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体、总集与文学史建构——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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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体、总集与文学史建构
——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中心
程章灿

摘 要：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具有诗学、文学史和文献学的多重创新意义。从结构特点与命题方式来看，江淹此组诗受到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的影响，二者都具有总集的属性。在六朝隋唐人看来，总集既有汇总之义，又有总杂之义，既有总集的一面，更有选本的一面。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被收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之下，很好体现了六朝隋唐人对于总集的认识。《杂体诗三十首》与《文选》一样，分别体类，以时为序，并以诗歌选本的方式，表达了江淹独具特色的文学史建构和承先启后的文献学创新。

关键词：江淹； 杂体； 总集； 文学史； 建构

《文选》卷三一“诗·杂拟下”收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这是一组精心构撰的拟古诗，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关注。前人有关这组诗作的研究和讨论已多，十年前，笔者亦曾撰文讨论江淹这组拟古诗中所显露的个性特色。① 程章灿：《三十个角色和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诗歌的个性特色》，《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其后反复诵读诗作，感觉犹有剩义，因撰此文，再作抉发。

一、江淹之前拟古诗的命题
无论从拟古诗体成长的历史来看，还是从江淹个人的创作历程来看，《杂体诗三十首》都是一组很具独特性的作品。在汉魏六朝拟古诗发展的历史序列中，《杂体诗三十首》不仅以空前的数量与规模，而且以其与众不同的结构与命题，成为引人注目的典型作品。

众所周知，拟古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盛极一时之风气。② 胡小石先生早就提出，两汉文学重模仿，见氏著：《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五章，上海：人文社，1930年，第80页。周勋初师撰《王充与两汉文风》第一节《两汉文风重摹拟》发扬师说，又有申论，见氏著：《文史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页。魏晋拟古之风，王瑶已有详论，见氏著：《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6—211页。 仅以《文选》卷三〇与卷三一“诗·杂拟”所收而论，在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外，还收录了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张载《拟四愁诗》一首、陶渊明《拟古诗》一首、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③ 据胡刻本《文选》书前目录，谢氏此组诗题作“谢灵运《拟邺中咏》八首”，“集”作“咏”，似是误刻。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缩小影印胡刻本，第14页。下引《文选》仅随文夹注页码。袁淑《仿白马篇》一首、《仿古诗》一首、刘铄《拟古诗》二首、王僧达《和琅琊王依古》一首、鲍照《拟古诗》三首、《学刘公干体》一首、《代君子有所思》一首、范云《效古诗》三首，共计10家65首，颇为可观（第435—455页）。这些作者的时代，从魏晋直到南朝，而以南朝居多。这些拟古诗中，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和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很明显是拟古组诗。另外，《文选》此处收录的陶渊明《拟古诗》虽然只有一首，但陶渊明实际上一共写了九首，也是一组拟古诗。④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9—234页。

清人吴兆宜《玉台新咏注》援引前人的说法，以为“拟古自士衡始。句仿字效，如临帖然”。① 徐陵编，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页。 此说不够严谨，有待商榷。实际上，汉代作家诗赋创作中，已有不少拟古之作，② 胡小石先生曾制《两汉模仿文学一览表》，见氏著：《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五章，第92—93页；周勋初师在此基础上重加增订，制成《两汉摹拟作品一览表》，附见其《王充与两汉文风》一文，见氏著：《文史探微》，第5—8页。现存扬雄、班固、张衡集中不乏其例。就诗体创作而言，与其说“拟古自士衡始”，不如说“拟古之题自士衡始”，更为确当。袁行霈先生早就提出：“《拟古》题目盖始于陆机，《文选》载其《拟古诗》十二首，其中十一首拟《古诗十九首》，一首拟‘兰若生春阳’（《玉台新咏》卷一枚乘《杂诗》之六），均已标明。又，《文选》卷三一录有刘休玄《拟古》二首，亦是拟《古诗十九首》，且也已标明。渊明之《拟古》九首虽未标出所拟者何，但参考上述情况，拟《古诗十九首》以及上述其他古诗或不以古诗为题之汉魏诗歌，可能性很大。细加对照不难明白。”③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220页。由此可见，陆机虽然不是“拟古诗”这一诗歌体式的创造者，但是，他首次使用了“拟古”这种诗题，仍然值得在诗史上记上一笔。

