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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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
戚学民

摘 要：：《蒋士铨传》在《文苑传》的乾隆朝诗学史记载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了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乾隆朝诗学史的形成过程。《蒋士铨传》特别突出了传主“忠”的特点和艺术特长，更非一人之传，而多方涉及清史《文苑传》描绘的乾隆朝诗史的全局。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的《蒋士铨传》是总裁、副总裁和总纂共同的作品。陈用光有纂辑之功，但总裁曹振镛的影响更加巨大。他让蒋士铨弟子陈用光纂辑《蒋士铨传》，并指示把与蒋士铨齐名的袁枚、赵翼排除在《文苑传》之外。因此，《蒋士铨传》及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记载残缺，是曹振镛领导的纂修团队刻意为之的结果。

关键词：清史《文苑传》； 蒋士铨； 曹振镛； 陈用光； 翁方纲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以下简称《文苑传》）纂修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是清官方对其本朝文坛状况的一次重要书写，是学界较少注意的清代“文学批评史”。① 戚学民：《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 该书记载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的文士40余人，意蕴丰富，本人曾撰文略论其中文章学史和诗学史记载。② 戚学民、温馨：《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戚学民：《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关于清史《文苑传》的系统研究目前尚未展开，近年有关论文有朱曦林：《清史馆与清学史研究之风的形成——以缪荃孙〈清史稿·儒学传〉、〈文学传〉的编纂为中心》，《汉学研究》2019年第37卷第1期；肖慧琛：《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厦门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苏晓方：《〈清史稿·文苑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其他有关《清史稿·文苑传》和《清史列传·文苑传》的考订补证和校点研究，有陈茜：《〈清史列传·文苑传（三）〉订讹》，《山东图书馆学刊》2017年第4期；吴戬：《〈清史列传·文苑传〉校点讹失举例》，《古籍研究》2015年第2期。其他有陆湘怀：〈《清史稿·文苑传》补正〉，《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官大梁：《〈清史列传·文苑传〉正误二条》，《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关于《清史稿·文苑传》的内容考辨，则有陆思麟：《清人传记中的章氏学术记载：〈清史列传·文苑传〉章学诚传考论》，《古典文献研究》第18辑，2015年第2期。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纂修团队由总裁曹振镛领导，具体的纂修官有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等人。笔者曾讨论了纂修官如陈用光对该书文学论述的某些具体影响，但是这方面还有很多待发之覆，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记载即是一例。

乾隆朝是所谓盛世，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向是清朝官修的各种史书记载的重点。清史《文苑传》记载的人物主要活动时间从1644年到1815年，即顺治初到嘉庆二十年，覆盖近170年时限里，乾隆朝占据三分之一。《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的乾隆朝诗学史也同样不可或缺。如果比照其他官书记载的篇幅，乾隆朝诗学史也应当占据重要地位。现代各种清代文学通史或诗学史著作中，乾隆朝诗学是必备的章节。但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乾隆朝诗学史记载有一个特点，即阙漏甚多，它仅为寥寥数位乾隆朝诗人立传，很多著名诗人未得列传，与该书对顺治康熙朝诗人浓墨重彩的记载形成了鲜明反差。《文苑传》乾隆朝诗学史因此显得支离破碎，难以理解。

笔者认为这一看似残缺的记载正是该书的特色，值得重视。其中了解《蒋士铨传》的纂辑情况是揭示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乾隆朝诗学史记述的一个关键点。蒋士铨是乾隆朝主要诗人之一，也是清史《文苑传》乾隆朝诗学史的少有的主角。幸运的是，《蒋士铨传》相关档案，呈现了《文苑传》纂修者的权力对乾隆朝诗学史记载的影响，特别反映了总裁曹振镛的权力。清史《文苑传》的这一论述及其学术价值未见学界论及。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清史《蒋士铨传》的档案来考察《文苑传》第一次稿乾隆朝诗学史的论述价值。

一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乾隆朝诗学正传人物较少。全书正传人物44人，① 这些人物是：谷应泰、宋琬、施闰章……朱仕琇、蒋士铨、姚鼐。但不同的《文苑传》稿本和钞本，其人物排列次序不同。这些人物的时间分布极不均衡。按朝代断限，顺治康熙朝合计有79年，雍正乾隆朝有74年，大体接近；而《文苑传》第一次稿的记载的人物活跃在顺康时期的人物有32人，活跃在雍正时期的只有3人（陈仪、黄之隽、张鹏翀），主要活跃在乾隆朝的只有9人，相当不均衡。仅仅从收录的人物数量，可见纂修官对清朝诗学史动态有所体察，不搞朝代平衡。但显然收录人物少本身就是纂修官对乾隆朝诗学的一种评价。

