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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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的重构
——以失独人群为例
□彭扬帆1，徐晓军2

（1.黄冈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湖北 黄冈438000；2.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个体记忆重构的基本进程分别表现为记忆框架的明晰、记忆主题的转换、记忆意义的制造和记忆内容的转变这四个层面。与此同时，失独者个体记忆的重构往往以利益导向为标准，通过强化记忆和选择记忆的内在机制深化其个体记忆的重构。于是，“我们都是受苦者”的认知被不断强化和放大，“忆苦不思甜”的倾向令失独者有意识地强调和遗忘某些记忆。由此，阐明了个体记忆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与变迁中不断被重构和改造的事实。

[关键词]社会记忆；个体记忆；失独人群；记忆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记忆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形式，个体对记忆的获得既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作用，同时也依赖于群体的框架[1]（p215-246）。在集体主义取向和建构论的影响下，任何的个体叙述无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零散的、鲜活的个体记忆同样要受制于社会“文本”和“框架”[2](p25-59)，这几乎构成了西方记忆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也就是说，人们从自己所处的社会情境与突发的社会事件中获得了记忆，并通过对个体记忆的拓展与延伸从而上升为一种社会记忆[3](p65-74)，由此与社会成员或其所属群体中其他成员的互动关系中获得某种认同的力量，即构成一种普遍主义的群体认同[4](p45-51)。在有关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互动环节中，学者们常常关注的是记忆从个体层面弥漫至集体层面，甚至国家层面，围绕着具体事件进行叙述和记忆，从而将一种个体化的、事件性的记忆建构为群体性的记忆。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某种认同感和身份许可，他们的社会记忆便存在于这些不同个体的人生故事之中[5](p46-68)。如果说这是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互构进程中其中一个“半圆”的话，另一个“半圆”则在以往研究里常常被忽略，即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的重构，这也是本文所试图解决的理论问题。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失独人群。他们饱受丧失独生子女之痛，在历经了最初的哀伤情绪与疼痛感受后，对过去的记忆渐渐演化为一种异乎寻常的“苦难感”，这其中既涵盖身体之“苦”，也包括精神之“苦”[6](p53-67)。对于他们来说，意外丧失独生子女的精神打击、日渐孱弱的身体、经济生活的压力和晚年能否安度的忧虑都构成了他们个体记忆的基调。在他们的个体记忆里，以社会环境与政策作为触发点，将独生子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视同一种来自国家权力范畴且应该归咎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后果。根据我们多年访谈和跟踪调查的素材发现，围绕独生子女政策，他们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在失独者的认知里，存在着带有偏差的归因导向，这种归因导向甚至成为他们脑海中的一种固定模式，而此种模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对于失独事件的认知和个体记忆的诠释与选择。这恰恰体现的是社会记忆推进着个体记忆的改写，不仅决定着失独人群将以何种眼光来观照自我，也影响着该群体在记忆重构与维护过程中采取何种方式去疏导与化解这种认知偏差。因此，本文将以失独人群为例，着重探讨如下理论问题：个体记忆是如何被社会记忆重构的？个体记忆重构的基本进程有哪些？其重构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