《文选》收录陆机此组诗作，既有总题《拟古诗》十二首，又有“拟行行重行行”“拟今日良宴会”“拟迢迢牵牛星”“拟涉江采芙蓉”等分题。从理论上说，这些分题有可能出自陆机之手，但也有可能是《文选》编者所拟定的。联系同时代其他相关文献中的著录，可以对这个问题看得更为清晰。这十二首诗中有七首，同时见录于《玉台新咏》卷三，依次为“拟西北有高楼”“拟东城一何高”“拟兰若生朝阳”“拟迢迢牵牛星”“拟青青河畔草”“拟庭中有奇树”“拟涉江采芙蓉”，④ 徐陵编，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第95—100页。其题目与《文选》完全相同。由此看来，这些题目如果不是出于陆机自拟，就是梁以前人所拟，但基本可以判定不是《文选》编者所拟定。换言之，这些篇题在南朝梁代已经广泛流行，被普遍接受。

从《文选》卷三〇和卷三一所录拟古作品来看，魏晋南朝诗人拟古诗的命题路数大概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总括式题目，泛称“拟古”“仿古”“效古”“依古”等。第二种是分拟式题目，即在题目中点明其所拟诗人名字或诗篇名称。这两种题目有一个共同点，亦即比较强调与被拟诗人或诗作之间的关系，题目的依附性比较强。第三种则是以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代表，从题目上即可以看出，这是内部结构更为密切、系统性更强的拟古组诗，其命题也显示更强的独立性。将谢、江二家拟古组诗与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以及陶渊明《拟古》九首相比较，不仅可以看出彼此的异同，也可以体会拟古诗命题及其结构方式的演进趋势。当然，《文选》这两卷所收作品并非魏晋南北朝拟古诗的全部，但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存录作品来看，魏晋南北朝拟古诗的命题路数，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三大类。例如，西晋张华《拟古》的命题，就属于第一种；⑤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21页。同时代另一位拟古大家傅玄的《拟天问》《拟招魂》《拟四愁诗》的命题，就属于第二种。⑥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21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573—574页。 相对而言，第三种较为少见。

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皆为五言诗，前有大序云：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其辞曰。（第437页）⑦ 这篇序置于《拟邺中集·魏太子》之前，亦即组诗之最前面，既是此一组诗的总序，又是《魏太子》一篇之序，其结构及其形式全同《诗大序》，故称其为“大序”，后续七篇亦各有序，则是针对各篇而制作，不涉及组诗全体，故称其为“小序”。

大序之后，依次为拟魏太子、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阮瑀、平原侯植等人的八篇诗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此八人亦即曹丕、曹植兄弟外加“邺中六子”（亦即“建安七子”减去孔融）。① 一般认为，“建安七子”之说始于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斯七人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pagenumber_ebook=59,pagenumber_book=53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17页）曹丕的着眼点是“文人”，而非诗人。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组诗可以视为谢灵运为建安文学所开列的一份名单。曹操因其年辈较高且身份特殊而未列其中，比较容易理解，而孔融的缺席，则表明谢灵运也不赞同将孔融与其他六子等量齐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组诗体现了谢灵运对建安文学的一种建构。

谢灵运在《拟邺中集》的大序中，建构了一个曹氏兄弟与建安文士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的历史背景。这一建构的文本依据，是魏太子曹丕《与吴质书》。《文选》李善注引《典略》云：“初，徐干、刘桢、应玚、阮瑀、陈琳、王粲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建安）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第591页）曹丕书中只提及徐、刘、应、阮、陈、王六人，这就是谢灵运诗中选定“邺中六子”的依据。此外，谢序所谓“岁月如流”，源自《与吴质书》中所谓“岁月易得”；谢序所谓“零落将尽”，源自《与吴质书》中的“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谢序所谓“撰文怀人，感往增怆”，源自《与吴质书》中的“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第591—592页）。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拟邺中集》大序与曹丕《与吴质书》之间，也有一种模拟与被模拟的关系。

