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经典阐释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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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经典阐释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龚锦涛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 要] 当代中国语境下，围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深刻把握的“国家治理”这一重大命题的本质内涵，必须处理好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是以揭示国家的实质为前提讨论国家治理，即以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为核心，把国家治理解释为与特定的统治阶级或其利益相关的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二是考察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阐发未来社会的一般原则，由此而揭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治理阐释中的理论优先地位。这两大基本问题，回答了国家治理经典阐释本身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展开，成为推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桥梁。

[关键词] 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本质；无产阶级专政

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引起学界持久探讨且重点关注的，国家治理及其本质意涵无疑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然而细究学界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经典内涵的诸多阐释，似乎尚未来得及做深入挖掘。比如，对国家治理这一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另外，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的定位及其概念本身的理解上还存在一定误读。本文把上述问题概括为国家治理经典阐释的前提性问题，并认为阐明这些前提性问题是做好国家治理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国家治理经典阐释前提性问题的提出
按照邹永贤教授的提炼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国家学说包括对国家的本质、职能、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等问题的探讨[1](p14)。其中，在对国家本质及其职能问题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不是其他什么“公共性”，或者其与阶级性的结合，但这并不妨碍国家的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双重特征，也恰好说明了国家履行政治统治职能和公共管理的职能[2](p35)。姑且不论学者们对经典中关于国家本质及其职能方式的阐释是否恰当，如果仅以这些观点本身为参照，可以清晰地洞察到国家的公共管理与国家的本质方面存在某种深切的关联。

那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命题，该命题或概念的内涵应当如何解释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没有提到“国家治理”或者是否有国家治理这方面的思想呢？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占多数。有学者较早时候，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2013年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之前，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进行了研究。如罗许成（2009）指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虽未明确阐述无产阶级国家的治理问题，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涉及或是对这个问题未做出思考，相反，经典作家立足革命实践，在一系列论著如《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中都表达了对这个问题天才般的见解。他认为经典中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见解，大致分为四个要点：一是确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二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化当作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三是在治理主体上，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承担；四是把公权力的治理作为中心，主张实行对“最大多数”的民主[3](p27)。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李晓乐[4](p1)（2017），即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把“国家治理”专门列为其理论研究的对象，但他们在一系列理论诸如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生产力学说、人的解放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中，都蕴藏着大量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5](p7)，对国家治理及其内涵的理解或深入阐释，必然会涉及传统话语中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这个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6](p114)，而一切统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7](p563)。国家分为“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这两大方面，即我们以往通常谈的国家“统治”和“管理”。由此，国家在公共事务“管理”或社会管理与其“统治”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解上，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轴心出发可以大致延伸出关于“管理”的两条阐释路径：以“统治”为中心将“管理”做一元决定论意义上的职能交叉处理，或是承认“公共管理”，但这本身建立在以一定阶级为导向的公共权力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从话语的重心来看显然偏重于国家社会公共形态，即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这个层面来讲，而在谈到“统治”时，重心指向无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强调的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经典话语中，国家的“统治”与“管理”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国家两种职能形态的关系，恩格斯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要的论述：“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8](p187)这内在蕴含了较之于国家阶级统治工具实质，国家“管理”或“治理”具有从属性。“管理”或是被看作一元或独立“统治”事实单元的职能表现，要么被视为国家“统治”之下的次一级职能，但这恰表明了国家“这种被普遍认可的公共利益的化身”是以履行阶级压迫的工具为前提的[9](p20)。这隐含了决不能脱离国家统治来谈国家的“管理”或“治理”。

