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有效性及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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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有效性及经验启示
□张志强，郝 琦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就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劳动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劳动育人，坚持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励延安的青少年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延安的学员在火热的劳动实践中不仅战胜了物质困难，更改造了思想，磨炼了意志，促进了身心的全面发展。延安的学员在劳动中熔炼了生命，为新时代青少年的成长树立了楷模。

[关键词]延安时期；劳动育人；青少年；社会主义建设者

在2018 年9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之中。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就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延安时期的劳动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延安青少年在劳动中成长，这对当代学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教育延安的学员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亲自到鲁艺动员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到火热的生产实践中去锻炼；他还以身作则，把刚从苏联归来的爱子毛岸英送去上“劳动大学”。朱德则代表党中央赠送给延安青年“三件宝贝”，撅头、枪和笔。他勉励青年，拿起撅头开荒种地，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建设好边区。在中央领导的号召和鼓励下，延安的学员挖窑洞、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广泛开展生产实践。他们在劳动中战胜了困难，改造了思想，磨炼了意志，促进了身心的全面发展，经历血与火的锻造，完成人生最美的历练。毛泽东盛赞延安青年“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1](p568)。

一、延安时期劳动教育的依据和概况
延安时期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和方针，是贯彻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要求，也是应对客观环境的必然选择，有着深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延安时期的劳动教育成效显著，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典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劳动育人的新篇章。

（一）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理论依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对劳动教育的重视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做出的必然选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的教育原则，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2](p2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p21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社会就是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二者的结合和协调，离开二者的结合，就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二者结合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4](p461)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工作的根本缺点之一是同组织劳动这个基本任务脱节。”[5](p175)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从不同角度出发，阐述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劳动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指标，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需要，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就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劳动教育设想，有学者指出，“首先在根据地贯彻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或者开辟道路的，也可以说是未来新教育的准备或萌芽”[6](p69)。毛泽东高度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早在1918 年毛泽东就邀请志同道合者倡议实行“工读新村”的实验。为了倡导教育同革命实践相结合，1939年，在为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毛泽东提出：“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p619-620)即工农与知识分子“两化”的重要思想。延安时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成仿吾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旧教育和延安教育的根本区别所在，体现了教育的根本属性，也是延安教育成功的秘诀所在。成仿吾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总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我们党所领导的教育工作从头就和旧的教育实行了彻底的决裂，采取了根本不同的方针和路线。因而不论是干部教育或普通教育，我们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革命斗争有了重大的贡献。”[7](p91)“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一贯强调“劳心与劳力结合，生产与学习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在自然科学院首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模式。由此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使之成为办教育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二）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现实选择
延安时期坚持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延安贫瘠的自然环境，再加上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后，干部、军队、学生以及其他非生产人员骤增，经济状况和财政负担可想而知。为了缓解经费紧张局面，在各校建校过程中，广大学员就自己动手，修建校舍，参加劳动，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时写道：“学员入校，第一课就是解决栖身之所挖窑洞。”[8](p411)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停拨了八路军军饷及边区经费，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和包围，使边区财政经济外援断绝，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9](p892)面对这种困局，毛泽东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0](p122)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生产自救，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提出“一面战斗（非战斗机关是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三者合一，我们就能战胜一切”[11](p289-290)。

1942 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还直接论述了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确确实实的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12](p465)为了克服困难，一切学校必须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中指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明确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9](p911)这就为学校发展生产事业指明了方向，更进一步促进了学校生产运动的发展。

（三）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概况
一是把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列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在《1939年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与计划》中就提出：“加强各学校的生产劳动，使生产工作不仅以劳动为目的，更进而在实际上启发儿童认识生产的意义，一方面使每个学校都能靠自己劳动所获维持生活，准备在战时解决可能发生的学校给养问题。”[13](p50)在1940 年通过的《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中明确提出：“实行劳动教育，边区教育应特别注重劳动教育，使儿童青年从事劳动，使他们在集体劳动中锻炼他们的身体，发展他们的集体精神，训练他们的组织能力，并且养成他们劳动的兴趣和重视爱好劳动的习惯。”[13](p135)在此基础上，边区教育厅进一步要求实行“教学劳动化”“知识分子工农化”。1944年5月，《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我们的教育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必须和边区的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14](p406)。总之，延安时期把劳动教育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指导思想来统领全部的教育教学活动。