谢诗八首作为一个整体，呈现1＋6＋1的结构，每一首皆出以题中人的口吻。列在第一首的《魏太子》为组诗确定基调。曹丕作为主人召集宴会，邺中诸子如“百川赴巨海，从星环北辰”，群英来臻，宾主尽欢，嘉会难得。一方面，从称谓来看，“家王拯生民”一句最能体现魏太子的口吻；但另一方面，从用词习惯来看，“家王”实是曹植（而不是曹丕）的惯用词。② “家王”是曹植惯用的对其父魏王曹操的称呼，可以看作是“家父魏王”的省称。曹植《宝刀赋引》云：“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其余二枚，家王自仗之。”其《辨道论》亦云：“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见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59、188页。 李善注也认为，“家王”一词出自曹植《行女哀辞》：“家王征蜀汉。”（第437页）自王粲以下，邺中六子依次上场，其诗往往先叙身世，身际离乱，感知遇之恩，再述宴游之乐，章法颇同。只有最后一首即平原侯曹植之诗，立意有所不同，篇终表示“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更有一股“忧生之嗟”隐然闪现于诗句之中（第440、439页）。

谢灵运这组诗有总题，也有分题，有大序，亦有小序。不过，这八篇分题皆标以人名，这些人名既可以说是诗的题目，也可以说是被模拟的作者名。最值得注意的是七篇小序，依次如下：

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第437页）

陈琳：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第438页）

徐干：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第438页）

刘桢：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第438页）

应玚：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第439页）

阮瑀：管书记之任，故有优渥之言。（第439页）

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第439页）

这七篇小序紧随各篇题目（被模拟作者名）之后，从位置上说，这种小序有点类似于副标题；从功能上说，这种小序有点像白居易《新乐府序》所谓“首句标其目”，③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7页。同样发挥着“标目”的作用。当然，这些小序也可以视为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中之所谓“副文本”，④ 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热奈特论文选》，史忠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这里要强调的是，题目和小序同样都是“副文本”，但是，小序又是题目的“副文本”，二者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紧密关系。

二、《拟邺中集》八首与《杂体诗三十首》之异同及其总集属性
大约在梁大通三年（529）前后，《文选》编撰完成，① 俞绍初：《文选成书过程拟测》，见刘志伟主编：《“文选学”论文集粹》，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15页。谢灵运和江淹的这两组拟古诗同样被收录于《文选》“杂拟”诗类。至少从这个时候开始，将这两组诗进行比较，评骘其长短，衡论其优劣，就成为文学批评界乐此不疲的话题。

很多批评家从诗歌模拟艺术角度展开评论，认为就逼肖原作而言，谢氏模拟不及江氏模拟。例如，南宋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认为，“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陶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②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1、192页。 明人张溥不同意严羽之说，以为谢、江二家各有其体，“谢客儿《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评者谓其气象不类，下逊文通，亦意为轻重，非谢所服”。③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8页。 后代评论家也多有持类似看法者。如清人何焯认为，谢灵运诸诗之本意“不在貌似”，是“拟古变体”。其所以称为“拟古变体”，是因为此诗借古讽今，表达了某种现实关怀。谢诗序以魏太子口吻措辞，又提到“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故何焯推测此诗“当是与庐陵周旋时所作”，④ 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36页。其意在于借古人古事以怀念其故主宋庐陵王，而讽刺宋武帝等人，拟古既是谢氏自我抒发的方式，也是其自我掩饰的手段，至于“似或不似”，并非谢氏关注之重点。⑤ 今人顾绍柏亦有类似看法，见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第200—201页。 清人孙鑛亦认为谢氏此诗是“代为”之体：“此诸作非若士衡之句字皆拟，只是代为之词，兼微效其体耳。细玩亦不甚似，然比之康乐，自较苍劲有骨力，犹有建安黄初遗意。”⑥ 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卷七引孙鑛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据启秀堂重刻本影印，第332—333页。在孙鑛看来，谢灵运虽然不像陆机那样“句字皆拟”，对原作亦步亦趋，但毕竟也有“微效其体”的一面，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谢诗的风格原貌，却具有某种“建安风骨”。换句话说，谢氏拟古较多拟代特色，突出代言，着重角色身份的扮演，而不重视字句意象风格之肖似。从这个角度来看，谢灵运与鲍照拟诗之体相近，⑦ 鲍照有《代白纻舞歌词》《代白纻曲》《代鸣雁行》《代淮南王》《代雉朝飞》《代北风凉行》《代空城雀》《代夜坐吟》等，见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6—252页。而与江淹之体相远。

