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拓展与政府缺位：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国近代蛋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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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拓展与政府缺位：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国近代蛋粉业
朱冠楠

摘 要：：中国是世界蛋粉生产的创始国和主产地，机制蛋粉是我国第一个主要用于出口的全产业链制成品。然而，近代的所谓蛋品贸易，实际上只是在中国境内的洋商与蛋厂之间的交易，我国没有真实意义上的贸易自主权，“国民政府缺位”严重。将我国近代蛋粉业置于全球化贸易体系之下进行历史考察，能从中国近代蛋粉业的市场拓展、挽回利权和国际竞争等方面进行历史梳理，剖析我国近代蛋粉业在国际贸易战中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讨论全球化体系中的政府缺位以及近代蛋粉贸易战的历史启示。科技实力虽是贸易战克敌制胜的法宝，但近代乃至今天全球化体系中的贸易战，归根到底是国家实力的较量，国民政府应对失宜，致使蛋粉业日渐衰落。时至今日，全球化体系中的中国近代蛋粉业仍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蛋粉； 蛋制品； 蛋品贸易战

19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市场上第一次出现“机制蛋粉”贸易，这是我国首创的蛋制品。此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我国一直是世界蛋粉的主产地，出口额曾占全国外贸总额的第三位，与传统出口商品的蚕丝并列，居于茶叶出口额之前。与丝、茶等农产原料出口不同，机制蛋粉是我国第一个全产业链制成品的出口。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囿于地域性的就贸易论贸易，鲜有整体性观照。具有历史界碑地位的中国近代机制蛋粉业，尚缺乏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

现有的经济史、贸易史论著中涉及近代蛋粉业的研究主要是：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有我国近代早期蛋品出口情况的记载：“蛋品出口后来成为外资的一项重要企业，不过甲午战争前还只有1872年在烟台设立了一家蛋粉厂，规模不大。”① 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见氏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该书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表2—6主要进出口商品贸易的比重（1920—1936）”列有“蛋与蛋制品”栏目，② 许涤新、吴承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见氏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虽然该表列示的蛋品出口比重已经与蚕丝及茶叶相当，但并未对“蛋品出口成为外资的一项重要企业”作出分析。还有一些专著中有一些对我国近代蛋及蛋制品出口数量的记载，比如李文治提到：“（高邮）蛋厂输出蛋白三百八十余石，蛋黄二千四百余石。”孙玉琴提到：“20世纪初，蛋及蛋制品开始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1913年出口量达15万多担，1925年出口量激增至100多万担。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最大的蛋品出口国。”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70页；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7—178页。近年来，也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我国近代蛋品贸易，对中国蛋品贸易的兴衰过程进行了探析，并从近代我国农副产业问题等方面归纳了行业兴业兴衰的原因。① 参见王强：《近代蛋品出口贸易与蛋业发展》，《史林》2014年第5期，第82—93页；胡浩、田倩倩：《20世纪初中国鸡蛋的国际贸易及其价格形成》，《中国家禽》2009年第31卷第21期，第1—5页；张云燕：《我国近代蛋品贸易发展兴衰与启示》，《对外经贸》2015年第8期，第36—38页。朱翔的《南京英商和记洋行研究》涉及了英商和记洋行在华投资创办和记蛋厂的研究。② 参见朱翔：《南京英商和记洋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另外一些研究中对我国近代蛋业发展及出口贸易也有所涉及。③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马俊亚：《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罗晓春：《对外贸易与江苏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1895—1936）》，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以上研究成果均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本文将从市场拓展与政府缺位这一视角切入，对全球化体系中的中国近代蛋粉业进行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市场拓展——蛋粉成为国际贸易的创新品
近代意义的全球贸易通商，缘起于19世纪初轮船海运的兴起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推动。进入20世纪，全球化的贸易格局促进了国际间的商品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劳工服务的经济一体化。在这个世界大变局过程中，催生了以鸡蛋为原料的蛋粉生产，并且迅速拓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新兴产业。

（一）蛋粉需求的形成
生鲜鸡蛋是最寻常的餐用食品，本来无需工业化再加工。但是，与近代化相伴而生的新式军人和远洋海员两大社会群体，对蛋制品有着强烈的需求。这两类常年远离家庭餐桌的特殊人群，要像常人那样吃上新鲜鸡蛋是不敢奢望的事。据史料记载：“欧战前，欧美军队中需蛋粉甚殷。”④ 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出版地不详），1933年，第538页。由于生鲜鸡蛋易破碎、易腐败，在常温常态下不便贮运，不耐久藏，对于居无定所的军人和海员，便携耐贮而且营养全面的蛋粉制品，就成为他们生活中的迫切需求。

在商业史上，有需求就会催生供给，满足供需双方的诉求。有效的商业需求有两种类型：一是“诱导需求”，发明全新功能的产品，诱导消费冲动，形成新兴产业；二是“生存需求”，维持人类基本生活的需求，比如日常的衣食用品。很显然，蛋粉同时兼有两类需求的属性。对于生产商，这是前所未有的创新型产品；对于海员和军人，这是生活必需品，是刚性需求。这就是近代产生蛋制品工业的直接原因。

（二）中国成为世界蛋粉生产的首选地
19世纪后期，生产鸡蛋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发明工厂化养鸡的装备和技术，也没有发明集中饲养家禽的防疫技术和疫苗，一旦发生烈性传染病，养鸡场常常会遭受毁灭性损失。经营养鸡场存在很大风险，因此蛋厂持续获得鲜蛋货源变得非常困难。这时候，鲜蛋的来源，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散养。中国地域辽阔，农民众多，自然就成为世界蛋粉生产的首选地。

