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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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
刘 畅

摘 要：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民族自信心渐趋增强。通过对本国山水景观的再发现，高丽文人体味到高丽可与中原相媲美的高度自信；《东明王篇》通过在《三国史记》基础上对本土历史记忆的再建构，强化高丽政权合法性，强化国民的族源认同；战争与使行诗表现出高丽面对周边民族政权以“华”自居，甚至想与宋朝这一传统中原政权并居“中华”中心的高度自信。这既是高丽通过自建国以来持续学习、模仿古代中国，逐渐确立其国家主体意识的结果，也是12至13世纪东北亚局势变化的激发。

关键词：中韩关系；宋丽关系；高丽；韩国汉诗

中国毗邻朝鲜半岛，国家交往源远流长。朝鲜半岛文物典章深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在统一新罗时期被称作君子之国(1)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五《文宗仁孝大王二》文宗二十二年(1068)七月：“宋人黄慎来，宋帝召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发运使罗拯曰：‘高丽古称君子之国，自祖宗之世，输款甚勤，暨后阻绝久矣。今闻其国主贤王也，可遣人谕之。’”(首尔：明文堂，1991年，第126页)卷三五《恭让王二》恭让王三年六月，成均生员朴礎等上疏：“我国家自庚寅、癸巳以上，通儒名士多于中国。故唐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题本国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第810页)另，孙卫国教授以为朝鲜半岛在统一新罗时期已有“小中华”称谓(《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第41页)。。高丽(918width=13,height=13,dpi=1101392)建国后，先后通使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遣使来贡。1030年，高丽派出293人使团来宋，翌年归国，此后四十三年间未再遣使。宋神宗施行“联丽制辽”政策，厚待高丽，与高丽文宗意欲通宋的想法一拍即合，两国恢复通交。熙宁九年(1076)，高丽使臣崔思谅如宋，宋题其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2)安鼎福：《东史纲目》卷七下，《朝鲜群书大系》续第十六辑《东史纲目》第二册，朝鲜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第266页。然此馆未见中国正史记载，韩国正史涉及较早者为《高丽史节要》卷三五《恭让王二》恭让王三年六月成均生员朴礎等上疏条，如上，但未详载此题额的时间，故未知此馆确乎存否。。元丰三年(1080)宋人将高丽使臣朴寅亮、金觐所著诗文刊刻成书，即《小华集》(3)刘畅：《宋神宗、哲宗时期中朝汉诗交流系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宋徽宗以继承神宗国策为标榜，对高丽待遇更上一层，而高丽虽在文化上向慕宋朝，却始终将保国放在第一位。高丽在不断学习、模仿古代中国的同时，高丽文人的国家主体意识也在不断萌发，12世纪的本国史修撰即其初步形成的鲜明标志。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初，在宋金等国渐趋衰弱的形势激发下，高丽文人的国家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他们不仅认为高丽本土山水之美不亚于中国，还进一步追认并神化朱蒙为高句丽以至高丽先祖，甚至以“华”自居，希望与宋平起平坐。

由于朝鲜半岛“朝鲜王朝与同时代的明清王朝的关系，属于中朝关系史上典型的封贡关系时期，呈现出一些阶段性发展特征”(4)王臻：《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世界历史》2018年第2期。，中韩等国学者对明清时期尤其易代之际的中韩关系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相较于此，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中朝关系研究则略少。就本文所举研究对象而言，虽积累了一定基础(5)中国论文如朴相福：《漫谈〈东明王篇〉与〈诗经·大雅·生民〉之关联》，《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李岩：《李奎报〈东明王篇〉艺术结构漫论》，《东疆学刊》2005年第3期。韩国论文如width=32,height=11,dpi=110：《〈東明王篇〉width=50,height=11,dpi=110 李奎報width=92,height=11,dpi=110》，《韩国文学与艺术》2017年总第24期；边东明：《李奎報width=10,height=11,dpi=110 「東明王篇」 width=117,height=11,dpi=110》，《历史学研究》2017年总第68期；width=32,height=11,dpi=110：《李奎報 ‘東明王篇’width=57,height=11,dpi=110》，《史丛》2000年总第52期；width=32,height=11,dpi=110：《東明王篇width=10,height=11,dpi=110 李奎報width=10,height=11,dpi=110 多元的天下观》，《width=42,height=11,dpi=110》1997年总第83期；孙政仁：《李奎報width=10,height=11,dpi=110 〈東明王篇〉width=10,height=11,dpi=110 構成樣相width=9,height=10,dpi=110作品width=10,height=11,dpi=110 性格》，《韩民族语文学》1986年总第13期；朴菖熙：《李奎報width=10,height=11,dpi=110 「東明王篇」詩》，《历史教育》1969年总第11-12期。其中朴菖熙论文尤具启发性。，但诸文聚焦于《东明王篇》本身，探讨其故事起源、叙写方式、艺术结构、写作背景，而有关叙写背景的研究，更侧重于李奎报个人。朴菖熙论文虽关注到本诗撰写之际，高丽本国发生的庆州叛乱等事，将此作为写作动机之一，但均未能将本诗放到历史发展脉络中，探讨《东明王篇》书写是如何由中国东北地区族群的始祖传说层累地造成，展现本诗所体现的高丽始祖起源传说的形成过程；也未能写明本诗形成背后，客观暗含着高丽在对华认同、模拟等基础上，通过始祖神化，强化民族认同感、构建国家主体意识的可能。至如曾有中国学者错将《东明王篇》创作归于蒙古入侵的影响(6)如张春海：《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安徽史学》2018年第1期。，曾有韩国学者将《东明王篇》作为真实历史，并为其“争夺”高句丽张本(7)如width=445,height=11,dpi=1102006年第19期。，则更是或忽略了高丽中期内外交互作用下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发展及其对宋丽关系的影响，或忽视了古代韩国所受中国的深远影响。