总之，上述诸家评论多斤斤比较于谢、江二家拟学之似与不似，而较少措意于二家模拟之出发点，更少措意于二家诗之结构。易言之，诸家之比较多侧重于二家之异，而少注意其同，特别是较少注意二者结构之类同。从结构上看，《拟邺中集》八首有总题和分题，有大序和小序，而《杂体诗三十首》有总题和分题，有总序而无小序，初看似乎颇有不同。但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文选》所录《杂体诗三十首》各首分题之下，除第一首“古离别”之外，皆有小注，其格式大致如下（将原书竖行格式改为横行）：

李都尉从军陵（第444页）

班婕妤咏扇（第444页）

魏文帝游宴曹丕（第444页）

陈思王赠友曹植（第445页）

王侍中怀德粲……（第445页）

由此可见，江诗题下小注的形式及其功能皆与谢诗小序相类，也可以说就相当于谢诗的小序。可以说，《杂体诗三十首》与《拟邺中集》八首是有类似的副文本结构的。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关于《杂体诗三十首》的具体文本构成，《江文通集》与《文选》的各种版本，尤其是李善注系统各本与五臣注系统各本，还是颇有不同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江氏总序的有无。“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三十首’下有‘并序’二字。北宋本、尤袤本未录此序。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有此序，但无注。胡克家《文选考异》谓五臣从《江文通集》辑录此序。建州本据五臣注本辑录此序”。① 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卷三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6047页。 李善注中无针对总序的内容，可见《文选》早期版本中是不录江氏总序的，至五臣才据《江文通集》补入。至于诗题和题下小注，则《文选》各本区别不大，而《江文通集》各本则有出入。姑以“李陵”一诗为例略作说明。此诗之题，《文选》卷三一题作《李都尉陵》，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江淹集》题作《李都尉陵从军》，至于题下注，《文选》卷三一作“从军”，明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作“陵”。② 此处诗题及题下注校勘，见丁福林、杨胜朋：《江文通集校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56页。 此外，还有一条材料很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此诗与江淹另一首诗（《古意报袁功曹》）一起被收录于《乐府诗集》卷三二，并且被题作《从军行》。③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0页。 这意味着，在郭茂倩看来，在《文选》中被作为题下小注的“从军”二字才是此诗的诗题，而“李都陵尉”只能看作被模拟的作者，并不是真正的诗题。

由此可见，对《杂体诗三十首》题下小注如何认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小注可以融入分题，成为题目的一部分，也可以直接视为题目，还可以看作是小序，对分题起到补充、限定的作用。

《杂体诗三十首》与《拟邺中集》八首不仅具有类同的多重融合的副文本结构，而且，二者都具有总集的属性。这不仅是《杂体诗三十首》受到《拟邺中集》影响的证据之一，也是下文对二者进行比较并讨论《杂体诗三十首》的命题与《文选》诗体分类的关系的文献与文本前提。

《拟邺中集》八首，题中“集”字殊堪玩味，其大序中“撰文怀人”一句背后，更隐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这四个字不仅提示我们，谢灵运创作此诗是对曹丕当年“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行为的刻意模仿，而且意味着这组诗也具有一种诗歌总集的属性。《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④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9—1090页。曹丕所撰建安诸家遗文集，可以说是魏晋文学史上较早的一部总集，可惜此书早已失传，极为遗憾。谢灵运通过这组模拟诗创作向二曹六子致敬，其用意可谓一目了然，有目共睹，而其采用总集架构来集结这八首一组的拟古诗的用心，则有待发微。

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谢灵运曾编撰了多种总集，包括《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诗集钞》十卷、《诗英》九卷、《回文集》十卷、《七集》十卷、《连珠》五卷等，⑤ 以上诸书分别见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五，第 1082、1084、1084、1084、1085、1086、1087页。涉及赋、诗、回文、七、连珠等诸种文体，可见谢氏有很强的文学文献整理意识，而总集编撰就是他将这种意识付诸实践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拟邺中集》八首既可以视作谢灵运对曹丕所编那部建安诸家总集的模仿，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总集——这部总集虽然出自一个作者之手，却总汇众家诗风。曹丕“都为一集”的总集编纂实践，通过谢灵运此组模拟诗作，得到了揭示与确立。谢灵运的总集模仿意识，是相当明确的。