首先，中国自19世纪初就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以往主流历史学家认为，清朝的基本国策是“闭关锁国”，远离近代世界文明。⑤ 参见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第21页。 但是，就加入世界贸易体系而论，清朝至少是“闭关不锁国”。因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一直在广州开设对外贸易的口岸。马克思指出，外国工业品不断地涌入中国，“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到19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开始从工业品输入转向直接投资设厂。

其次，鸦片战争后划定的通商口岸，环绕着广大的腹地农村，有着大量散养鸡的蛋源，具有集腋成裘、积沙成塔的聚集效应。正如美国学者施坚雅所描绘的那样，中国传统城乡具有多层级结构，② 参见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70—89页；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能够高效便捷地将分散于千家万户的散养鸡蛋集中运销到都市的蛋品工厂。而且游串于城乡之间的“牙行”队伍，为农户与蛋厂之间构建了一条天然的物流通道。

第三，晚清政府实施“以夷制夷”的对外策略，意欲夺回日益丧失的对外贸易主权，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建厂的对外贸易政策，主动开放通商口岸达82个。甲午战争前的1892年，共有外国贸易性洋行579家，至1900年使突破1 000家，达到1 006家，10年后猛增至3 239家，其资本总额1914年已经达1.42亿美元，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14.2%。③ 参见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0页。

由上可知，19世纪90年代德国商人在华首建蛋厂，正是时势所趋。当时，德国人发明了称为“真空干燥法”的制造蛋粉机器，在上海、青岛、汉口和天津建立了最早一批洋商蛋厂，取名“美最时”。其所产蛋粉是时髦新奇的产品，又迎合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军人和海员的需求，因此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获利丰厚。1901年，英国商行加入了蛋粉生产的市场竞争，先后在上海、汉口、天津、南京设立了以“和记”为商号的一系列蛋厂，并在各地蛋厂附近城镇设立了采购鸡蛋的蛋庄150多所。④ 参见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第537页。

此后不久，在蛋制品市场的旺盛需求和高额利润的诱惑下，美国商人和日本商人也大批加入在华建立蛋厂的行列。此时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式的蛋粉加工技术，称为“飞粉干燥法”（市场上的“飞蛋粉”由此得名）。其生产线由飞粉干燥机、干燥室、旋风机、热气炉、混合桶等组成。我国民族资本建立的蛋厂，有的采用德国的“真空干燥法”，有的采用美国的“飞粉干燥法”。德式制法的工艺较为简单易行，设备投资也相对便宜，因此华资蛋厂在建立之初，多数采用德国的干燥设备。其生产工序是，将蛋打破，取出蛋液，分开蛋白、蛋黄，分别置于真空器内加温干燥，大约15分钟，即能完成干燥工序，然后在机器中碾磨成细粉，筛选包装，即为成品。

洋商蛋厂的资本雄厚，规模较大，初始投资大致在20万元左右。若采用“美式干燥法”的技术装备，则投资更在30万元开外。每厂日平均加工鲜蛋两千担以上（每担约800—850枚鲜蛋）。产品主要是全蛋粉、蛋黄粉和蛋白粉，有的蛋厂同时加工少量的冻蛋、干制蛋、加入防腐剂的湿蛋等。洋商蛋厂日见发达，获利甚丰。⑤ 参见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第542页。

（三）洋商蛋厂的鲜蛋采购与经营
由于原料蛋源异常分散，批量采购甚为困难。洋商蛋厂所用之鲜蛋，或派人直接向附近农村采购，或在交通便利之市镇设庄，坐地收购。因各地农民售卖自产鸡蛋的习惯不同，蛋厂采购，也多依随乡俗，各取所宜。兹以蛋厂之经营办法，略述如次。

光绪末年，汉口制蛋业创始者是德商美最时，不久有英商和记加入。各国需要不同，制法亦异。制蛋厂多于乡镇设有蛋庄，每庄有庄首一人，名为执事，由蛋厂经理人聘用，月薪约30元。另有副账、看货、押货、杂事各1人，薪金10元至十数元不等。

初时，德商美最时在汉口创办蛋厂，每日需要大批鸡蛋。当地集市蛋行闻之，无不惊为异事。嗣由蛋厂聘用的华人与当地的“江同兴蛋行”谈判。几经磋商，始成交易。这是汉口鸡蛋之有洋庄生意之嚆矢。不数年间，一批洋商蛋厂先后成立。德商有美最时、吉利、开利、礼和；英商有和记、安利英；还有比利时、瑞典等商行，总共11家。为蛋厂代购鲜蛋的本地蛋行，多数径往各处设庄收买，大获厚利，因之而成巨富者，不乏其人。民国以来，各洋行蛋厂改为自行设庄，不再经手蛋行。① 参见既明：《汉口之蛋行与蛋厂》，《银行杂志》1925年第2卷第17期，第71—75页。

上海蛋厂的收购辐射地很广，溯江而上可达安徽，或沿铁道北至徐州，南至杭州。在江北农村收买鸡蛋，依靠当地传统的蛋行采办。先预垫银底若干，蛋行即为其代办，约期取货。取货时须将货款付清。第一次所付之银，名曰“做底”，由代办蛋行转放给串村小贩，小贩则向乡农以现款或碗器用品等兑换，买时以只为单位，每只60文至70文，年终或节庆时蛋价涨至每只75文至80文。厂家与代办蛋行结算时，则改为以磅计，每箱100磅，市价22元。厂家除付蛋价外，另有佣金、缺磅、篓耗、篓运、汇水、拆息等项开支，有时还有厘捐以及退蛋等费用，因此到沪厂净价，鲜蛋百磅，已在24元开外。

