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三维审思

奥鹏网院作业

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三维审思
□刘 艳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日照276800）

[摘 要]新时代中国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意蕴在于：掌握网络空间舆论主导权，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回应西方网络意识形态的偏见与质疑，提升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当前，资本运行逻辑的操纵、网络话语表达的“非理性”、网络舆论场域的“去中心化”、西方国家的“网络话语霸权”等多重因素纵横交错，致使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遭受风险。理性建构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在于构建网络意识形态的当代叙事体系，构筑综合性话语传播平台，打造多元协同参与的话语主体队伍，推动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立足当今时代国内国际舆论格局，精准把握网络舆论态势走向，要求牢牢掌握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切实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舆论交锋、话语权争夺和意识形态博弈的前沿阵地，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话语权力平台，已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在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p103)。积极建构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是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确保网络舆情可管可控的现实之需，也是顺应民意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更是应对全球传播变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抉择。

一、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价值意蕴
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以维护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旨归，以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是具有整合、塑造、批判、抵御等功能的思想上层建筑。作为政治性、社会性权力的思想表现，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一定的话语系统并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再生产体系之中，才能更好地进行解释、传播和普及等活动，从而使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得到更好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p161）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内在关联性与逻辑耦合性。意识形态话语权则是指意识形态话语在交往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人们思想、引导舆论走向的效能。就思想内涵而言，意识形态话语权包含话语的“权利”“权力”和“权威”三个维度[3]。它不仅指说话的权利，而且还包含说话的有效性和威力。换言之，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4](p172)，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确立话语权威，使其承载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和自觉支持，从而对民众的思想行为产生持续稳定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引领力。作为现代社会场域中“权力逻辑”“知识逻辑”和“话语逻辑”耦合的产物，意识形态话语权因超越纯粹形而上的认识论界限而具有强大的现实影响力。它“既是解释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一种场所和平台，又是掌握世界和创造世界的一种‘武器’和‘权力’”[5](p106)。伴随着网络的技术赋权，整个社会的话语权力结构、话语主体形式和话语生产逻辑被不断解构和重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也逐渐从传统媒介转向网络空间场域。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空间的呈现与延伸，是网络传播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有机融合所形成的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双向互动的话语影响力、辐射力的彰显。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体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态势。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前进的征途上，我们既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矛盾、风险、阻力和挑战。我们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纷繁复杂，表征于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伴随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加速演进，网络空间已成为繁杂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情的“放大器”和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主战场”，网络场域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成为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指向。在此时代境遇下，建构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维护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不仅仅是交流或社会行为的形式，同时也表达和传递了某种意图。”[6]而话语正是通过这种“意图”在无形中影响公众舆论、引导思想走向。具体至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其隐含的认知图式、话语谱系和解释框架能够在网络信息的交往互动中通过价值渗透、语言激活等有效地发挥劝说、引导功能，产生支配性力量，从而实现对网络舆论秩序的重构，进而有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前，网络舆论呈现出个体传播与圈层传递嵌套、主流声音与负面信息对冲、情绪焦虑与谣言滋长并存等态势，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网络空间舆论引导的难度。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解释力，对繁芜丛杂的错误社会思潮的批判力，对人民群众价值观念的引导力，从而有效打破“沉默螺旋效应”[7](p47-51)，进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版图，塑造网络空间公共理性，为打赢网络舆情防控战、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

二是回应西方网络意识形态的质疑、偏见与抹黑，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更为隐蔽、便捷的新场域。从“全面网络自由战略”“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外交策略”“公民社会2.0计划”的相继提出，到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接踵而至，再到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消亡论”“中国威胁论”“社会主义终结论”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借助视频网站YouTube，社交网站Facebook、Twitter，图片网站Flicker等对中国大肆进行污名化和种族主义攻击，无一不充分暴露出西方敌对势力以信息强权为利器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的图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8](p18)。有鉴于此，我们不难发现，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唯有理性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我们才能充分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侵袭，有力击破西方网络话语霸权，从而真正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二、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实梗阻
当前，资本运行逻辑的操纵、网络话语表达的“非理性”、网络舆论场域的“去中心化”、西方国家的“网络话语霸权”等多重因素的纵横交错，致使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遭受着严峻的解构风险，为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带来严峻挑战。