与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相比，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总集性质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并且很早就得到了目录学家的认可。《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类著录了江淹别集二种：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江淹后集》十卷，与此同时，该书集部总集类还著录了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①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五，第1077、1085页。 姚振宗认为此即《杂体诗三十首》，并引其序为证。②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影印开明书店本，第5888页。 笔者完全赞同姚氏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如下两条证据：其一，《杂体诗三十首》本来就是一组拟古诗，以《拟古》为名编为一卷，名实皆宜。其二，直至明清时代，在许多诗歌评论家笔下，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或被称为《拟古》，或被称为《杂拟三十首》。如明人谢榛《四溟诗话》称“昔江文通拟古诸作”，③ 谢榛撰著，宛平校点：《四溟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91页。显然就是指《杂体诗三十首》。又如，清人冯班称《杂体诗三十首》为“江淹《拟古》三十首”。④ 冯班：《钝吟杂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0页。 再如，清人施补华称：“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杂拟三十首》，尤可为后人拟古之法。”⑤ 施补华：《岘佣说诗》，见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77页。所谓“杂拟”，就是总集式的拟古。

姚振宗认为，《隋志》列江淹《拟古》等书于总集，是“自乱体例”。⑥ 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第5888页。 其实，这是他的一个误解。《隋书·经籍志》中的总集，合并了《七录》的总集部与杂文部，反映的是南朝后期至唐初人的总集观念，既有“总”的一面，又有“杂”的一面。⑦ 翟新明：《明前书目之总集著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8年。 这与后世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总集概念差异甚大。正如目录学专门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隋志》之总集灵魂在‘选’，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之意在‘总’。《隋志》是选而集之，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偏向于总而集之”。⑧ 张剑华：《隋书经籍志“总集”概念辨析》，《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1期。按：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侯素芳硕士论文《〈隋书经籍志〉总集研究》亦有类似论述，可以参看。 因此，《隋书·经籍志》收录江淹《拟古》三十首亦即《杂体诗三十首》，非但没有“自乱体例”，反而精确地体现了其总集体例之特色。

与江淹差不多同时的钟嵘，曾称江淹“诗体总杂，善于摹拟”，⑨ 钟嵘撰，曹旭笺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其主要针对的就是江淹这组拟古诗。“总杂”二字互文见义，可见《杂体诗三十首》既有“杂多”之质，亦有“总汇”之义，故江淹《拟古》一卷被《隋书·经籍志》列为总集之属，正是名副其实。从“敩其文体”的角度来说，⑩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序》，见丁福林、杨胜朋：《江文通集校注》卷四，第638页。按：《文选》卷三一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却不载其序，李善注于题下节引此序最后几句，包括此句。《杂体诗三十首》较《拟邺中集》八首更为总杂，更像一部总汇众家诗风的诗歌总集，尽管众家诗作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但是，它们毕竟披上了三十身不同的外衣，有如成于众手一样。此时此刻，江淹不仅将当年谢灵运的故伎重演，而且将其发扬光大。

与谢灵运的“八首”相比，江淹的“三十首”不仅数量更多，时代跨度更长，而且风格更加缤纷多样，呈现了从汉代到南朝数百年五言诗史“总杂”的历史面貌：“爰自椎轮汉京，迄乎大明、泰始，五言之变，旁备无遗矣。虽孙、许似《道德论》，渊明为隐逸宗，亦并别构，成是‘总杂’。”⑪ 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四七，第938页。面对这样一段“总杂”的五言诗史，江淹像晋代的总集编撰者挚虞那样，“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各为条贯，合而编之”。从这个角度来说，江淹选择前代30家诗人进行拟作而成的《杂体诗三十首》，就是他编撰的一部《五言诗流别集》。不同的是，《文章流别集》以文体为别，而江淹组诗则是以人为别，以时为序。江淹的组诗亦可以视为《文章流别集》中诗体尤其是五言诗的流别。与偏重拟代的谢灵运不同，江淹模拟的重点并不是诗人的身份口吻，而是诗人的作品本身。他在拟作时经常化用被拟诗人诗作的辞藻和意象，《杂体诗三十首》背后隐藏着若干首“原诗”，亦即“潜伏”着一部至少包括30家诗人的总集。