沿长江两岸的农村收购鸡蛋，多以每元若干只计算。厂家收蛋，也是委托当地蛋行代办，也有径自设庄，然后雇用当地之谙于蛋业者经理之，或助理之。就蛋厂而言，采用这两种办法，互有利弊。例如，芜湖蛋货来自皖北者，有合肥、三河、巢县、舒城等几处，概以个数为论，则蛋行于大小蛋之间，自易做手脚，冀获多利。蛋厂自设行庄，乡村蛋源分散，不易入手，设庄之后，人事开销浩大，有时不若径向蛋行采办之为上算。② 参见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第544页。

二、挽回利权——华商蛋厂是我国实业建设的范例
洋商在华设厂加工蛋粉，初试数年，生意兴旺，获利甚巨。于是有经营眼光的我国资本家，开始涉足蛋品生产的新兴行业。从此，蛋制品成为我国近代外贸史上第一个以终端成品方式出口的农产品，它的全部生产环节都在中国境内完成，全部产品都用于出口。而此前的蚕丝、茶叶、牛皮、肠衣等等，都是以初级原料的方式出口。

（一）20世纪初华商蛋厂的兴起
1908年，宁波商人阮文中在平汉线河南境内的彰德、许昌、驻马店，以及津浦线之桑园（今属河北吴桥）、宿州，创设大规模之蛋厂5处，厂名为元丰。此为我国自建蛋厂之嚆矢。1912年，上海人汪新齐于靖江、铜山、济宁等处，各设蛋厂1所，厂名宏裕昌，资本各在20万元以上。翌年，河南新乡人张殿臣创设裕丰蛋厂于新乡及周家口，后以厂事顺利，复在河南道口、滦河各设立蛋厂1处，厂名祥盛魁。此后数年间，国人鉴于蛋产品之销路日增，年有盈利，纷纷于产蛋区域设立蛋厂。③ 参见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第538页。

表1是1902年—1911年的蛋品数据。这个统计表是我国外贸史上的历史界碑，它记载了1902年是我国蛋品出口的肇启元年。从这一年开始，蛋品出口成为海关统计报告的独立科目，而在此之前，蛋品是附于“畜禽产品”栏目内统计的。“蛋品”成为海关报告的科目，标志着一个面向国际贸易的新兴产业已经在中国诞生。

1902年之后，蛋品出口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货物，从当年的23 544关担增长到10年后的1911年的129 026关担，蛋品出口量翻了5.5倍。出口总值从215万元增长到10年后的1911年的5 772万元，增长了5.02倍。

表1 1902年—1911年中国蛋品及蛋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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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Kann：China’s egg Industry，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Bulletin，1939，Vol.5，No.2.

上海是我国蛋制品出口外销的滥觞之地。上海茂昌股份公司是当时华商经营规模最大的冷气蛋厂，蛋品出口，为数至钜。① 参见《国内消息：上海茂昌公司近讯》，《鸡与蛋》1937年第2卷第6期，第68页。与上海毗邻的江苏各地的蛋厂，几乎均由上海蛋厂包收外运。江苏的蛋品加工业的兴起，始于1908年—1911年，有泰兴，兴化县兴办4家蛋厂，还有徐州宏裕昌蛋厂、淮阴蛋厂等，它们都属于规模较小的蛋厂。这些蛋厂一般都是在附近农村收购鲜蛋，经加工后集装到上海，将由洋行出口。到20世纪30年代，江苏的蛋厂已遍布徐州、铜山、宿迁、淮阴、淮安、南京、浦口、镇江、泰兴、兴化、盐城等地，全省共有20多家。各家蛋厂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一般日加工鲜蛋10余万只，多者达30万—40万只，②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畜牧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9页。同一时期，在湖北汉口有华商蛋厂立泰、公益、中华、隆记等多家。在安徽、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也建立了多家华商蛋厂。到1918年，华洋各商在各省所设制蛋工厂，已达100余家之多。③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畜牧志》，第538页。

从表2看到，我国蛋产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最旺盛畅销时期。1923年，我国蛋制品出口占全国出口品的第五位，排在传统出口商品丝织品、茶叶和煤炭之前。1928年，我国蛋产品仅次于主要输出品蚕丝和豆类杂粮，排在出口额的第三位，出口值在4 000万至5 000万两之间。④ 参见张瑞芝：《改良鸡种为复兴农村要素之一》，见《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3年第4期，第129页。 可见，在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我国蛋制品已经占据我国出口商品的重要地位，多年一直排在传统出口大宗商品的丝、茶之前。这种情况，确实出乎意料。

表2 1908年—1928年出口商品次序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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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鲁传鼎：《中国贸易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第130页。

（二）北洋政府对蛋厂建设的扶持
北洋政府时期，为施行“实业救国”之国策，大力鼓励各地商家投资建设蛋厂，并给予多种优惠待遇。对投资商客最有吸引力的举措就是“专利经营权”，即授予某项商业活动的“垄断式”专营权。

