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张力与战国诸子气观念的历史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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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张力与战国诸子气观念的历史维度
黄鸿春

摘 要：战国时期，阳阴消息被视为天地大化的规律，诸子以阴阳二气来阐述天道、社会与人生，把阴阳消息之“变”及其运转机制之“常”归结为气的机理，阴阳二气包含着对立与迭运，相互构成张力而相反相成，阴阳两极的相互作用与自然和人文紧密关联，由此形成天人相应的战国气观念体系。战国诸子气观念的主流是与所谓天道秩序挂钩，而与宗法分封制脱钩、与人心脱钩。宗法分封观念下沟通天命神权和人心的阴阳之气，更变为系联天道秩序和功利的纽带，这是在时代剧变中对天人关系的重构，实际上诸子所论天道主要从人事中悟出来，这个天道秩序其实也是一种天命，是不受人心影响的自然天命。作为战国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想，诸子气观念为中国古代天道和人事一致的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战国；诸子；阴阳；气观念

阴阳说渊源古久，西周末年史官伯阳父曾用阴阳失调解释地震原因；春秋时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①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5页。万物以背为阴、正面向阳，而气调和于二者之间。战国社会剧变而争战酷烈，宗法分封旧体制的崩坏势成定局。为救时弊，诸子站在各自立场，把阴阳消息之“变”及其运转机制之“常”归结为气的机理，阴阳二气包含着对立与迭运，相互构成张力而相反相成。战国诸子气观念的主流是与所谓天道秩序挂钩，而与宗法分封制脱钩、与人心脱钩。盖诸子视阴阳二气消息为天地大化的规律：“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②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38页。着重以人事来比附阴阳消息，论说天道、社会与人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③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91页。作为战国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想，诸子气观念为中国古代天道和人事一致的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笔者试以《庄子》《易传》《大戴礼记》《荀子》和《吕氏春秋》为例，来探讨战国诸子气观念的旨归。

一、《庄子》的气之聚散与逍遥游
道家用“道”革新古来以天帝百神为主的观念。庄子崇尚“道”的至高无上：“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④郭庆藩：《庄子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6—247页。以下引用《庄子集释》，文中夹注。

道，虚无而无不为，生鬼生帝、生天生地。庄子在“道”的框架内论说阴阳：“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集释》下，第913—914页）形以天下为大，气以阴阳为广，道则包天地、含阴阳、兼形气，周济天下，所以，“道者为之公”。庄子借老子的口气讲述阴阳消息：

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庄子集释》中，第712页）

阴阳二气相接遂成和合而化生万物，夏满冬虚，昼明夜晦，日新月异，死生终始，往来返复无穷尽，其宗本就是道。阴消阳息，气序循环，终而复始，无时无刻而恒久：

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集释》中，第585页）

大化运行无穷，其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生死往复就像四时代序，合乎自然之道：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集释》中，第614—615页）

气聚气散、物生物化，天下万物和同一气。人的生与死皆是自然之理，无可忧患：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庄子集释》中，第733—735页）

生死归于一气，所以生死不二。犹如一气大通天下，圣人贵一齐物，识根知本，可谓观自然之至道。

生死无所待，至人亦无待而与道俱在。庄子对人生采取“逍遥游”的态度，他假托孔子师徒问答来阐述“游心而神游”之“忘己”妙境：“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集释》上，第147页）心有知觉而气无情虑，只有让心寂泊忘怀，听之以气而通达无碍，方能与物相应，则至道集于心舍。那么，谁能出入阴阳而逍遥游于无穷变化中呢？“孔子曰：‘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反覆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集释》上，第268页）至人之心，无所系于外、无所执着于内，体道而游，应无穷之变、体无尽之化。“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庄子集释》下，第1099页）天地万物皆为一气之转化，人生亦在同一大化之中。庄子所悦之道术，顺应天地万物之自然，通物我而外死生，超然自得以致天乐之道。

二、《系辞》与《曾子天圆》的阴阳之道
《易传·系辞》和《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认为阴阳相反相成而生生不已即是道，着重从社会功用的目的融通天道与人道，以构筑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和道德伦理规范，阐发儒家治理天下的道理。

