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向“道”——花园天皇与14世纪初日本宫廷对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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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向“道”
——花园天皇与14世纪初日本宫廷对宋学的接受
杨 洋

摘 要：从13世纪中叶开始，入宋的日僧和赴日传法的宋僧陆续将宋学传入了日本，天皇家及其周边的贵族学者对宋学的吸收则比较滞后。花园天皇(1297width=10,height=11,dpi=1101348)是日本宫廷中较早接受宋学的关键性人物。《花园天皇宸记》反映了花园天皇退位后的读书受到宋学的影响；《学道之御记》中花园天皇对当时日本宫廷学风的批评，则与北宋道学先导者“从‘文’向‘道’”的思想脉络具有相似的结构。花园天皇的宋学接受与他复兴儒学、重塑政道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对于延续着平安时代学风的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而言，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关键词：花园天皇；日本儒学；宋学；汉籍；花园天皇宸记

13世纪中叶左右，入宋日僧和赴日传法的宋僧陆续将宋学传入了日本。南宋端平二年(1235)至淳祐元年(1241)入宋的圆尔(1202width=13,height=13,dpi=1101280)归国时携回内外典籍数千卷，大致反映其携回书籍面貌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著录有张九成《中庸说》、胡安国《春秋解》、朱熹《论语精义》《孟子精义》《孟子集注》《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等多种宋代理学家著作(1)圆尔携回书籍保存于其归国后常住的京都东福寺普门院的书库中。圆尔自编藏书目录已亡佚，现藏于东福寺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系日本文和二年(1353)大道一以据旧录重编。整理本见大道一以:《普門院経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録》,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6编第31册，第469width=10,height=11,dpi=110495页。关于圆尔藏书与《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的关系，可参考上村观光：《普門院の蔵書目錄に就きて》，《禅林文芸史譚》，东京：大镫阁，1919年，第334width=10,height=11,dpi=110335页。，被认为是理学书籍开始传入日本的明证。淳祐六年渡日的南宋僧人兰溪道隆(1213width=13,height=13,dpi=1101278)在日本传法时已糅合不少宋学话语，如“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所以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身诚意，去佞绝奸，英士蹈贤人之踪，故曰‘士希贤’”(2)圆显智光等纂：《大覺禪師語錄》卷中《建長禪寺小參》，佛书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書》，东京：名著普及会，1982年，第95册，第51页。，就是对周敦颐“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句的周到解说(3)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卷二《通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2页。。往来于中日之间的禅僧是日本最早接受宋学的知识群体。而与宋、元没有外交关系的天皇家及其周边的贵族学者对宋学的吸收则比较滞后。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儒学史研究者井上哲次郎、河野省三、足利衍述认为，日本第95代天皇——花园天皇(1297width=13,height=13,dpi=1101348，1308width=13,height=13,dpi=1101318在位)的日记等文献反映出14世纪初宋学已在日本宫廷中流行，“二战”后的研究者和岛芳男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花园天皇的日记本和自笔稿本能否反映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已对宋学有所吸收这一日本儒学史上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学界尚未见有相关研究。本文将首先介绍基本文献并梳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前人研究的问题所在；其次对花园天皇讲读汉籍的材料进行分析，归纳其在位时和退位后读书倾向的差异；最后讨论花园天皇对宫廷学风的批评，考察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在何种意义上吸收了宋学，并由此重新思考日本儒学史与宋代思想史的相关性。

一、基本文献与先行研究述考
(一)基本文献
花园天皇是日本史上最有学问的天皇之一，在汉学、佛学、和歌方面皆有杰出造诣。花园天皇名富仁，生于日本永仁五年(1297)七月二十五日(4)本文涉及日本年号较多，为避繁琐，下文省去“日本”二字。，伏见天皇(1265width=13,height=13,dpi=1101317,1287width=13,height=13,dpi=1101298在位)第三子，后伏见天皇(1288width=13,height=13,dpi=1101336,1298width=13,height=13,dpi=1101301在位)之弟。富仁出生时，天皇家已分裂为“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5)“持明院统”指后深草天皇(1243width=10,height=11,dpi=1101304，1246width=10,height=11,dpi=1101259在位)的子孙，因后深草天皇退位后居住的持明院而得名。“大觉寺统”指龟山天皇(1249width=10,height=11,dpi=1101305，1259width=10,height=11,dpi=1101274在位)的子孙，因龟山天皇之子后宇多天皇(1267width=10,height=11,dpi=1101324，1274width=10,height=11,dpi=1101287在位)退位后居住在大觉寺而得名。“持明院统”与“大觉寺统”的对立肇端于后嵯峨天皇(1220至1272)先让位于皇子久仁(后深草天皇)，久仁在位十一年后又令其让位给另一皇子恒仁(龟山天皇)。，原则上两统皇子轮流继位。延庆元年(1308)八月二十五日，在位中的“大觉寺统”后二条天皇去世，次日，年仅十二岁的“持明院统”花园天皇登基。花园天皇在位期间没有实权，其父伏见上皇代为处理政务。文保元年(1317)九月，伏见上皇去世。次年二月，花园天皇让位于“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花园天皇退位后，其兄后伏见上皇将“持明院统”的皇位继承人指定为自己的儿子量仁亲王(光严天皇)，花园上皇承担了侄子的教育职责。后醍醐天皇登基后推行“亲政”，并与近臣密谋推翻镰仓幕府。元弘元年(1331)八月，后醍醐天皇因推翻幕府的计划泄露而被流放至隐岐(岛根半岛以北的岛屿)，九月，光严天皇登基。元弘三年三月，后醍醐天皇从流放地逃出，五月，他在各地军队的拥护下回到京都，废除了光严天皇帝位。镰仓幕府政务和军事执政官“六波罗探题”紧急奉后伏见上皇、花园上皇、光严天皇逃出京都，却在半路遭到支持后醍醐天皇的武士伏击。建武二年(1335)十一月，花园上皇在京都法胜寺出家，法名遍行。次年八月，足利尊氏因反对后醍醐天皇的新政而扶持光严天皇之弟光明天皇登基，十二月，后醍醐天皇逃至吉野(位于奈良县南部)建立小朝廷，与京都朝廷南北对峙。贞和四年(1348)十一月十一日，花园法皇去世。明德三年(1392)，南北两朝廷谈和，北朝后小松天皇延续皇位，其子孙世袭日本天皇以至今日(6)以上历史脉络参见岩桥小弥太：《花園天皇》，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年，第1width=10,height=11,dpi=11057、157width=10,height=11,dpi=110178页；佐藤进一：《南北朝の動乱》，东京：中公文库，2005年，第21width=10,height=11,dpi=110195页。。

花园天皇的日记和自笔稿本对研究14世纪初的日本政治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历来为日本史学界所重视(7)参坂口太郎、芳泽元：《花園天皇関係史料·研究文献目録稿》，《花園大学国際禅学研究所論叢》第2号，2007年3月。。花园天皇日记是日本史研究者所称的“古记录”(8)“古记录”是皇室、官吏等的日记。这些日记大多不记录私人生活，而是记录与记主相关的典礼、仪式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日本中世日记的出现是因皇室、官僚机构等处理政务时需要对以往的范例进行参考。《花园天皇宸记》是日记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在典礼、仪式等客观记录之外，花园天皇还时常记录自己的感想和见解。，记主本人可能曾将其称作“等闲记”(9)参见笹川种郎编，矢野太郎校订：《花園天皇宸記》，东京：内外书籍，1938年，《花園天皇宸記解題》，第1页。，现代整理者将其命名为《花园天皇宸记》《花园院天皇宸记》等，本文简称《宸记》(10)整理本有列圣全集编纂会编：《宸記集》下卷《花園院天皇宸記》，东京：列圣全集编纂会，1917年；笹川种郎编、矢野太郎校订：《花園天皇宸記》；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82width=10,height=11,dpi=1101986年。。《宸记》现存延庆三年(1310)十月至元弘二年(1332)十一月的日记，包括了花园天皇在位中的八年和退位后的十五年。《宸记》原藏于京都伏见宫家，1950年移交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保管。宫内厅藏本现存延庆三年至元弘二年花园天皇逐日记录的“日次记”的大部分，以及数种单独记录典礼、仪式的“别记”。经宫内厅修补，《宸记》现为三十五卷并抄补本一卷的形式(11)宫内厅书陵部复制：《花園院宸記》，东京：宫内厅书陵部，1992年，《総説·解題·釈文》，第1页。。