最早准予实行蛋厂专营权的是山东省实业厅。1917年，有商家在济宁道属地投资建设“义昌”和“同济”两家蛋厂。投资商要求此后10年济宁道所辖的25县内不得另建新蛋厂。山东省实业厅批文照准。1919年，上海总商会蛋厂业同业公会成员夏巨川，拟往安徽寿县新建蛋厂，请饬该县援照山东成例，公示专营保护。寿县为此请示安徽省实业厅。省厅回复，安徽无此前例，应俟请山东省实业厅查明，再行转呈农商部核示。后接农商部批复，遵行所有核办人，夏巨川请设蛋厂，准予专利。① 参见安徽省公署公文：《答复实业厅呈复核办商人夏臣川请设蛋厂准予专利案》，《安徽实业杂志》1919年第19期，第16—17页。

此外，1919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还颁布“咨行专案”称：“上海进出口各业公会转呈蛋业公会函陈，蛋厂多开设于直鲁豫皖苏鄂等省。蛋厂为实业之一端，于平民生计尤有裨益。内地所陈利弊，自系实情，应请饬属地保护。不去其弊，无利可图，必致相率竭业。请转呈咨饬，切实保护，并饬经过关津，随验放行，无得留难抑勒。以免躭搁损坏，以恤商艰。切切此令。”② 安徽实业厅公文：《令六十县知事奉令准部咨保护蛋厂》，《安徽实业杂志》1919年第30期，第15—18页。农商部咨行具文，于商民，情真意切；对吏属，则言辞严厉。尤其对各地设有蛋厂之处，要求切实做到“属地保护”“尽去其弊”。同时要求蛋厂运货经过的“关津”要道，一律要“随验放行，无得留难抑勒”。这是真正的“切切体恤商艰”。观此文，有感过往史界，对于北洋政府，多所诟病，似乎彼时卖国有余，利民全无。今以其对于地方蛋厂，爱护有加，可知北洋政府并非一无是处。

同样，北洋政府交通部也于1925年批文称：“原具呈人丰裕等蛋厂呈件：请饬局核蚌埠站每日拨车五六十辆专运蛋商等制成之货，提前装运。迭向各军事长官商请放车在案，兹据前情，已电饬津浦路局查照，设法拨车，迅予装运矣。就即知照，此批。”③ 国民政府交通部令第二二一号：《交通公报》1925年第907期，第3页。从这份交通部批文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各机关对于蛋厂事业的重视。在交通运输条件甚为简陋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交通部可以专文指示蚌埠车站，每天拨出五六十辆车皮运送蛋品，并与军品运输相提并论。其重视之程度，可想而知。同时也可看到，当时蚌埠站运送蛋品之繁忙，竟至每日需用五六十辆火车货厢专运。

在政府的鼓励倡导之下，中国的蛋厂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鼓励农户的宣传材料写道：“欧美各国，经营养鸡而成大富者，比比皆是。我国于养鸡事业，尚无大规模养殖，多于场边屋角，畜养几只、数十只，多者亦止百余只。”④ 郑小干：《日本政府之改良鸡种计划》，《中国养鸡杂志》1928年第1卷第7期，第43—46页。“我国之蛋，可供直接输出或制造用者，仅限于山西、河南、黑龙江、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山东、河北等十余省，蛋易于破碎腐败，不能远运，故蛋粉工厂，仅可于产地附近经营之。外销蛋品之四大集散市场，为上海、天津、广州和汉口”。⑤ 国内外经济动态：《中国蛋品外销近况》，《苏农通讯》1948年第6期，第25—26页。

（三）华商蛋厂之运营
在华东富庶之地江苏，因其比邻上海，首得风气之先，成为华商蛋厂建设的开创之地。20世纪初的光绪宣统年间，盐城、泰兴、兴化等地创办了5家华资蛋厂，主要加工蛋白粉、蛋黄粉等蛋制品，经上海出口销往国外。进入民国时期，江苏蛋品工业一度兴盛，在淮阴、徐州、南京等地陆续兴办多家蛋厂，全省共有蛋厂近20家。生产规模亦逐渐扩大，各蛋厂一般日加工鲜蛋数万只至10余万只，多者达30万—40万只。蛋制品重要有蛋白粉、蛋黄粉、冰蛋、色蛋等，出口销往英、美、法等国家。⑥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畜牧志》，第319页。 江苏各县蛋厂年生产总值约为数百万元，为改善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其利甚巨。① 参见罗晓春：《对外贸易与江苏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1895—1936）》，第124页。

在华北腹地的山西省，建立蛋厂的年代要晚许多年，直到1916年，在山西晋城，才建立了一家“永源”蛋厂。该厂投资4万元，内有掌柜1人，伙友20余人，拣蛋匠五六人，总工头1人，男女工各30余人。每年在晋城本地采购鲜蛋130余万枚，另从邻县高平、陵川、沁水、阳城、长子、长治、沁县等处输入鲜蛋500万枚左右。每个鸡蛋售价七八文不等。每个鸡蛋另计“脚资”1文或2文，统计每个鲜蛋成本约合10文上下。该厂采用德式干燥设备，加工全蛋粉、蛋白粉和蛋黄粉等。产品运销地点，大多运至上海售与外国洋行。间或亦有天津洋行，遣派谙熟本地风俗方言之华人雇员，执持天津海关运单护照，直接来晋采购。② 参见张树拭：《山西晋城县南板外永源蛋厂调查报告》，《工业同志进行会杂志》1918年第2期，第131—132页。

