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视域中资本与劳动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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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视域中资本与劳动的内在张力
马俊峰，张彦琼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 要]在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视域中审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有助于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资本与劳动内在张力下的生命样态。马克思认为，资本权力通过隐匿性的手段和机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事实性的统治者。他透彻地揭示出资本与劳动强力对抗下的片面、附庸和赤裸性的“形式生命”的存在秘密，并进一步在弥合资本与劳动张力的路径下给出生命政治建构方案，以此揭示生命何以存在，继而走向发展并最终实现解放的可能性。

[关键词]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资本；劳动

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是埋藏在其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的生命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拓展。不同于西方生命政治理论家基于后现代文化批判所揭示的作用于人的生命的现代权力机制，马克思将生命问题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通过对资本与劳动之间内在对立的探讨，批判了资本权力对无产阶级身体和生命进行规训的事实，并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张力的弥合之处进一步探寻生命何以解放之可能。劳动作为人之自由自觉活动本质的客观显现，是人的生命的起点，也是人类社会生存的现实基础。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不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不再从属于生命的自由意志，而是逐步从属于资本。从“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到“对资本实际上的从属”，劳动成了资本权力下被剥削、被奴役的对象，成为压迫生命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为我们展示了这条苦难的生命线。他以“现实的人”为基点来研究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不同阶段之中的人的生命样态，从而说明资本是如何将劳动规训得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最终揭开了资本权力之下的人的生命的秘密。

一、劳动形式从属于资本的“使人活的生命”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具体形式受资本的支配并因此而从属于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明确指出，资本在流通中使自己永存的秘密就在于与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相交换。当活劳动作为劳动力商品进入实际的劳动过程后，劳动开始从属于资本，资本便拥有了权力。一方面，它获得在生产领域中对工人的劳动支配权，从而使自身不断增殖；另一方面，它将自身的权力扩展到生产领域之外，对生命进行全面的介入，使资本成为人的生命的最高权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劳动还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资本权力下的生命是“使人活的生命”，权力对主体的规训也只是“使人活”的身体规训。“使人活”是福柯在探究生命政治时所使用的概念，即以国家为依据，新的权力技术从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方面对生命进行干预。然而，他批判的落脚点是脱离社会存在的政治权力，并未触及统摄、支配一切的权力的内核。毕竟“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39)，这种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生命通过劳动和生产去获得。而正是在人的劳动和生产活动中人的独特生命才能够被生产出来，这便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所揭露的生命之境遇。

（一）资本权力对劳动时间的控制
马克思将时间同资本及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考察时间对资本增殖及人的生命境遇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对人所经历的不同时间的观照就是对人的观照”[2](p203)。马克思所观照的时间，主要指活劳动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只有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合理调配下，人才能更好地通过劳动发挥其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的资本形态，那时的资本还没有完全取得资本的自由形态，是被束缚的资本，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主导下的被束缚的资本，劳动还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故资本只能通过对劳动时间的控制而对身体进行规训。这种关系是一种摆脱了一切宗法和政治束缚的规训，目的是维持劳动力商品的身体，使之活下去，使其成为“使人活的生命”，从而更好地发挥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其自身的增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是工人生命的存在形式。具体劳动时间是以工作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用来固定地生产工人自身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另一部分用来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只追求资本的增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这种被束缚的资本来说，它只是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定和两部分时间的划分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工人每天劳动时间的长度受到自然的限制，除了劳动外，还需要饮食、睡眠和间歇，否则就不能继续工作。马克思指出，“一日本身可以看作劳动持续时间的自然尺度，如在英国，把12小时的一日称为工作日”[3](p205)。然而资本权力却任意变换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使工作日的界限变得随意，例如白天工作，夜晚休息，或者工作日由白天和夜晚两部分构成，更有甚者，在一些工厂，24小时均为工作日。不管工人有何种需求，资本权力只关注如何变换工作日的界限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的剩余劳动。它的存续和不断壮大靠的是对活劳动剩余劳动时间的吮吸。