除《宸记》外，宫内厅书陵部还藏有几种伏见宫家旧藏的花园天皇自笔稿本，其中有本文所要讨论的《学道之御记》。据影印本的“解题”介绍，《学道之御记》所在卷子共四纸，每纸长2.3厘米、宽7.5厘米，纸张为斐纸与楮纸纸浆混合抄纸，纸背为具注历。第一纸纸背具注历的日期可推定为嘉历二年(1327)十月四日width=13,height=13,dpi=110八日，第二、三纸纸背日期可推定为嘉历二年十月五日width=13,height=13,dpi=110十三日，第四纸纸背日期可推定为正庆二年(1333)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12)宫内厅书陵部复制：《花園天皇宸翰集(誡太子書·学道之御記·御処分状)》，东京：宫内厅书陵部，1977年，《花園天皇宸翰集(誡太子書·学道之御記·御処分状)解题 釈文》，第2width=10,height=11,dpi=1103页。。前三纸从内容、书法字体、纸背日期来看，无疑是同一篇文章，但第一、二纸的文字不连贯，可知中间有阙叶；从笔迹潦草和文字比较粗糙可知为草稿。前三纸原无题，“学道之御记”为宫内厅书陵部拟题。第四纸原题“列子抄”，是一篇单独的文章。两篇文章因后世的装裱而连成了一个卷子。以下迻录与本文讨论相关的前三纸《学道之御记》：

夫学之为用，岂唯多识文字、博记古事而已哉！所以达本性、修道义、识礼义、辨变通、知往鉴来也。而近年学者之弊虽多，大底在二患。其一者，中古以来，以强识博闻为学之本意，未知大中本性之道。而适有好学之俦、希圣人之道者，虽知古昔以来帝王之政、变革之风，犹疏达性修情之义。此人则在朝任用之时，能虽练习政化，犹于己行迹，或多违道之者。何况末学之辈，只慕博学之名，以读书之多少，为优劣之分，未曾通一个之义理，于政道无要，于行迹有过，又其以风月文章为宗，不知义理之所在，是不足备朝臣之员，只是素餐尸禄之类也。此三者虽有差异，皆是好博学之失也，今所不取也。二者欲明大中之道，尽天性之义，不好博闻，不宗风月，只以圣人之道为己之学，是则所本在王佐之才，所学明德之道也。既轶近古之学，有君子之风。学之所趣，以此为本。

(阙)

免祸患，何则？思万物之理在天性，故其志是大，未见一一事具理，故其智不足。于释典言之，则事理不融，生佛已隔，是别教之所谈也，经劫数可成佛。于儒教论之，则圣凡已异，性教width=12,height=12,dpi=110 width=12,height=12,dpi=110殊(13)此二字原卷似有涂改，不能辨识。，于御俗之道不足用。隐山林、友禽兽，足正行迹者，虽是隐士之道，于儒教所不取也。若强交俗人，则不可免嵇康之滥刑乎！不可不慎。志学之辈，深省此理，远察此义，冀免祸难而已，未足御俗者也。

又于宗门准之，则蒙祖师之提携，见一分之本性，于清净本然之理无所惑。虽然，于问答挨拶或有拟议，是亦见性之不明了也。

文学浅深

学浅深事，落叶待微风而

(以下阙)(14)据宫内厅书陵部复制：《花園天皇宸翰集(誡太子書·学道之御記·御処分状)》过录，兼参考《花園天皇宸翰集(誡太子書·学道之御記·御処分状)解题 釈文》(第32width=10,height=11,dpi=11033页)的录文。

宫内厅书陵部“解题”认为，无法确定《学道之御记》具体作于何时，与《宸记》相比照，可知其内容大致反映的是花园上皇正中元年(1324)以后的思想，可能与其作于元德二年(1330)的《诫太子书》是同一时期的产物(15)《花園天皇宸翰集(誡太子書·学道之御記·御処分状)解题 釈文》，第17width=10,height=11,dpi=11019页。。笔者认为，从纸背具注历的日期和具注历进呈皇室的惯例来看，《学道之御记》的书写上限应定为嘉历元年(1326)十一月(16)宫中使用的具注历由中务省阴阳寮制作，据《延喜式》记载，具注历须于上一年的十一月一日进奉给皇室。藤原忠平等撰：《延喜式》卷一六《阴阳寮》，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26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width=10,height=11,dpi=1101965年，第435页。；再从内容方面分析，此文针砭朝臣学问，“在朝任用之时”“不足备朝臣之员”等语尤其反映出是对朝廷用人标准的思考，这说明此文极有可能写于花园上皇作为量仁亲王(光严天皇)指导者的时期，故时间下限或当定为光严天皇退位的元弘三年(1333)。又，此文并非讨论花园天皇自身如何学“道”(详见本文第四节)，故“学道之御记”这一拟题不准确。

(二)先行研究
井上哲次郎最早指出花园天皇日记能够反映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已受到朱子学的影响(17)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东京：富山房，1905年，第609width=10,height=11,dpi=110610页。。1917年，花园天皇日记首次由列圣全集编纂会全部整理出版，冈田正之和河野省三利用日记材料对花园天皇的学问作了更进一步的讨论。河野认为，花园天皇对朱子学有很深的感悟(18)冈田正之：《花園帝と漢文学――御日記を拝読して》，《斯文》第3编第5号、第4编第1号、第4编第2号，1921年10月、1922年2月、1922年4月。河野省三：《花園院宸記を拝誦して――思想的興味の一端》，《國學院雑誌》第28卷第2号，1922年2月。。1932年出版的足利衍述遗著《鎌仓室町时代之儒教》认为后醍醐天皇进行“建武中兴”政治改革的思想动力是朱子学尊王攘夷、大义名分的理论(19)“建武中兴”指从镰仓幕府覆灭的元弘三年(1333)五月开始的约两年时间里后醍醐天皇以强力推进的政治改革。，而花园天皇对朱子学以及后醍醐天皇的改革也抱有同情态度(20)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2年，第139width=10,height=11,dpi=110169页。。岩桥小弥太于1939年发表论文《玄惠法印》，以精细的考证论证了朱子学是“建武中兴”思想动力的观点缺乏根据，并指出这种观点是受到小说《太平记》的影响(21)岩桥小弥太：《玄慧法印》，《國学院雜誌》第45卷第11号，1939年11月。。二战后的日本儒学研究者和岛芳男在继承岩桥小弥太观点的基础上，对足利衍述著作有关镰仓末期宫廷儒学的内容进一步提出质疑，否定了足利关于花园天皇受到朱子学影响的观点(22)和岛芳男：《日本宋学史の研究(増補版)》，东京：吉川弘文馆，1988年，第126width=10,height=11,dpi=110176页。。尽管和岛之后陆续有日本学者对花园天皇日记进行研究，但在14世纪初日本宫廷是否对宋学有所接受这一问题上未能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学界则尚未见相关研究。

如岩桥、和岛所指出，足利关于朱子学是“建武中兴”思想动力的说法多出于虚构，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实际上，足利著作的这部分内容可能受到当时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23)明治政府利用小说《太平记》塑造出后醍醐天皇君臣“尊王爱国”“忠孝一体”的形象，并将相关内容编写进中小学教科书，以达到塑造天皇制国家伦理的目的，这些教科书对于近代日本的国民教育有深刻的影响。参考中村格：《教材としての太平記(その一):天皇制教育への形象》，《日本文学》第31卷第1号，1982年1月；《太平記と近代学校教育》，《日本文学》第36卷第7号，1987年7月；《天皇制教育と正成像:『幼学綱要』を中心に》，《日本文学》第39卷第1号，1990年1月；《天皇制教育と「太平記」:正成·正行像の軌跡》，《日本文学》第44卷第10号、第45卷第3号，1995年10月、1996年3月。，这也是岩桥在战争时期以周密的史料考证否定足利观点的真意所在。但是，和岛一并否定了花园天皇及其同时代的日本宫廷对宋学的接受，笔者却不能赞同。以下概括足利、和岛的观点。足利认为：1.花园天皇在讲读儒家经书时折中了汉唐注疏和朱子新注，但对儒学主旨的理解则完全是朱子学式的。如花园天皇对“咸有一德”的解释，就与蔡沈《书集传》一致。2.《宸记》和《学道之御记》中有大量朱子学用语。3.花园天皇推崇《孟子》，喜读《资治通鉴》。4.花园天皇排斥谶纬，与朱子的观点一致(24)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第155width=10,height=11,dpi=110163页。。和岛认为：1.花园天皇讲读儒家经书时主要依据《五经正义》，朱子新注只是作为注释的一种进行参考。2.花园天皇虽然称赞《孟子》《荀子》，但只是自己进行阅读，未得到宫中博士家的“传授”(25)天皇需要经宫中“明经博士”或“文章博士”传授博士家家传的训读，才能算正式学习过一书。。3.花园天皇重视《资治通鉴》不足以说明其对宋学有特别的关心。4.花园天皇对佛教特别是正法禅的兴趣日渐浓厚，说明其对宋学的兴趣十分有限(26)和岛芳男：《日本宋学史の研究(増補版)》，第134width=10,height=11,dpi=110136、147width=10,height=11,dpi=110149页。。足利的第4点属于另一问题，本文暂不讨论。和岛的第4点据花园天皇出家后仍召集朝臣讲读儒家经典(详见本文第五节)的事实即可反驳。实际上，和岛反驳足利前三点时作为论据的史料基本与足利相同，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全在于立论角度的不同。

