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

奥鹏网院作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
——程恩富印象
□武建奇

（河北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61）

[摘 要]不同的学说和学派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竞争关系。讲不讲竞争艺术和战略战术，竞争的效果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要做清醒的主动的竞争者，要有竞争的策略和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严峻现实呼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起来”，采取行动。这样的战略思考和应对之策需要由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实施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来进行总体谋划和组织实施。程恩富就是这样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总体发展进行谋划并付诸实践的战略科学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派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笔者直接把“程恩富印象”作为副标题，不过是为了标明：本文的写作不是基于对被研究者本人论著和关于他的一系列文献的全面研读，而是遵循“印象导向”的，是对笔者几十年学术生涯中逐渐积累的关于程恩富教授感性认识的理性梳理。因此，文字随性但严肃。

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最终必然会淘汰掉那些同历史潮流相违背的经济学。但在这个最终结果到来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天敌”。由于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制度性特征，以及不同学派有无明确的战略、策略之影响，不同立场、不同认识的人对经济学的选择有着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学说和学派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不管你是清醒还是麻木、主动还是被动，这种学说、学派之间的竞争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各派参与竞争的方式不同（比如，是自发竞争还是自觉竞争，讲不讲竞争的战略战术），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做清醒的主动的竞争者，要有竞争的策略和战略。在2010 年4 月10 日于贵阳召开、由程恩富主持的一个全国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上，笔者作过一个题为《关注经济学的“主义”竞争——有感于西方产权理论的战斗性或进攻性质》的大会发言，对经济学界“主义竞争”的实质、形式、结果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竞争“失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经济学并非完全自发和中性，而是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更具有“战斗性”和“进攻性质”。笔者的想法长期受到程恩富教授潜移默化的影响。笔者记得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的年会上初识程恩富。他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其发言令人印象深刻。多年后，他曾到河北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事后，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林广瑞教授告诉笔者，程教授来河北后第一个问到的人就是笔者，这让笔者深受感动。笔者对程恩富教授的长期关注使笔者对其产生一个强烈印象，那就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战士，有着极强的战斗性、学科竞争意识和关于学科发展的战略思考。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一篇论文中笔者曾对由程恩富领衔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以下简称“新马派经济学”）进行过一个简单刻画，称其“顶层设计完善”，具有“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责任担当和批判精神，是一个‘战斗学派’”[1]，而程恩富教授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2](p93)经济学的竞争战略就是经济学上有关“主义”之间竞争全局的谋划和行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需要这样的谋划和行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不是一个性质纯粹的结晶体。同样，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也并非完全代言社会主义，或者完全代言市场经济的某一学派的经济学，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多家多派经济学的综合体。并且在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林岗教授提醒，“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3](p1)。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更是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界的主流话语”[4]。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资技术、西方管理方法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大量向英美等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大批在西方大学经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硕士、博士回国，在把西方经济学知识带回国内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带了回来。他们用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话语说话，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思考，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发生了与原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日益强化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逐渐消弱和边缘化。”[1]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弱化，而与之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中国经济界的主流话语，这种现象令人震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焉能泰然处之！而在震惊之余，我们还需冷静思考。在中国，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竞争中此消彼长，并非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而与各自学派有无战斗意识、进攻精神和竞争策略有关。其实，向中国推销西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是所谓的“西化中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严峻现实呼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组织起来，采取行动。中国经济学界不乏有识之士，面对中国经济学界“主义”之间的这种竞争的激烈和严酷，有责任、有担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自己的战略思考和竞争应对。否则，新自由主义将会更加泛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也会更加堪忧。这样一来，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将会误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样的战略思考和应对之策需要由有眼光、有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进行总体谋划和组织实施。“战略科学家”不同于“战役科学家”和“战术科学家”。何祚庥院士认为，战略科学家不仅要有战略眼光，还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不仅要自己学问做得好，潜心研究、造诣高深，还要关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整体发展；不但要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体发展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考，还必须有组织实施这些战略的能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需要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实施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从整体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学界的发展路径进行顶层设计，不仅仅从理论范式、范畴革命、观点创新等狭义的学术理论方面进行努力，更重要的是从竞争策略、话语权力、研究队伍、课程教材、学术组织、交流平台、舆论宣传、国际影响等诸多方面总体谋划，付诸行动。唯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接挑战，才有可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建设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而程恩富教授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