二、失独者个体记忆重构的基本进程
失独者的个体记忆呈现出强烈的阶段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始的记忆不再清晰，这是人类大脑进化至今难以避免的客观现象。根据以往相关研究和实地访谈可知，失独者的个体记忆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在失独事件发生的初期，失独者的创伤感和刺痛感是最强的，他们在面对自己失去控制和失去秩序的破碎生活时，通常无法进行正常思考，对外界的感受表现出混乱、迷茫的状态。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随着失独群体内其他成员的不断介入和参与，一方面分担和释放了失独者的苦楚，使得失独者的心灵趋于平静；另一方面，更多完整而生动的生命故事加入失独者的记忆目录里，有时是相似的体验造就了记忆的高度同化，有时却修正甚至是颠覆了其原本的记忆，导致其个人记忆处于不断变动的阶段。最后，个人记忆会伴随着行动主体对意义的追寻和生活秩序的管理而走向定型，趋向一种更加稳定的状态。概括来看，失独者个体记忆重构的基本进程相应地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失独者个体记忆重构的基本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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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千差万别”到“一致文本”：记忆框架的明晰
每个失独家庭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所历经的人生体验往往千差万别。在现实社会中，这些失独者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各自的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生活状况大不相同。从原因上看，失独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独生子女由于遭受车祸、自然灾害、急性疾病、精神障碍甚至自杀等不同缘故所造成的；从时间上看，有些失独者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子女十余年，而有些人的子女离世才短短数月。每一个失独者都是生动的个体，他们有着千百万种迥异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其具体感受与境遇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果说，分类法可以迅速地给庞大人群分组定性，那么同样的方法在失独群体这里似乎是无效的。因为除了共有“失独者”这个称谓外，他们在现实条件上有着高度的异质性。尽管个人的命运轨迹是千差万别的，可子女亡故给其父母所带来的噩梦般的体验却是这群人的“集体意象”[7](p33-46)，对独生子女的思念与悔恨自责融为复杂难解的情绪，对命运不公的控诉和对现实凄苦的怨愤成为失独者日常叙事架构下的一种共同特征。社会记忆本身就具有集体性特征，是对碎片化、个人化记忆的整合。因此，个体记忆受制于这种集体框架下的社会记忆，这一结构性的力量形塑了个体记忆的逻辑特征与模式，并且在集体与社会中不断习得而强化。这恰好证明在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的互构过程中，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的“吞噬”和“覆盖”，失独者的个体记忆也越来越朝向着某种统一而明确的方向被言说[8](p217-242)。

在失独者个体记忆的重构过程中，他们总是将“独生子女死亡事件”同“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因果关系的连接，将个人的生活事件拓展为一群人甚至是一代人的共同命运，由此说明失独的发生是一整代人的牺牲和悲剧。尽管失独者的个人条件、生活经历各有不同，但在这看似充满差异和特性的细节背后，往往隐含着无法忽视的社会时代背景所赋予他们的共同命运。对失独者来说，这一共同命运发生在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持续变迁的缝隙中，展示了共同遭遇背后那巨大而深刻的苦难[9](p183-194)。个体与社会则被苦难的社会性所联系起来，个体的苦难深究为整个群体乃至所有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与疾苦[10](p146-171)，其经历的苦难超越了个体范围带有社会性的特征。于是，经过对这些千差万别的个人遭遇进行抽丝剥茧，所呈现的便是相差无几的苦难经历和记忆框架。这种高度一致的记忆框架之形成，也与失独者个体记忆的归因逻辑有着密切的关联。基本可概括为：我身为受苦者，不得不去接受社会制度的安排，如今到头来，失去希望，形成自己“受尽磨难”“悲痛难言”的记忆文本。由此进一步表明记忆框架的明晰在整体社会背景下重构了失独者的个体记忆。

（二）从“过度哀伤”到“理性表达”：记忆主题的转换
意外失去独生子女会导致失独者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11](p145-146)，并长期沉浸在哀伤情绪里，诸如易怒易躁、健忘、失眠乃至厌世症状的出现，而这种情况的改善往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过渡才会有所缓和。初期，在他们的回忆里，所思所想全是已故的子女，情绪上和身体上都被悲伤体验所淹没，继而对现实产生一种脱离感，他们会感觉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仿佛和自己没有关系，或者感到一种恍若隔世的麻木。就像他们自己所表达的一样，“感觉那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脚踩棉花似的，一天天地耗，常常抱头痛哭”，而这曾是所有失独者在回忆过去时都曾有过的表现。结果便是令这些个体的社会行为从有序走向无序，而这些源自心理层面的强烈情绪一经蔓延，身体和精神会自然地启动自我保护与隔离，甚至引发更多的身体疾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失独者开始逐渐告别过度哀伤的状态，行动和记忆的主题也慢慢趋向理性表达。失独群体的社会行动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必须立足于目前的困境，以及未来可预见的困局，为自己的晚年生活争取更多的保障与依托。这也必然导致失独群体的目光不仅注视着过去，更将投向未来。显然他们明白诸多问题从开始提出到真正解决，并非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因此，“理性表达”或许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象征，其背后蕴含着每个失独家庭或群体对正常生活的渴盼与需求。这也说明每一位失独者都在身体力行地、冲破一切阻碍向国家传递突变的人生经历所赋予他们的苦难与创痛。