“国家治理”概念产生以来，学界也正是围绕提出这一概念或命题范式所遵循的内在原则，对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意涵进行多方位阐释或论析。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先前有西方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已引入基于国家—社会多元主体关系的国家“元治理”，并对这种“元治理”进行了理论模型或公共机制层面的分析和建构，但这种治理并不是笔者当前所要谈及的“国家治理”这一中心，目前国外对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经典阐释还鲜有较为直接的研究，因而笔者将重心放在国内学界对国家治理的传统阐释上。对此有的从经典话语梳理及材料佐证对国家治理内涵进行深入解读。方涛[10](p56)（2015）认为经典文献中不仅多处使用了“治理”这样的表达，而且治理在经典论述中同时兼具其统治、控制方面的含义。吴照玉[11](p39)（2020）结合《法兰西内战》，对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涵做出分析。有的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传统话语与现代治理相结合的维度，力图找到对国家治理进行前提界定或做出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突破口。王浦劬（2016）指出，国家治理不过是运用国家政权，使国家对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以及对于社会基本职能的承担这些属性和要素得以有机组合和有效实现。他认为国家治理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话语体系下“是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其实质“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12](p14)。刘方亮[13](p49)（2017）则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出发对国家治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内涵进行概括，提出了国家治理的“四要素界定说”，即国家是治理主体，维持权力、维护秩序和实现发展是治理的目标，特定的经济关系、国家制度与基本国情作为其基础背景，以及国家治理手段主要依靠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核心价值来运行。作者强调这是他在对学界关于国家治理含义廓清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对国家治理内涵及其要素进行厘定而得出的结论。有的还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与西方治理比较的视角，试图介入到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阐释与其在西方治理话语理解上的一些差异。王代月[14](p132)（2018）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与资本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他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差异理解作为西方治理与马克思主义治理实质分歧的切入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的阐发上，主要遵循为何国家要回归社会、回归何种社会形态以及如何向社会回归的逻辑进路，揭示了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国家与（市民）社会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以批判性建构为基础，人类必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实践生成中通往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有少数学者从以上两个或多个维度，融入对国家治理的经典阐释并展开交叉分析。

从经典与当代“治理”对话来看，不少学者对国家治理倾注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的发展来进行阐释转换。朱卫卿[15](p22)（2016）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这一方面的理论，与国家治理强调的“强国家”与“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多元主体上具有价值契合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治理是从传统话语中生长而来的理论。孙乐强[16](p37)（2015）认为，国家治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他把经典国家理论理解为“作为国家的国家”和“作为社会的国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其专政的一面将会消失。陈志刚（2019）则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反思”为考察起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国家学说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一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的基础[17](p102)。当然还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国家职权等，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以及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很好的论析和深度阐释。这其中有很多是结合“当代启示及其现实价值”来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且这些现实价值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功能发挥、体系建构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

以上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阐释，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传统理解出发对国家治理的内涵及其基本性质进行了很好的解读。这些关于国家治理的多视角或方法解读为当前及未来关于国家治理的探究提供了思想上的启发，展现了国家治理经典阐释的广阔空间。但这是否意味着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边界或它没有确切的一般原理，以至于这种经典阐释没有固定的中心，或者说在研究中也可以不必遵循基本的路径？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在阐释中，有的从理论溯源，有的从一般原理，有的从理论内生逻辑，有的从经典话语梳理、主要观点概括等，对国家治理进行了充分探索。这说明了国家治理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地位，也凸显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开展国家治理阐释创新的必要性。但国家治理经典阐发是以什么为基本出发点的？关于这些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可以概括为或集中体现为哪几个方面？这些用以指导分析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其核心要义是什么？其背后有无国家治理经典阐释的理论基础或其方法论？开展国家治理的经典阐析的前提何在？出现了这么多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阐释，需要对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论析的可能性进行反思。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是否有关于国家治理的一般性理解？学界关于这些议题的探讨尚付之阙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与西方治理理论二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笔者拟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做进一步思考，并把以上这些问题作为关涉国家治理本质内涵阐释的元理论问题。