二是开设劳动课程，制定劳动计划。在大学每年要集中进行生产劳动2—3个月来完成一年的生产任务，每人每年要生产八斗至一石粮食的任务。在中小学每周有2—3个下午为生产劳动时间来完成学校的任务[15](p440)。社会活动、生产劳动在《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中，均被列为正式课程。为了贯彻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把劳动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要求各科教学内容都要结合生产劳动。如“在小学里，常识课讲生产知识，国语课讲劳动是光荣的、毛主席热爱劳动儿童的故事，算术计算儿童生产成绩，练习记工记账”[16](p227)。抗大的口号是：“劳动在抗大是一门课”，抗大校歌中最后直接唱道“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延安大学更是把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写进教育方针，并规定学习时间占百分之八十，生产时间占百分之二十[17](p146)。

三是广泛开展生产劳动实践。延安时期注重劳动教育从娃娃抓起，像保小、抗小这样的小学也要通过生产劳动来解决部分供给问题。抗小把全校学生按照学生的年龄、体力、劳动性质分成纺纱组、农业组、木工组、缝补组和养蚕组等，每组聘请一两位老师负责指导[18](p21)。边区中等学校普遍参加了以种粮、纺毛线、打盐、烧炭、建校舍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劳动，规定每个学生每年必须有20 天至一个月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抗大师生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办起了“抗大农庄”。自然科学院形成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模式，注重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生产实践中，朝着边区工业自给的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生产劳动，参加边区工业建设。

二、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成效
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成效显著，不但在生产劳动中改造了荒山，更改造了青少年本身，具体来说：一是帮助学员克服了困难，掌握了生产技能；二是改造了学员的思想，培养了劳动习惯以及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三是磨炼了学员的意志，促进了学员身心的全面发展。

（一）劳动帮助延安学员克服了物质困难，掌握了生产技能
革命青年到达延安后，首先面临的是解决物质上的种种困难。当时的延安学习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必须依靠学员自己动手，才能克服困难。红大在保安建校时，没有校舍，没有工具，一期学员们从零开始，把马厩牛棚改为教室，破庙烂窑修成宿舍，打起土台子当桌凳，编制高粱秆作墙壁，群众高度赞扬红大学员的艰苦奋斗精神，特地送来“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的锦匾。斯诺称赞道：“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19](p99)校址迁到延安后，三期学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挖出170多个新窑洞做校舍，还修起“抗大公路”，群众亲切地称其为“窑洞大学”，党中央专门送上毛泽东手书的“我们伟大的事业”的横匾。1938 年夏秋之际，陕北公学师生也自己动手在北门外盖了一座能容七八百人的礼堂，这所被称为“延安第一”的礼堂，是延安城内集会、报告、举行晚会的重要场所。1938年下半年，陕北公学迁到旬邑后，很快就在陕甘交界处建起了“陕公新村”。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经济困难，延安学员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院校学员投入到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开荒种地，盖房打窑，畜牧养殖，砍柴烧炭，纺线纳鞋，不论农业工业，缺啥学啥，要啥做啥；还发挥聪明才智，就地取材，用马兰草、索素草打草鞋，用自己织的布做衣服，用桦树皮做纸，用弹壳做蘸水笔，用熏烟做墨……经过奋斗，他们不但解决了学校经费的困难，实现了生产自给，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生活条件，很快战胜了困难。在最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机关学校和军队靠自己动手解决了所需经费的一大半，毛泽东赞誉其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9](p894)。

在生产劳动中，延安的学生们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使用生产工具等生产技能。经过教师的指点，学生们的一些常识和经验上升为科学知识，经过劳动实习加深了对所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的理解，又学到许多实际经验和专业技能，培养了实践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经营经济事业的能力，掌握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陕北公学学员在《陕公生活》中写道：“劳动力能够利用大自然的一切来满足人的生活，发挥劳动力最重要的东西是‘手’……”[16](p209)延安的学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让学生认识到集体合作的力量，培养了学生自力更生的精神，使学员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掌握了生产技能，在非常时期可以做到“自力更生”“能文能武”。

（二）劳动改造了延安学员的思想，培养了劳动习惯以及和劳动人民的感情
延安学员在生产劳动中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解决了经费，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因个人成长经历及家庭出身的缘故，延安青年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青少年学生的缺点，往往表现为在思想上空虚，在行动上动摇。当时抗大有些从大城市来的青年过不惯艰苦的生活，受不了繁重劳动之苦，便讲怪话、发牢骚，表现出一系列思想问题。有学员甚至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吧！”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劳动中去锻炼。