《文苑传》第一次稿记载乾隆朝诗人，数量更有限。该书记载的主要活动在乾隆时期的人物，是陈兆仑、赵青藜、沈廷芳、厉鹗、刘大櫆、李锴、朱仕琇、蒋士铨、姚鼐9人。对这些人文学成就的记载明显有文体考量，集中在古文和诗。上述9人中以文著称的有沈廷芳、刘大櫆、朱仕琇、姚鼐等人，多为桐城古文，此记载别具意义，本人曾略作研究，② 参见前揭拙文《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此处暂不讨论。其中以诗著称的有厉鹗、李锴和蒋士铨3人，其中蒋士铨声誉最著。

显然，今日学界认可乾隆朝诗歌状况相对于清顺康时期不太繁荣，有中衰之势，学界对此有“蜂腰”之论。但是即便如此，如今学界的观点，乾隆朝的重要诗人值得讨论的远不止此三人。比如与蒋士铨齐名的有袁枚、赵翼，他们被称为乾隆朝三大诗人或者江右三大诗人。但是相对于蒋士铨，其他两位诗人就没有那么幸运。齐名的袁枚、赵翼和蒋士铨三人竟然只有蒋氏被收入《文苑传》，显然《文苑传》第一次稿的纂修者对乾隆朝的诗学史记载持有特别的标准。

在前述顺康诗学史和乾隆诗学史记载的反差中，蒋士铨是一个异数，他生前诗名甚著，被《文苑传》第一次稿立为正传，是该书收录的少数几位乾隆朝大诗人之一。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苕生，号清容、藏园，铅山（今属江西）人。乾隆间先由举人，授内阁中书，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辞官后曾主持蕺山、崇文、安定书院讲席。以诗名，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蒋士铨也是清代著名的戏曲作家，有《藏园九种曲》，他亦善词工文，文章雅正有法，笔力简洁深厚。著有《忠雅堂集》。蒋士铨无疑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诗人，其诗学创作成就一直为士林所重。他被清史《文苑传》收入，清史《文苑传》中有《蒋士铨传》，单独就事论事，正是实至名归，无可厚非。蒋士铨是清乾隆时期著名的诗人，其诗文创作和诗学理论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蒋氏似乎一直获得《文苑传》纂修官的垂青。阮元对《儒林传》和《文苑传》的纂修有重要贡献和影响。他受命纂辑《儒林传》和《文苑传》，最后于《儒林传》拟有成稿，《文苑传》只有单传，未及汇稿。其中就有一篇完整的《蒋士铨传》，收录于《研经室集》，这是学界熟知的。

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题为《钦定国史文苑传》① 《蒋士铨传》，《钦定国史文苑传》，文献编号：70100809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档案全宗，第97—98页。钞本中（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有《蒋士铨传》，篇幅不长，似无深意：

“蒋士铨，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七年，为顺天乡试同考官，旋以病乞归。高宗纯皇帝赐彭元瑞诗，有江西两名士之句。一谓元瑞，一谓士铨。士铨闻之，感激恩眷，力疾入都，补官，逾二年，记名以御史用……士铨志节凛凛，以古贤者自励，趋人之急，如恐不及。其所为诗，气体雄杰，得之天授，变化伸缩能拔奇于古人之外。至叙述节烈，读之使人感泣。少时与武定汪轫、南昌杨垕、南丰赵由仪有四子之目，著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十七卷、《铜弦词》二卷。”

但蒋士铨被清史《文苑传》所独厚，这正是理解《文苑传》第一次稿的乾隆朝诗学史记载的关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文苑传》档案恰有蕴含丰富信息的相关文献，可以提供部分答案。《文苑传》档案中有若干种《蒋士铨传》钞本或稿本档册，反映了纂辑情况，可以看出纂修者的用心。

今日《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的《蒋士铨传》，并非阮元手笔，而是清国史馆正总裁曹振镛的《文苑传》纂修团队的作品。曹振镛领导陈用光、潘锡恩等纂辑《儒林传》和《文苑传》，并形成后来的钦定国史《儒林传》和《文苑传》，《蒋士铨传》即在其中。这些数个《蒋士铨传》文字略同，同属于《文苑传》第一次稿，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在文中带有（注明史料来源的）夹注的钞本，一个是没有注解仅有正文的钞本。这些档册反映了《蒋士铨传》纂辑的过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我们根据文本可以确定档册的先后次序，其中清国史馆档案题名为《文苑蒋士铨传》② 《文苑蒋士铨传》，文献编号：70100522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第1—3页。的档册有夹注和批阅情况，在《蒋士铨传》系列档案中时间最早。③ 一般来说，有夹注的呈现是工作本样态，而经总裁审定或者皇帝钦定后的传记会删去夹注。 其文曰：