记忆主题的切换除了能避免让失独者长期被消极情绪裹挟以外，更为他们的现实行为占据了合情合理的根基。在记忆互动交融的过程中，大家从网络世界走到现实世界，更加熟识和了解。而伴随着记忆主题的切换，不仅有利于加强失独群体内成员的凝聚力和亲密度，同时也更加有利于他们对共同诉求的转达和表述。

（三）从“失独者”到“受苦者”：记忆意义的制造
在失独者个体记忆的重构进程中，不单单是其记忆内容发生了转变，对意义的制造也同样起着关键作用。最初对这个群体的称谓是“失独者”，后来随着在群体成员和媒体力量的配合下，逐渐出现了更多的例如“失独家庭”“失独父母”“失独人群”等概念，但这仍然不能完全地表达他们特殊记忆的社会意象和内在意蕴。因此，只有将“无意义”转变为“有意义”，建构起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记忆逻辑，从而超越社会事实本身的客观存在进行社会想象和文化建构，才能达成为个体记忆制造意义的目的[3](p70-74)。失独者认为，之所以他们成为独生子女家庭，是为国家的发展让步，是“舍小家为大家”“为社会制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因此，“独”本身就是他们的功劳、奉献和付出。毫无意外，这几乎是每个失独者在访谈中必谈的部分，但是，“独”暗藏的巨大风险让他们最终成为“可悲的一代人”“牺牲的一代人”[12](p14-21)。也就是说，在时代背景和家庭结构的相同条件下，失独者面对着共同的文化身份和缺损意义。2013 年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通知里明确了失独者是“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时，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失独者对于“特殊困难家庭”一词颇有微词，认为采用“特殊奉献家庭”都要好于前者。在他们看来，所谓的选择不过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后果，而制度化的风险后果却要由自己承担。究其根本，他们要表达的重点是既然“独”是有意义的，那么，失了“独”也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从“失独者”到“受苦者”身份意义的建构过程，最终是为了凸显该群体由于丧失唯一子女之后的“苦”果，进而将失独者的“苦”升华为社会外界和其他人对失独这个事件及群体的认可，从而促进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群体认同和社会整合[13](p67-94)。同样这也体现了不同的记忆社群——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对于真相的争夺与协商[14](p5-23)，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在计划生育政策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基层计生工作确实具有简单化和粗暴化的倾向。但也正是这样，选择面对和接受这番“苦”的人显得格外悲壮，才让“苦”变得更加沉重，更让个人选择同整个大时代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根本的联系[15](p79-92)，从而给失独者的记忆制造了意义。

（四）从“现实选择”到“严格执行”：记忆内容的转变
客观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最初在国家正式出台相关政策之前，主要是通过提倡、号召和鼓励的方式，比如晚婚晚育、延长女性两胎生产的间隔时间等等。有很多自觉自愿响应提倡和号召并且主动生一胎的妇女或家庭会得到奖励和褒扬，如授予“先进家庭”或“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通过单位、社区等熟人社会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调整着个人和家庭对于生育行为的看法与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开始只生育一个子女，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质量而非子女数量。据此，计划生育政策也开始逐渐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被大力推行。此外，从个人层面来看，多子女家庭更加渴望给予子女一个单纯、完整和集中的成长环境。加上20世纪80年代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女性对职业追求与奋斗的热情高涨，摆脱了传统社会赋予女性主内的固有角色，令她们在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中选择了工作和家庭“两手抓”的模式。这是在同一历史阶段中主体的现实选择，也是对历史真实和社会事实的侧写，实际上都凸显了在面对国家政策时，个体具备一定程度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政策，旨在提升人口质量而非数量，随后却因其基本国策的重要地位而被纳入国家法律的范畴。失独者如今对这项政策的情绪是极其微妙的，事实上，不光失独者，社会其他成员对于这项政策都有着难以名状的复杂立场。也正因如此，与之相关的争论和指责在失独者的个体记忆里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常常成为失独人群抗争时的重磅武器。所以，在失独者的个体记忆里，关于当时“为什么只生一个孩子”的叙述中形成高度统一，传递给外界的印象已经演化为一种非自主选择以及非自主行为的被动性后果。由此，为失独人群的权益争取提供了正当性与合理性，失独者的个体记忆逐渐呈现出从“现实选择”到“严格执行”这一记忆内容的转变，体现了失独人群的普遍认知与共识。

