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谣谚与两宋诗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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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谣谚与两宋诗歌的关系
赵瑶丹

摘 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并对诗歌创作和风貌产生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要到两宋时才真正得以实现，并延续到元明清。两宋时期谣谚与诗歌相互影响并趋向融合，有前代谣谚融入宋代诗歌，又有文人诗转化为谣谚，以及两者交互融合等形态。放在长时段中进行历史性考察，两宋时期可谓中国古代谣谚与诗歌融合的成熟期，不仅具备谣谚与诗歌融合的各种形式，而且实现了深度融合，影响了诗歌风貌和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时代性。分析谣谚与文人诗歌融合的例证，呈现两者融合的现象，揭示两者多维的关系，从而明确谣谚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中的影响、谣谚与两宋诗歌融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所处的地位，对于推动中国谣谚史、中国诗歌史甚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皆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两宋；谣谚；诗歌；融合

谣谚与诗歌的关系，不少先贤做过论述，明清学者尤其突出，观点虽有分歧，但谣谚先于诗歌而兴得到普遍认同，①学界普遍认为作家文学离不开民间文学的影响，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在于，诗歌始于谣谚。钟敬文在1949年刊发的《诗与歌谣》中指出，诗的孩童时代就是歌谣，以这一观点为代表，王妍《诗与歌、谣、谚、语》（《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韩高年《从“谣”“谚”“歌”看先秦诗歌的形态及其演变》（《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指出“谣”“谚”“歌”“颂”等皆先于“诗”。赵敏俐《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文史哲》2010年第3期）、张建华《论汉乐府对箴铭、格言、谣谚的继承和发展——以乐府古辞为例》（《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谈及谣谚与七言诗、汉乐府的关系。唐代诗人对谣谚的吸收与认识并不普遍，杜甫作为个案表现较为突出，有朱炯远《杜甫对谣谚的学习》（《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孙微《〈饮中八仙歌〉源于汉代谣谚考》（《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4期），邱小培《浅论杜甫诗歌中的汉代谣谚》（《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等文。姚万华《略论谚语与古代诗歌的关系问题》（《教学与进修》1984年第2期）在分析谚语与诗歌的关系时，列举了宋代诗歌融汇谚语的例子。总体而言，学界在论述谣谚与作家书面文学的关系时，较偏重于谣谚对历史散文、白话小说等文学样式的影响，对谣谚与诗歌关系的分析、谣谚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讨论，还存在很大空间。目力所及，还未见专门讨论谣谚与宋诗关系的相关成果。分析谣谚与两宋诗歌互为影响、相互融合的现象，明确这种影响与融合的历史地位，有利于突破对谣谚与诗歌关系的泛化认识，对于推进谣谚史、诗歌史研究皆有重要意义。“上古之时……有谣谚，然后有诗歌……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甚古。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②刘师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0—111页。“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有忽哉！”③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五《书记第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6页。“康衢童谣，与虞廷三歌，同时实开风诗之先声”。④山阴悟痴生编录，悲增标点：《广天籁集·自序》，见郑旭旦编：《天籁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61页。谣谚短小精炼的句式，生动活泼的语言，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浅显又不失深刻的哲理等特点皆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这是普遍的认识与观点。但是，就谣谚与诗歌互为影响、相互融合的演变过程与趋势而言，学界并未展开具体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历史时期谣谚与诗歌相互影响的情况，呈现特定的时代特点。

宋诗幽默风格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宋诗的表现力扩大、诗风转变有关，也和宋人注重吸收谣谚有关。宋诗除了呈现出幽默的风格，还携着浓厚的理趣，而这一点亦恰恰是谣谚的艺术特色之一。这种不谋而合的相似背后显然有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这是谣谚研究与宋诗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话题。通过谣与诗的源与流、起与承等关系的梳理，进行谣谚与宋诗的比照，谣谚与宋诗的关系得以更清晰地呈现。