二、以揭示国家的实质为前提讨论国家治理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什么是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讨论国家治理的前提。西方传统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解，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肇始，将国家与某种伦理价值联系起来的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沿袭这种思路，也认为政治是一种道德性的结合，“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18](p3)。近代以来，国家在经过理性的“审判”后似乎开始获得了某种独立的形式，马基雅维利率先把道德与政治权力分开，霍布斯、卢梭等人认为国家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最高权力契约，黑格尔等则对这种契约说加以批判，他把国家视为“绝对理念”在伦理中的实现[19](p253)。不过，这些诉诸变动着的思想去寻求国家的见解，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20](p457-458)。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关于国家的学说，包括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进行了批判，把国家放到有关时代的全部经济条件中去认识，结合资本主义时代考察了国家从产生、形成到消亡的过程，从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视角理解国家，对什么是国家做了一般性论述，实现了历史上关于国家理论的彻底变革。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关于国家一般原理的历史科学，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西方传统国家理论似乎也在探讨国家的实质，不过，这些理论只能就国家问题本身研究国家问题[21](p2)。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变革出发，深入到统治阶级活动赖以发生的基础考察国家，“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本质、性质、类型、职能和命运等根本问题，构筑起一座宏伟的理论大厦”[22](p40)。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政治的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因而在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23](p212)。国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部分的核心，从社会中产生，又居于社会之上，本质上是同统治阶级或集团及其利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实体工具，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24](p306)。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在政治上便获得了镇压另一阶级或政治集团的特殊力量，因而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性质、类型和历史形式，都履行政治统治和公共管理的职能，反映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其中，政治统治是目的，公共管理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国家行使政治统治职能处处都是以它执行了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为基础，而国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也都是为了服务于国家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且随着人类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国家作为政治统治机关的一面将会消失，而作为公共机构的国家还将继续行使社会管理职能。马克思主义从国家一般的视角，深刻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这一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在制度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先后在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以自由对必然的认识指导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一论断点明了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了这句话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只讲第二句，不讲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其中，这一命题前一部分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什么其他什么道路”，后一部分道明鲜明指向，即“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5](p21)。可以说，国家治理这一重要论断既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的坚持，也极大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内涵。这深刻地阐明了国家治理从一开始就具有马克思主义意涵，即在理论上，国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制度上，国家治理依照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展开；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为指导，把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同党的治国理政实践结合起来，“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6](p105)。

“国家治理”提出以来，学界也正围绕这一命题的经典内涵，在诸多研究议题上，例如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定位及其“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话语交互、衔接，国家治理的一般理解及其深层次解读，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翻转”和马克思主义溯源、理论与实践价值等，都予以了特别关注和重点阐释，在话语表述或提法上，还出现了“国家治理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等等，这充分地显示了学界对国家治理经典阐释高度的理论自觉。然而，“在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一些人打着‘中立’‘宪政’‘民主’的旗号，企图否定国家的阶级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企图用西方的民主观、超阶级的国家观来指导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27](p19)。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也有可能是西方的国家治理，或者说它源于西方治理理论？在阐释过程中，如果把“国家治理”这一命题中前一部分省掉，结论是否仍成立？从前面所述中，我们自然得出否定性答案。另已有学者在这一方面尝试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论证[28](p48)，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在经典阐释中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目前，学界围绕国家的性质、本质特征和国家职能等核心问题，对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做出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大致形成了四条阐释路径或其观点：一是把国家治理主要看成纵向权力层面的，认为国家治理“非基于国家一味管控和压制社会”，换句话说，它似乎与国家本质属性联系并不大，因而内涵更为丰富[29](p34)。在这种阐释思路的导向下，有的认为国家治理是政治精英集团治理的活动和过程；有的主张国家治理即“一个结构性的动态均衡调适过程”；有的认为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主体在国家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或者把国家治理理解为任何国家职能要素的结合。二是持国家本质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仍坚持认为“本质”只是由阶级性决定的国家统治职能；另一种却认为国家治理本身就凸显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强大反作用，在“国家—社会”结构关系中占据着本体位置[30](p47)。三是持国家双重本质论，认为国家具有双重属性，“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31](p1)，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分别反映了国家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各阶级利益的协调者，二者共同地反映或决定了国家的本质。四是从总体上指称国家治理，把马克思主义传统话语中国家的“阶级的统治”和“社会管理”笼而统之地来讲，强调国家治理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性、强制性，国家治理“在本质上是国家政治统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机统一”[32](p13)。