从汉代到南朝，五言诗人层出不穷，每位诗人所作诗篇，也不限于一种题材类别，不止有一种风格类型。因此，在“采擿”之外，还需要“芟剪”，有取有舍，采剪得当，才能建构一个合理的总集框架。30家取舍既定，还需要确定各家诗作的典型风格，以此为各家命名，设定题目，作为条贯合编之纲目。江淹的拟作过程，经过双重选择（别裁）：从历代诗人中挑出30家，是第一重选择；从一个诗人的多样化创作中撷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拟作，是第二重选择。将两重选择的结果叠加，并依其时代先后排列，整合成集，以显示“楚谣汉风”与“魏制晋造”、“关西邺下”与“河外江南”之间的美善异同，① 丁福林、杨胜朋：《江文通集校注》卷四，第637、638页。这就是《隋志》总集序中所说的“各为条贯，合而编之”。总之，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中所进行的，既是一项文学创作的工程，也是一项总集编撰的事业。

综上所述，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多”与“一”的对立统一体：众多篇题被统一于一个总题之下，众多诗家被人为集合到了一起，总杂诗风被汇聚于一篇（部）总集之中。这就是《文选》和《杂体诗三十首》的殊途同归之处。

三、《杂体诗三十首》命题与《文选》诗体别裁
《文选》是一部多体文章总集，其中所录既有诗歌，又有文章，而《杂体诗三十首》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诗歌总集。江淹既是这种总集的创作者，也是它的编撰者。古往今来，这种形态的总集是非常罕见的。

任何一部总集，都是一个整体，《杂体诗三十首》也不例外。《文选》编撰者面对《杂体诗三十首》这样一个整体时，不能不考虑其整体性。《文选》选录了不少组诗，就入选总数而言，《杂体诗三十首》首屈一指。阮籍五言《咏怀诗》共有82篇，但《文选》只选录17首，入选比例只有大约21%，而江淹这组诗入选比例达到100%。比例如此悬殊，与其说是《文选》编者对《杂体诗三十首》艺术的首肯，不如说是对《杂体诗三十首》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体认与尊重。若有所取舍，必然陷于鲁莽灭裂，不仅有负江淹“品藻渊流”之苦心，② 丁福林、杨胜朋：《江文通集校注》卷四，第638页。而且使这一整体支离破碎。

总集的编排原则，无非分类与时序两条。《文选》三十卷，③ 《文选》原为三十卷，唐李善为之作注，乃分为六十卷。《杂体诗》三十首，也离不开这两条原则。分类或者按文体类别，或者按题材类型。《文选序》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第2页）可见是先依文体分类，同一文体之中，再依时代先后。如果同一文体的作品数量繁多，就再细分类别。《文选》中的诗赋二体，就是先分类别，同类作品再依时代先后排列。《杂体诗三十首》的诗家则是依时代先后排列。表面上看，这与《文选》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在“各以时代相次”之前，《杂体诗三十首》已经对30家诗作了题材分类与命名，二者貌异而心同。

《文选》与《杂体诗三十首》所别裁的诗人及其选定的诗歌题材类型，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今列表示意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无论是入选诗人，还是其诗歌题材类型，二者都极为相似。江淹模拟的诗人中，没有诗作收入《文选》者只有孙绰、许询、谢庄、汤惠休4家，其中东晋2家，刘宋2家。孙绰、谢庄虽然未有诗作收入《文选》，却有其他作品收入。这4家的出入，可以体现江淹和《文选》在诗人别裁方面的不同见解，同时也反映二者不同的诗史见识。