两宋以前援引谣谚入诗远不如史书典籍中引用得多，“古人谚语见于书史者甚多”，①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卷二七《古人谚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8页。一方面与之前的诗风有关系，“先儒皆以解经，不但诗词之资而已”；②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三《谚语有文理》，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8页。另一方面与诗歌在两宋时期的发展，诗人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在宋人眼中，诗歌创作中巧用俗语乃见功夫，有点石成金之功效。两宋时期，诗歌创作与民间文学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诗人对谣谚在诗歌创作中地位的认可产生重要变化，谣谚与诗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融，且生发不少理性讨论。谣谚与两宋诗歌融合的趋势和讨论，影响了元明清诗歌发展的态势，从而真正确立了谣谚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引谣谚入宋诗
谣谚被引入宋诗，促进了诗歌风格向通俗化方向发展，使宋诗带上了更多理性色彩。杨慎《升庵诗话》中专列“谚语有文理”条加以阐述：

“月如弯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罗景纶诗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诗用之……“炮车云”。东坡诗用之。小字夹注：“今日江头风势恶，炮车云起雨欲作。”“风花云起，下散四野，如烟雾也”。晁无咎诗用之。小字夹注：“明日扬帆应复驶，蒸云散乱作风花。”“日没胭脂红，无雨也有风”。梅圣俞诗用之。小字夹注：“日脚射空金镂直，西望千山万山赤。野老先知雨又风，明日望此重云黑。”“东鲎晴，西鲎雨”，则《诗》所谓“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霜淞打雪淞，贫儿备饭瓮”，则东坡诗所谓“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也。“日晕主雨，月晕主风”，则梅圣俞所谓“月晕每多风，灯花先作喜。明日挂归帆，春湖能几里”也。“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则萧冰崖所谓“黑猪渡河天不风，苍龙衔烛不敢红”也。③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三《谚语有文理》，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第907页。

文称民谚“皆为唐宋诗人引用”，事实上唐代诗人引谚较少，大多集中在宋代。引谚入诗创作的自觉追求应当在宋代，这在诸多宋代诗人创作中有鲜明体现，苏轼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古有“百灵百利，百巧百穷”④贾似道：《悦生随抄》引《师友谈记》，见陶宗仪等编：《说郛》卷一二，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3页。一谚，苏轼诗“古来百巧出穷人”⑤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一《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见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17页。出于此。又有《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又云：‘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寻医入务，风饱水肥，皆俗语也”。“又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寝为黑甜，故东坡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亦用俗语也”。⑥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王君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81页。又有诗句“从来此腹负将军”取自俗谚“将军固不负此腹，此腹负将军”。⑦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一《闻子由瘦》，第2258页。苏轼有诗“何从得此酒，冷面妒君赤”，俗谚有“无钱吃酒，妒人面赤”。⑧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三《岐亭五首（其四）》，第1208页。有诗“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龟背上刮毡毛’，乃谚语也”。⑨苏轼著，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二一《东坡八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4页。苏轼对谣谚的运用可谓是信手拈来，驾轻就熟。

黄庭坚引谚入诗较为常见。池州有语“东流速客，惊动建德”，黄庭坚有诗“东流会宾客，建德椎羊牛”。①厉鹗：《宋诗纪事》卷一〇〇《池州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59页。“情人眼里有西施”为民谚，黄山谷取以为诗“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最为得”。②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逸文二，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又有民谚“千里寄鹅毛，物轻人意重”，③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逸文二，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四），第264页。黄山谷诗云“千里鹅毛意不轻”，④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逸文二，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四），第265页。北宋李之仪诗“物轻人意重，千里赠鹅毛”，⑤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二《鹅毛》，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05页。苏东坡诗“且同千里寄鹅毛”。⑥苏轼：《东坡诗钞·扬州以土物寄少游》，见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宋诗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4页。简单一句俗谚“千里寄（赠）鹅毛”，却引来黄庭坚、李之仪、苏东坡等人的不断吟咏，其艺术魅力引人共鸣。