以上各种观点，有的从国家职能来理解，有的以国家活动过程为出发点来阐释，有的强调国家治理的阶级性，有的凸显了国家治理概念本身的包容性，每一种解读各自涵括的内容不同，界定或阐释角度有所区别，在致思取向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各有其待议之处。然而，什么是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本身是否允许有多重阐释？针对不同界说，如何评介和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如何对国家治理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此，笔者认为在对国家治理进行定义之前，有必要先澄清如下两大前提，即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一是从深刻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来讲的，因而对国家治理概念的寻求必须回到当前世界历史以及整个大的历史时代。“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7](p873)二是尤其重要但同时也是学者在研究阐释中极容易被忽视掉的，就是国家治理本身不是中性的，国家治理并非单项具有技术工具主义或管理体制机制层面的含义，而是必须围绕国家的本质来谈。国家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核心所在。基于此，依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以及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一命题的基本前提，综合学界一些研究代表成果，我们可以对国家治理做出一般的理解，即国家治理是特定的统治阶级或集团以实现特定的共同利益为目标，有组织地开展社会事务的安排和处置的基本活动。

三、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阐发未来社会的一般原则
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上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核心在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积极地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做出制度维护。国家治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化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认识，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般理解，国家治理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当代中国不断迸发出理论的再创力。因而要弄清楚国家治理的提出与发生发展、内核与外延、历史与理论逻辑，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抓住国家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体系中的“革命方面”[6](p112)，并进一步去掌握和深刻理解经典作家未来社会主义设想和主张的实质精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3](p53)在阶级社会，国家是阶级对抗在政治上的正式表现，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事务管理都不过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缓和阶级冲突，而这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已达到了顶点。当一切旧的交往形式与现存关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被现行废止，无产阶级革命便能够真正达到自身目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本质上是历史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就不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马克思—引者注）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34](p6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世界性的时代高度，付诸革命的实践致力于现存世界变革，通过哲学批判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实质，在批判旧世界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历史条件和途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进一步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在批判建构中阐发了未来社会的原则特征。可以说，对以资本为至上原则的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探讨国家问题的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及由此得出的历史结论都围绕这个中心线索而展开。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优点在于它并“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5](p7)。共产主义和历史上过去一切的运动不同，这是因为较之于后者，共产主义以新历史观为基础，把革命的运动交付给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即现代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唯一进步的社会力量、真正革命的阶级，它是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的解放的表现：一方面，社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让财产摆脱其私有性质，工人阶级解放蕴含着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这种解放的力量本身就在生产活动中，工人阶级解放反映了克服包括政治异化在内的一切奴役关系的普遍要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工人阶级作为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在生产活动以及在政治领域、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中都受到资本的控制而处于奴役状态，因而这个阶级一旦意识到自身处境以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它便在实际运动中以革命的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过剩生产和无限制消费形成社会关系的冲突或异化而受到有限规定，现代政治经济私权力伴随资本无遏止地膨胀，必然导致资本家阶级在资本关系之外的身份认定于社会总关系中形成悖反，而且事实上现代生产力发展也刚好让它承认这一点，“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36](p405)。因而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甚至还未引起革命就足以使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发生变革。无产阶级作为历史活动主体就是要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在革命中以变革现存世界为直接目的，使整个社会条件在无产阶级统治下成为未来新社会成长的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使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加速了其由“摇篮”变为“坟墓”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历史上曾有过革命的作用，但随着它历史命运的终结在其历史的另一端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作为受压迫阶级在自身发展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冲突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主要基于：其一，工人阶级力图要摆脱被奴役的状态和地位，才能让新社会的主人成为并达到社会中的各个人的自主联合，资产阶级虚幻的统治对无产阶级来说不仅得不到解放，甚至这还成为无产阶级实现最后自我解放的新的桎梏，因而无产阶级这种争取人的自由、解放的活动必然是以消除资产阶级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为前提的。其二，资产阶级社会仅以物的形式来表现和占有社会权力的资本直接造成了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甚至国家作为与个体特殊原则相对的普遍活动的性质分离出去转而把社会的公共权力给全部异化掉了，因而无产阶级在打破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重新驾驭“资本”这种被异化了的力量，同时强调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的无产阶级手里。其三，无产阶级作为完成人类解放的力量之所以能担任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在于无产阶级诞生于市民社会之中但又被剥夺了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资格和权利，因而它具有诞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又处于市民社会之外这种二重的结构，最完全地受到了资本主义历史限度的制约而致使无产阶级非得不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使现代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的体现者。

