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毛泽东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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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毛泽东研究评述
□王晓阳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100083）

[摘要]拉丁美洲的毛泽东研究是海外毛泽东研究及海外中共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阶段国内学界对拉美的毛泽东研究关注较少。历史上，拉美地区的新党曾主动将毛泽东思想奉为自身的指导思想，并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大量译介了毛泽东的作品。拉美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多聚焦于“毛主义”对拉美各国的影响及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政策，他们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在拉美乃至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分析拉美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对于新时代中国的对拉政策有着巨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海外中共学研究与海外毛泽东研究则成了“显学中的显学”。现阶段，国内学界在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国内学者多从两方面展开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考察：其一，以国别为单位，对海外毛泽东研究进行综合性研究及评述。如李旻泰、胡再德、曹景文、梁长平及薛念文就分别对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及印度的毛泽东研究进行了再研究①研究成果具体包括：李旻泰的《韩国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胡再德的《澳大利亚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曹景文的《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梁长平的《近年来美国毛泽东研究评介》、薛念文的《印度学者毛泽东研究评述——以〈中国报道〉为基础》。。此外，国内学者还对包括施拉姆、魏斐德、史华慈、尼克·奈特在内的海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进行了专题性再研究。其二，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中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予以关注。不过，国内学者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关注多聚焦于欧美、日本及印度等地区，对拉丁美洲的关注略显单薄。

拉美毛泽东研究是海外毛泽东研究及海外中共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曾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产生深刻影响。对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内涵，为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及其余政党的党际交往，深化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中拉交流与互动。本文以拉丁美洲的毛泽东研究为题，以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研究领域及拉丁美洲对毛泽东的评价等为研究内容，以指明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的兴起原因、研究概况、研究方法及最新动向。

一、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阶段
（一）预备阶段（1921—1949年）
从1912年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①1922年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智利共产党。成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数量已达到20个。由于地理位置及语言障碍等因素，拉美共产党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与中国共产党并未建立直接联系。但“从30年代开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关于中国革命及毛泽东作品的报告”[1](p115)。1944年墨西哥人吉尔伯托·欧文（Gilberto Owen）将美国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所著的《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从英文翻译成西班牙文。史沫特莱将自己在1928—1941年目睹的中国共产党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壮举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介绍给了全世界。史沫特莱曾到达延安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进行深入接触及交谈。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新民主主义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2](p158)

（二）发轫阶段（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虽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鼓舞和激励了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社会主义力量。他们对中国革命及毛泽东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并受中国共产党邀请赴中国进行访问，“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9年间，约有19个拉丁美洲国家的1200多人先后访问过我国”[3](p279)。

该阶段的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部分拉美国家共产党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发表评论毛泽东的文章。由阿根廷共产党20世纪50年代中期创办、20世纪60年代初期停刊的《文化笔记》（Cuadernos de Cultura）曾刊登其主编赫克托·阿格斯蒂（Héctor Agosti）的文章，阿格斯蒂肯定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作出的贡献。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贡献在于证明了通向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存在[4](p64)。第二，许多拉美进步记者和左翼政党领袖到访中国并在回国后以旅行日记的形式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任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主席的维森特·伦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与古巴劳工联盟总书记拉萨罗·佩尼亚（Lázaro Peña）是最早对中国进行政治性访问的拉美政党领导人。1949年他们二人到达北京，参加了1949年11月中下旬在北京举办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回国后，维森特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1950年他的《新中国旅行日记》（Diario de un viaje a la China Nueva）在墨西哥出版。在书中，维森特描述了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场景。他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反帝民族革命中最伟大的引路人，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解放者”[5](p162-163)。阿根廷进步作家伯纳多·科登（Bernardo Kordon）在华访问期间曾采访毛泽东。据其所述，毛主席在接受他的采访时丝毫没有使用政治性话语，“与毛的交谈更像是在与一位诗人亲切交谈”[6]。秘鲁左翼军事家、律师塞萨尔·瓜迪亚·马约加（César Guardia Mayorga）在1959年到访中国，回国后在1960年出版了《从孔子到毛泽东：从封建属地到人民公社》。