（一）资本运行逻辑的操纵致使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主导力虚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资本运行逻辑逐渐由实体经济领域延伸至虚拟的网络空间领域，现代网络媒体背后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和完整的产业链条。寻求资本扩张和增殖，实现从数据资产到数据资本的价值转化成为网络媒体运营的重要驱动力。资本与网络联姻虽然能够通过高效配置资源推动网络产业的繁荣发展，但是资本的操控也使部分网络媒体沦为资本主导下的工具和喉舌。部分自媒体平台、公众号运营商在资本逐利本性驱动下底线失守，将资本意志凌驾于新闻伦理之上，大肆借助热点事件、突发事件进行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的“炒作营销”，炮制各类虚假信息；一些“网络大V”和所谓的“意见领袖”出于博取关注、谋取利益的动机，混迹于各类社交群和舆论场，通过有着浮夸标题、煽动性字眼的谣言遮蔽真实信息，并在信息裂变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二次拼接、炒作，放大极端言行和偏激观点，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反主流意识形态鼓噪发声。随着网络传媒价值观的偏移，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等主流价值观逐步被功利主义、物欲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冲淡，网络空间信息失真、失范、失控的现象浮现，网络舆情严重偏离正常走势，呈现辐射式的传播态势和裂变式的扩散效应，从而形成了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网络舆论生态圈。这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造成严重冲击，使其日渐虚化。

（二）网络话语表达的“非理性”致使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聚合力钝化
选择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逐渐增多，第三方认证机构中安永业务排名领先。从认证只数看，第三方认证的债券只数同比上涨89.18%，安永认证只数位列第一，2017年新加入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包括毕马威、普华永道、中诚信等；从认证金额看，安永依然位列第一。绿色企业债由发改委审核，不要求进行第三方认证，故剔除绿色企业债后，第三方认证债券数量占比达到85.2%，认证金额占比达到81.52%。总体来看，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数量稳中有升，绿色债券市场越发规范，市场透明度逐步提高。

另一方面，网络话语文本的碎片化、拼盘化传播对公众的客观判断和理性表达形成极大考验，钝化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聚合力。现代网络交往的符号系统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网络话语文本通过视频、动画、直播等多种传播形态和文本符号进行跨时空传播。蜂拥而至的碎片化和拼盘式话语文本经过多重信息解构、拼贴和二度诠释后变得面目全非，打破了真相、历史与时空的“连续性逻辑”，致使“真相”与“谣言”相互交织、层出不穷，积聚成强大的舆论势能。“网络信息的碎片化特征与网络非理性特征结合，破坏了网络中信息的完整性与持续性，衍生出随意表达、主观性表达、私语性表达、个性化表达”[10]，破坏了网络传播场域的话语秩序及权力话语的连续性，催生着群体极化、网络语言暴力等非理性话语构境，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性和向心力。

（三）网络舆论场域的“去中心化”致使网络意识形态话语辐射力窄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深度发展，传统的网络媒介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网络意识形态言说主体呈现多元崛起的态势，网络舆论场域出现了结构性转向，形成了以主流媒体为主体的官方舆论场域，以商业媒体为主体的自媒体舆论场域，以民众为主体的民间舆论场域。以党政部门的“两微一端”、政务移动服务平台等为主体的官方舆论场域立足官方，以全知视角自上而下进行新闻叙事，“根据执政党的意图或指令生成并传播官方舆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1]，是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阵地。以商业媒体为主体的自媒体舆论场域拥有独立的商业运营模式以及以效率和利益为核心的技术主义评价标准，场域控制权的强弱取决于商业媒体占有数据中心和集中式服务器的多寡。自媒体舆论场域的构筑规则及其内隐的话语意向实质是资本权力链式结构的映照。以民众为主体的民间舆论场域以日常生活为关注重心，标榜草根、追求平权，高扬感性、彰显个性，是自下而上映射民众真实意愿的舆论集散地，呈现非权威性、非结构性、非制度化状态及民意可视化、表达平权化的特点。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以及网络信息的碎片化、离散性催生并助长了网络话语表达的非理性，严重冲击着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性认同。一方面，虚拟开放的网络空间为公众提供了随性表达思想、释放情感、宣泄情绪的平台。一些具有反叛思维或长期积压不满情绪的网民惯用极端的话语宣泄情绪，把非理性发声当作纾解精神压力的渠道。网络非理性话语表达僭越理性逻辑和道义准则，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破坏性，极易激发群体性情绪共鸣，催生网民的群体性愤怒、恐惧、焦虑等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不仅会改变人们对事件的理性认知和客观判断，而且能够通过情绪传导造成网络舆情的线上高涨和线下蔓延。这“容易导致局部问题全局化、细小问题放大化、表象问题本质化、具体问题普遍化、社会问题政治化、特称判断全称化，形成了‘政治审丑’和‘社会描黑’等不良舆论氛围”[9]，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逻辑及合理性面临解构风险，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四）西方敌对势力的网络话语霸权致使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牵引力弱化
“众所周知，计算机和互联网都起源于美国，全球大多数的核心元器件设备、最核心的计算机软件服务也都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利用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牢牢控制着全球信息网络，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12]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饱含忧思地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13]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正是凭借强大的信息技术垄断优势和优先发展起来的现代传播体系不断将现实世界的话语霸权延伸至网络空间，使网络变成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