笔者认为，和岛与足利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定式，就是将“宋学”的内涵等同于朱子学。实际上，从现存史料看，花园天皇对朱子学有所接受，但无法被归入朱子学者的谱系。在讨论花园天皇日记中的读书材料时，足利与和岛基本都是断章取义，未能对退位前后花园天皇在读书上的变化作出历时性的分析。因此，只有对《花园天皇宸记》等史料中与汉籍讲读有关的内容进行全面研究，才能超越和岛与足利的分歧，在新的维度中重新认识花园天皇所处时代的宫廷学风与宋学的关系。

二、花园天皇在位期间的汉籍讲读及其与平安时代宫廷学风的关系
花园天皇在位时和退位后讲读汉籍的类别有很大差异，可以反映其退位后开始提倡新的学风。以下先对其在位时的汉籍讲读进行讨论。

据花园天皇祖父后深草天皇日记记载，嘉元元年(1303)十二月十九日，宫中为皇太子富仁举行了“御书始”仪式(27)“御书始”是幼帝、东宫的就学仪式，一般以《孝经》或《文选》为教材，以一名博士为“侍读”(主要进讲者)、一名博士为“都讲”(辅助进讲者，又称“尚复”)。但此仪式只起象征作用，仪式结束以后幼帝、东宫才在侍读指导下开始真正的读书。，当天所读是唐玄宗注《御注孝经》，侍读是菅原在经，尚复是藤原家朝(28)列圣全集编纂会编：《宸記集》上卷《後深草天皇御記》，第308width=10,height=11,dpi=110310页。。《宸记》中最早的读书记录是延庆三年(1310)十月三日所记：“今夜从三位具范始侍读，参朝饷缘。予在长押上，卷帘，读《孝文本纪》。”(29)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1册，第1页。“朝饷缘”，指由天皇简单用膳的房间“朝饷间”的外缘伸搭出去的铺板走廊；“长押”，是日本建筑中连接柱子的水平材料。《宸记》的文体“古记录体”是变体汉文的一种，兼有汉语和日语的词汇、语法。为呈现文献原貌，本文引用《宸记》原文，为节省篇幅，本文不做全文翻译，仅出注解释文中的日语词汇和语法。可知当天花园天皇学习的内容是《史记·孝文本纪》，侍读是藤原具范。下面以表格形式整理花园天皇在退位的文保二年(1318)二月以前的读书记录。其中正和三年(1314)七月一日至正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宸记》已佚，此一年半的情况不详。

由表1可见，花园天皇在位期间学习最多的汉籍是《史记》《后汉书》《帝范》。“经部”他仅学习了《孝经》和《尚书》(30)《宸记》虽有一年半的记录已佚，但由下节对花园天皇退位以后讲读汉籍的分析可知，他在位期间没有学习过《周易》《毛诗》《左传》《周礼》《礼记》等经书。，“集部”则以《文选》为主。实际上，他在位期间对汉籍的学习大体上继承了平安时代天皇家的旧范式。笔者从日本基本史籍中将平安时代天皇和皇太子学习汉籍的记录摘出，列为下表(31)12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朝廷基本上停止了修史活动，记载天皇读书情况的文献十分零星。据花园天皇之父伏见天皇日记，伏见天皇曾于弘安十年(1287)十一月十二日学习《史记·五帝本纪》，十四日、二十日学习了《后汉书·帝纪二》。列圣全集编纂会编：《宸記集》上卷《伏見院御記》，第322width=10,height=11,dpi=110323页。：

表1 花园天皇在位期间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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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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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见，平安时代天皇、皇太子学习较多的汉籍是《御注孝经》《史记》《汉书》《群书治要》和《文选》。总体说来，表1和表2的共同点是，前三史讲读的频次较高，《文选》《群书治要》也受到相当的重视，除作为“御书始”教材的《御注孝经》外，儒家经书很少被学习。表2所见仁和四年(886)十月九日明经博士善渊爱成向宇多天皇进讲《周易》，是平安时代史书唯一一次记载“五经”的进讲。承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仁明天皇令直道广公读《群书治要》第一卷，称“有‘五经’文故也”(32)藤原良房等纂：《続日本後記》卷七，第77页。。宇多天皇《宽平御遗诫》的佚文中也有“虽不究经史，可诵习《群书治要》”一语(33)《宽平御遗诫》原书已佚，这句佚文为顺德天皇(1197width=10,height=11,dpi=1101242,1210width=10,height=11,dpi=1101221在位)撰《禁秘钞》所引用。顺德天皇：《禁秘鈔》卷上，塙保己一编：《群書類從》第二十六辑《雑部》，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32年，第385页。。由这些记载可以推测，平安时代的天皇可能是通过《群书治要》而非经典原书来学习儒家经典。

表2 日本基本史籍所载平安时代天皇、皇太子的汉籍读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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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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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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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佚名纂：《日本紀略》前篇二十，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10卷，第533页。

②藤原良房等纂：《続日本後記》卷一，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3卷，第11页。

③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四，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4卷，第47页；菅原道真纂：《類聚国史》卷二八，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5卷，第159页。

④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四，第62页；菅原道真纂：《類聚国史》卷二八，第159页。

⑤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三五，第451页。

⑥藤原通宪纂：《本朝世紀》卷二，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9卷，第24页。

⑦同上注。

⑧藤原通宪纂：《本朝世紀》卷二一，第292width=10,height=11,dpi=110293页；菅原道真纂：《類聚国史》卷二八，第159页。

⑨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三五，第451页。

⑩菅原道真纂：《類聚国史》卷二八，第158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二七，第361width=10,height=11,dpi=110362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佚名纂：《日本紀略》後篇一，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11卷，第10width=10,height=11,dpi=11011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良房等纂：《続日本後記》卷一七，第199页；菅原道真纂：《類聚国史》卷二八，第159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佚名纂：《日本紀略》前篇二○，第537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佚名纂：《日本紀略》後篇二，第38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良房等纂：《続日本後記》卷一二，第146页；菅原道真纂：《類聚国史》卷二八，第158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基经等纂：《日本文徳天皇実録》卷八，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3卷，第85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良房等纂：《続日本後記》卷一七，第199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二七，第361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良房等纂：《続日本後記》卷七，第77页；菅原道真纂：《類聚国史》卷二八，第158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二五，第342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二七，第361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佚名纂：《日本紀略》後篇一，第3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良房等纂：《続日本後記》卷一二，第146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基经等纂：《日本文徳天皇実録》卷三，第28页。

width=17,height=17,dpi=110藤原时平等纂：《日本三代実録》卷四五，第556页。

前三史和《文选》是日本平安朝廷仿照唐朝太学建立的“大学寮”中兼习诗文和史传的学科“纪传道”的教科书(34)参桃裕行：《上代学制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50年，第383width=10,height=11,dpi=110384页。。在“大学寮”中，最初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经学，但9世纪中叶左右“明经道”“纪传道”“明法道”“算道”四个学科开始分化，其中，以诗文和史传为主要学习内容的纪传道成了最耀眼的存在。纪传道甫一设立就受到贵族子弟的欢迎，其教官“文章博士”的位阶多为从二位以上(35)桃裕行：《上代学制の研究》，第143width=10,height=11,dpi=110147、79width=10,height=11,dpi=110111页。。纪传道出现后，经学在大学寮教育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明经道教官“明经博士”的位阶一般仅为五、六位，学生则多出自低微的下级官吏之家(36)桃裕行：《上代学制の研究》，第63width=10,height=11,dpi=11079页。。11世纪以后，大学寮中各个学科都出现了家学化的特点，世袭文章博士的有菅原家、大江家以及藤原氏的南家、式家和日野家，明经道则由清原家和中原家世袭。根据各家系图，11世纪以后世袭纪传道的诸家尤其是菅原家学者位阶至三位以上的代不乏人，而世袭明经道的清原、中原家学者位阶一般只是从五位或正五位，最高的清原定俊(1038width=13,height=13,dpi=1101105)也不过从四位(37)清原、中原博士家的位阶据《尊卑分脉》《系图纂要》所载二家系图统计。清原家系图见洞院公定等纂：《尊卑分脉》第四篇，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60卷，第157width=10,height=11,dpi=110166页；宝月圭吾、岩泽愿彦监修：《系圖纂要》，东京：名著出版影印内阁文库藏本，1974年，第13册，第461width=10,height=11,dpi=110516页。中原家系图见宝月圭吾、岩泽愿彦监修：《系圖纂要》，第14册，第441width=10,height=11,dpi=110481页。。