“蒋士铨，字心馀，江西铅山人（题名碑）。家故贫，四岁，母锺氏授书，断竹篾为波折点画，攒簇成字教之。既长，工为文，喜吟咏（金德瑛《心馀诗序》）。金德瑛督学江西，奇其才，拔冠弟子员。乾隆十二年，膺乡荐。十九年，官内阁中书。二十二年，成进士，授编修。改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实录）。散馆授编修。二十七年，为顺天乡试同考官。旋以病乞归。高宗纯皇帝赐彭元瑞诗，有‘江西两名士’之句。一谓元瑞，一谓士铨。士铨闻之，感激恩眷，力疾入都（袁枚《藏园诗序》），逾二年，记名以御史用。未几，仍以病乞休，遂卒，年六十二。士铨志节凛凛，以古贤者自励，趋人之急，如恐不及。其所为诗，气体雄杰，得之天授。至变化伸缩，能拔奇于古人之外。至叙述节烈，读之使人感泣（金德瑛序）。著《忠雅堂集》。少时与武定汪轫、南昌杨垕，南丰赵由仪，有四子之目（本集）。著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十七卷，《铜弦词》二卷。”

这个档册有题签等信息，可以根据这些判定该传纂修官、纂辑时间和纂辑过程。在该档案的第一页有总裁的题签：有“总裁托、曹、卢，副总裁陆、王”字样。这些人物是托津、曹振镛、卢荫溥（以上是国史馆总裁）、王引之、陆以庄。按托津嘉庆十九年五月任国史馆总裁；曹振镛，嘉庆十九年五月；卢荫溥，嘉庆二十二年三月；王引之，道光元年（1821）八月任副总裁；陆以庄，道光三年九月。个人具体签阅的时间，托津是十二月十六日，曹振镛是十二月初三日，卢荫溥是十二月初二日，陆以庄是十二月初三日，王引之的三签又一签是十二月初三日。《蒋士铨传》封面有“第十一次”的字样，根据工作原则，每三个月汇稿一次，该传的成形在道光三年九月之后不久。根据工作流程，这应该是最后一批呈交总裁的《文苑传》文稿，其钞成时间在道光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前。

《蒋士铨传》的作者，根据该档册卷首有“总纂官陈用光纂辑”和“前总纂官潘锡恩覆辑”的字样，可知是纂修官是陈用光和潘锡恩。其中陈用光是初次将传文纂辑成形者，而潘锡恩负责覆辑。按陈用光嘉庆十九年始到道光初任国史馆总纂。潘锡恩在道光初任国史馆总纂。据此，嘉庆末年陈用光即将《蒋士铨传》纂辑成稿，道光二年至三年间潘锡恩负责覆辑该传。根据此档册的时间和内容，我们可以肯定该档册是现存最早的《蒋士铨传》。

档册显示，清史《文苑传》中蒋士铨形象的书写，是纂修团队的集体工作成果。陈用光在嘉庆末年，负责初次纂辑，潘锡恩在道光初年覆辑，并呈总裁审定，然后由“钦定”而成为定稿。从传文看来，陈用光对《蒋士铨传》的成文有很大影响。本人曾经揭示，作为姚鼐弟子和桐城派传人，陈用光对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的桐城派刘大櫆、姚鼐等人的列传有纂辑之功，对该书中的文章学论述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对清史《文苑传》诗学史的记述也有贡献，未见学界讨论。

该传对蒋士铨生平和诗文创作成就的归纳，值得回味。《蒋士铨传》在《文苑传》的乾隆朝诗人中处于中心地位。在行谊方面，传文按照惯例写了他的早年生涯和仕宦经历，突出了他家庭贫困和勤勉力学；写了秀水派诗人金德瑛对他的赏识和提携；写到了他进士出身，突出了乾隆对他的赏识。根据研究，我们可知，这种写法完全符合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正传人物的政治正确的要求。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人物按照科甲年第为序。蒋士铨依照成为进士的时间，在全书收录的44位人物中，排在倒数第二位，处于压轴的位置。其活动的时间，完全在乾隆盛世之时。《文苑传》记载的乾隆朝诗人中，蒋无疑是主将。

本传分两个部分，在行谊方面突出了蒋士铨的古道热肠。具体在为人原则方面，他“志节凛凛，以古贤者自励，趋人之急，如恐不及”。按此处所引《金德瑛序》原文是：“夫有行者斯有言。君将四十，生平无遗行，志节凛凛，以古丈夫自砺。所言皆发诸性分，而用古人法律，不务剿袭，绝雷同，铮然别开生面。”其“趋人之急，如恐不及”似来自袁枚《序》，总之，这些记载显示的是“忠”。