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话语霸权隐蔽性地输入承载特定价值内涵的意识形态话语，干扰网络拟态环境的舆论走向，给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带来了严峻挑战。这具体表现为：（1）煞费心机地设置负面议题推行话语霸权。通过话题嫁接和议程转换构造“拟态”、掩盖真相，极力渲染中国政府决策与统筹乏力、中国官员腐败、官民警民医患矛盾等，将中国社会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引导网民落入“中国政治制度不完善”“政府公信力下降”等话语陷阱，最终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重用“普世价值”的话语伎俩。“普世价值”作为西方舆论战武器和意识形态侵略工具，由来已久。特朗普上任以后，更是把推行“普世价值”提到了战略高度。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一度抨击中国“封城”之举“侵犯人权”“反应过度”“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并借此宣扬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话语，鼓吹个体“绝对自由”，宣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蓄意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3）多维推进虚无主义思潮。通过肆意夸大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失误，无限放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遭遇的种种挫折，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

三、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14](p311)，“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15](p36)。针对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遭受严峻解构风险的现实境遇，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根本在于构建网络意识形态的当代叙事体系，关键在于构筑综合性话语传播平台，重点在于打造多元协同参与的话语主体队伍，推动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构建网络意识形态的当代叙事体系，打造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核保障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6](p763)塑造当代叙事体系的话语样态、优化其表达方式是“理论掌握群众”的应有之义，也是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非常关键的一环。

构建网络意识形态的当代叙事体系，一方面必须深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体系的具象化表达。一是突出话语内容的现实性。要植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环境，聚焦并深入解读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新时代中国的突出社会矛盾、深层社会问题，汲取新的理论生长点，完善叙事框架，优化叙事体系，增强叙事体系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二是突出话语导向的人民性。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及时解答民众的思想疑惑和实际诉求，为群众澄清各种模糊认识和思想迷雾。只有密切关注广大民众的生活样态、内在需要、利益诉求，关注人的生存意义、价值、情感，及时回应民众关切，才能真正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民众心声统一起来，从而“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17]。否则，“意识形态若不能及时回答时代的难题和群众的拷问，无法解释现实中与理想社会状态相去甚远的症结弊病，便会让人们在困惑不安中失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心”[18]。三是突出话语风格的生动性。深入挖掘网络话语传播的规律，借鉴贴合网民心理、情感和诉求的网络流行语，推进立场坚定的政治性话语、科学严谨的学术性话语和通俗易懂的大众性话语在网络空间的有效对接、巧妙转化和灵活切换，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从“工具性话语”向“价值性话语”、从“控制性话语”向“导向性话语”、从“宏大叙事话语”向“日常生活话语”、从“官方权威话语”向“共享性话语”的转变与革新，从而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必须掌握叙事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从舆论场的演化机理来看，抢先对突发事件进行议题设置至关重要。掌握设置主动权的主体可以通过不同的表述赋予议题以不同的意蕴，直接影响网民对事件的认知和判断。由此，必须全面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叙事体系的议题设置能力。一是及时设计正向引导性议题，赋予焦点议题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蕴涵和价值取向，通过议题设置的客观性、公正性和议题自身的公信力提升意识形态的话语说服力。二是善于抓住民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舆论焦点、人性亮点和情感痛点，结合受众的心理特征，从多主题、多维度进行场景叙事和议题建设，推动议题设置实现从呼吁性到回应性、从情绪引导性到理性探讨性、从宏观性到微观性的转换。三是针对网络空间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信息，尤其是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质疑和攻击，网络意识形态叙事议题设置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以澄清误解、扭转偏见、强化认同。

（二）打造多元协同参与的话语主体队伍，筑牢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组织保障
要想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就必须树立“大宣传”理念，组织动员意识形态工作者、网络“红色意见领袖”、网民等多方力量协同参与，组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专职队伍正面主导、网络“红色意见领袖”理性发声、网民积极参与的多元协同参与的话语主体队伍。

1.组建政治成熟、立场坚定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专职队伍。一方面，作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领导力量，网络思想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要自觉增强责任意识和“本领恐慌”意识，“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19]，及时补足自身在技术和思维上的短板，在复杂的网络舆情面前自觉站稳政治立场，正确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纳网络信息技术的可靠人才投入意识形态战线，打造一批深谙网络信息传播规律、受众心理接受规律、主流舆论形成规律并能结合舆情及时解疑释惑、澄清疑虑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专职队伍，使其“真正成为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20](p210)。