（三）奠基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拉美毛泽东研究的研究主体多为进步记者、作家、包括拉美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领导人，研究方法多以田野调查法及访谈法为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拉美毛泽东研究的研究主体及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的建立，学院派逐步成为拉美毛泽东研究的主体，研究方法则逐步向学术论证阶段过渡。

1964年墨西哥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墨西哥学院建立了亚非研究中心①亚非研究中心原名“东方研究系”，隶属于墨西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1968年更名为“东方研究中心”并从国际研究中心独立出来，成为墨西哥学院的二级学院；1974年更名为“亚洲及北非研究中心”；1980年更名为“亚非研究中心”并沿用至今。。该中心是拉美地区首个对亚非地区进行专门性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心的成立推动了墨西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中国学研究，为之后拉丁美洲地区毛泽东研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亚非研究中心刊物《亚非研究》②《亚非研究》原名《东方研究》，1974年更名为《亚非研究》并沿用至今，截至2020年底，已发行173期。已刊发数篇与毛泽东相关的书评及学术论文。

此外，墨西哥以外的拉美本土知识分子也开始从拉美视角出发对毛泽东进行学术研究。如波多黎各大学的曼弗雷德·科霍夫（Manfred Kerkhoff）1967年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的方向》、智利共产党人加尔瓦里诺·盖拉（Galvarino Guerra）1970年出版的《马列主义的第三阶段：毛泽东思想》。1971年阿根廷思想家何塞·阿里科（JoséAricó）的《毛泽东》由拉美中心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拉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推动者之一，阿里科被认为“影响了所有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识分子”[7](p148)。在《毛泽东》一书中，阿里科详细梳理了毛泽东的生平，在他看来，毛泽东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是认识到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8](p41-42)。

（四）繁荣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毛泽东研究逐步步入繁荣阶段。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新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恢复了一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中国共产党断绝往来的拉美共产党的联系。而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为拉美的毛泽东研究树立了标杆，拉丁美洲学界逐步开始对毛泽东影响下的拉美共产党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掀起了两个毛泽东研究的高潮。

1.第一高潮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已逐渐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业研究队伍，为拉丁美洲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的人才。如厄瓜多尔基多中央大学的教师莱昂纳多·鲁伊洛瓦（Leonardo Ruilova）就曾就读于墨西哥学院。他在1978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拉丁美洲》一书中详述了中国对拉美政策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此外，他还在书中分析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三世界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鲁伊洛瓦指出，在毛泽东看来“虽然一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社会情况都不尽相同，但其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在本质上却有着相似之处”，所以“新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经验对于全世界尤其亚非拉地区革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9](p19)。

在亚非研究中心，对中共学及毛泽东研究关注较多的学者有马里塞拉·康纳利（Marisela Connelly）和罗默·科内霍（Romer Cornejo）。康纳利1983年在《亚非研究》上发表了《毛泽东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分析了拉美“亲中派”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吸收与借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中共与苏共关系破裂的影响，拉美许多“亲华派”共产党从“亲苏派”共产党阵营中分裂出来③“通常把业已存在的传统的共产党称为老党，把新出现的共产党称为新党。”参见徐世澄：《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曲折发展》，《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拉美新党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可以解决拉美各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且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方式。科内霍（Romer Cornejo）则试图从“乌托邦主义论”来探索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在《中国的乌托邦及其界线》一文中，科内霍指出，中国共产党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观念，而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构建乌托邦而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且较为彻底的社会、政治模式实践”[10](p53)。在科内霍看来，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核心是解决“城市与农村、手工业者与知识分子”这两对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的矛盾，有鉴于此，毛泽东思想并未对马克思主义中的乌托邦主义全盘吸收，而是放弃了包括国际主义理论及家庭消亡理论在内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说。