二

程恩富教授既是学者，也是战士；既有战略思维，也有实施能力，善于组织行动；既是新马派经济学的旗手，也是一位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总体发展进行筹划的战略科学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体、用、根、据，综合创新

谁要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首先自身必须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家，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在世界经济新秩序构建中的重大意义，懂得不同经济学竞争的大势。程恩富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深耕不辍、潜心研究、学贯中西、通晓古今，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是“近年最具影响力的30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6]，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大家。在总结自己学术贡献时，他只简单提到“积极创新政治经济学”“领衔创立海派经济学”和“首创大文化经济学”[7]。他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治学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研究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作为新马派经济学主要理论创新的“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资源和需求双约束论”“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和谐社会的“四主型经济制度”理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五过程法体系”等，以及作为新马派经济学主要政策创新的“新开放策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十大举措”，对建立“一府两系、三层分立、分类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倡导等[8]。丰富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双创新”成果验证了他在《新马派——三言》中提出的“知与行”理念。他的理论创新绝非仅仅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学术观点，在其每一个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观点的背后都有着坚定的人民立场。程恩富作为一个学者，不唯书、不唯上，个人风格突出，敢于坚持自我，甚至锋芒毕露，以“敢说话”著称，具有知识分子求真的风骨。他的讲话、报告、论著，从来都不掩饰个人的观点。令人称奇的是，他虽见解犀利，个性彰显，但底线意识极强，他的观点都能拿到桌面上，从未说过“出格话”。

（二）战略谋划，战术实施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谈及自己的学术贡献时，程恩富只谦虚地举出三个方面。其实，笔者感觉他在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发挥的战略科学家的职能才是他最大学术贡献之一。在一般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景、地位和如何发展是应该由“上面”思考的事。但在程恩富看来，相对于“下面”而言，每个人都是“上面”，如果什么事都靠“上面”来解决，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局发展问题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能否在学界成为主流，将决定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命运”[9](p86-93)。

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况的担忧和战略应对并非出于什么“职务行为”。他没有被赋予统筹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权力以及相应职务和职责，仅仅是靠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学术影响力，思考、谋划、应对全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体发展问题。他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院长，虽然“位高”，但在对全国学术资源的支配力方面却并不“权重”。相反，他在全国社科院系统之外并没有管理职能，对各省市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而言也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他完全是通过其学术活动自然形成的个人魅力和学术影响力来考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并付诸实践。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且谋划到位，行“政”高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作用非凡。仰望星空的事需要脚踏实地去做。程恩富不尚空谈，是个做实事的人，他崇尚“操作决定成败”，注重把思路化为操作[7](p552)。

三

笔者认为，程恩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有着完善的顶层设计，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发展战略思想是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的具体操作予以贯彻的。

（一）学术战士，“伟大斗争”

“学兼战，知与行。”这是程恩富为新马派经济学制定的治学方针，即知行合一。研究者在研究和宣传理论的同时，要注重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用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评价来说就是要做“学者、战士、真诚的人”[8]。程恩富说到做到。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0](p11)。十九大报告则23 次出现了“斗争”“伟大斗争”字样。程恩富认为，伟大斗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批判党内外和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在事关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有理有利有节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凝聚最大共识”[11]。“在意识形态领域，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和思潮不断开展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阶级斗争。”[12](p95)“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界和政界等影响不能低估，等闲视之，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13](p22)程恩富身体力行，对于新自由主义，他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早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就从产权、经济人、经济变迁、思维方法等方面写了一系列反驳张五常的文章。在程恩富看来，中国赞成新自由主义及华盛顿共识的人数不多，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4]。在全国性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他经常指名道姓地批判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正如学术界所评价的那样，“他在思想理论战场上常常是主动进攻的斗士，并长期搭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擂台，但至今没有知名西化派学者应战”[14]。