第二，《杂体诗三十首》中的如下诸首，其题下小注中的题材类型，与《文选》诗体“类分”中所使用的名目完全相同：

谢仆射混游览（第451页）（《文选》卷二二有“游览”诗）

阮步兵籍咏怀（第446页）（《文选》卷二三有“咏怀”诗）

左记室思咏史（第448页）（《文选》卷二一有“咏史”诗）

郭弘农璞游仙（第449页）（《文选》卷二一有“游仙”诗）

不仅名目相同，在实际录诗方面也可一一对应。《文选》卷二二“游览”诗收录谢混《游西池》一首，卷二三“咏怀”诗收录阮籍《咏怀》十七首，卷二一“咏史”诗收录左思《咏史》八首，卷二一“游仙”诗收录郭璞《游仙诗》七首。这4家中，除了谢混“游览”诗外，其他3家的“咏怀”“咏史”“游仙”可以说已经成为诗史共识，① 钟嵘《诗品》列举“五言之警策者”，就有“阮籍咏怀”“景纯咏仙”“太冲咏史”，可为例证。见钟嵘撰，曹旭笺注：《诗品笺注》，第211页。江诗与萧选重合，不足为奇。除了完全相同者外，题名类似的亦复不少，这不仅是共识，也说明《文选》对江淹诗有所借鉴。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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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杂体诗三十首》为30家诗歌题材分别定名，一共确立了30个类目。《文选》一书涵盖的诗人更多，而所定名的诗体题材分类，却只有23个类目（依次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还不及《杂体诗三十首》。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文选》每一类目所涵盖的诗歌题材类型，要比《杂体诗三十首》更广。其中最典型的是游览、赠答、行旅、杂诗、杂拟五类，此五类所录诗作数量较多，内涵亦较为丰富。尤其是杂诗、杂拟两类，最为总杂，简直可以说是小总集。例如，《文选》“杂诗”中既有《古诗十九首》（江淹列为“古离别”），也有张华《情诗》（江淹列为“离情”），还有张协《杂诗》（江淹列为“苦雨”），一类而兼三题。同样，江淹《殷东阳仲文兴瞩》《谢仆射混游览》《谢临川灵运游山》三题，《文选》“游览”一类即已兼容；《李都尉陵从军》和《鲍参军昭戎行》二题，《文选》“军戎”一类可以并包。从这个角度来说，江诗和萧选中所立诗歌题材类目，有时是貌同心异的。总体来看，《文选》所立类目是广义的，指的是汉魏两晋南朝诗史的题材类型，而《杂体诗三十首》则是狭义的，专指某一诗人的代表性或特色性题材。① 钟嵘《诗品》列举“五言之警策者”，涉及22家诗人及其名篇（钟嵘撰，曹旭笺注：《诗品笺注》，第211页），其列举偏重佳制秀句，焦点不在代表性或特色性题材，故与江淹颇有出入。 这是必须强调的一点。

前文已经提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孙绰、许询、谢庄、汤惠休4家与《文选》诗体没有交集。《文选》不录孙、许二家诗，钟嵘也说孙、许等人诗“皆平典似《道德论》”，② 钟嵘撰，曹旭笺注：《诗品笺注》，第15页。可见萧、钟二书审美趣味相近。而江淹却以“杂述”“自序”概括孙绰、许询二人之诗，独持己见，抱有理解之同情。

此外，《杂体诗三十首》中还有两首比较特殊，值得单独讨论。第一首是《嵇中散康言志》。诗云：

曰余不师训，潜志去世尘。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灵凤振羽仪，戢景西海滨。朝食琅玕实，夕饮玉池津。处顺故无累，养德乃入神。旷哉宇宙惠，云罗更四陈。哲人贵识义，大雅明庇身。庄生悟无为，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实久相宾。咸池飨爰居，钟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孙登庶知人。写怀良未远，感赠以书绅。（第446页）

嵇康诗作以四言诗为主，《文选》所选录的嵇康诗，也都是四言诗。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谈到四言诗时，也专门以嵇康为例，推举其为四言诗“润”之代表：“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③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页。按：《文心雕龙·明诗》同一页还谈到“嵇志清峻”，此处“志”字亦让人联想到江淹诗题中的“言志”。李善注江淹《嵇中散康言志》一诗，只引嵇康四言诗，而无五言诗。在这组专门模拟五言诗的诗作中，江淹非要列入四言诗人嵇康不可，原因无他，就是他对嵇康诗有一份特别的推重。

第二首是《王征君微养疾》。诗云：

窈霭潇湘空，翠涧澹无滋。寂历百草晦，歘吸鹍鸡悲。清阴往来远，月华散前墀。炼药瞩虚幌，泛瑟卧遥帷。水碧验未黩，金膏灵讵缁。北渚有帝子，荡瀁不可期。怅然山中暮，怀痾属此诗。（第453页）