2.第二高潮阶段：2000年至今。千禧年以来，随着中拉党际之间交往的不断深入及中拉政府之间交往的日益密切，拉丁美洲学界再次掀起了毛泽东研究的高潮，拉美毛泽东研究在拉美各国呈现繁荣之势。需要指出的是，与欧美、日本等地区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不同，该时期的拉美毛泽东研究多聚焦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方面。这是由拉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面对拉美新党运动纷纷受挫的情况，拉美学界开始以一种回溯的眼光对20世纪的新党运动进行总结，试图为新党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及玻利维亚等国的领导人表示要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开始注意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借鉴。该阶段的毛泽东研究主要围绕如下三方面展开。

首先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拉美影响的研究。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梅赛德斯·萨博里多（Mercedes Saborido）的《阿根廷共产党与中国革命（1949—1963）》（2016）及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埃尔南德斯·奥尔蒂斯（Hernández Ortiz）的《中国革命模式——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拉美的影响》（2016）。奥尔蒂斯指出，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20世纪最为深刻的社会革命之一”[11](p94)，对拉美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其次是对“毛主义”在拉美各国的发展情况及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拉美毛泽东研究学者提出了自身对“毛主义”内涵的理解和看法，梳理了拉美新党采用“毛主义”作为自身行动纲领的国际及国内历史背景，并对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的“毛主义”运动进行历史叙述，进而得出新党社会主义运动在拉美大陆受挫的原因。相关论文有奥尔蒂斯的《哥伦比亚毛主义的发源地戴维斯》（2012）、阿根廷学者阿德里安·塞伦塔诺（Adrian Celentano）的《阿根廷“毛主义”的作品出版》（2012）、墨西哥学者米格尔·安杰尔·乌雷戈（MiguelÁngel Urrego）的《武装斗争及为人民服务：拉美毛主义史》（2017）、墨西哥学者乌里尔·贝拉斯克斯（Uriel Velázquez）的《墨西哥的毛主义：1969—1970年的墨西哥无产阶级革命党》（2018）等。

最后是关于毛泽东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的研究。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及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曾在委、厄两国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在拉美学者看来，两位拉美总统的执政方针及执政策略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如查韦斯称毛泽东为“伟大的舵手”，而他本人则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智利天主教大学的宝拉·维达·莫利纳（Paula Vidal Molina）认为，在委内瑞拉国内建设“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尽管“查韦斯政府坚持不会对他国经验照搬照抄”[12](p242)，但实际上委内瑞拉的“人民公社”或多或少受到了毛泽东“人民公社”的影响。

二、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对毛泽东作品的译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拉美人民尤其是拉美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力量。20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古巴、乌拉圭等拉丁美洲国家掀起了毛泽东作品翻译热，译介了大量毛泽东作品。1951年古巴国内就已经对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译介。笔者以“毛泽东”为作者，在世界最大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及拉美各国国家图书馆进行搜索，发现《新民主主义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持久战》等作品的译介频率相对较高。出版社多为拉美共产党下属的出版机构，如哥伦比亚Paz y Socialismo出版社、Centauro出版社、Surámerica出版社及古巴Política出版社。据不完全统计，在1948—1963年间，哥伦比亚共产党约出版了35本西语版本的毛泽东作品，其中1960年的出版比例就占总出版数量的42%[13](p86)。

2000年以后，拉美对毛泽东作品的译介方兴未艾。2004—2005年阿根廷El Cid出版社就分别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及《毛泽东自传》。此外，乌拉圭、墨西哥、智利也分别在2009年、2011年及2014年出版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西班牙文版本。