陈师道亦常引俚谚入诗，如“昔日剜疮今补肉”“百孔千窗容一罅”“拆东补西裳作带”“人穷令智短”“百巧千穷只短檠”“起倒不供聊应俗”“经（一）事长一智”“称家丰俭不求余”“卒行好步不两得”等诗句，皆融汇了俗谚。“巧手莫为无面饼”来自“巧媳妇做不得无面馎饦”，“不应远水救近渴，谁能留渴须远井”源于“远水不救近渴”，“瓶悬瓦间终一碎”引自“瓦罐终须井上破”，“急行宁小缓”引用“急行赶过慢行迟”，“早作千年调一生，也作千年调”融汇“人作千年调，鬼见拍手笑”，⑦此语亦见《梁溪漫志》引梵志数颂，其一曰：“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见费衮撰，傅毓钤标：《梁溪漫志》卷一〇《梵志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7页。“拙勤终不补”来于“将勤补拙”，“斧斫仍手摩”出自“大斧斫了手摩娑”，“惊鸡透篱犬升屋”出自“鸡飞狗上屋”，⑧《易林》：“牛惊犬走，上下浑扰”，亦俗语之意。见翟灏撰，颜春峰点校：《通俗编》卷二九《禽鱼》，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05页。“割白鹭股何足难，荐贤仍财命”出于“鹭鹚腿上割股”，⑨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页。又云“割白鹭股何足难，食鸬鹚肉未为失”。⑩陈师道：《后山诗钞·答黄生》，见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宋诗钞》，第837页。

王介甫诗“丽唱仍添锦上花”，黄庭坚诗“又要涪翁作颂，且用锦上添花”，皆出自“锦上添花”。⑪钱大昕：《恒言录》卷六《成语类·锦上添花》，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页。赵汝燧诗“嫁狗逐狗，嫁鸡逐鸡”源于“嫁鸡与之飞，嫁狗与之走”。⑫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一〇《嫁鸡随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14页。叶茵诗“大姑不似三姑巧，今岁缲丝两倍收”出自“大姑拙，三姑巧”。⑬陈起编：《江湖小集》卷四二《蚕妇吟（二）》，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7页。南宋初盛传“黄河清，圣人生”，⑭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九“宁宗嘉定三年四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295页。郑思肖诗云“丁丑戊寅岁，黄河两度清。但教大宋在，即是圣人生”。⑮郑思肖著，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中兴集·黄河清（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页。宋代流传“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南宋邓林初诗云“游遍江湖未到杭，不知人世有天堂”。⑯翟灏撰，颜春峰点校：《通俗编》卷二《地理》，第26页。“生姜树上生”乃“谓人之执拗者”，刘后村有诗“人道生姜树上生，不应一世也随声”。⑰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三《成语》，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61页。“清明断雪，谷雨断霜”，⑱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一《农事》，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95页。“四月麦秀寒，五月温和暖”，⑲顾禄撰，王湜华、王文修注释：《清嘉录》卷四《麦秀寒》，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第107页。“蜘蟟蝉叫稻生芒”，⑳张英：《渊鉴类函》卷四四五《虫豸部一》，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1页。系列农谚的意境被范成大引入诗中：“湔裙水满绿苹洲，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①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二七《右春日田园杂兴十二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3页。范成大诗“口不两匙休足谷”源于吴谚“一口不能插二匙”。②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一六《丙午新正书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1页。林公弁诗“液雨初生小院寒”取材于闽谚“液雨不流箨，高田不要作”。③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四《入液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晏殊诗“红白薇英落，朱黄槿艳残。家人愁溽暑，计日望盂兰”是对俗谚“盂兰盆倒则寒来”的戏述。④陆游撰，李昌宪整理：《老学庵笔记》卷七，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八），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79页。宋代诗人关注风俗节气，将俗语俚谚作为诗歌创作的活水，已经是较普遍的现象。