三、失独者个体记忆重构的机制
在社会记忆与个体记忆的互动关系中，后者常常会伴随着前者的调整和转变也相应地变化着。而以个体记忆为基础建构起的社会记忆，又必然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重构着个体记忆原本的面貌。所以，失独者关于过去和现在的记忆同样不断地被调整和改造。最初，他们的叙述与表达只有一些浅显的观点或简单的描述，是一种有着巨大扩充空间、类似扁平状态的存在。但经由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的重构，一些具有导向性的信息开始加入，裁剪或重组了失独者的个体记忆，此时个体记忆就被改写了。最后的结果便是相似的内容被记住，并不断地放大和强化，但相反的内容则被选择性地遗忘甚至全盘改造。

（一）失独者个体记忆重构的标准：利益导向
从客观上看，独生子女的大量涌现使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急剧转向，而这一转向则强化并加速了老龄化时代的到来[16](p71-82)。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到来，普通的老年人群尚且面临着诸多的养老困境，更不用说丧失唯一子女、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失独者。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旦独生子女遭遇意外，其父母承受冲击与风险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同时，风险的承受力还会因年龄的增长和收入的减少而急剧下降，使他们成为一种特殊的弱势群体类型。失独人群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常常面临着“求助无门、维权无据、病无所医、老无所养”的艰难困境[17](p72-79)。最直观的表现便是经济赡养的缺位、情感反哺的中断等等，直至安全感的全面丧失，他们似乎已经明确地预料到自己将会迎来怎样的生活。所以，某种程度上看，他们对于自身利益的表达与争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失独者的利益表达还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制约。从主体上看，由于失独者地域的分散化，身体行动能力的下降等原因，失独者个体化的利益诉求影响力不足。从客体上看，现阶段针对失独者所制订和设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年龄多为四五十甚至更高龄的失独父母依靠有限的收入无法维持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刚性需求。另外，社会扶助方式单一，社会政策标准不统一，各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过大等问题，都无一不冲击着失独者本就脆弱的内心。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的不幸遭遇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他们常常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社会角色，这些感受几乎切断了失独群体本就有限的表达渠道与空间。当他们试图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时，常伴左右的恐惧感、忧虑感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庞杂、琐碎的细节常常吞没了主线。尤其是在面对国家这个强大的运作机器时，他们开始意识到共同命运和共同情感的群体成员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唯有抱团取暖，才能为争取自我权益谋得些许空间。

个体记忆的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记忆的支撑与延续，并在虚拟的记忆空间里为自己立言，以强势的群体替代弱势的个体来与更强大的对象博弈，从而为个体谋取利益提供重要保障。这也就意味着，获得权益并争取权益最大化的目标又进一步重构了失独者的个人记忆。一方面，从主观上讲，失独者作为个体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根本上具备了与社会记忆保持一致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讲，社会记忆也通过统一失独者个体记忆的内容与立场，由此建构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记忆共同体。趋利避害不仅是所有人类的本能，也成为失独者个体记忆重构的主要标准。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因自己所历经的痛苦、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贡献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正是这种利益导向构成了失独者维权行动的根本依据，保障其实际利益的争取和落实。只有当他们以一种高度统一、腔调一致的姿态去面对国家政府时，才能获得政府更清晰、更确切的回应。总之，这种只有在集体框架下才能获得的利益，使得个体主动选择与集体的记忆不断靠拢并达成一致，以此不断地影响和改变失独者的个体记忆，进而达到对个体记忆的重构。