在创作方面，本传记载蒋士铨的成就：“其所为诗，气体雄杰，得之天授。至变化伸缩，能拔奇于古人之外。至叙述节烈，读之使人感泣。”按清史《文苑传》的诗学主张，表现了清朝的正统，即回归温柔敦厚的诗教。“叙述节烈，使人感泣”，是表彰忠贞，感化人心，这正是蒋氏《忠雅堂集》的“忠雅”的意涵，也是符合诗旨，有益风教之表现。

《蒋士铨传》由陈用光纂辑，这是一个特别的机缘。陈用光与蒋士铨同为江西人，且曾学诗蒋士铨，而陈用光也是翁方纲的弟子。作为翁方纲和蒋士铨的弟子，陈用光也重宋诗。现在由他来纂辑江西前辈也是其老师蒋士铨的传记，在诗学立场（江西诗派）和人脉方面（江西人）有了重要的交集。

陈用光诗初学蒋士铨，在学术方面服膺翁方纲。祁寯藻《太乙舟文集序》记载：“外舅陈石士夫子尝诏寯藻曰：力宗汉儒，不背程朱，覃溪师之家法也，研精考订，泽以文章，姬传师之家法也；吾于二师之说无偏执焉。盖夫子于乾嘉大儒，若朱文正、彭文勤、钱宫詹，江右学者，自蒋心馀、鲁山木诸先辈以下，皆擩染浸渍，远有端续。而祈向所专，则惟桐城姚先生是法，实事求是，议务持平，不pagenumber_ebook=154,pagenumber_book=149pagenumber_ebook=154,pagenumber_book=149于汉宋之争，而精思所诣，其言自足为世法，不规规于韩欧之貌，而真气所薄，其文皆有关乎世教。”① 祁寯藻：《太乙舟文集序》，见任国维主编：《祁寯藻集》第2册，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284页。

陈用光在清代文章学史的论述方面颇有贡献，现在他通过记载江西诗人前辈蒋士铨，把自己的诗学渊源写入了《文苑传》，此事颇可注意。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文苑蒋士铨传》是按照一个模板写成的。蒋氏的生平行谊和诗文成就是两个部分。在蒋士铨的诗学部分，蒋和袁赵诸人被提出并称。这说明诗学主张是蒋士铨立传的主要根据。因此，诗学主张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虽然蒋士铨和袁枚、赵翼并称，但是蒋氏和袁赵二人在诗学主张方面不同调，早已经为钱锺书等人所指出。《文苑传》纂修者对这三人诗学的差异更加注重，而且时间要早得多，而陈用光在此事中的贡献值得肯定。

二

《蒋士铨传》非仅关于个人之记载，实涉及清史《文苑传》诗学全体，特别关乎乾隆朝诗学史论述全局。相关档案进一步揭示了曹振镛的影响。

前述《蒋士铨传》档册的传记正文，颇有删改内容。有四张签条，分别出自总裁曹振镛和副总裁王引之。这四张签条的内容：其一是【家起寒酸改家故贫王】。第二是【两名士下当有一谓元瑞四字文义方全王遵添谨覆】。第三是【及宦游归二句似应删曹遵删谨覆】。第四是【诸人指袁王赵三君否？若然，则上文既删，此二句亦不能独存矣王遵节谨覆】。这四张签条，一张来自曹振镛，三张来自王引之。

在这些签条后面，分别有细心粘住掩盖的内容，表明删去之意。这些贴去的文字，后来的各个档册不再出现。这些贴掉的内容，有些还隐约可见。曹振镛的签条虽然只有一条，但涉及关键问题，意义重大。他指示要删掉“及宦游归二句”，实有重要内容。细看档册，原文依稀可见有“及宦游归，与钱塘袁枚、镇江王文治、**阳湖赵翼*然士铨自立**非诸人所能并也”等字（带*的部分原有字，但辨识不出，引者注）。曹批示“及宦游归而句似应删”的用意，对照此文，豁然开朗。这句“及宦游归”本来是通过记载蒋士铨和袁枚、赵翼等人的交游和比较，突出蒋氏的地位。然而这样一来，势必牵出袁枚、王文治、赵翼等人的信息，于是总裁曹振镛指示将此句删去。下面王引之的签条，是对曹振镛的批示的补充。他询问，删除后的“诸人”是否指“袁王赵三君”，如果是，则二句（案，此二句原文被贴条遮住，看不清楚）上文已经删除，则须一并删除。这两个签条说明，正是曹振镛和王引之的指示，决定了对蒋士铨的肯定，与对和他齐名的袁枚、赵翼等人的否定。