（二）对“毛主义”在拉美地区的接受、传播及影响的研究
对“毛主义”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研究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拉美学界毛泽东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向。毛泽东研究与拉美“毛主义”研究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的维度，是拉美毛泽东研究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此方向之下，毛泽东思想的起源问题成为拉美学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多数拉美学者看来，毛泽东思想源起于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学说进行了创新，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一部分学者则持“两源论”：除毛泽东个人因素及成长经验之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两大外部根源”[14](p103)。在科内霍看来，毛泽东思想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乌托邦主义”，而且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中“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而哥伦比亚的毛里西奥·阿奇拉·内伊拉（Mauricio Archila Neira）则认为，“毛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继承，但同时在他看来，毛泽东亦是“新理论的创造者”[15](p150)，“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内伊拉的这种学术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包括秘鲁共产党（马列）、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乌拉圭共产党（马列）、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在内的拉丁美洲新党对“毛主义”的吸收和借鉴始于20世纪60年代。拉美学界认为，该时期“毛主义”受到拉美新党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苏联实行“修正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内部事务，企图牺牲第三世界的利益与美国“和平共处”；其次，苏联最初在面对刚刚通过革命获得新生的古巴时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下一步意图以及拉丁美洲的情况”[1](p119-120)，但中国却迅速与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对古巴革命的态度迅速吸引了拉美地区许多左翼政党的关注；第三，拉美新党的领导人认为，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与旧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性质，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曾受到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从拉美外部因素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注重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外宣传，试图突破地域及语言的障碍与拉美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建立联系。

学者们对拉美新党运动受挫的主要原因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新党领导人未将毛泽东思想与拉丁美洲革命实际相结合，也没有深入了解本国国情，而是机械地照搬照抄中国革命模式，教条式地复制中国革命经验。在康纳利看来，“拉美新党领导人并未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深入调查拉美各国实际情况，这就使他们不可能领导本国的革命行动。拉美新党领导人只是简单地阅读了毛泽东书籍，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皮毛，就尝试去解释本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现状”[16](p231)。

（三）对毛泽东对外政策的研究
1.矛盾论指导下的毛泽东外交政策研究。对毛泽东对外政策的研究是拉美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对此进行较多研究的是鲁伊洛瓦和墨西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温贝托·加尔萨·埃利桑多（Humberto Garza Elizondo）、康纳利及科内霍。学者们将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政策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如埃利桑多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及第三世界：1956—1966年北京外交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942—1952年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追随时期；1953—1955年为和平共处时期；1956—1966为反帝及反修正主义时期；1967—1969年为“文革”时期[17](p7)。对康纳利多篇关于中国外交的学术论文进行总结可发现，他将毛泽东时期的外交政策划分为革命式外交阶段（从抗日战争到20世纪70年代）与和平发展式外交阶段（1970—1978年）两个阶段。

就研究方法而言，拉美学者试图运用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来分析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及外交思想。他们指出，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唯物辩证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康纳利在鲁伊洛瓦和埃利桑多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完整地解读了矛盾论的内容，在她眼中，“矛盾论是毛泽东在国际舞台上区分敌友关系的重要法宝”[18](p299)。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划分，到中间地带的划分，再到三个世界的划分都是毛泽东对“抓主要矛盾”思想的灵活运用。

2.对毛泽东对拉外交政策的研究。埃利桑多、康纳利认为，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前，受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拉丁美洲的战略重要性要略逊于亚洲及非洲国家。但康纳利也指出，出于迫切打破美国封锁的需要，拉美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也占据一席之地。拉美学者对该时期毛泽东对拉外交政策的特征的研究可总结为两点：一方面，“对拉美的分析总是与对美国的政策紧密相连”[19](p58)，比如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地指出“拉丁美洲的人民，并不是顺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隶”；另一方面，注重发展人民外交，加强与拉美国家的非官方联系，除邀请拉美的左翼人士及知识分子访华之外，中国也主动“走出去”，加强与拉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奥尔蒂斯高度评价了人民外交政策，他认为“中国对拉美的人民外交政策使得北京当局打破美国对其‘后花园’的封锁”[11](p110)，包括萨尔瓦多·阿连德在内的一大批优秀拉美知识分子和进步力量到达中国，这对之后的中拉建交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极大增强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的信心。中国先后成立了中拉友好协会并在哈瓦那等地建立新华社分社，继续支持拉丁美洲人民反抗独裁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运动。埃利桑多认为，1965年毛泽东对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声讨是中国对拉丁美洲政策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17](p148)。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拉美新党从老党中分离出来，他们将毛泽东思想奉为自身的指导思想，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避免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及拉美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进行直接干涉”[17](p149)，这正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具体体现。