高丽918年建国，936年统一朝鲜半岛，彼时高丽只是太祖与大小豪族的联合政权。光宗朝(949width=13,height=13,dpi=110975)初步实现中央集权，高丽也通过任用后周人双冀，开始实施科举制。景宗朝(975width=13,height=13,dpi=110981)模拟唐代设立田柴科，官俸制度建立。成宗朝(981width=13,height=13,dpi=110997)郡县制基本确立完善，中央权力可基本下达地方。中央设立国子监，也开始推行地方教育。显宗朝(1009width=13,height=13,dpi=1101031)施行地方考试选拔制度。文宗朝(1046width=13,height=13,dpi=1101083)高丽国家制度设施基本完善，地方私学教育逐渐发达。睿宗朝(1105width=13,height=13,dpi=1101122)着重发展官学教育，官私教育并举。总体而言，高丽国初汉文学水平并不发达，至睿宗朝以来，才逐步开始成熟(8)刘畅：《论高丽前期汉文学发展主要动因》，《东疆学刊》2019年第1期。。12世纪中期，金富轼奉诏纂修朝鲜半岛三国史，既是高丽汉文学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也是高丽国家主体意识初步确立的标志。此后，高丽文人政治极大发展，至毅宗朝(1146width=13,height=13,dpi=1101170)达到高峰。但因1170年武臣乱，国家政治动荡，中央文官家族在武臣乱中惨遭杀戮，逃亡乡野寺庙者不可胜数，文官系统遭受重创。明宗朝(1170width=13,height=13,dpi=1101197)末期以来，政权逐渐开始在武人崔氏家族手中大体稳定下来，伴随崔氏执政时代开启，混乱逐渐平息。

高丽中期，国家在武人政权主导下进入新的常态。意识形态领域，构建对高句丽的继承观，统合诸族，强化国家认同，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稳固政权，对外也可对应北部拓边战略，享有扩土的合法性。加之金元之际，高丽昔日臣服的宋、金均由盛转衰，蒙古又尚未成势，也在客观上促进高丽文人的国家主体意识渐趋强化，在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对比中，越来越自觉地在“中华文化圈”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于是，高丽文人通过模拟中国的方式，重新认识本国山水景观，得出本国自然景观美感超过中方的结论；由《三国史记》至《东明王篇》，藉由对中国东北民族始祖传说的移植构建，以神化始祖的方式，塑造国家正统性，确立本国的族源认同；最终在东北亚局势变化中，通过贬低周边民族为夷狄的方式，夸耀自己的中华身份，表现出与宋并列“中华”中心的自信与渴望。而此后伴随蒙古强盛，高丽后期臣服于元，其国家意识与对华观念则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故本文选取高丽中期这一时段，从山水景观的再发现、祖先追认、战争与使行诗三个角度论述阐明高丽文人的国家主体意识，及其背后所体现的古代中国的强大影响。

一、本国山水景观的“再发现”：甘露寺
高丽明宗十五年(1185)三月，命文臣制《潇湘八景诗》，并“仿其诗意，摹写为图”(9)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一三《明宗光孝大王二》，明宗十五年三月，第307页。。潇湘八景远在湖南，高丽人通常无法亲身观览，作画前要参考宋人画作或诗文尤其惠洪组诗，才能有所依凭。但高丽此番诗画创作，既没有直接临摹或凭借对宋迪画作的记忆、传闻来复原作画，也没有直接依照中国诗作画，而是重新作诗后重新作画。虽然创作主题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但实际操作却不想全然同于中国。同样，高丽还利用北宋现有名称命名本国山水风物，从关注中国山水到以此为基点重新发现本国山水，高丽文人展现出自认不亚于宋朝的文化自信。

高丽开城西二十四里有凤鸣山(一名五凤山)，山下有“甘露寺”，即取名自北宋润州甘露寺。自金强盛，高丽使行来宋，即乘船过海至明州，再沿水路北上，润州是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重要地点。高丽人途经润州，熟悉其情形，甚至还有可能参观游览过甘露寺。李仁老(1152width=13,height=13,dpi=1101220)《破闲集》中的一则故事，详细讲述了高丽甘露寺的创建由来：

昌华公李子渊杖节南朝，登润州甘露寺，爱湖山胜致，谓从行三老曰：“尔宜审视山川楼观形势，具载胸臆间，毋失毫毛。”舟师曰：“谨闻命矣。”及还朝，与三老约曰：“夫天地间凡有形者无不相似。是以湘滨有九山相似，行者疑焉；河流九曲，而南海亦有九折湾。由是观之，山形水势之相赋也，如人面目，虽千殊万异，其中必有相仿佛者。况我东国去蓬莱山不远，山川清秀，甲于中朝万万，则其形胜岂无与京口相近者乎？汝宜以扁舟短棹，泛泛然与凫雁相浮沉，无幽不至，无远不寻，为我相收。当以十年为期，慎无欲速焉。”三老曰：“唯。”凡六涉寒暑，始得之于京城西湖边，走报公曰：“既得之矣。三餐可返，冀烦玉趾一往观焉。”遂相与登临之，喜见眉须，曰：“且南朝甘露寺，虽奇丽无比，然但营构绘饰之工特胜耳。至于天生地作自然之势，与此相去真九牛之一毛也。”即捐金帛庀材瓦，凡楼阁池台之制度一仿中朝甘露寺。及断手，用题其额，亦曰“甘露”。指画经营既得宜，万像不鞭而自至。后诗僧惠素唱之而金侍中富轼继之，闻者皆和，几千余篇，遂成钜集。(10)李仁老：《破闲集》卷中，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若信赖这则材料，则此“宋朝景观风物群”出现在李子渊(1003width=13,height=13,dpi=1101061)生活之高丽初，但实际这则材料很可能只是假说。首先，文中所言包含惠素诗在内的几千首诗均未存世，值得怀疑。其次，北宋与契丹也确曾以“南朝”“北朝”对称，但现存中韩正史并无李子渊出使北宋的记载，且李子渊在高丽显宗十五年(1024)擢魁科，文宗朝(1046width=13,height=13,dpi=1101083)历尽显耀，而宋丽两国直到1071年恢复通交，曾有四十三年断交期，所以他出使过北宋的可能性很小。大抵后世文献也因发现其中纰缪，才将“南朝”含混变作“元朝”(如《松都志》《舆地图书》《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或“中国”(《重创松都记》)。再次，金富轼曾在1122年九月出使北宋，不止到达明州，还曾居京城数月。水路抵达河南必经江浙，故其今传《甘露寺次惠远韵》也有在华创作的可能。且从该诗诗意，也无法看出描绘的是宋润州甘露寺还是高丽开京甘露寺。除却金富轼诗，现存最早甘露寺诗为李奎报(1168width=13,height=13,dpi=1101241)《次韵同年文员外题甘露寺》。因此，这一文人圈中广为流传的故事很可能是道听途说，杂纂成文。而高丽“甘露寺”的出现，当不在李子渊、金富轼之高丽初、前期，而在李仁老、李奎报之高丽中期。退一步讲，纵然此事原型属实，《破闲集》铺陈渲染也可视作表现高丽中期文人心理之材料(11)郑墡谟《李子渊的北宋使行考——以〈破闲集〉所收甘露寺诗文为中心》(《大东文化研究》总第106期)认为李子渊确曾出使北宋，结合宋丽关系、使行路线及李子渊仕宦经历，并据《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六：“参知政事欧阳修知扬州，庐山祖印讷禅师遣僧问讯，修与对食，偶曰：‘高丽遣使问《魏武注孙子》三处要义无注说，廷中诸贤无敢答者，有诏问修，亦未知其答。’僧曰：‘山中老师必知此义。’修欣然饰郡庭仪从乘急传往迓之。师谓使者曰：‘兵者机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应诏。”(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78页)以为李子渊出使或在此庆历八年(1048)。按，彼时宋丽官方处于断交期，而《佛祖统纪》此条未言高丽使者姓名，且孤证不立。。事实上，李仁老编写《破闲集》的初衷即在宣扬本国文士：