同一时期建设的还有山西太谷的“利川”蛋厂。厂中设经理1人，司事及夫役共10余人，技师1人（技师姓夏，名福寿，江苏人，月薪30元，另顶身股1份，红股按13份摊算），副手5人（月薪12至16元）。雇用小工30余人（男工10余人，女工20余人）。每人饭食外日资100文。太谷本地每年产蛋约50万枚，蛋厂收买约10万枚。另在汾阳、沁县、榆社、黎城、静乐、阳曲等地方，各设收蛋所一处，每处用司事二三人不等，一年共在外地采购鲜蛋约450万枚。外地鲜蛋的运输，先用木箱装置，以糠塞满。或用驴驮，或用大车拉运，或用柳条筐装好，以人力担之。该厂的产品销售，与上述的永源蛋厂不同。厂方专在天津澳租界内设立售品所1处，雇有经理1人，专司售货。制成的蛋品，均以天津为运销地点。在天津交易之洋行，均为日商之高林、隆茂两家。③ 参见张树栻：《山西太谷县利川蛋厂设备制造及营业状况调查报告》，《工业同志进行会杂志》1918年第2期，第128—130页。

总体而言，华商蛋厂的投资规模都相对较小，一般每厂投资三五万元为多，这与洋商动辄二三十万元的投资相差甚远。另外，洋商蛋厂多数设在通商口岸，交通便捷，商业繁华。而华商蛋厂，大多设在边远县城，相对贫穷的地方。那里的农户需要将家中少数鸡蛋变卖取钱，接济生活所需。所以越是贫穷之地，反而越容易收购到鲜蛋货源。这便是华商蛋厂在全国分布的规律所在。

三、鸡与蛋——养鸡业的国际竞争
世界自由贸易正面作用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合理开展产业分工，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蛋粉的原料来源于鸡蛋，因此养鸡技术的提高就成为蛋品贸易的先决条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养鸡技术的改进
蛋粉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20世纪前期世界养鸡业的大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各国都将蛋粉列为军需品，市场上蛋粉价格飞涨，一品难求。于是，各国都开始着手发展养鸡事业，以期尽快自行生产蛋粉。各国都很清楚，贸易在蛋，实力在鸡。欲兴蛋业，先兴鸡业。养鸡业的竞争，首先在当时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不过，这时的养鸡科技领域的竞争，还限定在文明进步竞争、自由贸易竞争的范畴之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其东部和西部沿海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等大城市近郊，发展了大批规模化工厂化养鸡场。194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规模在2 000羽以上的养鸡场就有12 000多家。④ 参见胡定寰：《美国养鸡产业的发展和一体化经营模式》，《世界农业》2002年第9期，第11—13页。专业化养鸡的特点是：一是养鸡生产开始与农场农户分离。养鸡场集中在城市近郊。二是良种雏鸡与养鸡场分离。禽蛋孵化机发明出来了，短期内就做到大批量良种鸡的普及推广。三是专用鸡饲料的配方发明出来了。饲养都按鸡的日龄生长需要喂料，大大提高了饲料的回报率。四是有了专业化的禽病防控服务体系，有效防止了烈性传染病的发生。

与美国展开养鸡业竞赛的是苏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8年至1932年，此时正是国际市场上蛋粉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苏联政府在1927年公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包含有集中全苏力量，发挥集体农庄优势，全力推进养鸡事业的内容。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庞大的蛋业计划包括：“国家增拨相当于6 400万美金的投资，专为扩充蛋业之用。除培育卵用鸡种以增加产蛋量之外，更建设大规模蛋厂5座，新式鸡栈增加567所，新式鸡房增加377所，新建冷气储蛋栈79所。全俄每年可产鸡蛋136亿只，除供联邦各国所需100亿只，尚有36亿只鸡蛋可供出口。”① 参见胡定寰：《美国养鸡产业的发展和一体化经营模式》，《世界农业》2002年第9期，第11—13页。大致换算，苏联当年可供出口的36亿只鸡蛋，相当于国际贸易的220万个标准蛋品箱。因此，时人惊呼：“俄蛋计划之推行，势必对华蛋产生重大打击。”② 报告：《吾国蛋业之危机》，《贸易周报》1931年第1卷第6期，第4页。

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养鸡技术进步和装备改良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学习仿效，一时间全世界鸡声相闻，蛋品塞市。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养鸡业也获长足发展，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商人，也大力跻身养鸡制蛋之列。

对我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日本。1927年，日本农林水产省专门派专家前往美国各州，搜求优良鸡种。购买了价值17 500美金的良种鸡，其中25%是在养鸡事业最发达的英属哥伦比亚购买的。各地买来的种鸡种蛋，全向加拿大的温哥华集中，然后装箱运回东京。③ 参见郑小干：《日本政府之改良鸡种计划》，《中国养鸡杂志》1928年第1卷第7期，第43—46页。 此前，日本所需蛋品，几乎全仰我国供应。后来日本竭力推广养鸡事业，不独对我进口甚少，反而出现了“日蛋销华”的情况。

于上可见，国际自由贸易，实际就是科技进步的贸易，国家实力的较量。国际贸易的竞争，必须更新、更优、更廉，才有取胜的机会。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语道破了人类的“逐利本性”。但是只要“取之有道”，无论对于国家或个人，“逐利”都是财富增加的源泉，科技进步的动力。