人类历史由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形态转向未来的新的社会，在政治上有一个先行的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暂时的国家形式。列宁指出，这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最卓越的思想”，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37](p207)。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解放的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在于让社会摆脱阶级剥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是历史必然，资产阶级社会已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生产力为实行这种变革创造了条件，而这个现代社会生产力日益增长的威力又为变革资本的生产关系打开了一个缺口，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必然通过暴力革命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争得社会民主。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阶级专政，它是必要的，“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38](p701)，对无产阶级说来革命后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正在于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历史必然性。任何国家“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39](p431-432)，从这一点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并没有使国家沦为超阶级的工具，马克思强调的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合理职能与政治职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达到了真实同一，它本身具有过渡性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藉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最终是向共产主义转变。这与巴枯宁式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国家即予以废除”有着实质的界限。

超越资产阶级旧社会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实现每个人的全面的发展，这正是共产主义通过人、为了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基本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以巴黎公社实践为参照，强调了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实行阶级民主统治及其国家管理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如果首要是以暴力革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对立为前提，那么，它通过无产阶级统治摆脱了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或者视民主共和国为“千年王国”的庸俗的观点，转而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实现人类解放的真实条件，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废墟上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并运用这种民主统治的形式建立工人阶级政府，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未来的社会民主制度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20](p154)，它们是一个实干的机构，取代了资产阶级官僚中央集权制，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的力量变成人们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因而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也必然被废除。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阐明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原则，在批判旧世界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做出了天才般的设想，从而集中阐发了包括国家治理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思想内核。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结构的设计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革命措施，一方面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大的时代以及他们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获得准确的识见，即透过这些见解把握其未来方案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即使是马克思本人甚至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尤以肯认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实践行动纲领及其具体制度形式，它们仍不能代替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尤其是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实际的制度安排，包括如何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怎样加强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等，社会主义各国仍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以共产主义为指引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基本原则，呼吁后人结合时代条件及其各国具体国情予以实践回答和理论上的“补写”。

四、结语
国家治理的经典阐释，问题首先便不再是从坚执于简单“生搬硬套”的态度走向坚执于这一中国话语之以西方“妖魔化”解释的自由主义立场，而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传统与当代理论之间的平等对话，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般原理及其辩证特性作为架设国家治理经典阐释的中介，用传统话语“联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发展，在此基础上展开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可能性。因而在理论的一般勾连方面，就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思想精髓及其方法论，即马克思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阐发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原则。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这一命题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置之于首位，一开始便内在地规定了国家治理的阐释只能是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前提而进行，因而国家治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阐释，只能被合理地看作围绕国家的本质国家从事社会事务管理的活动，即它是在国家一般的前提下来探讨国家在社会层面的具体运行。

如果我们把国家治理的经典阐释看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西方治理理论在理论上的分野，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又给我们提供了国家治理经典阐释与研究的原动力，那么我们强调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内涵，便直接指向了消解国家治理话语本身的中性论神话，从而为当代中国致力建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丰厚的话语营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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