案蒋、袁、赵三家并称，在乾隆时已经是士林共识。《文苑蒋士铨传》已经引述，就是明证。且袁枚、赵翼的重要性也不容否认，传文更引述了袁枚所写的传文，可见袁枚本人记载的权威性是得到认可的，但这个引用只限于技术层面，国史传记稿本双行夹注标明记述来源，在最终成文之后要删除。而曹振镛领导下纂修的《文苑传》第一次稿并没有为袁枚、赵翼诸人立传。从前述签条来看，曹振镛连《文苑蒋士铨传》中公开提及袁枚和赵翼之名亦不同意，要将他们的痕迹彻底从《文苑传》中删除。

《文苑蒋士铨传》档册的纂修删改信息极有价值，正说明了总裁曹振镛对《蒋士铨传》的评价恰是从乾隆朝诗学史的角度进行。曹振镛等人对蒋士铨的肯定是和对袁枚、赵翼等人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文苑传》第一次稿有关乾隆朝诗学史，仅仅为蒋士铨、李锴等人立传，从而造成阙漏甚多的情形是有意为之。

这个事实非同小可，可见总裁曹振镛并非仅仅挂一空名，而是对《文苑传》列传的纂辑和文学论述有直接而强烈的影响。本人曾论述陈用光等总纂的纂辑工作对论述的影响，但未能进一步论述总裁曹振镛的作用。文学史研究中，也从未关注过军机大臣曹振镛与清史《文苑传》的关系。但档案揭示的现实，恰恰曹振镛对《文苑传》的纂辑及其论述的成立有全局性、关键性影响。

总裁曹振镛（1755—1835）是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历任詹事府詹事、实录馆总裁、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其父曹文埴乃乾隆名臣，曾任四库馆总裁。翁方纲与曹家颇有渊源，他与曹振镛有师徒名分。嘉庆十九年，因嘉庆帝对和珅传纂辑不满，惩罚了史官，并改组了国史馆。当时军机大臣托津、卢荫溥将嘉庆发下的《和珅列传》批阅后，认为履历不实，于和珅的违法劣迹记载不明。内阁拟议降旨切责，嘉庆帝将国史馆正总裁董诰交部议处，改派曹振镛、托津、潘世恩为正总裁，卢荫溥为副总裁，《和珅列传》另行详查改纂进呈。具体负责的纂修官遭到严惩，席煜奉旨革职，押解回原籍，交江苏巡抚严行管束，令其闭门思过，不准外出。另一纂修官葛方晋因身故而免议。曹振镛担任国史馆总裁，领导纂办儒林、文苑等列传。陈用光、潘锡恩等纂修官能参与《文苑传》纂辑工作，都与总裁曹振镛有关，并在曹振镛的领导下工作。

曹振镛对《文苑传》的论述有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两个层面，一是人事关系，二是诗学渊源。就本文所论的蒋士铨及乾隆朝诗学史而言，曹振镛无论在人事和诗学方面，都与此事有直接关系。曹振镛的诗学渊源对蒋士铨受到清史《文苑传》的厚爱有影响。我们可知清史《文苑传》的纂修团队有特定的诗学立场，与蒋士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而影响到蒋氏的际遇。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纂修团队有自己的诗学立场，本人已经研究指出，曹振镛领导下的《文苑传》纂修团队骨干均是翁方纲弟子，并从其学诗。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纂修团队，据目前材料，可知有总裁曹振镛、卢荫溥、托津，副总裁王引之、陆以庄等人，负责具体纂修工作的有总纂官陈用光、潘锡恩，协修陈沆等人。其中曹振镛和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对《文苑传》的成形有非常大的贡献。根据档案，我们可知有20个正传是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纂辑和覆辑的。曹振镛领导下的陈用光、潘锡恩、陈沆纂修团队有共同的诗学渊源，他们都是翁方纲的诗学传人。翁方纲的诗学立场对清史《文苑传》的诗学史纂写有重大影响。

如前所述，曹振镛决定蒋士铨入选，而明确否定了袁枚、赵翼等人。如果注意到翁方纲诗学对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纂修团队的影响，那么我们会注意到翁方纲和蒋士铨颇有一些共同点，使得蒋士铨容易得到翁方纲一系的认同。

蒋士铨曾学宋诗，特别是黄庭坚。他自述学诗经历，早年好李商隐，后专心从杜甫和韩愈诗入手，四十之后学黄。钱锺书考证蒋士铨学宋诗早于40岁之前。王昶《王鸣盛传》：“鸣盛为诗少宗汉魏盛唐，排律则仿元、白、皮、陆。在都下见钱载、蒋士铨辈喜宋诗，往往效之。后悔，复操前说。”①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五，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30页下。王鸣盛的经历可为佐证。