（二）蛋粉用途的拓展
自由贸易竞争的另一个正面作用是促进商品潜力的发现和发挥，从而扩大商品的用途和范围，使之满足更大、更多的功能需求。蛋粉的产生和发展，最初只是为了军人和海员的食用需要。对象很明确，功能很单一。但是蛋粉发明之后的十余年间，其用途就大为拓展，进入到食品、饮料、工业、制药乃至文化用品等诸多行业之中，一度成为世界贸易品中的紧俏商品。西方国家后来新建的蛋厂，拓展了蛋粉的用途，大大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蛋业产品和用途的拓展，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蛋粉作为食品的添加剂。最早将蛋粉用于食品的是儿童食品制造商。他们将全价蛋粉添加到儿童食品中，使其营养物质更全面，更有益儿童成长。这种添加蛋粉的食品，很快获得食品监管机关的检测批准，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受到欢迎的儿童食品。接着，蛋粉被用于大众食用的烤制饼干。拌和了蛋粉的面制饼干，更加香酥松脆，营养更好，因此饼干厂家多用蛋粉拌入面粉中进行烤制，此法一直沿用至今。还有，蛋黄粉加入冰激凌中，金光闪亮，别有一番风味。二是蛋制品成为多种工业原料。干燥蛋黄时流出的蛋黄油，用途非常多。可制作高级香皂，皮革制品的上光油。蛋白粉可制造高级发光漆，人造皮革手套。蛋壳原来是蛋厂的废弃物，处理很麻烦。后来，人们发现，蛋壳是制造医用假牙的上等材料，因此，蛋厂都把蛋壳打成细粉，出售给医疗器材厂，成为蛋厂一项额外收入来源，可谓物尽其用。此外，一些破碎不可制作食用粉的蛋清，混合玻璃粉后可制造人造瓷器工艺品，或作破损名贵瓷器的修复粘合剂。三是蛋粉加工的副产品可制作文化用品。用途最广的是蛋黄油用作油画的调和油，其粘结度好，且有自然光泽，画面产生厚重的金属感，另外是用于制作墨汁、胶水等。到20世纪30年代，蛋白粉又开始用于制造照相用的软片，等等。四是蛋粉用于医药制造。使用最普遍的是培养医用疫苗，此外是医用食品添加剂，营养缺素的补充剂等。① 参见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第553页。

由于蛋品的用途扩展，需求日增，价格日隆，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养鸡业的发展。工厂化养鸡、区域化蛋厂布局，国际间的蛋粉贸易竞争，更加激烈。蛋粉的大量销售，还搅动了与其相关的其他行业的既有利益。例如，1936年，英国农村牛奶业公会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制止华蛋进口”的提案：“本公会鉴于中国蛋品进口数量之可惊，特呈请政府迅予制止进口。”② 报告：《养鸡与蛋业消息》，《鸡与蛋》1936年第1卷第4期，第62页。可见蛋粉用途的扩展，已经伤及英国奶粉集团的利益，甚至严重到要求其政府禁止进口我国蛋粉的程度。

（三）民国时期我国的养鸡事业
面对国际上的激烈竞争，我国社会各界，深谙蛋品工业对于国家实业建设的重要，洞悉发达国家养鸡科技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国力虚弱，科技落后，虽有一批热心此业的科学家和实业家奋力追赶，终归与先进各国的差距日渐拉大。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积极倡导发展养鸡事业，多措并举，上下发力，力图改变我国养鸡业和蛋品制造业的落后状态。在上海和南京陆续举办了示范鸡场、家禽学校、成立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出版养鸡专业刊物《禽声月刊》《鸡与蛋》等。这一时期，我国一批民营企业家投资兴办了许多近代式的养鸡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推广效应，例如，区慕农等人创办的江湾中国实用鸡场，饲养卵用良种的白来航鸡；黄中成创办的江湾德园鸡场，饲养白来航鸡、横斑洛克鸡；张瑞芝创办的大场民生鸡场，引入白来航鸡、洛岛红鸡、婆罗门鸡、浅花苏赛克斯鸡等十余品种；张迪农创办高桥菁华农场，引入白来航鸡、洛岛红鸡、横斑洛克鸡、米诺卡鸡等品种。③ 参见郑丕留主编：《中国家禽品种志》，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许多畜牧专家也向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增强我国蛋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畜牧专家蔡无忌提出：“今日科学的养鸡业，虽相当兴起，惜局限于大城市一隅，还没有成为农民大众的事业。希望政府出来负担这个责任。用政府的力量，创造大规模供推广鸡种用的试验场，除训练需要的人才外，另按照一定的计划，每年指定一个区域，推广良好的鸡种。则所收的效果，一定很大。”④ 蔡无忌：《改良畜产品与国民经济》，《畜牧兽医季刊》1937年第3卷第2期，第88—94页。

国民政府实业部于1936年发布训令：“查养鸡事业，在我国最为普遍，而鸡蛋输出又为对外贸易之大宗，关系甚距，近准外交部咨，据驻英使馆呈称，英政府近对我国蓄鸡之卫生状况及输入鸡蛋化验结果，攻击不遗余力等语，若不速谋整顿，则养鸡业既难期改进，而巨量输出之鸡蛋，亦势难保持，本部特编制定私立养鸡场登记暂行规则，呈准行政院以部令公布在案，除分别咨令外，合亟检发该项规则，令仰该局遵照。”⑤ 国民政府实业部训令：《社会局改良养鸡事业》，《畜牧兽医季刊》1936年第2卷第1期，第135—136页。

由上可见，民国时期，我国养鸡业日渐落后的状况，业已显现暴露。社会各方虽声言变革，但是大多止于示范、吁于宣传，并未落地壮大，扎根成长。国民政府对于养鸡和蛋品实业的支持，也只停留在文件指令上，国家并无财力物力上的真金实银的襄助。