……世号“竹林高会”。倚酣相语曰：“丽水之滨必有良金，荆山之下岂无美玉？我本朝境接蓬瀛，自古号为神仙之国。其钟灵毓秀，间生五百，现美于中国者，崔学士孤云唱之于前，朴参政寅亮和之于后。而名儒韵释，工于题咏，声驰异域者，代有之矣。如吾辈等，苟不收录传于后世，则堙没不传决无疑矣。”遂收拾中外题咏可为法者，编而次之为三卷，名之曰《破闲》。(12)李仁老：《破闲集》卷下，《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一册，第43页。

《破闲集》编写就是为了促使本国杰出作家作品广为流传，原本打算呈交国王的写作意图，更说明此书非儿戏。而在这样盛赞本国人“声驰异域”的书中，出现盛赞本国山水超过中国的故事，也就更加不足为奇了。

创作潇湘八景诗配图，反映出高丽对中国山水景观的关注。从模仿诗画，到自然界中寻找相似山水，高丽人走向对本国山水的自矜。正如上引李仁老所说：“我东国去蓬莱山不远，山川清秀，甲于中朝万万”，“南朝甘露寺虽奇丽无比，然但营构绘饰之工特胜耳，至于天生地作自然之势，与此相去真九牛之一毛也”。即高丽本国天生自然的山水景致，比中国不知好过多少，中国有的，高丽自然有，而且不止有、不止与中国相似，甚至比中国还好。但是，高丽夸耀本国山川更胜之后，还是仿建了一个“甘露寺”，这透露出一个讯息：高丽将宋朝等“中华”国家奉为自己发展的理想。

此理念在后文重塑祖先历史及对华观念上亦有体现，不论山水名称、汉诗文创作、史书编纂方式、华夷等价值观念等等，高丽均是起步于对古代中国的模仿，在不断模仿的基础上，高丽文人萌发出国家主体意识。也正是在此主体意识作用下，高丽文人更加想要追赶古代中国，建造“中华”模式下更“中华”的国家。

二、追认祖先，神化朱蒙：由中国“故事”到高丽“历史”
远古时代部落林立，流传着许多祖先神话传说。学界或以为“古辰国和商人是同一族群”而“朝鲜半岛古辰国乃商人后裔所建”，箕子在商朝灭亡后东迁朝鲜也因源出一族(13)王洪军：《古辰国与少昊关系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此后中国各民族文化向朝鲜半岛扩散者不可枚举。先秦时期燕国曾向辽东拓边，燕人卫满曾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汉代更曾在东北与朝鲜半岛地区设郡。因地缘接近，部族之间又有如此渊源，故中国与朝鲜半岛各民族的始祖传说多有互融共通。

《诗经》之《生民》《玄鸟》及《史记》等记载了商、周人的祖先传说：殷契之母简狄见玄鸟而吞卵生契；周后稷名弃乃其母姜原践巨人足迹而生，遭遗弃后得各种动物保护，才又被姜原捡回，抚养长大。东汉王充《论衡》记述的中国东北民族扶余始祖神话，亦与殷周祖先神话有所神似：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14)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吉验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8-89页。

此后《三国志》《后汉书》《魏书》《梁书》《北史》《隋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及高丽金富轼主持编纂的《三国史记》均载有此故事的变形，而明宗二十三年癸丑(1193)四月李奎报所作长篇叙事诗《东明王篇》可称该故事之完整版。诗序言：

世多说东明王神异之事，虽愚夫騃妇亦颇能说其事。仆尝闻之，笑曰：“先师仲尼不语怪力乱神，此实荒唐奇诡之事，非吾曹所说。”及读《魏书》《通典》亦载其事，然略而未详，岂详内略外之意耶？越癸丑四月，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其神异之迹逾世之所说者。然亦初不能信之，意以为鬼幻。及三复耽味，渐涉其源。非幻也，乃圣也；非鬼也，乃神也。况国史直笔之书，岂妄传之哉？金公富轼重撰国史，颇略其事。意者公以为国史矫世之书，不可以大异之事为示于后世而略之耶？按《唐玄宗本纪》《杨贵妃传》并无方士升天入地之事，唯诗人白乐天恐其事沦没，作歌以志之。彼实荒淫奇诞之事，犹且咏之以示于后。矧东明之事，非以变化神异眩惑众目，乃实创国之神迹。则此而不述，后将何观？是用作诗以记之，欲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耳。(15)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三，《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一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315页。