（二）创建学派，亮出旗帜

创建学派是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他最为得意的学术贡献之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5](p“4)学者、战士、真诚的人”要进行“伟大斗争”，必须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经济学界各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他必须创建学派，打出旗号，凝聚力量，以壮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研究队伍。

“海派起，新马兴。”由他创立并担任主席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于1995 年11 月在上海财经大学宣告成立，并曾召开二十多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海派经济学，即新马派经济学，“为中国第一支经济学学术流派”，因策源地在上海而得名。2001 年，他又创造性地成立了以经济学学派命名的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①据知，林毅夫教授也在全国不同地方建立了多个以他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专门研究机构，但时间上显然要比“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晚得多。，国内其他地方也纷纷成立有关研究中心，如“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研究中心”等①参见程恩富：《走在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另参见“新马派程恩富官方网站”之“学术动态——讲座报告”，http：//xinmapai.com/Index/show/catid/15/id/846.html。。

“七思潮，识公心。”新马派面对流行的七大社会思潮，态度鲜明：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的负面影响；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主张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新左派思潮是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理论上不成熟，容易走极端；折中马克思主义思潮把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混同，需要正确评析；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错误思潮批判猛烈，但有些过头；复古主义思潮主张用儒释道等传统思想治国，国学值得科学弘扬，但不应在国家政治层面复兴；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即新马派，提倡实质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创新来建设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8]。程恩富的研究服从于他的战略，通过一系列研究，他用充足的文献和事实证明：“新马派”是中国改革、邓小平理论的坚决的支持者和忠实的执行者，是中国改革的杰出贡献者，他们关于“市场”和“股份”的相关观点的提出要早于“吴市场”“厉股份”。他强调，“新马派”和“老马派”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要和“新左派”结成学术联盟，共同回应中外“新自由主义”[16](p326)。

（三）学术组织，学者之家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者也不是孤立的个人。在“程恩富战略”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而在经济学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想避免在西方经济学意识明确的战略进攻中被进一步打压、弱化，就必须制定自己的竞争战略，进行“伟大斗争”，分清敌友，划出学派，建立组织，开展活动，落实战略。“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两个理论范式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种‘普照的光’使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逃脱不了它的影响，留有它的印迹。”[1]从战略上看，要占领中国经济学竞争战场的制高点就必须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和西方经济学界施加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分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和中国西方经济学界的两个全国性学术组织。前者是在程恩富担任会长后由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的，其占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制高点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学术组织是学者之家，全国性学会（研究会）是联络全国学人、凝聚学界人气、贯彻学术战略的最好支撑。现在，程恩富担任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的会长，这些学术组织的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和多个国家，成为新马派经济学发展的组织支撑和学者基础。加入学会，参与活动，使分散的单个学者有了“组织归属感”。学会成为组织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重要组织机构，团结起全国高校、研究机构和各行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凝聚力量，壮大队伍，强化存在，发出声音，营造气氛，不断地为人民发声、为劳动者代言、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呼吁。程恩富的宏大战略不是空中楼阁，而总能落实于细微之处。他在发展会员、增选理事、调整学会领导机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就是会员在全国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在全国的发展以及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后继有人。

（四）论坛阵地，期刊园地

学会的生命在于活动，学术组织的活力在于组织学术活动，新马派经济学借助于学派、学会、研究会不断开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主办多种论坛、期刊，使人们可以经常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声音，提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精神和信心，警示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想在方向上试探底线的人。程恩富在这方面有他的考量，实施上也卓有成效。以论坛为阵地、以期刊为园地，新马派经济学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多的发声机会，更多的成果发表园地，点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热情，鼓励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让人明显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已经成为参与改革、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程恩富曾有意识地策划、主办、组织、支持了很多规范的按期举办或者不定期的论坛，如“海派经济学论坛”“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全国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世界文化论坛”“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和“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年会”等，极大地活跃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气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他担任或者曾经担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期刊不仅数量多，而且层次高、影响大，调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研究积极性。这些学术期刊有《马克思主义研究》《海派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管理学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评论》《当代经济研究》等。这些期刊几乎都与他主导或重要参与的学会、研究会有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学刊》的“神奇操作”（其实是“战略效果”）。该刊的前身是河南新乡学院的学报，当时担任中国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会长的程恩富把它改名后，成为学会的会刊。《管理学刊》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发表成果的平台，而且在全国性学会的支持下，在短短几年内就由一本无名小刊蝶变为CSSCI期刊，堪称C刊史上的一个奇迹。