见于表2的天皇、皇太子侍读，其中为明经博士的有直道广公、春日雄继(790width=13,height=13,dpi=110868)、菅野佐世(802width=13,height=13,dpi=110880)、善渊永贞(813width=13,height=13,dpi=110885)、善渊爱成，为文章博士的有菅原清公(770width=13,height=13,dpi=110842)、春澄善绳(797width=13,height=13,dpi=110870)、菅原是善(812width=13,height=13,dpi=110880)、橘广相(837width=13,height=13,dpi=110890)、纪长谷雄(845width=13,height=13,dpi=110912)、藤原菅根(856width=13,height=13,dpi=110908)、藤原正家、藤原敦宗(1042width=13,height=13,dpi=110？)，为纪传博士(38)日本大同三年(806)至承和元年(834)大学寮中曾设置讲官“纪传博士”一名，讲习内容为中国史书，承和元年三月被取消，同时增设“文章博士”一名，可以认为“纪传博士”是“纪传道”讲官的分支，仅存在过较短时期。参考桃裕行：《上代学制の研究》，第108width=10,height=11,dpi=110109页。的有勇山文继，为文章得业生(39)“文章得业生”是在“纪传道”学生中选拔出的成绩最为优异的二人，作为“秀才”“进士”考试的候补者。的有大江音人(811width=13,height=13,dpi=110877)、藤原佐世(847width=13,height=13,dpi=110897)、小野美材(？width=13,height=13,dpi=110902)、藤原元方(888width=13,height=13,dpi=110953)(40)以上诸人的生卒年月和学职情况，悉据国史大辞典编集委员会编：《国史大辞典》，东京：吉川弘文馆，1979width=10,height=11,dpi=1101997年。。可见，在平安时代天皇、皇太子的侍读中，纪传道的学者也远多于明经道的学者。

花园天皇的侍读中，除《尚书》侍读清原宗尚和清原教光出自世袭明经道的清原家外(41)清原宗尚，历任大外记、博士，正五位。见洞院公定等纂：《尊卑分脉》第四篇，第161页。清原教光，清原家谱系无载，可能为清原教元之误，清原教元曾任大外记、博士、关东评定众，元亨二年(1322)出家。见宝月圭吾、岩泽愿彦监修：《系圖纂要》第13册，第496页。，藤原具范、藤原俊范(42)藤原具范和藤原俊范皆出自世袭纪传道的藤原氏南家。藤原俊范于正应四年(1291)补文章得业生，嘉元元年(1303)任东宫学士。藤原具范于弘安九年(1286)任大内记。参见佚名纂：《公卿補任》第二篇，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54卷，第400、454页；洞院公定等纂：《尊卑分脈》第二篇，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59卷，第469、468页。、菅原在辅、菅原在兼、菅原公时(43)菅原在辅、菅原在兼、菅原公时皆出自世袭纪传道的菅原家。菅原在辅，本名菅原在行，正应元年(1288)任大学头，正应三年迁文章博士。菅原在兼，建治三年(1277)任东宫学士，正应三年(1290)兼大学头，正应四年兼文章博士，历为伏见、后伏见、后二条、花园、后醍醐天皇侍读。菅原公时，菅原在兼养子，正和元年(1312)任大学头，元应二年(1320)任文章博士，嘉历元年(1326)任东宫学士，历为光严、光明天皇侍读。见佚名纂：《公卿補任》第二篇，第355、365、543页；洞院公定等纂：《尊卑分脉》第四篇，第70、65、71页。、日野种范都出自世袭纪传道的藤原氏南家、菅原家和日野家(44)日野种范，出自世袭纪传道的日野家，历任文章博士、大学头、大内记。参见佚名纂：《公卿補任》第二篇，第469页；洞院公定等纂：《尊卑分脉》第一篇，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编：《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58卷，第397页。。花园天皇的“御书始”也以《御注孝经》为教材，担任侍读的菅原在经是菅原在兼之子，也出自纪传道之家(45)菅原在经，菅原在兼子，历任东宫学士、大学头。参见洞院公定等纂：《尊卑分脉》第四篇，第65页。。

《帝范》和《贞观政要》在花园天皇在位期间的读书中也受到重视，但不见于表2。据日本学者对古抄本的研究，《帝范》至少在堀河天皇(1079width=13,height=13,dpi=1101107，1086width=13,height=13,dpi=1101107在位)的时代已有进讲的传统(46)坂本太郎：《帝範と日本》，《坂本太郎著作集》第4编《中国古代の典籍と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88年，第362width=10,height=11,dpi=110376页。阿部隆一：《帝範臣軌源流考附校勘記》，《斯道文庫論集》第7辑，1969年10月。，而《贞观政要》曾被一条天皇(980width=13,height=13,dpi=1101011，986width=13,height=13,dpi=1101101在位)学习(47)池田温：《貞観政要の日本流伝とその影響》，《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年，第260width=10,height=11,dpi=110293页。。按，《帝范》是唐太宗御撰以赐太子之书；《贞观政要》为史臣吴兢所纂，其书“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观戒”(48)王应麟：《玉海》卷四九《艺文》，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合璧本，1977年，第2册，第971width=10,height=11,dpi=110972页。。《帝范》《贞观政要》以及为帝王备览群籍之用的《群书治要》在花园天皇的读书中受到重视，说明14世纪初的日本天皇家延续了平安朝廷对唐朝政道与学问的尊崇。

三、花园天皇退位后的汉籍讲读与宋学
花园上皇退位之初常与日野资朝(49)日野资朝(1290width=10,height=11,dpi=1101332)，出自藤原氏旁流日野家，元亨元年(1321)任参议，次年叙正四位上，任左兵卫督、文章博士，同年兼山城权守、罢文章博士。日野家与持明院统关系十分密切，花园天皇退位后的几年间日野资朝都作为他的近臣活动。日野资朝后来倒向后醍醐天皇，两次参与倒幕，正中二年(1325)被幕府流配佐渡国，元弘元年(1331)被斩首。参考洞院公定等纂：《尊卑分脈》第二篇，第245页；佚名纂：《公卿補任》第二篇，第485、490、496、502页。、菅原公时“谈道”“文谈”。《宸记》元应元年(1319)闰七月四日记录：“入夜资朝参，召前谈道，颇可谓得道之大体者也。好学已七八年，两三年之间颇得道之大意，而与诸人谈未称旨。今始逢知意，终夜谈之，至晓钟不怠倦。”(50)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43页。关于“谈道”“文谈”的内容，据同年九月十六日的记录“今夜召资朝、公时朝臣，文谈、杂谈及半更，事及法门文谈，只养精神也，更非悬思于政道，所期修一身也”，以及元亨二年(1322)二月十八日的记录“资朝朝臣参，文谈、法谈及深更，当时政道叶正理之由语之”也可窥见(51)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52width=10,height=11,dpi=11053、191页。“叶正理之由”，意为合乎正理之事。“叶”，意为符合。“由”，意为趣旨，指听说的内容。。花园上皇说“更非悬思于政道”，或因不在其位而有所避忌，却反而说明他的所思、所谈都有关于政道。元应元年闰七月二十二日《宸记》记录了日野资朝、菅原公时等人夜谈《论语》的情况：“今夜资朝、公时等，于御堂殿上局谈《论语》，僧等济济交之，朕窃立闻之，玄惠僧都义诚达道欤。自余又皆谈义势，悉叶理致。”(52)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43页。“义势”，意为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主张。“理致”，意为道理。日野资朝、菅原公时都出自纪传道，但此时热衷于讲读儒家经典，并时常与上皇“谈道”，这种动向颇值得注意。花园上皇大概是受他们的密邀，因对其周围出现的新学风感兴趣而“窃立闻之”。日野资朝还向花园上皇推荐了禅僧月林道皎，花园上皇对道皎的佛学修为十分钦佩，经常与之谈法，并与之同读《碧岩录》。与月林道皎的交往被认为是花园上皇接受禅宗的开端，在元亨元年十二月道皎入元之前，花园上皇秘密皈依了禅宗(53)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77、98、179、181页。《宸记》记录的僧人名为“妙晓”。辻善之助考证“妙晓”为京都长福寺开山月林道皎(1293width=10,height=11,dpi=1101351)，延文二年(1357)被后光严天皇追赐为普光大幢国师。参考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3卷《中世編之二》，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第241width=10,height=11,dpi=110247页。。