引谣谚和诗的现象亦并不罕见，如有人以谣谚“春雨树头生”和五字诗“人言二月时，霏雨生树杪。天色何时光，要向寒食少”。⑤刘一止：《苕溪集》卷三《和峦嶅二子寒食少天色五字》，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2册，第11页。蜀人有谚“唐安有三千官柳，四千琵琶”，故陆游有诗“归心日夜逆江流，官柳三千忆蜀州”。⑥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四《雨夜怀唐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6页。

有的诗人直接在诗作中道明其诗句取自谣谚，“俚谚亦有之，一日计在寅”，⑦方岳：《秋崖诗词校注》卷二九，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509页。“因寻旧政询遗老，为作新诗变俚谣”。⑧王安石撰，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三八《送崔左藏之广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63页。引谣谚入诗“初若小儿戏弄不经意者，然殊有意味可爱”，⑨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第462页。别有风味。谣谚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诗歌文句上，还渗透在诗义中，谣谚与文人诗实现完美融合。谚云“去家千里，勿食萝摩枸杞”，山谷《道院枸杞》诗“去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许！”⑩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用事精确》引《漫叟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2页。山东有民谣“霜淞打雾淞，贫儿备饭瓮”（“淞音宋，积雪也，以为丰年之兆”，“山东人以肉埋饭下，谓之饭瓮”），⑪杨慎：《升庵诗话》卷一〇《梅溪注东坡诗》，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第832页。东坡有诗“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⑫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一五《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14页。其诗意就取自民谣。早在东坡之前，曾巩有《冬夜即事》“香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门霿凇寒。闻说丰年从此始，更回笼烛卷帘看”取意“霿凇重霿凇，穷汉置饭瓮”，⑬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七《冬夜即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1页。以为丰年之兆。有谚“衣冠不正，朋友之过”，⑭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七三《奏制冠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134页。孔平仲《送朱君贶德安宰罢任还》云“人得朋友衣冠正”，⑮孔平仲：《清江集钞·送朱君贶德安宰罢任还》，见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宋诗钞》，第475页。引谚入诗。

当然，能作诗吟诗之人并非只限于纯粹的文人，僧道中就有不少杰出诗人亦留有传世之作。“国初时，长洲县东禅寺有僧曰遇贤，姓林氏……好赋诗，虽多俗语，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心间增道气，忍事敌灾屯。谨言终少祸，节俭胜求人。’若此之类，皆名言也”。⑯龚明之撰，孙菊园校点：《中吴纪闻》卷二《林酒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8页。其中“忍事敌灾屯”与俗语“忍事敌灾星”同出一辙。

谣谚如同一泓清泉，给诗人以创作灵感和素材，不但丰富了诗歌的语言，而且影响其意境。基于宋代诗歌创作兴味的转向，谣谚与宋诗实现了深度融合，谣谚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

二、文人诗转化为谣谚
自唐以后，由诗歌转化为俗谣民谚的现象较为突出。以唐诗为例，至宋代，不少已转化成谣谚，特别是一些语言浅近、呈现通俗化风貌的诗歌，更易于传播、转化。杜荀鹤有诗“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世间多少能言客，谁是无愁行睡人”“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莫道无金空有寿，有金无寿欲何如”；罗隐有诗“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能消造化几多力，不受阳和一点尘”“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明年更有新条在，绕乱春风卒未休”。这些诗作语句通俗、朗朗上口、意味深长，至宋代已经演变成日常俗谣，为人吟诵而不知谁作。①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卷一四《杜荀鹤罗隐诗》，第155页。宋谚“不在被中眠，安知被无边”出自唐人卢仝诗“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②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卷二九《俗语有所自》，第335页。俗谚“闲人有忙事”出自唐人韩偓诗“须信闲人有忙事，且来冲雨觅渔师”。③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卷二《闲人有忙事》，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45页。宋人张无尽尝作“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祸”，后半句当出自民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白乐天就有诗“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④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九《池鱼》，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10页。张无尽诗句极有可能取自民谚，也有可能白居易诗取自民谚，而张无尽诗承袭白乐天诗意。谣谚与诗句相互融合，以至于很难辨别孰是源、孰是流，不少诗歌在语言表达、立意取向上皆与谣谚相近。