翁方纲也好宋诗，是清代积极提倡学宋的宗师，翁氏尤其重视苏轼与黄庭坚。这些都是学界所熟知的，② 沈津：《翁方纲年谱》，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第207、247、265页。如翁方纲重视黄庭坚的诗及诗法，他主持了黄庭坚诗集的整理，并撰《刻黄诗全集序》，③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三，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第31—32页。并曾以读黄庭坚诗为日常功课，④ 沈津：《翁方纲年谱》，第41页。以黄庭坚诗法作为给弟子们传授诗法的重要范本和教材等等。⑤ 吴中胜：《翁方纲与乾嘉形式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158页。翁曾自言“愚在江西三年，日与学人讲求山谷诗法之所以然”。⑥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三，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第34页。

翁方纲重视黄庭坚的原因之一是，黄庭坚重视诗学，重视学问，这正是翁方纲所赞同的。黄庭坚主张“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答洪驹父书》）。翁方纲云：“山谷诗，譬如榕树自根生出千枝万枝，又自枝干上倒生出根来。”⑦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七，见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27页。《渔洋精华录序》论黄庭坚“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⑧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三，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第34页。 翁方纲主张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诗。沈津《翁方纲年谱序》称：翁氏耽吟咏，随地随时，无不有诗，其诗宗江西派，出入黄庭坚、杨万里之间。论诗又以杜、韩、苏、黄、元遗山、虞道园六家为宗。⑨ 沈津：《翁方纲年谱》，第6页。

翁方纲也重视杜甫诗，曾费数十年时间注释解说杜诗。这一点也成为他重视黄庭坚的理由。因为黄庭坚与杜甫诗法联系紧密。翁方纲认为，黄庭坚得到了杜诗真髓。“唐之李义山，宋之黄涪翁，皆杜法也”。①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七，见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1499页。 《同学一首送别吴榖人》：“义山以移宫换羽为学杜，是真杜也。山谷以逆笔为学杜，是真杜也。然而义山、山谷何尝自谓学杜哉。”②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五，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第158页。

蒋士铨为江西人，推崇江西诗派，特别是其宗师黄庭坚。翁方纲也好宋诗且喜欢黄庭坚。这一点两人有契合。翁方纲和蒋士铨有直接的交往，在蒋士铨的诗集中留有多首两人的酬唱作品。现在学界多重视蒋士铨和当时诗界人士的交往，特别是和袁枚、赵翼的交往，有其道理，但蒋士铨有多重社会关系。他和翁方纲的交往也很重要，是清代乾隆时期诗学史的重要一页，应当引起重视。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蒋士铨在诗学理论和诗学创作上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也许正是他符合《文苑传》标准之处。蒋士铨和袁枚不一样，始终尊崇道的地位，尊重诗教立场。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强调清代复归诗教传统。蒋士铨行谊和创作都符合“忠”和“雅”，诗学渊源上溯江西诗派，其诗学趋向与翁方纲一系学者同调。于公于私，在行为和诗歌创作方面，蒋士铨都很符合纂修团队所持的标准。

相应地，今日学界更加重视的袁枚，在乾隆时期虽然在诗歌创作上影响更大，但是他在诗学立场上和翁方纲有很大差异，而且相当程度上是对手。袁枚对翁方纲的诗学主张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