可知李奎报书写目的在借诗歌强大的宣传作用，使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除却民间传说，他主要参考了《魏书》《通典》、旧三国史、《三国史记》。诸书中，《三国史记》记载最详，杜佑《通典》最略(16)杜佑《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东夷下·高句丽》：“高句丽，后汉朝贡，云本出于夫余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妻，为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长，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国人欲杀之，朱蒙弃夫余，东南走渡普述水，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句丽，以高为氏。”(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010页)。此外中国东北地方政权高句丽《好太王碑》撰主为东晋时期谈德(374width=13,height=13,dpi=110413)，记载此事较早且较详细。故通过对比《论衡》《魏书》《好太王碑》《三国史记》《东明王篇》(17)参见《魏书》卷一○○《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13-2214页；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朝国古代金石文资料集》第一册，首尔：时事文化社，1995年，第1-38页；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一三《高句丽本纪第一·始祖东明圣王》，孙文范等校勘，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3-176页；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三，第315-319页。，可看出中国东北地区族群的始祖传说，如何层累地造成高丽民族起源。

《论衡》并非史书，而主人公父亲不详，母亲不过国王侍婢。《好太王碑》将邹牟王创业叙述为实在的行迹，《魏书》载朱蒙是扶余后人高句丽族“自言”的先祖，此二者的主人公母亲已变为河伯之女。《三国史记》《东明王篇》进一步渲染，主人公又变为天帝之子与河伯之女共同的孩子，将神异之迹描绘得有声有色，愈发翔实。其叙事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首尾铺排。《东明王篇》从天地未开写起，将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女节感大星生少昊挚、女枢感瑶光生颛顼、伏羲制牲牺、燧人钻燧、女娲补天等事叙述成“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篇尾又呼应以草创之君如刘邦乃其母感蛟龙而生、刘秀生时赤光照室等“历史”事件，这为圣君生则有神迹的论调提供了“事实”依据。将东明王置于中国远古神话帝王之后，与汉代开国、中兴之君相比并，使东明王叙事具备合理性、真实性，使东明王政权具备正统性、独立性。

2.叙事时间。《三国史记》将叙事时间放在朱蒙定国号“高句丽”之公元前37年，《东明王篇》则放在开篇位置，用来讲述朱蒙父亲“天之子”解慕漱从空中降临，使读者相信后文所述种种神迹都是在准确时间发生的确有其事，而非“很久以前”的虚无缥缈。

3.场景描写。《三国史记》简略记载了故事梗概，《东明王篇》则对神幻场景大肆铺陈，宛若亲见，令人无法质疑。如写解慕漱从天而降，仙乐飘飘，彩云环绕，神兽纷呈，尤其将天地间的距离具体化为“二亿万八千七百八十里”，如同经过精确测量。

4.详述“神迹”。如，解慕漱使沸流王松让臣服的决定性因素，《三国史记》记为比试箭术即武力抗衡，《东明王篇》则变作以鹿祈祷“上彻天之耳”的神力。又如《三国史记》未载，《东明王篇》却详细描述了解慕漱与河伯比试时的多种身形变化。这是解慕漱向河伯证明自己确为“天帝之子”的证据，也是李奎报向读者证明解慕漱乃至河伯(柳花之父)确为“神”的证据，丰富了朱蒙出身神族的佐证材料。与此相仿，《东明王篇》也删掉了《三国史记》中更逼近建国“真实”的材料，如降服靺鞨部落，命乌伊、扶芬奴伐大白山东南荇人国，命扶尉猒灭北沃沮等。既然认定朱蒙“神性”为“真实”，那么他的领地扩张自然不应借助军队这种“凡人”举措，而只需像与沸流王松让对抗之时，以神力使周边心悦诚服，主动来投。

5.“生死”问题的处理。“生死”是凡人的标志，《三国史记》讲述了柳花之死的时间、仪式，还记载东明王葬在龙山。《东明王篇》则不仅叙述朱蒙之父解慕漱由天而来，回天而去；其母出场在河边，退场被遮盖，也不存在“生死”的问题；而且，朱蒙也不会死，而只是升天不下，均脱离了“生死”。最终以朱蒙之子类利的“神圣之异”收束，进一步证明朱蒙的确神乎其神。至于宫殿建设，《东明王篇》也去掉《三国史记》“秋七月，营作城郭宫室”的记载，而是借“王曰天为我，筑城于其趾”的语言力量，隐藏、神化了凡人伐木建造的工程场景。

事实上，北扶余、东扶余、高句丽这三个族群政权地域上既不连接、时间上也不联系。解慕漱、金蛙分别为北扶余、东扶余始祖，朱蒙是高句丽的创始人，赫居世则为新罗始祖。至于东明，学界说法不一，或以为扶余始祖(18)刘永祥：《朱蒙与东明——高句丽始祖问题探索》，《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王旭：《夫余始祖东明》，《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陈永国：《浅谈夫余始祖东明王的传说》，《东北史地》2015年第3期。，或以为是靺鞨族人对始祖的通称而非专指某人，东明庙即始祖庙，用来祭祀高句丽与百济王族共同所出的扶余人祖先(19)孙炜冉：《“两个高句丽”及“东明神话”辨析——〈三国史记〉与〈论衡·吉验篇〉的史料辨析》，《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8年第2期。。《论衡》只讲主人公东明出自北夷，南下建立扶余；《魏书》叙述主人公朱蒙母被扶余王幽闭；《好太王碑》说邹牟王出自北扶余，南下途中经过夫余。至《三国史记》，扶余王解夫娄、金蛙、解慕漱，三个地域的三个事件不仅被安排进了线性时间，各个政权还因天神旨意而有了因果联系，“东明”也与“朱蒙”合二为一。《东明王篇》承袭此说，又进一步将朱蒙变为高丽人的远祖，并在细节描述上更多铺陈渲染。