（五）舆论造势，光大形象

通过“学派”和“学会”“，做事”和“造势”，行动和舆论，都可以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和对世界的影响。在信息社会、新媒体时代，有很多手段和途径可以提升影响力，程恩富看重以下三类。

第一是网络媒体。他建有“新马派程恩富官方网站”①参见http：//xinmapai.com/Index/index.html.，设有“理论研究”“现实问题”“学术动态”和“出版著作”等栏目，不断报道新马派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进展。“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②参见https：//wapescholar.pure.elsevier.com/zh/organisations/world-association-for-political-economy.等学会组织也有自己的活动网页。他建的微信群“新马派学者群”中聚集了全国各地的350多位学者，群里经常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经济改革与发展现实中的问题，他参与讨论并进行指导、把关。

第二是推动各种评选。他策划主持或实质性参与的系列专业评审活动有很多，如编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③参见刘思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与创新》，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据知，入选该书的经济学家名单是经过程恩富教授过目的。一书，主导评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2016—2018）”、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期刊等。

第三是组织马克思经济学评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东方毅拓展文化协会共同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决定设立“程恩富政治经济学奖”④参见“新马派程恩富官方网站”之“学术动态——程恩富政治经济学奖”，http：//xinmapai.com/Index/show/catid/33/id/838.html.，参评作品的范围为2000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中青年学者论文为主。从2017年开始，每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会（现名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召开的学术年会都会进行颁奖。世界政治经济学会还于2010年和2011年分别设立了两个奖项[14]，即“21 世纪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和“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已有中国、美国、日本、巴西等多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获得此奖。这些网络媒体、评选和评奖活动的策划和运作都十分成功，都起到了活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气氛，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声誉的作用。

（六）布局海外，影响全球

“海派经济学”不是“海内”经济学，必须着眼于海外。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科学家，程恩富“是最早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走到国际上去的著名学者”[14]。笔者曾评价，“新马派经济学”“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与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机构都有着广泛的联系，堪称中国最为国际化的经济学派别”[1]。程恩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出去战略内容丰富，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明确指导思想。套用《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话，就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起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观点不同，往往各持所见，程恩富凭借其个人学术魄力和组织能力，促使世界政治经济学界求同存异，努力把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组织起来。

其二，成立组织。他一手策划、与科茨（美国）、伊滕诚（日本）和迪劳内（法国）等商议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14]于2006 年4 月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年会在国内和国外轮流举办，已经在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巴西、墨西哥、越南、加拿大、南非和俄罗斯等国开了十几次，在国外组织的论坛均有近百位学者参加。

其三，在国外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程恩富不仅出版了《现代政治经济学》越南版、《经济学方法论》日文版，还发表了十多篇外文文章。此外，他主编了《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和《国际思想评论》等英文期刊，这些期刊被评为“国际新兴学术期刊”[17]。按照丁晓钦的说法，程恩富推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化符合中央提出的我国社会科学“以我为主”的“走出去”战略，起到了“学术大使”和“学术外交”的作用。

结语
总而言之，程恩富既重宏观把控，也重微观基础，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思考建立在一系列活动的支撑之上。这套“组合拳”堪称完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值得研究的“程恩富现象”。今天，程恩富已经退出行政领导岗位，但其学术影响力还在，他所主导的旨在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竞争力的一系列“工程”还在推进。此外，他还用（非行政权力的）“市场方法”配置国内外经济学术资源，在维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学界素以学派众多著称，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方面，“程恩富现象”给决策者和学术界留下了太多的启发和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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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学仁.近年最具影响力的30 位马克思主义学者[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2-06.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3.004

[中图分类号]F0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3-003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创新视阈下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17AKS001）。

作者简介：武建奇（1957—），男，河北内丘人，河北经贸大学原副校长，现任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主任，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