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嬗变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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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嬗变的历史逻辑
石琳琳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继承自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伴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其形成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专政—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嬗变，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对这一概念进行回溯研究，不仅有利于把握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嬗变的历史逻辑，也有利于正确把握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逻辑，澄清在认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方面的诸多误区，为继续坚持和深化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研究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专政；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概念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脱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植根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理论创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伴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其形成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专政—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嬗变，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一、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工农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方面的理论创造，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正如列宁所讲，“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p139）。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明确提及“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概念的主要有以下文本：一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二是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三是1891年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四是《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1848年法国的六月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2]（p467），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和反动。在此书中，“工人阶级专政”的概念被首次提出。这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蕴含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概念的认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的过程，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为标志，分为传播无产阶级专政为主和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主两个阶段。

（一）早期传播阶段中“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和学说的引入
在早期传播阶段，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在日本语境“学理的”马克思主义、欧洲语境“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空想的和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抑或是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3]（p97）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选择性传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评价和对理想社会的解读和设计，目的“在迫朝廷改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救自由竞争之弊病。以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通过《社会主义神髓》《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著作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期“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4]（p339），完善“三民主义”，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寻找理论根基。以刘师培、李石曾、张静江、江亢虎、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天义报》《衡报》《新世纪》《社会党日报》等刊物宣扬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共同“神髓”的观点。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李汉俊、蔡和森等“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5]（p250），在《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报纸和《新青年》《每周评论》《建设》等杂志上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问题。

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唯物史观，尤其是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选择性传播，不仅在于唯物史观内在的革命号召力，还在于改造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其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译介、诠释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而且同围攻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第一，蔡和森“在中国较早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6]（p339），是“20世纪20年代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说的第一人”[7]（p204）。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举行的蒙达尼会议成为蔡和森思想转变的标志，他提出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及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8]（p56）。在他的启发下，毛泽东意识到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德谟克拉西主义“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第二，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格外带着危险的、欺骗的性质”的，并将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专政）译为“平民专制政治”“平民的独裁统治”，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此，陈独秀、李达、施存统和周佛海等在论战中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和原则，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使用次数增多。陈独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的谬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并在《谈政治》中公开认同列宁的“劳农专政”，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还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5]（p264，131）。李达也在论战中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指出，“所谓劳动专政，就是劳动者的国家”，“劳动专政的意义就是劳动阶级对于资本阶级运用的强力政治”[9]（p102）。毛泽东在1921年1月长沙新民学会年会上也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0]（p2）。然而，早期传播阶段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和理论认识的准确性和程度因主客观条件还有较大差异，但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大体上正确的阐释了”[11]（p282）。这也确实推动了李大钊、恽代英、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世界观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确认及应用
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写作，以及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才得以引入和传播，也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入党前逐步清除了自身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残留，自觉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手段。因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12]（p359）。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确认和应用则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党章，而且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

苏俄、共产国际是带着传播马列主义的使命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当苏俄的国际战略重心由“西方战略”向“东方战略”转变后，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成为指导东方革命的纲领。他们通过派遣代表、建立在华机构、出版刊物、开展纪念活动和举行会议等方式传播马列主义，以在东方建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起初，包括马林在内的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完全，作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断，因而中共一大一开始就制定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1921年7月，“无产阶级专政”出现在中共一大的第一个纲领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22年初，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方面，1922年元旦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先驱》则运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作了进一步探索，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先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这成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雏形[13]（p417）。另一方面，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直接促进了中共二大革命纲领的制定，不仅对中国作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路上不过才走最初步”的定位，指出要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而且还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基于以上探索，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相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任务上提出了“两步走”主张，在革命目标上以“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策略上确定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方法。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纲领作了全新擘画。虽然这时期有“劳农专政”“劳动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不同提法，但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坚持是不容置疑的。

中共二大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以及二七大罢工，出现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二七惨案后，无产阶级认清了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上决定展开国共合作。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基本问题方面仍未形成一致意见，直到中共四大才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致力于组织和领导国民会议运动，将其看作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以及特殊历史条件下可能采取的合法斗争形式，幻想用国民会议接手北洋军阀政权。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革命民主平民政权”“革命民众政权”“革命民众合作统治”“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等主张。如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中指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应建立“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14]（p498）。他又进一步解释，这个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工农政府，更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瞿秋白在李大钊“平民政治”基础上提出了“平民政权”的主张。他强调，平民革命要以召开国民会议“建立平民革命专政”为目标，从而“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15]（p154）。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0]（p25）的构想，这个国家由小资产阶级、半无产和无产阶级联合统治。在整个大革命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中央文件中有关政权的决定往往与平民政权的提法联系在一起。“平民政权”的口号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权主张中。

总之，“革命民众政权”等概念和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应用问题上的探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统一战线分化，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思考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逐步确定了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政治目标。

二、从“工农民主专政”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的口号下实现了向“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转变，并进行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而中日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后，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由“工农民主专政”向“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理论和实践转变。