在劳动形式从属于资本的阶段，资本权力对工人劳动时间的任意划分和延长呈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对工人而言，自劳动从简单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以来，劳动时间被规训为各种界限的固定工作日。对资本权力来说，它通过不同界限的工作日来使用活劳动的能力；在工人一方，这种不同界限的固定工作日就是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手段，就是“生命的消耗”[3](p206)。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时间的窃取，他指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取他人的劳动时间。”[4](p196)后来，资本权力为了使活劳动更长久地存活，在活劳动的反抗下，不得不对总劳动时间规定一定的界限。这是因为，如果劳动发展为过度劳动，活劳动和它的价值就会被破坏。

（二）资本权力对劳动作息的精细化管理
在马克思那里，生命政治发生的一般场域是工厂，而非福柯所关注的监狱、学校、医院或兵营。在工厂这样的封闭场域中，资本权力机制通过纪律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资本权力机制不同于以人身占有关系为特点的奴隶制及其他各种依附关系，其主要宗旨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得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5](p156)这同样也是福柯所指的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是一种去主体化的治理装置。福柯所关注的在兵营、医院和学校发生的这种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查，以及对身体的吹毛求疵的监督非常典型。同样，这样的治理装置也发生在资本权力控制下的工厂，作用于工人。

在工厂这个场域中，资本权力对劳动作息的统一化、标准化的精细管理是权力机制运行的体现。马克思认为，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时期，资本尚处于受限制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协作、分工、机器等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资本家为了榨取相对较多的剩余价值，只能进一步使劳动作息统一化、精细化。通过管理诸多精细化的劳动作息时间表，榨取工人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从而打造出更为有用且顺从的“使人活”的身体。资本权力装置最为典型的体现是一种有着精细化时间表的劳动作息模式，它有三个主要方法：规定节奏、安排活动和调节重复周期[5](p169)。基于这三种方法制定出的精细化时间表可以有效地将分散的时间聚积起来，从而产生收益，最终达到控制住任何可能溜走的时间的目的。马克思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给出了“工厂报告”的例证。在这个例证中，作息时间精细到了劳动开始与结束的每一分钟，甚至包括早饭和午饭的时间限制：“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6点前1刻就开工，晚上6点过1刻才收工。”[3](p238)同时，工厂主还侵占吃饭时间，早饭前后侵占5分钟，午饭前后侵占10分钟。正是这种“偷占几分钟时间”“多走几分钟时间”的精细化的时间表使资本家获得了剩余劳动时间，进一步获得了更多的超额利润。

在工厂中，工人周而复始地被精细化的作息表管控着。在这段被管控的作息内，他们的肉体必须精准、专注且高质量地自始至终地投入劳动中。马克思将这个由精准化的作息时间构成的权力机制运行场域称为“温和的监狱”。在这个“温和的监狱”中，资本权力对工人身体的劳动动作施加了微妙的强制，从姿势、速度和熟练程度等方面来掌握它。这种微妙的强制在精细化作息的掩盖下变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最终，它基于时间编码构建起对活劳动身体的“使人活”的驯服性功利关系。这一关系并非如18世纪前君主权力对臣民的“使人死”的惩戒那样，也并非是为了增强活劳动的劳动技能，而是要通过这种关系打造出一具活着的身体。这种身体要在变得更有用的同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三）资本权力对劳动过程的监督
马克思在考察由资本权力运行的“温和的监狱”时特别指出了监督和监视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效应。通过这种监督和监视，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并最终形成以“监督劳动”为主的控制模式。这种控制模式严密地划分着人体空间和时间活动的编码，使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以此征服肉体的各种力量，使之更驯顺地“活下去”。

资本在形成之前，与劳动过程还没有任何从属关系，例如中世纪的行会工业中师傅同帮工和学徒的关系。亚当·斯密直接指出，这种师傅与学徒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佣工在一定的年限内，要在约定的某一个行业为师傅的利益而劳动，其条件是师傅教授他这个行业的技术”[6](p155)的交换关系，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然而，自资本主义形成后，劳动过程在形式上逐渐从属于资本，劳动过程开始被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这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生产的劳动，我们称之为“监督劳动”。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工人受到资本或资本家的监督，并受其支配[3](p100)。从表面上看，比起具有人身依附的奴隶来说，工人具有人身自由，成为自由工人，拥有对自己生命的自由支配权。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资本权力一步步展开的过程中，工人不再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是作为隶属于资本家的劳动能力而进行劳动。工人成为资本用来进行生产的一个因素，其劳动能力被资本所消费，整个劳动过程的一切因素都属于资本家。因而，不仅工人在资本家的指挥和监督下进行劳动，工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处于资本家严密的监控之下。