《宸记》元亨元年三月十七日记录：“此间见《荀子》。此书无说，不及传授。此书又足罄理，而犹嫌子思、孟轲，尤遗恨也。”(54)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131页。“此书无说，不及传授”，意为没有博士家的家说，未能得到传授。汉籍传入日本以后，宫廷中的博士家对其进行训读，各家的训读法不同且密不外传，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说。“而犹嫌子思、孟轲，尤遗恨也”，意为特别是(荀子)厌恶子思、孟子这一点，令人十分遗憾。“嫌”，意为厌恶；“遗恨”，意为遗憾。三月二十四日记录：“此间见《孟子》，此书指无说欤。仍不及传受，只所见也。其旨诚美，仲尼之道委见于此书欤。尽人之心性，明道之精微，不可如此书，可畏后生必可翫此文者欤。”(55)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133页。四月二十日记录：“今日读《孟子》，至‘经德不回，非以干禄’，情感之至不可说尽。是吾志也。愚意苟叶圣言，岂不悦乎！”(56)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138页。五月五日记录：“公时进《孟子》第一、第二，此间读《孟子》，依所寻也。”(57)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141页。“依所寻也”，意为根据所询问的内容(进行解说)。七月二十五日记录：“又见杨子《法言》，此书又甚足观欤。”(58)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159页。元亨四年四月十二日记录：“闲见《文中子》，尤有味，实非诸子之比欤。而于诸子，荀、杨又可宗敬欤。”(59)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58页。

由元亨元年五月五日记录可知，花园上皇学习《孟子》的方式，是自己读完一遍后，在菅原公时的辅助下再次精读。这一方面反映出花园上皇对《孟子》的重视，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宫中的明经博士家没有把《孟子》列入家学的范畴。正中元年(1324)十二月三十日，花园上皇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历年的读书目录，名之为“凡所读经书目录”。此目中他把《孟子》列于《左传》《毛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之后，《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前(60)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91页。，显然是将《孟子》视作了“经”。

实际上，《孟子》《荀子》《法言》传入日本都在8世纪以前(61)《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有“《孟子》十四，齐卿孟轲撰，赵岐注。《孟子》七，陆善经注”“《孙卿子》十，楚兰陵令荀淑传曰：荀淑者，荀卿十一代孙也。荀况撰，号荀卿子，避宣帝讳改孙”“扬雄《法言》十三，宋衷注”。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东京：名著刊行会影印室生寺本，1986年，第45width=10,height=11,dpi=11046页。，但在古代日本不受重视。花园上皇以前，仅平安时代末的贵族藤原赖长(1120width=13,height=13,dpi=1101156)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读过《孟子》七篇(62)広池千九郎校正、增补史料大成刊行会编：《台記》卷三康治二年(1143)九月二十九日，京都：临川书店，1975年，第1册，第100页。。《荀子》《法言》不仅此前从未见于贵族学者的记录，而且日本古籍中对二书的引用也非常罕见(63)14世纪以前的日本古书对《荀子》《法言》的引用很可能是间接引用。参考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册，第951、960页。。日本典籍最早记录《文中子》的是《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64)大道一以:《普門院経論章疏語録儒書等目録》，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史料》第6编第31册，第485页。，因而《文中子》很可能最早是由入宋的禅僧携回日本。在中国，《孟子》正式入“经”是在北宋(65)参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文中子王通之学终唐之世不显，被重视也是在北宋(66)阮逸《中说序》曰：“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页)。孟子、荀子、扬雄、文中子这一组人物实际上正是程朱学派的“道统”说成立以前在北宋儒者中被广泛称述的孔子以下的“道”的授受谱系(67)参刘成国：《9width=10,height=11,dpi=11012世纪初的道统“前史”考述》，《史学月刊》2013年第12期。。花园上皇看重、欣赏此前在日本宫廷中很少被关注的《孟子》《荀子》《法言》《文中子》，并且将《孟子》视作经书，对其“尽人之心性，明道之精微”大加称赏，由此或可窥见其受到宋学的影响。

《宸记》元亨元年五月十八日记录：“今日《资治通鉴》见了，自去去年见之，去年中绝不见。今年又见之，此书历代治乱兴亡、君臣善恶大概无遗，尤枢要之书也。”(68)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143页。“去去年”，意为前年。次年六月二日又写道：“此间见《资治通鉴·唐纪》，太宗之德诚有足叹。末代之英主，唯在此帝欤。”(69)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218页。可见在这几年中，花园上皇曾反复阅读《资治通鉴》，并将其视作览鉴历代兴亡之由的“枢要之书”。元亨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花园上皇从藤原通宪(1106width=10,height=11,dpi=1101159)旧藏书中得到《南北史节要》《鬼谷子》《宋齐丘化书》《史通》(70)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54页。藤原通宪为平安时代后期政治家，学识渊博，藏书甚富。。四月十八日，他以较长的篇幅记录了阅读《史通》的感想。他赞许《史通》对史官史识的批评，但对《疑古》篇中怀疑圣人言行的议论，则严厉批评其“多不知圣人心，付异说疑圣作，愚之甚不可言”，“疑舜放尧、汤诬桀等数事，何不知圣之远乎！是博闻强识有余，通圣极道不足故也”，“以魏晋之伪诈，推虞夏之圣贤，暗惑之甚，不可亦言。不敢望孔门之义，只惯乱世之俗。学虽涉百家，无益于知道。后世君子，以是可为鉴诫”等等(71)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58width=10,height=11,dpi=11059页。。花园上皇高度重视《资治通鉴》和严厉批评《史通·疑古》，可见他坚持儒家正统史观。花园上皇读过的子书还有《老子》《庄子》《鬼谷子》《淮南子》《宋齐丘化书》等(72)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92页。。他对诸子进行批评时，也完全是以儒家思想为尺度，如其评《鬼谷子》云：“浅智不足测，而抑扬之间，颇涉于纵横，其意岂止于兹乎！而秦仪受业，才知其一，以是游说于诸侯，不能成霸王之业，宜哉！”(73)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57页。

花园上皇退位后日记中记录最多的读书活动，是以儒家经书为学习讨论对象的“谈义”(74)“谈义”，又作“谈议”，是天皇、将军、贵族等的讲释典籍的活动。。以元亨二年(1322)二月二十三日的《尚书》谈义为开端，花园上皇至少十年持续在朝臣中开展经书谈义。现存《宸记》止于元弘二年(1332)六月三十日，且正中三年(1326)一月一日至元弘元年十月一日之间的记录仅存元德元年(1329)十一、十二月的别记，元弘元年十月以后的记录也残缺不全，故无法得知花园上皇经书谈义的全貌。但仅从现存《宸记》也可以了解，花园上皇在这项活动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在这十余年间，后醍醐天皇两次发动倒幕活动，最终在元弘三年导致了镰仓幕府的覆灭，也导致了皇室两统的彻底分裂。在花园上皇举行经书谈义的同时，朝廷、幕府的政治正在进入最紧张的时刻。

《宸记》元亨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关《尚书》谈义的记录如下：

此日召公时、经显等朝臣，师夏聊谈《尚书》，经显读之，公时谈《正义》。虽无人，如法内内义也，且为劝学于人也。仍自今日始之，次第“五经”可谈之由，所思也。近代儒风大废，近日中兴，然而未及广，或有异议，为解人之过殊所谈也，于身者强无益者欤。(75)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192页。“虽无人”，意为尽管人少；“内内义”，意为小规模地在内部进行；“仍”表因果承接；“五经次第可谈之由”，意为应当依次讲论“五经”一事；“为解人之过殊所谈也”，意为为了化解他人的过失专门举行谈义；“于身者强无益者欤”，意为对于自身却未必有益吧。

由此可见，《尚书》谈义的形式是一人主讲、一人读《尚书》正文、一人讲《尚书正义》。引文中花园上皇还说明了自己发起经书谈义，不全是为了自身学问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要在宫中推广复兴儒学的活动。《尚书》谈义持续了二年多，《宸记》中共有五十三次相关记录，参与者少时二、三人，多时六、七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野资朝、菅原公时都是积极参与此谈义的成员。元亨四年三月八日花园上皇和朝臣在《尚书·秦誓》谈义之后举行了“竟宴”(76)“竟宴”是日本宫廷、大学寮、贵族私邸中为庆祝讲书结束而设的酒宴，始于平安时代。在讲读汉籍的竟宴上，参加者赋汉诗，在讲读日本典籍的竟宴上，参加者作和歌。，《尚书》谈义结束，花园上皇写道“凡六经可谈之由，心中发愿也”(77)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49width=10,height=11,dpi=11050页。。