2.争取主动权，充分发挥网络“红色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信息传播一般是按照“媒介—意见领袖—社会大众”的方式进行[21](p43)。“意见领袖”亦被称为“舆论领袖”，掌握着所在领域最前沿的信息，其话语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向心力和感召力，对整个舆论场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培养一批代表主流声音的“网络红色意见领袖”，并基于网络主体的价值共识构建“党政部门—网络‘红色意见领袖’—普通网民”合作共同体，抢占网络宣传主阵地。网络“红色意见领袖”一方面要与主流媒体通力配合，传播建设性言论，构建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应及时关注网络空间层出不穷的热点和敏感话题，与反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意见领袖展开交锋，对非理性网络言论进行有力回应。

（三）构筑综合性话语传播平台，夯实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阵地保障
网络舆论场域存在官方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三种主导性传播力量。这三种主导力量在运营机制、目标导向和话语生产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撕裂”与“冲突”，因而尚未形成协同传播矩阵和统一战线。坚持网络治理系统性思维，构筑官方主流媒体、商业媒体、自媒体“三维协同”的综合性话语传播平台，是夯实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阵地保障的必由之路。一是要统筹、革新官方主流媒体，壮大主流舆论阵地。“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22]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视网等官方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战场“定盘星”的作用，主动求新求变，摒弃叙事宏大抽象的陈旧套路，适应全媒体传播生态格局，预防“主流”边缘化的危险。二是官方主流媒体要善于借助“两微一端”、B站、秒拍、直播等深受“网生代”眷顾的商业媒体和自媒体构建媒体矩阵，打造主流话语的立体传播网。例如，人民网和上海报业集团合作签署的“唔哩”客户端就是中央与地方主流媒体借助商业媒体传播优势，以技术和运营为主驱动联手开拓新兴舆论阵地，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舆论走向的创新尝试，为创新主流媒体传播形态、拓展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提供了新模式。三是商业媒体要加强行业自律，履行社会责任。习近平指出，“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希望广大互联网企业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造福人民”[23](p23)。商业媒体利用媒体优势策划暖人心、正能量的创意产品，及时传递权威声音，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旋律。官方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只有实现矩阵互补、联合发声，构建起协同高效的立体传播网，才能在舆情处置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中迅速汇聚起主流舆论的强势力量。

网络空间不是某一国家的封闭空间，而是世界各国联系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4]因而，构筑综合性话语传播平台，还必须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国际网络传播平台，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一是积极搭建与世界各国主流媒体对话与交流的长效机制。通过寻找中外利益交汇点、情感共鸣点，精心构建融通中外的网络话语体系，及时回应国际关切，展现中国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大国担当，并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25](p333)，构筑由“CCTV.com Global”“China Daily”“Global Times”“People’s Daily”等英文客户端及多个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组成的对外传播矩阵，“改进和加强对外宣传，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故事”[26]，诠释好中国特色，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风貌。同时，利用网络外宣旗舰媒体的高渗透能力，敢于并善于进行舆论斗争，有力揭露个别国家污名化中国的卑劣行径，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四）推动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筑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硬核保障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对中国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推动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升网络治理能力，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网络舆情的重要一环，也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一是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和干预系统，着力破解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网络舆情困局。加大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为基底的信息监测系统、信息研判系统和信息预警系统的开发和投入力度，推进网络舆情监测与舆情干预的智能化、精准化。通过建构网络舆情的搜集与甄别（舆情检索、数据抓取、信源追溯）—分析与研判（事件走势分析、潜在舆情风险分析、公众参与动因分析）—干预与处置（“网络新闻发言人”引导舆情、“网络意见领袖”引领舆情、“网络评论员”疏导舆情）等功能模块形成平台体系，对网络舆情走向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监测，及时进行科学研判、风险评估、精准施策和源头把控，并有针对性地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效能。

二是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立并举”，开展网络舆情应对工作。这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破”，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对网络舆论加以监管，严格依法打击散布网络谣言、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等失范行为，坚决抵制反主流意识形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制造民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矛盾的言论，推动依法治网、依法办网，确保互联网在法治的轨道上平稳、健康运行，以营造良好的网络话语秩序和舆论生态。所谓“立”，是结合网络舆情的新态势，构建紧急情况下不违反上位法的网络舆情治理法律法规。“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27]要制定特殊时期针对“散布网络谣言者”的处罚法案，针对重点人群进行定向追踪的法案，针对重点地区进行网络管控的法案，针对网络运营商进行监督的法案等，以规范和约束网络话语主体的行为，让网络话语主体的行为有法可依。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22]当前，网络舆论生态下话语交锋的长期性、复杂性、隐蔽性、渗透性，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将是一场持久战、拉锯战、攻坚战，也是一项需要统筹谋划、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程。这就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政治清醒精准剖析新时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实梗阻，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境遇下，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要强化问题意识和系统思维，在检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薄弱环节的基础上，精准发力、重点突破，多措并举、综合施治，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有效转化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最大增量”，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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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4]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17（01）.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6]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01）.

[2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2-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