（二）失独者个体记忆重构的机制
叙述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在人类的生命记忆中，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与经验的积累，过去变得多元与复杂。其实，在人类复杂的记忆机制作用下，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很难对生活中具体的、细微的片段做到准确无误，所有的记忆实质上都是一种选择性下的记忆。尤其是那些被附上了重大意义的关键事件，势必在不同程度上改写甚至扭曲我们本来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失独人群的伤痛记忆也有了相对明显的变化趋势与转移，一方面他们强烈地抒发和表达某些内容，另一方面却又选择性地忽略或遗忘某些内容。这在我们的跟踪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下文中将以多位失独者（如表2、表3 所示）在不同时期的访问记录为个案研究，呈现其个体记忆被重构的阶段性特征及内在机制。

1.强化记忆：“我们都是受苦者”。失独者的个体记忆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包含他们对于不同记忆主题和内容的偏好与筛选，并通过某种内在倾向调整着记忆本身，从而不断强化其自我认同和意义空间[18](p121-126)。如原本在问到他们“为什么只要一个小孩”时，那些源自经济压力方面、事业追求方面和身体状况方面的因素多多少少也都存在于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如表2所示），这些线索在实地访谈和跟踪调查中屡见不鲜。但计划生育作为颇具历史意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失独者的视野中显然更是一种特殊意义事件（或称关键事件）。对焦于特殊意义事件（或称关键事件）以及各种细节信息、发生过程的回顾，这一进程就是个体记忆被不断解构和强化的过程。对失独群体来说，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和认知就发生在其记忆被改造的过程里。与此同时，在当下的时空里，持续发生的事件、由其他成员新增的材料都会构成失独群体的社会性记忆，反过来又影响着失独者的个体记忆。总之，记忆的主线是明确的，其内容伴随着不断反复的记忆行为而变得愈发清晰。

表2：失独者个案访谈资料对比图（强化记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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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独群体的记忆进程里，同样也充斥着“关键片段”的身影。很多未曾发生的亲身体验却一遍又一遍地被提起、被强调，且充满了代入感和现场感。实际上，失独者所进行的回忆和叙述都是一次对自我的叙述和对其个体记忆的修正。经过改写和修正后，在失独者的个体记忆中，很容易将“独生子女政策”同“独生子女死亡事件”进行因果关系的连接，建构了自我作为“受苦者”的形象，将个人的生活事件拓展为一群人甚至是一代人的共同命运，将失独的发生视为一整代人的牺牲和悲剧。对失独者来说，不断地重现和强调现实的残酷，一方面是为了凸显他们遭受的心理伤害以及他们如蝼蚁般的底层形象，另一方面则是经过此般动作，失独者的集体行动和频繁维权也就有了制度上和道义上的理由。

2.选择记忆：“忆苦不思甜”。在个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种目的性遗忘的现象，有时是因为具体事件本身所带来的感受和冲击是个体无法承受的，以至于个体会主观选择竭力避免、不再回想[19](P255-260)。有时却是个体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和需要，对某些内容避而不谈。记忆本身是一个再建构的过程，随着后续信息的注入，失独者常常会心照不宣地填补某些不可知的内容，刨除那些不利于自己、不利于集体意义的内容或细节[20](p69-75)。事实上，经由选择记忆机制的作用，失独者通常将注意力放在当年社会状况及政策执行的力度和强度上，再加上一些亲历者或在场者的回忆渲染和生动描述，催化了他们对某些“苦”的记忆内容的认识。于是，失独者个体记忆的着眼点均集中在诉苦上，宣泄他们的不满[21](p97-109)，诸如他们对那时候社会状况与政策的印象，将个人生育行为转换为一种非自主行动，强化了社会、政策等因素的控制力量（如表3所示）。也就是说，在个体记忆重构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他们主动地选取符合意图的正确记忆，而抹去真实记忆，从而造成个体记忆的扭曲与改写。