宋人谈到“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

“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林下何曾见一人”，灵澈诗也。⑤欧阳修谓此句世俗相传，以为俚谚，直至“庆历中，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因修江岸得斯石于池阳江水中，始知为灵澈诗也”。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僧灵澈诗（元和四年）》，见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77页。“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也。“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鹤诗也。“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也。“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也。“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朱湾诗也。“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也。“在家贫亦好”，戎昱诗也。⑥陆游撰，李昌宪整理：《老学庵笔记》卷四，第52页。

又，太白有诗“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欧阳公有诗“朝朝暮暮见黄牛，徒使行人过此愁。山高更远望犹见，不是黄牛滞客舟”，盖谚谓“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一朝一暮，黄牛如故”。⑦陆游撰，李昌宪整理：《入蜀记》卷六，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八），第213页。

宋谚有“乾星照湿土，来日依旧雨”，唐人王建有《听雨》诗“半夜思家睡里愁，雨声落落屋檐头。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烂庭花不肯休”。⑧姚宽撰，汤勤福、宋斐飞整理：《西溪丛语》卷下，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四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53页。越人俚语谓久不得见者曰“恰似菖蒲花难见面”，而唐人施肩吾有诗“十访九不见，甚于菖蒲花”。⑨崔颢撰，颜春峰点校：《通俗编》卷三〇《草木》，第418页。不少唐人诗句到宋代成为世间俗谣民谚，得以广泛流传。洪迈认为“世俗称引成语，往往习用为常，反不知其所自出”，如：

“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相饶”，杜牧诗也。“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诗也。“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高骈诗也。①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三《成语》，第947页。

宋代广泛流传的俗语出自唐人诗句，但因使用广泛以至习以为常，不知其本为诗句。文人援引谣谚入诗，文人诗亦转化为谣谚，甚至又实现援谚入诗。

宋谚有“将勤补拙”，②倪思撰，朱旭强整理：《经鉏堂杂志》卷七《示儿》，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六编（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450页。白居易诗就有“补拙莫如勤”，③白居易：《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见张春林编：《白居易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494页。宋谚难免受到白诗的影响。黄庭坚又有《跋奚移文》：“截长续短，凫鹤皆忧。勤能补拙，与巧者俦。”④黄庭坚：《跋奚移文》，见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1辑《居家及叶县时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庄绰指出“陈无己诗多用一时俚语”，如“拙勤终不补”，用俗语“将勤补拙”。⑤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下，第117页。庄绰认为陈无己诗取自俗谚，此谚又源于唐诗。如果庄绰的推断成立，那么无论是陈无己的诗还是黄庭坚的诗皆源于唐诗的推论，也可以成立。当然，这样推断是单向度的，事实并非如此绝对，谣谚与诗歌两者相互融通，孰是源孰是流还需要视具体情况而论，很难笼统概括。

宋代诗歌以俗为雅的创作倾向较普遍，不少以俗为雅的诗歌自然而然地转为谣谚。以苏辙为例，他的不少诗句取自民谚，而朗朗上口的诗句亦衍化为俗谣。苏辙《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第一首诗尾句“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转化成“雉藏不能尽尾”一语，“乡人以为谚”。⑥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一《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其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页。《戏作家酿二首》云“一醉汁滓空，入腹谁复告”转化为俗谚“入腹无赃”。⑦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之《栾城后集》卷四《戏作家酿二首（其一）》，第1177页。欧阳修诗“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转化成“香橙螃蟹月，新酒菊花天”。⑧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二《秋怀》，第443页。诗句转变为俗语的过程，是诗歌深入世俗社会，进一步转向通俗的过程。