《三国史记》为何要将东明王朱蒙由中国东北拉入朝鲜半岛？《东明王篇》为何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叠床架屋，将其塑造成高丽人的先祖呢？这背后是高丽自建国以来逐渐萌发、确立乃至强化的国家主体意识作用下，高丽文人对高丽历史的重新建构，通过重新书写历史，将现今的高丽建构成单一民族承续的意图。

高丽睿宗十七年(1122)九月，“命修《睿宗实录》。先是，平章事韩安仁奏：‘睿宗在位十七年，事业宜载史册，贻厥后世。请依宋朝故事，置实录编修官制。’以宝文阁学士朴升中、翰林学士郑克永、宝文阁待制金富轼充编修官”(20)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八《睿宗文孝大王二》，第199-200页。。1145年十二月，金富轼进《三国史记》，作表云：“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21)金富轼：《进三国史记表》，徐居正等编：《东文选》卷四四，朝鲜古书刊行会：《朝鲜群书大系续》第九辑，首尔：民族文化刊行会，1994年，第419页。高丽修实录、修本国史均源自对宋的模仿，而在此过程中，高丽文人的国家主体意识也在形成。将“吾邦之事”与“秦汉历代之史”相对举，即表现出鲜明的国家主体意识。在此观念影响下，金富轼等人自然要将“三国之一”的高句丽史与“秦汉历代”作一区隔，变作纯粹的“吾邦之事”。将高句丽历史由中国东北完全拉入朝鲜半岛、书写朱蒙叙事，就是这种观念在史书修撰中的体现。

伴随12世纪中后期高丽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统合高丽国内各族的重要性也进一步突显。早在商周之际，箕子东迁，获封朝鲜。汉初，燕人卫满迁居，后取代箕氏，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政权，箕氏南逃，迁居朝鲜半岛南部。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建四郡。中国东北地方民族高句丽建立政权，领土拓展至朝鲜半岛北部，至与新罗、百济并立。而“新罗人主要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弁韩人”，“百济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的马韩人”(22)武玉环：《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三者相互接触融合的同时，各自内部也在渐趋形成独立的政权意识。而统一新罗末期，后百济等政权旗号的出现，则说明统一新罗时代，朝鲜半岛未能在意识形态层面完成对单一民族、统一国家这一认同的构建。至高丽统合半岛，百济、新罗遗民在高丽统合半岛的过程中自然融入；高丽也在不断吸收周边地区如古代中国渤海、后周、宋等民族迁居朝鲜半岛者。至如遭受契丹入侵之际，族群原属九姓胡的康兆(？width=13,height=13,dpi=1101010)被俘，高呼自己“高丽人”的身份，彼时高丽北部至少首都圈附近各族融合可见一斑(23)刘永连：《朝鲜半岛康安诸姓群体初探》，《文史》2013年第2期。。但此后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正月，东京暴乱。二十三年，南人暴乱蜂起，云门金沙弥、草田孝心尤剧。二月，高丽派大军讨伐。但因权臣李义旼暗中联络乱民，其子至纯也从叛乱人处收贿、出卖情报，导致官军屡败。史载：“义旼尝梦红霓起两腋间，颇负之。又闻古谶有‘龙孙十二尽，更有十八子’之语，‘十八子’乃李字也，因怀非望。自以籍出庆州，潜有兴复新罗之志，与沙弥、孝心等通。”(24)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一三《明宗光孝大王二》，明宗二十三年七月，第318页。可见虽然如《东明王篇》诗序所言，开京附近百姓尽皆传诵东明王故事，将其奉作自己的英雄祖先，可庆州等地百姓却也仍有怀抱复兴新罗志向者。在全民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统合诸部族，强化单一民族、统一国家这一认同的重要性、迫切性，再次凸显出来。

只有讲述清楚高丽的祖先历史，强化高丽人的族源认同，才能巩固政权。家庭、家族，乃至族群、民族等的群体凝聚，“赖‘同出一源’的根基性情感”，“成员们相信一共同‘起源历史’，这在群体凝聚上至为重要”(25)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28页。。将朱蒙神话传说构建成唯一的“历史”叙事，此前以及同期其他部族政权或出场即消失(如沸流王)，或避而不谈，通过这样的书写策略，有意制造“记忆”与“遗忘”，单一的社会历史记忆得以构建。高丽国家的正统性、合法性不言而喻。高丽被构建成由单一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其子民也有了属于本民族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而英雄祖先的“神性”又可以反过来增强子民对本国本民族的认同，巩固根基性情感。

虽然在当时的朝鲜半岛，除却朱蒙，至少还有箕子、王建等其他对象可供书写，但李奎报还是坚定地选择了朱蒙故事。这是因为虽然《史记》有箕子东迁的记载，《汉书》也将朝鲜半岛的文明教化归于箕子，但与高丽同时的宋代视其为箕子后裔，包含了对高丽如箕子拱卫周朝一般守护宋朝的期望，如宋徽宗为高丽士子命题《洪范》即为此意。而《高丽史·高丽世系》将缺乏显赫门第的王建建构成唐帝王与龙女的后代，结合了天神在人间之子(帝王)与神这两个身份，虽可在建国之初用以抗衡其他世家大族，但此故事却天然具有攀附唐帝国、从属于中原帝国的暗示。李奎报曾在《祭苏挺方将军文》(1204)说“外国不宾，常理也”，故与高丽讨伐东京叛军不同，“夫外国之不宾中国久矣”的情况下，唐太宗“使将军统师”实属“侵轶我高丽”(26)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三八，第97页。，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体意识。因此，经金富轼拉入朝鲜半岛变为东明王的朱蒙，成为李奎报追认高丽祖先的最佳叙事对象。