国史馆正总裁曹振镛对蒋士铨的际遇的影响，也通过陈用光的关系叠加起来。陈用光是翁方纲的弟子，也是曹振镛的门生。

陈用光本人诗集中多有与翁方纲的交游学习记录。如《天冠山诗画合卷》：“足未踏炼丹，并心已到学堂岩。天上岂有痴仙人，妙谛今向苏斋拈。蒙蒙岚翠着衣重，故乡山色入我梦。开卷何必游嫏嬛，侈说乘鸾与骖凤。四先生字森然开，吾师腕力追之来。苏斋诗境鸥波馆，是一是二何烦猜。何处仙人吹玉笛，高密新安见颜色。此即经义非书禅，尉律学僮弟子职。纷纷陕刻讹丹阳，补图乃得万辋冈。笑比川原释禹贡，旧说考正程大昌。广州遗憾泲南补，灵境谁知得所主。如此快事贉蹊闲，使节何人堪共语。弟子题诗当叩莛，谷园著录话春明。萧斋百卷研摩日（时方写名经附记百卷），何啻默坐存黄庭。”③ 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四，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第355—356页。又如《再送芷湾太守》：“……苏斋老人太将牢，苦欲蒲梢施鞚辔。十年联襼趋上林，团蒲花雨时拂琴。言鲭笑pagenumber_ebook=157,pagenumber_book=152纵谐谑，公亦许我能知心。庖丁解牛有妙旨，为诗为郡皆如此。连朝肯就苏斋谈，知公我相全空矣。颍川治绩压邹枚，修史何须梦却回。祇怜烛剪南衙夕，半臂何人举送来。”④ 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五，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第375页。其他有《永乐大典余纸歌》，⑤ 诗曰：“永乐大典嘉靖录，藏二百年今发覆。大兴学士奏允行，四库馆开修纂局。翰林职本在文字，圣主恩深荣简牍。诏裁余纸赉诸臣，俾接古香伴休沐。太兴秘校与此赐，归作歌诗联卷轴。羽化银杯戊戌春，剑合延津癸酉得。谷皮鱼网有遭逢，漆简竹书无朽蚀。星虹夜贯苏斋中，玉堂梦接銮坡直。澄心纸出南唐造，蜜香亦来大秦国。杜写传解王写史，人为楮公矜拂拭。盛业羞传博物名，不数茂先夸理侧。词垣嘉话迈千载，后进争传餍心目。不见传抄释例编，武英殿本人争读（春秋释例自大典内抄出）。鲰生初窥石室藏，曾约石林事副墨。昨校唐文翻秘册，石林持节旋南服（余初约叶芸潭于清秘堂同阅大典未果，而芸潭督学闽中，昨在文颍馆校唐文乃得见之）。孰知诗境斯册在，玉版银光快新瞩。圣俞子美今苏斋，下笔无须怅永叔。更为虞预哂南朝，请纸空闻四百幅。”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五，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第389页。《覃溪师招作东坡生日……赋长古一篇》，⑥ 陈永光：《太乙舟诗集》卷四，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第350页。以及《上翁覃溪学士》，⑦ 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八，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第428页。等等。

同是翁方纲弟子的梁章巨亦有描述，可知陈用光等跟随翁方纲游冶的情况。如梁章巨有《次覃溪师游崇效寺韵是日同游者为查梅舫廷尉淳、陈石士编修用光、鲁服斋侍御垂绅、戈珊如孝廉宝树、李兰乡舍人》：“又从净土起诸缘，邂逅耆英省阁贤。订古都凭无量寿（廷尉年八十有三，师年八十有四），谈诗先判小乘禅。着花树有招誉意，剔藓碑将没字传。如此春风罄怀抱，真疑人海地行仙。”① 梁章巨：《退庵诗存》卷七，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5册，第92页。又如《寄题陈石士阁学八贤剩墨卷》，② “颍川学士文章伯，退食西清躭著述。回忆师资有八贤，珍袭绨函逾尺璧。高阳相公忠孝家，隔世渊源系手泽（孙文定公）。笺经辨史义纷纶，读书从此多心得（惭愧读书心得少，空知残锦，此收存学士自题句也）。皖公之山郁神秀，海内篇家推第一（姚姬传先生）。同时作者鲁与秦（鲁山木秦小岘二先生），说理精微辞约絜。亲承讲贯重传衣，展转青蓝此副墨。频罗老人擅八法，寸缣未许兼金易（梁山舟先生）。苏斋吾师精订古（翁覃溪师），尺书无字无来历。共是元亭载酒人，赫蹏我亦盈箱笈。别有千秋尚友心，新城秀水宝遗笔（以王文简公及朱竹垞先生遗笔冠诸卷首）。前芳往驾杳难追，总拟同堂作良觌。太乙舟中风月佳（太乙舟为学士斋名），招邀宾御倾醇醳。酒酣眼明一展对，耿耿虹光贯斋壁。玉堂森严多宝书，藉此津梁导游陟。先生升矣垂令名，我辈何由励学殖。感君寄我意良厚，媿乏文章供治饰。名山嶻嶪故山遥，日守簿书汗如滴”。梁章巨：《退庵诗存》卷一六，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5册，第170页。按，梁氏诗集中除上述题目中标明陈用光的诗之外，其他不少翁方纲发起的活动，陈用光也同样参加了。因篇幅所限，与本文主题稍远，不一一列举。等等。

从上述情况看，陈用光和翁方纲的关系相当密切，他深度融入翁方纲的交往圈子，是主要成员之一。陈用光的诗学立场、学术立场，深受翁方纲的影响。陈用光能够参加《文苑传》的纂修工作，与翁方纲和曹振镛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

无独有偶，有证据显示，乾隆时期的著名人物沈德潜在《文苑传》中也受到曹振镛的影响。传记中沈德潜的传记墓志等被引用，但是正文中有一处涉及他本人的名讳，却被曹振镛指示删除。见《赵青藜传 汪越附》：③ 《赵青藜传》，文献编号：701005231，第1—2页。该档册由前总纂官潘锡恩纂辑 总裁 托 九月初七日 曹阅（一签）九月初二日卢（假）副总裁王阅 八月十七日汤阅 九月初四日陆阅 （正本一签）九月初九日。