除此之外，劳动本身还是工人生命意志的表现，资本权力的监督机制也随之被嵌入生命意志之中。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不光展现着个人的技巧和能力，同时还展现着生命活动的意志。资本权力为了保存和增殖资本，就要对工人的生命活动意志进行控制和监督，用统一化的监督管理机制将工人打造成“单向度”的人。资本增殖的单向度必然导致意志活动的单向度，现代理性思维必然遮蔽人的否定、质疑和批判的非操作性向度，“非操作性观念就是无法付诸实施的、起颠覆作用的观念，思想的运动被停止在表现为理性自身的界限的障碍面前”[7](p13)。最终资本权力通过监督机制塑造出接受监督、接受现实的单向度的生命意志。这种生命不同于行会中师傅在身边进行指导和教授的学徒的生命，它是一种被监督着劳动的生命。由此，监督变成了一项专门职能，一种受制于资本权力的职能，并与整个生产过程并行。

二、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形式生命”
资本持续地、扩大地再生产剩余价值加深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在劳动实际从属资本的阶段，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权力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之中，通过调整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在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巩固和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最终使劳动过程具有完全与自己相适应的形式。资本权力将劳动产品与他们的劳动相分离，使劳动完全从属于自己，并通过改变劳动方式，建立起了在资本与分工、机器和科技联姻的基础上的资本权力机制，展开对生命的每一个细节的操控。在资本权力的影响之下，生命成为徒有躯体、没有灵魂的“形式生命”。这种“形式生命”具体表现为三种存在样态：片面性地存在、附庸性地存在和赤裸性地存在。

（一）片面性地存在着的生命
“形式生命”是阿甘本、本雅明等学者在分析社会不同权力机制对生命的作用中使用的重要概念之一。阿甘本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中，对“形式生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赤裸生命”这一个体生命的极端化状态。阿甘本认为，形式生命“指向一种永不能与其形式分离的生命”，即不可能在形式生命中离析出赤裸生命[8](p4)，这种生命最为关键的生存方式是生存本身。然而政治权力却将自身建立在赤裸生命与形式生命相分离的基础之上。权力机制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分离，分离出了赤裸生命，成为支配生命的异己力量，使生命原本的形式生命支离破碎，使人的生存陷入残酷的境况。本雅明在生命政治理论中挖掘出技术权力作用于美学与艺术化生存的命题，通过“形式生命”概念表明艺术品生命存在的“集中营”样态。在他看来，形式生命是一种虽然进行着生命活动，却没有灵魂的空洞生命。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赛尔都指出：“除了占突出地位的实践，在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微小实践，这些微小实践形态多样，散布在社会各处。”[9](p4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下隐藏的生命线便包含着这种视角的研究方法，他在资本权力对“使人活”的身体规训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权力对生命的更微观的支配，将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下的生命秘密揭示得更加透彻。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这时的工人的劳动性质和过程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法定工作日不变的前提下，资本要实现自身的不断增殖就必须借助新的生命规训机制和手段。分工，这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独特生产方式，在工人协作劳动的基础上被资本权力创造出来。一方面，它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它促使资本迅速积累和扩张。马克思详细论述了资本家如何将许多独立手工业者聚集在工厂进行协作生产的过程，并从中发现，如果每个人固定从事一项操作，劳动生产力会随之提高。于是，生产过程被分解成许多独立的部分，不同工人成为负责独立部分操作的局部工人。在现代化大生产中，马克思指出：“分工、机器和大工业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它们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10](p464)相对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阶段，资本权力不仅渗透在劳动过程中来规训、打造“使人活”的身体，而且还超出生产过程，作用于生命的完整性，渗透于生命的每一个细节。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分工的过程和本质来探寻生命的完整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中，单一、局部的劳动和行业是劳动者的桎梏。这一桎梏致使劳动者丧失独立性、智力片面发展，最终生命的完整性也被彻底打碎，这便是资本权力机制作用于生命过程的结果。工厂手工业分工产生以后，每一个工人只完成商品的某种特殊部分的操作，别的工人完成其他操作。较之以前，劳动更具片面化特征，工人们不能独立完成某种完整性操作。马克思指出：“他们只有通过协作才能生产出一个完整的商品……每一个人只代表联合、汇集在一种特殊劳动中的个别操作。”[3](p304)他们已经不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彻底处于片面性存在的状态。由于工人片面性地存在，其智力发展也被资本权力剥夺。因为对多数只从事某种特殊部分操作的人来说，他们终身只从事某种简单、相同的操作，所以他们“既没有条件发展他们的智力，也没有条件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以寻找克服困难的方法”[11](p182)。这样一来，工人就因缺乏培养自己智力和能力的机会而变得迟钝、愚昧起来。正如斯密所说，他们将成为一群“劳动贫民”，即生活单调呆板、精神麻木、性格变坏的人。这样一群“劳动贫民”成为以牺牲个体生命完整、全面发展而保证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向前推进的“工具”。

