中共党史主题主线的创新解释框架。

（一）新时代革命话语重建
以党代会报告作为文本分析对象，简单做一个词频统计：党的十九大报告共有20次提到“革命”，十八大、十七大报告提及的数量均是10次，十六大报告8次；再往前看，十二大报告70次，九大报告227次……这一数据曲线，可从一个侧面观察革命话语的认知过程。这些“革命”语词，其中有些是固定搭配，例如“十月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老区”“革命先烈”；有些是转义，例如“科技革命”“消费革命”“管理革命”等。从词频看，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70多年间的党代会，革命词频呈现显著的自扬而抑、从抑到扬的态势。十六大、十七大处于曲线的底部，而且主要是固定搭配或转义，尤其集中于关于军队的论述；十九大呈现显著扬升趋势。除了前几次党代会的那些“革命”及其搭配的语词，十九大报告新增的革命语词是逻辑性的、实质性的。再结合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文本，正可见新时代的革命话语一种显然的重建。

从十九大报告的文本来简要分析，其中的“革命老区”“革命先烈”“科技革命”“十月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推进军事管理革命”等，都还是属于固定搭配和转义的沿用。除此之外，十九大报告有一系列革命话语的系统表述。

一是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32](p12)。

二是肯定指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32](p7)；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2](p48)。关于党的思想建设明确指出，“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32](p49)。

三是提出继承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四是提出军队的革命性重塑，“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

从党的十九大革命话语重建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后的报告和讲话中多次论及革命，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伟大社会革命论”，即是在更为科学深入的层面建构新时代革命话语体系。

一是提出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论断。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来的五个时间维度，即“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2]。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评价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35]。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36]。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伟大社会革命。

二是提出关于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同样在2018年的“1·5”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论及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经过几年的多次强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其写入历史决议中。

三是重申革命者的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革命精神，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37]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观看《为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19年9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在会见当地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时指出，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

经过对革命精神的持续思考和深化论述，就有了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38]，有了今年“七一”重要讲话提出且论证的伟大建党精神。精神之源孕育涵养更多的基于不同人物、不同事件、不同成就的精神子项，共同成为新时代革命话语中的显著部分。

（二）伟大社会革命的逻辑“五论”
以伟大社会革命论为中心，革命性锻造、自我革命、革命理想、革命文化、革命等，连接革命、建设、改革与复兴，连接革命党、革命军队、革命者，融通革命精神与革命文化，擘画出新时代革命话语体系的明晰地图，既正本清源又继往开来。其中更有关于伟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革命党与执政党、革命者与时代新人、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精神与中国精神之五重关系的深刻内容。

基于新时代革命话语重建，再结合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四期”和发展“三阶”，或可建构伟大社会革命论的逻辑“五论”，在总体上型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四期三阶五论”的总体框架。

所谓“五论”，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在不同阶段分别回答和破解中国社会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阶段、任务五大问题，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第一，就伟大社会革命之对象而言，在百年奋斗进程中分别指向“三座大山”、社会主义改造对象之私有制及落后的农业国、“落后的社会生产”以及“不平衡不充分”等；第二，就伟大社会革命之动力而言，蕴含于历史深处要去深挖讨论的关于各革命阶级、关于工农及其延伸、关于“最广大人民”等；第三，就伟大社会革命之道路而言，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初步探索的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因此延伸产生的具体道路；第四，就伟大社会革命之阶段而言，需要厘清关于“两步走”、关于过渡与跨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第五，就伟大社会革命之任务而言，涉及关于新民主主义、关于从“一化三改”到“四化”、关于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等，都有更多复杂内容有待深化探讨。

四、余论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在此进程中经历“四期”历史演进，实现从旧到新、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的革命性进阶。经“四期”跨“三阶”，持续的伟大社会革命，在不同阶段分别回答和破解中国社会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阶段、任务等命题，形成逻辑“五论”。笔者认为，要在总体上基于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以大历史视野来统摄连接“四期三阶五论”，建构整体性百年党史，透过重建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地位作用，拨开历史虚无主义及“告别革命论”的迷雾，以此基础来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认识伟大社会革命驱动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认识伟大社会革命创制造就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开始，伟大社会革命就是一把打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正确大门的钥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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