“赵青藜，安徽泾县人……乾隆元年，举会试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寻改江西道监察御史。值内艰归，服阕，补山东道（府志）。在台中前后五年，有直声，而能持大体，不为激切之语（洪亮吉墓志）。章疏凡数十上，如请清屯田以归运丁，弛米禁以济民食，请仍耗羡归公，请兴西北水利皆有关利病；又劾总督高斌、侍郎周学健奏开捐例，谓此风一开，将见言利之徒接踵而起，为害甚大。上嘉其有所见。其合纠协办大学时彭维新夺情，议尤侃侃（墓志）……”

该档册在“章疏凡数十上”之句上有签条：“时长洲沈德潜二句删 曹”这里指的是删去沈德潜的事，此事虽与文学成就无关，但实际就是减少沈德潜在《文苑传》中的出场机会。

曹振镛在诗学之外，在《文苑传》的文章学论述方面，曾经突出了桐城派的地位。陈用光辑纂《文苑姚鼐传》，曾描述了整个清代古文的流变，其文曰：“康熙年间内阁学士方苞继魏禧、汪琬起，名重一时，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友善。鼐所本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④ 《文苑姚鼐传》，文献编号：70100523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第4页。其中方苞“继魏禧汪琬起”一句至关重要，承上启下，将顺康到乾嘉的古文人物联成了一个统系。但稿本显示，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下令删除这六个字。这个删除相对而言，提高了桐城派地位，巩固了桐城派的正统地位。曹氏为安徽人，此点值得注意。这与他在乾隆朝诗学史方面删除袁枚、赵翼的做法同一机杼，可为参照。

从上面论述看，曹振镛主导了乾隆朝诗学史的记述脉络。他保留了蒋士铨的诗人地位，删除了同时并称的袁枚和赵翼。至于袁枚和赵翼为何受曹振镛的反对，我们不难从袁枚和赵翼对翁方纲的批评以及翁方纲对袁枚的反批评中获得理解。这方面证据明显，材料很多，兹不赘述。

以上论述如果成立，那么我们感到费解的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乾隆朝诗学史记载，由此可获得解释：这正是曹振镛领导的纂修团队主动作为的产物。特别是曹振镛，本于翁方纲的诗学主张，将与翁方纲氏观点立异的性灵派诗人袁枚和赵翼排斥于《文苑传》之外。

三

综上所述，《蒋士铨传》反映了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乾隆朝诗学史记载形成过程。《蒋士铨传》在《文苑传》的乾隆朝诗学史记载中，具有重要地位。该文特别突出了传主“忠”的特点和艺术特长。该传纂修档案显示，蒋士铨形象的书写是总裁、副总裁和总纂共同的成果。蒋士铨弟子陈用光纂辑《蒋士铨传》是一个特别的机缘。

更进一步，我们可知《蒋士铨传》并非一人之传，而涉及清史《文苑传》描绘的乾隆朝诗史的全局。国史馆总裁曹振镛有意把与蒋士铨齐名的袁枚、赵翼排除在《文苑传》之外。

因此，《蒋士铨传》及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记载残缺不全，是曹振镛领导的纂修团队刻意为之的结果。总裁曹振镛，总纂陈用光等都是翁方纲的学生，服膺翁氏的诗学主张，他们的举动反映出翁方纲的诗学主张对国史修纂的重要影响。在他们的笔下，乾隆朝的诗学史突出了政治正确，强调诗教，背后隐然有翁方纲的诗学立场。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总裁曹振镛的影响，他明确指示把翁方纲所反对的性灵派诗人袁枚、赵翼等排斥于《文苑传》，使得该书的乾隆朝诗学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面貌。

这一现象说明，翁方纲的诗学不仅具有官学身份，更借助人脉和制度因素扩张了影响。但以往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如《中国文学通史》的著者曾认为，乾隆时期有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和他的追随者，但他们影响比较小，不足以和沈德潜、袁枚两家成为鼎足之势。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69页。 这样的看法已经有研究者作了反省，本文的研究又添一证。实际上，翁方纲的诗歌创作可能不受今日研究者重视，但是他的诗学理论影响极大。而且翁氏弟子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更容易得到官方的肯定。曹振镛这样的翁门后学，深受翁氏诗学影响。他们主导了清史《文苑传》的纂修工作，该书的诗学史论述会受到他们诗学立场的影响。借助官方的威势，体制的力量，翁方纲的影响不仅不在沈德潜、袁枚之下，甚至可能驾而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