到明清，人们普遍传诵的谣谚很多来自宋诗。“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乃宋贺仙翁诗。⑨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一《辩证类·谚语出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清代民谚“儿孙自有儿孙计，莫与儿孙作马牛”，乃天庆观道士徐守信诗。“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见苏子瞻《送张师厚赴殿试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出自道士夏元鼎诗。⑩钱大昕：《恒言录》卷六《俗谚有出类》，第167页。“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见俞文豹《唾玉集》引杭州巡检苏麟上范文正诗。“腹有诗书气自华”出自苏东坡诗。⑪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三《成语》，第949页。“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见宋人《萤雪杂说》。“真个有天没日头”，宋神童诗。“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南宋陈随隐自述其先人名藏诗。⑫钱大昕：《恒言录》卷六《俗谚有出类》，第166页。“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见《冷斋夜话》华亭船子和尚诗。⑬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三《成语》，第949页。苏轼诗云“百年虽长要有终，富死未必输生穷”，又有“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①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一四《薄薄酒二首》，第688—689页。到清代则转换成俗谚“好死不如恶活”。②翟灏撰，颜春峰点校：《通俗编》附直语补证卷三八《识余》，第548页。

清代有谚“车如鸡栖马如狗”，王士祯认为“用古谣语，绝似稼轩手笔”。③王士祯：《花草蒙拾》卷四四，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实际上，在东汉时期就有“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④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三《兽部上·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617页。谚出于诗，诗出于谣，还是后代的谣谚承袭前代的谣谚，其内在的逻辑后人要辨析实属不易。谣谚与诗歌不仅是内容、形式上的融合，甚至发展到难以辨别的程度，甚至出现了专门以俗谣俗谚为内容的诗作。清代“有集俗语为七绝以讽世者”，⑤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讥讽类·讽世俗语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67页。继而列举了诸多以俗语串成的清诗，一方面显示清代诗歌的创新性不足，同时亦让我们看到谣谚与诗歌的互融程度，发展到清代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谣谚与宋诗的融合
民谣民谚成为宋代文人作诗行文的重要材料，如《唐子西文录》所言：“《诗疏》不可不阅，诗材最多，其载谚语，如‘络纬鸣，懒妇惊’之类，尤宜入诗用。”⑥唐庚撰，强行父辑：《唐子西文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13册，第406页。文人逐渐将对谚语的学习视为积累诗歌创作素材的一条重要途径。谣谚不仅影响宋代诗歌面貌，进而影响诗歌题材的拓展。宋诗吟诵谣谚传播现象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丰谣连井甸”⑦宋庠：《元宪集》卷七《次韵和观文王尚书谢余寄示新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8页。“风谣采道涂”⑧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二八《太平无象二首（其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25页。“讴谣耕父喜”⑨杨亿：《武夷新集》卷二《中春喜雨》，见刘野编：《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第33页。“凭谁尽记前张政，只听村谣里唱声”，⑩方大琮：《铁庵集》卷二八《寿乡守张秘阁》，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293页。“五谷丰登顺四时，亿兆歌谣绝愁叹”等。韩维诗“挽缆谣歌童，簪花立田妇”，⑪韩维：《南阳集》卷二《泛汝联句》，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525页。戴复古诗“欲知惠爱及人处，听取街头卖炭谣”，⑫戴复古撰，戴福年主编：《戴复古全集》卷六《访漳州赵用父使君》，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又有“上下相安长官好，野亭闲坐听民谣”，⑬戴复古撰，戴福年主编：《戴复古全集》卷六《古田县行览呈刘无竞》，第261页。晁补之诗“助我彤襜问民俗，烦君泮水采风谣”，⑭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一七《守蒲次新安西先寄府教授之道弟》，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5页。孔平仲诗“讴谣千里祝公年”，，⑮孔平仲：《通判成郎中生日，人凡送香合寿星，皆不受。独以诗献》，见孔文仲等撰，孙永选校点：《清江三孔集》，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406页。徐积诗“吟作吴谣事最新”，⑯徐积：《节孝诗钞·夜赏春寄敦复》，见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宋诗钞》，第1272页。许广渊诗“令尹求民瘼，行行听路谣”，⑰许广渊：《和徐令南新道中》，见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一七，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2页。王安石诗“坐听楚谣知岁美，想衔杯酒问花期”，⑱王安石撰，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三一，第786页。石牧之诗“已知和气先春到，伫听欢谣混海流”，⑲石牧之：《送程给事知越州》，见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一一，第224页。宋祁诗“计日民谣喧魏阙，褒功仙札武泥封”，⑳宋祁：《景文集》卷一八《七言律诗·博州络太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王十朋诗“勉力施行诚与善，民谣待向峡中听”，㉑㉑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诗集》卷二二《张主管摄郡秭归赠以三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3页。㉒ 彭汝砺：《鄱阳集》卷一二《记使人语呈子开侍郎深之学士二兄》，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319页。彭汝砺诗“往来道路好歌谣，不问南朝与北朝”，㉒㉑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诗集》卷二二《张主管摄郡秭归赠以三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3页。㉒ 彭汝砺：《鄱阳集》卷一二《记使人语呈子开侍郎深之学士二兄》，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319页。谣谚传播成为宋诗吟诵内容。