（一）苏俄和共产国际影响下“工农民主专政”概念的提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投入了反革命阵营，蒋介石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革命进入了紧急时期。这时，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同斯大林等人在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斯大林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是“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这显然“是不适当的”[16]（p206）。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斯大林仍寄希望于武汉政府，强调武汉政府尽管“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已经走到工农专政的路上”[17]（p351）。会议闭幕当天，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发布了五月紧急指示，幻想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改组国民党和惩办反动军官，从而推动武汉的国民党向左转。这就暴露了共产国际在大革命的紧急时期无力为中国革命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的事实。对此，陈独秀以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实际为由拒绝了这个指示。然而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面对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发动叛乱和汪精卫日趋反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酝酿着有关革命政策的重大变化。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的报告，开始转向反对资产阶级、退出武汉政府、坚持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土地革命和赞同建立苏维埃的对华政策。斯大林指出，几个月前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冒险主义，而现在成立苏维埃的时机完全成熟。

在此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宣传苏维埃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从退出国民政府转向完全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由此，192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表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17]（p627），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开始被提出。大革命失败后的两年里，党发动了一百余次起义，在农村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1928年，就在小块红色政权区域刚刚建立之时，中共中央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首次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概念，即“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18]（p627）。到了1929年秋，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后者将“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提上日程。经过近两年筹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指出：“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19]（p649）这就使得工农民主专政真正成为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以“从现时资产阶级性的工农民主专政，准备转变到将来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去”[20]（p98）。

（二）阶级关系和民族矛盾变动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提出
从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前，中日矛盾逐渐凸显，但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将“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21]（p36）作为主要任务，在政权上没有改变工农共和国模式。这时共产国际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因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下，中国共产党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多次失去利用国民党中的一些政治派别、中间阶层的抗日反蒋要求去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机，形成了关门主义的路线。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开始进行抗日民主政权的探索，实现了从工农共和国经由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的转变。第一，1935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人民共和国的思想作了全面论述。人民共和国不仅代表工农的利益，而且代表民族利益。在日本侵略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22]（p158）。因此，人民共和国对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包容性，同时也能够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建立在抗日反蒋基础上的各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为实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第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提出，是在蒋介石对日政策和对中国共产党态度转变的条件下更加适于团结全民族抗战的政权形式。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向国民党上层和军队宣传抗日主张，实行军事上的抗日联合。1936年5月和8月中共中央分别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和《关于今后战略方针》，随后发布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提出了由“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民主共和国是建立在抗日基础上的各阶级统一战线的政权，发展了中共中央在抗日民主政权上的国防政府的主张和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抗日和民主的结合调动了全国人民投入民族革命战争中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由六次谈判，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由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策略转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季米特洛夫指出，当前不是要争取中国苏维埃化，“而要转到争取民主化，争取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上”[23]（p955）。

总之，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工农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依据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变化来确定敌友。可以说，这一时期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已基本形成。

三、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
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国民党发出了民主政治改革的倡议，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和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国民党反动派以独裁和内战迫使共产党作出重大战略调整，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为目标，“人民民主专政”概念也最终酝酿成型。

（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和纲领的提出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着国民党片面抗战和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两条路线。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全面抗战，加快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于1937年9月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全国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24]（p1044）。此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政权建设实践。毛泽东曾指出，“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25]（p75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全面抗战、反对妥协的同时，更为迫切地提出了实现民主、改革政治机构的主张，尤其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

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呼吁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改造政府和军队，召开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但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因国民党重走独裁专制老路而无法实现，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在思想和行动上转向积极反共，“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25]（p662）。为此，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的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当前资产阶级已经无力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才能完成，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即“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25]（p563）。同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现阶段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25]（p649）。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张的正式提出是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他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25]（p675）。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欧美式、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的共和国。当然，毛泽东也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过渡性的国家形式”，采取统一战线形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25]（p604）。

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使用“三民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新三民主义共和国”“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革命的三民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阐述共产党的主张。这些主张似乎在国家阶级构成上没有较大差别，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有本质区别，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确立了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建国方略。

（二）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
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提出仍经历了长期酝酿。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24]（p1062）。就当时的情况看，中国的民主改革不能完全绕过国民党，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共同组成的民主联盟是应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打算的战略考量。民主联合政府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有差距，但前提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这就为国家政治民主化开辟了道路。周恩来也指出：“自从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26]（p190）即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其实是国防政府、人民共和国以及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延续和明确化。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12月，国共谈判经历了三个阶段。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的烟幕下准备内战，拒不履行停战令、政协协议、整军协议和东北停战协议，最终挑起全面内战，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了维护一党专政的《中华民国宪法》。这就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广大民众完全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正如刘少奇所讲，“全国人民认为与蒋介石和不可能了”[27]（p386）。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宣言和行动指南，同时他还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8]（p1256）的主张。自此，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制止内战”到“打倒蒋介石”，标志着共产党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因而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建立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28]（p1257）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十二月会议讨论的结果，由毛泽东于1948年1月18日写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中，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录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对即将在全国建立的人民政权的性质、组织形式正式作出论述，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将“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28]（p1272）。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并分别致电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邀请他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工作就逐渐展开了，“人民民主专政”开始酝酿提出。