（一）《系辞》
《周易》的根本是讲阴阳二气之变易。《系辞》把阴阳与天地、男女、刚柔、奇偶、生死相系联，认为万物皆是阴阳二气转化，人事根源于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阴阳迭运者气也，“精气”凝聚成物、“游魂”离散变易；“物”指称一种特殊之气，可与气互相转化，“游魂”也是“物”游散所生的变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之未成形质，为“形而上者”，称之为“道”；成形质之后，为“形而下者”，称之为“器”。《系辞》云“生生之谓易”，强调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创造无穷无尽，其机理在于阴阳二气的感应一阖一辟、往来屈伸而无穷，这就是会合变通：“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一阴一阳消息盈虚的条理和往来不穷的历程就是“道”，它包含相互对立和转化，唯其一阴一阳，“道”迭运不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的宏大德泽就是阴阳大化之生生，传继此道为“善”，蔚成此道为“性”，而人气禀天道，故人能秉承天道之德性，天道与人道会通，天道之德性可转化为人文之德性。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德性蕴涵在阴阳消息的不息不已、刚健笃实、有继有成的进程中，贯通天地人融和为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体系。故《易传》盛赞圣人取法阴阳、仿效天地之功：“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重人事功业，赞天地化育之功以与天地参，“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人贵于能因顺天地大化以成事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运用“变通”之理，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重实践、主动进，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①精研道义，人事与自然契合才能成就健全之人文德性。

（二）《曾子天圆》
《曾子天圆》篇以礼乐仁义、治乱兴邦的理念与阴阳观念相衔接，以此来弘扬儒家的思想文化。是篇的论述有三个论证环节：

首先确立阴阳为天地万物之根本的观点。《曾子天圆》开篇借孔子的话语申明，天地万物皆为阴阳所化育：

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由兴作也。②

《曾子天圆》以当时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阴阳造化天地万物的观念为前提，提出阴阳气化是万物之本，礼乐仁义之源，治乱兴邦的关键。“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天地万物皆本源于阴阳而生生不息，阴阳二气交互感应如若神灵而有条理，故不惟曰气而称之为精气；阴阳（精气）气化流行，生生不已，成就贯通天人的道德伦理体系。

其次，通过与动物比较而把人视为万物至精，并确立圣人神圣高贵的地位。

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倮虫之精者曰圣人。龙非风不举，龟非火不兆，此皆阴阳之际也。兹四者，所以役于圣人也。（《大戴礼记解诂》，第100页）

人受阴阳纯粹之精，是天下万物中地位最高的；而圣人作为人众之首领，其身份最高贵、最优秀。再次，推崇圣人效法阴阳大化之功所制定的一整套治理天下的法则：

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圣人立五礼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此之谓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善恶治乱之所由兴作也。（《大戴礼记解诂》，第100—102页）

①以上引文，分见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第555、611、561、599—600、555—560、619、605—606、612、626—627、639—640页。

②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99页（以下引用《大戴礼记解诂》，文中夹注）。关于天地如何生成，《说文》云：“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86页。战国楚简《恒先》讲述了类似的天地生成进程：“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见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1—292页。《礼记·乐记》也说：“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见朱彬：《礼记训纂》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72页。战国时期盛行的气化生天地之说，是当时阴阳造化天地万物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曾子天圆》认为圣人效法天地，制定历律和礼仪，其所制定的道德伦理规范，理所当然地成为礼乐之本和治乱兴邦的关键所在，由此申发儒家之道是顺应天地自然规律、与阴阳大化同功的。

三、荀子论阴阳与礼义
荀子以天道观来阐述阴阳大化，这与其推崇“礼义”的态度是贯通的。

荀子把气作为万物共有的基本要素，由基本到高级的次序来排列气、生、知、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①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4页。以下引用《荀子集解》，文中夹注。荀子认为人类最独特、也是最优秀之处在于“义”，主张性恶说而重视人的后天教化，礼义被认为是“伪”（人为努力）的产物，并从天人关系来阐述阴阳二气，体现出对礼义的重视。他说天以笃实不欺之“诚”来造化万物，星移斗转、日月相照、四时次序，万物因阴阳和气调养而生成，天的神奇功能就像是一种客观之理：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荀子集解》下，第308—309页）

人类社会的秩序或原则，与天地同理，圣人正是据此制作礼义：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集解》上，第163页）

天地之理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源头，圣人的“大巧”“大智”在于见天垂象而知节候推移，可以敬授人时而助治道；知悉土地事宜，可以蕃息嘉谷；明白春作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可以顺时理事；知晓阴阳二气的和谐，可以效法治理政事。圣人的大智慧正在于法天地阴阳之功，勤勉地成就人事：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荀子集解》下，第310—311页）