此外，《东明王篇》“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背后，还隐含着高丽借助“高句丽”来成其合法性的观念，这种观念亦源自现实层面国家利益的诉求。统一新罗末，与甄萱自称百济王相对应，弓裔也取材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国家名号自称高句丽王，为政权寻求合法性。王氏代甄萱而立，高丽之号亦由此而来(27)林孝宪：《松京广考》卷三《山川》：“世称高丽有国之号取义于山高水丽，是则无谓也。高丽太祖虽统合三韩，实据有高句丽之故地，仍用高句丽之旧号而特去一句字而已，岂有他义哉？”(李泰镇、李相泰等：《朝鲜时代私撰邑志7：京畿道[7]》，首尔：韩国人文科学院，1989年，第207页)。高丽统一半岛后继续向北拓边，为获取合法性，仍旧打着“高句丽”旗号。如与辽产生领土争端，面对萧恒德“汝国兴新罗地。高勾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的指斥，高丽徐熙当即回应：“非也，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28)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二《成宗文懿大王》，成宗十二年十月，第46-47页。高丽事金之后，金承诺若高丽事之如辽，可不收回保州，高丽谢表也再举出“窃以勾丽本地，主彼辽山，平壤旧墟，限于鸭绿，累经迁变。逮我祖宗，值北国之兼并，侵三韩之分野，虽讲邻好，未归故疆”之事(29)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九《仁宗恭孝大王》，仁宗四年十二月，第213页。。在“高句丽”的旗号下，高丽北境不断拓展：“其四履，西北自唐以来以鸭绿为限，而东北则以先春岭为界。盖西北所至不及高句丽，而东北过之。”(30)郑麟趾：《高丽史》卷五六《志》卷第一○《地理一》，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82页。另新旧《五代史》也认同了高丽自称为高句丽继承的说法。宋元丰年间，曾巩在修五朝史过程中，发现高丽与高句丽之间存在断裂，贴黄上奏，神宗令毕仲衍征询高丽使臣崔思齐、李子威，而二人“所知不详于巩所论”，尽管如此，“所可纪者：新罗、百济内乱，王建遂合三韩，易高氏姓”云云，仍可说明其认同高丽乃“以高为氏”之高句丽的继承。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785-7786页。

只在领土层面反复强调“高丽太祖兴于高句丽之地”(31)郑麟趾：《高丽史》卷五六《志》卷第一○《地理一》，第1781页。终显薄弱，只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构建起“高丽承续高句丽”的观念，高丽对外表述才更有底气，对内表述也才更能增强百姓子民的凝聚力。经过分析《长恨歌》的创作与流传，李奎报掌握了书写历史叙事的奥秘：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永远无法“真实地”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历史编纂正可借权力“塑造”记忆，重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正因“荒淫奇诞之事”可因诗歌强大的宣传作用而流传后世，所以他创作了《东明王篇》。从诗体叙述(“作歌以志之”)到广为流传(“咏之以示于后”)，再到天下都相信其“真实”(“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东明王篇》重新塑造了“历史”，通过对高丽祖先历史叙事的重新书写，搭建起高丽与高句丽在祖源上的联系。高丽政权合法性、民族凝聚力由此而强化，高丽文人的国家主体意识亦借此而凸显。

三、以“华”自居与“天东日红”：国家自信感的高峰
(一)彼“胡”我“华”
13世纪初，后辽的契丹人、女真叛众黄旗子军、金元帅亏哥下等，纷纷入侵高丽，在一系列战争中，高丽诗歌充溢着积极向上的感情色彩，展现出必胜的信念，甚至以“华”自居的自信。

1211年，金国受到来自蒙古的进攻，对辽东地区管辖渐趋松弛。1212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后归降蒙古。1216年，耶律留哥前往蒙古纳贡拜谒，契丹部众由耶斯不统领。金山、乞奴等人拥戴耶斯不在澄州(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称帝。八月，契丹兴兵高丽，焚掠西界诸城；十一月，渡过大同江，攻打西海道(今朝鲜黄海道)。高丽赵冲(1171width=13,height=13,dpi=1101220)等人统领五军抵御，翌年三月大败，损失惨重，契丹兵临开京，焚黄桥而退。赵冲悔恨败军，作诗曰：“万里霜蹄容一蹶，悲鸣不觉换时节。傥教造父更加鞭，踏躏沙场摧古月。”(32)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三《列传》卷第一六《诸臣·赵冲》，第3151页。

1217年九月，女真黄旗子军自婆速府渡鸭绿江，在麟、龙、静三州边境驻扎。赵冲将功折罪，领兵抵御，金之岱代父从军，就在赵冲麾下。不同于队卒们在楯头上画奇兽，金之岱在盾牌上写了一首诗：“国患臣之患，亲忧子所忧。代亲如报国，忠孝可双修。”(33)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二《列传》卷第一五《诸臣·金之岱》，第3143页。赵冲在点兵时候看到，大为赏识。最终，高丽大胜黄旗子军。翌年七月，赵冲再度统领大军抵御契丹，诸军部伍整齐，号令严明，诸将不再敢因赵冲是书生而轻视。

1219年九月，西北面元帅赵冲、兵马使金就砺大败契丹，李奎报《闻官军与虏战捷与契丹战》云：“虏气日披猖，杀人如刈草。虎吻流馋涎，吞噬无幼老。妇女慎勿忧，腥秽行可扫。国业未遽央，庙谋亦云妙。行且自就诛，焉得避天讨。吾言岂妄云，今日闻捷报。”又“胡骑犹未歼，夜卧难交睫。邮筒疾似飞，报导官军捷。一国喜浓浓，蔟贺如云合。”(34)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一四，第440页。最终，契丹进入江东城(今朝鲜平安南道江东)作为据点，李奎报《闻胡种入江东城自保，在省中作》云：“残胡猒窜逃，已入圈牢内。得肉幸平分，万人甘共脍。”(35)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一四，第441页。