基于这样的诗歌创作理念，不难发现诸多文人诗受到民谣民谚的影响。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①林升：《题临安邸》，见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二六七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452页。与南宋《行在军中谣》“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②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下，第92页。在构思及立意上都极为相仿。不仅是耳熟能详的著名诗人常引谚入诗，而且许多普通文人作诗也喜用俗谚。张景修“少以赋知名，而喜为诗，好用俗语”，③叶梦得撰，徐时仪整理：《避暑录话》卷上，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二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观其诗，大抵多清淡……又多好用俗语”。④龚明之撰，孙菊园校点：《中吴纪闻》卷三《张敏叔》，第65页。张思叔“本一酒家保，喜为诗，虽拾俗语为之，往往有理致”。⑤施德操撰，虞云国、孙旭整理：《北窗炙輠录》卷上，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八），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宋诗中有许多以谣为题的诗作，这类诗作多数吟咏社会底层百姓的困苦生活，无论其反映的主题还是语言风格都接近于民谣。姑且不论是否因谣谚的直接影响而成，但此类现象应值得关注。《雅言杂载》录有《耕夫谣》一首，陈造《田家谣》，王炎《丰年谣五首》，郑思肖《隐居谣》，欧阳修《归自谣》，司马光《悯狱谣》，岳珂《黄鹤谣寄吴季谦侍郎时季谦自德安入城予适以使事在鄂》，刘子翚《梦仙谣并引刘致明梦与七客游仙》，黄庭坚《和谢公定征南谣》《农谣》，陈起《野农谣》《古春谣》，陈造《田家谣》，方岳《农谣》，郭祥正《治水谣》，李石《春雨谣》，王遽《十画农谣一首》，张耒《旱谣》等。此类以谣为题的诗作亦影响元明清的诗歌创作，元代廉夫赋有《瀑布谣》，元好问有《晓山谣赠别金陵陈处士》。到明代，以“谣”为题的诗作不可胜数，例如杨维桢就有《屏风谣》《皇娲补天谣》《地震谣》《苦雨谣》《大风谣》《食糖谣》《周急谣》《吴农谣》《征南谣》《小姑谣》《贫妇谣》《铁城谣》《大数谣》《老客妇谣》等。

谣谚与诗歌的这种互动、融合，一方面使谣谚的语言趋向典雅化，另一方面使诗歌倾向通俗化。谚语吸引文人的重要诱因在于“理”，引用富含哲理的俗谚入诗，自然使宋代文人诗更多透出理性色彩。宋代诗歌呈现的一大特点是重理趣，除了诗歌本身的发展受到宋代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渲染外，还与对谣谚的大量吸收密不可分。