四、政府缺位：经济危机时的蛋品贸易战
1929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国际贸易秩序顿时大乱。中国当时已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自然不能置身度外。⑥ 参见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册），第194页。 这次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盛行。1930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霍莱—斯姆特法》，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农产品和原料的平均进口税率高达48.92%。美国这一超常举措，立即引发了世界性的关税大战。长期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也于1931年推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到1931年底，有45个国家提高了关税。1932年美国再次提高了一部分进口工业品及农产品的进口税率，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① 参见姚曾菌：《国际贸易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9页。关税壁垒成为激起蛋品贸易战的导火索和助燃剂。

（一）蛋品贸易战之危局
我国是世界蛋品生产的创始国和主产地。以往的蛋粉出口，以英国最多，美国次之，日本又次之，经香港转口者更次之。蛋粉出口，都须经上海、天津等口岸的洋行之手。国内的蛋厂或于产品制造后向出口商转售，或由出口商订约按期交货。出口商于成交后，收取佣金10%—25%。内地各蛋厂皆于津沪两市设立蛋庄，或委托代理人，以便与出口商交涉。

1930年，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国内许多蛋厂倒闭竭业。危机开始的头两年，华洋蛋厂即由120多家减至90家，其中洋商9家，华商81家。华商蛋厂最多者在山西，有32家，次为河南，有28家，江苏11家，安徽5家，河北3家，山东、湖北各1家。

民国时的蛋粉制品，几乎全部输出国外。危机袭来，蛋厂销路阻滞，成品堆积，一派萧条。以汉口海关1929—1934年出口美国的蛋制品数量作比较，即可看出经济危机对我国蛋品出口打击之惨重。② 参见美国经济考查团来汉谈话资料汇编：《汉口输美蛋制品历年数量及价值比较》，《汉口商业月刊》1935年第2卷第6期，第91—92页。

表3 汉口海关输美蛋制品量 单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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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引自《汉口商业月刊》1935年第2卷 第6期，第91—92页。

从表3看到，1929年汉口海关出口量为20 165担，到1933年，只有1 250担，仅相当于危机前的1/16。在我国蛋业行将全军覆没的紧急关头，上海市蛋业同业公会紧急向国民政府当局陈情，呈送了一份《请求救济宣言》。宣言中说：“近因各国蛋产增多，竞争愈烈。彼藉政府保护，豁免出口蛋税，以奖勉其输出。复增加进口之蛋税，以阻吾输入。美国一再加税后，吾国蛋品输美，已完全断绝。英国需蛋，向不征税，今为奖勉其属地澳大利亚等处蛋产输入，乃免其进口税，而对其他蛋品进口，一律征税。他如苏俄、波兰、丹麦、荷兰等国，蛋产莫不过剩，政府概不征出口税，复加保护，其在国际市场，立足稳固。”③ 国内经济：《上海市蛋厂同业反对苛征请求救济宣言》，《工商半月刊》1932年第4卷第12期，第19—21页。

为此，上海市蛋业同业公会在《请求救济宣言》中，希望国家出手救援，以助蛋业渡过难关。可是，非常失望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复函未予采纳。批令件的原文是：“呈悉查，干蛋黄干蛋白之对外贸易，年来日见衰落，实以美国蛋业发展，足以自给为最大原因。绝非减免出口税项所可救济。所虑洋商援例要求，亦为减免蛋税所应考虑之点。盖就现时蛋业情形，出口之蛋黄蛋白，固为华商所独制，然一经减免税项，对于在华经营蛋厂之洋商，既难限制其不制蛋黄蛋白，而按条约应予同等待遇，是反而将出口贸易予洋商垄断之机会。据呈前情，仰知照。”① 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字第一二七五号）：《上海蛋厂同业公会恳将蛋黄白税率通融减免以资救济由》，《财政日刊》1932年第1373期，第5页。批文的意思是，如果给国内的蛋厂减免出口税，则在华的洋商蛋厂也会援例要求减免出口税，这就等于是“将出口贸易予洋商垄断之机会”。国民政府面对洋商洋行，懦弱畏缩。贸易战本是国与国的战争，如果自己的政府不承担起保护的责任，任何个别企业或行业都是独力难支，任人宰割。这就是蛋品贸易战打响后，“国民政府缺位”之严重表现。

（二）各国的蛋粉贸易战壁垒
在和平时期，参与自由贸易的各国各方，都会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以使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其中最常用的保护工具包括进口配额、补贴、限制出口等。有时也会采取行政保护手段，如国营计划、外汇管制等。中国是工业后进国，贸易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工业化所需资本品的输入，同时限制与本国产业相抵牾的一般品输入，鼓励本国商品的大量输出，积累外汇资金，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② 参见聂志红：《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经济科学》2004年第6期，第123页。但是，遭到世界发生贸易战时，自由贸易就演变成国力的较量，贸易保护的工具就变成贸易攻击的武器，用以打击对手，获取利益。贸易战的武器，有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大类。

关税壁垒是贸易战的重型武器。美国是最先挑起对蛋粉增加进口关税的国家。贸易战前，美国已经多次小幅提高了蛋粉进口关税。1930年更以《霍莱—斯姆特法》为据，接连多次大幅提高蛋粉进口关税，使得我国蛋粉完全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影响下，其他国家也相继提高了蛋粉关税。就连以往对我国蛋粉从不征收进口税的英国也开始征收10%的关税。一时间，我国蛋粉贸易面对各国的关税壁垒，出口路绝。