《宸记》元亨二年九月七日记录了《尚书·咸有一德》的谈义。花园上皇评论道：“《咸有一德》，诚以肝要篇欤。《论语》‘一以贯之’，是同义欤。若有一德者何物不摄之乎？”(78)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238页。“肝要”，意为非常重要。花园上皇对“一德”的解释与《尚书正义》不同，足利衍述认为可能来源于蔡沈《书集传》的解释。然而《宸记》中未见有与《书集传》相关的记录，故无法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对经书关键字句的理解上，花园上皇不完全依据汉唐注疏的解释。

《尚书》谈义结束二十天后，元亨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花园上皇召集朝臣举行了《论语》谈义，讲师为中原师夏，参加者有四条隆有等六、七名朝臣(79)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55页。。此后《宸记》中共十二次记录《论语》谈义，除第一次外，讲师都是菅原公时。《宸记》最后一次记录《论语》谈义是正中二年(1325)十一月二十六日，讲读的篇目是《雍也》。正中三年(1326)一月一日至元弘元年(1331)十月一日之间的《宸记》已佚，而元弘元年以后花园上皇未再提及《论语》谈义，因而这个谈义实际结束于何时不详。正中二年九月六日、九月十五日和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记录都提到了量仁亲王的参加，说明此时的《论语》“谈义”可能还兼有教育亲王的功能。

为举行《论语》“谈义”，花园上皇专门制作了一种《论语》抄本。《宸记》元亨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记录：

此间抄《论语》末书皇侃疏已下数部类聚之，之外无他，为谈义也。书本经，其下注各义也。(80)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55页。“此间”，意为最近，“末书”，意为注释书。

四月七日记录：

此间《论语》抄出之外无他，今日第一《学而》《为政》两篇终功了。疏、正义并近代学者注等部类并他书又抄入之，仍不可有尽期，然而先以《疏》《正义》《集注》等抄出之也。(81)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57页。

在十二月三十日所记录的《今年所学书目》中，“外典”的部分列出了《论语》及注：

《论语》自一至二谈义了，《论语》皇侃、邢昺等疏并精义、朱氏、竹隐注等，同自一至二抄出了。(82)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89页。

由此可见，在花园上皇抄录的注释中，属于汉唐古注系统的有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正义》，属于宋人新注系统的有朱熹《论语集注》《论语精义》，可能还包括所谓的“竹隐注”(83)“竹隐注”不详为何家注，阿部隆一推测是现已亡佚的南宋朱子学派学者李用的《论语解》。参见阿部隆一：《室町以前邦人撰述論語孟子注釈書考(上)》，《斯道文庫論集》第2辑，1963年3月。。武内义雄和阿部隆一认为，花园上皇制作的抄本虽已不存于世，但其形制可能与现藏于日本京都曼殊院的抄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论语总略》相似，其特点是在经文之下抄录诸家注释。在日本现存的《论语》古抄本中，中原家最早的“家本”书写于13width=13,height=13,dpi=11014世纪(84)“家本”，为日本古抄本的专门用语，指在具有专门学问的家族中代代流传的抄本。即使是同一部书，不同“家本”的文本、训读也往往不同，因此能够保留来源不同的文本以及各“家”对于文本的不同解释。，清原家最早的“家本”书写于14世纪，两者的文本都是何晏《论语集解》。刊刻于正平十九年(1364)的“正平版”《论语》，其文本也是《论语集解》。古抄本和“正平版”《论语》纸背的批语，文本来源有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正义》，而没有任何程朱系统的注释。曼殊院藏《论语总略》中收有五条源自朱子《论语叙说》和《读论语孟子法》中的二程经说，是流传至今的这一时代的抄本、刻本中收入程朱学派经说的唯一例子(85)参考武内义雄：《論語皇疏校訂の一資料――国宝論語総略について》，《武内義雄全集》第1卷，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第447width=10,height=11,dpi=110459页；阿部隆一：《室町以前邦人撰述論語孟子注釈書考(上)》，《斯道文庫論集》第二辑，1963年3月。。总之，14世纪初，日本人讲读《论语》是以《论语集解》为主，并辅以皇侃《义疏》、邢昺《正义》，程朱学派的注释当时尚未进入宫中明经博士家的家学体系。因此，花园上皇所制抄本吸纳朱子学派注释的意义非同寻常。

《宸记》元亨四年四月二日记录了对《论语》的评论：“每句有甚深重之义，明珠蕴含六合之譬，诚哉！只恨末代学者知其一，不辨妙理涉万端而已。余聊示《学而》一文之浅略之义，诸人初开悟。此书为圣人之言，仍每章有无边之深义。浅见者浅得之，深见者亦深识其理。不得体道，孰尽其义理乎？”按，“明珠蕴六合”“妙理涉万端”均出自《论语义疏》皇侃序(86)“明珠蕴六合”出自“故蔡公为此书为圆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镜百寻，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鉴包六合’”。“妙理涉万端”出自“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以及“而音作伦者，明此书义含妙理，经纶古今，自首臻末，轮环不穷”。参见武内义雄：《論語義疏(校本)》卷首，《武内義雄全集》第1卷，第201页。，“不得体道，孰尽其义理”却全似道学家口吻。可见，花园上皇不仅在《论语》抄本中抄录了新旧二家注释，而且在对《论语》要旨的解释方面也会通了新旧二义。

在进行《尚书》《论语》谈义的同时，花园上皇还向明经博士中原师夏学习了《礼记》《毛诗》。元亨二年十二月，在日野资朝之父日野俊光的斡旋下，明经博士中原师夏正式成为花园上皇侍读(87)元亨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宸记》记录了日野俊光为中原师夏申请担任侍读，花园上皇令其禀报后伏见上皇，二十四日俊光再次向花园上皇禀报，称所申请侍读一事并非事出无因，为何再多生枝节？花园上皇也评论道，明经道侍读虽然是稀有之事，但近代以来已有先例。参见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261页。。《宸记》中有十二次记录中原师夏向花园上皇进讲《礼记》。正中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花园上皇完成了《礼记》的学习。十二月十三日，他记录了中原师夏进讲《毛诗》，但此后《宸记》未再见有相关记录。

正中二年，花园上皇自己学习了当时宫中已无人传授的《周易》。《宸记》正中二年六月七日记录：

此间徒然之间，读《易》疏，是知命之后，可见此书之由。有古人口传，而宽平御读之由见御记，是卅许御年欤，未勘之。又汉朝人多以幼年学之，予心中窃疑之，而去年又梦想事，旁以符合之间读之也。(88)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124页。“徒然之间”，意为寂寥之中；“有古人口传”，说明花园上皇所用的文本是宫中流传的旧本，有古时的训读；“御记”，指宇多天皇《宽平御遗诫》。

花园上皇还在正中二年六月七日的日记纸背详细解释了自己学习《周易》具有充分的理由，如“去年有梦想事”“只为道义也”“何况践天子之位，岂不知天命哉！”(89)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124width=10,height=11,dpi=110125页。之所以要特别加以说明，是因当时日本宫廷中流行五十岁以前不读《易》的禁忌之说(90)参水上雅晴：《日本中世の易学における禁忌——明経博士家に対する影響を中心に》，《琉球大学言語文化論叢》2011年第8卷。。早在正和三年(1314)菅原在辅向尚在位的花园天皇进讲《群书治要》时，就特别避开了第一卷《周易》，并解释因五十以前不读《周易》的禁忌之说流行，故当时宫中已没有博士能继承《周易》家说(91)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1册，第136页。。

元弘元年以后残缺不全的《宸记》留下了花园上皇学习《左传》并举行谈义的记录。元弘二年四月十六日记录：

《左传》自去年读之，今日终功。余此书未终一部之功，欲受说，而无其仁之间，先读之，连连虽见之，自去年殊见之，重可合《正义》也。(92)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269width=10,height=11,dpi=110270页。“无其仁之间”，意为无人能够传授家说之时，“仁”与“人”同；“重可合《正义》也”，意为应再与《春秋左传正义》对读，“合”是“读合”之意，“读合”指将各种有关系的文本放在一起边读边校勘。