（二）附庸性地存在着的生命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增殖的角度对机器进行了考察，明确指出资本是塑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力量，而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是使这一力量得以展现的重要工具。资本通过操纵机器不仅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且实现了资本权力的自我生产并将人的生命塑造为附庸性存在。由于市场的极大开发，工厂手工业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动力下，资本家把精力集中在通过机器来提高生产力上。自此，机器的广泛应用和现代工厂组织形式走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机器，这个由单一性功用之工具构造的复杂物在空间上形成了相互协作的工作链，保证了不同生产阶段的连续性。在现代化的工厂中，“机器的应用表现为相互连接的机器体系的应用，表现为形成各种阶段的各种机械过程的总体”[3](p517)。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机器生产体系中，工人作为机器的看管者而存在，他们只是投入身体的某一部分来协助机器劳动，他们的劳动主体地位已被机器取代。

在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阶段，马克思探讨了机器及其演化对人的生命的建构。在工厂手工业时代，虽然劳动已经开始实际从属于资本，但人的主体性地位还未完全丧失。因为在分工为主的方式下，生产要以适应工人的技能为主，即便这种技能是片面性的。但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的技能要适应机器运行逻辑。资本权力利用机器构建的新的权力机制形成了对机器体系和活劳动生命进行介入的新的武器，具体表现为机器和活劳动彼此构成对方存在的机制。一方面，由于被活劳动操控，机器由“死劳动”变成了具有生命活力的“活物”；另一方面，“机器也操持着活劳动，使活劳动接受自身的训诫，使工人成为自身的一个附件”[2](p187)。机器没有被闲置废弃，相反，它的生命被活劳动力点燃，以大大提高商品生产的效率并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自己特有的使命。虽然在形成新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它被消费掉了，但这些新使用价值“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12](p214)。与此同时，资本权力操控机器，将活劳动纳入资本价值增殖的机器体系中，使活劳动成为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零部件，使活劳动成为机器奴役下的存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心理学家伽塔利指出：“在机器奴役中，人成为一个更大的机器的碎片，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体的控制下。即，当我们作为机器的使用者，纯粹被机器的使用所要求的行为所定义时，我们就被机器所奴役了。”[13](p184)离开机器体系，工人什么也生产不了，其劳动独立性彻底丧失。只有寄生于机器，工人的劳动才有价值；只有寄生于机器，工人的生命才能继续着。

（三）赤裸性地存在着的生命
资本主义大工业机器生产的发展自觉地要求应用科学技术，使得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机器体系的运行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过程成为应用科学的过程，科学技术反过来又成为生产过程中的独立因素，成为公认的财富生产手段和致富的手段。然而，由于资本权力的强力介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和致富手段带来更多剩余价值的同时，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造成作为独立的生产能力的科学技术与劳动的分离甚至对立。资本通过利用和占有科学形成的权力机制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生命被科技操控，呈现出赤裸化存在的样态。