除对毛泽东作品进行译介、对“毛主义”及毛泽东对外政策的关注之外，也有学者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瑞金及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家庭政策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在《同处一堂：中国传统家庭及其危机》一书中，墨西哥学院汉学家白佩兰（Flora Botton Beja）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在解放区为推动妇女解放及婚姻自由方面所做的贡献，她认为解放区的婚姻登记制度“是中国婚姻制度史上的一次创新，是与包办婚姻、一夫多妻、童婚及其余陈规陋习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20](p172)。

通过对拉美学界毛泽东研究进行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拉美学者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者。毛泽东带领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14](p101)。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及毛泽东思想为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借鉴。毛泽东向拉丁美洲乃至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巨大可能性，这是他留给拉丁美洲左翼政党最为宝贵的财富。约翰·霍尔（John Hall）评价道：“毫不夸张地说，多亏毛泽东，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历史才得到了极大的改变。”[21](p277)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师马里奥·萨拉萨·巴连特（Mario Salazar Valiente）提倡对毛泽东进行客观评价与认识。一方面，巴连特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评价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行动家及思想家之一”[22](p93)。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不应忽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拉美本土学者认为，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拉丁美洲大陆仍然有着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乌雷戈建议，面对最近几年拉美右翼崛起的情况，某些拉美左翼政党可以从新形势下的实际情况出发，汲取毛泽东思想中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内容，以获得新发展。

三、对拉丁美洲毛泽东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拉美毛泽东研究中的不足
尽管拉美的毛泽东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缺乏对中文文献的直接引用。文献法是拉美毛泽东研究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受语言障碍的影响，一些学者的文献来源多为从欧美国家获得的二手材料，缺乏对一手材料的直接引用，这也导致少部分拉美学者的研究思维深受欧美学者的影响，这对构建具有拉美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极为不利。

第二，近年来拉美的中共学研究及毛泽东研究虽已呈繁荣之势，但是仍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整体而言，拉美学界尚未出现类似于施拉姆、魏斐德等那样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拉美毛泽东研究的研究水平及研究领域仍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的空间。就拉美范围内而言，对中共学及毛泽东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等国，一些国土面积较小的南美洲国家、加勒比海国家及中美洲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拉美毛泽东研究对新时代对拉丁美洲关系的启示
对海外中国学进行再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反观他者眼中的自我，来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拉丁美洲的毛泽东研究对我们的启示主要有如下几点。

1.构建新的对拉传播话语体系。对拉美毛泽东研究学术论文及论著的参考文献进行分析可发现，拉美本土学者引用的一手文献资料多为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文献材料。面对中国和拉丁美洲在语言及地理位置方面的障碍，中方应当加大对外传播力度，选择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书籍进行外译，为拉美了解中国动态搭建桥梁。当然，构建新的对拉传播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自说自话”。田野调查法是拉美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邀请一些愿意了解中国的拉丁美洲学者和学生来华实地参观、交流和学习显得尤为重要。20世纪50到80年代拉美大陆掀起的毛泽东作品翻译热启示我们，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注意共鸣策略的使用，从引起传播对象的价值共鸣、情感共鸣等角度入手，提高对外传播的效率。