除了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的形式更多，更具隐蔽性，更具杀伤力。根据“上海市蛋厂同业反对苛征请求救济宣言”和“中国蛋货日趋衰落”等文献的陈述，可以看到当时蛋粉贸易的非关税壁垒手段有：（1）通关手续壁垒，进口国借口蛋品质量检测等，延长通关时间，使得生鲜蛋品变质腐败，失去贸易机会；（2）进口品税费，这是指蛋粉进入某国国内市场后，在其流通领域发生的税费。有时专门针对进口蛋品征收高于其本国同类产品的国内税费，由此构成对蛋粉进口的限制；（3）进口禁令，就是明令禁止中国蛋粉进口，如英国农村奶牛公会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禁止华蛋进口”的提案（此案最终未被施行）；（4）技术贸易壁垒，这是近代蛋品进口壁垒中使用最频繁的武器。例如，英国藉口华商制湿蛋含硼酸量过重，不准进口；美国在1919年声言中国蛋白粉系用铅盘制作，含有毒质，下令禁止入口，等等；（5）产品卫生与卫生措施壁垒，英国政府竭力宣传我国蛋品不合卫生，检测耗时冗长。而蛋品易坏不能久藏，及至检测完成，蛋品已成废物，美国也曾以我国蛋品不符合卫生标准而阻止进口；（6）进口产品歧视，外商恃不平等条约而竞争，使一些蛋厂被迫停业；（7）巨额补贴，1930年蛋品贸易战进入短兵鏖战之时，洋商蛋厂蛋行都获得其母国巨额资金接济，使其安然渡过难关。而我国蛋厂则因此败北不振；（8）洋行反戈。我国近代的蛋品出口，历来都依靠设在通商口岸的外国洋行转手。在自由贸易之时，洋行为其国内需要而组织我国蛋粉输入其国内，及至贸易战起，这些洋行立即倒戈，不但不再购买我国蛋粉出口，反而助其母国向我国倾销蛋品，其害甚烈。③ 参见工商消息：《中国蛋货日趋衰落》，《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7期，第1—2页；国内经济：《上海市蛋厂同业反对苛征请求救济宣言》，《工商半月刊》1932年第4卷第12期，第19—21页。

以上种种，民国时期的蛋业界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有深切体悟，贸易战一开始，我国蛋厂顿时陷入困境。只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力弱不敷重任，无力扶助实业迎战，终以失利告终。我国的蛋制品，向以美国销路为最大，此时反转成限制我国蛋品入口，频频提高我国蛋品关税。例如，蛋白粉最初每磅仅征美金六分，1922年改征一角八分，1931年提高到二角七分。全蛋粉在1913年以前完全免税，1914年开征，每磅征一角，1922年加征至一角八分。在经济危机之前，英国蛋品市场都是我国独占，1932年，输英华蛋已退居第四位。“观乎此，则我国蛋业前途，实堪隐忧”。① 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第538页。

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过后，我国蛋业元气大伤。正当奋力恢复之际，日本政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蛋厂所处的华东和华北地区，大片国土先后沦陷，曾经旺盛于世的蛋业，日渐衰落，直至消亡。

结语 蛋品贸易战的启示
近代乃至今天的贸易战，归根到底，都是国家实力的较量，外交技巧的较量，科技水平的较量，更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较量。在这些方面，国民政府全都应对失宜。因此，以蛋品贸易战为个案，还原当年“瞬间败北、一地鸡毛”的历史，尚有深刻的历史启示和警示的意义。

我国是蛋粉生产的首创地。19世纪90年代德国商人首先在上海等地设厂生产蛋粉。到20世纪20年代，虽然世界其他国家也陆续生产蛋粉，但中国依然是蛋粉大国，华洋蛋厂达100多家。但是我国蛋厂一直沿袭德国人早期发明的真空干燥法或者美国人发明的飞粉干燥法，几十年不变。而美国人后来建设的蛋厂，早已更新换代。它的一个生产流程只需2小时，我国蛋厂仍然需要一天24小时。这就是差距所在。再如养鸡，美国在经济危机前，全国拥有12 000多家饲养量2千只以上的工厂化养鸡场，我国同期只在上海建了几家饲养几千只的“示范鸡场”。其中之差别，已不可同日而语。我国蛋业败落的最大警示是，科技实力永远是贸易战克敌制胜的法宝。

危机袭来，各国都给自家蛋厂减免税收，补贴出口，同时还趁机提高关税，阻止贸易对手进入。如此一减一增，蛋厂自然能够避过难关。那些设在中国的洋商蛋厂，也都得到其母国的眷顾。比如英商设在南京的和记蛋厂，英国汇丰银行一次给予巨额授信贷款，助其渡过劫难。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明令不给蛋厂减免税收，安徽等省还在危机年间增加了蛋品厘税，以致引起蛋业公会群起抗议。

1929年，我国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相应提高了一些进口税率，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阻止了进口贸易额的增加。② 参见郑友接、程麟荐：《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270页。但是，在蛋品贸易上，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软肋就是洋行贸易。就这一点说，1929年收回的关税自主，只是形式上的自主，我国进出口贸易大权还是操控在洋商手里。民国时期的所谓蛋品贸易，实际上只是在中国境内的洋商与蛋厂之间的交易。他们需要时，从我国蛋厂收购出口；他们不需要时，就反转过来帮助其母国将蛋品输入我国。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我国没有真实意义上的贸易自主权，因此蛋品贸易战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