荀子讲“明于天人之分”，以阴阳来解说自然现象的生成和变化，着重阐述国家的治理，注重人事的相对独立性，提倡人通过自身努力来成就事功。流星落地、风吹树响皆为天地之阴阳造化，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不必畏惧。君主圣明而政治清明，这些自然现象即使同时发生，也不会有什么危害；若君主昏庸而政局险恶，就算不出现这些自然怪象，国家也会有麻烦：“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荀子集解》下，第313—314页）

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那就是要找到适宜的办法，任材而用、应时而作、相地而种、理物而制宜。富国强民，需要掌握天道的规律、顺应四时的变化而不是揣测天命。荀子认为天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其规律，人应了解天的规律来做好自己的事情：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

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集解》下，第317页）

废人事而思慕、颂美天，劳心妄思，无益于事。因此，荀子强调礼的重要性，“国之命在礼”，礼是治国根本，要像天地、阴阳和合生物那般，“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集解》下，第317、438页）性伪合一，则天下大治：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集解》下，第366页）

荀子倡导以礼义为根据，强调劝学、修身，注重教化的作用，认为通过天性与人为合一的途径，可以化性起伪而为善，达到天下治的目的。

四、《吕氏春秋》的政令与阴阳感应
《吕氏春秋·序意》中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①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4页。以下引用《吕氏春秋新校释》，文中夹注。《吕氏春秋》把阴阳之“争”视为十二纪运行的内在机理：“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②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245、575页。这里的“争”表示阴阳消息的状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争，引也”，段玉裁注曰：“凡言争者皆谓引之使归于己”。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日长至指夏至：“阴气始起于下，盛阳盖覆其上”；日短至指冬至：“阴气在上，微阳升动。”（《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253、581页）

《吕氏春秋》以十二纪的推移变化来表征阴阳消息，把人事（时令）与天道（阴阳）相比附，申明政令与季节的相配关系，以及政令的实施将会招致的天人感应。每逢新节气到来，人们要开展毕春气、将阳气、通秋气、送寒气等活动，以下举十二纪中所述的春季为例作分析。在孟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2页）属阳的天气下降，属阴的地气上升，天地之气和合而草木萌生，正是勤勉农事的好时节。如果做事不合节令，就有麻烦：

称兵必有天殃……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吕氏春秋新校释》上，

第2页）

到了仲春：“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64页）此时昼夜均等，阴阳二气势均力敌。震气为雷，激气为电，蛰伏的动物苏醒了。在这个月里：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65页）

在季春：“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123—124页）季春时节生育之气活跃，温暖的阳气发散，动物繁衍生息、植物生长茂盛，人们举行结束“春气”仪式。这时候须注意：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124页）

十二纪被视为纲纪天地人的法则，政令要与十二纪的推移相适应，“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427页）“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吕氏春秋新校释》上，第138页）。《吕氏春秋》认为阴阳二气与人类社会的交感正是通过政令来进行的，因而相应做出各种对策和措施，规定天子每月要办的大事和必须谨慎的禁忌，把天人相应的观念应用到政治上，与所谓的天道秩序相比附。产生于战国中后期的邹衍学说，其观点大体见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和《有始览·应同》，以五德相胜的形式来表达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只能适应它的天道秩序，拿臆想的先后相代顺序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比方，本质上是没有根据的，但这正是一种战国的时代精神反映。

五、结 语
诸子以阴阳二气来阐述各自对天道、社会与人生的新思路，阴阳两极的相互作用与自然和人文紧密关联，超越于人的天转化为人文的天，形成了天人相应的战国气观念体系。宗法分封观念下沟通天命神权和人心的阴阳之气，更变为系联天道秩序和功利的纽带，这是在时代剧变中对天人关系的重构，实际上诸子所论天道主要从人事中悟出来，这个天道秩序其实也是一种天命，是不受人心影响的自然天命。战国气观念大致不讲人心，虽然孟子秉承周初天命说，把天道和性善论相结合，认为天意中见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心有天理、自人心而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①焦循：《孟子正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46、877页。但这种论说在战国不能实现，他倡导的“养浩然之气”也一时得不到社会的共鸣。韩非子则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天命只体现在古今时运的变化上，王权得失在于能否遵循这种天道秩序，不仅与人心没有关系，而且必须拂逆民心：“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②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4页。时代已不适宜竞于道德、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再走顺从民心的老路只会促就奸邪横行，而深谙治国之道的君王虽违背民心也能做好统治。其实韩非子这种对天道秩序的新见解，只是对历史发展理路的比附，但颇受君王青睐。出于对现实功利的追逐，各国君王不再把人心当作一回事，事实上此时人心已不足畏，周代视人心为天命的思想传统已被抛弃，以周为象征的宗法分封旧秩序也“无可奈何花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