（三）“人民民主专政”概念酝酿提出和理论化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最先出现在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29]（p348），文中指出，“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并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在内容上的区别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问题。其后，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使用“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时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30]（p135），初步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二，毛泽东首度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是在1948年12月底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摆在人民面前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使革命半途而废”两个尖锐对立的方面，这个问题有将中国引上真正独立共和国或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两个命运、两种前途。为此，毛泽东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方面阐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由。从历史进程看，将革命进行到底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挑起内战不得民心，而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战线上逐步取得胜利就会使共产党获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全世界舆论界“都完全没有争论了”[28]（p1374）。从现实形势看，中国反对派和美国侵略者仍然是中国独立、和平和民主的最大障碍。从未来趋势看，在1949年实现军事、经济和政治战线上的更大胜利，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既不建立“反对派”，也不走“中间路线”，就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因此，要想使中国变成真正独立的共和国，使中国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的束缚，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28]（p1375）。《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是将“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意义上的概念使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结果，就是革命的直接目的。

第三，1949年3月5日至13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从国体层面提及“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并从侧面阐明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关系问题，为召开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协会议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在即将取得革命胜利之际，要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制定正确的政策。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在革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仍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和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要从思想和工作上制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28]（p1436-1437），以彻底打倒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势力。为此，要克服对待党外民主人士方面存在的关门主义作风，既反对迁就主义，又反对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从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第四，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向各阶级、各党派澄清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任务以及内外政策等问题，驳斥国内外反动派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攻击，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及“人民民主专政”十余次之多，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完整体系，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其一，他指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性质及其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毛泽东强调：“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28]（p1472）这就鲜明地表达了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性质政权的实质。其二，他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就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28]（p1475）的相互结合，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的统一。其三，他论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武器，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28]（p1502）。总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运用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对“你们一边倒”“我们要做生意”“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等质疑和歪曲作出了明确回答。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即“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31]（p758）。这就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作出了确认，突出了统一战线性质政权的特征，表明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使得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有了法律效力和依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体上的理论智慧。

四、结语
革命的最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是关系全部政治的根本的问题，政权的最后归宿将直接决定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32]（p539）。然而，选择和建立何种政权，由时代、历史、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等因素决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建立人民政权，就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近百年来人民斗争经验，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基于此，“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浓缩，通过回溯这一概念出场的历史逻辑，我们发现：第一，由“无产阶级专政”到“工农民主专政”概念的嬗变，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的萌芽和发端。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阶段，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另一方面，在苏俄和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主张伴随着对中国革命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步骤和前途等问题认识的深化而更加贴近革命实际。第二，由“工农民主专政”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概念的嬗变，集中体现的是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动与政权间的张力作用。一方面，工农民主专政是在国共合作破裂、阶级关系深刻变动下形成的工人、农民、红军和劳苦民众的政权，是临时过渡性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脱胎于苏俄工农民主专政，在名称、基本框架、主要原则和内容上具有一致性，表明国共两党领导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并存和对峙格局，呈现了苏区的整体性和革命的制度性；另一方面，当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成为各革命阶级阶层、社会团体的普遍选择。由“工农民主专政”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嬗变对政权的定型至关重要，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保证政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问题上趋向成熟，从而使得政权真正代表人民和全民族的利益。第三，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嬗变，凸显了统一战线政策和政权建设的高度耦合。“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25](p785)，“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演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变动最直接的表现。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首次将统一战线和政权问题一并提及，毛泽东分析了四种形式的统一战线①毛泽东在《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中分析了四种形式的统一战线：（1）在国民党区域:在野的与在朝的统一战线。（2）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区域:我们与其他党派、阶级在政权内的统一战线。（3）国民党政权与我们政权之间的统一战线。（4）在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下层统一战线。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强调没有统一战线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就没有抗日的胜利。而解放战争时期基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人民民主政权则是打倒蒋介石和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基础。总之，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将对社会各阶级的安排内化在国家建构中，有力解决了统一战线内部复杂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问题，并最终将对各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地位和作用的规定提升到了国体的高度，形成了符合各阶级利益、调动各阶级积极性的统一战线政权，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更适于我国的重要特点，揭示了国体背后“阶级分析—统一战线—国体”的政治逻辑。

回溯“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出场的历史逻辑对澄清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歪曲和误读也大有裨益。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就要将其放在历史长河中，在历史性和时代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中把握，特别是不能将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初始制度形态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发展画等号，必须注意到民主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形成的特殊性和独特价值。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33](p192)。集中探讨“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产生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革命实践相伴生的原创性概念也有现实意义。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亟待破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34]。然而，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回溯或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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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5.002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5-001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思想和实践研究”（19ZDA002）。

作者简介：石琳琳（1995—），女，山东泰安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