“赤裸生命”是阿甘本阐释其生命政治过程中用到的核心概念，旨在揭示主权者通过法律的形式将犹太人的生命从正常公民状态转变成赤裸生命这一赤裸化状态的过程。他聚焦于政治框架下的生命存在。而洛克从财产匮乏的角度拓展了“赤裸生命”的概念，他指出：“人是财产的动物，如果剥去人的财产权的话，他就反归为动物”[14](p94)，失去作为生存基本的财产，人的生命便是赤裸化的动物性存在。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探究了活劳动的生命的赤裸化状态。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人的本质，人是劳动的动物，正是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同时，劳动本身又是思维和活动的统一。在这个统一的劳动过程中，人的生命才能完整的存在。

然而，为了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资本权力利用科学技术对活劳动展开最为“科学”和“合理”的压榨。在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阶段，资本使得科学技术与劳动相对立，强行剥夺人的思考权力，造成人的思维与活动的分离，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12](p743)。而在此之前，人的思维和知识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思维，活劳动就如动物般活着，仅仅作为资产阶级的活的生产工具而存在，成了不用思考的赤裸生命。资本权力利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就是更隐蔽地统治活劳动并剥夺其智力发展的过程。“科学对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3](p571)，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越高，人的智力和活动之间的分离就越彻底，人的思维和智力就越会被机器、科学和资本所剥夺，最终，人的生命存在就成了纯粹的动物性的赤裸化存在。

三、资本与劳动张力中的生命解放
资本与劳动间的从属关系除了指涉两者强力的对抗外，还暗含两者间“双向统一”的内在张力。这便是马克思在生命政治视域中探讨的劳动与资本张力的双重内涵，即资本与劳动强力对抗的同时，也为真正的“双向统一”拉开了序幕，这种统一是一种资本与劳动在高级阶段上才能达到的辩证的统一。在资本与劳动的这种辩证统一的张力关系下，主体的能动性和生产性被生产出来，劳动自身的独立性便可随之彰显，生命的自由和解放成为可能。那么，以劳动为类本质的生命如何突破资本权力的外在控制？如果可以，突破的路径是怎样塑造生命的新生的？

（一）自由时间下的生命发展
继福柯之后，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重新阐释了生命政治的术语内涵，呈现出主体反抗的可能性及未来变革的新路径，然而这种探讨的路径是否可行却受到质疑。他们基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机器的论述，并结合当今的生产劳动变化特点，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生命政治生产”概念对前者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还是“生命政治生产”概念，都体现出他们试图突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来定义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和生产方式，从而探寻新的革命主体，并将这些概念“看作论证新的主体生成的关键工具”[15](p78)的意图。“诸众”就是生命政治生产出的新生的力量。在生命政治生产中，生产者因不断增强的相互协作而具备了摆脱资本而自主生产的能力，从而生产出具有创生性的新力量，这种力量“会随着生产由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这种生产中的新的力量会转变为新的社会力量”[16](p151)，从而构建起新的社会关系。然而，这一基于生命政治生产而重建主体，使生命取得新生的方案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只是证明了诸众有革命性和反抗性的力量，但没有具体说明诸众从这种反抗的可能走向现实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在资本权力的统摄之下，人可能被生产成相反的两极，既有可能成为哈特和奈格里所指认的革命主体——诸众，也有可能成为福柯所指认的被驯顺和规训的生命，而哈特和奈格里只是强调了其中一种可能。

相反，回到马克思，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资本与劳动的内在张力中提到了自由时间的创建。而恰恰是自由时间的创建为生命解放提供了可能。资本主义世界是由劳动建构的，但人们被他们所造就的东西控制了。马克思关于克服资本主义的论证，就是“人们开始控制这种他们自身所建构的、准客观的发展，控制持续的、加速的社会转变过程”[17](p444)。只有通过劳动改变塑造世界的方式并由此转变自由时间，才能加速社会的转变并改变世界的性质和发展轨迹。自由时间指“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它是除去劳动时间外供人休息、娱乐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这么说，自由时间的运用直接关涉人的生命发展，因为活劳动无论在必要劳动时间还是在剩余劳动时间里，都无自由可言。而在自由时间里，活劳动不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强制性，其发展完全是自由的生命发展，是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发挥自由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调节作用至关重要。自由时间的运用可以调节资本与劳动间的张力，从而为生命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马克思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就是自由时间的运用和发展，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3](p216)