劳动是塑造革命青年的很好手段，在党的教育和号召下，延安学员自觉参加生产劳动，通过劳动不但掌握了生产技能，养成了劳动的习惯，还促进了思想的改造。毛泽东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20](p243)他们在生产实践中接受了爱劳动的思想教育，在劳动中不断冲洗剥削阶级给予自己轻视工农、轻视劳动的思想毒素，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塑造了勤劳朴实的观念，纠正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错误观念，培养了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劳动使他们找到了思想革命化的正确道路，能够更好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更积极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如前所述，人民教育家成仿吾认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延安教育和旧教育的根本不同。陕北公学的学员正是在成仿吾的带领下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建校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通过劳动学习生产知识，培养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改掉了学生腔。延安大学成立的农业合作社在挖大粪以后的检讨会上，许多同志都这样反省：“在挖粪的时候，旧的思想在不断地打搅着，嫌臭、怕脏，逃避或马虎一点的念头不断地涌上心来，但是毛主席的思想在监督着我，我想这就是具体的为革命，具体的为群众。”[21]时平参加20 天的开荒后感言：“从未有什么教育，使我觉得这样真实而有力。……对于思想意识的改造问题，在开荒中也使我得到比较明确的实际了解。……二十天的开荒告诉我，思想意识的改造并非是不可捉摸的，但首先的条件就是与劳动结合起来，与实际结合起来。”[22]由此，我们可以说，延安青年在生产劳动中不仅改造了荒山，更重要的是改造了他们自身。通过劳动的改造，延安青年完成了精神的洗礼。在《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生产劳动总结的通报》中，对学校开展大生产的情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职人员特别是各校青年学生以自古无有的劳动实践锻炼了思想意识与肉体，证明改造自然也同时即改造人性。”[11](p279)

（三）劳动磨炼了延安学员的意志，促进了青少年身心的全面发展
延安学员积极投身于劳动的实践中，他们在劳动中锻炼了身体，强健了体魄，并磨炼出刻苦耐劳的坚强意志，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和勇气，促进了青少年身心的全面发展。陕北公学学员在劳动中意识到“我们顺利地克服了土地的顽固性，人类原来就是在伟大的劳动当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啊！”[16](p209)

劳动是锻造革命青少年的很好机会，在劳动中，延安学员意识到劳动不仅能缓解经费紧张，改善给养，而且有着更伟大的意义，就是促进自己身心的全面发展。抗大学员为了证实自己抗日的决心，他们就开始生产劳动。一位抗大学员回忆说：“我一直生活在大城市里，刚参加八路军时，除空手走路外，其他担、抬、背、挑都不适应……这样每周一次的背柴成了锻炼的好机会。”[23](p55)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那些原是小姐、少爷的延安青年练就了一身健壮的体魄。原抗大一位同志回忆说，有的女同志在家非常娇惯，比较挑食，体质很差，吃了延安的小米，体质反而变好了，还写信回家告诉父母亲，“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20](p243)。

劳动更能促进延安学员身心的全面发展，让青少年学生快速成长。李富春在《新中华报》上撰文写道：“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却都决心的兴奋地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24]《解放日报》报道延安大学一位学生烧木炭的感受说：“去年暮秋，我去烧炭，我才从亲身劳动的经验中，体会到烧炭艰难不易。”“劳动给予了我深刻的教育，使我体会到过去岁月中所不曾体会的生活，在我生命旅程中，我将忘不了我烧木炭的那一段生活，它使我成为了一个克勤克俭的人。”[25]

在生产劳动中，延安青年眼前展开了两幅联系着的画面，一幅是艰苦的劳动奋斗，一幅是生活的合理改善。在劳动中，鲁艺学员两人共用一把锄头，他们以“他姆”（十分钟）为单位，相互交替工作休息着，在短暂的休息时间内，还不忘拿起课本。此时，山间还不停地和着歌声，这是多么愉快纵情的青年的力，这场景简直是演着的活歌剧，真正实现了“艺术与劳动的结合”。女生产队主要留在学校搞好后勤服务，整个学校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延安学员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健康成长。茅盾到鲁艺任教后，这样评价道：“你就知道生产劳动在‘鲁艺’简直是一首美妙的牧歌呵！”[26](p87)正是在此情景下，鲁艺师生创作并演出了气势恢宏又欢乐幽默的《生产大合唱》。