除了谣谚与诗歌融合的实践，宋代亦有不少关于谣谚与诗歌关系的理论探讨。《王直方诗话》记载：“《杜鹃诗》，识者谓前四句非诗也，乃题下注，而后人写之误耳。余以为不然，此正与古谣语无以异，岂复以韵为限也。”⑥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七《杜少陵二》，第40页。宋人以古谣语考证诗句，无疑透露出宋人对谣谚与诗歌内在关联的认同。朱熹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⑦朱熹：《晦庵集》卷七六《诗集传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566页。姜夔认为“通乎俚俗曰谣”，⑧王士祯撰，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卷一七《歌行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1页。而守法度曰诗，虽有理，但诗亦有俚俗之作，谣亦有法度之规，诗与谣虽有区别，但在发展中呈现互为融合的态势。在谣谚语言的俗雅问题上，宋人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欧阳修对俗谚予以肯定，批判固守泥古文风，“俗云：‘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论语》所谓‘驷不及舌’也。若较其理，即俗谚为是。然则泥古之士，学者患之也”。⑨欧阳修撰，储玲玲整理：《笔说·驷马不及舌说》，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罗大经充分肯定不见经传的俚谚俗语亦有雅致之处，认为“俗语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指心而言也。三字虽不见于经传，却亦甚雅”。⑩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丙编卷六《方寸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5页。宋人王君玉认为“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而采拾入句，了无痕颣，此意瓦砾为黄金手也”。①蔡絛：《西清诗话》卷上，见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刘克庄认为“若意义高古，虽用俗字亦雅，陈字亦新，闲字亦警”。②刘克庄撰，王蓉贵、向以鲜校点：《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方后甫小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01页。

针对宋诗趋俗的倾向，亦有学者提出批判，“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划，多用俗语，拗折声调。他们说这只是押韵的文，不是诗。”③朱自清：《经典常谈·诗第十二》，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20页。这固然不排除宋诗创作受时代整体文风趋向于通俗化的影响，亦不可否认包括谣谚在内的俗语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严羽《沧浪诗话》云：“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④严羽著，张健校笺：《沧浪诗话校笺·诗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1页。学诗应去“五俗”，成为宋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代表观点之一。而苏轼和黄庭坚论诗主张以俗为雅，并付诸于诗歌创作，这样的取向受到严羽的批判。严羽的诗歌批评理论，针砭宋诗的流弊，提倡回归唐诗的兴象与韵趣。这一理论恰恰是在以俗为雅诗风盛行的背景中产生的，反而呈现了宋诗的风貌。

从用语到立意，从形式到风格，谣谚不仅仅是影响了几位宋代诗人的创作及观念，而是影响了一代诗人的创作理念，在宋诗的整体风貌转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代不仅有文人将谣谚与诗歌相互融合的方式充分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而且对此类文学现象加以关注、进行理性讨论。在宋代，谣谚与诗歌的关系得以深化，两者的融合是促使宋诗艺术兴味、语言风格呈现通俗化、幽默化、理趣化特点的重要诱因。

谣谚与诗歌相互交融、相互映证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史现象。谣谚和诗歌的关系，是密切的，更是多角度的，既有诗歌融入谣谚，亦有谣谚转换为诗歌，这种双向关系中同时蕴含相互融合。对相互融合的谣谚与诗歌进行微观解读与明确划分实属不易，暂且抛开具体的标准，借助前人的讨论来解析并呈现两者关系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式。对谣谚与诗歌的关系进行周密考察，不仅有助于推动谣谚研究，且对于诗歌赏鉴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诗歌批评，可谓开启了一扇探究的窗口。通过对两宋谣谚与诗歌关系的分析，两宋谣谚与诗歌整合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所处的地位可以得到清晰呈现。诗歌吸纳谣谚的艺术魅力为己所用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两者真正达到神气融合当在两宋时期，其融合的方式已完全成熟。宋代文人秉承了谣谚与诗歌融合的传统，在宋代社会氛围的渲染下，随着艺术兴味趋于通俗化，使这一传统得以深化，并促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以至深刻地影响了元明清的诗歌发展。总之，两宋时期谣谚与诗歌融合的趋势为元明清的诗歌发展注入一股强力，而在中国古代诗歌与谣谚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宋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