1223年，金元帅亏哥下屯兵马山，秘密入侵高丽义、静、麟三州，并于翌年虏去静州二百余人。1225年，高丽边将崔亮擒亏哥下幕官数人。翌年，亏哥下使其兵变蒙古服，入寇义、静州。知兵马使李允諴遣别将金利生、大官丞白元凤率兵二百余人渡鸭绿江，攻破石城，斩宣抚副统等五人，获牛马兵仗，不见亏哥下而还。金希磾(？width=13,height=13,dpi=1101227)与判官礼部员外郎孙袭卿(？width=13,height=13,dpi=1101251)、监察御史宋朝瞻(？width=13,height=13,dpi=1101250)赍二十日粮往讨，大败金兵，斩七十余级。急攻石城，城主率兵出降。至紫布江，待夜晚江面结冰乃渡。入自清虏镇，金希磾作诗云：

将军杖钺未雪耻，将何面目朝天阙？一奋青蛇指马山，胡军势欲皆颠蹶。虎贲腾拏涉五江，城郭烂为煨烬末。临杯已畅丈夫心，反面无由愧汗发。(36)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三《列传》卷第一六《诸臣·金希磾》，第3172页。

宋朝瞻和云：

以仁为脊义为锋，此是将军新巨阙。一挥向海鲸鲵奔，再举向陆犀象蹶。况彼马山穷猘儿，制之可以随鞭末。朝涉五江暮献捷，喜气万斛春光发。(37)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三《列传》卷第一六《诸臣·金希磾》，第3172页。

孙袭卿和云：

塞垣无鼎又无钟，欲记元功诗可阙？书之板上告后来，观者争前僵复蹶。孟明济河雪秦耻，若比于公当处末。明年又可定天山，三箭元无一虚发。(38)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三《列传》卷第一六《诸臣·金希磾》，第3172页。

金之岱因为一首诗而得到赵冲赏识，不仅因为在众多目不识丁的兵卒中间，他懂汉字、会写诗，更因为他在这首诗中，写出了高丽出军的正义性，以及个人从军的义理性缘由。国患、亲忧的是外敌入侵，高丽出军抵御，具有保家卫国的正当性；且国如家、君如父，个人代父充军，同时满足了忠、孝的要求。此诗并无意象勾勒、意境营造，只以说理即主旨取胜，而赵冲褒赞的，实际也是金之岱的思想政治觉悟。

孟子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战争中具有正义性的一方必将获胜。金之岱强调忠孝两全、保家卫国，与宋朝瞻诗“以仁为脊义为锋”殊途同归。以仁义作利剑，不论山中水中的凶猛野兽都可以披斩，契丹人再勇猛，也不在话下。强调仁义之师，即强调高丽出兵的正当性。李奎报也将契丹入侵者比作垂涎高丽、杀人如草芥，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的野兽。契丹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就诛”)，高丽则是替天行道(“天讨”)，同样从义理角度，说明高丽军队必将取胜的根本原因。

赵冲与金希磾、宋朝瞻、孙袭卿之诗，斗志昂扬。赵冲诗前半首虽懊恼于此前的失败，但并没有沉浸在战败当中，毫无压抑氛围。将沙场作战比喻成战马奔腾，马行万里失蹄正常，人有失手也是正常的，难过之情也很快过去，造父是给周穆王驾千里马的驭者，千里马必将踏破楼兰，赵冲也必然可以在对“古月”即胡人(契丹)的战争中取得大捷，充满必胜信念。而三人唱和诗，押仄声韵，铿锵有力，壮怀激烈，凸显出恢弘的气势。这背后隐含着诗人们强大的国家主体意识与自豪感。

更重要的是，不论赵冲“踏躏沙场摧古月”，还是金希磾“胡军势欲皆颠蹶”，抑或三箭定天山的典故(“明年又可定天山，三箭元无一虚发”)，一方面展现出诗人扫平胡乱的雄心壮志、建功立业的渴望、对国家实力的信任；另一方面，高丽本身不是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正统，但诗人叙述，俨然如汉军出征匈奴、唐兵出征西域一般，满是以“华”征“夷”的叙述口吻，至于李奎报“得肉幸平分,万人甘共脍”，更是与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为同调。说契丹、女真是“胡”“虏”，高丽诗人作为叙事主体，则俨然以“华”自居。这表现出当时高丽诗人将自身纳入华夏文明圈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使行诗中也可窥见端倪。

(二)“西华萧索”与“天东日红”
自1213年九月，金宣宗即位，改元贞祐，遣使告高丽，闰九月，高丽遣郎将卢育夫如金进奉，上告康宗宾天，至1233年三月，高丽遣司谏崔璘奉表使金，因路途阻塞，未至而还，二十年间，两国似无通使。且1233年，蒙金战争已至尾声，高丽遣人如金，大抵也还是为了打探情报。《金史》载，高丽于兴定三年(1219)朝贡，因道路不通而未遑迎迓，未见载于丽史；而《梅湖公小传》言，陈澕曾在高宗二年(1215)以后，以书状官如金，还，迁玉堂兼知制诰，亦未见丽史。若此事不虚，陈澕使金则或为1219年亦未可知。其《奉使入金》说：“西华已萧索，北寨尚昏蒙。坐待文明旦，天东日欲红。”(39)陈澕：《梅湖遗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册，第274页。位于西边的中华国势萧索，北部边境也还是一派昏蒙，没有文明气息。作者觉得，此时文明的太阳就将在天东边，即高丽升起。

金君绥曾在高丽明宗朝(1170width=13,height=13,dpi=1101197)擢魁科，直翰林院，高宗朝(1231width=13,height=13,dpi=1101259)拜侍郎。其《东都客馆》诗曰：“武烈王孙文烈家，鸡林真骨得无夸。故乡尚在天东角，今幸来游作使华。”(40)徐居正等编：《东文选》卷一二，朝鲜古书刊行会：《朝鲜群书大系续》第八辑，第359页。在夸耀自己身为金富轼后人、祖先出身新罗王室的同时，透露着不尽的自豪感。彼时宋丽来往甚少，史书中更少使臣往来记载，但从诗末二句，可知当时金君绥并非以按察使之类在高丽国内寻访，而是担任使者出使“中华”。