劳动还培养了延安青年艰苦奋斗、敢于争先的一贯作风。抗大四期学员提出这样的口号，“三期挖成窑洞一百七十个，完成建筑新校舍的伟业，我们也一定能挖地种菜……正因为我们是抗大的学生，必须有这样的光荣”[27](p173)。面对学员的劳动热情，鲁艺生产委员会主任黄霖在生产劳动开始后的第五天就把“坚决反对偷懒倾向”的口号改为“反对拼命主义”[17](p100)。

延安学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磨炼了同困难作斗争的意志，学会了和困难作斗争的本领。他们在困难面前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无法用数字来计算。总之，他们坚持学习理论与参加实践锻炼相结合，手脑并用，脑体结合，知情意行相结合，磨炼了学员坚强的革命意志，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成效，毛泽东还做过一段专门的论述。1939 年9 月25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年四万人生产了三万担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不是小事。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10](p157)毛泽东的这段讲话高度评价了生产劳动的作用。

延安学员不仅在劳动中战胜了物质困难，更改造了思想，磨炼了意志，实现了身心的全面发展。延安学员在劳动中熔炼了生命，实现了人生的转折，从最初只是一般地追求光明进步，但身体虚弱、感情脆弱的爱国者，蜕变为体格健壮、意志坚强、不畏任何困难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为全国青少年的模范，迅速成长并自觉担当起民族解放的先锋和栋梁。

三、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劳动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具体来说，一是坚持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二是坚持生产劳动与斗争实践相结合；三是坚持思想整风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四是坚持“工农知识化”与“知识分子工农化”相结合。

（一）坚持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
为了真正把劳动教育落到实处，以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代表的延安高校探索形成教育、科研和生产“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主管自然科学院的李富春、徐特立同志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提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和任务是培养具有基本科学知识、创造精神和独立工作的革命通才、业务专家。在这样的办学方针指导下，自然科学院等高校紧密结合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和抗战需要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为边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及抗战力量的积蓄做出应有的贡献。徐特立明确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28](p202)在此基础上，徐特立提出把学校办成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联合体，延安大学“学以致用”的校训也体现了这一办学理念。延安时期探索形成的教育、科研和生产“三位一体”的崭新教育模式，是对脱离实践和群众的旧教育体制的根本改造，是当前产学研一体化教育模式的思想源头之一。

（二）坚持生产劳动与斗争实践相结合
延安时期的劳动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参加生产劳动，而是广泛参与到各类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延安时期的高校和干部学校大都以短期培训为主，学生一毕业就要走上工作岗位，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开展具体的实践工作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教学任务。正如毛泽东所言：“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29](p13)这里的“干”对广大学员来讲，就是要广泛参加社会实践。延安的学员不仅仅参加生产劳动的实践，还广泛参与到军事化实践、政治活动、社会实践、社会调查之中，他们深入农村、扎根基层，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进行实际的锻炼。通过广泛的工作实践，践行延安青年的模范作用和使命担当，勇于肩负起抗战、建立新中国的历史重任。

（三）坚持思想整风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抓住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克服困难，推进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9](p1107-1108)的确，正是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经过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认识到大生产运动是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两个轮子之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劳动的认识已经达到理论自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也就是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坚持“工农知识化”与“知识分子工农化”相结合
延安时期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办教育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不仅是为了战胜经济困难，还有着更重要的培养人才的意义。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提出：“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p619-620)即工农与知识分子“两化”的重要思想。为了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数量众多的高校和干部学校培养人才。为了使知识分子工农化，提出知识分子要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实现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毛泽东还把青年与工农群众是否结合作为衡量革命与否的标准，指出“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1](p566)。他还为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那就是：“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1](p566)为了促使来自“亭子间”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还率先垂范，把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毛岸英送到农民家中上“劳动大学”。通过“两个结合”教育青年，在主观上促使广大青年完成思想改造，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自觉地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客观上也依靠自身的力量保证了基本的供给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减轻了边区政府的开支。

四、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现实启示
在任何时代，劳动教育都不过时，我们今天重提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新时代劳动教育提供借鉴。

（一）加强顶层设计，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劳动教育，构建起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则是必由之路。延安时期高度重视劳动育人，把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列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并在各类学校广泛开展生产劳动实践，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学校也很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广泛开展“学农”“学工”活动，组织学生到农村、工厂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对于青年的成长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把“劳育”排除在培养目标之外，忽视了劳动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其教训是深刻的。