因为缺乏有能力的明经博士传授家说，花园上皇自己用一年多的时间读完了《左传》，但对于“未终一部之功”也就是没有得到博士家的传授感到遗憾。在读完《左传》后不久，元弘二年五月九日他开始进行《左传》的谈义，并定下每月三次的计划(93)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275页。。《宸记》中最后的读书记录是元弘二年(1331)六月十二日的《左传·闵公二年》谈义(94)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282页。。

四、从“文”向“道”——花园天皇的宋学接受维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位时的花园天皇对汉籍的学习大体上延续了平安时代天皇家的读书范式。其特点为：1.对儒家经书的重视程度不高；2.讲读最多的是前三史，对《文选》《帝范》《群书治要》《贞观政要》也较为重视；3.侍读多数出自纪传道家，明经道家的学者极少。退位后，花园上皇对儒家经书极为重视，他不仅持续以明经道家的中原师夏为侍读学习《礼记》，而且长期召集朝臣举行《尚书》《论语》《左传》谈义，即使在宫廷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未停止。他将朱熹《论语集注》《论语精义》作为《论语》谈义中采用的注释，将《孟子》视为经书，推崇《荀子》《法言》《文中子》，反复阅读《资治通鉴》，在评价子书和史书时完全以儒家思想为尺度。笔者认为，花园天皇退位后在汉籍讲读上的显著变化反映了14世纪初日本宫廷中的学风开始向宋学转变。

花园天皇十二岁登基，二十二岁退位。他在位时的读书很可能是依照其父伏见上皇的安排(95)正和二年五月六日，花园天皇因不满于参与《帝范》谈义的朝臣的学问而向伏见上皇报告。同年十月六日，他立志从此要每天读一卷书，并说伏见上皇前年即有此旨意。这些记录都从侧面反映出花园天皇在位时的读书受到伏见上皇的指导和监督。见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1册，第75width=10,height=11,dpi=11076、102页。。退位之初，花园上皇希望避世隐居(96)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10、50width=10,height=11,dpi=11052页。，但很快就被其兄后伏见上皇托付了教育“持明院统”皇位继承人量仁亲王的职责(97)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56width=10,height=11,dpi=11057页。。“持明院统”皇位继承的危机(98)后醍醐天皇登基后，在后宇多上皇的斡旋下，下一任天皇又被定为了“大觉寺统”的邦良亲王。据田中义成研究，花园上皇之兄后伏见上皇为了祈愿其子量仁亲王能够继承皇位，向各处神社奉纳“愿文”，大正年间尚存二十八通之多。参考田中义成：《南北朝時代史》，东京：明治书院，1924年，第12width=10,height=11,dpi=11013页。，以及关系“持明院统”未来政治的量仁亲王的教育，是无法避世隐居、独善其身的花园上皇此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花园上皇在政争中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这又使得他能够以冷静而具有远见的方式，换言之也就是以树立新学风的方式回应他身处于其中的宫廷政治问题。

在《学道之御记》中，花园上皇明确指出当时宫廷学风的弊病为：“中古以来，以强识博闻为学之本意，未知大中本性之道。而适有好学之俦、希圣人之道者，虽知古昔以来帝王之政、变革之风，犹疏达性修情之义。此人则在朝任用之时，能虽练习政化，犹于己行迹，或多违道之者。何况末学之辈，只慕博学之名，以读书之多少，为优劣之分，未曾通一个之义理，于政道无要，于行迹有过，又其以风月文章为宗(99)“风月”在日本古代文献中多指诗文。，不知义理之所在，是不足备朝臣之员，只是素餐尸禄之类也。”他认为，炫耀强识博闻的学风由来已久，就算是那些渴慕圣人之道且了解古代圣王明君政道之要、变革之法的朝臣，也不能修己一身，故行事多有过失，而素餐尸禄的腐朽无能之辈就只会炫弄博闻多识和诗文风雅，全然不知义理为何物。类似的批评也多次见于《宸记》。如元应元年(1319)十月二十六日，他在规划量仁亲王的教育时批评“近代”以来的学风道：“而近代人心以风月欲钓名，故不见文义而留风月，儒教之衰微尤在兹欤！”(100)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56width=10,height=11,dpi=11057页。元亨三年(1323)六月十七日他记录了后醍醐天皇破格将日野俊基提拔为藏人后朝中物议纷纷，因而指出君王当有知人之智：“智不过人者，争知人之善恶？为君必不可无智，非唯究九流百家，能知道义，以是为知也。《宽平御遗诫》云‘天子入杂文不可消日’云云。是王者学之体，先知道之大体，其后可学诸子百家杂笔风月之道也。若不见书者争知道，至三史五经必先可学也。近代之风以风月为先，未知儒教之大体，可惭可惭！”(101)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2册，第276width=10,height=11,dpi=110277页。此段中的“可”，意为应当。可见，花园上皇认为，无论是朝臣、太子还是天皇，都应摒弃对博闻强识和诗文风雅的推崇，完全地以探究儒家之道作为为学宗旨，而学习经史就是探究儒家之道的根本途径。

众所周知，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平安朝廷为对外交流和确立自身国际地位的需要，出现了热衷汉诗文学习和创作的风气。平安朝廷编纂的《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文粹》等汉诗文总集就是这种学风的直接体现。著名的纪传道学者大江朝纲(886width=13,height=13,dpi=110957)在天庆二年(939)为《倭注切韵》作序时说“夫学问之道，作文为先。若只诵经书，不习诗赋，则可谓书厨子，而如无益矣。辨四声详其义，嘲风月味其理，莫不起自此焉”(102)载观智院本《作文大体》卷首。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和书之部编集委员会编：《平安詩文残篇》，天理：天理大学出版部、东京：八木书店，1984年影印天理图书馆藏本，第6width=10,height=11,dpi=1107页。，为当时的学风提供了注脚。实际上，纪传道虽然以前三史和《文选》为教科书，但其学习的措意点主要不在史学，而在于培养诵诗作文的能力(103)平安时代，大部分纪传道学生都止步于“文章得业生”，仅有极少数“文章得业生”参加并通过最终的“对策”考试而获得“大业”。在从初学到获得“文章得业生”资格的各级考试中，诗赋是最主要的内容。参考桃裕行：《上代学制の研究》，第246width=10,height=11,dpi=110271页。。

所以，花园上皇对“强识博闻”“以文章风月为宗”的批评，所针对的是日本宫廷延续自平安时代的学风。值得注意的是，他引用宇多天皇《宽平御遗诫》，指出帝王之学要以“知道”为本，故“至三史五经必先可学”，但据本文第二节引用的《宽平御遗诫》佚文“虽不究经史，可诵习《群书治要》”来看，宇多天皇的本意可能并不是要重视经史本文的学习。所以，花园上皇以《宽平御遗诫》为依据要求君王由研读儒家经典来明白道义，很可能是在托古革新。他将政道不立的原因归结为喜好博闻强识、诗文风雅的学风盛行，认为中兴儒教、建立“只以圣人之道为己之学”的学风是树立政道的唯一途径，这却鲜明地体现出一种宋学的思维。

中唐以降受到朝廷重视、士人欢迎的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是北宋前期的科举改革中被关注最多的对象(104)参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7width=10,height=11,dpi=110120页；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3width=10,height=11,dpi=11065页。。在推动科举改革的各种声音中，被认为是开道学风气之先的孙复、胡瑗等人的态度比较激进。他们对于诗文之学完全持否定态度，要求学者以探求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圣贤之道为学问之本。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孙复在寄范仲淹书中说：

复窃尝观于今之士人，能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鲜矣。何哉？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阃奥者，百无一二。向非挺然持古、不狥世俗之士，则孰克捨于彼而取于此乎？(105)孙复：《孙明复小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0页。

孙复将隋唐时期的科举一概归纳为“专以辞赋取人”，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但“探索圣贤阃奥者，百无一二”正反映出他对诗赋之学大加以攻击是出于对经术实学衰颓的担忧。胡瑗弟子刘彝对宋神宗言其师之学，曰：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历世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胡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自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二千余人。(106)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册，第316width=10,height=11,dpi=110317页。

刘彝将“圣人之道”分析为“体”“用”“文”。“体”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精髓，刘彝称其为“历世不可变者”；“文”虽包摄诗、书、史传、子集，但必须具有“垂法后世”的作用；“用”则是将抽象的儒家思想和文字落实于民生日用中的具体措施。刘彝认为，科举制度以诗文为取士标准，是导致圣人之道不能贯彻于民风民俗的根本原因，而胡瑗在苏、湖、太学中所开展的教育活动，就是矫正声律浮华之学的“体用之学”。