很显然，此诗的主题是“养疾”，这一主题未见于《文选》，也与《诗品序》所标举的“王微风月”不同。④ 钟嵘撰，曹旭笺注：《诗品笺注》，第211页。同书第214页曹旭注：“王微风月，原诗已佚。然江淹《杂体诗》有拟王征君微《养疾》一首，中有‘清阴往来远，月华散前墀’句，证明王微有写风月诗。”然而陈延杰认为：“王微今止传《杂诗》一首，无言风月者。”见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5页。一般来说，江淹模拟诗喜欢借用或化用被模拟诗人的某些诗句、词藻或意象，将其嵌入己诗之中，达到渲染烘托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细检此诗李善注，无一处引及王微诗。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微诗现存只有4题5首，其中包括《杂诗》二首、《四气诗》一首、《咏愁诗》一首和《七襄怨诗》一首（残），①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99—1200页。诸诗原出《玉台新咏》卷三、《文选》卷三〇、《艺文类聚》卷五六、卷三五以及《初学记》卷四。亦无一首涉及“养疾”主题。“养疾”二字是否足以概括其诗，因为王诗多佚，不敢遽断，但细读《宋书·王微传》，则基本可以肯定，“养疾”二字堪称王微生平的主线。本传记其为人“素无宦情，称疾不就”，自称“颇晓和药，尤信《本草》”，其弟僧谦“遇疾，微躬自处治，而僧谦服药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治”，未久亦卒，年39岁。② 沈约：《宋书》卷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5、1669、1670、1672页。 《杂体诗三十首》特设《王征君微养疾》一首，足见江淹对王微情有独钟。江淹曾撰《自序》，自述其“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的恬淡之怀，③ 江淹：《自序》，见丁福林、杨胜朋：《江文通集校注》卷一〇，第1720页。集中又有《卧疾怨别刘长史》，④ 丁福林、杨胜朋：《江文通集校注》卷四，第591—598页。由其身体心理状况来看，容易与王微产生共鸣。明人王世贞推演扩充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成《拟古》七十首，其中包括《江记室淹卧疾》一首，或许正是看透了江淹与王微的这一人生共同点罢。⑤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页。

四、结语：作为诗史写作与诗歌批评的《杂体诗三十首》
在谈到汉魏六朝文学的模拟风气时，王瑶先生曾经指出：“‘补’或‘拟’在当时和‘作’的界限，原是不存在的。”⑥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01页。他要强调的是，从总体上看，拟古文学中既有模拟的成分，也有创作的成分，而且这两种成分是难以截然分清的。在我看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不仅是江淹的模拟之作，也是而且更主要是江淹的个人创作。这种创作不仅是一种诗歌创作，而且是一种诗歌批评创作，还是一种文学史的写作。《杂体诗三十首》按照时代顺序和诗史逻辑，排列组合为一个整体，脉络清楚，目的明确。它既是一部诗选，也是一部总集，既是一部用诗选形式呈现的诗歌史，也是一部以总集形式呈现的诗歌批评集。

《杂体诗三十首》之目的，是要通过对历史上30家五言诗人的选择与模拟，表达江淹个人对五言诗史的“品藻”观点，与当时论家“商榷”。⑦ 丁福林、杨胜朋：《江文通集校注》卷四，第638页。 它具有多种双重属性：既是诗歌创作，又是诗史批评；既是主动创作，又是被动摹拟；主体性与客体性融合为一。

《杂体诗三十首》的命题与《文选》的诗体分类命题一样，都是一种文学史建构，为此前的五言诗史进行文学史总结，为诗歌批评设立对象，调校焦点，因此，这也是一个五言诗经典化的工程。至少从唐代开始，就有人对江淹这组模拟诗进行模拟。⑧ 释无可：《大理正任二十和江淹拟古诗二十章寄示》，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扬州诗局本，第1993页。 到了明代，薛蕙、王世贞二人对《杂体诗三十首》的模拟，可以说是模拟的模拟。⑨ 王世贞诗出处已见前注。薛蕙《杂体诗二十首》见其《考功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2册，第7—15页）。按：薛序称“及江文通拟诸家三十首，虽间有未尽，然可谓妙解群藻矣”。群藻是多，妙解是一，集于江淹一身。 在模拟过程中，薛、王二人有意调整或者扩充模拟对象，使诗歌中所呈现的文学史图景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明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