在金君绥诗中，自己的故乡是天东角，奉使中华是一桩幸事，借由自豪的情感基调，才实现了二者对等、可相抗衡的关系；而陈澕之时，高丽作为文明之日升起的地方，已成为未来可与宋相并列的文明中心，他此番出使金国才是“西游天一角”(41)陈澕：《梅湖遗稿·使金通州九日》，《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册，第284页。，彰显着更加高涨的国家自豪感与自信心。《金史》载：

(贞祐二年，1214)宣宗迁汴，辽东道路不通，兴定三年，辽东行省奏高丽复有奉表朝贡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贡之礼俟他日徐议。”宣宗以为然，乃遣使抚谕高丽，终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诏行省且羁縻勿绝其好，然自是不复通问矣。(42)《金史》卷一三五《列传》第七三《外国下·高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88-2889页。

高丽连年不朝，表面上是因金宣宗迁都，辽东道阻，实际上是因为金国势颓：“弊邑本海外之小邦也，自历世以来，必行事大之礼，然后能保有其国家。故顷尝臣事于大金，及金国鼎逸，然后朝贡之礼始废矣。”(43)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三《世家》卷第二三，高宗十九年(1232)十一月，第720页。

金国势力衰弱，高丽不用再违心地卑躬屈膝，此前所压抑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也就都释放、迸发了出来。陈澕出使时候的自豪，与赵冲、金就砺等人面对契丹、女真等入侵的的必胜心态互为表里，彰显着高丽在文化、武力两个方面的信心，标志着高丽文人国家自信感的高峰。但即便宋“已萧索”却仍旧是“华”，高丽以“中华”为理想，其目标仍止步于将自己建成与宋朝等相仿之“中华”，而非独占鳌头。

四、馀 论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毗邻中国，联系紧密，这不止表现在地缘关系上，还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在不断的接触、凝视中，朝鲜半岛古代国家被中国触及、激发，以自己的思考全方位消化着古代中国带给他们的“中华”文明与“中华”形象。在此过程中，古代朝鲜形成了自己对理想国家的憧憬，即“中华”的模样，并想象以“中华”的眼光凝视自己，通过使自己“中华化”来完成这一理想。崇尚“中华”这一价值观念，既是古代朝鲜半岛学习中国的原因，也是学习中国的结果。正因如此，高丽自建国以来，远法唐，近法宋，不断学习模仿古代中国。虽然至高丽中期，高丽文人的国家主体意识逐渐形成、确立、强化，但不论山水景观的命名，还是修撰史书、借用长篇叙事诗体裁创作史诗，古代中国均是源头活水。而高丽自我标榜的主体意识(山川景物、祖先历史、以华自居)也都暗含真正中华，即古代中国的影像。

“中华”既是一个文明圈，也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权力体系。居于中华中心，即意味在权力中枢掌握主导权。宋神宗继承了仁宗以来恢复汉唐旧疆的旗帜，试图恢复河湟、西夏、幽燕、交趾等地(44)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即意欲模拟汉唐，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构建以宋为中心的权力体系。主导权的掌握还需要周边的认同，而与宋没有敌对关系、曾向中原朝贡的朝鲜半岛地区，对宋而言不单是牵制辽国的重要势力，更是要获取认同的重要争取对象：“中国之招来高丽也，盖欲柔远人以饰太平耳。”(4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61页。“蛮夷归附中国者固亦不少，如高丽……虽远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尝少懈。”(4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第7786页。获取认同、保卫主导权的主要措施便是意识形态输出与物质奖励。“中华”文明的输出与岁赐的激励，正是宋获取高丽认同、巩固主导权的举措：“朝廷赐予礼遇，皆在诸国之右。”(4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第7786页。“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4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五，第2561页。

高丽国家理想的实现，也有赖借助古代中国的眼光，按照“中华”给自己设立的理想形象来看待自己；宋神宗意欲建立自己为中心的中华体系，需要得到高丽的认同。于是，高丽赢得、认同了北宋所给予的“小中华”称号(49)参考近藤一成：《宋代神宗朝の高麗認識と小中華：曾鞏をめぐって》，《全北史学》2011年总第38期。，与宋朝建立“小中华之馆”相对应，高丽也曾将接待宋使安焘、陈睦之所“标曰顺天馆，言尊顺中国如天云”(50)《宋史》卷四八七《列传》第二四六《外国三·高丽》，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47页。。

越是认同，就越想表现出色，而非颠覆既有体系。于是至高丽中期，目睹了宋、金由盛转衰的高丽，发现“内怀向慕”的对象不再如以往那般闪耀，“外迫侵陵”的对象也不再能形成巨大武力威胁，这种国际形势变化与高丽建国以来逐渐发萌的主体意识两相遇合，导致高丽国家自信心不断高涨，最终在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对比中，由以“华”自居直至号称“坐待文明旦，天东日欲红”，表现出实现国家理想，与“西华”并列为“中华”中心的自信与渴望。但不论如何，对“中华”的认同感本身来自古代中国，高丽越想与宋并列代表“中华”，也就越表明其对古代中国的认同。

根本而言，与高丽后期臣服于蒙古、朝鲜朝为明清附属国不同，高丽前期、中期虽行朝贡，但仍自诩“独立”国家。其向慕中华文化，认识、模拟古代中国王朝，如效法唐代官俸制度、后周科举制度，宋代书画礼乐、教育制度等等，都大抵出于平视或略仰视的视角。后至高丽末、朝鲜初，新文士官僚与明、旧贵族与北元产生不同程度的勾连，以致朝鲜自国家诞生便与明朝国运相连。万历朝鲜战争之际，明对朝鲜更是有再造藩邦之恩。明末，后金入侵朝鲜，杀人无数，还掳走王子重臣等，给其留下惨痛记忆。故清初，朝鲜尊华慕华与尊明思明纠葛在一起，而其尊华慕华甚至以“小中华”自居，更有面对满清武力不得不屈从，故特在文化心理层面寻求平衡、实现自洽的因素；而至朝鲜末期，面对西方宗教文化、坚船利炮等袭来，朝鲜再度标榜中华思想，则又与增强民族乃至国家信念、抵御外侮相联系。综上，高丽中期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从根本上有别于朝鲜，展现出不同于后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