与此同时，相对客观和理性的内容却几乎难见踪影，全面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也有“甜”的部分：一是统一的奖励政策。比如减免节育手术费，以及术后，准予妇女休养数天。目前，全国各地社区和计生部门都免费提供避孕用品和节育技术服务，以满足群众的节育需求。二是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政策。比如独生子女父母的工资及退休金方面有额外补贴，以及独生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的优待。三是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扶助奖励政策。比如在中考、高考录取时，农村独生子女可以依法在原分数上加十分等。这些相对积极和肯定的计生政策内容却鲜被失独者所提及，甚至成为其个体记忆中有意忽略的部分。由此可知，“忆苦不思甜”的选择性记忆，导致失独者个体记忆的落脚点在他们“应该”或者说“需要”记忆哪些内容才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其直接后果便是追求记忆的有用性而非真实性，但恰恰是这样的个人记忆偏离了其实际面貌[22](p109-112)。

总之，上述内容详尽分析了失独者个体记忆的重构机制，明确了该群体正是由于强化记忆机制和选择记忆机制的影响而改写了其个体记忆的原本面貌。在被改写的记忆中，失独者所遵循的归因逻辑是：国家提倡群众都按照计划生育政策来执行，只生一个子女，那么出了事自然要找国家讨个说法。简单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独生子女死亡→独生子女政策→国家责任主体。这几乎是所有失独者个体记忆表达的共识与特点。因为在事实逻辑下，失独事件的归因往往成了一团乱麻，寻责无头。于是，在失独人群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要以他们的逻辑来替换事实逻辑，从而为他们的追责行为建立一种因果联系。通过调整和改写他们对失独事实和自己遭遇的创伤体验的诠释路径，以完成对个体记忆的重构。

表3：失独者个案访谈资料对比图（选择记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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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个体记忆本身是具有延展性的，在其产生、强化与重构的过程中，有关过去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换，持续地衍生出各种新的变化。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时间越长、掺杂的素材越多，个体记忆被改变得就越多，一些变形、扭曲甚至是歪曲现象的出现也似乎不令人意外了。社会记忆是如此复杂，它同时连接着社会及其成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失独者而言，他们所经历的人生故事受制于特定社会背景和历史情境，同时又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感性认识与体验。同时，其个人记忆是一个不断被改写和强化的过程，既要满足当下的需要，也映射出个体对内在的自我认知与身份定位。在具体的演化进程中，失独者的个体记忆持续被社会记忆所重构，遵循利益导向的标准，在不同阶段下从框架、主题、意义和内容等方面完成了对其个体记忆的改写。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记忆的强化机制、选择性遗忘机制两种模式，使得失独者个体记忆的本来面目被不断地调整、修正、补充甚至替换。

总体而言，社会记忆对于个体记忆的操控与改写是毋庸置疑的，个体记忆的重构势必要经由社会记忆的诱导和推进。事实上，历史已经过去，如果社会记忆以缺乏理性和刻意强调的状态而存在，那它将会强烈而深刻地影响社会成员及其文化心理习惯，甚至改变着个体本身对于过去的感知与回忆。也就意味着失独人群的记忆不仅是心理层面的问题，更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失独人群的记忆演化路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通过各种形式、主体策略和机制运作，深入地参与和主导着失独记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刻写与再现。通过挖掘失独人群记忆重构的策略与可行路径，探讨如何为失独人群迈向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提供实践启示，以及如何为这一特殊边缘群体的后续治理提供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由此化解失独人群被改写记忆下形成的偏向认知与心理，重建其生活希望等。这些都应是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追求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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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2.011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2-01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创伤视角下失独人群的适应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19CSH050）。

作者简介：彭扬帆（1989—），女，湖北红安人，社会学博士，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徐晓军（1975—），男，湖北黄陂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幸