2.坚定推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发挥人民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的辅助性作用。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理念的继承和发展，“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拓展，在新时代加强中拉党际交往和外交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17年以来，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与萨尔瓦多先后与中国建交，掀起了拉美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小高潮。毛泽东的矛盾论对于处理新时代中拉外交关系仍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在新时代中拉外交关系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便是“抓住了中国和沿线国家外交的主要矛盾——经贸关系”[23]。截至2019年，已有19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这是中拉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交往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除此之外，要发挥人民外交的辅助性作用，丰富人民外交形式，拓宽人民外交渠道，搭建中拉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四、结语
拉丁美洲的毛泽东研究经历了预备、发轫、奠基和繁荣四个阶段，并呈欣欣向荣的发展之势。拉美毛泽东研究主要集中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对拉美地区的影响方面。虽然拉美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但整体而言，多数拉美毛泽东研究学者对毛泽东能够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毛泽东影响下的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原因基本达成了共识，对毛泽东时期的外交政策及对拉政策给予了认可。对拉美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有助于深化中拉交流与互动，推动新时代中拉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Urrego MÁ.Historia del maoísmo en América Latina:entre la lucha armada y servir al pueblo[J].Anuario colombiano de Historia social y de la cultura，2017，44（2）.

[2][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中国的战歌[M].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3]沙丁.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4]Celentano Adrián.Las ediciones del maoísmo argentino[M]//JoséLuis de Diego.Memoria Académica.Bibhuma，2012.

[5]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Diario de un viaje a la China Nueva[M].México:Ediciones Futuro，1950.

[6]Bernardo Kordon.Entrevista A Chen-Yi Y Mao-Tse-Tung[EB/OL].http://www.ruinasdigitales.com/r ... -yi-y-mao-tse-tung.

[7]Cortés，Martín.JoséAricó:traducir 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J].Nueva Sociedad，2016（262）.

[8]JoséAricó.Mao Tse-Tung[M].Buenos Aires: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1971.

[9]Leonardo Ruilova.China Popular en América Latina[M].Quito:Sociedad Ediciones Internaciones，1978.

[10]Bustamante，Romer Cornejo.De la utopía y sus Límites en China[J].Estudios De Asia yÁfrica，1986，67（1）.

[11]Ortiz R A H.Revolución de nueva Democracia:Modelo Revolucionario Chino para America Latina[J].Revista estudiantil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2016（20）.

[12]Vidal-Molina，Paula，Manuel Ansaldo-Roloff，and Juan Carlos Cea-Madrid.Hugo Chávez y los principios d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una indagación discursiva（2005-2013）[J].Izquierdas，2018（42）.

[13]Hernándezor R.La difusión del comunismo chino en Colombia 1949-1963:El aporte editori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olombia-PCC[J].Revista estudiantil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2014（18）.

[14]Manfred Kerkhoff.Orientación sobre el pensamiento de Mao Tse-tung[J].Revista de Filosofía de l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1967，4（7）.

[15]Neira M A.El maoísmo en Colombia:la enfermedad juvenil del marxismo-leninismo[J].Revista Controversia，2008（190）.

[16]Connelly M.Influencia del pensamiento de Mao en América Latina[J].Estudios de Asia yÁfrica，1983，56（2）.

[17]Elizondo，Humberto Garza.China y el tercer mundo:teoría y práctica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Pequín，1956-1966[M].México:El Colegio de México，1975.

[18]Connelly M.China.De la diplomacia revolucionaria a la diplomacia de paz y desarrollo[J].Estudios de Asia yÁfrica，1991，85（2）.

[19]Connelly，Marisela，Romer Cornejo Bustamante.China-América Latina:Génesis y desarrollo de sus relaciones[M].México:El Colegio de México，1992.

[20]Beja，Flora Botton，Romer Cornejo Bustamante.Bajo Un Mismo Techo:La Familia Tradicional En China y Su Crisis[M].México:El Colegio de México，1993.

[21]John Hall.La muerte del presidente Mao[J].Estudios de Asia yÁfrica，1976，32（3）.

[22]Valiente，Mario Salazar.China:de Mao Zedong a Deng Xiaoping[J].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ales，1989，135.

[23]闻竞.运用《矛盾论》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J].新疆社科论坛，2019（5）.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4.007

[中图分类号]A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4-0061-08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YCX050）。

作者简介：王晓阳（1990—），男，山西吕梁人，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博士生。

责任编辑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