皇祐二年(1050)程颐上书仁宗皇帝，昂然自道：“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书中论及科举之事，曰：

国家取士，虽以数科，然而贤良方正，岁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过博闻强记之士尔；明经之属，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者也。最贵盛者，唯进士科，以辞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以取科第，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107)《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0width=10,height=11,dpi=110515页。

程颐向仁宗分析了当时科举各科的弊病，制科之弊是仅知博闻强记，诸科(即唐之明经)之弊是不晓义理，进士科之弊是以辞赋声律为学。程颐上书未得报，后二年游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试诸生，得程颐所对，大为惊异。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首先提问圣人之徒三千，何以独称颜子为好学，并自答颜子之学就是至圣人之道之学。接着他讨论圣人之学是否可至以及如何可至，从追问性、情本源出发，指出一条约其情、养其性、正其心、力其行的学道之路，所谓“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以及“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最后，他再次抨击当时流行的学风道：

孔子则生而知也，孟子则学而知也。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108)《河南程氏文集》卷八《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577width=10,height=11,dpi=110578页。

此文延续了上书仁宗皇帝时的意见，呼应了胡瑗等人有关科举和教育改革的主张。由程颐在弱冠之年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改变“博闻强识”“巧文丽辞”的学风是开道学风气之先的儒者们在科举和教育改革中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他们认为，科举和学风的问题不仅关乎士林风气，而且与“帝王之道、教化之本”直接相连。年轻时代的理学家程颐，延续并发扬了这种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追求“圣贤之学”的途径引向了性、情、心、行这一整套“求诸己”的内在工夫(109)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虽然也称诗赋为“无用”，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他再次提起罢诗赋的旧话，但朱熹不是在罢黜诗赋以探求圣贤之学的二元结构中展开议论，而是对已经定型的科举制度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新的设计。而且，朱熹对于包括诗赋在内的“文”的态度要比开道学风气之先的儒者以及程颢、程颐都缓和得多，他在音韵方面下的功夫也很深，这由收在《朱子语类》中的“论文”两卷就可见一斑。参考《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3355width=10,height=11,dpi=1103364页；《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卷一四○《论文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8册，第4288width=10,height=11,dpi=1104345页。。

花园上皇在《学道之御记》中说“二者欲明大中之道，尽天性之义，不好博闻，不宗风月，只以圣人之道为己之学，是则所本在王佐之才，所学明德之道也。既轶近古之学，有君子之风。学之所趣，以此为本”，批评以强识博闻、诗文风雅为好尚的学风，要求朝臣由修身而至圣人之道，并在政事中体现圣人之道。这一论述脉络与北宋开道学风气之先的儒者尤其是程颐的思想非常接近。花园上皇认为朝臣不能仅仅政事练达，还必须要明“达性修情之义”，即要使“情”收敛于“性”，在修身的方面也追求圣人之道，这与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将圣人之学引入约其情、养其性的内在修身功夫的思想脉络也相一致。

其实，博闻强识、热衷诗文未必意味着不能明义理、不能通政事。以中国而言，如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所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110)《苏轼文集》卷二五《议学校贡举状》，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4页。；以日本而言，在平安时代的鼎盛时期，文采斐然、见识卓越且能对朝廷政事提出切实意见的纪传道学者也并不少见。花园上皇有良好的文学修养(111)参岩桥小弥太:《花園天皇》，第111width=10,height=11,dpi=110131页。，但他没有将平安时代的学风作为理想，却倡导“以圣人之道为己之学”，这一思想的运动方向与北宋道学成立之初的轨迹相似。

在现阶段的研究中，我们还无法确定花园上皇这种宋学思维的直接来源，这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实际上，《宸记》中的读书记录不一定能够反映花园上皇读书的全貌，他有可能刻意凸显了某些部分(112)例如在正中二年(1325)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纸背，花园上皇写道：“近代有新渡书，号《诗人玉屑》，诗之髓脑也。与和哥义全不异。见此等之书，哥义自可披蒙。”说明他对魏庆之《诗人玉屑》很有心得，并将其视为和歌创作的重要理论。但在《宸记》正文中他从未提及《诗人玉屑》，甚至在正中元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今年所学目录》《凡所读经书目录》、正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今年所学目录》中也没有记录。参见村田正志校订：《花園天皇宸記》第3册，第89width=10,height=11,dpi=11093、165width=10,height=11,dpi=110167页。。而且，14世纪前已有不少宋儒著作传入日本，北宋儒者的观点为花园上皇所了解也完全合乎情理。另外，花园上皇在退位后的两三年间频繁与之“谈道”的日野资朝、菅原公时是年轻而有学问的大臣，他们与禅僧亦有密切往来，有可能经由禅僧而接触到宋学思想。

其实，相对于成熟期的宋代理学，北宋的道学先导者们从“文”向“道”的思想进路与14世纪初日本宫廷的思想文化状况更为贴合。花园上皇退位后高度重视儒家经典的讲读，反对推崇博闻强识、诗文风雅的宫廷学风，要求朝臣、太子、天皇都以圣人之道作为为学宗旨，这些动向反映出他复兴儒学、重塑政道的愿望。花园上皇不会是当时日本宫廷中唯一受到宋学影响的人，但他树立新学风的努力，对于还延续着平安时代学风的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而言，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五、馀论：花园天皇在日本宋学接受史上的位置
据持明院统重臣洞院公贤(1291width=13,height=13,dpi=1101360)的日记《圆太历》康永三年(1344)十月二十一日记录：

今日上皇御幸荻原殿，资明卿、隆职卿、行亲朝臣已下依召参仕，有《礼记·中庸》御谈义……且禁里连连御谈义、论义等之时，少少有杂乱事，仍召彼辈，法皇频有讽谏敕定，事及再三，尤文道之绍隆欤。(113)岩桥小弥太、斋木一马校订：《園太暦》卷一，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70年，第189页。

在洞院公贤写下以上日记的康永三年，花园天皇出家已近十年，距离去世仅四年。“荻原殿”是花园法皇的居所，文中的“上皇”指在后醍醐天皇的倒幕运动中被迫退位的光严天皇量仁，“禁里”则是当时在位的光严天皇之弟光明天皇。由这段记录可知，光严上皇到花园法皇居所旁听法皇召集宫中重要文臣举行的《中庸》谈义，而当时光明天皇也持续进行着谈义等读书活动，花园法皇对其十分关心。这是有关花园法皇汉籍讲读的最后的记录，不仅反映出花园法皇在遭逢丧乱后仍保持着对儒家经典的重视，而且说明了他所树立的新学风得到了光严天皇、光明天皇的继承。

14世纪中期以后，经学受到天皇、将军和各级贵族的重视，明经博士家的地位也较14世纪初有了显著提高。曾任后圆融天皇侍读并进讲陈澔《礼记集说》的清原良贤(1348width=13,height=13,dpi=1101432)，没后被追赠为从三位。清原良贤的曾孙清原业忠(1409width=13,height=13,dpi=1101467)曾向后花园天皇(1419width=13,height=13,dpi=1101470)进讲“四书”“五经”，又向将军足利义政、义胜讲授《孝经》和“四书”，生前得叙从三位。清原业忠的孙子清原宣贤(1475width=13,height=13,dpi=1101550)曾担任后柏原、后奈良天皇、正亲町天皇侍读，并为将军足利义植、足利义晴讲授儒典，生前叙正三位。在向天皇、将军进讲之外，清原业忠、清原宣贤还面向禅僧和地方领主讲释儒典，影响力遍及日本全国的公卿、武士和禅僧(114)参考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第195width=10,height=11,dpi=110196、466width=10,height=11,dpi=110481页。。在花园天皇的时代，“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只是作为《礼记》的篇目被讲读，《孟子》则完全未被视作“经”，而到了清原业忠的时代，“四书”已成为系统的知识被学习。承载着清原家家说的“四书”“五经”抄本和抄物大量保留至今，而其中绝大部分书写于15width=13,height=13,dpi=11016世纪。这些抄本、抄物也以实物的形式反映着14世纪以后经学在日本宫廷中的复兴。

在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中，如要接受宋学这种“新儒学”，就必须先创造“新儒学”得以成立的条件。因此，宋学的接受首先要以转变学问范式的方式发生——这是花园天皇与北宋开道学风气之先的儒者们有相似思想轨迹的历史逻辑所在。本文希望从对花园天皇的宋学接受的讨论中得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如果我们将中国、日本以至其他东亚国家的思想史都看作是动态的过程，不被如“朱子学史”“儒学史”之类的概念所限定，就有可能超越近代以来形成的研究范式，重新发现国别思想史之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