在2018 年9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提劳动教育并把“劳育”作为五大目标之一，明确把教育目标从“四育”提升到“五育”。在2019 年3 月召开的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2019年4月，在《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青年“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了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2020 年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做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2020 年5月，在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 年修订）》中，劳动课被纳入必修课程，占6 个学分。2020 年7 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主要面向学校，重点针对劳动教育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等问题，细化了各类院校劳动教育的具体要求。《意见》及《指导纲要》的制定对构建大中小学一体的劳动教育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具体落实劳动教育提供了专业指导。

（二）注重劳动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学者认为：“生产劳动在延安学校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它更是人们生活中一种乐生的要素。人们在劳动中不叫苦、不喊累，而把生产劳动看成是愉快的事。生产劳动在延安学生的心目中是光荣的事业，生产劳动中的能手、先进人物，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受到人们的敬仰。”[15](p443)曾经也有学员认为“靠这些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知识青年一天挖不了几分地，收的粮食还抵不够一天两三顿的白馍（开荒时改善生活，每天都吃白面馍），干什么不比种地划算，真是得不偿失”[30](p313)。但是我们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的这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财富，它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想到这里，我顿觉豁然开朗了，我的‘得不偿失’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30](p315)。在《自然科学院的生产劳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他们在山林中生活虽艰苦，精神都很兴奋。”[16](p218)鲁艺学员到“大鲁艺”中去学习，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艰辛，也享受了劳动的快乐，劳动丰富、充实、锻炼了艺术，实现了“艺术与劳动的结合”，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如著名的《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

延安的学员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体验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培养了朴实勤劳、自力更生的作风，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密切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延安的学员从小就接受了热爱劳动的思想教育，在生产劳动中也懂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方法，这是他们未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延安时期的劳动教育为青少年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身心健康等各项素质的基础，也促进了教学工作，提高了教育质量，发展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战争环境的延安时期劳动教育，也并非只为解决经济问题，还有着更深刻的教育意义。当前学校没有必须开展生产劳动，才能解决经费问题的压力，劳动教育更应该是以育人为主。由于当今青少年家庭条件大都较好，再加上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导致很多学生不会劳动，不爱劳动，不能吃苦耐劳，可见，长时间忽视劳动育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意见》就明确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即让学生形成劳动观念，培养劳动精神、劳动能力和习惯。《指导纲要》更是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活动，要强化学生劳动观念，弘扬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31]可见，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点就是要让学生在劳动中锻炼体魄、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

（三）结合新时代探索劳动育人的新形式
延安时期的劳动教育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灵活多样地进行，针对各学段学员的劳动教育方法都有区别，也照顾了女生的生理特点，如免除女大学员的开荒任务，以缝制棉服、织毛衣、制鞋来顶替生产任务[30](p250)。为了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延安时期学校教育选择的“劳动”，原则上以“广泛使用劳动力”，技术含量不高，“以手工业为主”的体力劳动为主[16](p245)。其目的更多的是在战胜困难的同时，养成学员的“劳动意识”，培养无产阶级思想情感以及热爱劳动的价值观念。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更应该探索劳动教育的新形式。

《意见》在基本原则中明确新时代劳动教育要“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以体力劳动为主”“深化产教融合，改进劳动教育方式”“拓宽劳动教育途径”“宜工则工、宜农则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劳动教育，避免‘一刀切’”[32]。《意见》还考虑到劳动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可行性，把劳动教育概括为三个方面，并提出要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注重选择新型服务性劳动的内容。《指导纲要》更是明确要“紧跟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工具、劳动技术、劳动形态的新变化，创新劳动教育内容、途径、方式，增强劳动教育的时代性”[31]。并对从小学到高校各学段的劳动教育提出具体要求。

新时代劳动教育侧重让学生在亲身的劳动实践中，提高育人的效果，要避免“劳动主义”的倾向。新时代劳动教育是为育人，而非为生产。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生产不应勉强结合教育而妨碍生产，教育也不应勉强结合生产而影响教育，应看见劳动本身即是教育（劳动意识，技术，生产知识）。”[16](p245)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贯穿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的每一项政策、措施和具体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中，成为延安教育工作的灵魂和核心，是延安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原则，也是延安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延安教育成功的关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期，实现伟大的事业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培养有劳动精神的青少年。延安学员的成长经历启示我们，劳动是培养锻炼学生的很好途径，我们需要借鉴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的经验，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好新时代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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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3.002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3-0014-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17YJC710113）；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延安时期劳动育人研究”（2020Z336）；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共党史与延安学研究中心项目“延安时期知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7JZ081）。

作者简介：张志强（1984—），男，山东莘县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郝琦（1964—），男，山东鄄城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