问题在于，自由时间是如何被创造并进一步调控资本与劳动间的张力的呢？从自由时间的获得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就是要将财富的来源转变为对自由时间的占有，而非活劳动的剩余劳动及剩余劳动的时间。这种转变必须要缩减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则必须依赖先进科学技术的改进与应用。可以说，伴随着先进科学技术广泛而深入的应用，“死劳动”会逐步取代“活劳动”，成为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者。这样作为资本生存之依靠的“活劳动”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会失去显性身份，资本也不可能再通过吮吸活劳动来实现自身的增殖。这样一来，活劳动便不再被资本所占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会被创造出来供活劳动发展生命。这样的自由时间一部分被用于消费和享受，另一部分被用于自由活动。这种活动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创作活动，“它并非为了物质需要，它的产品也不是为了消费：自然欲望的决定作用被彻底超越。这种活动不是一种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也不再具有经济效用。它的目标是美而非经济，它自己即是目的”[18](p66)。这就是说，人们在自由时间中的活动逐渐超越物质欲望的满足，跃升为一种生命的本真的活动。这种活动实现了个体与社会的相容，个体与本质的统一，并终结了对人的强制性活动，预示着自由自觉活动与绽放艺术生命时刻的到来，而人的生命在其中能够获得不断发展。

（二）新型共同体下的生命解放
伴随着科技助力下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自由时间得到保障，普遍交往也逐渐形成。劳动者以自由人的联合方式形成的新型共同体逐步取代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原子式个人，根植于商品性劳动中的资本权力的抽象统治将被废除，资本与劳动的张力空间得以弥合，最终使人的生命解放成为可能。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虚假共同体中，资本权力与虚假共同体共谋下的劳动总是在历史的构建中起着消极作用，人的生命总是以异化的样态存在。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超越资本权力，就要超越虚假共同体。马克思提供了一条西方生命政治学所缺乏的建设性路径，展示了扬弃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虚假共同体，建立新型共同体的路径。这条路径显示了生命走出资本权力的控制，最终实现生命的自由解放的可能。

马克思的新型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在一起的共同体，是以自由联合劳动为自身经济基础的共同体。在新型共同体内，物质生产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以需要生产和生命生产为主的生产。在其中，劳动从资本增殖的工具转变为自由个性发展的“助产婆”，劳动者真正居于主体地位，而作为劳动者自身的产品即生产资料居于客体地位，受劳动者支配。只有在新型共同体中，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才能突破资本权力的控制而实现自由，人的生命才能实现彻底自由。

在马克思看来，获得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关键前提是扬弃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建立完全出于自愿的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使劳动成为奴役人的手段，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断分化直至形成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人的生命呈现出片面化、附庸化和赤裸化的“形式生命”存在样态。只有在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前提下，完全出于自愿的分工才能取代自然形成的分工。此时，特殊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完全占有将彻底瓦解，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来进行劳动，社会公共意识在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建立各种调节机制对生产进行合理调配，从而削弱资本权力的规训。自此，资本权力的为人性发展才能被激发起来。资本权力的为人性发展指的是朝着国家、集体和他者的方向发展，从而保证自由、自觉劳动的顺利开展。由此，个人才能随着自己的意愿去自主地劳动，超出特殊的活动范围和权力限制而任意发挥其天性，“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9](p537)。这样，身体将突破“使人活”的规训，生命将剥离“形式生命”达到充盈状态，生命将在以自由联合劳动为经济基础的新型共同体中实现自由和解放。

四、结语
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生命政治理论家开启了当代生命政治讨论，虽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冲突的新表现形式，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境遇的担忧，却没有为解决这些新矛盾提供任何可行方案，更没有为生命的解放指出可能的实践路径。而在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生命的维度是在作为生命起点的劳动中展开的，是借助资本与劳动内在张力而显现出来的，故而生命的解放也必将以劳动为起点。这显示出他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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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5.004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5-0031-08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生命政治批判研究”（20YB028）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男，甘肃张家川人，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彦琼（1982—），女，甘肃张掖人，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